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上訴這事的結局將是令人掃興的，但學生們認為這是個組織示威反對政府的機會。10月12日，大批學生在最高法院外面的大草場集中。根據《新加坡虎報》報道，布里特到達時，他們爆發出"一陣暴風雨似的掌聲"。英國籍法官奈特問道："像這樣微不足道的上訴案，怎麼排上了三天?"布里特說，這件事應該由他負責，因為按照他估計，案件不可能在更短的時間內審完。接著他認真地說明了上訴的理由，接連兩天擺出了勇敢的姿態。換成我的話，要拖到超過一個上午也難以做到，而且效果會很差。第二天雙方陳詞結束后，法官維持原判。但是他說，如果年輕的學生簽下保證書，保證18個月內行為良好，他會撤銷監禁刑期。

共產黨人立即以"五一三"來紀念5月13日的衝突，學生在學校集中抗議，組織了一個55人的免役代表團，分成幾組，收集受傷學生的情報，給他們提供醫療照顧，從而激起公眾的同情。．

如果我駕馭不了其中一些幹勁十足的年輕人，使他們為我們的事業服務，為我和我的朋友們，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業服務，我們就永遠不會成功。到目前為止，我們只跟英校生和馬來人建立聯繫，這些人既沒有堅定的信仰，也沒有力量跟華校生一較高低，更別說抗拒受華文教育的共產分子了。

新馬兩地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之後，新加坡的共產黨人表面上停止了活動，事實上卻在招募成員，擴展勢力。1952年英國人在新加坡和馬來亞提出國民服役法案，規定所有18歲到55歲的男性必須應|召參加武裝部隊、警察部隊或民防部隊。1954年4月，政府開始進行登記。它只需要80O人加人新加坡軍隊，1200人加人民防部隊，準備以抽籤方式招募。但在學校里，登記工作進行得很慢。5月12日登記截止當天，華僑中學的學生向代理輔政司遞交請願書，要求集體兔役。代理總督古德為此發表文告說，豁免只能個別考慮。這導致5O0名學生遊行。總督拒絕接見他們的領袖，要他們全部先行登記。

現在我知道共產黨人會如何利用這樣的局面了。讓我來處理的話，我會要學生的父母簽名保證他們的子女行為良好，然後釋放他們。在共產黨的幕後領袖能對付家長之前，我可以傳他們到法庭，直接跟他們打交道。這樣，政府就會取得道義上的勝利，家長對自己的子女只受到警告ｈttｐs://read.９９csｗ•ｃｏｍ就了事，也會感到安心。但是當時我也受到同情學生浪潮的影響。9月20日《南洋商報》引述我的話說："當局迄今仍無絲毫證據證明華校內有共產黨活動的跡象，當局把學生反對政府拒絕批准他們緩期服役指為共產黨在搞破壞，而藉此對華校實施更嚴厲的控制。"當時我無知、愚蠢，容易上當，不知道共產黨人做事效率是那麼高，也不知道他們的觸角已經伸到所有反對政府的組織，並對它們加以控制。

5月14日，五一三事件發生后第二天，他們在中正中學集中，只有在中華總商會一個12人代表團要求他們解散時，才在隔天離開。他們變得重要起來了，華族社會的長者前來懇求他們，答應為他們出頭向當局說情。政府面臨學生越來越不守紀律的嚴重局面，就向中華總商會施加壓力。總商會於是把年中假期提前兩星期。商會代表首先得為學生向殖民地政府轉達他們所提的六點要求。這些要求是完全豁免國民服役，無條件釋放48名被控候審的學生，公開調查這次事件以及做出其他讓步。學生們巧妙地把華族社會的長者卷進了他們的事業。5月22日和23日，2500名學生再度集中在中正中學，拒絕離開，直到獲得免役。三天後他們才解散，那是由於警方斷絕了他們的糧食供應；一些家長前去責罵子弟，強迫他們離開。

他們到處爭取其他學生、家長、店主和華族地方領袖的支持，事實上是爭取整個說華語或方言的華族社會的支持，所採用的方式，是一發現警方找麻煩，他們便集中在學校或工廠，閉門不出，形成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吸引人們的注意，爭取同情，蔑視當局，刺|激政府"迫害"他們。

事態就這樣發展下去。中正學生要求學校複課，華中學生揚言要進行絕食。6月2日，來自各中學的1000名學生在華僑中學集中，在強制放假期間拒絕離校。這是蔑視政府的行動。他們在教室和露天場所上課，由高級班同學教低級班同學數學、英文、華文和地理，家長送食物繪他們。除此以外，這看來就像個學生自行組織的複習功課的夏令營活動。

法庭當時關注的是，他們蔑視法律。但潛在的課題是既深刻又根本的。新加坡殖民地只僱用受英文教育的本地人當低級人員，在官方領域里，受華文教育者沒有地位，扮演不了什麼角色。政府開辦以英語和馬來語read.99csw.com為教學媒介的小學，中學只用英語作為教學媒介語。

法官輪流詢問被告學生是否願意簽保，學生個個都搖頭。法官決心維護法治，學生們決心要當烈士。法官別無選擇，只好送他們進監牢，儘管他這樣做讓他們能利用這個課題，在說華語或方言的群眾當中煽起反政府的情緒。

第一輪審訊在6月28日進行。40名學生的罪狀是不服從警方要他們解散的命令，其中26名罪名成立，判處緩刑六個月。另外八名受審的罪名比較嚴重，指他們阻撓警方人員執行公務。這八名被告要求把案子移交另一法庭審理，因為法官前一天對待他們的同學和判他們罪名成立的做法，顯得他有偏見。他們拒絕講話替自己辯護，結果被判監三個月，那是這個罪名最重的刑罰。

事件發生在1954年5月13日。這一天，主要來自中正中學的500名華校中學生跟警方發生衝突。他們遊行支持一個代表團前往總督府遞交請願書，反對國民服役登記。警方阻止遊行隊伍前進，下令他們解散，他們不服從命令，向警方扔石頭，混亂中有六名警察被刺傷。警察揮舞警棍進攻，打傷了一些學生的頭部。在這次事件中共有26人受傷，48名學生被捕，其中兩名是女的。

蔑視政府的行動

無論他們什麼時候到，我都沒拒絕接待他們。這個池塘里的魚由共產黨人餵養大了，我要偷捕，要儘可能釣取。不管怎麼說，他們也在我們英校生的池塘里偷捕了伊巴、沙瑪、蒂凡那和沙末等人。我當時天真無知。這彷彿是在黑手黨的地盤裡聘用見習警察，風險大得很。學生們在群眾當中表現出來的紀律以及學生領袖的力量和獻身精神，，我以為都是自發的，是源自年輕人的熱忱和理想主義。從1954年到1956年，我花了兩年時間，才徹底了解他們的工作方式，對他們的陰謀和狡猾略有所知，了解了共產黨統一戰線的行事方式。匿名的馬來亞共產黨市委躲在幕後，控制和操縱像孫羅文那樣的活躍分子以及群眾大會上的小組領袖。共產黨人有一個由守紀律的幹部組成的秘密網路，這些幹部分成由大約四人組成的小組，每個小組有個組長(以通過民主討論的方式為幌子產生的)發號施令，組長則接受級別更高的另一個小組組長的命令。

整個過程給布里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12年後出版的自傳里，他還記得，當時有5000名學生整整齊齊地坐在會場里，人人手上都有一盒蛋糕、包點、花生和香蕉，九-九-藏-書過後花生殼和香蕉皮都放回紙盒，由招待員拿走。這樣，在學生們離開會場坐巴士回家時，場內依然乾乾淨淨。這顯示出卓越的組織和後勤能力。這一切都是按照15歲左右的男孩兒和女孩兒通過揚聲器發出的簡單利落的命令進行的。這樣的表現，任何軍隊的參謀看了都會高興，我和布里特一樣，也留下了難忘的印象。這是我參加的第一個這類會議，後來還參加了多次，我從沒見過英校生也有這樣的表現。英校生說話沒信心，缺乏自信，他們使用非母語時心理上有障礙。

學生們要當烈士

當時我不了解問題的背景，雖然知道在這個全然不同的世界里，有股暗流在醞釀沸騰。學生們組織良好，紀律嚴明，團結一致。他們自我約束的能力強得不得了，能採取集體行動，集體表示蔑視，使政府難以孤立他們的領袖，把他們抓來懲罰。學生被捕后，他們開始渲染誇大其他問題，以便能發動學生跟警察衝突，製造烈士，同時煽動公眾反對政府。只有經過多年之後，我才了解他們的動機和方法。許多受英文教育者，包括馬來亞大學學生會，當時也同樣消息不靈和看法天真。馬大學生會因此在5月18日公開對華校生的遊行表示支持，要求對這次暴動事件進行調查，因為警方不適當地動用了武力。他們想法簡單，跟我一樣。

9月13日政府宣布，它準備採取行動，封閉任何不遵守學校條例的學校；如果學校在這之前的六個月內被利用來進行危及新加坡的政治宣傳，學監就必須提出理由，說明為什麼這所學校不應被封閉。這不是個經過慎重策劃的行動，宣布的時機也不對，犯下了嚴重的錯誤。在這之前，華校董事會基本上分成反共集團、騎牆派和共產黨的同路人，一旦政府準備控制他們，他們便團結起來反對政府，連民族主義的國民黨報紙也支持他們。

學生們聘請過其他律師，他們不熱心政治，也不願像我那樣準備跟政府對抗，因而學生們必定得到指示，要利用我作為他們的律師。每當他們跟政府發生衝突，或者受到政府阻撓，從集合時被燙傷到申請舉行公開集會的許可證等問題，他們都到歐思禮路來找我給他們提意見。他們通常坐一輛亮麗的粉紅色謝弗羅列特牌汽車前來，號碼是1066。(芝認得也記得這輛車，那是黑斯廷斯戰役的年份。)其中一個梳辮子的小姑娘顯然是使用她父親的汽車，她父親可能是個富有的店主或商人。

但是，對移民社群，政府則任由它們自生自滅。華人因此籌款read.99csw.com建自己的學校。他們經費自給，使用中國出版的教科書，教師是從中國請來的，以原來在廣東或福建省採用的教學方式教本地學生華文。文化上他們生活在另一個天地里。華校畢業生可以轉到英校繼續讀下去，攀登英校生的階梯；否則就到使用華族語言的機構找事做。這些機構是華人商店、餐館、商行和幾家由華人開設的銀行。

布里特讀了上訴資料之後，必定知道上訴根本就沒有成功的機會。於是，他根據自己多年來表達激烈感情的經驗，盡量替學生講話，並進行宣傳，以損害政府。他到達后第二天，學生在羽毛球館開茶會歡迎他。布里特用英語發表了演講。東道主發表了多個華語演講，卻沒有人翻譯給他聽。這一點並不奇怪，因為這是個機會，幕後的領袖可以利用合情合理的事件進行動員，支持學生，鼓起他們的熱情，為群眾運動進一步打下基礎。

樞密院在1955年2月15日審理並駁回上訴。案子審結了，但是我對華校生的世界的認識卻剛剛開始。這是個生機勃勃的世界：有那麼多活躍分子，個個生龍活虎；有那麼多理想主義者，他們不自私，準備為更美好的社會犧牲自己的一切。看來他們完全獻身於革命事業，下定決心，一心只想推翻殖民地政府，建立一個平等和公正的新世界。這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他們的領袖給他們指引的方向，我越來越感到害怕。

總督列誥爵士大吃一驚。9月21日向立法議會講話時，他表示對有人指政府採取反華人的政策感到痛心。他說，政府無意同化華校和把它納入殖民地的教育系統。共產黨人知道，總督的計劃是要制止他們的顛覆活動，事實上卻提供了機會，使他們能利用愛國事業把所有受華文教育的團體團結起來。他們聰明地把問題歪曲成為：脅迫華校英化，摧殘華族的文化、語言和教育。在華人心目中，尤其是對新加坡受教育不多的百萬富商和店主來說，這些都是神聖的民族遺產。從中國傳來的許多熱烈讚揚建設成就的報道，對中國如何轉化為一個偉大的國家進行描繪，把他們給迷住了。而正當中國重新煥發青春活力，應該成為各地華人恢復自豪和自尊的源泉的時候，英國人似乎正準備剝奪他們與生俱來的權利。殖民地政府誤闖了文化雷區。如果政治部當年有受華文教育的官員，能感受到新馬兩地的沙文主義社群的脈搏，他們就會提醒總督，採取行動時應該更敏感、更謹慎。

但是我也深信，如果我駕馭不了其中一些幹勁十足的年輕人，使九_九_藏_書他們為我們的事業服務，為我和我的朋友們，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業服務，我們就永遠不會成功。到目前為止，我們只跟英校生和馬來人建立聯繫，這些人既沒有堅定的信仰，也沒有力量跟華校生一較高低，更別說抗拒受華文教育的共產分子了。在我們的聯繫網裡，唯一"說華語或方言的華人"是軍港和海港局裡的小集團，主要是說廣東話的技術勞工，以及市議會裡的日薪工友。會員全說華語或方言的唯一工會，是市政會的清糞工人。他們天天早上用扁擔挑兩個鐵桶清糞，沒受過多少教育，依我看不像是革命的料子。

在1954年的一天晚上五個華校生一起到我家裡來。一個個子小，留平頭，門牙缺了一顆的小夥子擔任他們的翻譯兼發言人，他叫孫羅文；另一個叫史立華的男孩兒，英語也說得不錯。此外是三個梳辮子的華族小姑娘。男孩兒穿短褲，女孩兒穿裙子，都是校服。他們要求我請英國女皇的律師布里特替七個同學上訴，這些同學被法庭判了罪，罪名是警方下令學生解散時他們阻撓執法。案子審理后罪名成立，他們被判三個月徒刑。上訴案將在10月開審。

學生也向總督遞交更多請願書，但官方置之不理。6月24日七所學校複課時，當局採取了新的紀律行動，包括審查教師，禁止學生利用校舍進行未經校長批准的課外活動。這些命令在報上讀起來很像樣，在學校里卻執行不了，因為董事會和校長害怕教師和學生當中有組織的地下活動。

華校生跟英校生截然不同。他們生氣勃勃，善於籌款。我代表他們找布里特時，告訴布里特他們能動員中華總商會的商人出錢。布里特建議收費3萬元。我轉告學生，他們眼睛眨也沒眨。布里特是在10月7日飛來新加坡，處理五天後開審的上訴案，早在這之前，他們便把錢送到我家來。看來他們對前往黎覺與王律師館感到不自在，因為律師館的主要合伙人是英國人。

華人覺得受排斥，經濟上缺乏機會使華校成了共產黨人的滋生地。共產黨人自從1923年共產國際最先從上海派代表到新加坡，就一直在馬來亞和新加坡隱藏起來。戰爭結束之後，馬來亞共產黨反抗日本人的記錄使它有了威望，在易受影響的年輕人當中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它開始在教室里建立細胞組織。許多教師成了共產黨幹部或同情者，日治時期學業中斷的超齡學生不少思想上受到灌輸，成了馬共的成員。由商人和店主組成的學校董事會不是同情他們，就是不敢反對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