雖然共產黨現政權在進行迅速的建設恢復工作，以實現共產主義；雖然人民也因之受到了一些苦難，但中華民族至少是有十多年沒有內戰了。此外，大陸之物質建設亦感人良深，迫使西方人重新對我中國人進行評價。他們將我們看作是有智慧的民族，並預言中國將很快成為世界上的一等強國。我對共產黨的感情是敬仰之心和恐懼之心兼有。不論是誰做了這工作，國家資源是得到了很好的保護的。這樣看來，我自己雖然失敗，而且寄居異國，但我還是問心無愧的。

其間，我派甘介侯博士作為我的私人代表前往上海與顏惠慶、章士釗、雷震、江庸等社會名流磋商，希望他們作為中間人士前往北平，幫助在政府和共產黨人之間搭橋。其後，1月31日，我又和邵力子同往上海親訪他們。

在我取得總統職位之初，我曾試圖改變蔣先生之專製做法，建立真正的憲法政府，使其行政權力歸於行政院院長（內閣總理），而不給予總統。然而不幸，行政院院長孫科博士正是我以前在副總統競選運動中的敵手，他在1948年12月中接任了翁文灝博士的行政院院長。

1949年3月12日，我把新政府的名單交給立法院批准，投票結果是二百零九票對三十票，這樣就正式成立了新政府。政府成員名單，現記起的如下：

自蔣氏離南京不久，我就致電孫中山夫人、李濟深、民盟領袖張瀾、章伯鈞、張東蓀，還有其他一些人等，他們都代表一些小派，其中多數人過去都曾反共。但是抗戰勝利后，他們都變成反對國民黨而贊成共產黨，究其原因，固然是共產黨「統一戰線」政策之妙用，另一方面也實是蔣先生一派所迫成的。但是這些人對我還友好，似乎不懷惡感。我若得他們的支持，定能造成第三種力量，以製造反共之輿論。這樣共產黨就不得不放棄毫無意義的把內戰打到底的目的。

1946年，蔣先生告訴在南京的蘇聯大使，他準備考慮斯大林的建議，並表示希望訪問蘇聯。斯大林隨即派了一架專機到新疆省會烏魯木齊，以便蔣去莫斯科訪問，他指示在南京的蘇聯大使館和蔣做好去莫斯科的安排。羅申告訴我他就是負責這一個計劃的。飛機到了以後，羅申想約見蔣先生，但蔣先生卻拒絕接見他，羅申有些絕望了，便設法和蔣經國聯繫，在以前的許多安排中，他已經和蔣經國有過接觸了，但蔣經國這次為了避免見他而到上海去了。羅申跟著到了上海，但卻無法在那大城市裡找到蔣經國。這樣，這一切都沒有能夠成為現實，蘇聯在烏魯木齊的飛機只好飛回去了。機上沒有接到貴賓。

此時美援是唯一能使氣息奄奄的病人活過來的藥物。南京政權從蔣轉到我這一事實給有效用藥創造了條件。競選副總統時，我曾對人民許諾說將給中國帶來民主改革。蔣先生走後，人民都望政府中的腐敗也隨著走了。我任總統頭兩月中，到處都有繁榮和歡樂的景象。如美國國會和白宮領導人目光遠大，立即更改對華政策以適應中國之局勢，並提供貸款給我以制止通貨膨脹，整個局勢恐已大變了。與此同時，由於有了公眾對政府的重新支持，加之武裝部隊士氣的重新高漲，我們也可能成功地保衛長江，並在政府中實行有效的民主改革，這樣我們才能與共產黨在談判中最終求得和平解決，至少可使半個中國得以自由。

我回南京后不久，那個人民代表團在北平和共產黨首領磋商后回到了南京，劉仲華向我報告說，共產黨權威人士表示只要我斷絕同美國人的聯繫並協同消滅蔣介石派殘餘勢力，他們就願意和我合作。顯然，這是共產黨要使蔣先生和我不和。至於我和美國人的聯繫，我尚未接到過任何美國援助，美國政府就是提供了經濟幫助給予中國政府，那也是和原先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提供的貸款全然不同的。我們絕不會以主權和美國金錢來做交易。基於這個理由，我起草了五點回答給共產黨。叫劉把它帶往上海，以便第二個人民代表團把它交給共產黨首領。下面就是我提出的五個要點：

我還邀請陳光甫加入這個前往北平的代表團，但遭拒絕。陳氏是有名的銀行家，我多年老友，1928年蔣先生有意讓他擔任行政院的部長，但陳氏謝絕了。當我勸他接受時，陳氏笑道：「將來，老兄當了一國之元首時，無論你叫我幹什麼，我一定接受。」而今在上海，我重提往時的請求和他的諾言時，陳氏卻說：「大勢已去，只九_九_藏_書好取消前言了。」

首先我說看到中國人民的苦難，中國政府一直誠心誠意地爭取繼續和共產黨的和談。我們希望共產黨和政府達成協議，以便我們能一起為中國的民主重建而努力。我強調說十月革命后一開始，西方的民主國家力圖阻止國際共產主義的擴張。但二次大戰後，蘇聯布爾什維克控制了整個東歐，開始了對西歐的「冷戰」，當西方正在建造堤壩阻止「赤禍」在西方泛濫時，讓它在東方自由泛濫是明智的嗎？我說，如中國現政府倒台，我相信整個遠東會隨著崩潰。我請西方國家注意中國在世界未來的政治發展中會佔樞紐地位這樣的事實。沒有人應該低估中國內部災難的嚴重性，也不應袖手旁觀。

在結束時我誠懇地說，我的政府並不向美國、英國和法國請求物質幫助，但我希望在座的先生們會把我的意思轉達給他們尊敬的本國政府，強調我們需要他們的道義支持。更具體地說，我敦促三位使節發表聯合聲明，對目前中國國民黨、共產黨之間的談判表示深切的關懷，我請三國政府表示他們衷心的希望，希望談判會導致和平解決。這樣中國和全遠東的和平能維持住，他們發表聯合聲明將會給予共產黨談判的政府代表團相當大的鼓勵，也將充分警告國際共產主義分子不要插手中國。

1949年1月27日，我正式致電毛澤東，倡議和解。該電文如下：

選擇他的繼承人是個新難題，經過相當的考慮以後，我決定把他的職位讓何應欽繼任，何剛辭掉中國駐聯合國軍事代表團團長的職務從紐約回來。白崇禧和吳忠信到上海把我的親筆信交給何，但是何斷然拒絕了。3月9日我親自拜訪他，他仍然拒絕接受，但是我還是設法引他談起了二十幾年前的一些歷史事實，就在蔣先生於1927年8月第一次辭職以後，我和何在南京合作。我誠懇地說：「敬之老弟，歷史正在重演，蔣先生又辭職了，南京再度垂危，當你以前的同事孤獨的時候你能無動於衷嗎？」何將軍看上去受了感動，表示願意幫忙，但是他說沒有蔣先生的讚許他不敢做任何事情。我立即叫吳忠信打電話到溪口，向退休的總統報告何將任新職的事情。蔣回答說：「讓德鄰弟自己安排一切，我是退休的人，能說什麼呢？」何聽到蔣這客氣的回答不寒而慄，請求我允許他遠離政界。

我完全清楚，即使這個建議被接受，共產黨也不會和我們談成功的。我覺得如果我們能阻止他們過長江，他們就別無他法，只得接受我們的建議，我們是不是能守住長江還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當總統之初，有三種任務緊迫眉睫。其一，為著結束內戰，我不得不誠心同共產黨人舉行談判，以求和解。其二，我不得不阻止共產黨人渡過長江，以求得體面的和平。同時，我還必須鞏固內部的團結，實行民主改革，以便重得民眾之支持。其三，我必得尋求美援，以制止通貨膨脹，物價狂漲，因通貨膨脹實在比共產黨之威脅尤大。

我和何應欽要克服無數困難才能組成新政府。我們不容易找到適當的人才來填補政府各部的空額，特別是財政部。前部長徐堪已辭職，不願意再回來。我們打算把這個職位給陳光甫或者張公權，他們都是上海有名的銀行家，但是他們兩人都婉言謝絕了。我們讓他們推薦一個，他們看中了中央銀行的總裁劉攻芸，他是蔣先生完全信任的人。我沒有見過他，也從來沒有聽說過他。但是何很了解他，接著何便接受了這個人。

劉和翁兩人都得到我最大的尊敬，因為在那個時期沒有人想捲入政界，完全是愛國心使他們為了國家的利益而不顧個人的利益。但是，翁一接受任命，蔣立即派了一個代表去秘密見他，翁遭到了一頓辱罵。那個代表讓他記得他是靠委員長發家的，並責問他怎麼會無恥到原先的主子一退休就向「桂系」投降的地步。翁給說得心煩意亂，後來他一從法國回來九-九-藏-書就投向共產黨，可能就是因為他對蔣心地狹窄的反感。

這錯誤的陳述可能是由於在中國的美國外交官員太敏感，也可能是由於有些中國人散布謠言想迫使美國人迅速改變對華政策。據我回憶，我和蘇聯人的所有接觸僅僅限於和羅申的簡短談話。在1949年我們根本沒有和蘇聯人進行過任何認真的談判。

我組成新政府以後授權行政院院長組織一個正式代表團，根據以上三條原則和共產黨談判。何應欽通過電話和蔣先生商洽以後，指定張治中、黃紹竑、邵力子、章士釗和李蒸組成政府代表團，以張治中為團長。當行政院何院長把名單交給我批准的時候，我加上了劉斐將軍的名字。接著張治中將軍到溪口去取得蔣的批准，然後，我們就給共產黨打電報，把名單通知他們。3月26日，北平共產黨當局指定了一個包括周恩來、林祖涵、林彪、葉劍英、李維漢和聶榮臻的正式代表團，他們建議把4月1日作為在北平開始和談的日子。

值此關鍵時刻，國民政府不能從南京遷走。類似任何輕率舉動都定然會予共產黨人以足夠的借口來拒絕進行和平談判。其次，政府方面的任何舉動都會影響民眾的心理和士氣。我雖反對，然則蔣先生自南京引退後不久，孫科就把行政院及其所屬各部遷往廣州。立法院的CC系分子步其後塵。南京城空了一半。幸好，立法院大部分委員卻情願和我留在南京。

1949年2月14日，由顏惠慶率領的第二批人民代表團到北平以後，共產黨派林彪、董必武和葉劍英和他們談判。共產黨電台正式宣布說，他們願意和政府和談。2月25日，我一從廣州回到南京就召集了所有在南京的領導人開會。會上我們採納了以下三點，作為將來談判的基本指導原則：

在和我不和期間，孫院長顯然錯了。他的不計後果的舉動在立法院引起了普遍不滿（他原是立法院院長）。立法委員們動議對他投不信任票，他狼狽之極，向我提出辭職書，但我私下又交還給他，叫他不要泄氣，而應和我協調一致，共同克服政府之危機。3月7日，孫氏復來見我，要求我解脫其職責。既然大多數立法委員都覺得在當時孫氏不是能肩負責任者，最後我只好接受他的辭呈。

當我講完話回到座位時，我瞅了一眼美大使，希望他會附議，想不到，司徒雷登採用滑頭政客的通常辦法，他避免看我，而邀請英外交使節代表三人講話。英國外交官員作了簡短、措辭謹慎的講話，他的講話把我的要求擱在一邊，顯然迴避一切問題。這使我意識到西方已決意袖手旁觀，眼看中國政府垮台。

多年來，我和孫科博士的私人關係頗好，但在副總統競選活動中，我的支持者，特別是黃紹竑做得過分，竟至揭露孫博士作為一個政治家的陰私，黃氏用假名發表了幾篇文章，重提舊日的桃色事件——「敝眷藍妮」。藍妮是一個頗有姿色的交際花，曾有個時期是孫博士的情婦。後來，她還叫兩個女兒稱孫氏為父親。抗戰時期，藍妮一直留住上海，並且得到了一筆相當可觀的不明來歷的財產。日本投降后，所有偽官員的財產都由政府沒收，其中也包括藍妮小姐的。於是，當她以前的情人回到南京當了立法院院長時，她便拚命向他求救，試圖取回被沒收的財產。孫氏便給上海負責官員去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把藍妮稱作「敝眷」。那時藍妮小姐也頗有名聲，照片也常出現在中外文報紙的頭版新聞上。所以，孫氏此信便成了轟動一時的笑談了。而「敝眷」二字更是好久都用大體字排印出來。

由於無法和蘇聯人和解，我們這段時期的外交活動集中在美國人身上。我們經常和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博士接觸，司徒雷登博士是我的好朋友，我們一直相處很好。我在北平工作時，經常和他共餐，他也請我去燕京大學以答謝我的盛意。我還認識了傅涇波先生，而此後，在我留在北平的時候，他成了我的行轅中的常客。

第二個人民代表團於2月14日飛往北平。在此期間，長江下游的戰鬥實際上已經停止，因為共產黨人正在休整軍隊。我們也有幾十艘炮艦在長江上巡邏，看來足夠阻止共軍渡江。這樣寧滬地區的緊張也就趨於緩和。樂觀的氣氛看來重新在這兩個市的街上出現。所有的人read.99csw.com都期待著北平的好消息。但是就在這個時期，行政院在孫科率領下，突然從南京遷往廣州。非常明顯，此舉旨在抵制我的和平努力。

但在今天回顧那時的情況時，我不禁不寒而慄了。今天我感到慶幸的是，當年與我打交道的美國方面的領袖人物都是一些沒有經驗的人。這些人在現狀不變的局勢下指導世界事務是能幹的，但處理起嚴重的國際危機時，則肯定是無能為力。如果他們要像約瑟夫·斯大林那樣冷酷和精明，像他一樣善於抓住時機，中國肯定是會完了。如果美國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長江和毛澤東劃分中國，中國就會陷入像今天的朝鮮、德國、寮國和越南同樣悲慘的局面了。南部政府得靠美國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蘇聯鼻息，除各樹一幟、互相殘殺外，二者都無法求得真正之獨立。又因中國是六億人的大國，這樣一來，她就會陷於比前面提到過的幾個小國家更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創傷則恐怕幾代也無法治好了。如果這種事情真的發生了，在我們敬愛的祖國的未來歷史上，我會成為什麼樣的罪人呢？

我從未料到華盛頓的最高決策人竟會是一群目光短淺的政治家。當共產黨卷地毯似地征服大陸時，他們甚至連聲都沒有吭。就在這時，共產黨統治中國后，共產黨集團變得異常強大，而朝鮮的共產黨人又變得如此大胆，竟在第二年開始了朝鮮戰爭。

我和美國外交家的接觸在和談進行時達到高潮。雖然我知道取得美援是不可能的，但我仍希望美國至少會給我們道義支持。在4月中和司徒雷登大使的一次長談中，我建議他以大使名義為我舉行茶會，邀請英、法大使出席。承蒙司徒雷登大使好意，按我建議的那樣做了。在茶會上，我應大使的請求發表了講話，英、法外交使節也在場。

我還得對付CC系的其他反對者。CC系那班人都心胸狹隘，他們從不知道我之接任總統乃是克服政府危機的必要步驟。他們簡單地認為，中央政府中權力變動為「桂系」爭權的「最終勝利」，無論什麼場合，他們都抵制我。所以，在蔣氏幕後指揮之下，孫科派和CC系就聯合一致，共同來陷害我。其第一步就是把政府從南京遷往廣州。

我一回到南京，又面臨了一項辭職，這次是總統侍從室秘書長吳忠信。我本來想讓翁文灝博士填補這個空缺，但我猶豫不決，因為翁以前是行政院院長。根據中國官場傳統，總統府秘書長的地位對於前行政院院長來說是太低下了。但是我決定無論如何要試一下，結果出我意料，翁立即接受了這項任務。他說：「我能為國為民做什麼事情，我一定毫不猶豫地去做，國家瀕臨滅亡，我怎麼可以把這個職位看作是對我個人的侮辱呢？」

後來劉攻芸也受到了蔣先生同樣的辱罵。1950年初，劉在香港的時候，向台北「外交部」申請要一個護照。「外交部」很謹慎，不敢在沒有得到蔣介石允許的情況下給他發這樣一個重要的護照。他們把收到劉的申請的事向蔣先生報告的時候，蔣先生非常生氣。我從可靠人士那裡得知消息，蔣用手捶了一下桌子說：「劉攻芸是已經投降桂系的反動派。」這樣，劉的申請被拒絕了。

就是在早期，我就與司徒雷登討論過了美援問題，但是這位未來的駐華大使總是批評中國政府的腐敗。蔣氏引退後，我和他在南京又有接觸，我正式請求他敦促美國政府借給中國十億美元，或者至少五億，以幫助制止通貨膨脹。我強調地請他注意蔣引退後中國政局已完全改變的事實，並向他保證今後將有效地使用美援。如果美國現在拒絕幫助中國來阻止世界共產主義的擴張，今後他要在遠東做https://read.99csw.com同樣的事就要多花百億美元，而且不會有什麼效果，還使美國青年不得不流血。我提醒美國大使說，如美國不願在現在採取行動，而願在今後採取行動，他們只能希望得到帝國主義的頭銜。但大使很頑固，拒絕了我們的請求，說由於蔣先生仍在幕後控制著政府，中國的局面沒有改變，美國對遠東外交政策已定，現在絕不能改變。

我接著派吳忠信到溪口請求蔣給何說幾句話。蔣先生給何打電話，相當冷淡地說：「既然德鄰想讓你擔任那個職務，接受下來吧。」何應欽到溪口從「退休老人」那裡取得更詳細的指示以後，最後接受了我的任命。

對於蔣的背信，斯大林非常生氣，他命令蘇聯在中國的所有外交官和領事都採取與中國政府不合作的政策。東北給共產黨佔領以後，蔣先生又重新向蘇聯大使要求訪問蘇聯，他埋怨兒子以前的安排沒有成功。羅申打電報把這個消息告訴莫斯科的時候，他從斯大林元帥那裡得到一個簡單的答覆，斯大林元帥說既然蔣介石是個不誠實的人，羅申可以不理睬蔣的請求。因此，當我召見羅申的時候，他說：「現在已經太晚了，我親愛的總統先生，中國永遠也不會斷絕同美國的聯繫，蘇聯能為它做些什麼呢？」由於他的話這樣挖苦，我沒有就這個問題繼續談下去，我們的談話就這樣結束了。我已經知道蘇聯在過去三年中真正想得到的是中國保證在一旦蘇聯捲入戰爭的時候保持中立，我指示甘介侯博士再度和蘇聯大使商談這件事。但是蘇聯的價錢大大提高了，斯大林不再滿足於一個中立協定，他堅持要中國和蘇聯建立真正合作的關係。蘇聯人建議，中國為了表示誠意，應盡量驅逐在中國的美國人。

起初，他說：「在敵炮火轟鳴之下，我們怎能處理政務呢？」我說：「哲生兄啊，在八年抗戰中，有哪一天不是在敵炮火轟鳴下過去的？」因為我竭誠力勸，孫氏最後乃同意回返南京。我經桂林、漢口於2月25日飛回南京。孫氏跟著於2月28日回抵南京。政府的所有人員都回到南京來了。這樣總統和行政院之間的爭執乃告結束。只有國民黨的中央黨部在CC系控制下，仍留在廣州。

我們代表團啟程的前夕，我把居正、閻錫山、白崇禧、張治中和別的一些領導人叫來開了個會，會上我建議組織一個指導委員會來監督即將到來的與共產黨的談判。接著，除我以外還有十人被選進了這個委員會，他們是：何應欽、于右任、居正、張群、吳鐵城、孫科、吳忠信、朱家驊、徐永昌和董顯光。實際上孫科已經離開南京，我們在他缺席的情況下選他作委員。4月6日，何應欽乘飛機到廣州把這個委員會的名單交給國民黨常務委員會正式批准，希望政府和執政黨能進行更全面的合作。

1948年4月，孫科作為蔣先生的「黑馬」，參加副總統競選活動。黃紹竑很有文學天才，便在這時改了一下前次的題目，發表了另一篇兒女風情紀事的文章。這使得孫博士尷尬萬分，並認為我手段惡劣。選舉失敗，他或許可以忘掉了，而黃氏重提藍妮之事，則恐怕是不能忘懷的。現在正是他進行報復的好機會了。

正是在這個時候，我派甘博士把目前的情況告訴了美國大使，並且請他發表支持的聲明。這本來可以增加我們的旨在取得蘇聯勢力以迫使中國共產黨與我求得和平解決的談判本錢的，不幸的是，幾個月之後，這件事被美國國務院的白皮書作了錯誤的報道。白皮書是這樣寫的：

然而事實證明，所有這些都只是我的如意算盤。因為共產黨的勝利已成定局，民主人士就不願意回到國民黨冷冷清清的屋裡來了。而正當此時，共產黨「統戰」人士尤其活躍，就如李濟深，因受親共同事之包圍，業已離香港往北平出席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去了。

同時我們試圖和美國政府直接接觸，我們駐華盛頓大使顧維鈞博士是一個謹慎的政治家。他向蔣先生請示。白崇禧曾數次向何應欽和我建議要換掉他，但何應欽的神經太緊張，沒有溪口方面的允許，他不敢採取這一行動，即令我們能夠比較順利地找到一位能幹負責的駐美大使，也無濟於事，因為蔣存心想看著我們完蛋。

當政府忙於作和平安排的時候，我加緊了我們的外交活動。我當總統以後，我就立即召見蘇聯大使羅申，我想看看我們是不是可能和蘇聯人作一些安排來停止中國的內戰。我聽說蔣先生已經早在1944年或者1945年就為同一目的和蘇聯人接觸過。1945年底，委員長的大兒子蔣經國已經到過莫斯科，斯大林告訴他，在蘇聯幫助中國政府以前，中國和蘇聯之間必須簽訂一項中立協定，在中國必須組織一個有中國共產党參加的聯合政府，蔣先生拒絕了蘇聯的這項建議。

甘博士向我請求進一步的指示的時候，我說不可能接受蘇聯的條件。我叫甘氏通知蘇聯人，我們和所有友好鄰國誠懇相待，中國不想歧視任何國家。蘇聯大使粗率地回答說，他們的政府和我們政府之間進一步的談判要以接受他的建議為條件。

因之立法院分裂，兩派公開彼此彈劾，亂七八糟。我深感為難，以致不知所措。我在南京處理了大批政府事務之後，正等著共產黨的答覆。2月22日，我飛往華南，表面上是去華南視察，孫科和陳立夫兩人都到飛機場見我。當晚我和孫科作了長談。我鎮靜但堅定地要求他把行政院遷回南京。

新政府面臨兩項緊急任務：第一，要指定一個正式代表團和共產黨談判。第二，必須取得內部團結，以便迅速進行政治改革。釋放政治犯，制止通貨膨脹，準備長江的防守工作。第二部分的問題下一章再談。這一段主要談談與共產黨的問題。

為著試探共產黨對我的和平呼籲的反應，我組織了一批在上海公眾組織和教育界中的知名人士，由他們組成一個「人民代表團」並坐飛機往北平，華中「剿匪」總部參議劉仲華和立法委員黃啟漢被邀同往。此事經我同意，後來報界傳這兩人是我私人代表，並非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