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華民族裡，愛國、愛族而有遠見的人士——尤其是「鏡不離面」的海外華僑，目睹今世我億萬同胞的苦難、祖國糟亂的情況，和政客們的愚昧、自私和顢頇的程度，面對中山遺像，能不太息、流涕？

讀歷史的人，公平地說來，近七十年來唯一手揮大斧、要為我們劈鎖開枷之人——不是康、梁，更不是章太炎、黃季剛，當然更不是什麼「三聖七賢」、「七君子」、「五烈士」——那只有一個人，一個有其學、有其力、有其勢的人，這一個人就是胡適之。

奇怪的是，這一新興的、潛在的、慢慢滋長的學術運動——在某些方面，便很有點像30年代的重演——其指導思想，已經不是馬、列、杜（威）、羅（素），或周令飛的爺爺（魯迅）了。

但是我們芸芸眾生——甚至包括許多「大師」輩人物——有幾個真正注意照照這面鏡子、了解這面鏡子、懂得如何運用這面鏡子？

從各方面來看——如出版品的雨後春筍，各著名大學內師生的心態，社會上讀者的興趣與吸收率，與夫千百大陸旅美留學生的言行——我們都深深體會到，一個新的文藝復興運動正在祖國大陸如春風野草，隨處滋生。

從今日中國文化思想整個趨勢來看，一個包括學術思想和政治主張兩方面的新的「胡適時代」正迫人而來。可是在這方面立志「一個倒下去，一個站起來」的青年一代，可能連胡適之這個名字也沒有聽說過，而他們自己卻和他們在大學、中學里的開明的老師們一樣，正在接傳胡適的衣缽，而卻不知老師是誰！

孫中山實在是「聖之時者也」。他搞「民族主義」，也是在理論上不斷進化，而有其鮮明的階段性的。辛亥革命之前，他搞的是加富爾、俾斯麥一流「驅除韃虜」的狹義民族主義。革命一旦成功，他反對「五族共和」，立刻便搞出另一套美國式「大熔爐」（melting pot）的「中華民族」主義來。

當然，近百年來在思想上指導我們采西補中的大師，正不知幾十百人，又何止他二位呢？數數看：自林則徐、魏源而下，到容閎、張之洞，到康有為、梁啟超，乃至於陳獨秀、李大釗、梁漱溟、陶行知……甚至艾思奇等，都是各是其所是、他封或自封的現代「思想家」。但是這些學者或政客，他們多半對所謂「西學」，可說都是外行，拾人牙慧，搞的也多半是些皮相之論——不像孫、胡二公，是自有其融會貫通的真知灼見。

你能說，我們不照照「西洋思想」、「近代西方生活方式」這面「鏡子」，我們就能知道我們的文武周公孔子、裹小腳梳辮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丑是美？

「君」是我們中國傳統思想、傳統制度上最大的混蛋。我們政治上的官僚主義、特權階級、一黨專政、吹牛拍馬、送紅包、走後門、有權便有一切……一切一切，都是從這條總根里滋生出來的。

胡適與中山不同。在政治上，胡適搞了一輩子，只搞個「一民主義」——民主政治，如此而已。胡適之這個迂闊的大學究，在那「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的時代，他要搞「民治、民有、民享」。在那一百人中有八十五個不識字的社會ｈttｐｓ://reaｄ•99ｃｓw•cｏm裡，他要去搞全民投票；在那強鄰壓境、國運危如累卵之時，他還是反對「走捷徑」；在那餓殍載道、白骨如山的飢荒年代，他要去喊「議會政治」。

有一次，一位在史學界極有造詣的朋友和我聊天。他認為胡適在學術上已無足輕重，倒是他在政治上的影響方興未艾，於今為烈。

前周接到對適之先生最崇敬的遠景出版社來信，並數度打越洋電話，諄諄相囑，要我為這部書信集寫篇前言。我還是不揣冒昧，大胆執筆雜亂地寫了這一長序，我相信在台灣負責編印的朋友們一定會慎重其事，我願為他們喝彩、打氣和祝福！

所以在海內外搞漢學，則「胡適時代」並未過去，他的影響還是存在的，而且還應該繼續堅持！

適之先生基本上是個學者和思想家，他前半生的貢獻，可說是純學術性的，那時他也偶爾清談政治，但是那只是他的業餘工作，談起來多半迂闊而不合時宜，影響亦有限。

搞政治的人——尤其是反對胡適的「毒素思想」的人，都認為胡適是為「異端鋪路」。這項罪名對胡適是絕不冤枉的，理由很簡單：舊枷不去，何能再頂新枷呢？

他「照鏡子」照出來的「民生主義」，也自成一套。在近代西方，「分配」問題是跟著「生產發展」而來的。中山則主張寓分配于生產，但是，他從未否定「生產」是永遠走在「分配」之前的天下公式。

所以我的一些搞思想史的朋友認為，胡適的學術影響已經結了賬，只是他的政治影響卻方興未艾，於今為烈。這是見其一而未見其二了。

本來寸有所長，尺有所短，中西各自不同，而他二人的精力所貫注的，則是采西方之長，補中國之短。可是在這中西各有短長的「實在」（reality）情況之下，西洋人的經濟現代化，和隨經濟變化一時俱來的文化現代化與生活方式現代化，皆比我們早了兩百多年，因此，在我們急起直追、迎頭趕上、匆忙地跟進的過程中，我們向他們學習的程度和需要，便遠超過他們向我們學習的程度與需要了。換言之就是，我們需要派遣大批子弟出國留學，他們卻沒有大批來華留學的必要。

胡適則又是另外一套了。

孫、胡兩先生早期思想的出發點便十分接近。他二人都是最早出國的留學生。他們深知西方之長，也深知我們自己之短。所以他二人畢生的事業，便是擇西方之長補中國之短了。但是「補中國之短」，並不一定要「舍中國之長」。問題是：什麼是「長」？什麼是「短」？在這「長短」的衡量與取捨之間，又怎樣去「截長」？怎樣去「補短」？近百年來，他二人便是領導我們作這項選擇的最偉大的兩位導師了。

舉個例子來說吧。胡適是中國學術史上第一個把經、子合一的人，這方法到今天還不是個樣板？他也是第一個以傳統考據方法治俗文學的人，當今的紅學家、小說史家們，哪一個曾經跳出胡適「方法」的窠臼？

不過，試問今日海峽兩岸和重洋內外，學術界名九_九_藏_書流如雲，其中又有多少人真能衝出這兩大框框呢？沖不出去，則大家所搞的方法，還不是胡適之原先的加減乘除那一套？胡適的「方法」，到現在為止，並沒有被另外一套「新方法」所代替啊！

歷史就是這樣地無情！怎能怪後輩青年呢？

中山先生不但反對「君主專政」，他在「鏡子」里也發現，一個「機關專政」——如「總經理」（president）專政、「議會專政」、「司法專政」，都是不能容忍的。他不但要「三分其權」，還要「五分其權」呢！

至於大陸上原有的西桿東量的辦法，在三四十年代雖也曾年輕貌美、惑眾於一時，可惜時至今日視茫茫而發蒼蒼，不靠政權、「官轎」，就舉步維艱了。

中山先生的一般信徒們只知道孫公所推動是「三民主義」。其實他老人家所搞的，實在是一套「四民主義」，只是其中另一「民」——「民族工業」——他始終認為是不成問題的問題，而沒有列入他的「主義」罷了。

其實沒有「學術影響」，哪來「政治影響」？朋友們是低估了我們的胡老師了！

歷史經驗（尤其是近代中國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大凡一項政治主張，甚或一句政治口號，在某一「階段」變成該「階段」的「主題」之時，它是壓不下去的；硬壓，就要發生原子爆炸。

但是誰又想到，中國近代史的發展，是有其鮮明的「階段性」的呢？中山的三個「主義」，事實上沒有哪一個是他老人家享有專利的「發明」。

中山認為解決這個「第四民」的問題很簡單——振興民族工業之道，便是引進西洋先進的科技，以獨立自主原則，要「列強聯合投資，開發中國」。這是他七十年前的老話。他把「鏡子」看得很准。

胡適遺書，我相信大陸上仍有成筐成簍的，將來仍會繼續出現。不過胡適的思想仍會有其爆炸性的影響，大陸學界不急於一下放出來，也可說是由於膽大心細考慮的結果吧。

胡適說他治學四十年，「都是圍繞著『方法』二字在打轉」。所以從他最早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到他最後尚未完成的《水經注》一類的「手稿」，讀者如真的去吹毛求疵一番，則沒有哪一本可以說是白璧無瑕——有的甚至可以說有點粗製濫造（如《白話文學史》）。

須知胡適前半生的工作，便是替我們的學術思想從賣身投靠的「官轎學術」中解放出來，是一種文化上的「劈鎖開枷」，只是自我解放，不是像孫行者要去大鬧天宮，與任何神仙佛祖為敵。試看，我們那位「離了洪洞縣」的蘇三小姐，含冤受苦多年，後來終於在「八府巡按」的大堂上「劈鎖開枷」了，劈鎖開枷之後，她並無心向什麼冤家仇人來雪恥報仇，劈鎖開枷者，還我蘇三自由之身罷了。

所以從歷史上看，那富有強烈「階段性」的中國近代史，確已進入「民主憲政」這一「階段」；而胡適的那個無槍桿、無偽裝、無副作用的「一民主義」，正是「現階段」的主題。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坦誠地說來，適之先生一輩子「治學」就始終沒有衝出「嘗試文學」和「整理國故」兩大框框。至於「實驗主義」，他在前半生ｈttpｓ://reaｄ•９９ｃｓｗ•ｃｏｍ「介紹」則有之，言「治」則尚不足也，「跟進」就更談不到了。

他是肯定胡適後半生的影響了。其實胡適前半生在學術上的影響現在已經結束了嗎？前半生的影響反不如後半生嗎？盱衡當世，鄙意不以為然也。

老實說，大陸上在「實踐求真理」、「另搞一套」的大前提之下，胡老師的吉光片羽也被另眼相看了。筆者母省的安徽大學校長孫陶林先生便曾當面告訴我，他有意成立「胡適研究所」。

筆者身居紐約，對近年來的學術界過往客商，也可算是閱人多矣。老實說，看那些還能守住胡適而躐等爭先的，有時就難免是高低級的「野狐禪」了。

但是這位哲人又何嘗想到，他的一個「主義」，乃至於某一「主義」中的某一階段，往往也要二三十年，甚或一個政黨、一個革命家一輩子的時間，才能通過呢！不過「不怕慢，只怕站」！只要中國的現代化運動不「站」著不動，它自然會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向前移動的。

不過「枷」總是「枷」，「劈」還是要「劈」，適之又何嘗有厚于「新枷」呢？！這面「新枷」，我們一頂數十年，現在也已到了鎖銹枷松的地步了。

不過，如上述樹立西式標杆，做「超胡適」運動的，在台、港、新、馬和歐美，都還有其兩面性。這一現象繼續在大陸流行，則危害就大了。

當然，把「長人」（孔子的諢名）照成三尺侏儒的例子，也比比皆是，留學生群中便隨處可見。

這些都是他「照鏡子」照出來的「主義」和「修正主義」。在這方面，搞「夷夏之辨」的文、武、周公、孔、孟……到黃宗羲、顧炎武，都未能舉出實例，把問題搞清楚！

七十年又繞了一大圈！夫復何言？

胡適的著作在大陸成為禁書，青年人無法接觸，當然是主要原因；還有一層，便是當代青年「去古已遠」。胡適的書，對今日佔全中國二分之一人口的青年來說，已經成為「古書」了。胡適書上所說的故事，在筆者這一輩青年時期讀來，何等新鮮！但是那些故事，對當代青年來說，都已變成「《聖經》上的故事」了。拙著《胡適的自傳》（亦即台灣出版的《胡適口述自傳》在大陸的翻版）去歲在上海出版時，青年讀者固不乏其人，但是當我和我的青年讀者談到本書內容之時，我的感覺便是「他們在讀古書」了。

孫中山先生在運用這面鏡子之後，便搞出他自己一套偉大的理論來。

但是吾人如從「方法」入手去評量各書，則胡適遺著便沒有一本不是「方法示範書」——相應各類書籍所採用同類方法的第一部書；而這一「方法」，則一直流傳到現在並沒有多大改變，甚至還有明顯的退步。

當拙著《胡適的自傳》在華東師大殺青時，這部《胡適書信選》也出版了，學界有人並送了我兩部。但此書在大陸是列為「內部發行」書，不能攜往海外，我既身為「交換教授」，未便破例來搞文化走私。雖然我也知道，我如攜出，將會惹起海外出版界「搶印」的，但其時我也預料到，不久我也會買到海外版，所以我就忍痛轉贈朋友了。

大陸上自「文革」以後，「胡適的幽靈」——這是胡氏生前最歡喜自我引用的口頭https://read.99csw.com禪——又開始出現了。謂余不信，讀者試翻大陸上今日出版的各種學術著作，凡屬可圈可點者，則無一而非出自「胡學」的傳人。

在民國初年的那個「啟蒙時代」里，搞白話文——注意：中山那時是不贊成以白話代文言的——新文學、新哲學、新的治學觀點等等，都是解放思想、從而使思想現代化的先決條件，而思想現代化則是推動社會改革的原動力。在這方面，胡適前半生的貢獻恰恰是補中山後半生之不足。

至於胡適的政治影響，筆者在拙作里便一再提過，胡適之先生不能搞政治，談起政治來也十分迂闊（naive）而不識時務——不像孫中山先生所搞的是合乎邏輯的一整套！

中山最偉大的，也是他思想發展的最後階段，還是他「照鏡子」照出來的「民權主義」。我們中國人，搞了幾千年的「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的「君父主義」；而中山則是搞「無君」思想、甘為「半個禽獸」的第一個「現代中國人」！

而在中山逝世之後，「民權主義」微言絕、大義乖的時候，胡適卻一馬當先，「為往聖繼絕學」，扛起民主大旗，在政治上越俎代庖起來，成為中山民權理論的接班人，蔚為亞東獨一無二的、民主自由的偶像。沒有胡適，則中山的民主火炬就要熄滅！微適之，則中國早無自由種子矣！

鏡子！鏡子！你實在是我們現代生活中不可一日或缺的日用必需品！

從我國三千年思想史的整體來看，近百年來影響我們全民族的心態和生活方式最深最遠的兩位思想家，當然就是孫文和胡適了。

中山的特點是在其主義的「應用」（application）之上。他老人家愛國心切，他要一手回天，縮短歷史，把三個不同的「主義」，來「畢其功於一役」。

今日大陸上——可能台灣也是如此吧——學術界的指導思想，還是那力主「無徵不信」、「九分證據不能講十分話」、「不讓人家牽著鼻子走」的胡適的道路！

以上是孫文的思想和事迹。

這個前半生學術、後半生政治的胡適，他和孫中山先生所發生的不同影響，恰好在兩個不同的時代互為表裡，兩相吻合。

中山地下有知，能不欣慰？！

搞禪宗史的人，現在都把《景德傳燈錄》一類的偽作給推翻了，但是大家翻來翻去，還不是傳胡適的衣缽？

搞西式漢學，我們如只憑空樹立一個西式「標杆」（yardstick），然後把原本不甚了了的土貨一件件送到桿畔去比較測量，然後據此以定土貨價值之高下——這種以西洋「心態」來整理華人「國故」的辦法，新鮮則有之，完美就談不到了。向西洋人介紹漢學，亦功莫大焉，然客觀事實，則又是另一套了。

七十年繞了一大圈！夫復何言？

歷史學家們如回頭清算清算胡適的「政治主張」，真如重讀一部《孟子》。我們想想孟軻那老兒，奔走了一生，開口閉口「唯有仁義而已矣」那股迂勁，真是百分之百的胡適那老兒的寫照！

這兩位先哲的影響所籠罩的社會幅度和滲透民心的深度，以及傳播其影響的方式和方法，雖大有不同，有時且相互抵觸，但是他二人之「道」，卻可一以貫之——那就是他二人的基本原則皆是「截西補read.99csw.com中」的。

胡適的思想畢竟是中國思想史上的正宗，那些形形色|色的「野狐禪」是經不起歷史考驗的。

誰又料到，胡適當年的迂闊之言，居然逐漸地變成中國政治史上「現階段」的主題呢？

重複說一句，「胡適學」現在已是我們中國文化史、學術史、思想史上的重要的一章。他自己也是朱熹、王陽明而後的第一號「接班人」。有關他的一鱗半爪、任何資料，都是我們的民族公產，任何人不得據為己有。只要出版者、編選者能慎重其事，不加糟蹋，我想適之先生如泉下有知，一定也會主張他所有的著作版權公開、歡迎翻印的。

總之，當胡適之先生在歷史的公路上愈退愈遠的時候，他已經成為「宗師型」的先哲了。他的影響已深入中國思想的核心，是我們民族心態的一部分。他的著作也將和《朱子語錄》、王陽明《傳習錄》一樣，一個接著一個，不停地傳下去。陽明而後，說不定我們的藏暉先生也還有幾百年好過呢！

胡適前半生「劈」的是學術思想，後半生「劈」的是集權政治。

孫中山先生的偉大，便是在近代中國他是第一個主張並實行割除這個民族毒瘤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政治家。

在近代中國，老實說，對現代西方思想，沒有相當深入的了解，則休想「搞通」中國固有思想。因為現代西方的政治、哲學、社會、經濟各方面思想，以及由這些思想所引起的「西方生活方式」（the Western way of life）——那是人類歷史上最早出現的一種「現代生活方式」（modern life）；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說，這一「現代西方生活方式」，和由這一生活方式所孕育出來的「現代西方思想」——對我們原是一面鏡子。我們要塗脂、抹粉、穿衣、打扮、刮鬍子、剪鼻毛，等等，都得照照鏡子，然後才知道自己是骯髒還是乾淨、是丑還是美。

這幾條標語，都是胡適之先生在七十年前所講的「老話」。但是它們卻被主張「為誰服務」、「以論帶史」、「七真三假」等等的新人物嗤之以鼻，嗤了六十多年，現在老天有眼，又回到老路上來了！

專搞皮相之論的政客們，有的也確曾面對「鏡子」照了又照。不幸他們所照的往往不是穿衣大鏡，而是當年上海「大世界」里的「哈哈鏡」。一照之下，自己面目全非。他本是三尺侏儒，可是在哈哈鏡內卻照出昂藏七尺的穆鐵柱來。如此一來，大丈夫以天下為己任，則民無噍類矣！

適之！適之！你在大陸受辱蒙羞三十余年，在政治上現在雖未「平反」，在學術界也已足夠「昭雪」了。

這條「總根」，在中世紀農業社會裡，雖亦有其優劣互見的「兩面性」，我們不可一竿打翻一條船；但是在「現代社會」里，這個「君」——不管是名正言順的，還是改頭換面的——都是絕對的毒瘤，必須徹底割除。

可是胡氏的後半生和他的前半生卻正好相反，在後半生里，搞學問——如考校《水經注》——反而變成他的遣興的工作，其影響亦微不足道，但是談起政治來，他倒變成擎天一柱，所談也切中時弊，而有極深極遠的影響！

公平地說來，近百年把這面鏡子照得比較正確的先哲，還只有上述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