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從爭取選票的角度看，我們的未來部長們表現卻參差不齊。拉惹學得很快，用英語演講有說服力，把社論語言的風格化為強有力的街頭語言。他也會說巴剎馬來語，高聲有力地傳達了自己的論點，身勢語言表達能力很強。吳慶瑞卻糟透了。他頭腦第一流，也精心寫講稿，但是聲音單調不變，又含糊不清，只照著稿子念；即使他並不沉悶，但是看上去他總是很沉悶，而且只會說英語。但是在一個多元種族的社會裡，我們避不開一個問題：雖然一些候選人生來就能在大庭廣眾發表演說，卻誰也無法在競選大會上同時打動所有聽眾，使他們一起哭笑、憤怒和嘆息。無論他使用什麼語言，而且能說會道，任何時候也只有部分聽眾能了解他，所以他必須通過手勢、臉部表情和語調跟其他聽眾溝通。

這些就是當時的新加坡人民。他們信任我們，我們必須明確許下諾言，要使未來變得更美好、更安全，作為報答

耶谷出身寒微。他出生於馬來亞北部的丁加奴，在當地宗教學校受教育，戰爭時期替印度國民軍開過羅厘，50年代初期到新加坡來，一度當過流動理髮師，後來成了宗教教師。他加入過非常激進的馬來民族主義政黨"覺醒青年團"，1954年轉到巫統，發現巫統太保守，不夠平等，1957年加入人民行動黨。後來我先後委任他為政務次長和政務部長。他很受馬來人愛戴。他從社會的底層攀升，這是那個革命時代的特點。舊秩序根基動搖，社會正處於轉型期，許多工人階級出身沒受過教育的男女抓緊機會，憑著自己的能力、幹勁和運氣攀上頂層，所以我們派出的多個理髮師(古德在向殖民部大臣提呈的報告里，把他們列為"美髮師"和許多職工運動分子，都只受過幾年的小學教育。

在紅燈碼頭一個午餐時間的群眾大會上，我解釋了為什麼我們上台後會保留維持公眾治安法令，並且強調說現在的真正鬥爭是人民行動黨對馬共的鬥爭。我追述了馬紹爾如何動搖，到處碰壁，每次面臨由共產黨領導的示威都退卻；也追述了林有福不得不訴諸警棍和開槍，最後還要英國人出動直升飛機以恢復秩序。我勇敢地說："人民行動黨不會犯這兩種錯誤。我們不會向恐嚇和威脅低頭，也不會利用壓迫作為執政的手段。我們將按照人民的意願，在人民支持下，堅定不移，明智和公平地治理國家。"維持公眾治安法令不是用來威脅人民，而是用來保護人民的。

我們贏得了51席中的43席，獲得了實際九*九*藏*書投票的9O％選民的53．4％的選票。新加坡人民聯盟獲得4席，巫統3席，獨立候選人1席(A．P．拉惹)。

巴剎馬來語最簡單，聽得懂的人也非常多，我們這方面的最佳演說者是耶谷。耶谷是馬來人，演說媚媚動聽，扣人心弦，連非馬來人也被他吸引住了。他了解群眾。為了譴責反對黨夸夸其談，他一度引用丁加奴州的一句馬來諺語。丁加奴州是海龜之鄉，也是他的故鄉。他說："母雞生下一個蛋，全村都聽到它咯咯叫；海龜生下幾百個蛋，什麼聲音也聽不到。"--換句話說就是人民行動黨替工人爭取到許多利益，卻從不吹噓。群眾聽了發出轟然的歡笑。那時新加坡還沒電視，誰聲音動人又儀錶堂堂的話，誰就明顯地佔上風。

①卜基是指非法外圍賭馬收注者、一些沒有領取執照的賭博集團，在賽馬期間私自收注，讓人賭馬。後來，卜基集團還把賭博範圍擴大到非法賭球賽和其他活動。

1959年接連三個月，我在調查委員會和主持競選工作之間兩頭奔忙，忙得不可開交。我們的第一個任務是選定51名候選人。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說華語或方言的新加坡人現在有了政治權利，選民人數大幅度增加，我們必須代表70萬選民。

在當時，絕大多數人都貧窮，多數住在貧民窟。作為工人的政黨，有錢人捐給我們的錢很少，所以我們不得不節省開支，競選期間盡量少花錢，就像1955年那樣。幸好我們當時能得到公眾全心全意地給予支持。我們沒付錢給競選工作人員，他們全是志願工作的。行動黨給候選人提供劃一的海報和宣言，只有照片和履歷不同；能力做得到的話，候選人自掏腰包應付開支。必要時我們租用敞篷羅厘、小型貨車和輕型貨車，在群眾大會上當講台使用，規模大的群眾大會兩輛車子停靠在一起。支持我們的運輸商人許多時候把車子免費借給我們。他們可能希望將來我們組織政府之後可以得到好處，但是我們上台後沒給他們任何好處；許多人仍然繼續在以後的選舉中協助我們。

人民行動黨按照原定計劃，角逐所有51個議席。在33天的競選期間，我們舉行了6個群眾大會和60到100個街頭集會。競選開始時，卜基①接受人們下注，賭看我們會贏多少席，這是個好跡象。反對黨知道了，由於缺乏信心，沒進行劇烈的競爭，前後的表現也不一致。另一方面，人民行動黨的工作人員和候選人精力充沛。候選人年齡多數還不到30歲，他們的演說在年輕選read.99csw.com民當中引起了熱烈的反應。我們打破傳統，派出了三名華族理髮師，雖然在中國封建帝制時代，剃頭匠和藝人、屠夫一樣，連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也沒有。我們代表了剷除這種封建意識的新秩序。

我們決定派出34個華人、10個馬來人、6個印度人和一個歐亞裔。馬來族和印族候選人所佔的比例高於人口比例，但我們認為這是好事，能提高少數民族的士氣。當選的29個華人當中，6個是完全受英文教育的，16個是完全受華文教育的，7個是掌握華英雙語，以英語作為工作語言的。

在這個忙忙碌碌有時也興高采烈的競選過程中，我感受得到，對"非共的"人民行動黨可能在新加坡贏得大選，東姑和他在吉隆坡的夥伴並非抱著友善的態度。哈密裕末在芽籠士乃舉行的一個巫統群眾大會上說，馬來亞是反共，人民行動黨是非共；馬來人從來不喜歡騎牆派，因此跟馬來亞合併是白日做夢。

多姿多彩的場合

我寫信告訴他們："如果本地人的報紙批評我們，不管批評得對不對，我們知道這是真心誠意的批評，因為如果他們宣揚的政策或事業是愚蠢的，他們必須留下來面對後果。主持《海峽時報》的漂泊不定的人卻不一樣。他們必須逃到聯邦，在聯邦的安全環境里勇敢地聲稱自己會為新加坡的自由獻出生命。"《海峽時報》總編輯萊斯利·霍夫曼同一天回答說說"我不是漂泊不定的人。這家報紙的方針和內容是由我負責的，我準備留在新加坡，哪怕李先生和人民行動黨上台執政，哪怕他們利用維持公眾治安法令對付我……我的家在新加坡。"但是在選舉結束前，他動身到吉隆坡去了。他看不到也不承認這份報紙的主權屬於他的英國主子，報紙的方針是受他們左右的；我們卻知道。我們決心剷除英國人對我們報紙的控制，而且決心剷除任何其他外國對我們報紙的控制。

《海峽時報》的敵視引發了一場鬥爭。4月15日我打響了第一炮。我警告說："誰想傷害我們，我們會以牙還牙。"

3月22日星期日，吳慶瑞發表"經濟政策"演講，那是《今後的任務》這個系列的一部分。他解釋新馬兩地必須合作。他說："作為建立共同市場的交換條件，我們可以讓聯邦聯合管理我們的港口，我們的港口平時處理那麼多的聯邦對外貿易。"但是，聯邦的工商部長陳修信聲稱"人民行動黨不知道自己在於九九藏書什麼，共同市場的主張是實行不了的。人民行動黨應該認識到，自由港和共同市場是不能並存的，二者必居其一"。

我們會以牙還牙

無論是街頭會議還是群眾大會，都可能是多姿多彩的場合。選舉使不同種族的不同文化習俗流露出來。華人親自向候選人獻上綉了四宇或八字賀詞的錦旗，以示支持。它們最大可以是三四米長，需要多人一起上台協助獻旗者在讚賞的群眾面前拉開。候選人鞠躬接受之後，就和獻旗者一起跟錦旗合照。

晚上我們靠友善的商店供應電力，用沒罩的電燈泡照明。雖然我們必須租用揚聲器，做小生意的電工會前來提供服務，替我們在樹上和燈柱上牽電線(有時演說到一半它會發出尖利刺耳的聲音)。

印度人獻上鮮花花環，通常是白色的素蓉花(俗稱雞蛋花)或萬壽菊配金銀線束，有的重達l公斤。有時支持者一晚先後在我的脖子套上6到12個大小不等的花環，直到把我整個頭遮住，脖子支撐得很辛苦。幸好我對他們所用的鮮花不敏感。

在遊客眼中，當時的新加坡似乎是個令人激動而且充滿異國情調的地方，屋頂鋪著中國式瓦片，街道兩旁有小販攤位售賣可口的辛辣食物。但這個城市的大部分地區，是一條條陰暗狹窄的橫巷。由於熱帶氣候濕熱，撲鼻面來的是腐爛的廢物發出的臭味。人夜則只靠小販的防風燈、臭土燈和店屋前面的電燈照明。競選活動是在令人汗流狹背的大熱天里進行。每天晚上我駕車從一個選區趕到另一個選區，發表三四次演說。群眾大會七點開始，10點非結束不可，所以每一站我停留半個小時，就再趕到下一站。幸虧我戒了煙，從沒失聲。但在溽熱的晚上，用兩種語言，有時是三種語言--馬來語、華語和英語--演說之後，總是大汗淋漓。此外，當聽眾人多熱情，反應又熱烈時，我往往會把原來規定的時間延長到45分鐘。我幾乎總是最後一個演說，因為人們通常在主要演說者說完之後，便開始散去。每天晚上芝都準備好背心和襯衫，讓我在每一次演說過後便換上。我所用的交通工具越來越有氣派了，因為知道自己輸不了。1959年2月我們決定爭取選舉勝利之後，芝就買了一輛馬賽地220，取代用舊了的史都巴克。新車有深淺兩色，車頂是淺灰色，車身的灰色比較深，引擎好極了，運轉得很平穩。芝要讓人們看到我們坐這輛車子，從而無須犯疑就了解，我不當總理也買得起。她陪我出席各個群眾大會，有時還當司機。

當時我以為他只是設法幫助競選的另一方。後來我才覺察，他九九藏書的這些看法是堅定不移的。當時吉隆坡的態度一般說來是敵視我們。東姑頒賜林有福"敦"的頭銜，那是馬來亞的最高榮銜。東姑說，雖然他自己不會參加競選活動，但他贊成建立反對人民行動黨的陣線，並警告巫統內的親人民行動黨黨員，如果他們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參加競選，巫統將把他們開除出黨。

美國政府也不喜歡人民行動黨。《海峽時報》報道說，美國商業部出版的《國外貿易周刊》預見新加坡可能左轉，放棄私人企業傳統，"這個可能性使人無法估計這個城市的經濟前景和貿易展望"。新加坡的金融地位健全，"但跟聯邦形成對照的是，儘管政府宣布希望吸引外來投資，新加坡的投資環境繼續惡化"。《海峽時報》選用了合眾社從華盛頓發出的這則報道。這家英文報也惡毒地反對人民行動黨，跟友善的華文報和馬來文報不一樣。

我們人民行動黨里的非共派充分控制了競選過程，對此我感到十分滿意。我們定下日程，選定主題，發表重要的演說。左翼的工會領袖並未組織群眾參加我們的群眾大會。雖然行動黨支部有親共分子在活動，一些親共分子可能成為候選人，王邦文和我小心翼翼地從獲得提名的受華文教育的黨員當中挑選，把風險減到最低程度。

小心翼翼地挑選候選人

注：

我們舉行下一次群眾大會的時候，拉惹緊接著抨擊《新加坡虎報》。他說，他們大談言論自由，卻把自己不同意的觀點壓下來。拉惹大有條件說話。1950年到1954年他擔任過該報副總編輯，報社要他改變方針，否則就離開；他離開了。該報轉而反對人民行動黨。一個星期後拉惹把矛頭轉向《海峽時報》。他離開《新加坡虎報》之後到《海峽時報》工作，知道該報是由誰控制的。他說出了控制該報的四個人的姓名，他們全是白人，包括掌管日常事務的澳大利亞人A．C．西蒙斯。西蒙斯了解報業，他知道當拉惹和我說一旦組織政府就會跟他們較量時，我們不是鬧著玩兒的；由於害怕人民行動黨勝利，他們已經在進行準備，要把公司和主要人員轉移到吉隆坡，此外，我當時也毫不懷疑，他們決心以聯邦首都為基地跟我們斗，也知道我們決心跟他們周旋。

在紅燈碼頭一個午餐時間的群眾大會上，我解釋了為什麼我們上台後會保留維持公眾治安法令，並旦強調說現在的真正鬥爭是人民行動黨對馬共的鬥爭。我追述了馬紹爾如何動搖，到處碰壁，每次面臨由共產覺領導的示威都退卻；也追述了林有福不得不訴諸九-九-藏-書警棍和開槍。最後還要英國人出動直升飛機以恢復秩序。我勇敢地說："人民行動黨不會犯這兩種錯誤……"

第二天我形容他的說法是狂熱的，他卻極力要我公開反共。這不像是他本人的態度，於是我相信吉隆坡的信息使他的態度強硬起來。東姑支持哪一邊清楚得很。

絕大多數人都貧窮

馬來人獻上用金銀線織成的頭飾，那是高級首領在慶典上佩戴的。這些東西都不便宜，人們不常獻贈。但是候選人受人擁戴的話，可能得到5O到100面錦旗，把它們分別掛在連成一串串的彩色燈泡之間，能繪群眾大會增添喜慶的氣氛。每面錦旗上都有獻贈者的名字，也許是宗鄉團體或同業公會以這樣公開的方式支持候選人。有關團體一表態之後，它的會員便會協助候選人爭取勝利。支持者如果是店主，就會送東西支持--做競選布條使用的白布，讓工作人員解渴的汽水等等--而不是實際參加拉票活動。

5月21日古德在向波露提呈的報告里寫道："李光耀說，他們不會允許外國資本進行顛覆活動。他給顛覆活動所下的定義是：旨在促進不是我們人民的目標和利益，而是境外強國的目標和利益的任何政治活動；境外強國我們指的不光是蘇聯和中國，也指美國和西方集團……任何人如果為了境外強國的利益損害到本地人民……也在顛覆活動的定義範圍之內……上面提到的演說，也許是最後一分鐘在講台上煽起選舉的熱潮--好些天前，李光耀提醒過我，他打算使用這個策略，但不應看成表明該黨執政時會這麼做。然而我擔心這可能是人民行動黨政府的真正傾向，或者會使行動黨過後難以採取更溫和的路線。"

我的華語進步了，雖然還不能口若懸河，但也足以在競選大會上不用講稿發表自己的看法，也許只是重複自己用英語和馬來語說過的話。雖然說得不那麼好，說華語或方言的群眾卻為我努力學習他們的語言，說起話來信心越來越強而尊敬我。杜進才的情形也一樣。他長得矮小，身高僅有1．5米左右，在講台上可活躍萬分。他華語說得比我差，卻勇氣十足。群眾為我們努力跟他們交流感到高興，為我們喝彩。

1959年5月3O日星期六是投票日，一切平靜，秩序井然，根據新法律，投票是自願的，用汽車載送選民去投票是非法的，不許拉票。在投票站內和投票站附近，政黨工作人員身上不得有政黨標誌。整個投票過程沒有不正當的行為，也沒有恐嚇、賄賂或貪污。投票站晚上8點關閉，9點正7個計票站開始計票，到凌晨2點45分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