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長說：「唐詩里的律詩、絕句，也就是所謂近體詩，才是唐人超越古今、突出的成就。」同時他認為：「唐詩之所以超越前代，一大原因就是掌握了平仄聲的和諧。」他又說，「因為近體詩已經駕馭了中國語言四聲的特色，而發揮其最美的配合，這種最美的配合就是平仄兩聲的和諧。」

他說，唐朝（618～907）是中國詩歌的黃金時代，而唐朝的詩歌又可分為初、盛、中、晚四大階段。上述「春蠶」這首詩呀，是屬於第四期、晚唐大詩人李商隱的傑作。商隱生於813年，歿於857年，只活了四十幾歲。但是他卻是中國情詩的聖手。這兩句詩在中國知識分子之中真是無人不能背誦，寫得實在太美了！

「絲吐完，它並沒有死啊！」原來這一班學生都是讀過生物學的，知道蠶吐完絲要變蛹，蛹還要變蛾，蛾還要結婚，婚後還要生孩子……前途無限，以後蛾的家庭生活還有得過呢！中國人不懂科學，就說它死掉了，真是胡說！大家不服，所以全班都和老師爭辯起來。

這句話又引起了全堂的鬨笑。

「老師，」這位女學生仍不得其解地問道，「這兩句詩究竟應怎樣翻譯呢？」

本來嘛，「今人作詩宗李杜，李杜當日又宗誰？」李、杜本不必宗。但是吾人如既宗李、杜，當然是對李、杜的體裁有「偏好」；既對李、杜的體裁——近體詩、律詩、絕句——有偏好，那麼學學李、杜的「平仄和諧」，不是很應該的嗎？

還有我嫌文長這本書「洋味」不夠重，因為今日談唐詩是有其世界意義的，我反對對唐詩無本質上的了解，而搬弄像「新批評」（New Criticism）一類新名詞、洋名詞來大帽壓人。我也認為以單純的「本土主義」（nativism）談唐詩亦有其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必要。文長的千金是耶魯大學專攻英國文學的高材生，他們父女在文字批評與譯述上的合作，已經發出燦爛的光輝。將來日到中天，他們賢父女當會為中西文學的交流做出更大的貢獻！

老師連忙解釋說，中國蠟燭沒有美國貨好，一燃起來就如喪考妣，熱淚橫流。

一次，一位多情的中國留美學生向一位祖國外交官的千金求愛。在一封纏綿悱惻的情書里，他引了兩句唐詩：「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

筆者青年時代便曾選過音韻學大師趙少咸教授的課，這位戴著頂瓜皮帽的老夫子，要我們分辨「一東」、「二冬」發音的不同，說什麼「開口呼」、「合口呼」。他老人家以身作則，不知吹斷多少根鬍子，我這個笨學生到現在還不知道「東」和「冬」的發音有何不同。

這位老師原來也是該大學的研究生。他細讀之下，當然認為這是一封情書佳作，也是他班上最好的實際教材，因而在全班細心研讀全文之後，老師開始為這位迷惘的情人講解唐詩了。

當然，練點兒基本功來開一竅的辦法，並非文長的獨得之秘。和他同行教唐詩的還有一位家喻戶曉的「林黛玉教授」，她也教導她的學生從練點兒容易的基本功做起，來開此一竅。

「Ah，no！」全班又不約而同地齊聲抗議。

這些原是當年海外留學歸來的新文人對我國詩評學流變中的最大的貢獻。可是吾人如仔細翻翻這批時髦的爺們的著作——從早期的胡適、周作人到晚近在港、台、北美搞「新批評」的哥兒們、姐兒們——他們給予我們讀閑書人的印象是大同小異的。籠統地說一句，他們都是在歐美現行的文藝思潮激蕩之下，為求變而變。這種求變之心，正和美國孩子們的剃頭一樣：嬉皮一來，大家都跟著做長毛，把巴伯（barber），理髮師餓死算事；暹羅國王駕到，大家又把腦袋剃得精光，讓青色的和尚頭在春風裡蕩漾。為變而變的九九藏書本身就是目的。胡適之先生說他自己在文學上求變的經過是「逼上梁山」。但是如果我們把「詩學革命」這件事仔細地拆開來看看，這位「但開風氣」的大師實在是「自願落草」，圍剿他的人，也是他「落草」以後才惹起來的，「逼上梁山」云乎哉？

唐詩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共有財產，文縐縐的中國知識分子大家都可以背一點——從幾首到幾百首不等。但是等到一個人背了幾十乃至幾百首唐詩，人家問他唐詩是什麼東西，要他就其要義作二十分鐘的演講，則很少人是不感困難的。朱著這本小冊子的好處，便是它辭簡意賅，雅俗共賞。一個大學生或中學生，只要能抽出幾個鐘頭來細讀一遍，他對唐詩也可像諸葛亮讀書一樣「知其大略」了。在一個工商業的社會裡，大家都忙，誰有工夫去啃與本行無關的大書？讀小書，要讀其小而有益，則朱著這本《唐詩淺探》實在大大值得介紹。

對舊文學有相當基本訓練的「古人」，當然就不會發生這些「稍息，立正」的問題。「林黛玉教授」就沒有為平仄的問題傷過腦筋，因為她的學生雖然是位姨太太，而這位姨太太卻深諳平仄，不需要從「稍息，立正」搞起。

說文長的書好，並不是說我百分之百地同意他的看法。例如他談陸法言的一條，我就不敢苟同。我認為世界上所謂標音，無一而非方言；而把方言標準化的，也無一而非出於少數語言學家的私斷。少數人的私斷，為多數人所接受，或多數人所發展，為少數人所鑒定，本是彼此影響、相互為用的。中國音韻的發展也跳不出這個公式。

學富五車、咿唔不離口的詩學大師們，我也勸他們看看這本書，因為這部教洋學生讀唐詩的新書，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尚未多見，讀之可滌除土氣和酸氣。當然，教洋人讀唐書的西文著作，今日也汗牛充棟，但那些難免都是寫給洋人看的，文長說：「詩本來就『不可譯』。」和洋人談唐詩，與唐人談唐詩，味道又自不同。文長這本書是寫給唐人看的，有心的唐人真應一讀！

「No！」這位收情詩的小姐大不以為然。她說：「談情說愛多美好，為什麼一定要『死掉』才能感動人呢？……哦！我最怕進殯儀館！」

「這是情詩嘛！」老師說時抓抓自己的頭，「寫情詩，就當它『死掉』才能感動人！」

年前筆者路過李白紀念堂，不覺也「口占」了「來來往往一首詩」。我說李大師，「未見紅塵十丈起，虧他猶自做詩仙！」做仙人要騰雲駕霧、白日飛升，青蓮居士連小飛機也未坐過，終日坐地喝酒，怎能成仙？余小子是乘飛機來的，當然飛機是給我們這些「來來往往」的「張打油」白坐了。李太白如果也能和我們一樣，在三萬五千尺高空「舉杯邀明月」一下，那該多好！所以我們雖無古人之才，古人也沒有我們今人坐飛機的福氣。同樣一座山，坐牛車去看和坐飛機去看，是不一樣的；文長之所以能跳出舊框框，便是他在乘坐牛車之後，再乘坐飛機，又去看了一遍，倒不是因為文長之才一定要超過歐陽修、袁子才！

上面所說的這位青年老師當然不是朱文長，但是朱文長卻是他的平輩，他們同是第二次大戰後在美利堅的大學里教洋學生欣賞唐詩的拓荒者。他們在以英語教授唐詩的班上，都替寫情書的中國同學幫過忙。朱文長教授不也是為幫忙解釋唐詩名句「此物最相思」而傷過腦筋的嗎？所以他們在文曲星的賬簿上所積的陰功，差不多是一樣的；他們在以英語講解唐詩上所遭遇的困難，也大致相同。

「在第二句里，」老師說，「他自比蠟燭。」

這一課「唐詩」總算無疾而終。鈴聲雖然替中國式的愛情宣判了死刑，鈴聲也拯救了為著師生異趣、講唐詩講得難以收場的青年老師。

最近讀閑書，又讀到老朋友朱文長教授的《唐詩淺探》。細讀之下，我覺得文長這本書倒是一本名副其實的「逼樑上山」的作品，一部能打破舊框框而又沒有掉入時髦俗套的好書。作者「淺探」唐詩，原本也是從「五例」出發的，但是「五例」顯然不能滿足他的有特殊背景的要求，所以他才「紅杏出牆」，搞出個「六例」來。這本小冊子，我們驟然看來，不過是老生常談，細讀之下，才覺得它特別有新義，真是「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紀曉嵐等這批乾嘉學人，把古今詩評就這樣「五例」帶過，雖多少有點武斷，但是目錄學者們如仔細查查，從鍾嶸到王國維，大家所談的，實在也跳不出「五例」太遠。這就是傳統中國詩評學的範圍。縱有一枝紅杏出牆來，也不會出得太多，因為它的根總歸是在牆內啊！

「Silkworm.」全班同學不約而同地替她回答了。

老師說：「你知道『蠶』嗎？」

中國人兩三歲就開始讀唐詩，愈大當然讀得愈多，等到他大到能寫情書的時候，難免也就要「春蠶到死，蠟炬成灰」地利用唐詩去向情人求愛了。所以唐詩實在是我們中國人精神生活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哼唐詩」也是「中國知識分子」這個複合名詞的諸條定義之一。有文學天賦或愛好詩歌的東方人，有時就更要「熟讀唐詩三百首」了；既然「熟讀唐詩三九-九-藏-書百首」，有時也就「不會吟詩也要吟」了。吟得好的，就變成了詩人；吟得欠佳的，就成為「張打油」了；「打」得「平仄和諧」也可琅琅哼出；「打」得平仄不調，那就荒腔走板了。朱教授說他的「中國朋友」「有雅興提筆寫幾句」，但當其「得意地出示新作時」，又「對平仄沒有研究」，就是上述這個歷史規律的辯證發展！因而這個「對平仄沒有研究」的「近體詩」如今就遍佈於大陸、港、台、南北美洲的所有的中西文報刊！

她這句話，顯然是代表全班學生說的，大家一致同意。

朱教授在他的文章里一再提到，了解唐詩「談何容易」。這是他老人家以教授學者的身份鑽牛角，所以愈來愈沒有底。筆者這個普通中國知識分子，倒覺得唐詩沒啥神秘，因為唐詩原就是普通中國知識分子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試問哪個中國知識分子不能「哼」兩句唐詩？不能哼兩句的知識分子，他頭上也加不了「中國」兩字了。

本來，任何文人、思想家、哲學家……一般都跳不出他們自己的文化傳統。文化傳統是如來佛，文人學士只是些孫悟空。孫悟空如跳不出這個手掌，則齊天大聖的天地，仍然不過是一片巴掌而已，不論如何神通廣大，騰雲駕霧，他始終也不過是個巴掌裏面的聖人罷了。

但是這並不表示「對平仄沒有研究」的就沒有「詩才」；或者相反的，對平仄有研究的就不「打油」、就不「酸」。只是平仄和諧的舊詩可以哼；平仄不和諧的，就哼不出來。既然作「哼不出來的詩」，那麼就作點余光中的「無韻詩」（blank verse）或馮玉祥的「丘八詩」好了，何必抱著舊詩體裁打滾呢？

研究乃至欣賞舊詩詞也要有一套基本功。俗語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真正欣賞唐詩，一定要把唐詩讀得多、讀得熟，這就是了解唐詩的基本功的基本功。胸有數百首唐詩作「基本隊伍」，然後再旁求其音韻、法律、異同、流變……如此再進一步求其運動化、正規化、西洋化、現代化……則無往不利。否則，像我輩瀏覽了一兩本《唐詩合解》一類的書，再在洋教授要求之下讀了幾本「新批評」，然後就認為可以合二為一，《全唐詩》的精義皆在我幾席間矣！這就有點兒不知天高地厚了。

「中國人嘛！」老師尷尬地說，「中國人談戀愛就要哭。」

朱文長教授與筆者近年來時常通訊討論各種問題，有時還會抬點有趣味的小杠子。最近他的《淺探》連載完畢時，承老友不棄，賜我一份，並且不念抬杠之舊惡，囑我作一序文。作序，筆者自覺不敢，因為那是他們專搞唐詩的專家們的事。筆者對唐詩的了解還停滯在《唐詩三百首》的階段，何敢不自量力為專家的作品來作序？所以我告訴作者：作序不敢，但我或可寫點讀後感，因為讀後的感想是任何讀者都可以執筆的，並不限於專家，所以我就拉雜地寫了點感想向老朋友交卷。行外之言，尚乞博君子不吝賜教！

「下一句又說些什麼呢？」另一位男學生總算替老師解圍，把目標轉移了。

文長說，「可見隋時南北語音業已不同」云云，其實豈但隋時，今時美國——乃至今日紐約市（不談紐約州了）尚且不同。說美國英語的有所謂「紐約口音」（New Yorkish accent）；紐約市的口音之內，又有所謂「布魯克林口音」（Brooklyn accent）。紐約市有電台數十家、電話五百萬架、地下鐵三千英里，交通、通信這樣方便的都市，市南市北口音尚且不同，遑論隋時大家各方其言，「少數『權威學者』用人工假造出來read.99csw.com」不是很自然的事嗎？

誰知道這位收信的小姐，幼小去國，普通的白話文她還可以勉強對付，碰到唐詩她就有困難了。但是她也理解到這兩句詩是這封情書的高潮，但她並不解詩中意，未免太遺憾了。她找了兩位來自港台、中文比她好的女同學幫忙翻譯。無奈這兩位女青年也愛莫能助。不得已她只好把這封信拿到她就讀的大學里的中文班上去請教老師了。

筆者說這句話，並不是要把我的朋友朱文長捧出來，「騎在人民頭上」，說他「文起八代之衰」；我只覺得他這個「淺探」，卻給唐詩做個新透視，而這個新透視是作者以洋文教洋人讀唐詩這個特殊經驗所逐漸培養出來的。他這個特殊經驗，是我國近千年來，自歐陽修到王國維，所有的傳統詩評家所未嘗有的。根據新經驗、新靈感做新透視，這便是這本小冊子之所以能不落俗套的基本動力——這也是作者在千百本「深探」唐詩的著作之外，還要來「淺探」它一下的「正當理由」（justification）。

其實，一般「不諳平仄」的詩人和詩評家，不是他們「不能」，而是「不為」；事實上也不是「不為」，而是「不知」——自己不自覺！自己不自覺的道理，也是因為無人指點，也無書可看。

中國是個詩人的國家。以前中國人做詩，又往往要說「詩必盛唐」，唐詩的確是中國的詩學正宗。不談中國詩則罷，要談，則必自唐詩始，然後再向前後延伸。所以一千多年來，單是談唐詩的書，便可獨自成立一個大圖書館，真是插架琳琅、汗牛充棟！可是這些專攻唐詩的詩人、詩評家、詩話作者等，幾百年來，談來談去，也談不出太多的新花樣。

現代中國人已逐漸走上工業化社會的忙碌生活，人們各忙其忙，誰又有空來找個「林黛玉教授」來指點作詩呢？不經指點（有時也是為著面子），那就只好「看書」了。可是傳統談音韻學的書籍，卻正如文長所說的「高來高去」，愈看愈糊塗。

近百年來，時代不同了，「孫悟空」的天地變得廣闊多了，他竟然能從「如來佛」的掌心跳到另外一位「佛祖」的掌心去了。跳出之後，果然耳目一新，近六七十年來留學歸國的博士詩人們，真是成筐成簍的。旨哉易卜生，欹歟浮士德；上通廊廟，下及普羅……僵了千多年的詩評學，因而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我國古代的詩人，也在新批評家的眼光里換了新裝。杜子美、柳宗元都換了工人衣；溫八叉、柳三變卻穿起了資產階級的燕尾服。同樣的一群詩人——容我說句洋話——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角度里，都顯出了不同的「透視」（perspective）。無疑的，這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一個劃時代的進步，它總算在「孔家店」所出產的「頭巾」之外，又找到幾頂「洋帽子」來戴戴了。

「我也最討厭說什麼『死呀！死呀』的，」另一位女同學也響應地說，「我才不要讀這樣的情詩呢！哼！」

以上這一大段，便是「林教授」替她的「學生」所上的欣賞唐詩和習作舊詩的第一堂課。不過她的學生香菱和我們今日的學生比起來，應該算是高班研究生了，因為她至少對做舊詩的最起碼條件——平仄四聲——的認識已不成問題，不再要老師去耳提面命了。

有一次，筆者在一個華僑學生的集會裡，以英語詢問他們：「你們小時候讀過『床前明月光』這首詩的，舉起手來看看。」出乎我意料，竟有一半學生舉手，而舉手者，竟有許多不會說中國話（國語或任何方言）的。

照文長的看法，不諳平仄的不但不能作舊詩詞，甚至也不能了解舊詩詞美在何處，當然更不夠資格來批評舊詩詞了——不管他搞的是新批評還是舊批評。

文長這本小冊子寫得甚好，筆者亦樂於撰長文加以推ｈｔｔpｓ://rｅaｄ•９９cｓｗ•ｃom發的道理，便是我覺得作者在「五例」之外，確有一些足稱「六例」的心得，而能以「平凡的話」表達出來，不像趙教授那樣呼啦呼啦地去吹鬍子。

這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清朝乾隆年間《四庫提要》的編輯們便把中國傳統的詩評家分為五大「例」，每個例子舉一人為代表。他們說南朝梁代作《詩品》的鍾嶸，「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為例各殊」；唐朝的和尚皎然所作的《詩式》，是「借陳法律」；和皎然同朝代的《本事詩》的作者孟棨的方法是「旁采故實」；宋朝劉攽所著的《中山詩話》和歐陽修所寫的《六一詩話》，「又體兼說部」。除此之外，元、明諸儒，多不足論，所以他們認為傳統中國文學批評里，「后所論者，不出此五例中矣」。

這個中國傳統由中原傳到高麗，由高麗傳入日本，南向則傳入安南。這些鄰國的騷人墨客雖然已不是「唐人」，但是對唐詩的研究，瓜不離藤，他們也擺脫不了我唐家香火。

且聽「黛玉教授」是怎樣講的：

「他想念我！？」收信的小姐又感到奇怪了，「他想念我，為什麼一定要哭呢？——方頭大耳的男人！」

「你們中國人談戀愛一定要『哭』嗎？」一位金髮女學生低聲問她鄰座的黑髮女郎。

我們現代人談古典文學，當然也有不如古人的地方——不是我們資質比古人差，而是我們沒有古人研究古典文學的基本功。記得小的時候，老師要我背《孟子》，我反抗。被舅舅知道了，舅舅說：「你《孟子》還不願背，我們以前還背小注子呢。」胡適之先生也告訴過我，他還能「背『四書』的小注子」。筆者的「四書」永遠未讀透，就是因為我沒有「背小注子」的基本功。

「他說他愛你，」老師又補充著說，「愛得像一支中國蠟燭一樣，他不到粉身碎骨，他想念你的眼淚永不會流乾的！」

《淺探》的作者是一位基本功相當深厚的詩學教員，他積四十年之經驗，把他那套功夫的心得，用一種「卑之無甚高論」的現代語言傳授出來，讓讀者也能跟著他來練一點——人人可練、但很多當代文士卻不願練也不知如何練的小功夫。有這點小功夫，談中國傳統詩歌便是檻內人；沒這點小功夫，則是門外漢。詩界高手們也告訴過我們，內行和外行之間的距離並不大。但是就因為這點小距離，行內和行外卻形成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內行對外行是完全了解的，外行卻永遠不能了解內行。因而有許多才氣極高、資質極好、讀書甚勤的文人學士——尤其是在所謂留美學人這個小圈圈之內——往往就因為一竅未開，而做了一輩子外行而不自知；有時且難免在洋場出些不必要的洋相，這實在是一件可悲可憫的憾事。文長這本小冊子的最大功用，據筆者看來，就是它能用我輩所通行的言語，來幫助我輩外行開此一竅。

近代反對甚至「恨」近體詩、尤其是律詩的人，要算是胡適之先生了。但是他也認為，在音韻上沒有入門的人，不能談舊詩；音韻入門而在舊詩詞習作上程度太差的，也不能批評舊詩，因為手太低的人，則眼就不可能太高。眼不夠高，還談什麼批評呢？

「對了，」老師說，「silkworm肚子里有膠質，這膠質從它嘴裏一條條地吐出來，就是絲了。這個蠶，慢慢地吐，慢慢地吐——一直把絲吐完，吐到它死掉為止……」

筆者的兩頭「小犬」，中國話也說得別彆扭扭。但是他二人和他們父母一樣，兩三歲時就會背誦「床前明月光，你是地上霜，我不是地上霜」了。「床前明月光」是8世紀大詩人李白（701～762）的名句，兩三歲的中國孩子就能琅琅成誦，這在其他任何國家裡都是不可想象的事。

「只有他才要哭呢！」那收信人把她的情書舉出來，在空氣中一劃。這時正好鈴聲大作，下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