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陳、李諸人心目中，何氏如加入以「抗日」為號召的搗蔣陣營，則全國各省勢將紛起響應（西安事變時，張、楊顯然亦作如是想），亦如當年武昌起義，在一呼百諾之下，則金陵王氣黯然收，可預卜矣。

這位「南天王」為什麼弄得如此狼狽呢？原來這便是中國近代史上那件有名的迷信故事：在事變之前，陳濟棠曾「扶乩」問吉凶，而乩仙則鼓勵他說「機不可失」。果然於7月4日，粵方空軍駕駛員四十餘人，忽然駕「機」投奔中央，「報效黨國」去了；接著便是粵軍第一軍軍長余漢謀陣前起義，反陳擁蔣；粵軍另一主將李漢魂也認為陳氏「所謂抗日救國雲者，直是公開騙人」，因而「掛印封金」、「單騎歸漢」去了（見《李漢魂將軍日記》上集第一冊。李將軍亦親口告我甚詳）。這一來，「六一運動」弄巧成拙。軍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以「抗日」口號投機造反，豈可騙人？

須知我國抗戰期間，在大後方山區公路上，卡車屍骸累累的所謂「翻車地區」，往往都不是所謂一級「險區」。司機翻車或「打山洞」（戰時司機俚語，指車頭撞山）的處所，往往都在「履險如夷」之後的次級險區。

據劉氏告訴我，他既是何之密使，又取得蔣之寵信，他乃乘便向蔣代陳何氏之「願望」。蓋何「黨齡」太淺，在「以黨治國」時代，黨位太低，希望在黨里有個「中委」的位置，蔣亦立時首肯。而何鍵後來身兼兩湖綏靖主任的軍事要職，亦由於密使無意中之一言——蔣或誤為何鍵的「要求」，而何實未有此奢望也。他時來運轉，竟於無意中得之（德剛復按：何鍵出任「中委」為1935年之事。劉廷芳代表何鍵謁蔣似不止一次，「中委」一事可能在此次之前。再者，何似未嘗任「兩湖綏靖主任」之職，可能系「長沙綏靖主任」之誤。事隔五十年可能記憶不清）。

事緣兩廣當局在發動「二次北伐」、「搗蔣抗日」之前，他們知道成敗的關鍵是落在當年湖南省省主席何鍵的身上。湖南地居要衝，「無湘不成軍」，民性強悍，省富兵精。當年蔣公所領導的北伐，就是由湘軍唐生智部附義並親任前敵總指揮打起來的。

吾人讀原始的中國版的六一事變和後來發生的西安事變，能不也廢卷興嘆——與丘翁有同感焉！

天下事，縱使是偶然發生的，往往也無獨有偶：

1936年6月1日所爆發的六一事變（亦稱兩廣事變）和同年12月12日至25日所發生的西安事變，屈指算來，距今已整整五十周年了。這兩個事變，前者不足兩月，後者不足兩周，它們不特改變了我們中華民族每一個人的命運，甚至改變了今日世界整個人類歷史運行的軌跡。西安事變既然比較出名，今且顛倒其順序而論之。

戰前的蔣氏也和許多當國者早期一樣，乍理國政，虛懷若谷而禮賢下士，在四方挖掘其治國用兵之才；藉此既可了解「下情」，亦可於地方預布政治棋子，貯才備用。以前曾一度被蔣羅致的青年黨領袖左舜生先生就和我談過蔣氏在這方面的許多軼事，為此左氏對蔣早年作風亦深具好評。劉廷芳之見重於蔣，便是當年發生在湖南地區的一個實例。

陳、李、白這三位老哥何以忽於此時要起兵北上抗日，與南京中央為難呢？說穿了，這隻是當時國民黨實力派內訌之一環罷了。兩廣這兩支久與中央嫡系不睦的雜牌軍，在派系鬥爭中屢佔下風。但是經過五年生聚、五年教訓之後，自覺三人合夥，實力不在蔣氏所控制的南京中央之下。如今眼見蔣某外迫於強寇、內困於紅軍、中窘于學生救亡運動，已經焦頭爛額、進退維谷，就在這所有蔣氏政敵都幸災樂禍之際，他們遂決定以「抗日」為號召，「造反有理」read.99csw.com，來報一箭之仇，與南京抗衡爭霸，逐鹿中原。形勢看好，萬事俱備，陳、李二人乃於1936年6月1日領銜發出通電，要率兩廣健兒北上抗日。宣言既出，桂系精銳隨即於6月5日強渡黃沙河，進入永州；粵軍亦直迫衡陽，向湖南假道北上。一時刀光劍影，一個「二次北伐」已箭在弦上。

兩廣事變之真正解決，是在1936年9、10月之間。南方既然安如磐石，蔣氏乃把原先南調、預備解決兩廣的三十師精銳的中央軍悉數北移，擬對朱、毛部的數千紅軍作其「徹底消滅」之最後一擊。

須知蔣氏那時的「太極拳」政策，在當時國內軍、政、商、學各界，也有其一定的「群眾基礎」。「親日賣國」原是「欲加之罪」，可是蔣公的「太極拳」卻被西安事變結束了。

今日讀者和作者的生活狀況，都是這個抗戰到底的結果；而抗戰到底者，西安事變實促成之；而西安事變者，乃當年張少帥和楊老總一時衝動之下干出的，也是當年蔣委員長一時大意失荊州、單刀赴會、誤入虎穴的意外小事也，其影響於我輩命運若此！

劉之私謁蔣氏意味著什麼呢？它的真正意義是：兩廣裹脅何氏之毒計從此完結！何鍵對蔣以子侄自居，表示了向南京的絕對忠誠、絕對服從的「一邊倒」。絕對掌握了湖南，中央才能對兩廣叛將做該和該戰的決策。終使劉某這個小小的密使，參与了扭轉了四萬萬人命運的大大的密勿——秘密一沉五十年不為人知！

由於劉氏的健在，他為我們口述歷史留下了有關六一事變五十年來不為人知的另一半更重要的史實。不流於偏聽偏信，史家執筆，可不慎哉！（參見劉廷芳著《我說服蔣介石先生化解一場內戰危機——記兩廣事變未曾公開的一段內幕》，載1986年2月號《中報月刊》）

原來這個六一事變不是陳濟棠一人獨乾的，李宗仁也不是被拖落水。這件「陽謀」原是他們陳、李、白三公精心策劃的。他們三人之外還有個今日健在台北、當年榮任桂軍總參謀長的李品仙將軍——雖然李鶴公（品仙字鶴齡）在他的《李品仙回憶錄》上竟然也隻字未提！

所以兩廣此次舉事，重點便在裹脅何氏，其手段則是：逼之以威——桂軍精銳於6月5日即已進入永州，粵軍則於10日|逼近衡陽，氣勢洶洶；再誘之以利——如搗蔣事成，則從龍有功，不難三分天下；復動之以情——這一點則鶴齡舊侶便是最適當的人選了。

當時的何鍵亦有健卒十萬，餉械充足。他如依附粵、桂，則陳、李「二次北伐」，兵不血刃，便可直取武漢，重演其「寧漢分立」；甚或如王濬樓船、洪楊江艘，長驅而直下金陵。但是何鍵如聽命中央，力阻粵、桂之師北上，則陳、李二人縱加上個「小諸葛」，想搞個「六齣祁山」，前途也就很渺茫了。好在何鍵與李品仙均為唐生智舊部，交情不淺。李品仙在唐部解體之後，返桂依附李、白，累官至總參謀長要職。何則挾眾趕走前湘主席魯滌平而自代之，由南京事後追認加委。何與粵、桂諸將同屬雜牌，臨深履薄，時畏中央并吞，難安枕席。

這個密議可難為了何芸樵（何鍵字芸樵）。但他原始性的反應還是兩面磕頭——一面親自接待兩廣密使，另一面又公開派遣省府秘書長易書竹往南京請示。他這種兩邊表態又兩邊都不表態的干法，兩廣雖在繼續勸駕，「假道」並揮軍繼續北上；中央可就強硬了——蔣委員長拒絕接見何鍵專派的官方代表易書竹！意味著何鍵有附逆企圖。

在這種南京中央強迫表態的情勢之下，何氏權衡輕重，不得已只有向中央「一邊倒」。據劉君回憶，何氏事變之前便有「月圓必缺，水滿則溢」的心態，屢屢問計于廷芳，欲以所部湘軍十余萬撥還歸中央直接指揮，而劉氏則rｅａd.99ｃｓｗ.cｏｍ以自己年歲太輕、經驗太淺，不敢藉箸代籌，妄言可否。今日面此「六一」危局，他這「一邊倒」的決策，雖迫於形勢，然亦原為何氏之夙願。他之歸順中央，亦頗具當年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各地方幕府深明大義、歸政中樞之氣度。劉自云為何之至交，相知殊深，五十年後，何君墓木已拱，只是根據史實，為何氏之本性，略敘所知。上節所述，今日尚健在之何芸樵夫人亦深知之，唯當時國民黨中樞之黨方負責人則對芸樵有諸多誤解而加以歧視，實有欠公允云云。劉氏言之，至今仍頗為之欷歔不置，希望治國民黨史者執筆亦應以事實為根據才好。

何鍵既已決定摒棄兩廣，完全服從中央，但是在中國傳統政治中「辦理內交」，則相對實力派之間的「私人往還」，和各派「心腹」人員彼此之間的密議，實非各派「官方代表」之間的公事公辦所能及其萬一。因而何鍵這項「向中央秘密表態」的「內交」重任，便落到劉廷芳的身上了——這是何氏在兩大之間自求生存的高明手法。

我有一位在當今中國史學界頗有聲望的朋友就曾向我說過：「沒有西安事變，我不相信那一點點共軍就消滅不了。」

五年之後，六一事變發生之時，劉既是何之心腹，亦頗見重於蔣；而劉又年輕，無籍籍之名，秘密代表身份不易外泄，這樣他就成為替何向蔣作秘密表態的最佳人選了。

二、西安事變把抗日戰爭提前了。抗戰是拿全民族的命運作孤注之一擲，豈是搞著玩的！我們的抗戰是否可以避免，無人可以臆斷。但是史家可以認定的，則是那時日本侵華並無固定政策。戰前那些所謂「事件」，都是一批「魯莽滅裂」而目光如豆的日本少壯軍人搞起來的。他們原無「鯨吞中國」之大志；而我們地大物博，加上個老謀深算的蔣委員長，和他們再打它一兩年太極拳，不是不可能的（參見戰後日本公開出來的彼方秘檔）。

這一群陰謀綁架領袖的德國「張、楊」，竟包括當時德國陸軍總司令溫伯魯奇澤（Gen.von Brauchitsch）將軍、前任參謀總長溫貝克（Gen.vonBeck）將軍、現任參謀總長赫爾達（Gen.Halder）將軍、柏林衛戍司令韋茲里本（Gen.Witzleben）將軍、波茨坦衛戍司令伯魯克道夫（Gen.Brockdorff）將軍及軍需總監和柏林警察局局長等人，真是將星雲集。他們已約定於1938年9月14日下午8時，乘希特勒返抵柏林時舉事，逮捕希氏。

事變之後，蔣在國內聲望之隆、盛德之高，真是史所寡有。他被倭奴欺侮太甚、輿論逼得太緊，全國上下又一致擁護，內戰結束、全國一統又提供了對外戰爭的必要條件——「內」既不必再「安」，「外」就不得不「攘」。蔣公被內外一致逼上梁山，心一橫，知其不可而為之，就「抗戰到底」了。

有人或許會說，那時全國民氣沸騰，愛國人士都痛恨「南京中央」的親日賣國政策。所以，你不打，全國人民也要打；你不打，日本人也會逼著你打。這些話，在五十年後的今天看來，均屬似是而非之論。筆者昔年在哥大即曾撰長文（原著為英語）辯正之。我認為抗戰固然非打不可，但是它在1937年的7月7日開打，卻是西安事變的直接後果。

以上所述的六一事變的始末，是事變以後五十年來的公開歷史。李宗仁先生在50年代也親口告訴我，六一事變中，他的桂系是「被拖下水」，他是和其他元老一樣，到廣州去替陳伯南抬轎子的，整出滑稽劇是陳濟棠一人「迷信」和「糊塗」搞起來的。但是這種驚天動地的大「陽謀」，牽涉精兵數十萬，真是那麼簡單嗎？我當年將信將疑，手邊雖有若九_九_藏_書干線索，然旁證無多，不敢遽持異議。孰知事隔數十年，竟於紐約這個藏龍卧虎之地遇見了一位八六高齡的劉廷芳先生，才使這一謎團豁然開朗，使這一六一事變有信史可循，也使我對蔣公在西安事變前的自信心態更多一層了解，更使西安事變的「偶然性」多一件佐證。

所以，西安事變者，歷史上「偶然」發生的一件小事也。它改變了人類歷史運行的軌道，也可說是歷史本來就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吧。

但是中國近代史上何以發生這個「偶然事件」呢？關於張、楊二人當年受激成變的心理我們不難理解。我們所想不通的，則是那位「一生唯謹慎」的蔣委員長，何以于「剿共」前線，在兩支軍心不穩的雜牌部隊之間，來個單刀赴會，結果連人帶馬，加上半朝文武，於一夜之間被兩位「叛將」一網成擒？

長話短說，它和西安事變一樣，都是以「抗日救國」為號召而反對「南京中央」的「兵諫」；只是——且讓我用個當今的時髦名詞——西安事變是一件「陰謀」，六一事變則是件「陽謀」而已。

在他們萬事俱備之後，忽于計劃逮捕前四小時得報：英、法兩方領袖已對德國侵捷要求作出重大讓步。一時德意志萬民歡騰，希特勒已變成民族英雄，諸「張、楊」不願重違民意、綁架領袖，乃把這個德國版「西安事變」臨時叫停。嗣後希特勒就益發肆無忌憚，執行其侵捷計劃，9月29日乃與英、法、意簽訂了《慕尼黑協定》；接著便并吞捷克，燃起戰火；翌年更侵入波蘭，二次大戰在歐洲就不可收拾了。數年血戰，死人千萬，它終於改變了人類歷史發展的軌道，也毀滅了德意志第三共和國，使德國分裂至今未能複原。

為負荷此一「內交」重任，李品仙乃於1936年初夏為桂使湘。使蹤至為詭秘，真是人不知、鬼不覺，而湖南方面親自接待他並與之密談的正是何鍵自己。何之外，就只有一個劉廷芳了（另外只有個記錄秘書）。

兩廣有什麼把握，能於此時對中央用兵呢？這就因為他們那時估計——也是李宗仁一再向我說的——「中央政令不出五省」！換言之，在兩廣領袖眼光之中，當時的蔣介石，亦不過是國民革命軍北伐前之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耳。北伐之前，虎踞金陵的孫傳芳可以被以兩廣為根據地的革命軍一舉打垮，今日佔據南京的蔣某，為何不可照樣驅除呢？——這便是他們三位搞六一事變的思想體系吧。

當今中國史學界當然還有人認為西安事變是全民敵愾之氣激成的，也有人認為是中共和第三國際統戰政策的成功。但是五十年來還沒人敢說，西安事變在1936年的西安「非爆發不可」！

「南天王」一倒，廣西李、白二人孤掌難鳴，中央大軍四合，討伐就在旦夕。白崇禧這時只好藏身避禍，讓李宗仁單機飛穗，謁蔣表態，重獻忠誠。委員長不為已甚，才寬慰而恕之，結束了這場「陽謀」鬧劇（見所引的二李前書）。

在這場湘桂密議之中，處境最難的當然是何鍵了。他如參加兩廣「造反」，則中央興師討伐時，他便首當其衝，兩廣一毛未拔，他自己可能已身首異處；他如服從中央，則兩廣北伐的第一個目標也是他，南京可以乘勢一石雙鳥，何氏則以一人而敵兩省，勝負可知；他如鼠首兩端，拒不表態，則南北夾攻之中，就更無完卵矣。

西安事變之前，委員長駛過一個什麼樣的高級險區而履險如夷呢？那便是同年6月在兩廣發生的六一事變。

就在西安事變發生兩年後的1938年，德國也發生了一樁類似的德國版「西安事變」。事緣1938年間，九*九*藏*書希特勒正在中歐準備入侵捷克，製造歐洲大戰的危機。那時有見識、有謀略的德意志第三共和國中的政治家和高級將領們，很多都想對這個失去理智、四面為敵的瘋人希特勒加以抑制。由於希氏及其一小撮納粹黨徒不可理喻，他們乃企圖逮捕希特勒，另組軍政府，然後執行比較有理性而合乎實際的政策。

劉廷芳，湘人，北伐之後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與胡適之、朱經農等人同學）畢業，回湘辦實業，並主持湖南省銀行。那時湘籍海外留學生不多，還湘服務者尤少。劉之新式的企業又辦得成績斐然，是個新時代人物，因此在一群舊式軍政人員圍繞之下的何將軍麾下，很快就脫穎而出。1931年委員長因公訪長沙，無意之中竟與劉相識。劉在胡南所辦企業金融也頗為蔣所稱許。據劉回憶，渠曾向蔣條陳，將西南諸省尤其是湖南所特有的銻、鎢、錫三種珍貴礦藏收歸國家統一開採，以免地方軍人或土劣據以自肥。此一建議尤為蔣所激賞。為進一步了解情況，蔣竟偕夫人親臨劉氏為渠所設之私宴。斯時蔣公威震華夏，旰食宵衣，竟能撥冗親臨一位年方三十一歲之地方小企業家之私宴，亦可謂知遇至隆、不平常之甚矣！

搞起這個「陽謀」的首腦是虎踞兩廣、擁兵數十萬、飛機數十架、械精餉足的「南天王」陳濟棠和廣西首腦、桂系領袖李宗仁、白崇禧是也。論造反實力，則後來搞「陰謀」的張、楊和他們簡直無法相比。

1936年12月中，蔣氏顯然為此種過分的自信心所驅策，率領成批中央文武大員集會西安，而對自身安全措施，初未經心。

試想抗戰如推遲一二年，世界局勢又是什麼個樣子？1939年歐戰既發之後，日本人是要和一個窮光蛋蔣介石繼續糾纏呢，還是南征南洋、北伐蘇俄，收其實利呢？那就很難說了。

據美國當前對車禍的統計，亦以離家不遠的地區為最多——何也？無他，大意失荊州也。蔣委員長在西安出了事，也正和卡車司機駛過最險區才「打山洞」，有其異曲同工之處——蔣公在西安事變之前的六個月，剛剛「履險如夷」地駛過最險區；駛過之後，他老人家卻在次級險區的西安「打了山洞」。

一、它把當時的蔣委員長——也可說是整個國民黨吧——「安內而後攘外」的政策（參見蔣夫人最近在台北發表的悼夫文）臨時叫停；把一個四面楚歌、危急萬分的紅軍，解救了出來。

六一事變是怎麼回事？

歷史學家雖然不能臆斷歷史上有可能而實際上並未發生之事，但是一個有深度的學者的話，也不是只憑意氣出口的。因為蔣氏那時的政策雖願保留共產黨，以為將來聯蘇抗日留個餘地，但他卻是要「徹底消滅」共軍的。可是當時共軍之存在亦有其一定的歷史和社會的條件（宋慶齡語）。「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要徹底消滅亦屬不易。不能徹底消滅，就變成零星打鬥，那也會糾纏不已的。「內」既不能「安」，「外」也就不能「攘」了。恰於此時張、楊二人搞出個兵諫，使雙方都保存了面子。國民黨停止「剿共」；共產黨不但紅軍接受改編，共產黨人且願再度加入國民黨（見蔣著《蘇俄在中國》）。國民黨不願共產黨再度加入，蔣委員長和夫人卻接受了共產黨軍隊半獨立式的改編，並由南京中央補充彈藥、接濟糧餉（這時南京派往延安的代表是中委邵華。邵先生是筆者的中學老師，這故事是他親口告訴我的），終使共產黨軍隊由半獨立而獨立發展，由茁壯而成長。楚河漢界，平分天下，最後竟然取而代之。

換言之，我們的蔣委員長，這位偉大的司機，就是在駛過這一可能伏屍百萬的「六一」險區，而履險如夷之後，卻在「雙十二」這一平坦公路上「打了山洞」。命也運也，夫復何言！

當時張、九九藏書楊兩部「雜牌軍」因內戰無功而士氣低落，而中央之三十師精銳則正因兩廣事變之解決而士氣偏高。張、楊部隊既不堪再戰，調而去之可也。張、楊既調，則以中央之三十師，對紅軍之一小撮，則勝負之數，豈待蓍龜？

劉氏既變成兩邊信任的人物，也接受了兩邊的差遣，竟乘著「美齡號」專機，僕僕于南京、武漢之間，為和平解決六一事變而努力。他替何向中央表態這一著，顯然地（雖然我們尚未掌握充分證據）就影響了粵軍第一軍軍長余漢謀倒戈反陳的決定。余、蔣之間那時也有密使往還，然何鍵的態度如不明朗化，那位蝸處粵北、介乎陳濟棠與何鍵之間的余漢謀便很難異動了；而粵軍第六師師長兼廣東東區綏靖委員、負責地方綏靖及督導指揮粵東軍政的李漢魂之「掛印封金」反陳，則是余漢謀倒戈的連鎖影響——其中樞紐，還繫於何鍵態度之轉移。何鍵效忠中央之明朗化，劉廷芳密使與「美齡號」專機功莫大焉。「乩仙」先生所開玩笑的「不可失」之「機」，並沒有決定性影響，做神仙也會吹牛的。

西安事變為什麼會引起如此嚴重的後果？這倒可以屈指而計之：

時至五十年後的今日，還有當年當事人健在，能聽到有關當時政治實況的口述歷史，來對公開而不全面的歷史加以修正，這也是治史者之幸。

兩廣事變之和平解決——尤其是兵不血刃，便使當時叛逆性最強、實力最大而位居國內半獨立的諸省之首的粵、桂、湘三省俯首聽命，這使蔣委員長當時聲望之提高，也真是如日中天了。叛方空軍駕駛員與陸軍將領之表現，也足使蔣公深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亂罵他「親日賣國」的政敵是不得人心的——這客觀情勢，顯然也使他對「安內而後攘外」政策的正確性益發堅信不移，務必于最短期間促其實現。兩廣事變如不勝利和平解決，蔣是不能到西安去的。

當劉氏銜何之命，乘私租水上飛機專程自漢口飛南京謁蔣時，蔣竟派最信任之心腹要員、時任行政院秘書長（蔣當時自任院長）的翁文灝秘迎于江干；直馳至地質調查所密議后，旋即謁蔣，由劉替何向蔣披肝瀝膽，私訴衷情。這一秘密表態，那就遠非易秘書長上訪、公事公辦的情況所可比了。

殊不知「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固然可怕，但是正如作者的老本家唐雎大使所說的，布衣一怒，只要「伏屍二人，流血五步」，也可解決問題。西安事變就是在這個「伏屍二人，流血五步」的威脅之下和平解決的。

事實上，用現代行為科學，尤其是心理學的基本學理來分析蔣之行為，也不太難於理解。

二次大戰過去了，丘吉爾回憶起這樁胎死腹中的德國版西安事變，不禁喟然嘆曰：「嗚呼，這是歷史上偶然發生的小事，而使全人類命運隨之打滾的又一例證！」（見丘吉爾《二次大戰回憶錄》第一集《暴風雨的來臨》第十七章）

這一樁民國史上有關鍵性的三人密談，想不到五十年後的今日，竟然還有兩位耄耋老人健在人間——李品老在台北，劉廷老在紐約——尚可為歷史挺身作證也。

孰知他們這一件「陽謀」，事未疊月，兵未血刃，便一敗塗地。陳濟棠賠了夫人又折兵，弄得眾叛親離，與李宗仁分金散夥，逃之夭夭，到香港做寓公去了（見《李宗仁回憶錄》第四十八章）。

劉廷芳這段故事，我想在蔣公日記里、國民黨中央如今尚未開放的秘密檔案里，將來一定是可以印證的。在當時，劉廷芳這青年「神秘客」，乘著「美齡號」專機為兩方奔波，據說連宋美齡本人和後來代陳濟棠坐鎮廣州、威懾西南的何應欽將軍，亦不知底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