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先訪問的是財政部，因為沒有財政資源的話，什麼事也幹不了。其次是內政部。我們對共產黨人必須掌握可靠的情報，能夠敏感和有效地應付他們，必要時能先發制人。我要知道有沒有稱職的官員在主持工作，能提供必要的情報、分析、想法併為我們進行策劃，以便制訂挫敗共產黨人的策略。在社會秩序上，我要警察遵守紀律，一旦我們決定驅散示威群眾或平息剛出現的暴亂，他們能表現得堅定不移、果斷和強悍勇武。

趁熱打鐵推行運動

另一方面，我們跟共產黨人抱著同樣的看法：除了日本，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的落後是由於婦女並未得到解放；必須讓婦女跟男人平等，受同樣的教育，能對社會做出全面的貢獻。在競選期間，我們曾經利用分配給我們的以四種語言(英語、馬來語、華語和泰米爾語)發表政黨廣播的機會，提出有關婦女權利的政策，但是找不到一個人民行動黨女黨員能發表英語演說。芝在李與李律師館面試了兩名候選人的妻子之後，到我辦公室來說，她們演講語氣太軟了，不夠堅強。當時我正在跟慶瑞和拉惹討論事情。芝離開后，慶瑞和拉惹建議由芝去說。我徵求她的意見，她猶豫了一陣子，終於同意。拉惹草擬了初稿，讓她改寫，聽起來像是自己的話。她修改了，經過中委會批准，譯成其他語言。這篇講稿她用英語在馬來亞電台發表。

減薪還有個充分的理由。自1952年以來，我代表工會，吳慶瑞和貝思代表公務員，向政府施加壓力，成功地爭取了越來越多的薪金和津貼，當時並沒考慮到經濟情況。如果工會繼續這樣做，我們就麻煩了。最好的辦法莫過於發出信號：這樣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減薪后每年將能省下1200萬元。報紙估計能省2000到25O0萬元，吳慶瑞加以駁斥並提醒各報，1959年剩下的六個月只能省600萬元，使預計的赤字從14O0萬元減到8OO萬元。

"要獲得成功，他們必須使華族工人階級和學生繼續支持他們。這就是他們的弱點所在。因為這一來，他們不得不擺出爭取民心的姿態，得罪要取得經濟進步所依靠的商人階級。他們念念不忘進行政治和思想意識的鬥爭，以爭取人民支持民主社會主義，不支持共產主義，這就可能影響他們有效地處理使新加坡經濟取得成果的其他問題。

我同意吳慶瑞的看法，告訴他我們最好在任內初期便採取不受人歡迎的措施。6月12日，各報報道財政部下令，未經吳慶瑞同意不能再有任何額外的開支。可能受影響的是政府對慈善活動的撥款，公務員購買汽車貸款以及獎學金、研究員基金和國外訓練課程的開支。但是這些方面可省的不多。吳慶瑞建議部長們以身作則，月薪從2600元減到20O0元，同時削減公務員的可變動津貼，我也同意了。我們舉行了一次公務員聯合理事會總務小組會議，但是僱員方面沒獲得工會授權，不接受建議。在內閣里我們討論了這個問題，決定照辦不誤。政府宣布從7月1日起削減津貼，但是將接受僱員組織就這個課題提呈的意見。

執政頭半年

但是我們也必須讓已有工作的人們守紀律，因為我們迫切需要控制受共產黨人控制的工會，制止它們進行政治罷工。因此我們需要儘快成立一個仲裁庭。在50年代，澳大利亞的勞工關係不錯，主要是由於實行強制仲裁，制止了工業上的不安寧。我們於是找澳大利亞政府，他們派勞工部常任秘書來幫助我們。仲裁庭成立之後，我們的部長可以下令把任何嚴重罷工事件提交仲裁，尤其是諸如交通和公用事業等提供基本服務的部門的罷工。一提交之後，在等待仲裁期間，工會如果繼續號召工人停工將作非法論，工會註冊可能被吊銷。此外，在罷工之前必須進行秘密投票，而不是在發表煽動民心的演講之後舉手表決。舉手表決的情形我見得多了。

波靄致賀電對我說："兩年多以來，我們的談判是本著諒解和相互信任的精神進行的。我應該讓你知道，我仍然信守我過去說過的，也就是決心以同樣的精神處理我們之間未來的問題。光靠這點，新憲制就有可能落實。我將以同樣的精神，在權力範圍內盡一切可能，使新憲製成功。"

推出五名女候選人

吳慶瑞掌管財政部，搬進了浮爾頓大廈。他很熟悉公務員的運作情形，工作很快就展開。財政部是我們最重要的部門，我讓他挑選政府官員里的精英分子。他選中了韓瑞生擔任常任秘書。韓瑞生是我日治時期就認識的朋友，當時他擔任土地局局長。後來他證明自己是一股強大的力量，

"儘管新加坡部長做出了最大的努力，爭取聯邦部長接受他們，聯邦的態度依然是不信任。總理現在意識到，在聯邦現任政府的任期內，合併是沒有九_九_藏_書希望的。他也了解在新加坡公開強調合併會造成政治上的難堪，引起聯邦的公開駁斥。但他希望權宜之計是讓新加坡憲制維持現狀，確信如果人們認為合併不可能實現，新加坡為了前途而轉向其他方面求援，對新馬兩地後果都是不堪設想的。這樣的事情不應該發生，對我們大家來說這是至為重要的……

訪問了珍珠山警察總部，接著到刑事偵查局，然後到政治部會見新上任的政治部主任林塞爾。林塞爾有好長一段時間當制服警官，跟收集情報相比，他更擅長於控制暴亂，給我的印象是頭腦不夠精明，無法了解共產黨人的策略和戰略。因此我決定在每星期的例會中同時會見他的高級官員，以確保直接聽到他手下公安專家的彙報，不致由於經他轉述而錯過重要的微妙信息。這樣的安排果然收效。後來，兩名官員柯里頓和阿末汗的工作證明，他們是最能幹的專家，經驗豐富，既能巧妙地應付各種局面，又能對收集到的共產黨人的情報進行透闢的分析。沒有他們，政府處境會困難得多。

"新部長們都很有頭腦，對政治綱領想得很多。他們的政治綱領是通過認真寫成的講稿向選民提出的。就信仰來說，他們是激進的社會主義者，卻意識到新加坡作為國際貿易中心，情況特殊，實際局限很大。他們也意識到，在一個靠通過激烈競爭贏得生意的城市裡，人口迅速增加，又期待著提高生活水平，這就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問題。最重要的是，他們擺脫不了共產主義的威脅。

我在回電中說："新加坡自治邦眼下開始的航程風險之大，知道的人很少。今後五年我們會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要看策劃工作做得如何，工作有多勤奮，聯合王國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事態的發展和它的原因，也要看神明；而在這個22O平方英里的小島上，有幾個不同的神。第一個因素取決於我們；第二個取決於閣下，第三個我留給新加坡人民自己去祈求，讓神明保佑我們。"

六名部長演講后，我概括了政府的立場："我們開始了新的一章。人民通過民選政府行使的權力只限於管理本地的內部事務，這不是我們真正想要的，但卻是邁向合併和獨立的一個步驟……生活里的好東西不會從天而降，只能通過長時間的勤奮工作才能得到。除非人民全力支持政府的工作，否則政府是出不了成果的……有時為了整個社會的利益，我們可能非採取不受一部分人歡迎的步驟不可。在這樣的時刻要記住：指引我們行動的原則是，必須以整個社會的至高無上的利益為依歸。"

古德的"降旗"報告對即將上任的英國最高專員薛爾克勛爵起了決定性的影響作用，對薛爾克的副手穆爾也一樣。穆爾在薛爾克擔任海軍大臣時當過他的私人秘書，他原本在英國殖民地服務部門任職。34年後退休的穆爾告訴我，有關報告起了至為重要的作用。他到新加坡六個月後，覺得古德的報告說得很對，負責新加坡事務的殖民部副大臣華萊士爵士接受了他的判斷。1961年我遇見華萊士，跟他談了兩個半小時。穆爾非常尊重華萊士。因此，英國在決定對人民行動黨政府採取怎樣的政策時，報告起了異乎尋常的重要作用。

能找到像韓瑞生這樣的人是很幸運的事。我們要做的事情很多，時間緊迫，資源也少。時間之所以不多，是因為我預料"蜜月期"最多只有一年，過後共產黨人就會重新組織起來，向我們施加壓力。資源之所以短缺，是因為公共儲備金不多。幾天後吳慶瑞便報告說，上屆政府動用了儲備，用了多達2億元。他預見1959年財政開支赤字會超過14O0萬元，可以省下點錢，但預料最多不會超過500萬。因此應該警告部長們，除了已經批准的發展款額，絕對不能為發展項目再提供任何撥款，連已經批准的也要盡量削減。為了平衡收支，必須採取的步驟不但會不受公眾歡迎，也會不受部長們歡迎。但是在組織政府的第一年，我們不能出現赤字。

"部長們也決定限制出席社交活動的次數。他們要給人的一般印象是：莊嚴地獻身於為群眾利益而治理國家的任務。

6月3日晚上，群眾大會在市政廳大廈前面舉行，親共分子沒有參加。我們讓43名當選議員站在台上，一律穿白色的衣服和褲子，以此來象徵政府的廉潔--今後將不會再有過去在新加坡盛行和在其他許多新興國家存在的貪污舞弊。我介紹了由九人組成的新內閣，包括我自己。我發表了嚴肅、近乎憂鬱的演講。我並不感到得意，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感受。我開始發現必須面對的問題的嚴重性--失業，人們熱烈期待著迅速取得成果，共產黨蠢蠢欲動，工會、學校和社九九藏書團里有更多的顛覆活動，更多罷工，更少投資，更多人失業，更多麻煩。這是個慶祝勝利的場合，我卻沒有歡欣鼓舞的心情。大草場上約有5萬人，很守秩序，期望很高，心情很好。我選擇在這樣的場合沖淡他們的希望，給他們潑冷水，替自己準備好如何應付肯定會到來的共產黨人的攻勢。他們肯定會極力要求獲得更多自由，以便顛覆新加坡，並利用他們在島上的力量協助馬來亞的革命。

古德的報告

"每個星期四下午，我在元首府跟李光耀先生舉行例常會議，自由坦率地交談。我發現他成熟多了。他仍然有他的偏見和執著，但一般說來很明事理，總是反應迅速和理智。我一再就他的政府的行為責備他，把我所能預見的後果坦率地告訴他。有時他能糾正我的消息，或者提出不同的看法。政府做的事通常都合情合理，問題出在做事的方式。一般說來他同意我的批評，尤其是如何對待公務員。他的答覆是，部長們必須看到自己犯錯的後果，這樣的學習代價很高，但他不應該監督他們，他們會吸收經驗。大事上他們不成問題，而且負責任，小事上卻感情用事和令人厭煩。跟他們一起做事，我們會不斷遇到困難，得不斷提心弔膽，容忍和諒解的能力會受到考驗。但他們有潛力，成就可能很大。眼下除了跟他們一起做事，別無選擇。反對黨聲譽掃地，甚至可能已奄奄一息。"

此外還有多項措施不必怎麼策劃，就能輕易地爭取人心，包括王邦文以內政部長身份發出的一系列"反對黃色文化"禁令。"黃色文化"指的是19世紀使中國蒙羞受辱的道德墮落行為和社會不正之風：賭博、抽鴉片、色情作品、多妻多妾、賣女為娼、腐敗貪污以及裙帶關係。反對"黃色文化"的精神是由來自中國的教師帶進來的，他們向我們的學生和家長灌輸民族復興的精神。他們帶來的教科書，無論是文學、歷史還是地理，這種精神在每一章里都流露無遺。左傾的華文報新聞記者給熱烈讚揚革命中國的誠實、清廉和生機勃勃的報道迷住了，寫文章強化了這種精神。

我們選中新聞部主任湯遜主持研究所。湯遜當時40歲開外，腦筋靈活，博覽群書，說起話來很認真，帶濃厚的蘇格蘭腔。他當過歷史講師，擅長教課，無論教什麼都滿懷熱情。他了解我們的需要，很快就領會自己必須扮演怎樣的角色。

我接管了政府大廈二樓的市長辦公室，跟副總理杜進才共用一間總辦公室、一間接待室和一間會議室。為了方便溝通，我的秘書使用我們兩人之間的辦公室。

6月3日晚上，群眾大會在市政廳大廈前面舉行……我發表了嚴肅、近乎憂鬱的演講，我並不感到得意，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感受。我開始發現必須面對的問題的嚴重性--失業。人們熱烈期待著迅速取得成果，共產黨蠢蠢欲動，工會、學校和社團里有更多的顛覆活動，更多罷工，更少投資，更多人失業，更多麻頗。

這是認真的承諾，否則我不會讓妻子到電台去廣播。我要早日落實這項承諾，這就意味著總檢察署的法律起草人員得儘快進行工作。他們尋找其他國家的先例，制訂了婦女憲章，一年內通過了，成為法律。憲章規定一夫一妻制是唯一合法的婚姻制，把過去人們接受的一夫多妻制列為非法，只有穆斯林除外。伊斯蘭教允許穆斯林有四個妻子。憲章內容是全面的，它改變了婦女的地位，卻改變不了父母不願生女兒，盼望生兒子的文化偏見。

35歲就掌權，我心中不安。我沒有行政經驗，連自己的律師館也讓芝和金耀管理，於是決定必須了解政府的結構，對各部門的情形也要清楚。我要對高級官員，對他們的工作性質、態度和作風心中有數，以便在解決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時，知道要作出多大程度的改變；我也要估計各部門的人力資源，重新加以部署，以便加強最重要的部門。

但是由於其他原因，我們跟公務員的關係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仍然很不自在。在由反對黨轉為政府的調整過程中，我料到的一個大問題是如何適應權力。我警告部長、政務次長和奉派協助處理公眾投訴的議員避免讓權力沖昏頭腦，避免濫用權力。但嘴上說說容易，我們依然經常得罪公務員。

有一段講話非常重要："我們的社會仍然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認為婦女在社會、政治和經濟上都比不上男人。這個神話被用來作為剝削婦女勞動的理由。許多婦女跟男人從事同樣的工作，卻得不到同樣的報酬……在這次選舉中，我們推出了五名女候選人……讓我們向它們(其他政黨)表明，新加坡婦女對它們的裝聾作啞和插科打諢感到厭倦。我呼籲婦女投人民行動黨一票。行動黨是唯一有理想、誠懇和有九-九-藏-書能力落實競選綱領的政黨。"

作為財政部長，吳慶瑞主管公務員，他選定良木山一棟殖民地時代的政府別墅作為研究所。8月15日我為研究所主持開幕，形容它的宗旨是"不但要激發你們的智慧，還要讓你們了解在革命形勢下，民選政府會遇到哪些尖銳的問題……一旦向你們提出這些問題，你們就能使政府很快地了解人民的需要和情緒，同時做出積極的反應，從而能更好地協助我們採取解決問題的辦法"。

部長以身作則減薪

執政四個月後，我在10月訪問了內政部。我先向高級官員講話以提高士氣，告訴他們我預計共產黨人重組後會在一年左右鬧事，要求他們為應付未來的動亂做好充分的準備。警察總監名叫布列斯，個子很高，戴眼鏡，留著白色的山羊鬍子，為人沉默寡言。他當過政治部主任，沒幹過多少制服警官的工作。他完全了解共產黨人造成的威脅，可能也覺得我跟共產黨人太親近，而這對我並沒什麼好處--他手下多名高級警官也有同樣的看法。我不曉得過了多久他才得出結論，認定我了解自己的所作所為。當我說必須對付共產黨人而又不致失去大批說華語或方言的民眾的支持時，我是絕對當真的。

王邦文迅速採取行動，表現出的清教徒的熱忱勝過共產黨人。他下令肅清華族私會黨歹徒，宣布禁止色情作品、脫衣舞、彈球娛樂場甚至肉麻的歌曲。這樣做除了使失業人數略微上升、新加坡對遊客吸引力不那麼大以外，沒什麼壞處。但一向是新加坡過客的水手和海員，很快就找到了在島上更隱蔽的地點提供的這類服務，我們就當作沒看見。賣淫活動依然在暗地裡進行，我們沒去管它，因為除非我們採取多半無效的愚蠢行動，它是禁止不了的。

"所以，當前的形勢是，李光耀先生控制了內閣，內閣緊密團結。不出所料他們犯了一些錯誤。除了總理以外，我懷疑他們是否真的像乍看之下那麼能幹。他們發現，管由政府比組織成功的政黨困難得多。但總的說來，他們在落實所宣布的各種政策方面有了好的開始。總理叫我遲些，直到他們執政一年之後，才對他們是否稱職作出判斷。到目前為止，他過去說過的話已證明大部分是正確的

l1月23日，古德寫了最後一份報告，也就是所謂"降旗"報告。英國總督通常是在退出殖民地，降下英國國旗時呈上最後一份報告。

像多年前我在萊佛士書院念書時的級任老師那樣，古德給我開的成績單不錯。但是他不知道我和我的同僚將會遇到什麼麻煩，不知道如果攤牌的情形不一樣，他的估計就會大錯特錯。

7月22日我以總理的身份在立法議院第一次發表演講。我警告說："如果人民行動黨政府失敗，當選掌權的不會是反對黨，反對黨會逃命去了。因為在我們後面，沒有替代集團準備實行民主制度。歸根結底，如果我們失敗，殘酷力量會卷士重來。"因此我們需要公務員跟我們合作，以便能實踐我們對人民許下的諾言。"必須跟我們一起工作的人，難道我們會傷害他們嗎?在民主制度下，公務員必須按照獲得人民授權的政黨的指示辦事…如果不發生比損失津貼更糟的事……公務員應該跪下來感謝上帝，感謝他們幸免於難。"在本地，受英文教育者歷來必須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們可以幫助我們彌合殖民地的過去跟平等的未來之間的鴻溝。"如果我們消除不了說華語或方言的人和受英文教育者之間的裂痕，後者可能命運多蹇。如果華人獲得權力，政府的事務就會越來越多以華語進行，受英文教育者會突然變成無財無勢的一群。

"要在這一切事態發展中認出這個政黨原來是過去四年內受到共產黨人滲透，利用工人、農民、華校中學生和年輕知識分子的不滿所爭取到的支持，以勢如破竹的姿態上台執政的極端的人民行動黨，那是很難的事。但是如果認為執政的責任已經改變了這些年輕人，那將是錯誤的。

公務員工會極力反對。就像我們過去跟英國殖民地政府對抗那樣，它們組織了一個聯合行動委員會跟我們對抗，爭取全面恢復津貼。但我們不是處於守勢的殖民地政府，因為占多數的華人目前至少暫時全力支持我們，聯合行動委員會始終組織不起來。儘管如此，他們的反應使我惱怒。他們不了解我們面臨的嚴重挑戰，也不了解說華語或方言的選民的力量如今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我們必須防止共產黨人利用他們的不滿。一些高級官員不得不停止聘用女傭--太不幸了；但是整個國家在面臨更大的困難和危險，我們必須向他們表明，政府將為整體的利益治理國家。只有這樣做以及小心行動，我們才能應付華九九藏書人缺乏馬來亞意識的問題，使他們獻身於自己選擇的新國家，忠於這個新國家。這是最重要不過的，因為他們必須改變態度，吉隆坡的馬來領袖才會同意合併，使新加坡可以通過成為馬來亞的一部分而獲得獨立。

湯遜開始講課和組織研討會，我和一些部長到研究所討論我們必須立即應付的實際局面，讓大家通過實踐的方式研究問題。起初公務員抱著懷疑的態度，但是講師們顯然不是共產黨人，於是他們最初對於這是馬克思主義灌輸方式的疑慮很快就消除了。由於講師們的心態跟他們一樣，他們同意：政府是誠懇的，問題是真正存在而且是不容易解決的；我們是真正希望他們跟我們一起工作並落實解決的辦法。湯遜幹得不錯，在往後四五年裡教會了高級公務員如何了解共產主義理論，了解促進共產主義發展的社會弊病有什麼民主辦法可以解決，以及了解游擊隊的叛亂活動。他們認識了在廣闊的世界里發生的事情，關於東南亞革命的原因，以及為了應付挑戰，態度和政策必鬚根本改變。

後來又出現了第四個因素--北方鄰國的態度。第一個公開向我表示祝賀的是馬來亞首相。他告訴報界："新加坡人民作出了明確的選擇，我祝賀人民行動黨贏得那麼多的多數票。"但那不是東姑，而是敦拉扎克。東姑在度假，由敦拉扎克暫時代行職務。東姑沒那麼婉轉："他們的勝利是意料中的事。其他政黨鬧分裂，組織不了強有力的反對派反對人民行動黨。我的朋友林有福贏了，我感到高興，至少他是一股強大的反對黨力量。另一方面，黨若要有效率，即使在立法議院外也必須重新團結起來，否則局面會維持不變。"

兩個半月後的9月7日，古德提出的報告仍然樂觀，雖然這次他列出了我的政府的缺點：

"我們的政策必須是繼續同人民行動黨合作，盡量爭取他們的善意和信心。這一來，我們將能協助他們讓新加坡有個勝任和穩定的政府，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克服經常出現的小困難和挑釁，這些小困難和挑釁我們將來肯定會遇到。"

我們正在利用選舉過後受人歡迎的局面，決心趁熱打鐵。我們推行了一系列大事宣傳的運動，打掃城市街道、清理海灘垃圾、割掉荒地上的野草。這是模仿共產黨人的做法--以引入注意的方式動員大家，包括部長在內，用手勞動和弄髒衣服，以便為人民服務。我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讓馬共壟斷這些技巧。我們發起運動引起群眾的興趣，讓他們為熱心公益、保持清潔和保護公共財產建立較高的行為準則。一個星期天王永元會動員公務員清理樟宜海灘，下一個星期天我會拿起掃帚跟社區領袖們一起掃街。

回顧起來，我對當年同意吳慶瑞的主張並不後悔。年底我們平衡了財政收支，稅收沒像我們所擔心那樣減少。如果必須重新對這一切表態，我仍然會贊成，不過削減的津貼會減到當年的三分之一。那已足以說服說華語或方言的人，而雖然受英文教育的公務員會感到不快，但是他們所受的震撼就不會那麼大。另一方面，這次事件暴露了他們對政治形勢的不了解，需要使他們重新認清方向，看到面臨的危險和困難。在執政之前，吳慶端、貝恩和我曾經決定成立一個政治研究所，引導高級公務員了解共產黨的威脅，讓他們看清我們的社會和經濟問題，這證明了我們過去的決定是正確的。但是要成功，我們必須贏得他們的信心，說服他們相信我們不是在給他們洗腦。

"他們(因此)自稱為非共，盡量表明不是西方的傀儡。他們也對來自西方的讚揚敏感，因為他們認為，面臨共產黨人的替代領導，他們必須堅決保住新加坡左翼的華族人口的支持，而西方的讚揚只會損害這方面的支持。政府目前無疑正獲得人口中說華語或方言的群眾的熱烈支持，今後一段時期，馬來亞共產黨不大可能向它挑戰。據李光耀先生自己估計，這個時期多半會歷時一年或更長。"

在古德12月2日離開前，我寫信告訴他，他給女王和英國做了最大的貢獻，但也為新加坡人民提供了良好的服務。在喝茶聊天時，他一度告訴我："我們到這裡是來撿好處的。對我們沒有好處的話，我們早離開了。"他毫不造作，因此我更加敬重他。他決定坐船回國，不坐飛機。在他登上"布瓦塞萬號"輪船時，內閣成員都到碼頭列隊歡送他。

典禮舉行過後，工作洶湧而來。人人都想趕緊動手，履行自己的職責，根據經驗，我知道光靠熱情還不行，部長們要充分施展才能，非有冷氣辦公室不可。這點聽起來很奇怪，但是沒有冷氣的話，現代的新加坡是不可能有效運作的。我在黎覺與王律師館工作的第一年，坐在大辦九*九*藏*書公室里，炎熱、潮濕和雜訊使人受不了，尤其是下午，精力很容易就消耗掉。書記工作速度只有平常的一半，打字員會打錯字，律師糾正錯誤和口授時犯的錯誤更多。高等法院情形更糟，因為我們要戴上翼領和扣上垂片，在律師袍下面穿黑色的夾克--這樣的衣服原本是為倫敦冬天潮濕和寒冷的氣候而設計的。

35歲掌權心中不安

對新政府成立頭六個月的事態發展，古德看法如何?在向殖民部大臣提呈的三份報告里，他做了總結。6月26日的第一份，以樂觀的語調開始：

我們計劃組織建國隊，接受失業的青年男女，讓他們穿上類似軍裝的制服，住在用木板搭建的宿舍里，教他們耕種、修路、砌磚和建築，目的是讓他們遵守紀律，而最重要的是使他們不致流浪街頭。

報告寫道："人民行動黨的現有領導層看來永遠不會公開表明自己是反共的。然而政府對共產主義的態度基本上是健全的，因此我們大有理由要感激它。我依然深信，把人民行動黨領袖看成隱蔽的共產黨人是完全錯誤的，把他們形容為隱蔽的反共者跟事實接近得多……

幾天後他宣布凍結新官員的任命。那就是說，未經部長批准，政府職位出現空缺不能填補。

減薪數目不算少，但還不是大減，隻影響到1400O名公務員當中的6000名。月薪不低於220元的僱員都會損失部分可變動津貼．只有10％的人減少的數目每月超過250元，達到減薪400元頂限的只有一小部分人，8OOO名低收入僱員完全不受影響。但是這項措施仍然是個強烈的衝擊。要一開始便為節省和理財之道定下基調，我們不得不迅速採取行動。感到很不高興的大有人在，尤其是高級官員。受英文教育者認為我們開始懲罰他們，因為他們投票反對我們。那不是我們的動機。我們要向所有新加坡人，尤其是向占多數的受華文教育者表明，為了公眾的福利，受英文教育者準備由部長們帶頭作出棲牲。為了協助傳達這樣的信息，就是在新時代里大家必須同甘共苦，我認為要他們作出犧牲並非不合理。

我們興建了100多個民眾聯絡所，在市區里興建大型的，在鄉村裡則建小木屋，提供教育和娛樂中心--讓人們打乒乓球、打籃球、打羽毛球、下象棋以及上收音機和電冰箱修理課、手藝課。每個中心都有個全職的組織秘書負責管理，照顧附近居民的需要。為了監督起見，社會福利部改為社區發展部。

古德主持宣誓儀式過後，以首任自治邦元首和新加坡最後一任總督的身份祝賀我們。我回答說："過去幾天，我們有機會跟一個了解我們人民的希望和抱負又了解我們處境的局限性的人打交道，這是我們運氣好……希望你在往後六個月的任期內，會協助我們和平、順利和有效地接管治理新加坡的大權。"

我不時嚴責他們，驅策他們，要他們改變，以便應付未來。我們--吳慶瑞、杜進才、貝思、拉惹勒南和我--是受英文教育者，是他們的當然領袖。我們不想他們成為沒落中的一群。要說華語或方言的人不幹掉我們，我們必須合力爭取他們當中至少一半的人的支持。但是受英文教育者的非政治化傾向是那麼大，以致不了解自己所處的危險境地。雖然到1961年所減的薪水已全部恢複原數，受影響的公務員卻還是長期憤憤不平。如果不是後來局面大亂，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那麼在1963年選舉中他們必然會團結一致投票反對人民行動黨。當時共產黨人的威脅太明顯了，他們別無選擇，只好支持我們。

1959年6月5日星期五下午，我和同僚們宣誓就職，地點就在蒙巴頓於1945年接受東南亞日軍司令官投降的政府大廈。

當時我們還有許多事情要做。吳慶瑞和我策劃並組織了人民協會，那是個包容新加坡所有重要志願社會組織的法定機構。這些組織從棋會、體育俱樂部到音樂、芭蕾舞、繪畫和烹飪班等等，教人學習技藝，從事有益的活動。我們要讓人們做些有用的事，使他們站到奉公守法這一邊。

我們最有意義的一項計劃是爭取在一年內讓所有兒童都有機會上學。我的襟兄楊五麟擔任教育部長，他的表現使我們感到自豪：他一分為二，讓所有學校同時開上下午班，12個月內便使入學學生的人數翻了一番，使校舍的使用率增加一倍。他推行速成計劃培訓師資，把許多資深教師擢升為校長。他也開辦成人教育班教馬來語(現在成了國語)，開展華人識字運動，用華語作為所有華族方言集團的共同語。人們希望自己日益進步，前景越來越好，我們便為他們提供必要的手段。在心理學上這是好事。共產黨人曾經這樣做過，我們再度採用已經被對手證明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正如群眾運動那樣，我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讓馬共壟斷這些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