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我這個學生對老師的學問的學習保持個什麼態度呢？我認為「老師」一詞的意義，並不代表真理的終點，但是老師畢竟是老師，所以對老師的全盤否定，甚至把老師的祖墳也給挖掉，那就太混賬了；相反，對老師的全盤肯定，也是病態，胡先生一輩子都叫我們做個「不受人惑的人」。記得胡適生前對我們教誨，常常引用一些和尚的語錄，以加重對我們的教誨——胡是禪宗史大師——他經常引用「洞山和尚」的故事。洞山和尚是雲崖和尚的及門高足。於是有人問洞山和尚說：「你肯先師也無？」意思是說，你贊成你老師雲崖和尚的話嗎？洞山說：「半肯半不肯。」其人又問：「為何不全肯？」洞山說：「若『全肯』，即辜負先師也！」洞山和尚這句話，也是胡適治學精神的精髓所在。今日的名史學家余英時先生，他的治學方法與胡適學派本有很大的距離，但是他在替胡頌平先生所編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上所寫的長序，也徵引了這一段胡適之的口頭「禪」。足見對「先師」學術思想持「半肯半不肯」的批判態度，是任何嚴肅學派里的「學生」所應該共同遵守的態度，不是某一個「學生」對他的「老師」的不敬或心存離經叛道、嘩眾取寵。記得元曲里有個白話曲牌叫《一半兒》——有一曲子，描寫一位男士跪在地下向一位女友求愛的故事。那女的所唱的便是這「一半兒」的牌子。她唱道：「碧紗窗外悄無人，跪在床前忙要親……罵一聲可憎迴轉身，不是奴心狠，一半兒推辭，一半兒肯。」這位女士為什麼「一半兒推辭，一半兒肯」呢？因為她如「全肯」，那就不但辜負了愛情，也辜負了文化。洞山和尚、胡適之博士和胡博士之下的一批學生，對他們的老師不願「全肯」，不是不敬愛其老師，正是由於「不辜負先師」，才不願「全肯」。「全肯」則沒有進步，沒有進步則文化便停擺了。做個胡老師的真正的學生，就要遵從師訓，不能「全肯」，「全肯」便是辜負文化了。

「胡適時代」的內涵是改造舊文化，再建新文明。再建新文明的辦法是尼採的名言「重新估定一切價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而估定一切價值標準的標準，便是「科學」和「民主」。凡固有道德、傳統制度之不科學、非民主者，則一概鋤而去之，要鋤得徹底，除惡不盡則新善不立。但是胡適是反對革命的，他不主張大刀闊斧、流血革命，他是「實驗主義」的信徒，主張一點一滴的改革，改革的最後目標是「全盤西化」——後來他嫌此語有語病，乃改為「充分西化」。可是不論「全盤西化」也好，「充分西化」也好，中國政治社會的最後的形態便是「美國模式」。換言之，胡適鋒頭最健、最能顛倒眾生的「胡適時代」之內涵，有四大要項，那就是「科學」、「民主」、「實驗主義」和「美國模式」。根據胡適的解釋：「科學」是一種方法，合乎邏輯，合乎法理，用這種方法，可以在實驗中求出真理來，換言之，也是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不是像宗教或玄學之中可作虛無縹緲之談；「民主」則是一種人類生而平等、與生俱來的不可分割的天賦人權的個體或團體的生活方式；「實驗主義」則是一種由哲學向科學過渡期的哲學，它沒有終極真理，只有有實用價值的觀念才是真理，真理可以隨時製造、隨時揚棄，不是一成不變的；至於「美國模式」，則是在科學、民主、實驗主義交互為用的配合之下所產生的一種九*九*藏*書「較好的政府」、「比較合理的社會」。所謂「全盤西化」者，就應以美國模式為鵠的。

胡適的時代何以會捲土重來呢？

上述胡適時代的四大內容，終胡適一生都是空想。所謂「科學」，只限於少數象牙之塔以內的知識分子，塔外軍、政、商、學，用上科學的就太少了。

但是，一個對真理有徹底認識和信仰的人，如孫中山、如胡適之，他們和我們之別，便是我們普通人容易泄氣，而他們則不顧一切困難而堅持到底，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胡適對他的「科學」、「民主」、「實驗主義」、「美國模式」的四大信仰，一生也未動搖過。

首先要說明我以什麼身份、什麼資格來講這個題目：

但是，在這個有人數上萬的學生大隊里，如果說傅斯年、羅家倫、張國燾等北大學生是胡老師的開山門生，什麼俞平伯、千家駒、吳健雄、蘇梅算是第二代學生……等而下之，則有四五代乃至六七代之多了。我不能不承認我也是胡適之的學生。胡老師生前一直是這樣替我介紹，我也從未否認過。做胡老師的學生，不是什麼名譽學位，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光榮，但也算不了什麼缺陷或負擔。但是我這個學生，除追隨他去聽他講演之外，我沒有正式拿他的學分，但是我卻單獨上過「胡適學」大課在一千小時上下，這是胡適所有的學生之中，前所未有的事。我不是去替胡先生提皮包、延賓客，我是真正地在上課——這一點我得感到師恩獨厚！——做了胡老師收山的小門生，此其二。

如今「胡適的幽靈」果然復活了。胡適的時代，真的捲土重來了，我們可以拭目而待之。

適之先生的一生成就，大致可分為兩大階段，而以他四十八歲（1938年）出任駐美大使為分水嶺。在此之前，胡適是位啟蒙大師、學者、思想家和教育家。四十八歲以後，他則逐漸走向「民主大師」、「聖人偶像」，而終成為一座「自由神像」。雖然這神像手中的火炬需要別人來點燃，但沒有神像高舉的手臂，這火炬也只是一點海上漁火而已。

再者，我們要接受西方正統文明，以增強和改造我們的正統文明，也有其接受的條件，條件不足，則為邪門開路。條件多端，最要者為經濟和教育基礎，還要加上個安定的社會。

要了解胡適時代，我們得把整個近代中國這個時代分析一下。我們是今日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受外界文化影響最少的古老民族，在文化上自給自足（self-sufficient），無求於人，亦無害於人。在人類文明史上，實在是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現代的革命家、歷史學家、評論家，往往把我們的老祖宗罵得一文不值。我們的老祖宗可能真的一文不值，但是研究文化學不能孤立地看某一文明之優劣，要比較著看，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將貨比貨，我們老祖宗的那一套，包括帝王專政的政治制度，可能還是「近代以前期」（the pre-modern era）中最好的一家。這自給自足、十分自滿自足的一家，向不懷疑自己有什麼不好。只是近百余年來，尤其鴉片戰爭之後，在西力東漸的壓力之下，才發生變化，喪失了自信和自滿。因此，我們搞歷史的人可以大胆地說：近代中國是什麼樣的時代呢？近代中國是一個「挑戰與反應的時代」（Ageof C九_九_藏_書hallenge and Response）。西方文明向我們挑戰，我們不得已而應戰。我們戰得很艱苦，而這一應戰也是層次分明的——吃一塹，長一智。

在此我想附帶插一句話。我每次飛過東京，總喜歡看富士山。有時飛機繞富士山達二十分鐘之久，我始終就看不出兩樣的富士山來，真是太單調了。將山比山，將思想家比思想家，日本人比我們還差一大段，可能也是地理環境使然——日本沒有像我們胡適那樣的多彩多姿的大山。所以我們的政治家、思想家，要想在歷史上搞得多彩多姿，也應該衝出一個小島的自然環境，然後才能心胸開朗！

這個問題的答案便是，胡適所搞的那一套，是西方文明的正統。正如佛教十大宗，禪宗便是個正宗，秘宗便是個邪門；秘宗中之黑派，更是個邪門之邪門，專搞畫符念咒、打神驅鬼、呼風喚雨、看命論相，等等。然長期競爭，邪終不敵正。

「胡適」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上已不是個單純的人名，它代表一個「文化整體」（cultural entity）。因為胡老師已不只是某一行的老師，他簡直是眾多重要文化行道中的共同宗師，例如文學（包括新文學、白話文、新詩、新舊文學的比較與批判等）、史學（包括對舊考證學的再肯定和對新史學方法的介紹）、哲學（包括對先秦諸子、宋明理學的再估價；對歐美傳來的實用主義的介紹和對辯證玄學的批判）、宗教（包括對佛教禪宗的研究與批判；對耶教的立場與看法）、政治學（尤其是對民主、自由等形式和西歐北美的政治模式、生活方式的介紹）等。在上述各項中，無一項他不是個開山老祖或總司令。近七十年來的中國思想家——不管他是反胡的、擁胡的，還是「左」、「中」、「右」、「獨」（獨立思考）各派——都是圍繞著胡適在打轉，不提胡適，話便無從講起了。

適之先生生前，常喜歡當笑話說，大陸上在「追趕胡適的幽靈，怕胡適殭屍復活」。我曾為他這句話，作了一首十四行詩。

胡適之說，大體上自他1917年返國便風靡一時，為青年學生所崇拜。這一崇拜熱潮，在1919年五四運動蓋達于巔峰，直至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後始漸次減退，到30年代，中國高級知識分子漸向「左轉」（此是世界潮流，和1929～1936年美國經濟大不景氣使然），胡適思想才如他「左」派學生千家駒所說——「臭名昭彰」矣。

至於30年代中，胡適個人思想雖無變動，然已陷入低潮，影響力甚微了。而他自己卻矢志不懈，堅持到底。

鴉片戰爭（1839～1842）之後，我們應戰的方法側重科技性，也就是堅船利炮政策。這一時代的發言人魏源（1794～1857）把這一發展概念化一下，叫作「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這一套注重科技反應的政策，一直延續到甲午戰爭（1894～1895），大家才覺悟：中國問題不在科技落後，而是在政治、社會制度方面，政治問題不解決，科技也搞不上去，即使搞上去也無用。因此，大家才又集中於政治改革，緩進派乃有康、梁維新的「戊戌變法」（1898）；激進的政治改read.99csw.com革乃有孫中山先生的排滿革命運動。康、梁的緩進派是失敗了，中山的激進派是成功了，終於建立了民國（1912）。但是民國成立之後，袁氏竊國，軍閥橫行，事實上卻弄得「民國不如大清」。經過超過半世紀的改革而國運仍然如此，癥結何在呢？仁人志士在絞盡腦汁之後，發現科技落後、政治失常都不是民族病症的根源所在——我們民族的絕症是我們不健康的文化、百病叢生的文化，非把這落伍的、野蠻的、吃人的舊文化徹底改造不可，否則，其他一切的革命、改良，都是治標之策。因而在1917年以改良起，到1919年五四運動的再造文明、全盤西化終，這個所謂「新文化運動」，出了個大英雄，這個英雄就是胡適之，這個新文化勃起的時代，也就是「胡適時代」。

所以「胡適」這個題目太大了。他是近代中國文化史中的一座大山，從外面看胡適，亦如從外面看一座大山。古人看廬山，說它是「橫看成嶺側成峰」，兩面不一樣。看南嶽衡山，也有人說「帆隨湘轉，望衡九面」，也是九面不同。我個人前不久去了泰山，從泰安賓館仰視南天門十八盤，才了解到什麼叫作「泰山仰止」。蘇東坡寫他看廬山的經驗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其實看中國任何名山都是如此，只要身入此山中，便必然地不見此山真面目。

胡適時代捲土重來，則中華民族兼中西之長，在超西方時代（PostWestern Age）走向康庄大道，向西方作文化反挑戰（counterchallenge），為時當不在遠。在這方面，歷史責任重大，應好自為之。

胡適的「偉大的空話」解決不了問題，代之而起的，則是自命為特效藥的「法西斯主義」了。縱是「法西斯主義」，胡適的「實用主義」也抵擋不了。胡適最好的朋友、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名教授、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蔣廷黻先生那時就主張，中國應有個個人獨裁效率卓著的中央政府。這辦法就是德、意兩國能于短短數年之中崛起、成為世界強權的實用價值的證明。胡適和蔣氏筆戰一通，並不能扭轉當時青年對領袖效忠、抗日救國的強烈信心。胡適思想終於受到左右兩翼的包抄，而一時灰暗無光，形成最大的低潮期，這一低潮期一直延續到50年代，海峽兩岸，一個尊而不親，一個徹底批判、消滅，老胡適只好躲在美國當難民了。

試看以下的經濟條件：美國平均國民所得15000美元，台灣4550美元，大陸僅300美元；美國的清寒線為12000美元，大陸所謂的「萬元戶」3000美元。美國和台灣的中產階級的力量，大陸尚未形成。經濟、教育不進步，則影響社會安定。社會不安定，就不能有效地進行「一點一滴的改革」。

胡適的思想在30年代已急速退潮，至40年代，除為少數所謂「民主人士」利用為借口而興風作浪之外，胡適思想對青年、對政治、對社會，甚至對學術的影響，可說微乎其微；連自稱「民主人士」之人，也只搞他們自己的「民主」，而反對胡適的「民主」。這是什麼道理呢？說起來也很簡單。胡適是服膺實用主義之人，而實用主義最基本一條原理便是：凡是沒有實用價值的觀念都不是真理，真理是有立竿見影的實用價值的；沒有實用價值的真理，不論如何九-九-藏-書動聽，只是一些偉大的空話。「科學」、「民主」、「一點一滴的改革」，在那個軍閥橫行、強寇壓境、飢荒遍野、餓殍載道、官吏貪贓枉法、洋奴大班與富商地主驕奢淫逸的不平社會之下，「科學」、「民主」值幾個錢一斤？「一點一滴的改革」從何改革起？我國古人譏笑宋明理學家，說他們「置天下饑饉于不顧，而空談明心見性」。胡適的情況幾乎是一樣的，他置天下饑饉于不顧，而空談「科學」、「民主」、「一點一滴的改革」，這在當時看來，是一場完全沒有實用價值的「偉大的空話」。

我今天為什麼未觸及正題，卻首先說了這麼一大段態度與方法呢？這也是于師訓有據的。胡先生說他一生治學，都是圍繞著「方法」二字打轉的。方法和態度不弄清楚，談胡適是不能開口的。現在再談談什麼是「胡適」，什麼是「胡適時代」，這「時代」何以離去，又何以「捲土重來」。

胡適之先生逝世時，我在紐約未能作比較鄭重的悼念表示，只是：一、寫封長信給胡夫人；二、作紐約追悼會上四個發言人中的最後一位（據說「中央社」在用英文拍回的電報上，因不知我的中文名字，就把我的發言刪掉了）。今天來作「二十五周年祭」，也可稍補我心中的缺憾。胡夫子道之不行，齎恨以終，死不瞑目。我們今天紀念他逝世二十五周年，希望能搞出個「胡適的復活節」來，所以我用了「捲土重來」這個成語做講題。胡氏其人雖死，其說長新，又將光照天下。我是為著這一點，特地自紐約飛來參加的。

以上說的是什麼是「胡適」，但是什麼又是「胡適時代」呢？

我看到胡老師生活和學問的另一半——眾人皆知胡老師是終身謳歌美國的。但是美國所謂「資產階級的自由化」，在三十年前，不用說大陸視如蛇蝎，台灣也不會接受——胡適在為程天放所寫的《論美國》作序時，就把「這年頭」慨乎言之。但是胡適之會全盤接受美國式的「資產階級的自由化」，何也？就因他在美國住得太久，知道美國最深，只有他才配說什麼接受不接受。胡適在美國住了多久呢？我曾改李白詩，作了一首有關胡氏的打油詩，念出來大家聽聽就知道了：

由於胡適的倡導、胡適的堅持、胡適的執拗，終於我們東方也有了一座自由神像，在神像上點火的代有其人，而讓人頂禮膜拜的卻永遠是這座神像。這神像高舉火炬提出四大號召：一、言必有據的「科學」方法；二、以「人權」、以「健康的個人主義」和多黨的議會政治和社會生活方式為基礎的「民主」政治；三、反對流血革命，安心於一點一滴改革實踐求真理的「實驗主義」；四、以富強康樂的「美國模式」為今後改革的目標。

胡適便是這樣的一座大山。一個學者，誤入「胡山」，搞了一輩子，結果還是不見「胡山」真面目。如果來他個老辦法，從山外看山，來個「帆隨湘轉，望衡九面」，而每位學者各有其行道、各有其主觀，他也只能否定或肯定「胡山」的九面之一而已。因此今天我所想講的，也只是個胡適的笨學生講他老師的九面之一而已。通盤檢討，則小子何敢，尚乞聽眾專家見諒。

第一個條件，我是胡適的學生。胡氏是教育家，授徒半世紀，桃李滿天下，生徒數萬人——良莠不齊，「擁」、「反」、「左」、「右」、「獨」（獨立思考）各派，皆人山人海，read.99csw.com門生遍天下——我也是個門生和小門生之一，千萬人中之一而已。今天只是學生談老師的「一『生』之言」，請眾「生」指教，此其一。

至於「實驗主義」被視為資產階級最反動的哲學，那就更無論矣。「美國模式」不用談了，就是對美國的所謂「海外關係」亦足以殺身！

我是胡氏最失意時期、最孤獨時代的學生——胡氏自幼「暴得大名」，一生榮華富貴，平時得意非凡、意氣風發，但他一生卻有個最低潮，那就是50年代初、中期。老實說，那時他老人家很慘，大陸上正在批胡適。那時與現在不同，那時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正誠心誠意地洗心革面，來接受一套新東西來救國，胡適那套太腐朽，要丟到茅坑去——這是當時知識分子誠實的看法。那時台灣亦無力扭轉這局面。海外的老胡適在海內亦不太受歡迎，任他去「自生自滅」。我那時和我老師比，覺得在海外我絕對可以「自生」，我可以打工、開計程車、洗盤碗；而可憐的胡老師，那時貧病交迫，心臟衰弱、胃潰瘍……十分可憐，又受洋人忌妒，他再無法「自生」，卻在等著「自滅」，情況是十分凄涼的。他雖然有點兒養老金，但那養老金抵不了一場大病。社會是冷酷的。一個學生帶一個西瓜、半隻板鴨去看一個貧病交迫的老師和師母，和一個鞠躬如也、通過三重秘書去看一位特任大官、太學祭酒的老師，感覺是不一樣的呢！換言之，我是胡適最失意、最窮困、最灰溜溜的時代最孤獨的一個小門生。胡先生那時很需要我們，我對他老人家，讀得太多（家庭也有點兒關係），禮敬甚重，交情是自然發生的，不是哪個機關、哪個政黨派我去的。後來我和胡氏合組個計劃，我變成哥大的研究員，那時哥大財多勢大，把我胡、唐二人合作的小研究計劃吃掉了，胡先生被吃得老大不痛快，痛心地說我們在討飯吃。胡先生那時同我的關係，是一個窮愁潦倒的乞丐老和尚和乞丐小和尚的關係。這兩個老幼乞丐的關係，不是馬融絳帳或程門立雪的關係。在那種關係之下，老師高坐講台之上，小學生只有站著的份兒、叩頭的份兒，偶爾老師賜座，也只坐半個屁股，另半個屁股還要懸空，才能表示敬意。這和老幼乞丐一同箕坐草窩內的情況就大有不同了，傳道的語調、內容也就大有不同了。我講的和胡先生其他的學生所講的如果略有不同的話，那也由聞道的方式不同所致，此其三。

諸位，讓我們一齊鼓掌，歡迎胡適時代捲土重來！

所以胡老師的成熟期，有一半以上在美國過了。一個研究胡適的人，要不和胡老師一樣在美國長住過，便很難掌握胡適在美國住了二十七年的心態。在美國住久了，有一種半中不西的特殊心態——這一心態平時不易看出，只有觀察今日大陸留美學生現狀，才能略有啟發——從一個古老文化，接觸另一個新興文明和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這種震撼是可怕的。這種震撼，新留學生最明顯，老留學生四十年來亦餘震未已。胡適的震撼顯然比任何留學生都強大，所以他回國以後才搞起新文化運動來。因此，我這個在美國住了四十年的老留學生，對一位在美國住了二十七年的老師的研究，或可彌補國內學者在某些方面的空白。國內研胡書籍，詳中略西，略得可怕，反之亦然。當然，海外學人更得向國內同文學習，以彌補其另一方面的空白，兩者相輔相成，才能得出比較客觀而接近事實的結論。這也是我斗膽前來班門弄斧的原因之一，向國內同文乞教，此其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