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移民局來的！」亨利王說著便停下車子，我也跟著停下，一看究竟。

「那個演《賽金花》、和藍蘋搶主角的王瑩？」

在這行發展上，大維原是他老婆的助手。有時助手的問題解決不了，我就被招募成助手的助手。

一次我和亨利正推著寶車，在大閱覽室內魚貫而行，忽然看到兩位衣冠楚楚的中年白人走到借書台前，說他們要見大維·謝。在我們有經驗的眼光里，一看就知道他二人是來自聯邦移民局的特務。

話說大維終因年資積功升遷，也因為他人緣好，我們一起做了兩年，他就升級了——從「排吉」（page boy）升成「書寫員」（lettering clerk），用白漆在洋書背上寫號碼。

其時我們的工資是七毛五一小時。升級后，大維就拿八毛了。兩個五分錢在那時可乘一趟地鐵——所以加薪五分錢也不無小補。

「好萊塢要替你老婆拍電影？」我不免認真地吃了一驚。「誰替她翻譯呢？」我又追問一句。

在借書台上工作的亞蜜達姑娘喜氣洋洋地打了個電話給大維，說有兩位紳士要見他。不一會兒，大維便乘著電梯下來了。看到這兩個特務，他一愣，臉上立刻變了色。

「她是王瑩。」大維回答得很平淡，但顯然有點得意的味道。

一次散工之後，我忽然瞥見他夫婦二人自哥大校園經過。機不可失，三步兩步我便追了上去，並大叫：「大維、大維……」

在下是個守不住秘密的人。不久David's wife是個中國電影紅星的新聞便傳遍全館。我們的女上司和保羅、瑪麗、亞蜜達等小鬼，也都嚷著要一睹風采——他們還未見過中國的電影明星呢。

我二人不但作息時間相同，連上午咖啡、下午茶也都同出同進，簡直形影不離。大維漢文比我好，善於口佔一絕。一次我二人正推著書車魚貫而行之時，大維煙絲披里純一動，七步成詩，口吟一聯曰：

我那篇《女上司hｔｔps://ｒｅａｄ.９9csｗ.ｃｏｍ》，一開頭是這樣寫的：

前幾年在大陸的「傷痕文學」里，曾看到30年代電影紅星王瑩被江青殘殺的消息。最近在台北《傳記文學》（第四十五卷五期）上，又看到作家李立明對王瑩身世更詳盡的描述。但他們都沒有說出王瑩夫婦是怎樣地從紐約回去的，知道的人似乎有義務補充一下。

那時我還年輕，比現在風雅些，登高之後，我還做了些歪詩分贈同游索和呢。歪詩中有一首七律，一開頭提起我的書童來。詩曰：

大維和他明星夫人被捕的消息很快便傳遍全館、全校。上下同事為此事都怒不可遏——美國一直都自吹人身自由，也自覺是世界上最具「無恐怖自由」的民主大國，孰知現時現報，當場便表演一出特務抓人的活劇給你看看。

但是我們這位老謝總是神秘兮兮的。他金室藏嬌，連我也不讓見一見——但生性好奇的鄙人非得見她一下不可，因為他們就住在另外一條街上，相去咫尺。

那時我們都還年輕——一位年輕的「書童」，要去拜候另外一個「書童」朋友的老婆，另外一個「書童」本是無法拒絕的。但是有時要請他二人小酌，甚或喝咖啡，大維不只是婉拒，簡直是死活不幹，他開門見山的理由便是「你太窮」。

這一下大維不得已停了下來，總算把「湯姆」向「賽金花」介紹了一下。

那二人倒十分鎮靜，但面露凶光，低聲而帶煞氣地說：「我們來自移民局！你跟我們走！」

「我們要譯成英文，然後拍電影嘛。」大維認真地說。

大維不推書車了。他現在有個比電話亭大一點兒的辦公房。辦公房內除「文房四寶」之外，還有一部只打進、不打出的電話。更奇怪的是，他這個小office只有乘書庫電梯才能上去。這個只能乘一兩人的老爺電梯如失靈了，則大維時常幾個小時下不了樓九九藏書，萬一有火警，那真不得了。但是大維對他的小天地卻甚為欣賞——這一下他可以真正地隱居了，不時還可接一接老婆打來的電話。

但總算承他的情，他也約我到他公寓喝過一兩次短暫的咖啡。至於保羅、瑪麗他們，乃至我們的女上司，就無此特權了。

他們謝家那時住的是紐約市曼哈頓區西一百十五街。這座房子還在，我現在也還在這棟房子中不時出入。因為這棟名人名居，現在又住入我的一對明星朋友——夏志清和王洞。

「她是個電影明星嘛。」大維又笑一笑。

他那時穿了一件灰色工作服，推一個大書車，對我笑臉相迎。我二人既是那個大機構中僅有的兩個「支那曼」，互通姓名之後，用不著再問：「尊庚幾許？仙鄉何處？」人就一見如故了。他告訴我，他的「番號大維」和我的「洋名湯姆」，「命名」的儀式是完全相同的。

「賽珍珠，那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替你老婆當翻譯？」我幾乎把茶杯打翻。我又問：「你這位老婆是誰？」

那兩個特務心知有異，一聲未響，便匆忙掉頭而去。

看到「傷痕文學」和李立明君在《傳記文學》上所寫的有關謝、王夫婦的文章，當年這幕美國特務捉人的活劇頓時重現眼前。

「哪個電影明星？」我立刻追下去，「白楊？白光？」

有時問題出現了，例如：「七七事變那天是星期幾？」

我們在電視內看到我們的女上司對訪問記者幾乎說得聲淚俱下，圍觀的群眾也一致痛罵移民局特務是豬仔和法西斯，而移民局發言人則在電視上說他夫婦在美搞共產組織，非驅逐出境不可，各執一詞，互不相讓。

我又想到《賽金花》在上演時，觀眾向戲台上丟汽水瓶的故事，心中頗有些異樣的感覺，這感覺至今不忘。

有誰知道，天道還好，未出三年，滄桑幾變，我在美國也當起了「倒夜壼」、「擦皮鞋」的「下男」了呢。更惱火的則是我的主人遠沒有我那書童以前的主人禮賢下士、有人情味。

這幕活電影演得太刺|激了，館內美國同事在義憤填膺之餘，乃組織一個「大維·謝夫婦後援會」，招兵買馬，大家到移民局前去扛牌示威，三大電視台也為此事做現場廣播，鬧出個偌大的茶壼風波。

我把王瑩仔細端詳了一下。她雖徐娘半老，也並不太美，但倒是蠻可愛的，可是總和銀幕上的王瑩有點兒不一樣。

大維面色驚慌、聲調僵硬地說：「你讓我上去換件便服好嗎？」因為他穿的還是校中的工作服。

我碰到了個女上司，她是個神經質的老處|女，動不動就杏眼團圓，弄得我走投無路。但是為著吃飯，又不能隨意捲鋪蓋，真是有愧鬚眉。幸好林語堂大師那時在紐約辦《天風》雜誌，要我寫稿。我沒處出氣，乃借林公之酒杯而澆我之塊壘，把我的女上司請出來幽她一默，阿Q一番，出口鳥氣。

「賽珍珠嘛。」大維微微地笑一笑，又說：「賽珍珠鼓勵她寫自傳式小說，然後翻譯出來，拍成電影。」

乖乖！口氣好大。大維正道出我兩位「排吉」（page boys）的凌雲壯志，終非池中物也。

王瑩和我微笑握手，並稍表歉意地說，她早該請我到謝家便飯：「……您是和賡這樣好的朋友嘛……」

可是車子一天天推九九藏書下去，我發現驚奇竟一個接著一個，不斷地迫人而來——原來大維還有個老婆，而這老婆還是個「女作家」，這「女作家」正在寫小說，這小說還要拍成電影！

「……」老謝未答腔，只是傻笑。

日子久了，我才發現大維不只是胸懷大志、將來要治國平天下，原來他早已是個大人物了——他和當年所謂桂系一批風雲人物，如李宗仁、白崇禧、廖磊、夏威、黃旭初、李品仙諸上將，都相知甚深。對桂系二級領袖如程思遠、韋永成諸公，那自然更是稱兄道弟了。像大維這樣有歷史背景的「要人」，現在居然也跟我一道當書童，來「倒夜壼」、「擦皮鞋」，我真是既榮幸，又驚奇，又惋惜！

王、謝二人是因「共產」嫌疑而被美國移民局逮捕遞解出境的。誰知可憐的王瑩回國之後，卻慘遭藍蘋的報復與迫害，死得那樣可悲！這話又從何說起呢？

這時亞蜜達也慌了，幫著懇求那兩位特務說：「大維的辦公房就在樓上，你們讓他去換件衣服嘛。」

當謝和賡兄解衣上樓之時，那是我和他見的最後一面。後來的「援謝團」，亨利和我都不能參加，因為我們不是「美國公民」；洋同事們甚至拒絕我們一同上電視——怕我二人「自投羅網」雲。

大維這時固然慌作一團，亨利和我也出了一身冷汗——這是幕秘密警察抓人的實情實事，不由得不使你感到陰風慘慘也。

「大維，」一次我問他，「你老婆為什麼要寫小說？」

記得40年代出國之前，我曾在安徽立煌的安徽大學之內，當了一名最小的講師。那時我自己就雇了一名書童供我使喚。一次，我約了安大的一些男男女女到敝廬去歡度重陽。既然有個書童，我這個主人只要一聲招呼，則不用煩心，諸事齊備，因而「登高」如儀——青年才俊、鶯鶯燕燕，盡歡而散。

大維上電梯之後，那倆傢伙在下面等了半晌未見他下來，再叫亞蜜達撥電話，而電話那邊居然沒人接——原來我們這個電梯雖「老爺」，它卻上通天堂、下通地獄呢。大維換了衣服之後乘電梯直上五樓，那兒有個後門，大維乃自後門九*九*藏*書溜之大吉。

大維溜走之後，乃徑自返回自己的公寓去了。誰知那兒早有兩部汽車在等著他，夫人也已端坐車內。大維一到，兩個大漢乃自左右挾之登車，兩車絕塵而去。

大維·謝和「約翰納三夏」（Johnathan Hsia）一樣，二人都很開朗，胸無城府。只是一提起他的老婆，他就神秘兮兮起來。

大維調職之後，總館人事室又送來一位中國同學亨利王來補大維遺缺。亨利是我在沙坪壩的同學，我二人當然也能如魚得水、阿Q非凡了。

王瑩和她的丈夫謝和賡與我在美國也有一段交情，而且這交情相當不平凡——因為我與和賡曾在一起做過兩年「書童」（page boy），一道「落難」。

謝和賡兄據說現在還健在大陸。他如看到這篇拙作，我想他也許會稱讚我這個學歷史的未說半句假話吧！

對這種問題，我這位助手的助手，往往可脫口而出；脫口不出，也可一索即得。可是女作家有時也有些難題，卒使助手和助手的助手都瞠目不知所對。例如：「太古輪船的大餐間，從上海到蕪湖，票價幾何？」為此我二人都傻了眼。

在這篇訴苦的文章里，我沒有再寫「第二天」。其實第二天一早9點整我來上班時，那第一個指導我的老「書童」大維，中文名字就叫謝和賡。我的《女上司》大文，也是他後來「唆使」我寫的。

那時是1951年啊，在紐約寫中文小說有屁用？

大維為人和藹，見人總是笑眯眯的。我雖然落難，也倒不悲觀，頗能逆來順受——大維胖嘟嘟，我瘦嶙嶙。嘻嘻哈哈，一對勞萊、哈台，頗為相得。

為著侍候諸仕女「登臨澆塊壘」，我那書童被我使喚得頭動尾巴搖。我二人感情弄得不錯，簡直如兄若弟。但是根據「封建道德」，我們畢竟有主僕之分。我既是主人，他免不了就得做我的勤務兵、我的小廝、我的「鬧書房」的「茗煙」……他得為我做倒夜壺、擦皮鞋的「下男」。但是我的書童樂此不疲，到我出國前夕辭退了他時，他還哭得如喪考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