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問題卻在兩缸相套，一旦缸中「醬多自溢」兩醬相混，那問題便大了——試問芝麻醬拌西紅柿醬，又令人如何下咽呢？

再看看我輩華僑所親見、親嘗的「洋醬」。

這當然是我個人的偏愛，有待千萬讀者大眾的共鳴。至少我個人覺得，劉紹銘先生是當今最夠資格向國人介紹這類作品的大作家、大翻譯，這工作也是他的「天降大任」。

以上便是我怎麼被捲入「亞美運動」這場大「颱風」的始末，也可算是《渺渺唐山》中的一個小花邊吧！

那是十年前的事了。其時正是本書作者所描述的「華美民族運動」發展到最高潮的時候。我本人誤入「陳橋驛」，被推動少數民族運動的青年學生「黃袍加身」，捲入了這場可歌可泣的民族運動。

第四，這位通才還要有深厚的中、英文學（不止於「文字」的運用）的訓練和創作經驗。「華美文學」本是雙語並舉的，兩面翻譯，為求其信、雅、達，則這種訓練尤其重要。

可是「華美運動」中，有一點為其他少數民族（尤其是黑人）所無的，便是華人社區中有嚴重的「代溝」和「文化衝突」的問題存在其間，甚至隔代之間的語言都無法溝通——不像一般黑人的祖宗八代早已都是崇美俗、說英語也。

「山姆大叔」如今既然改祟歸正、雨露重施，知恩報德也是理所當然。何況有筆如椽，情深義重，人家豈有不知之理？如此則小恩大惠自然源遠流長。這種心理，大概就是本書上所說的「來投中產階級白人所好」的作家們的哲學基礎吧。

大體說來，美國這個國家自1776年開國到現在，基本上是一個中產階級、白種基督教徒統治的國家（近半個世紀以來，猶太人才逐漸擠入這個統治階層）。論人口、論財富、論文化水平、論組織能力，等等，他們都遠非非白種少數民族（non-white minority ethnic groups）所可望其項背。

如此一來，不用說中國繼續移民來美是不可能了，已經在美的華僑，如果有家可歸的，誰能受得了這種滅絕人性的洋氣，大家也就忍氣吞聲地捲鋪蓋回國了。但是時至1882年，我僑民移美已有數十年歷史。有的已經辛辛苦苦地建立了一些小店鋪、小農場——畢生心血，盡瘁於斯，怎麼忍心棄之而去呢？何況他們多半是貧僱農出身，被販賣「豬仔」販到美洲的；祖國那邊的日子，無根無柢，也不太好過。因此縱處於此無法容身的條件之下，也得咬緊牙關，容忍下去。

但是六七十年代的華人社區（Chinese community）畢竟是複雜而敏感的，因為此時也正是少數受美國教育的華裔第二代成熟之時。他們有他們的主見，也有他們的成見，也有由他們各種主見、成見所引出的不同的觀察與答案。

在華人中，深廣的代溝和衝突的價值觀念，往往竟使隔代不能相容。老一輩的對他們幼年來美、在本地土生的子女，則嗤之為「竹節」（兩頭不通氣）和「竹心」（胸中空無一物）；而許多不願做中國式的「佳子弟」的下一代，也就反唇相譏，他們為泄憤而咒罵老子的髒話，連劉教授也「不好翻譯」。

第二學期，我這門課被派給一位白種美國教授了，主持人乃給我排了一堂美國史的課。這雖然有點不尋常，我還是接受了，只是有些學生卻為之憤憤不平。

筆者在紐約市大所承乏的這個系內，便開有這項「華美文學」的專課。但是要想心平氣和、不偏不倚地去做點「綜合工作」，經驗告訴我們，是萬般困難的。

筆者今夏訪問星洲，新加坡第一副總理吳慶瑜先生則告訴我，應該截長補短，兼采東西之長。

向「新大陸」移民，原是「舊大陸」所有人民共有的權利；美國原是個多種民族的國家，白人東來，黃人西至，各民族和好相處，亦斷無白種人一族鯨吞的道理。1868年所訂的中美《蒲安臣條約》於此即有明文協定。

在這次風潮中，我原是個不折不扣的「黎大都督」，雖然他們並沒有說我是被他們「從床底下拖出來的」。風潮初起時，我原在二百英里之外。我的出面是紐約市立大學校長馬歇克（Robert E.Marshak）打電話、送機票，把我請回來幫忙的。

這門新興的「亞美學」，截至今日，在美國仍只有東西兩大中心。在西岸便是以伯克利為首的加州大學，在東岸便是我們的紐約市大了。不過那時在西岸所成立的，還不過是些「中心」、「計劃」一類的單位，為此科設立正式學系，恐怕就只有紐約市大一校了。而我本人——雖是被拉夫上陣，卻是市大方面的主持人。在當時「亞美學」發軔期中，在教學行政上，我也算是頂半邊天了。所以我才不揣冒昧地把我自己也說成這本亞美文學專著《渺渺唐山》的「書中人」。

我古老中國的文物制度、道統、德統，固均博大精深也。但是借用台灣名作家柏楊先生一句話，我們的傳統乃是博大精深之「醬缸」也。近百年來，既有「唐人街」之後，我旅美先僑便把這隻大「醬缸」搬過太平洋來，不管缸內有些什麼醬——甜醬、鮮醬、霉醬、蝦醬、蟹醬、芝麻醬、綠豆醬、胡椒醬……百醬俱全，原封不動地搬了過來。

余小子身為董事，每次會後，欲知議案，還得去看中文報紙；而中文報紙，也就是敝會「董事會議案」的唯一根據。

這學年我兼的第一堂課是中國現代史。上課的時間是星期五下午3至6時。這是個最壞的時間，按理這門課可能不會有學生選修的。但出乎意外，我卻搞了個大班——有時有些學生只能在門外聽課。

第三，這個人還要是個觀察能力極強，並有高度訓練的學人，上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下對唐人街內的「窮館」（如領館、報館——這兩館現在已不太窮）、「富館」（如賭館、餐館、衣館——這些館今日也已不太富），乃至一切吃喝嫖賭、鬼影幫、白鷹派……都能觀察入微。

就拿筆者所親見、親聞和躬自參加的社區所謂「會議」來說吧，我們社區華人——尤其是元老、僑領們——他們就沒有哪一種會議是遵照孫中山先生所擬訂的「民權初步」的議事程序「議事」的。我們的會議，事實上是在有魄力、有能力、有野心的領袖們領導之下「商量著辦」的。因此我們的「會」一旦與美國法律發生了抵觸，我們就有被捉將官里去的危險，至少也要吃「敗訴」官司。

我個人那時並不在市大，但在學潮期間，由市大當局緊急電告，趕回紐約，出任市大新成立的亞洲學系的第一任系主任，來平息學潮。那時，這個學潮正義在握，人多勢大，市大當局對它是有求必應的；而學潮總部當時對我九-九-藏-書的要求，以及通過我向學校當局所提出的整理亞洲學系的「五大要求」之一，便是與瑞芳有關的——她那時已是名著《金山》（Mountain of the Gold）的作者，因書應聘為紐約市大「華美學」（Chinese-American Studies）的專任講師。

本書作者說得好：「華埠是個心態。」但是究竟怎樣才是華埠的心態——我們美籍華人有沒有個共同的心態呢？祖國同胞對我們的看法又是怎樣呢？

由於「我們」祖國政府和知識分子對「他們」沒有真正的了解、同情和撫助，在洋人欺壓下，華僑社會乃滋長出它們特有的、自生自滅的畸形發展——不易為外界所了解的畸形發展。而受過美國教育的下一代華人，也就相應地滋生了畸形發展的心理狀態——他們可能由種族感而引起對壓制他們、歧視他們的白種種族主義者的憤恨與抗暴的心態。這一心態也可能導致他們對自己的祖邦、長輩乃至華人社區中一切事物，也同時鄙視與憎恨。這就是一部分過激的「哎喲派」的心理背景。在他們身上，情感的衝動遠超過理智的思考與學術的研究。

那時先後應約來校接受諮詢的資深教授共有十餘人，我的名字竟亦在群賢之末。跟那些名震一時的其他候選人相比，我是「高攀」了。不過我也可算是「碼里人」，因為我那時在市大兼課。這項兼課，我在市大各分校已「兼」了十多年了。

我在當時的看法，與這批熱血沸騰的青年又略有出入。我認為著述家應享有其個人著述的自由。寫華美移民史怎能罷黜百家、獨崇「缺德」呢？「歌德」的，也應該讓他們「歌」一下——這兒是個「開放的社會」嘛！何況「德」亦不無可「歌」之處呢。

那天我在接到馬歇克的電話之後，便乘了市大出機票的一架小飛機回紐約。立時校方和學生都派代表來看我，三家大電視台的記者也在等著我。我見了學校和學生的代表，電視記者我是迴避了——因為我還搞不清楚這風潮的底蘊，無法對新聞界「發表談話」也。

最糟的還是我國老輩留學生，他們都是或多或少的特權階級人物，眼向上看，對貧苦無知、在洋人鞭笞下呻|吟的華工苦力，照例是不屑一顧的。以前我就曾問過胡適之先生關於他留學時期的華僑生活。胡先生說：「那時，『我們』與『他們』之間沒有往還。」我聽到這句「我們」與「他們」的言詞，真發生很大的反感。

我們中國「醬缸」出來的人是最怕「官」的。官方傳票一出，敝會天下大亂。大家焦頭爛額之餘，檢討結果，乃把全部責任一股腦兒奉獻給我們以前一致票選的董事長頭上去了。但是我們也都知道：沒有王董事長，便沒有兒童培護中心大樓；沒有大樓，我們也不必陪我們敬愛的董事長一道吃官司。

其後美國獨立了，歐洲白人向美東移民，中國黃人向美西移民，本來也是順理成章之事。在19世紀中葉，美西「中太平洋鐵路」興建之時，幾乎全部路工都是來自太平洋彼岸的華工。迨加利福尼亞州成州之始，其地幾乎四分之一的居民也是華人。

這時是1972年春初，紐約市立大學之內的千把少數民族學生，和他們白種多數中的道義支持者，在校園內發動了一個黑、白、黃、波（波多黎各）、西（南美西班牙與土著的混血兒女）五族共和的大學潮。

十多年前，現任夏威夷大學「西東中心」主任、斯時任教於斯坦福大學法學院的李浩教授曾和筆者討論到如何成立一個「華美學計劃」，把百余年來美國各級法院所保存下來的有關華人訴訟的案情和判例（包括1904年孫中山先生路過舊金山時，雖持有美國護照，還橫遭無理拘留的舊案），來作個通盤的整理——先編點可靠的史料，還談不上研究。但是這項史料的編纂工程實在太浩大了。不用說當今自視甚高的「留美學人」對這項「巧立名目」的學問不屑一顧，縱是有「巧立名目」之癖，而有避重就輕之性的「華美派」的學人之中——包括筆者本人——哪裡又能找出有這種志趣的「書獃子」，來干這種無名無利的傻事呢？雖然我個人到現在還在馨香祝禱我先僑在天之靈能保佑我們這行內能出幾個「傻子」，將來還是把這樁事好好做一下。

言念及此，我對本書的重要性便越看越重了。

我個人現在借劉紹銘先生的大著來家醜外揚一番，絕無心揶揄我會的任何負責人——因為我自己也是董事之一，危難期間並且被選為常務董事。問題是我自己也是「中華大醬缸」里出來的，而「民權初步」這一味醬，雖然是孫中山先生介紹的，它始終還沒有成為我們「唐餐」里的調味佳品之一罷了。

就像朱路易所寫的《吃一碗茶》上的各節小故事吧，不是紐約「唐人街」社區的「個中人」，誰能寫得出？特別是賓來和陳源在蘭心酒店七○九房偷雞摸狗那一段，那故事哪是名震寰宇的華僑文學大作家林語堂先生他們能從「華埠」之外「搔」得著的？

對於1972年這場風潮，我必須指出，當時這個風潮里的華僑領導分子，都是一批民族感強烈、品學兼優的「華美青年」。他們的團體則是個ABC（American born Chinese，美國土生華人）和CBA（Chinese born Americans，中國出生美洲華僑）「竹心」（前者）、「竹節」（後者）的空前大團結。其中由於背景和個性的不同，難免有溫和與過激等等的宗派思想，但大體說來他們都是沒有黨派背景而動機純正的。十年後的今天，他們之間好多都已是紐約市掛牌的名醫和律師了，有時他們還結伴前來，找我這位「老師」話舊。好漢提起當年勇，好不開心！

在16世紀末季，當西班牙人開闢「馬尼拉航線」（Manila Galleon）之後，第一批橫越太平洋的造船工人和隨船服務的海員，也都是中國人。他們在中美洲所建的第一個「唐人街」、「中國城」或「華埠」的時間，也不在第一個「英埠」——「詹姆士村」（Jamestown）之後，詹姆士村始建於1607年。

這兩堂課加起來，我一共講了八十小時以上，這和「外邊來的」資深教授只講一兩小時的情形就有輕重之別了。加以我講的這兩堂課——一亞、一美——也正巧合乎當時「亞美學」的理想要求。因此在選聘委員會最後秘密投票時，我竟然得了十票中的九票。得次多數的便是本書作者最懷念的「亡友」許芥昱教授，他得七票。許君以次的候選人，則各得二、三、五票不等。

其實這些現象，吾人如客觀沉思，也覺其沒啥費解。

我輩唐人，聚居於大缸之內，久而不聞其香，熙熙攘攘，也頗能怡然自得——缸外事，老番管之；read.99csw.com缸內事，自有我主席、會長、元老任之。洋人不入缸來，華人不出缸去。如無重大法律衝突，真是缸里不犯缸外，河水不犯井水，華夷相安，各得其樂！

上面所說的學潮看來只是個偶發事件，其實那也是當時全美少數民族社會運動的一個重要環節，它的發生是有其一定的文化背景的。《渺渺唐山》這本書上的故事，也就是以文學方式所提供的文化背景的一面，也是最有趣的、最感人的和最真切的一面。

這些課題，對當時所有「少數民族運動」中的諸部成員來說，原是有其一致性的——不過究竟向誰去「認同」，何處去「尋根」，他們也還是模糊不清的。

事過境遷十來年了，但是其時的當事人現在都還健在。當年在學生群中領導風潮的，還有一位學心理的青年教授，他後來回到台灣去，現在也是台灣有名的資深教授了。大家想起往事，能不欷歔！

他們認為過去百余年華僑的痛苦和今日華人社區的沆瀣落伍，全是白人「種族主義」的後果。過去百余年，歐洲白種移民是千萬、百萬地大量湧入，而我輩黃種移民則被斬草除根。如今全美各地已有人滿之患，才允許我們年入數千人，這種貓哭老鼠的假慈悲，何來崇功報德之有？所以他們對「歌德派」的深惡痛絕，也是不無道理的。

我們不用說美洲的原始土著印第安人是我們蒙古種同胞的亞洲移民了；就單說發現美洲吧，現在的美國史家也大致承認我們的「慧深和尚」是發現美洲的第一人。慧深於我國南朝劉宋、齊、梁之間，便兩度經過加州海岸，並在今日墨西哥屬的中美洲一住四十年。

在這種心理背景之下，再加上經濟競爭——大家在一起搶飯吃——的因素，二百年來，在美國謀生的「少數民族」真是受盡煎熬和壓榨，他們縱安心俯首帖耳，做個「二等公民」亦不可得！

對他們的「法」，不得已只好「虛與委蛇」，對內為著求生存，也只有「山人自作主張」。如此天長地久，則所謂「唐人街」乃逐漸變成美國境內的一個美國種族主義者所逼出來的「封閉社會」（closed society）。其表固美國也，其里則唐人之。箇中玄機，洋人不知也。社區內活動，則一切根據中國傳統老辦法，自求多福。因此所謂「唐人街」，事實上便是一個傳統中國的縮影。「唐人街」者，「小中國」也。

由於對父母、長輩的落後的生活方式和「非美的」（un-American）價值觀念之鄙棄，而他們又要在這個波濤洶湧大民族運動之中去「尋根」、「認同」，在四顧無所適從的迷惘情況之下，乃寄望於一時高深莫測的祖國的政權了——這也是當時所形成的、一字型大小「左」傾浪潮的心理背景。殊不知，國內搞起了「文化大革命」，在一連串的「傷痕」報道之後，這批熱情澎湃的海外革命兒郎又重新被打入冰窖——真是上下五千年，縱橫八萬里；一個區區華裔青年的心路歷程，竟如此迴旋蕩漾，終不知何擇何從，真令人拊掌嘆息。

眼光、學力之外，最難得的還是二殘的文筆。他把華僑文學中的各種心理狀態——愛、恨、悲、喜、輕蔑、憤嫉、無知——乃至中美兩文化中所發生的文化衝突，都能以最睿智的眼光選出來，以最生動而真切的筆調譯出去，譯得出神入化，讀來十分過癮。擊節之餘，我情不自禁地把我個人二十多年來在華僑社區所親見親歷的平凡小事也加了些進去，寫出了這篇不倫不類的長序。

我們的華埠「社區問題」便出在這裏了。我們的元老、僑領、報人、經理、主席、會長、大廚、企台……都不妨自安於中國醬缸之內，自做其醬瓜、香乾或臭豆腐……無奈醬多自溢，他們的兒女、晚輩，自幼兒園起便開始「跳缸」了。既跳之後，兩醬相融，孰香、孰臭，那就各憑主觀了。

我則不以為然。我認為「華美文學」應是正統中國文學、乃至美國文學、甚至世界文學的一個重要部門！它所反映的是一個有血、有淚、有恨、有愛、有良心、有罪惡……的特殊社會和不為人知的特殊現象。因此二殘選的這幾篇也是千古奇文，足夠傳之後世、傳之今日華人各個社區的——包括海峽兩岸和歐美南洋！

法律上的排華既已如此，社會上的排華當然就變本加厲。從無中生有的辱華、侮華、停工、解僱，到毆打、謀殺——無所不用其極。

我們「國粹派」，如唐君毅、錢賓四諸先生，則認為「土醬最鮮」。

第二次大戰爆發之後，我國國際地位略勝於前，美國政客為略示小惠，在廢除《排華法案》之後，也只准我僑眷每年可申請入境一百零五人。這對數十萬妻離子散的華僑家庭來說，一百零五人究竟能起什麼作用呢？——立法的目的，只是對並肩作戰的盟邦略示好感罷了，作用云乎哉？

這個新法案之頒布，對我們數十年來、數十萬妻離子散的華僑家庭來說，也真是「恩高德厚」了。兩萬之數雖微，比起昔日一百零五名的限額，那真有霄壤之別了。再看看近三十年來旅美華人各方面頭角崢嶸的表現，和富裕移民大量湧進，所有「華埠」均地價上漲、日進斗金的繁榮狀況，飲水思源，能不歸功於「山姆大叔」的恩賜？

但是在美國大學里，開設新課程的手續與條件是十分繁雜的。這十多門課的主要內容和「教學提綱」（course proposals）幾乎是我這位系主任一手趕製的。要在短期內把十幾門史無前例的新課提出來，並交校方各審查委員會投票通過，然後再編入全校的教學規程（college catalog），真是一件披心瀝血的工作。為著這一提綱，我所涉獵的參考書籍竟多至數百種。幾年之後，我又把這些書目重加詮釋，並贏得了美國聯邦政府的資助，編印成書。這份「註釋書目」，不知何時竟為老友李志鍾教授所探悉，他乃鼓勵我付印，取名「第三種美國人」（The Third Americans），就在1980年出版了。它雖然只是一本小冊子，而我在為它催生的初期，卻因疲勞過度而被送入昂尼昂特醫院。真是涓涘之獻，也是瀝盡心血的。

長話短說。這些《排華法案》只有兩個目的：第一，絕對不許華人繼續向美移民；第二，既來的華人，則逼其早返唐山。不願回去的，則用種種法律的限制，使其謀生無路、尊嚴全失，也非離境不可；至死不去的，也要使其絕子絕孫，死而後已。那時的清政府雖據理力爭亦無能為力！

我國固有之「缸」原是天下無匹的。真是「率天之下，莫非王缸；率缸之內，莫非王醬」！可是一旦「王缸」外銷，套入另外一個「大缸」，問題便出來了。

可是第二次大戰後，全世界弱小民族爭取自由平等運動風起雲湧，美國黑人便首先發難。在一批九九藏書黑人先哲如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Jr.）博士等人大力倡導之下，美國少數民族爭取民權運動也就風靡一時。到60年代中期乃發展至最高潮。

筆者夫婦十余年前便曾一度熱心「服務社區」，曾獻「巨資」（以我自己的財力作比例）、出大力，參加了「紐約華埠服務中心」（TheNew York Chinatown Service Center，Inc.），希望為「僑胞」服務。我自己並被謬選為董事十余年，也幹了不少「福利事業」。不幸今年秋季我忽然收到紐約州地方法院傳票，與本會前後兩任董事長及十來位董事同時做了州法院檢舉的被告。理由是我們向州政府貸款一百萬美金，建造兒童培護中心（託兒所）大樓，樓成服務兒童，一時頗不乏社區歌功頌德之聲；不幸我們未照福利章程辦事，紐約市政府拒付教育經費，敝會因而無法按月歸還州政府造樓「墊款」。州檢察官一時震怒，乃通過法院，要把我們十餘人一起捉將官里去，弄得我們賠了夫人又折兵！

其外筆者所知道的海外學人，就只有一個二殘——劉紹銘了。

至於怎樣才算正當呢？我那時的想法——也算是一廂情願的書生之見吧——是從學理研究著手，把上述這些科目，從「巧立名目」的現狀，逐漸移向「學術正軌」，使「亞美學」漸次提升到正統的社會科學的地位上去。這便是我那時努力的方向。

這批學潮青年當時加予她的「罪名」（用個後來才出現的名詞）便是「歌德派」。他們認為她在書中報喜不報憂，向那魚肉我先僑百余年的白種種族主義者「歌功頌德」。

首先，他們一致的意見，便是對「歌德派」的反感。

筆者發此議論，也只是就近二百年來美國社會史上所發生的「形勢」而言——講句時髦話，那就是採用社會學上習見的所謂「宏觀法則」（macro level approach），凡事從「大處著眼」，而不是說每個白種中產階級人士都是種族主義者（racist）；雖然我們也不能否定美國白種中產階級之內種族主義（racism）的存在這一個事實。

因此，於60年代末期，在全美少數民族聯合爭取民權的大纛之下，「抗暴」、「反歧視」、「爭平等」，乃至「尋根」、「認同」、「多重文化」（cultural pluralism，亦即不許一種種族文明獨佔）等呼號，也就變成了熾烈的「華美運動」的中心課題。

我在市大隻兼一堂課，管它校長姓啥名誰呢。

這次選聘委員會的投票是絕對保密的，我當然是全不知情，直到風潮爆發的第二天上午我才知道。那時我正在紐約州立大學的昂尼昂特分校上課，忽然系秘書匆忙來叫我，說有緊急長途電話要我接，嚇得我驚惶失措，不知是什麼緊急事件。後來市大馬歇克校長同我在電話內說話了，當時我竟不知馬君何人也。

我們這個國貨大缸，運美之後，無處安裝，卻套在一個美製大缸之內。柏楊只看過這國貨土缸，而不知有美貨洋缸也。更不知洋缸之內，芥末、西紅柿……也百醬俱全。「禮儀之邦」中，上國士女，久居其中，亦不聞其臭矣！

第一，做這項綜合工作的人一定要是華僑，而且是老華僑，他才知道這個封閉社會之內的一切私事，不說外行話；而且他還要是個貧寒出身的窮小子。華僑的主力是華工，華工的生活豈是公子哥兒們所能體會的！

至於如何用社會科學的法則來解釋華僑社區里的人際關係——並從了解人際關係，進而增強全僑的政治影響和社會福利，更進而影響祖國的現代化，和其他地區海外同僑互通心聲，一切研究的基礎，都是自了解僑社的「心態」為起點。而捕捉「心態」最基本的方式，則是「華美文學」。

時至1965年，聯邦政府終於讓步，乃有「移民新法案」之頒布。在這一新法案之下，美國《獨立宣言》上「人類生而平等」的空話才首次見諸法律。根據這一法案，全美每年移民入境總額，規定為十七萬人，讓全世界諸種民族一體均分；然任何單一民族——如華人、日本人、義大利人、希臘人等——每年入境移民總數不得超過兩萬人——各民族「一律平等」。

不過，現在雖然「書缺有間」，從大處著眼，我們還是可以把美國華僑史的輪廓略事描敘。

我們的王董事長的確是很有能力和魄力的，遺憾的是這一件事弄糟了。而十余年來，我們董事們又在幹嗎呢？我們最大的錯誤是沒有實行「三民主義」和「國父遺教」！我們十余年來，開了幾十次董事會，但是就沒有一次董事會是按「國父遺教」、「民權初步」的程序進行的。

筆者廁身此一浪潮，先後亦已十余年，既是運動員，亦是旁觀者。這類青年在我的課堂中進進出出的也不下數千人，他們的父母長輩向我哭訴的也比比皆是，真可說是「閱人多矣」。

筆者無心在這篇序里多談美國華僑的血淚史，這類著作，不論是「歌德派」還是「傷痕派」都為數不少，雖然純學術性的產品還不多見。

而習於排華傳統的聯邦政府官員和白種中產階級士女，目睹此情，竟以華族恩人自居，亦人之恆情。如此聯邦政府甚至不惜巨資巨獎，鼓勵華裔作家建生祠、造神位，來歌功頌德一番，這也是他們分內之事。所幸我華族向來有量如海。君不見，抗戰期間，日本人對我們的奸、擄、焚、殺，那種禽獸之行真是仇深似海，而現在我們海峽兩岸，還不是仇將恩報，舊恨一筆勾銷？

當我讀到本書第一章中作者提到的「哎喲派」所批評的華美四大作家時，我就情不自禁地提起筆來替他加註了——在那譯者尚不知中文姓名的Betty Lee Sung名字之下，我便加上「宋李瑞芳」四字。

我更敢大胆地說，留美百萬華僑，對於中美長短、是非之辨，亦言人人殊。

但是我們當今的問題卻是什麼叫作長、什麼叫作短。什麼是中長中短、西長西短呢？寸有所長，尺有所短。長、短之間的標準，究竟如何衡量呢？

本來這兩缸美醬，各得其用，皆是調味妙品——臭醬、霉醬也可制點臭豆腐、臭鹹菜，而天下更不乏逐「臭」之夫。我想，柏楊與在下可能都在眾「夫」之列，久不食臭豆腐，偶一聞之，食指動矣。

《渺渺唐山》我是在無限忙亂的環境之下，搶看了一遍。可是不看則已，一開始看作者自序，我就放不下去了。紹銘本是個令人「一讀便放不下去」的作家。等我看到自己竟然也是作者所描述的華美舞台上的小演員之一時，我就益發放不下去了。我想作者可能也就因為我也是「書中人」之一，才要我作序的吧。

試問這種遠隔重洋的悲歡離合，一個飄零身世能經得幾次？所以我們先僑當年所受的苦痛，真是罄竹難書。筆者往年偶讀這類記載，並不時聽受害者的親口哭訴和他們後來來美子女和眷屬親身所述，我自己自傷身世，再設身處地為他們想想，有時竟為之悲不自勝。

二殘是個貧寒出身的窮華工，自學自勵，直至爬到中美文學界的最高峰，名滿中外。他的成就，也反映了百余年來我們僑界前輩的一切血淚和成功的經驗。他是個華僑社區內「上通天文，下識地理」的「個中人」。他有此經驗，有此第一流的中英文造詣，也有此學力，才能把我們這封閉的美國華僑社會的真實情況，介紹給我們祖國的同胞和千余萬海外同僑。

不過筆者在此頌揚「洋醬」，卻與主張全盤西化的李敖和主張漢字拉丁化的柏楊有別。他二人久困國內，同坐鐵窗，有其反抗鄉土的情緒。我是「天朝棄民」，久困海外，受盡洋氣，有些假洋鬼子的習氣。我認為醬總是醬，不論土醬、洋醬，均各有其酸、甜、霉、臭之一面。大家彼此彼此，五十五十。

一言以蔽之，要了解留美華人的社會生活和歷史，一定要自了解華人社區中（包括「華埠」之內和「華埠」之外）千奇百怪的華人「心態」（mentality）著手。而了解千奇百怪的華人心態，那又必須從當地的「鄉土文學」著手——不管是「凡是派」、「歌德派」、「傷痕派」、「輕華派」、「仇孝派」、「國粹派」、「媚外派」、「崇洋派」、「唯性派」……乃至「右派」、「左派」、「中派」，五花八門，都要兼收並蓄，才能略窺華人社會的真相；再進一步，才能談到研究與改進。

在這次秘密選舉中，我成了「黑馬」，是出人意料的，尤其是出乎當時委員會主席和夾袋中可能另有人選的院長的意料之外。這位院長乃決定對這次選舉的結果來個「留中不發」，一拖數月，消息全無。等到第二學年的教學規程的校稿出現時，院長所列出的代系主任，仍是他事前所指定的代理人。這才引起師生之間的懷恨、不滿和質詢，院長辭窮、支吾，乃引動導火線，爆發了一個偌大的學潮。

有一點我不同意二殘看法的便是，他把這宗「華美文學」在中國文學中的分量看得太輕了點兒——他認為這是他不務正業的遣興之作。

美國的基督徒、傳教士，有時對我們傳布耶穌之慈、上帝之愛如何如何，我每想起他們排華時期的滅絕人性的行為，心中真有「見他鬼，放他屁」之恨。再想想那些為著當今旅美華裔成就如何如何，而對託庇之邦歌功諂媚之人，內心對其鄙棄之感，也是無法抑制的。自念三十年漂泊，早已木石心腸，言念及此，憤猶難平，怎能怪那些血氣方剛、熱情橫溢的華裔少年們的攘袖揮拳呢！？

這個惱人的「第五條」最後總算我以去留相爭把它劃掉了。我為此事，雖與其中少數「哎喲派」爭辯了一整夜，但我並沒有說服他們。其後這一派激烈分子不但繼續批評她，而對我這「老成謀國」的作風亦深致不滿——這就是後來「哎喲派」點她名的意蒂牢結的背景。

說也奇怪，這一心態的發展，日子久了，雙方有很多人都視為當然。在美國黑人之中，向白人俯首帖耳效忠的，便產生了美國黑人文學上所刻畫的「湯姆大叔」（Uncle Tom）一類「忠僕」型的人物。「湯姆大叔」型的人物，當然在其他少數民族中也是所在多有的。「湯姆大叔」其實不是個壞人，他只是個知識淺薄、生性忠厚、自覺只配做奴婢的一種白種主人的「忠僕」而已。等而下之，則難免有脅肩諂笑之流——再等而下之，則就像我國古人所慨嘆的「便向城頭罵漢兒」的小奴才了。

另一種，則是難免由於自卑感和在洋人社會中力爭上遊，而像本書上所說的向「白種中產階級」脅肩諂笑的風氣。其實這兩種方向，都是病態。

不過，我個人在專修美國歷史時，也曾有十年之功。可是在我為著考試而讀的幾百本美國史書中，「亞裔移民史」又幾乎是美國史上的一個盲點，有分量的史家不是無心忽略，便是有意地迴避。在那重重考試、泰山壓頂的情況之下，這一門也可完全不顧的，它絕不會構成學位考試中的一則命題。

概括說來，所謂「華人民族社區」（Chinese ghetto community），通常所謂「唐人街」（Chinatown）者，實是美國種族主義的後遺症——華人是被迫聚居自保，始形成我華僑所特有的一種產物。

白種民族近數百年的表現，本來就是個高傲而富於侵略性的民族。在美洲二百多年來居高臨下的優勢，難免就益發增長了他們的優越感和盛氣凌人的作風——高車駟馬，豐衣足食，一切唯我獨尊。所以美國自開國以後，一向是把「異端」的少數民族視為「低等人種」（inferior races）。你事事得聽從於他們；要自救，也只有在生活上、文化上，向他們「歸化」，做個「順民」或「二等公民」（secondary citizen）。

明乎此，我們就不難理解我們的「代溝」問題了。

希望作者不要小視這一行，要把翻譯工作繼續做下去才好。

我華人的「崇洋派」——與「媚外派」有別——如胡適之、郭衣洞，則認為「洋醬全甜」。

這種「缸中生活」，原無什麼不好。而問題卻出在「缸外有缸」的「形勢」之上。

後來馬氏叫在他身邊幫忙的袁旂教授向我解釋，袁旂與我是老友，他才把全盤經過告訴我——原來是這麼回事。

上新課之前，授課人照例是要用書面略敘教學方針的。我在我的教學方針上便提出，我要突破傳統框框，從「不同角度」（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去透視美國政治、社會的各種現象。在同一個上課時間內，我竟然又搞了個大班，人頭擠擠，名傳校園。

瑞芳是位才女。她的前後兩位先生，都是與我有三十年交情的老友。她現在是我的同事，將來還會做我的接班人。在她的事業的發展過程中，我對她也還有過援手之誼呢。

我個人是學歷史的，我們治「旅美華僑史」，那是增一分則長、減一分則短的事，是個鐵的事實。不管此邦人士如何曲解、我們自己如何忽視，日久它會自入正途，由「巧立名目」轉入正統史學的。

自己雖然忍辱偷生了，但是重洋彼岸的衰親、弱息、青年眷屬，則永無團圓之望。有的華僑，縱因旅美日久，取得居留身份甚或公民權，雖亦能偶爾還鄉與老親、妻孥暫敘別情，但是重洋ｈtｔpｓ://ｒｅａd•9９ｃsｗ•com萬里，波濤陰惡，加以私蓄無多，探親費重，因此往往經旬之聚，接著便是半生別離，甚或從此不復一見。

老實說，論個體間為人處世的道德，他們白種中產階級里的基督徒，在平均數上有時會超過一般少數民族亦未可知。筆者這裏所指的，只是「形勢比人強」；而這一優越的「形勢」，事實上也是構成白種中產階級公民心理上種族主義滋生的許多原因之一。

文學是反映人類社會生活形態的最基本工具，它可以寫盡人生百態和喜怒哀樂。詩歌詞曲不用說了，縱是長短篇小說也絕不能憑空虛構，小說只是社會事實的誇大和戲劇化而已。而寫|真實的文學還有個必要的條件——作者一定要是「個中人」，這樣他的作品中才有真性情、真感情，有血、有淚，有愛、有恨。

第二，這位工作者最好是一位「廣東佬」，熟諳廣東方言、俚語和由這些方言、俚語所轉化出來的唐人街英語，能說得「過癮」，說得「入木三分」。這樣他才能做唐人街的「個中人」，摸透「街」底。

至於整個的文化背景又是怎麼回事呢？那就說來話長了。不過，我們也不妨長話短說，略表一二。

稍後紹銘去紐約開會，舊事重提，我還是滿口答應了。不久我們又重逢于台北，這才使我慌起來，看來是非兌現不可了。那時我正另有重擔，路過台北去新加坡。屈指一算，新加坡之後，紐約市大就開學了。在這兒，我又是個不得已而「炒回鍋肉」的系主任，校中一開學，那就更忙得不可開交，哪有工夫替朋友們的大著寫序？

好久以前，劉紹銘先生寫信給我，要我為他在「華美文學」方面的新著寫篇序。我自己是個無事忙的大忙人，但是老友之命不敢辭，就答應下來了。慷慨承擔了劉兄的好意，老實說，實在出於「債多不愁」的無賴心情，跟他耍賴、拖債罷了；因為在紹銘之前，還有四位好友曾作同樣的吩咐，我至今還未交卷呢。

在近百年的美國史上，少數民族中受苦受難的，華僑應該算是首屈一指了——他們所受的苦難，是遠在美國內戰後的黑人和印第安人之上的。

今年（1982年）9、10月份，紐約市大開學后的忙亂，真被它弄得顛三倒四，因而也把為劉著寫序的心頭負擔丟到九霄雲外去了。孰知10月16日（星期六）下午，忽然門鈴大響，郵差送來一包挂號郵件，竟是劉著《渺渺唐山》的校樣，編輯先生留條：萬事俱備，獨缺我這篇「唐序」。看過這小條，再舉目四顧，真惶惶如喪家之犬——大有「二十年後，又是條小夥計」的心態。

風潮平息之後，亞洲學系正式成立，我便應聘出任該系的第一任系主任。我任內第一要務，除整頓傳統的亞洲學科目（歷史、文化等科）之外，便是開設十多門美國教育制度上史無前例的「亞美學」（AsianAmericanStudies）的課程，諸如「亞裔民族移民美洲史」、「美國政法制度與亞裔移民適應之研究」、「美國亞裔少數民族社區發展之變遷」、「亞美文學選讀」、「亞美文化衝突」等。這些也就是作者在自序上所說的「巧立名目」的課程，為傳統的經院學人所不取。

我們自娶妻生子之後，孩子進了幼兒園，便被園方敦請，不時去做「窗外旁觀客」——這「窗」是「暗窗」，我們能看到孩子，孩子看不到我們。當我第一次「偷看」孩子們在班上「選舉」時，見他們那樣「秩序井然」的會議，我不禁感慨地告訴老婆說：「我們的孩子在奉行『總理遺教』、實行『三民主義』呢！」

這些現象，如果不用社會科學——社會學（sociology）、民族學（ethnology）、社會心理學（social psychology）等諸種法則去加以研究分析，那也不過只是一個時代的社會百態之一罷了，不值得去吹鬍子瞪眼睛的。但是如果要利用新興的社會科學的方法去研討、去寫幾篇博士論文，那其中的學問可大呢！

落筆至此，我倒想補充一句：我當初出任紐約市大亞洲學繫系主任，卻不是上述這個學潮的結果，相反的，卻是那個學潮的起因。我被捲入這場「颱風」，也是十分偶然的。

孰知歷史上竟有如此不平之事，我先僑興建之功未竟，白種人竟搞出個最無恥的反華運動。這一運動發展的結果，到1882年竟由聯邦政府和各州背棄條約明文，相繼立法，竟然立出了現代文明史上初無先例的《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s）來。

筆者旅美三十余年，識與不識的華裔文化界人士之中，具備上項條件而有興趣整理「華美文學」的，真是屈指可數。亡友許芥昱先生便有此興趣。但是芥昱是個志在琴棋書畫、公子哥兒出身的傳統中國士大夫，他的粵語亦不夠靈光。他不能打入華僑社區，也無心深入。

最初我僑民為抗拒美國最無理的《排華法案》，聚居之後，他們斷不能處處遵從美國法律。所謂「美國法律」，原是對華僑要「斬草除根」的，試問世界上有哪種生物會愚蠢到「守法自斃」的程度？

其後孩子進中學，我跟著做校中的家長、貴賓，隨時參觀孩子們的團體活動。一次一位李姓朋友的孩子打電話回家用國語報喜，說：「爸爸、媽媽，我當選總統了！」父母為之大驚——原來這位李公子競選上了級長，級長者總統（president）也。他們一級的總統與一國的總統選舉程序並無兩樣。一級的總統不能大權獨攬、胡作非為；一國的總統也得循規蹈矩，為選民服務。我看看李公子當選「總統」的經過，再看看我自己服從董事長和主席領導的情形，我雖生性愚魯，也不能不有所感慨。兩大「醬缸」內容之截然不同有如是也。

筆者僑美三十余年，對中西短長之議，我一家六口——夫妻、兒女、貓狗——真是互不相讓，言人人殊，貓狗的意見，亦各自不同。

事緣紐約市大於70年代開端決定成立亞洲學系時，校方想自全美亞裔的資深教授中選聘一位系主任，因此成立了一個專設的選聘委員會（search committee）。它首先擬訂了一張候選人名單，然後不惜重資，將名單上所列的候選人一一禮聘來校作專題講演，並參加諮詢會。其後經十位選聘委員（六師四生）秘密票選之後，再由校方正式聘請。這也是一種例行的法定手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