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頌

以上關於我和胡先生交往的詳細經過，我從沒有公開披露過；因為在解放以前，如談這些，在一部分人看來，不免有「我的朋友胡適之」之嫌；在進步青年看來，則未免思想不夠「進步」。解放以後，全國掀起批胡運動，我如果把這些發表出來，則我自己亦難免挨批挨斗；如我把胡臭罵一通，又難免言不由衷。所以只有效金人之三緘其口，因此在數百萬字批胡論文中，你們找不到我的片言隻字。

交淺言深，不當之處，幸希教之！（此函請轉李又寧教授一閱）

家駒雖在大學時代即醉心馬克思主義，並曾譯《資本論》，對中共政權成立也立過不少「汗馬功勞」，但「文化大革命」期間竟不能免於被批鬥的命運。據家駒自述：

千家駒，清宣統元年（1909）生於浙江省武義縣，家境不裕，十二歲入金華第七中學，與吳晗（辰伯，清華畢業，史學家，曾任中共要職，後為「四人幫」迫害致死）同班同鄉且屬同庚，此後結成莫逆之交。一年後轉入師範就讀。1926年考入北京大學經濟系，1932年夏畢業。家駒讀書時即在報刊撰文，所撰《抵制日貨之史的考察並論中國工業化問題》一文，為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所激賞，經吳晗介紹相識，此後受知于胡氏，介紹家駒至陶孟和主持之社會調查所工作。1933年夏派赴廣西調查經濟，結識桂省政界、學界重要人士，為其後任教廣西大學及任桂省公職之重要原因。1934年兼任北大講師，講授「中國近代財政問題」。1936年社會調查所與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合併，隨同遷往南京，此時曾被邀為馮玉祥講課數月。家駒在南京因參加「救國會」活動，引起政府注意，后避居青島，旋轉往廣西大學任教。1940年西大當局及教育部認為家駒有共黨嫌疑並做反政府宣傳而解聘。中山大學曾聘其為經濟系主任，未到校即發生「皖南事變」，家駒不得已走香港，直至港九淪陷，始再回桂林，初以賣文為生，后一度任黃姚（廣西昭平縣屬市鎮）中學校長。家駒畢生從事財經問題研究，曾主編期刊多種，專門著作達十數種之多，為當時著名經濟學家。

千教授這位胡適的「大門生」（一個老「猶大」），在這封信對我這個胡適的「小門生」實有無限的啟發，也證實我對胡先生很多點重要的看法。人無十全，樹無九枝，胡適之九_九_藏_書先生是人不是神，怎能十全十美？再者，人心之不同、人識之不同，亦各如其面，張三說美，李四則不一定也認為是美。30年代中的青年，對「胡適」的看法已是「兩極分化」。當時的左翼青年如千家駒者，便認為胡適「臭名昭彰」——原因是：胡適對社會的觀察不夠深刻，對社會的實況不了解，他就無法使青年思想從「左」變「右」。但是胡適是歷史中人，而歷史卻不是只局促於二三十年的社會現象。起胡適、魯迅等於地下，讓他們在80年代再開個社會現象辯論會，其結論又何于歟？這就不是三兩萬字所能說得清的了。這是學術界、思想界的大事，同蘇雪林教授、胡頌平先生等哪能說得清呢！

今天，由於讀了尊著，才引起我的往事回憶，把這些詳詳細細告訴您，希望您作為一種史料保存下來。自然，我對於尊著對胡的一些過高的評價是不敢茍同的。胡在中國文化史上自有其一定的地位，此非任何政治力量所能抹殺的，但所謂「照遠不照近的一代文宗」之說，則似過於誇大。依我之見，胡適之洞察力，其深刻度遠不能與魯迅比。魯迅觀察問題之深刻，在現代文人中罕有其匹，胡則受杜威實驗主義哲學影響，難免流於浮淺。茲舉一例來說明：1931年，我在北大學生會主編一張周刊，叫《北大新聞》，登了一篇文章（未署名），說法西斯主義就是「獨裁」。胡先生看后在《獨立評論》上寫了一篇文章詳細考據了法西斯主義發源於義大利棒喝團，引經據典，謂法西斯主義與獨裁為風馬牛不相及，而譏北大學生「淺薄無知」（大意）。現在看來，究竟是胡適「淺薄」呢，還是北大學生「淺薄」呢？當然，魯迅與胡適各有千秋，見仁見智，不必強同。拙論僅供參考而已。

胡先生當時雖名滿天下，但他一點不擺架子，他是很有人情味的。我與前妻楊梨音女士結婚，是由胡先生證婚的，時間是在1936年1月1日，他拿出一本《鴛鴦譜》來，要我們夫婦在上面簽名，據說最早簽名的是趙元任夫婦。在舉行婚禮時，他致辭和我開玩笑說：「千先生是北大著名的搗亂頭兒，但看今天的婚禮卻一點革命氣息都沒有，大概從今起千家駒已變成楊家駒了。」

我進社會調查所后，我建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編譯委員會（以翻譯世界名著為務）翻譯馬克思《資本論》（當時——1933年——中國尚無《資本論》全譯本）。胡亦同意，並由吳半農譯第一卷，九*九*藏*書我譯第二卷，均由英譯本轉譯，譯好再互相校對。吳譯了第一卷的三分之一，我譯了第二卷的三分之二。因編譯委員會與商務印書館訂有統一合同，所有譯書均歸商務印書館出版，我們擬分卷出版。哪知譯稿交去后，商務印書館老闆王雲五怕國民政府禁止，吳譯稿已印就而不敢發售，我的譯稿已校對清樣而未予付印。現在吳譯本存在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圖書館，已成海內孤本，鮮為世人所知，僅于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時，將我寫在吳譯前面「校對者的話」複印幾份，分送有關方面。

我于離開紐約后，即去芝加哥、舊金山、休斯敦等地參觀訪問，於4月30日離開舊金山返國，途經東京，因東京有學術團體邀我講學，兼之小女在東京工作，故擬在東京稍作停留，可能要在7月以後回國。

紐約一聚，快慰平生，惜以時間短促，未能暢所欲言。拜讀尊著《胡適雜憶》，對胡先生的評論，可謂入木三分。胡先生是個書生、學者，但非政治家，更不是政客。我對胡先生的了解，自然沒有您那麼深刻。但胡之於我，卻有知遇之恩，使我終身難忘。1932年，我將在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我在學生時代，就在一些當時二三流的刊物上寫點文章，以騙取一點稿費。一次我寫了一篇題目為「抵制日貨之史的考察並論中國工業化問題」的文章，發表在某一刊物上，大意是說，從海關報告冊上考察，大凡抵制日貨的第二年或第三年（當時因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經常發生抵制日貨的群眾性運動），日貨輸入反而激增，這不能怪中國國民的「五分鐘熱度」，實因中國工業不發達；所以根本之圖，應該發展中國的民族工業，使中國工業化云云。主辦這個刊物的是一個姓凌的小政客。有一次，胡先生剛好在去南京途中與凌某同坐一個車廂，胡無意中讀到我的文章，他就問凌某：「千××是誰的筆九九藏書名？」凌答：「這不是筆名，他本姓千。」胡又問：「千在哪兒工作？」凌答：「千是北大學生，還沒有在大學畢業。」胡大為驚訝，認為一個大學生有這般水平，實在了不起，他回北平后一定要找我。后胡回到北平，與吳晗談起（吳是胡的高足），吳晗是我同鄉、同學，又同年，與我為莫逆之交。吳就介紹我去見胡適。胡問我畢業后準備去哪裡工作，我說，我工作還沒有著落呢！胡自告奮勇，主動介紹我去陶孟和先生所主持的社會調查所工作。社會調查所是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資助的一個獨立研究機構，陶孟和氏亦為五四新文化運動領導人之一。他對胡一向尊重，經胡一介紹，當然就成功了。但後來陶孟和一打聽，我是北大學生會的一個頭頭，是北大著名的搗亂分子，可能是共產黨。陶先生便躊躇起來了，他又去問胡適，胡回答說：「搗亂與做研究工作是兩碼事，會搗亂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況且一個研究機關，你怕他搗什麼亂呢？」經胡這麼一說，陶無話可說，於是我的工作便定下來了。可見胡是明知道我的政治立場而堅決介紹我進研究所的。後來他在《大公報》的星期論文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駁斥「畢業即失業」之說，認為一個人只要有本領，大學畢業絕不會失業，並舉兩例來證明：一是某人大學未畢業即被一研究所定去；一是某人大學未畢業就有兩個大學搶著要。前例指我，后例指吳晗，雖未指名，實則影射我和吳晗，人皆知之。這就未免以偏概全，以個別事例否定整個社會現象，胡氏這種邏輯，是為我所不能同意的。

胡先生在北平辦《獨立評論》時，他向我約稿，我給他寫過兩篇稿子，署名為「一之」。當時在《獨立評論》上撰稿的多為名流學者，如丁文江、翁文灝、蔣廷黻等，在該刊上發表文章，頗有一登龍門身價十倍之感。但我不願署真名，因為胡先生在進步青年中是「臭名昭彰」的（所謂「譽滿天下，毀滿天下」）。胡明知我不願署真名之故，卻絕不強我之所難，對我的稿子，他也不改動一字，表示「文責自負」。這種精神，我認為也是應該提倡的。

以上經過說明胡先生是明明知道我是服膺馬克思主義的，在政治立場上我們是不同的，我堅決反對國民黨，但他並不以此而歧視我，而且處處提拔我、幫我的忙；他從沒有想以他的政治思想強加于我或企圖影響我，而處處表現出一種寬容精神，即儒家的所謂「恕道」，這也許就是資產階級的所謂「民主作風」吧！這種「民主作風」是目前台灣或大陸所最缺少的。

抗戰勝利后，家駒在香港正式參加「民主同盟」實際工作，任「民盟南方總支部」秘書主任。1948年北上投靠中共政權，參加政協籌備會，並出席第一次大會。先後任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委員、中央私營企業局副局長及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等職。

1934年，胡又主動介紹我去北京大學任兼任講師，當時北大經濟系主任趙乃搏認為我在北大畢業不過兩年，怕我「下不了台」，而且趙也嫌我思想「左」傾，不肯同意。為此我寫信給胡，對此事大發一頓牢騷（原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此書已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出版）。但由於胡適的堅持，趙終於讓步，我在1935年還是當了北京大學經濟系的兼任講師，離我北大畢業不滿三年，所教的是經濟系四年級的學生，均為我的老同學。我去北大教書一事，並非出於我的要求，乃胡主動向北大蔣夢麟校長提出，其中經過都是陶孟和先生轉告我的。

教安！

不管我們這些「胡適的學生」對我們共同的老師的看法是怎樣的不同，但是我們都有個共同的結論：適之先生為人之高風亮節，對學術研究之忠貞不貳和尊重，對門生後輩之愛護提挈，看看千家駒這位胡學「叛徒」這封信——山高水長，這樣的學者老師，中國歷史上究有幾人！？

德剛先生：

千家駒教授是當今大陸上數一數二的老牌經濟學權威，也是30年代「文運」「學運」時代為那時青年馬首是瞻的「老北大」——胡適的學生。1981年夏季，我返鄉葬母，順便應約在蕪湖的安徽師範大學講演，那時赤日炎炎，校方用四架大電扇向我直吹，仍是汗下如雨，當時大禮堂講台之下則擠得水泄不通，熾熱之情，更難忍受。看到當時聽眾的熱情，又想到「大躍進」時，我們安徽的「貧下中農」餓死，兒時農村夥伴幾乎死亡殆盡，一時悲從心中起，乃提出大胆的批評，說得我自己也聲淚俱下。好在天氣太熱，用手帕在臉上擦個不停，別人看來也不知道是汗是淚。講演既畢，聽眾學生對我起立歡呼，久久不停。講后心情稍安定，深覺情緒過分激動，可能使居停主人和招待我的朋友們為難。當我向他們提出歉意時，孰知安徽師大的朋友們頗為開朗，說我雖然情緒激動，內容倒並不「過火」，原因是前不久千家駒教授曾來講演，也是對經濟工作上的錯誤的批評——內容和我講的「大致差不多」。這一消息，當時對我倒是個不小的震撼——大陸上竟有如此教授，敢講我這個華僑所敢講的話！千家駒教授我在大學時代便心儀已久，但對他老人家脫帽致敬，這還是第一次。我覺得這樣的老知識分子「有種」！

今年4月中，李又寧教授打電話給我說，千家駒教授抵紐約訪問，並指名要約我碰碰頭。我想與又寧聯合做東，請他伉儷午餐，而又寧不許——她堅持「獨請」，不過她倒要我開車去接他們一下。我因為知道千君是胡適之先生的得意門生之一，所以就順便帶一本拙著《胡適雜憶》請他指教。千公伉儷訪紐時間短促，我們都忙亂不堪，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共同時間向他再次請益了。孰知別後逾月，忽然收到千教授自東京寄來的長函。讀之大喜過望，讀後等不及吃午餐便執筆寫此短序；也來不及向千先生寫信請示，便把他的長函寄給新聞出版界的朋友們發表了。這點我得向千教授道個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