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農人的衣服泥土太多，不能用洗衣機，」她說，「池塘內洗很方便，我們用個脫水機就足夠了。」

照我算來，他家庭每年都有很多的結餘。「剩下的錢都存到銀行去嗎？」我不免要問。張君說，他家內現款不多，有錢也不存入銀行，因為他們農村裡一直流行「入會」的辦法——以前大陸上也有——那就是「會員」大家分別集資，每年按時抽籤，誰得簽，誰就取得當年大家所集的全部「會錢」。

所以如果申家算是台灣的「中等農民」（這名詞是張君說的），那我望文生義，只好把張學意和他的家庭列為台灣的「下中農」了。

筆者幼年是在大陸農村的泥土裡長大的，對那時農民的疾苦知道得太深刻了。良心驅使我誠心誠意地希望他們在過去三十年內，能有個徹底的翻身。

老王自稱是「毛澤東的小同鄉」，他那口「湘潭國語」便遠沒有他那時髦而美麗大方的本省籍夫人說得流利。她告訴我，她小的時候是被「賣」到台北的，所以是地地道道的「本省人」，但是她今天本省話已不大會說了。

一個農家居然有三部摩托車，這在以前中國的農村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張君卻說，他好多鄰家都已不要機車了，他們改用載貨載人兩用的無篷小卡車。他一提起這「小卡」，我立刻也就想到了，因為我在美國農莊做過工，美國農人最喜歡用這種「小卡」。他們有時且在車身之上配製一套可以作睡眠用的小活動車廂。暑期裝上這車廂，他們就可以駕車出去作露營旅行了。我本人也在這種旅行車廂中睡過，它甚為經濟、舒適而方便。看樣子，台灣農民之利用這種「小卡」來度假，為期也不遠了。

我把他兄弟二人每年的年薪（另加獎金兩萬元）所得加一加，竟多至三十五萬元（合美金八千元上下）。另外學意、學國的太太也都在做些成衣加工；十幾歲的孩子們，不時地也都能三萬五萬地賺回來。這樣一個農民的家庭，也實在太富足了。張君微笑著說，真正的好轉也只是最近十年的事。最近十年為什麼有這樣大的變化呢？這也是我想知道而還沒有知道的事。

在三十多年前的大陸上，表弟便一直是聽我使喚的「小鬼」，我是他的「大王」，我們之間的感情，真比親兄弟還要親。後來我去美國，他在一偶然機緣下，進入台灣。在台灣娶妻生子，家庭十分幸福，工作也相當順利。他生性厚重，人緣又好，三十年的定居，也可說是台灣的老鄉里了。但是當我們又碰到一起時，在心理上，他還是我的「小表弟」——雖然最近他已有了一個孫子——我這個「大王」，還可把他這「小鬼」使得團團轉，甚至他的幾個可愛的孩子也被我這位遠道而來的「表伯」動員了起來。男公子替我做照相師，小女孩則替我做閩南語的翻譯。

張君告訴我，他一家生活的情形，只代表台灣農村中的中下層，本質上還算不得富農，因為他還不夠資格報一般人民所報的所得稅呢！他一家兩戶，上有老、下有小，食者眾、生者寡，所以按規定，他每月工資中的所得稅就免扣了。

張家二房的孩子都還小。最大的張頌光是個男孩，十八歲，現讀高職三年級，習電工，專業是室內配件。這時他正暑假在家，抱著個自用的大籃球來和我們握手拍照。頌光矮而黑壯，一望而知是一個十分誠實的農村青年，渾身上下沒有台北青年所習見的都市氣味——雖然他家離台北不過五十公里。

三十年不是個短日子！他們今日仍然很苦，胡為乎而然呢？迷惘之餘，這才使我想到對台灣農民的生活也作點粗淺的了解和觀察。這就是我撰寫本文的原始動機。

隨著台灣工商業的急劇發展，農村人口一天天地流向都市，農忙時人手不足，散工和僱農的工資乃隨之直線上升，據說最高的近來已達到八百元新台幣（美金二十一元強）一天。人工太貴，只好改用機器，所以張家也以八萬新台幣的代價購了一部拖拉機，其後又買了插秧機和收割機。但是他們一共只有兩頃地，還不足五英畝，這些大機器顯然是缺少足夠的用武之地。兩公頃的地一下子犁掉了，人反而嫌無事可做。有勤勞習慣的人一旦閑起來，他們就要找兼差，學意便是這樣在農忙之暇，在台灣客運公司找了個兼差。農場上的事愈來愈少了，他這個兼差反而逐漸地變成他的主要職業了。

三、妻子兒女零工工資——十萬元。

頌光下面是四個妹妹，尚分別在高、初中和小學就讀。她們的志願，自然也都是高職和大學了。

8月21日的台北，晴朗而熾熱。一大早表弟便帶了一部有空調的小汽車來接我下鄉。我們從高速公路直奔台中，再轉入支線，在鄉野中隨意遨遊——看看農村的外貌。表弟說，台灣真是個寶島，物產豐盛；而我在土地膏腴之外，也顯然看出了人民勤奮和當局復興農村的成績。

光復后稍好，但也好得有限，家中有時吃的還是番薯飯。

「是的嘛，」他說，「薪金現在是我們的主要收入，農業反而是我們的副業……沒有薪金收入，專靠農業，生活是改善不了太多的。」

至於那架美國佬不可或缺的電話，中國農民可能尚無使用它的習慣，平時也無此必要，正如張君所說的：「要用電話，到鎮上去打好了。」

這條小徑雖也是柏油碎石路面，但卻「小」得出奇。在車內向外看，我覺得路面比車身還要窄。幸好我們的老王技術好，一路有驚無險。他開了約一兩公里，再穿過一條窄得怕人的石橋，車子便在一座村莊前的洋灰廣場停下了。

但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天助之外，還要靠自助。他們桃園農民在土地改革之後，生產的積極性提高了。在日據時代，他們原已有農會組織，但那老農會不發生太大的作用。現在這個新農會組織擴大了，工作也積極起來，農會之下，他們又組織了農田水利委員會，擴大了水源，也掌握了最經濟有效的灌溉技術。農會同時對會員農場里的產品也作出了最有組織和最有效的推廣。在政府有計劃的輔導之下，「穀賤傷農」這一傳統現象已基本上消除——谷價由政府做有計劃的調整和控制。

在台灣農村中，我們很難看到破爛失修的房屋——這一點，今日美國的農村都沒有做到。在美國農村中，我們可以隨時隨地看到一些破爛、失修或廢棄的農房，斑斑山野頗不雅觀；台灣農莊雖小，但大體都收拾得乾乾淨淨的，一眼看去，甚是賞心悅目，顯出朝氣。

老王住的是一所兩房一廳，外加浴室、廚房和前後兩面陽台的現代公寓。窗明几淨，壁紙花色鮮明。室內十九英寸彩色電視機、電冰箱、音響、洗衣機、收錄兩用機、高腳電風扇……一應俱全。沙發、桌椅也樣樣入時。美中不足的是，他們的長子去年在考大學期間不幸游水被溺死。他夫人以漂亮的國語為我說東說西，足使我忘記做客台灣。我想我故鄉合肥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能達此程度，那該多好！

這裏我得鄭重聲明：至於申、張兩家在台灣農村中究有多大的代表性，我是望文生義、人云亦云的。我個人在這個名詞上，到目前為止，並未找到確切的「學術性的根據」。

我們暢談之後，張君又率領我們一行去參觀他住宅的各部分。

張家現有農場地兩甲，合六千坪。划為工業區之後，地價已漲至五千元一坪。全場地價總值如今已超過三千萬新台幣，以目前台幣、美幣兌換率來折換，則張家之地現在已值美金七十八萬元有奇。再加上他們既有的生財，則張家今日已是一個擁有一百萬美金財產的大富戶！

這樣一來，他們張家乃于旦夕之間，由無地的佃農一躍而成為擁有兩甲地的自耕農了。至於他們其後在十年之內，一共向政府付還了多少「低償」的地價，學意已記不清。我想這數目字不難查到，也就未向他追問了。

組織了這樣一個有效率的「考察隊」，我就真的深入台灣農村了。

「糞便用在菜園上。」他說。

客室上方，放有一座台制十九英寸、裝有防塵門扇的三洋牌彩色電視機，機上橫卧著一架大型立體音響，喇叭箱則放在地下兩側。左側牆邊便是一張三人藤座木框沙發，下端橫放著一張同型單人沙發，再下邊靠牆邊有一張藤面搖椅，沙發前則是一張精緻的咖啡台。

在訪問張家之後，斗室沉思，我想應該不應該把它寫下來呢？經過反覆的考慮，我對我自己的答覆是正面的。因為我認為，這至少是當代中國社會經濟史中一點點誠實無欺的「口述史料」。

記得以前有一位史學老教授告訴我：為保存史料而保存史料，便是一種貢獻。所以我就決定把它保存下來了。至於這份「口述史料」究竟有沒有絲毫史料價值，那還是讓讀者們去裁判吧。

今年（1981）八月下旬，承在台北舉行的「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會」中幾位老朋友的邀請，我在紐約取得了可以進入台灣十天的過境簽證，飛到台北。我想在這極短的停留期間，利用會外餘暇，到台灣農村裡去看看。但我不敢也不願麻煩官方，我只是私下向我在台灣省公路局任職的表弟表示，希望他能替我借一部小汽車，並利用他htｔｐs://ｒｅａｄ.99csｗ•com本省籍夫人的親友關係，替我在台灣鄉間找一個「最具代表性的『中等農民』的家庭」，讓我不拘形跡地去訪問一下。

「建國史討論會」開得相當忙亂。一禮拜會期之後，我的過境簽證已到期，本該立刻出境，然終承大會「接待組」諸執事先生的幫忙，把限期延長了幾天，直至9月4日。就在限期屆滿的前一日，表弟果然替我在桃園縣鄉下找到了一家頗具代表性的「中等農家」，讓我去拜訪一番。

正當我仍和張君絮絮不休之時，他那位正在服兵役、穿著軍服的兒子張頌彩回來了。他是一位眉目清秀的青年，二十二歲，「高職」畢業，習汽車修護，現在則是一位「現役憲兵」。學意的二子頌宏，二十一歲，成功中學畢業，今年參加大專聯考未取，現註冊入台大補習班「丁組社會科」用功補習，預備明年再試。三子頌安則正在農工高職讀二年級，習農工電機科。

關於張家一年支出的情形，我也大致替他算了一算。

不過我個人是搞過長期的口述歷史的。我認為耳聞目睹之言，雖不可輕信，也不可完全不信，因為它有時反比長篇大論的「學術報告」更中肯、更可靠。至於如何對待這些口述材料，對一位學歷史的來說，那就存乎一心了。

這是一幢有五十坪面積的老農莊。有一半翻成西式住宅——客廳和卧房，一半依舊。廚房中灶頭亦有老灶和瓦斯灶兩種。全屋雖無自來水，但屋后那口由巨石緊蓋的水井卻由馬達抽水，用水管通向廚房。廚房內外且有各種家用的大小機器，如揉面機、抽水機、脫水機等。我問張太太為什麼不買一部洗衣機。

因此除掉十二萬元的農業成本和日常的豬肉消費之外，他家最大的開支便是田賦、灌溉水費、日用電費和日用瓦斯費了。他們每月支出電費五百，每年六千；瓦斯費每月三百，一年三千六；田賦每年七千；水費七千。

在台灣客運公司里，張學意的工資是新台幣一萬三千元（約合美金二百六十余元）一月。

她的丈夫，在我的好奇的詢問之下，也含笑地承認他有西服四套。弟弟學國也有三套。我未見過穿西服的張學意，但是看到他夫人的衣著，我卻不難想象出張學意穿西裝革履是個什麼樣子。

張君那位已出嫁的女兒秀珍也是實踐家專畢業。實踐家專是所謂「三專」，亦即學生在高中畢業后，再入校讀三年畢業的專科學校。二女秀玉二十三歲，則是萬能工專畢業，萬能是「二專」，她學的是會計，現在一建築公司服務，待遇也很好。

「5點鐘下班回來再做嘛，」他回答得甚為輕鬆，「我們有機器，花不了多少時間。」

後來我們又訪問了我們的司機老王的家。

所以他們張家基本上還保留了我國傳統農村自給自足的若干遺風。他們平時賺的錢，是賺一個留一個的。

張家或許在前些年也得過簽——總之，他們兩年前曾以現款二百五十萬元投資房地產，在附近鎮上買了一所有二十五坪（1坪約合3.3平方米）面積的鋪面房屋。房價似乎是十萬元一坪。張君沒有告訴我這座房產出租后的房租所得——可能也因為他尚未詳細核算。但是我以市面最低利率百分之五來替他算一算，則他家所得房租至少也在十二萬五千元左右。

他們張家現在也有足夠的財力把老屋全部翻修或重建。但是他們不能做，也不願做。原因是由於台灣工業的迅速成長，他們瑞塘里這一地帶已被劃成工業擴展區。政府不許區內再興建普通民房住宅。

唐詩上說：「野老念牧童，倚杖候柴扉。」這種淳厚的田家風味，在近代中國恐怕只能向書中去找了。想不到在桃園楊梅鎮的張家還保留些許往古的遺風！

我在張家東張西望，總覺得有什麼美中不足似的。啊，有了！原來他們家裡有九個孩子，卻沒有一部腳踏車。在大陸，幾乎遍地皆是腳踏車。在美國，凡是有孩子的家庭也都有，而張家獨缺。這是什麼原因呢？學意說：「我們已有三部機車……孩子們不喜歡腳踏車。」

張先生是客家人，祖籍廣東陸豐。他曾祖是位苦力，于清末受雇來台開墾，後來娶妻生子，便在台灣落戶了。定居后他又搬了幾次家，直到學意的父親張阿增中年時才遷來此地。他們現在的門牌地址是：桃園縣楊梅鎮瑞塘里七鄰，草瀾坡十七號。

由一個「未穿過長褲子」的佃農，轉化成一位百萬富翁，是個奇迹嗎？不是！我們讀西洋史的人，知道這類事情太多了，沒啥稀奇。在西歐、北美工業革read.99csw.com命的歷史中，這例子是千千萬萬的。張君的好運道，只是工業化過程中的通例之一，不是什麼例外。

現代化！現代化！你是人類生活史上的魔鬼！還真是什麼進步啊、發展啊！但是，看到張家的情況，我也不斷地想起我的故鄉來。兩地農民本質上是完全一樣的，但是二者之間的物質條件和教育水平就有天壤之別了。

「你們一切都用化肥，那麼人畜的糞便都不用了？」我再追問他一句，因為他家中除了十五個人之外，還有兩頭豬、三條狗和若干只貓。

所以張家每年要用現款支付的租稅和生活費，約在四萬五千元上下。另外再花錢，那就屬於教育和奢侈品之列了。例如張君的小侄女現在校中學古箏，一部古箏的價格便是七千元。至於張家妯娌的金首飾的消費，那自然又當別論了。

但是在1953～1954年間，生活便漸漸開始好轉了。原因是那時當局推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政策。當局用日本遺留下來的工商業作抵償，收購了所有地主的土地，然後再以這土地低償分給無地農民。一般農民可以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先耕后付，於十年之內，向當局購得全部土地所有權，但是每戶分地最高額則以三甲（四十五市畝）為限。

但是按照當局「戶籍法」的規定，他們十五人卻被分成兩戶，今日台灣農村習俗仍是以男為主的，戶長都是男人。張家兩戶中的長房是以學意為戶長，他一對夫婦、四個孩子作為一戶，另加祖母（阿增的妻子），共有七口。二房學國一家則以祖父阿增為戶長，一戶八口。雖然在戶籍上他們一定得分成兩戶，他們自己在生活上和財產上則並未分家。一家個別的收入都合在一起，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大家公吃公住。由於阿增不識字，學意很自然地就變成一家的實際「首長」了。

據學意告訴我，在日據時代，他們當佃農的生活是十分貧困的（原因很多）——「合家每月只能吃到一次肉」，學意那時也「從未穿過長褲子」。

生產量大增之後，農民的生活自然也就一天天地好起來。

按財力，他張家也可裝空調和電話的。但是他們全家一致都說空調無必要。鄉村清風習習，並不熱。筆者本人也住在紐約郊區（鄉下），的確知道空調無必要，尤其是經常在戶外工作的農人，室內室外溫度懸殊太大，對健康也不好。

據張君告訴我，他們擁有兩公頃土地，一年兩熟的農場上，每年可實收穀子兩萬六千台斤（一台斤約六百克），約值新台幣二十萬元（約合美金五千三百元）。除去成本和一切開支，他們可凈得新台幣八萬元（美金兩千一百元）上下。

五、農業副產品（豬和魚）——三萬元。

張君極其謙恭地領我們進入他的住宅。那是一座低矮的平瓦房，一進門便是張家的客室，約十四五英尺見方。下面是一面平整光滑、現方塊赭黑色花紋的水磨洋灰地面。這水磨地面如果打上蠟，是會光彩鑒人的，不打蠟也一樣的光滑可愛。頭頂上面的天篷，則是經過化學處理的栗殼色長條木板鑲成，整齊而美觀。四壁是白色石灰粉牆，加點黑色線條圖案。靠下方則是晶潔的玻璃門窗，我們就是從這個門進來的。

我默察張學意君一家的情形，如張君在台灣農村社會中確有其代表性，則上述這項結論可能也是正確的。

一、兩兄弟工資總收入——三十五萬元。

農會的職權既然一天天地大起來，通過這個組織，農民也就真正變成他們根生土長的土地上的主人翁了。學意的弟弟學國現在便是楊梅鎮農會的產品推廣員。因為成績卓著，農會也發給他每月一萬五千元的報酬。

四、農產品純收入——八萬元。

這一規定，在生活上對張家雖有不便，但在經濟遠景上他們是竭誠擁護的，因為農村土地一旦划為工業區，地價勢必隨之上漲。

「張先生，」我說，「這樣一來，你兄弟二人的工資，不是比你農場里的收入還要高得多嗎？」

但是久處通都大邑之後，今日突然面對張君那樣淳樸的鄉村氣味，傾聽他那誠實無華的農人的語言，再看看他家中那位耳聾、蹣跚的祖母和赤足而害羞的兒童，我是感慨萬千的。我國傳統的良民氣質和農村生活，太健康、也太可敬可愛了。若說我們五千年文明是真有什麼偉大的話，它便是建築在這些基礎之上的啊！但眼看著它就要被狡猾而污濁的「都市」所淹沒了。

他說，他們最小的政治單位叫里，里有里長，由人民公選，三年一任。他們瑞塘里現任里長庄水貴君便是一位無黨籍的民選里長。里之上有鎮，鎮有鎮長，也是民選，四年一任rｅaｄ.９９ｃｓw.coｍ。楊梅鎮現任鎮長謝新鑒君則是國民黨黨員。鎮以上是縣，設縣長，也是民選，四年一任。桃園縣的縣長便是那大名鼎鼎的許信良。許信良因久假不歸，現已被省政府停職，暫派現任省府委員、國民黨黨員的葉國光代理。不過葉氏只代理到今年11月14日原許任期滿為止，屆時桃園縣當另選縣長雲。

張君很熱情地招待我們坐在這木製沙發上，敬煙奉茶，我們就這樣子「聊」了起來。

我們要和學意的那位赤腳的小侄女一起照相。她臉一紅，躲起來了。問她名字也不答。可是當她在小瓦斯灶上燒魚的時候，卻被我們包圍了。她在幫忙燒中飯，正在煎著一條圓圓胖胖的魚——頗像我們長江里的鯽魚。表弟告訴我，這是一條「改良品種」的「吳郭魚」。我想或許是一位姓吳的和姓郭的水產學家「改良」出來的吧。不得其解，只好望文生義了。

學意的夫人和弟媳則參加了當地的「婦女會」，學習烹調和縫紉。孩子們的學校一般都有「家長會」——美國同類組織叫做「家長教師聯合會」（P.T.A.），家長們可以通過這個組織從事各種社交活動。我想這也是所謂「已發展國家」中的自然現象吧。

我叫我的青年「照相師」給學意的夫人——張謝李妹女士照幾張相作紀念。張太太是一位溫和而端莊大方的中年婦女，雖然已是望五之年，看來卻比她實際年齡年輕得多。她的髮型是台北市上通行的一種，相當美觀；身穿的是一套滌棉綸的西式服裝，十分整潔，顏色也很調和，長褲上的褲縫熨得筆直；足下一雙「半高跟」，也很入時。我想這就是一位農村婦女嗎？至少，她的婆婆卻是一位百分之百的「劉姥姥」啊！

在過去的中國農村裡，通常一家最大的支出便是食糧。在張學意和我談到他家中開支的情況之時，他說他二十萬元的農業收入要扣除十二萬元的成本。這十二萬元中，除掉種子、肥料和機器折舊之外，顯然也包括他全家食糧的總消耗，因為他說他們食糧自給，副食品蔬菜、雞、鴨、鵝、魚，也都自給。平時主婦們上鎮市去買菜，少許油、鹽之外，所買的只有豬肉一項。每年這項豬肉的消費，可能也略相當於他們售出兩頭豬的價格。

張學意君是一位謙謙君子，有著中國淳樸農民最可敬可愛的鄉村氣味。他不太愛說話，但是他回答我的問題卻是有條不紊。我的問題，或許在他聽來都是一些不必要問的問題，他所回答的也只是台灣農村裡盡人皆知的一些常識，所以他說起來顯得極其平淡而輕鬆。而我這位重洋之外飛回來的外行，則對他每一句回答都感到新奇和驚異，因為我每問一個問題，都使我想到自己故鄉中農民現有的和過去的生活狀況。所以我尤其喜歡替他們張家算賬。

下車后，表弟替我介紹，這位領導我們的中年人叫張學意，他便是這座房子的主人——一位最具代表性的台灣農民。今天我們就來拜訪他。

吃肉的次數隨著土地改革而多起來，張家田莊上生產量也增加了——最後竟然增加到一倍以上。主要的原因是當局成立了「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供應化學肥料，並改良農作物的品種。這樣，連他們村前池塘內所養的淡水魚的品種也一道「改良」了。

我問張學意君平時有什麼娛樂，他說電視、電影之外，他喜歡聽柔和的音樂，其外則是讀書、閱報。他家中也訂了些報刊，其中包括一份台北的報紙和一份孩子們喜歡看的《青年戰士報》。

他們張家這十個孩子的教育程度著實使我震驚。我想起我自己家中——傳統所謂書香之家——叔伯兄弟姊妹的教育程度，和我的一位三十來歲的外甥女至今還是個文盲的情形，不禁為之黯然。

在美國與中共學術交流的整個計劃推動之下，我由紐約市立大學派往中國大陸做交換教授，教授美國史六個月。離鄉撇井三十余年，一旦身返故里，晤兒時夥伴，觸景生情，其中酸甜苦辣的情緒，實非親歷其境者所可想象于萬一。同時通過深入的觀察，我覺得今日大陸上最苦的還是農民，什麼水利、電力等建設，不是沒有，但是由於人口的失去控制和工業發展的緩慢，農民的衣食住行、教育、衛生等最基本的生活條件，卻改善得極其有限！

我所認識的台灣朋友們都說，台灣人民的政治意識極濃厚，每次地方選舉期中的「政見會」，參加的群眾都是人山人海的。這也是民權起步的表現吧九-九-藏-書。

「你們鄉村的政治組織採取何種形式呢？」我換了個題目向張君發問。

後來我又向一些省內、省外的政論家請教省內農民對政治遠景的看法如何，他們都認為農民對地方政治的參与是十分踴躍的，希望有真正的民選省府出現，但他們不希望把政治局面搞亂，亂會影響經濟的穩定和成長，那是對他們不利的。所以省府應善體民意，因勢利導才好。他們認為社會上一般老百姓「人心不思亂」，甚至「怕亂」，實是台灣和平、安定遠景的最大保障。

上五項合計總收入——六十八萬五千元（約合美金一萬八千元強）。

總之，經過我和張君計算之後，我答出個大致不差的結論，那便是他們張家在一切必需的消費之外，每年要結餘三四千美金作存款來儲蓄，那實在是舉手之勞的事。張君微笑，認為我這一估計不太離譜。

我們在農村中盡情巡迴。中午則開到南投午餐，下午繼續遊覽，直到深夜才開到埔里的一家小食鋪去吃「一魚三味」。一日之游，到處都使我體察到人民安居樂業的昇平氣氛。這些鄉里小飯館，差不多都有冷氣設備，服務人員笑臉迎人，繁忙而溫和有禮。他（她）們也都能說一口清晰的國語，不像香港、廣州，乃至上海，居民仍以說方言為當然。筆者在上海見到我幾位「安徽佬」的堂弟妹，他們私下彼此交談，有時且用「滬語」，真把我這位「二哥」氣得鬍子直豎。但是今日在台灣反而處處說國語，也真是難能可貴。

學意又舉例說，大多數的鄰家都比他好。例如緊隔壁的申家，因為孩子少，他們夫婦一日所得便是一千元以上（約合美金二十六元強）。如此則每月收入在美金八百元左右。八百元在美國不算高，但是美國人生活費用大，一般人從手到口，收入大部住掉、吃掉，今月有錢今月了；而這些台灣的自耕農，則賺一個，留一個。老同學、專治台灣經濟的侯繼明、王作榮兩教授也告訴我，今日台灣人民的儲蓄率曾高到百分之三十。這是個可驚的數字。但是我近看申家，則可知這一數字形成的「所以然」了。

9月3日的早晨，也正是颱風過境之後、簽證將限滿之時，天氣不算太熱。我們一行再度自台北動身，循高速公路南下桃園。車行約五十公里右轉入支線，再轉便轉入一條鄉村小徑。就在這條小徑的開端，有一位中年人坐在一輛發光的摩托車上，正在等著我們。表弟和他招呼一下，他便掉轉車頭為我們作嚮導。

據學意告訴我，他們的男孩子最常穿、也最喜歡穿的是牛仔褲；女孩子穿西式衫裙，有時也喜歡打扮打扮。我在他女兒精巧的繡房之內，也看到整架的化妝品。關於這一點，我倒不需要這位貧寒出身的爸爸來向我解釋呢。

筆者與張君一晨之談，所得的啟發實在太大了。我的訪問雖短，但也可說是對當前台灣農村的「個案研究」（case study）或「例案探討」（sample investigation），這在今日流行的社會學的法則上說，也可叫做「見微知著的法則」（micro-level approach）吧。張家這「例案」（sample）雖小，但是這個「平凡的他」，則是目前整個社會中的一個細胞，他們發展的正常與否或健康與否，每可看出一個社會整體發展的取向。

這種魚，據說是他們老祖父張阿增的偏好。他老人家苦了一輩子，幸好老運彌佳，兒孫滿堂。如今七十六的高齡，家中大小事務他是不管了；但是每日清晨，老人家卻喜歡牽著孫子，送他們上學。孩子們上學了，他便拿著漁竿到池塘邊、樹蔭下，去釣他有偏好的「吳郭魚」，一直等到家人叫他午餐才回來。下午午睡睡醒，到門前去等待散學歸來的孫子們，也是他的樂趣。

阿增不識字。在「日據時代」，他向當地地主租了兩甲地（亦即兩公頃，或三十市畝，合4.932英畝），當了佃農。阿增（現已七十六歲）有兩個兒子，長子便是張學意君，現年五十二歲；次子學國，比哥哥小九歲，現在也已四十三歲了。學意在日據時代進過小學和初一，學國則于光復后在高級農業職業學校畢業。他弟兄二人又各生子女五人。學意的長女秀珍，今年二十六歲，已於去年結婚，嫁了位外省籍的軍人，已隨夫遷居，所以現在的張家還有九個孩子。他們和學意、學國兩對中年夫婦，以及阿增老夫婦同吃同住，一家十五口，三代同堂。

二、房租或利息收入——十二萬五千元。

「你兄弟二人都在外邊做事，那麼田留給誰來種呢？」我不禁茫然。

這樣一來，我倒可替他張家一年的收入排個大致不差的流水賬，項目大致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