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詩與新詩不同。舊詩的好壞，是有其一目了然的「客觀標準」的，不像新詩，它的好壞，有時要靠「投票選舉」。

郭沫若那時正在大做其「機內機外有兩個太陽」，好不神氣呢！

克蓀是我們白馬社的四五個發起人之一。他那時才二十七歲，已拿了物理學博士學位，在麻省工學院教書，住在波士頓，時常自波城趕到紐約，來參加我們幾個所組織的一個小型朗誦會——他來的目的自然是一石雙鳥（有個美麗的女朋友在紐約嘛）。另一個發起人吳訥孫則來自耶魯，年久了大家都記不清楚，後來心笛寫了一篇懷念白馬社的文章，就把訥孫和克蓀混到一起去了。我最近找出克蓀送我的《魯拜集》，才又想起三十年前的舊侶，一切又如在眼前了。

其實我們那時夥計們的詩詞，今reａd.９9csw.ｃom日再偶爾翻出來讀讀，我倒覺得他們的作品並不比胡適之、任叔永、陳衡哲他們的作品unacceptable到哪裡去呢。相差的是他們對文學發展所起的影響，前者太大，後者太小甚至沒有罷了，而不是作品本身的藝術水平的問題。

這個《魯拜集》，即是四行詩——第一、二、四行押韻，它簡直就和我國舊詩中的絕句差不多。郭沫若的新詩自有其見仁見智的創造體，其舊詩則乏功力，甚為「打油」。以打油舊詩加奔放新詩來譯《魯拜集》，倒是個理想的拼湊。郭沫若本是個「流氓才子」，加以潤色翻譯（所謂衍譯）又沒有什麼太大的忠實與否的問題——所以有鬼才的郭沫若此譯頗為成功。其後國人還有幾種譯本，都抵不上「郭譯」。一直等到黃克蓀時代，他才對「郭譯」不滿（郭氏對「費譯」也欠忠實），而要再來個「黃譯」。

以下是黃譯《魯拜集》中九_九_藏_書我所愛讀的幾首。抄出來，請同好把玩：

波斯（今伊朗）是個弱小落後的國家，精通古波斯文的外國學者太少了。奧馬珈音既然出了名，大家來翻譯他，也泰半以「費譯」為藍本。我國新文學興起之後，青年人趕時髦，也就根據「費譯」來從事漢譯了。中國第一個翻譯《魯拜集》的，便是那位「創造社」骨幹的郭沫若。「費譯」既然是潤色而譯之，「郭譯」（1922）就更是為潤色而潤色了。

吾友黃克蓀譯的《魯拜集》就是個例子。

什麼是《魯拜集》呢？魯拜（Robaiyat）原是十一二世紀間（中國北宋年間）波斯大詩人奧馬珈音（Omar Khayyam，1048？～1122）所寫的四行詩（Quatrains）。這個魯拜詩集，經19世紀英國維多利亞詩人費茲（Edward FitzGerald，1809～1883）譯出了一部分。費茲本人是詩人，他的重加潤色的譯筆所翻出來的英譯《魯拜集》可能比波九九藏書斯原文更美。這樣一來，作者以譯者傳，奧馬珈音這位中東作家就晉身世界詩人之列而名滿天下，各種文字的譯本也就相繼出現。

克蓀廣西荷城出生，很小就隨雙親移民到菲律賓去了，是個不折不扣的小華僑。他後來到美國讀物理，是位拿獎牌的高材生，留在MIT教書。但是他性喜文藝，所以就和我們這幾位「企台文人」合夥了。

我現在無意中自亂書堆里找出克蓀三十年前送我的小書，我也無意再來個「唱戲抱屁股」，替他補寫個「書評」。我只覺得這是一本很好玩的小書——它代表我們那個時代寫舊詩詞的水平不是什麼acceptable，但也不是什麼unacceptable。

斯時「落草」紐約，來領導甚至鎮壓我們這批小鬼的大王，便是胡適之先生，他堅決反對我們以舊形式從事新創作。但是我們這位大王本身也相當矛盾——他一面徹底地反對死文學、舊文學；一面又時常吹牛，說他們搞文學革命時那一伙人（梅光迪、任叔永、陳衡哲，等等）作的舊詩詞都很acceptable（過得去）。他並強調說，如果沒有那樣acceptable的習作水平，批評，甚至欣賞舊詩詞，都是很困難的。

在50年代的中期，我們有一批以打工為生的文藝愛好者，在紐約組織了一個「白馬文藝社」。為表示我們並不「落伍」，所以我們「創作」起來，真是「詩必朦朧，畫必抽象」。可是我們那時畢竟「去古未遠」，多少還保存了一些「落伍」舊習——有時也談些舊文學，有時也以舊形式從事創作和翻譯。

如今三十年過去了，重翻白馬社當年的作品，再讀讀目前對舊形式並無習作經驗而好以中國舊詩詞來和西洋詩歌做比較研究的學人的作品，胡適地下有知，恐怕更會罵他們「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受了胡大王打破鑼的影響，同時震於胡、梅、任、陳等的盛名，我們白馬社裡只會做些unacceptable（要不得的）舊詩詞的夥伴們，偶爾寫寫，就只能躲在「衣櫥」里，不敢公開「亮相」了。

他那新譯的《魯拜集》，用的是「七絕體」，1956年在台灣出版。在那個「沙漠」年代里，我不記得有什麼書評提到過。那本自費付印的小書全是我們那小伙兒「自斟自酌」的小出版品，「唱戲抱屁股，自捧自！」我們幾個小嘍啰自己認為「黃譯」比「郭譯」好！

我想適之先生當年的這「一個堅持」——沒有習作經驗，便很難批評舊詩詞（尤其是帶有職業性的批評）的見解是確有其道理的。這一點，我想能搞點兒「仄仄平平、平平仄仄」的朋友們都會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