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整理完顧維鈞上述這一段回憶錄之後，大約在1962年，我就離開了口述歷史室，因我不能老是干此工作，這都是研究生乾的項目。那時，我已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副教授了，後續的訪問工作便由兩位博士研究生來接手。所以有人說，《顧維鈞回憶錄》是由「四個博士」寫的。其實只有三位博士，那夏小姐不是博士。而這三位博士中，顧維鈞一生中最重要的時期便是我寫的。後面接手的兩位博士，一位姓曹，也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他僅僅寫了很短的一部分就被哥大辭掉了；另一位是美國人，叫喬治·西蒙爾，他接著做了剩餘的訪問工作。後面顧維鈞的許多經歷，在他個人一生中都不是很重要。回憶錄的結尾是到顧先生做完海牙大法官。

我們四人搞的這一大堆材料，後來由一位美國小姐整理，因為這位女孩子不是一位作家，所以她在整理中，把我從前寫得很生動、很精彩的一些情節刪掉了不少，最後撰寫成一萬余頁，搞成縮微膠片，放在哥倫比亞大學。

關於撰寫《顧維鈞回憶錄》的情況，不妨從頭說起。

1972年，中美關係正常化，外交活動日益增多。大約在1979年前後，一批中國學者訪問美國，並曾同中國駐美外交人員一起與顧維鈞共進晚餐。席間，顧維鈞說他有一本英文稿的回憶錄，中國社科院的幾位學者就說，能不能拿來讓我們回國翻譯一下出版呢？顧維鈞就這樣答應下來了（這件事是顧維鈞於事后親口告訴我的）。隨後，九十一歲的顧維鈞就將回憶錄的稿子交給了中國學者，而哥倫比亞大學還不知此事。當時，撰寫《顧維鈞回憶錄》的目的是為了保存史料，不是為了出書，所以，該回憶錄是以英文用縮微膠片的形式出的，是專為學者們進行研究用的。再說，他的書部頭太大了，誰能出得起呢？據說國內組織了不少人翻譯這部書稿，已經出了好幾卷，可是關於這部書稿成書的坎坷過程以及我們撰稿者披膽瀝血的情形，國內卻一點兒也不知道，我們也都成了「無名英雄」。我自己在這其中的遭遇就如同《李宗仁回憶錄》一書最初在國內出版時的情形一樣。九_九_藏_書

但是，撰寫回憶錄並非易事，個人寫起來相當麻煩，須花費很大的氣力。鑒於此種情況，歷史學家們採用了一種比較簡便的方法——口述歷史。

我為顧維鈞撰寫的回憶錄，從時間上講，是從1912年顧維鈞任袁世凱的秘書起，那以後不久他又被晉陞為外交部參事，1915年出任駐外公使。當時，北京政府考慮到顧維鈞年紀太輕，一下子到美國做公使有點過分，遂擬定了一個新方案：將顧維鈞任命為駐墨西哥公使，以這個身份赴墨西哥儘快呈遞國書，然後改派他赴華盛頓任中國駐美公使。這是北京政府原始的計劃，事實上顧氏一到美國，政府的任命便改變了。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北京政府又指派顧維鈞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之一參加巴黎和會。現在回顧一下，全世界只有兩個人同時參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和會」，一位是南非的一個首腦人物斯考特將軍，另一位便是顧維鈞。和會之後，顧維鈞又參加了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之後，中國方面將山東膠州灣的主權爭了回來，顧維鈞也因之名聲赫赫，那時他三十四歲，年富力強。回國后不rｅad.９９ｃｓw.coｍ久，1922年，顧維鈞就當上了外交總長。1926年10月，由於銀行界和軍界對待內閣的行徑使北京政府總理杜錫珪感到憤慨，遂於10月2日辭職。那時，北京政府的外交部是內閣里的第一部，國務總理不幹了，外交總長便代理國務總理。於是，10月6日，顧維鈞即組閣做了代理總理，接管了政府。不久，又正式就任內閣總理一職。北伐之後，顧維鈞跑掉了，他到歐洲去旅行，觀察世界政治趨勢，后又抵達加拿大。不久，他接到張學良的電報，離開加拿大回國到達瀋陽，做了張學良的智囊人物。

就採訪計劃的規模而言，哥倫比亞大學當然希望越龐大越好，可是，由於人手太少，我們也不可能把戰線拉得太長。在我與李宗仁先生合作搞他的回憶錄時，哥大也意欲訪問顧維鈞先生。

這一方法最先是由美國學者列文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搞起來的。那時，錄音機剛剛發明，這就為口述歷史的進行創造了條件。列文斯的口述歷史計劃的對象首先是美國要人，同時也包括一些在二次大戰中跑到美國去的歐洲知名人士——高級難民。當時，口述歷史的工作由哥倫比亞大學出面集資組織，結果搞得非常成功。後來，這一方法也被一些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採納了。5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革命成功，國民黨中的大批要人紛紛移居美國，其中九_九_藏_書包括胡適之、李宗仁、孔祥熙、陳立夫等。於是，哥倫比亞大學便擬就了一個「中國口述歷史」的計劃，並組建了一個研究室。然而，全室的人員僅僅才兩名，一名是我，一名是夏連蔭小姐。夏小姐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名碩士，她的英文很好，但中文差一些。起初，校方指派她去訪問孔祥熙，採訪工作結束后，她又去訪問陳立夫。而我最初訪問的是胡適之博士，工作完畢之後，我又去採訪李宗仁先生。

顧維鈞先生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時間很長，在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中，他都是一位很有資格的歷史見證人。他1912年做袁世凱的秘書時不過二十五歲，二十七歲時任駐美公使。在巴黎和會時，他才三十歲出頭。後來，他出任北京政府的外交總長，並曾擔任過代理國務總理。國民黨政府時期，他又任外交部部長，又做大使，個人收藏的資料相當豐富，這便是哥大「中國口述歷史學部」意欲訪問他的主要原因，而顧維鈞本人也非常願意加入這一「口述歷史」的計劃。但當時顧維鈞正在海牙國際法庭里做大法官，每年在紐約的家中僅有三個多月的休假時間。於是，哥大就與我們商量，希望我們能抽空在顧維鈞回到紐約度假的時候訪問他，當顧維鈞假滿返回海牙之後，採訪工作就告暫停。那時，我正忙於訪問李宗仁先生，實在擠不出時間，因而最初訪問顧維鈞的是那位夏連蔭小姐。

夏小姐訪問顧維鈞是從顧的少年時期搞起的，她先後採訪了顧維鈞的家庭背景、兒童生活、到美國留學的情況、最初的婚姻問題，等等。可是，當她剛剛開了個頭，寫到辛亥革命的時候，她便不想幹了，因為夏小姐感到工作量太大、太忙碌。這時，校方就問我能不能接著做下去。其實，那時我比夏小姐更忙，正忙九-九-藏-書著訪問李宗仁先生。但我感到顧維鈞的名氣很大，這個題目對我很有吸引力，便一口答應下來。經過五個月對顧維鈞的初訪后，我將稿子整理出來交顧維鈞一閱，沒想到他竟大為滿意。原來，顧維鈞從政生涯持續時間很長，特別是早年他在袁世凱手下做事，時間久了，他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也無法記得一清二楚，而我是學歷史的，凡涉及的歷史事件，我就想方設法將有關的史料查找出來，加以補充和核對，顧維鈞對此非常滿意。首次訪問之後，顧維鈞便又回到海牙任職去了，並從那裡寫信給哥倫比亞大學，表示仍希望由我來替他寫回憶錄。從此以後，訪問顧維鈞的工作就全部由我承擔下來了。每當顧維鈞回紐約度假一次，我就前往採訪他一次，每次採訪的時間為三至五個月不等。

在海外，撰寫回憶錄一向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的丘吉爾、美國的艾森豪威爾、麥克阿瑟將軍等都有自己的回憶錄，美國現代名人幾乎人人都寫回憶錄，如近幾年來，《基辛格回憶錄》、《尼克鬆回憶錄》等都已先後問世。

「九一八事變」后，國民黨政府請求國聯出面調解，但國民黨政府當時沒有合適的外交人選參与這一國際性的外交調解工作，顧維鈞遂成了中選角色。於是，這位本是國民黨通緝令上的人物，於1931年11月23日搖身一變，竟成為國民黨政府的代理外交部部長。不久，顧維鈞就作為中國代表抵達國際聯盟總部當時所在地日內瓦。後來，他又擔任駐法公使，不久，中法外交升級，他就成了中國第一任駐法大使，一直做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1940年6月，法國被德國佔領，成立了維希政府，顧維鈞又在維希政府里擔任了一段時間的中國大使，后調任駐英國大使。當時，法西斯德國從空hｔｔpｓ://reaｄ•９９cｓｗ•cｏm中對英國實施狂轟濫炸，顧大使像其他人一樣，也領到了一頂鋼盔。顧維鈞當年的這頂鋼盔，現在還在我家裡。它怎麼會跑到我這兒來了呢？這是因為顧維鈞有數十箱檔案材料，我勸他將這批材料捐獻給哥倫比亞大學，由哥大加以保存。顧維鈞對此是求之不得，因為他的這批資料放在一家商業公司的保管科里，他每月要為此付出七十多美元的保管費。這批檔案材料共三十七箱，內容非常豐富，是一批珍貴的歷史資料。我將其安置在哥大的珍貴資料室里，取其名曰「顧維鈞室」，由我來負責。我又請了一批研究生將這批資料做了索引。在將資料裝車運往哥大時，我那九歲的兒子從資料堆中揀出了這頂鋼盔，戴上后蹦蹦跳跳高興得很，顧維鈞在旁一看，便說道：「拿去吧，拿去玩去吧。」這樣，我的兒子就把鋼盔拿回家去了，一直到現在。

就這樣，我所撰寫的《顧維鈞回憶錄》從1912年一直寫到顧維鈞就任駐英大使。這二十幾年實際上是顧維鈞一生中最精彩、最重要的時期。撰寫這一段時，他口述，我執筆，並查閱了相當多的資料，這三十七大箱的資料都查了，三十七箱之外的資料我也查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