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稱他「校長」，因為「校長」是黃埔等軍事學校畢業生稱呼他的專用名詞，我未便亂用，所以我稱他「老師」。

「老師不要問我的年紀了，」我說，「我現在的年紀，正是那時您在南京，我們向您『獻機祝壽』時，您的年紀。」

且把兩方再比一比：

一個是雜貨棧兼大金礦；另一個是大金礦兼雜貨棧。

不同之處便是：《傳記文學》里，作者的撰述態度多少有點「唱戲抱屁股，自捧自」；而「文史資料」里，作者撰述的態度則是千篇一律地「對著鏡子喊王八，自罵自」。

這段小插曲使我想到孔仲尼先生有時也有「誤人子弟」的地方，什麼「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我想提醒孔夫子，「言忠信，行篤敬」在任何社會裡都可使你變成個「可敬可愛」的「好人」，但是「好人」在「蠻貊之邦」是行不得的。

不過，一個是傾「全國」之力纂修的；另一個則是劉紹唐一個人獨乾的！

但是縱使一件史實是忠實無欺的，可是解釋起來，必然會有其一面之詞——這不但是個歷史學家對一位歷史製造者所無法阻止的，同時也是應該鼓勵他說的，是所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讀史者欲知真相，則聽了公的，再去聽婆的，那自然真相大白。

「時間過得真快呀！」「老師」感嘆地說。

但是二者都是今後治民國史者的必讀之書、中國史上永垂不朽之作。

不過不管自捧也好，自罵也好，對近代史有修養的讀者，都可看出些門道來，所以治民國史的學者，對這兩部大書，都是非讀不可的。

1943年春初，蔣公接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時，我正是該校歷史系畢業班的學生。事緣前校長顧孟余先生被迫辭職，而教育部派來的繼任人又不見經傳，這未免小視了我們國立中央大學的大學生了，所以我們拒絕接受這新校長，鬧了個偌大的學潮。教育部收不了這個爛攤子，乃呈報行政院解決，而行政院下來的批示，則是「本院長自兼」。

可是這個僵化了的傳統，在西風東漸的近百年中，漸漸又顯出復甦的跡象。縱是最枯燥的年譜，在「現代化」了的寫作之下，也有極多可看之書。老同學竇宗一先生所寫的《李鴻章年（日）譜》（1968年香港友聯書報發行公司出版）便是一本不朽的佳作。在全書中，作者自己幾乎未寫一句主觀的評語，他只是自多如牛毛的有關李鴻章的史料中選其精華，按時序排列，讓李鴻章去說他自己的話。在這本小書中，李鴻章真是栩栩如生，令人百讀不厭。

這一來不但教育部不敢擋駕，我們大學生也不敢鬧了。我們貼出一張偉大的大字報（當時叫壁報吧）：「歡迎校長早日蒞校辦公。」

此外還有個職業轉移的問題。我回紐約之後，發現哥大有一批洋人和日本人正九-九-藏-書在多方策動把我轟出哥大。區區在哥大一未貪污，二未瀆職——那些轟我的人也是有良心的，他們口口聲聲說我對哥大有「重大貢獻」（這話承情他們到現在還在繼續說下去），而我又位卑名低，向不構成對任何白人或日本人爭名爭位的任何威脅，轟我做甚？殊不知天下事之不知道理由的卻正多著呢！我怎麼也沒想到，當年領頭轟我的人十年後自己也被轟掉了。如今哥大全校也同樣張口結舌——不知道什麼原因。

校長雖不許我們歡迎，我們還是歡迎了他。自此以後校長每周來校辦公兩小時，這時我們全校師生也就按時輟工兩小時去「看校長」。後來我畢業了，畢業證書上的署名也是「校長蔣中正」，所以我就變成不折不扣的蔣中正先生的「學生」了。

但我個人畢竟是學歷史的。一有空兒，我還是要搞我的「私修」。可是想想近二十年來，個人搞歷史——尤其親見親聞的民國史斷爛的情形，和個人在哥大一無是處的「茶壺裡的風波」，我不由得想起和我同時、搞同樣東西的劉紹唐是多麼崇高偉大了。

論傳記文學，推上去，司馬遷當然是這一行的鼻祖。我國古代各行各業照例都供奉他們的祖師爺——例如木匠的是魯班，唱戲的供的唐明皇，藥店供的神農，醫生供的是華佗，等等。所以劉紹唐先生如果也要在「傳記文學社」供一位祖師爺，那麼司馬遷也就該當仁不讓了。

蔣中正先生是我的「老師」。

我沒時間多看，在瀏覽之間，最吸引我注意力的，當然是我母省安徽政協的出版品，可惜它一共只出了兩本——這兩本我倒細讀過的。筆者戰時和戰後在安徽教過書，也做過低級公務員，自信對當時桂系治下的安徽政情了如指掌，可是讀過這兩本小書，我才自慚淺薄無知。

真是無巧不成書，我檢點我想讀的「文史資料」，數數正是二百四十二本——也正是劉紹唐《傳記文學》二十年發行量的總和。

二十七年過去了。1970年冬我們在台北開會，一天早晨蔣公點名召見我們「留美四學人」。當他老人家問起我的學歷時，我開玩笑地說：「我是『天子門生』啊！」

傳記文學社出版的另一拙著《胡適口述自傳》（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之一，《傳記文學》自1978年起連載一年，1981年初編印成書），1980年也被列為「胡適資料」之一種，改名為《胡適的自傳》，由上海華東師範學院出版部重印發行，也被列為「內部資料」——因為胡適還沒有被「平反」。

劉紹唐還有一個貢獻：他開了個風氣。「五四」以來鼓吹寫自傳最力的是胡適之先生，但是胡適沒有搞出個氣候來。在劉紹唐攘臂跳火坑之初，胡適還在打破鑼，說怕他「難以為繼」呢。想不到「劉傳記」就有此魄力、毅力、精力，一「繼」二十年，一期不脫，爛污不拆，愈搞愈有勁，居然在史學界搞出個「劉https://read.99csw.com紹唐時代」來。胡適如泉下有知，也應自愧不如！

在我遍覽民國史料時，最使我震驚的是全國和各省市政協所編輯出版的「文史資料」，這文史資料事實上便是當年國民政府在大陸遺留下來的黨、政、軍、財、商、學……各界高層分子的回憶錄。

當我靠在沙發上和我的「老師」嬉皮笑臉地一答一問之時，我看那沙發上只坐了半個屁股的某學人，臉上一紅一白，似乎有點局促不安起來。蔣公身邊的兩位侍從，似乎也有點驚異。

還有使我聯想到的便是我國傳統史學上所謂官修和私修的問題。官、私兩家雖各有短長，但是傳統著述之內，好的史書幾乎都是私修的。另外一個實際問題便是，如果搞官修，則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海內人才濟濟，哪裡又需要一個「遠地和尚」——搞歷史的華僑來幫閑呢？

「老師，」我笑著說，「您沒有老呀，您和我們在重慶看到您時，還差不了太多……」

司馬遷不但傳記文學寫得好，他的自傳文也照樣寫得好，他那篇《太史公自序》，便是第一流的文學作品。不幸的是，這個自傳文學的傳統，和傳記一樣，也流於形式化。以後大家乾脆就不寫傳記和自傳了，索性來他個流水賬——所謂年譜。一位老先生自知快要蒙主寵召了，想自我留名後世，便來他個「某翁自訂年譜」。筆者昔年管圖書，浪費人家的錢，把這類年譜買了不知道多少筐、多少簍，有時偶爾也去翻看翻看，看得生氣，不覺便投書于簍——啍！我又不是你的兒子、你的孫子，看你這種書幹嗎！

回憶錄的作者則包括被俘的、靠攏的、起義的、志願留下的、回歸的、為人民立過功的、想跑而沒有跑掉的……各式各樣的人物。他們之間地位較高而受優待的——包括宣統皇帝溥儀——則被安插在各階層政協，拿乾薪，做點可有可無的文史資料工作，換言之，也就寫點自己的回憶錄，或寫寫自己所知道的別人別事。據說為此事周恩來當時曾有指示，叫各人「據實寫來，不必隱諱」。

這是李宗仁的故事。只要他沒錯，我就秉筆直書；他弄錯、他胡吹，對不起，我筆則筆之，削則削之——大段刪除。有時這位四星上將的「代總統」不服氣了，嘰嘰咕咕。但是他也知道，秀才遇到兵，固然有理講不清；相反的，兵遇到秀才，那穿二尺五的，也有理說不出——他一個人的腦袋，總敵不過我圖書館內三十萬捲圖書。

不同在何處呢？

舉個例子來說吧。書中有一篇當年安徽政要、社會處處長、以「尖刻」出名的蘇民（春伯）的自述。在文里他說他自己是個兩面派——一面為桂系李品仙出力，一面又替「CC系」暗中幫忙。他原意是想拉攏兩系合作，結果卻是增加兩系矛盾，而從中漁利。

據此，我對「CC系」在各派系之間的「統戰」策略又多了一層了解，那隻會耍槍桿、跳木馬的李宗仁將九-九-藏-書軍哪裡知道？但是寫民國史的人豈可不知？豈可不知？

不過傳記這項文學，在二十五史的頭四史——《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之中，都寫得很好，其後便愈來愈糟。形式主義化的結果，到《清史列傳》和《清史稿》上的「列傳」，簡直就令人不忍卒讀了。

我那時的幻想是提著個錄音機去找我「老師」談話，以補充我那時已經著手的新著《蔣中正先生年（日）譜》。等到這部「資料書」完成之後，再來「筆則筆，削則削」，一部忠實無欺的《蔣中正先生全傳》就不難下筆了。

「你很好！」「老師」又慰勉地說，「你以後寫歷史有什麼需要的話，告訴我，我可以支持你！」

一個是官修的「自罵之書」；另一個是私修的「自捧之作」。

這篇如段克文所說的「倒竹筒」的自述，倒真的嚇得我半天吐不出氣來。那時我們在立煌和合肥，誰不知道蘇君是桂系的「死黨」，「疾CC如仇」？哪個又逆料到他是桂系和「CC」之間的兩面派（double agent）呢？

就以筆者個人讀《傳記文學》的心得來說吧，不讀《傳記文學》，我就不知道翠亨村的原名叫菜坑村，不知道復興社是怎麼回事，不知道誰在盧溝橋開第一槍，不知道「何梅協定」原不是什麼協定，不知道……還多著呢！

閉目沉思，我想想過去二十年的《傳記文學》對治民國史的貢獻，真是史所未有、令人驚訝！

由於正史的形式主義化，它也就影響了私家傳記作者的寫作。所以在中國的傳記文學里，「四史」而後，簡直沒有幾篇可以說是膾炙人口的作品。

蔣公也微微地笑了笑，卻說：「你是中央大學畢業的？」

就我個人來說，我那時的心理是：聽過桂系的了，再聽聽「中央」的。由於這一心理的驅策，在我的「老同事」不幸去世之後，我就想找「我的老師」來反證一下，如此則一部信史便可以動筆了。

以前梁啟超為李鴻章作傳，提到「甲午之戰」那一段，任公說李鴻章是「以一人而敵一國」。我們試將《傳記文學》和「文史資料」對比，我們大致也可說：「壯哉紹唐！以一人而敵一國！」

這些「文史資料」真把我這個學歷史的讀者讀得如醉如痴。本想窮一暑假之力，把它全部讀掉。可是我後來一看部頭，才覺得我自不量力，還是老命要緊。

「是呀！」我說，「我是三二級，歷史系。我的畢業證書就是您簽名蓋章的啊！」

在哥大既然不舒服，則哥大除了三十萬卷的漢文典籍之外，還有什麼值得戀棧的呢？1972年初我就轉業到紐約市大去做亞洲學系第一任的系主任去了——這一下忽然從「牛後」變成「雞口」，而這個小「雞口」與我以前所搞的「計劃」又風馬牛不相及，因而我那一心一意所搞的「私修」、「資料書」便無形中斷了。

筆者在大陸承同業之助，也看了些這種「內部資料」。其中令我最感九_九_藏_書興趣的，當然就是上述各政協所編纂的「文史資料」了。這種資料看起來（如不看各書封面），你幾乎就會把它當成劉紹唐的《傳記文學》，真是趣味盎然；但你如稍一留心，又會覺得它們之間截然不同。

筆者去歲應邀去大陸教書六個月。我教的是美國史，但我留心觀察的則是民國史，因為大陸史學界近幾年最大的熱門也是民國史，而且吹得震天價響。同時我也發現，不管意識形態如何不同，兵爭政爭如何熾烈，所謂的中國知識分子還是有其共同語言（common language）和共同次文化（subculture）的。六月交遊，我可說識遍治民國史的錚錚巨擘。毋庸諱言，我們治史的方法與原則確有不同，但這原是學界的正常現象。我國傳統經學還有今、古文之爭，而今、古文本身又各有家法。他們搞社會主義，孫中山先生還不是說「社會主義有五十六種」！

我們不能以學術原則影響個人友誼，更不應以個人友誼改變學術原則。這是中國讀書人的共同語言，大家都了解。所以我在大陸承史界同文友好不棄，得到他們提供的應有的研究方便。

「那麼你年紀……」

在我國汗牛充棟的傳統史學里，所謂紀傳體——也就是那部頭最大、撰修時間最長的正史（二十五史）所採用的體裁——實是史學的主流。其實紀即傳。司馬遷原是這一體裁的創始者，而司馬遷所寫的《項羽本紀》《高祖本紀》，事實上便是「項羽傳」和「劉邦傳」。所以換言之，我們也可以說，中國傳統史學是以傳記為主體的。傳記寫的是人的故事。把一個人或一群人的社會行為忠實而有趣味地記錄下來，讓人百讀不厭，那就是傳記文學了。

這樣便結束了輪在我名下的簡短談話。我想我們這次奉召謁見，台北官方可能還留有正式記錄亦未可知。

可是，我倒（覺得）有點奇怪。我覺得坐在我們前面的「我的老師」是那樣慈祥、和善、笑容滿面的一位老人，其他人等幹嗎那麼緊張？

文成之後，再由各地政協的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纂成書出版，專為內部參考，不許向外（國）發行，是謂之「內部資料」。這種「內部資料」，凡是住在國內和獄外的中國人都可以看，新華書店也公開發售。只是這些書都陳列在「內」室，或二樓、三樓。這些「內」室凡是穿人民裝的華僑也可進進出出，要買兩本也可以，只是出境通過海關時可能被扣掉。如果海關老爺高抬貴手，你也可以堂堂正正地帶出來。拙著《李宗仁回憶錄》第一版，便是廣西人民政協於1980年把我的名字刮掉出版的，也是「內部資料」。第二版我的名字被複原，改由廣西人民出版社發行，才是公開的書籍。

回到紐約之後，我又把我的計劃仔細地想了一想。我發現我自己太幼稚——我怎能和「我的老師」一道吃安徽火鍋、「煮酒論英雄」呢！這也使我理解了孔門弟子——蘇格拉https://read.99csw.com底、柏拉圖也是如此說的——夫子「在位」和「不在位」的問題。

今日我們可以說，沒有劉紹唐，就沒有《傳記文學》；沒有《傳記文學》，則治民國史者，光靠些「官方資料」和少許雞零狗碎的私人著述，則將來的民國史又可寫出些什麼東西來，這是不難想象的。

這些就是所謂「內部資料」。最近引起問題的那位美國小姐韋瑟（Lisa Wichers），據說是看這類資料出事的。

恭維劉紹唐，並不是說他的《傳記文學》是篇篇珠玉。相反的，二百四十二本《傳記文學》可能是個金礦，也可能是個大雜貨棧。但縱使是個雜貨棧，雜貨（如筆者本人的作品）之外，正不知有多少珠玉琳琅，會揀的人自會取之不盡，足使民國史接近它原有的事實。

所以在李宗仁的中英兩稿定稿之後，我這位執筆人便一再嚴重地警告我的讀者說，這本書是「桂系的一面之詞」，偏聽、偏信、不聽、不信，都是不對的——誰又料到這個「一面之詞」，二十年後竟會在中國大陸上擁有千萬以上的讀者！

欣羡之餘，筆者於1962年《李宗仁回憶錄》（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之一）中、英二稿同時完工之後，心目中的第二部書，便是想向宗一效顰，來一部《蔣中正先生年（日）譜》，並想在蔣公百年之前，于關節處所，以「口述錄音」方式，請「老師」「自訂」。

李宗仁先生是抗戰時期的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我也在第五戰區當過兵，所以李德公總喜歡說他是我的「老同事」。其實我在紐約和他合作寫書時，也真像個「老同事」。有時郭德潔夫人不在家，李德公就替我燒個安徽火鍋（李公是個好廚師，但他說這火鍋是他從安徽六安學來的）、四碟小菜，我二人就「煮酒論英雄」了，有時「論」到深夜，他還不讓我走。也有時我回家后乘妻兒熟睡之時，憑著三分酒意，在書房之內也就寫個通宵，翌晨萬余言的「英雄掌故」就出來了；再過兩天英文稿也跟著脫稿，一窩等著看的洋人，也就念得搖頭擺尾。

本書之重印是「胡適資料」的主編、山東大學歷史繫系主任葛懋春教授在紐約向我親自說明的。我認為胡適的書，不管哪一種，如在大陸出版，對求知若渴的大陸青年都是有好處的，所以我就片面負責任地答應了，以免紹唐兄為難。

接著我們又收到校長室執事人員的傳話，說：「校長不許歡迎。」抹了我們大學生一鼻子灰。

以上便是我個人心目中想寫的第二部傳記兼自傳的幻想。可是不久我就覺得我這個計劃（project）太不切實際了——我想要把我的「老師」蔣中正，當成我的「老同事」李宗仁，那如何辦得到呢？

另外還有一篇某仁兄奉李品仙之命「盜楚王墓」的絕妙文章。因為此事就發生在我的家鄉，當時眾口紛紜，不知究竟挖出些什麼來，現在這仁兄把「竹筒」一倒，讀之始恍然大悟，真為之噴飯。

天下事往往有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