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人困惑的是，翻轉書這一概念也指一種新奇小玩意。就是有這麼一種小書，每頁上都有動作連續變化的圖案。要是很快地翻過這些頁面，就會產生一種動畫的假象，比如說看到一匹馬在疾馳、跳躍。到了後期，亨利花了好長時間考慮要是真的用翻轉書這種形式的話，他的書該講一個怎樣的故事呢？故事應該是一個人昂著頭自信滿滿地往前走，直到他絆了一下，跌跌撞撞，然後華麗地摔倒在地。

服務員又端來一道菜，他可是亨利這頓災難性午餐的救星。每上一道新菜，就可以有個借口轉換一下話題，強顏歡笑，嚴肅地吃上幾口，直到另一個編輯，或是書商，或是歷史學家受到職業精神驅使——也說不定是個人感情呢——再次拿起來複槍，瞄準亨利射擊。整頓飯就是這樣，從過分精緻的食物到把他的書大卸八塊，批得體無完膚，就這樣在二者之間來回跌撞蹣跚。亨利又是辯駁又是爭吵，他們又是安慰又是打擊，來來回回，前前後後，直到最後菜都上齊吃完了，該說的也都說完了。表面上說得特別好聽，其實說白了就是：小說很無聊，情節很單薄，人物不可信，其命運寡淡無趣，沒有意義；散文考慮欠周，缺乏實質，論證不足，語言粗鄙。翻轉書這點子很煩人，而且容易讓人分心，簡直就是商業自殺。整本書是徹頭徹尾的失敗之作，萬萬不可出版。

他參加了音樂班，這讓他想起了青少年時期的一些演奏經歷（不過，遺憾的是，沒想起多少技巧）。他最初嘗試過低音管，但雙簧片和瘋狂的指法令他卻步；他重新選擇了單簧管，其表達從狂歡作樂到緩慢莊嚴之間各種情緒的能力，年少時他從未體會過。他找了一位很不錯的老師，一位年長的紳士，耐心、隨性，而且有趣。他告訴亨利說，演奏好音樂真正需要的天資只有一個，那就是歡樂。有一次，亨利正在苦練莫扎特的單簧管協奏曲，老師打斷他說：「輕快|感在哪兒呢？你把莫扎特變成了一頭笨重的黑色大公牛，你正在用它犁地呢。」說罷，他拿起自己的單簧管，吹了一段音樂，如此洪亮、清晰、美妙，陣陣音符就像狂風驟雨，久久縈繞，亨利驚得目瞪口呆。那感覺就好像馬克·夏加爾畫作的音樂版，在一個沒有引力的世界中，山羊、新郎、新娘，還有駿馬都在一個色彩斑斕的天空中旋轉。老師停止演奏后，房間里一下子空蕩起來，差點沒把亨利吸到前方去。亨利看了看自己的單簧管。肯定是因為看到了亨利的表情，老師說道：「別擔心，不過就是個練習的問題。過不了多久，你也能吹出那樣的音樂的。」於是，亨利又回歸到了自己的黑公牛調調上，沉重前行。老師則閉著眼睛，保持微笑，還低聲說道：「不錯，不錯。」就好像亨利的公牛飛了起來。

最後，揪著他逼問的是那個鎮守倫敦的美國書商。他說話帶鼻音，而且直言不諱。就是他清晰明白並頗為粗魯地把自己的觀點強加給了亨利。「散文太乏味啦。」他說道。亨利猜想，他是在講其在大洋兩岸的零售經歷吧，不過也有可能是在談他品讀散文時的經驗吧。「尤其是你所論及的是大屠殺這一神聖不可碰觸的話題。每過個一年半載，就會出一本關於大屠殺的書，扣動人們的心弦，」——這位書商就是這麼說的——「並且大獲成功。可是每出一本這樣的書，就有成箱成箱的其他同類書化成紙漿。這個再加上你的寫作方式——我這裏說的並不僅僅是翻轉書的問題——還有你的這個運用想象力去解讀大屠殺的想法——大屠殺西部小說、大屠殺科幻小說、大屠殺牙買加雪橇隊喜劇——我的意思是，你這是想幹嗎呀？而且你還想弄個翻轉書？一般說來，翻轉書也就是個小伎倆，跟笑話書一個檔次。而且，我也說不好，但你的書給我的感覺就是它會啪嗒一聲，變成個失敗品。噼啪——啪嗒，噼啪——啪嗒，噼啪——啪嗒。」第一道菜端了上來，他打住了話頭。盤中點綴著少得可憐的精緻美味。

「沒錯，沒錯，可能是吧，」歷史學家把亨利的話撂在一邊，較之前更嚴肅地盯著他，「可是你的書講的到底是什麼？」

在他的答覆中，亨利往往用同一個很好玩的例子：我的故事要是講的是一位來自巴伐利亞州或是薩斯卡徹溫省的牙醫，我就得考慮到讀者對這兩個地方的牙醫以及整體居民的印象，而正是這些先入為主的概念和成見會把人們和故事鎖在一個個固定的框架里。但是，如果我講的是一頭來自巴伐利亞州或是薩斯卡徹溫省的犀牛牙醫的話，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讀者會更加專註，因為他或她對犀牛牙醫並沒有任何概念——不管是來自巴伐利亞州還是隨便哪裡。讀者的質疑開始打消，就像舞台上幕布開啟一樣。這樣，故事就可以較容易地展開了。沒有什麼比無法想象的東西更能取信於人了。

有一點需要提及，因為這對亨利遇到的困難，對他自己的磕磕絆絆、跌跌撞撞以及華麗摔倒都很重要。那就是他的翻轉書主要關注的是20世紀德國納粹及其眾多心甘情願的歐洲幫凶對數百萬的猶太平民——男人、女人、小孩——的殺戮，關注的是那場被稱為大屠殺（奇怪的是，這個詞本身是從宗教術語變換而來的）的令人毛骨悚然、曠日持久的反猶運動。具體來說，亨利的翻轉書講的是人們呈現這些故事的方式。多年來，通過閱讀和觀看影片，亨利注意到關於大屠殺的小說少得驚人。對這一事件的解讀幾乎永遠都是從歷史、事實、紀錄片、逸聞、證詞或是客觀如實的角度切入的。關於這一事件的原型記錄也都是倖存者的回憶錄，比如說普里莫·萊維的《這是不是個人》；而戰爭——另一種人類大浩劫——卻常常被搞得面目全非。戰爭永遠都被瑣碎平庸化，換句話說，被大事化小。現代戰爭已經奪命無數，蹂躪家國。而要想看看、聽聽或是讀到一個能真正表現戰爭本質的東西，就必須在一大堆的戰爭驚悚劇、戰爭喜劇、戰爭言情劇、戰爭科幻小說、戰爭宣傳中費力翻找，可是，就算這樣，誰會把「瑣碎化」和「戰爭」掛上鉤呢？有哪個老兵團體抱怨過嗎？沒有，因為這恰恰就是我們談論戰爭的方式，方式多樣，目的繁雜。有了這麼多種呈現方式，我們終於可以理解戰爭對我們意味著什麼了。

午餐終於結束，亨利總算解放了，他神情恍惚地走了出來。全身好像只有雙腿還在運轉，那雙腿把他帶往未知的方向。幾分鐘后，他來到了一座公園。亨利是加拿大人，在他們那裡，公園一般都是樹木的避難所，但倫敦的這座公園可不一樣，這讓亨利很是驚奇。可愛的綠地一望無際，儼然是綠地的交響樂。間或有些樹木，但枝丫都很高，好像特意不想阻擋無拘無束的綠草。公園中間，一個圓形水池波光粼粼。天氣溫暖，陽光明媚，人們成群結隊地來到戶外。走在公園裡的時候，亨利意識到了剛剛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五年的辛勞頓時湮沒無聞。本來因為震驚，腦子都休眠了，現在又噼里啪啦恢復了生機。我本應該這麼說……我本應該那麼說……他媽的他到底算老幾……？他竟敢……就這樣，一場狂喊大戰在腦中上演，一場憤怒的幻想全面爆發。亨利想給身在加拿大的妻子薩拉打個電話，但她在上班，手機關機。他在語音信箱里留了一條東拉西扯、傷心欲絕的信息。

「我們換個角度來看。」歷史學家建議道。他面相友善，聲音舒緩。他側著頭，透過鏡片盯著亨利。「你的書講的是什麼？」他問道。

然後是那位讀者標出的一大段：

一周后，他在家打開了信封。說是信，其實主要是古斯塔夫·福樓拜的短篇小說《聖朱利安傳奇》的複印件。亨利從來沒讀過這個短篇，福樓拜的作品他只看過《包法利夫人》。他大惑不解，隨意翻了翻複印件。故事很長，有些地方還用亮黃色標了出來。他放下複印件，想到為了一個陌生人，還得下這麼大功夫，就覺得有點煩。要不，這位讀者的來信就忽略不管了？但就在沖咖啡的時候，他改變了主意。有個問題在折磨他：讀者為什麼要寄個19世紀法國作家的短篇故事給他？他走到書房去查hospitator這個詞，在《牛津英語大詞典》上找到了，就著放大鏡，小小的印刷字凸了起來：熱情招待或是接受招待的人。好吧，如果邀請了他的話……他坐在餐桌旁邊，拿起複印件又開始讀了起來。開頭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亨利回答道，「貼在書脊上唄。」

「我覺得傑夫的意思是，」他的一個編輯插嘴道，意欲替他解圍，「不管在理念上還是實際操作中，這本書都還有些問題需要解決。」「這也是為你好啊。」她強調道。

約莫過了一個小時，他來到了公園邊緣。他從一塊牌子上看到這裡是海德公園。諷刺的是，他進公園的時候就好像是斯蒂文森筆下的海德先生，因憤怒、任性、怨恨而變得醜陋畸形，但離開的時候卻又感覺像是善良的傑基爾博士了。

亨利每封信都回。他有一台印表機，可以打出一種摺疊的、請帖大小的卡片。卡片正面色彩斑斕，上面的圖案都是他的作品在各國出版時的封面設計。這種卡片有兩個好處：一是很個性化，讀者可能會喜歡；二是它限制亨利最多可以寫三小頁，裏面兩頁加背面。這個長度剛剛好：讀者不會覺得太短而不高興，他也不會因為太長而沒耐性。

它們的相似性要求二者必須一起出版，這樣才能尊重彼此的權利。因此，亨利考慮良久之後，決定採用翻轉書的形式。

為了圓滿的生活，他和薩拉還在一家動物收養所收養了一隻小狗和一隻小貓。狗和貓都不是什麼純種，只是眼神明亮，充滿活力罷了。他們管小狗叫作伊拉茲馬斯，管小貓叫門德爾松。亨利很好奇他們會怎麼相處。伊拉茲馬斯吵鬧粗暴，很難控制，但很好訓練，經常跟亨利一起出去溜達。而門德爾松這隻可愛的小黑貓呢，就比較隱世遁形了，有生人來，她就會鑽到沙發底下。

他幹嗎要回那麼多信呢？因為雖說他的小說屬於他的過去，但對每一位讀者來說，都是一種全新的體驗，而這種新鮮感會透過書信傳來。人家滿懷好意、充滿激|情，自己卻默不作聲，這是很無禮的，或者說得再嚴重一點，是有點忘恩負義的。可以說，亨利每周抽出些零散時間坐下來寫回信，背後支撐他這一習慣的其實是感激之情。不管在哪兒，無論是在咖啡館、在「巧克力之道」或是在排練休息空當，他都能毫不費力地回五封信左右。

一個編輯打破了尷尬的沉默。「戴夫說的沒錯，」他說，「不管是小說還是散文，焦點都需要再明確一點。你的這本書非常震懾人心，非常了不起，這點我們都同意，不過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小說缺乏動力，散文缺乏統一性。」

亨利的這本書包括兩部分，他希望出版社以這樣一種形式出版：同一本書，但包含兩組不同的書頁，背對背共享一個書脊，出版界管這種書叫翻轉書。當你用大拇指劃過一本翻轉書，到中間的時候，書頁便會顛倒過來。從頭到尾翻過來，就可以看到它的雙胞胎兄弟。翻轉書因此而得名。

有那麼一刻，他身上緊繃的肌肉抽搐了一下，體內沸騰的情緒也開始聚集合一：他雙手握拳，抬起一隻腳，使勁跺了跺地面，同時喉嚨里發出一陣壓抑已久的聲音。他並非刻意計劃，這一切發生得很自然，他的受傷、憤怒和挫敗感猛然爆發。當時，他附近有棵樹，樹周圍的泥土很軟，也沒什麼植被，他這一跺腳，動靜可就大了（起碼對他自己來說是這樣），躺在附近的一對情侶因此還朝他這個方向看了看。亨利站在那裡，一臉驚愕。大地顫動了，他能感覺到震后餘韻。大地都聽到他了，他這麼想著。他抬頭看了看那棵樹。樹很大，就像一條船帆滿鼓的帆船，像一座所有藏品盡數陳列的博物館，又像一座上千信徒在讚美真主的清真寺。他盯著那棵樹看了幾分鐘。之前，從沒有哪棵樹能如此令他舒神安心。他一邊欣賞樹，一邊感覺到自己所有的憤怒與悲傷全都慢慢流走了。

他們住在那座城市的時候，亨利前作家的身份並沒有完全被遺忘。不時會有信件過來，輕輕地叩開他的意識之門。信件傳輸路線極其曲折迂迴，一般都是寫信者發信幾個月之後，他才會收到。比如說，波蘭的讀者會通過他在克拉科夫的出版商寫信給他。過一段時間，他在波蘭的出版商則會把信轉寄給他在加拿大的文學經紀人，再由加拿大經紀人寄給他。又或是，韓國讀者會把信寄給他的英國出版商，由他們再次寄給他，諸如此類。

亨利看了看周圍的人們。有獨自一個人的，有成雙成對的，有帶著孩子全家出動的，還有團體出行的；各個人種，各個民族；看書的，睡覺的，聊天的，慢跑的，嬉戲的，遛狗的——各不相同，卻都和平相處。公園裡平和的明媚午後。在這裏談大屠殺有什麼必要嗎？要是這群平和嬉戲的人中有猶太人，他們會想聽他談種族滅絕，毀了這麼美好的一天嗎？有誰會希望一個陌生人跑過去跟他們耳語「希特勒奧斯維辛六百萬火光靈魂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而且，拜託，亨利自己都不是猶太人，幹嗎不管好自己的事呢？背景俱全，但顯然全都不對。都這個年代了，幹嗎還要寫一本關於大屠殺的小說？這問題已經塵埃落定了。普里莫·萊維，安妮·弗蘭克，還有其他人已經幹得很不錯了，而且這樣就行了。「放手吧，放手吧，放手吧。」亨利喃喃自語道。一個穿著涼鞋的男子從旁走過，噼啪——啪嗒，噼啪——啪嗒，噼啪——啪嗒，就好像書商那詛咒式的結論。「放手吧，放手吧，放手吧。」亨利喃喃自語道。

其實，這是個行刑隊。

亨利心裏一緊張，腦子裡便亂鬨哄的了。他另闢蹊徑，開始解釋翻轉書背後的理念。「小說和非小說之間的界限並沒有那麼涇渭分明。小說也許不是真實發生的，卻是真真切切的。要獲得情感上、心理上的真切，光靠那麼點事實是不夠的。而至於非小說，至於歷史，這些也許是真實發生的，但其事實性飄忽不定、難以捉摸，因為沒有固定意義，很難達到。如果歷史沒有變成故事，大家就會以為它已經消亡了，當然歷史學家除外。而藝術便是歷史的行李箱，裏面裝著種種要素。藝術是歷史的救生衣。藝術是種子，是記憶，是疫苗。」亨利感覺到歷史學家又要打斷他了，於是顧不得連貫不連貫，匆匆往下說，「如果把大屠殺當作一棵樹的話，其歷史的根須茂密深長，虛構的果實卻幼小薄弱，寥寥無幾。但種子是存在於果實之中的！人們採摘的也是果實。要是沒有果實的話，這棵樹終將被遺忘。我們每個人都是一本翻轉書。」亨利繼續說著，雖說跟他前面講的也沒有邏輯聯繫，「我們每個人都是事實和虛構的混合體，故事和真實身體的交織。難道不是這樣嗎？」

為了論證這種解讀大屠殺的補充方式，亨利辛辛苦苦鑽研了五年時間，寫了這部小說和散文。他完工以後，這部雙料稿子就在各個出版商手中流轉。也就是這個時候，他應邀去赴一場午宴。你還記得翻轉書中那個磕磕絆絆、跌跌撞撞，最後摔倒的男人吧。就為了這頓午宴，亨利可是飛越了大西洋啊。那會兒正是倫敦的春天，正值倫敦書展。亨利的四個編輯邀請了一位歷史學家和一個書商。亨利覺得這是個好兆頭，代表了理論界和商業界的雙重認可。亨利可是一點也沒料到等待他的是什麼。飯店很高級，裝修風格極富藝術氣息。他們的餐桌很長，有著優雅的雕刻弧度，看起來像一隻眼睛。有一側還擺著同樣雕刻風格的長凳。「要不你坐這兒吧。」一個編輯指著長凳的中間對他說。是呀，亨利想道，剛剛寫成新書的作家不坐在這兒還能坐在哪兒呢，就像新郎新娘要坐主位一樣。他的兩側各坐了一個編輯。他們對面四張椅子上，歷史學家和書商兩側，各坐了一個編輯。雖說座位安排很正式，但還算舒適。服務員拿了菜單過來，還介紹了當天的特色菜。亨利興緻勃勃，他以為自己是來參加婚宴的呢。

「收銀員可不會把書打開，到處找條形碼。而且萬一書是塑封的呢？」

「你覺得你這本書應該擺在哪裡？」書商一邊問，一邊張開嘴巴嚼著食物，「小說區還是非小說區？」

亨利的第二部小說，跟他的處|女作一樣，都是用筆名寫就的，並且同樣大獲成功。它頻頻獲獎，被翻譯成數十種語言。亨利應邀參加世界各地的新書發布會和文學節，不計其數的學校和讀書俱樂部推介此書，他經常看到人們在飛機和火車上讀它，好萊塢準備把它拍成電影，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至於名聲，名聲什麼也不是。與愛、飢餓或是孤獨不同，名聲並不是一種強烈的情感，由內生髮，並且隱匿無形。恰恰相反，名聲其實是完全外在的，它來自他人的內心，存在於周圍人對你的看法和態度之中。這樣說來，名人跟同性戀、猶太人或少數族裔並沒什麼差別：你還是你自己，只是人們會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投射到你身上而已。雖然小說已大獲成功，但亨利基本上沒什麼變化。他還是從前的那個亨利，有著同樣的優點和缺點。少數情況下，有些讀者對他一味糾纏時，他便會使出用筆名寫作的作家的殺手鐧：不，我不是×××，我不過是碰巧也叫亨利罷了。

還有他母親，祈禱得到了回應：

話雖如此，但亨利意識到，這種思維定式、這種習俗仍然是個問題。要是他的小說和散文分開付梓，其互補性就不會如此彰顯，協同性也很有可能喪失。它們必須同時出版。但是哪個在前哪個在後呢？亨利覺得，把散文置於小說前面是絕對不行的。作為一種更接近全部生活體驗的形式，小說應該優先於非小說。故事——個人故事、家庭故事、民族故事——才是將不同人類生存元素糅合成一個連貫整體的東西。我們是故事型動物。把這樣一個能夠充分表現我們存在的東西放在探究性推理這一有限行為之後是很不合宜的。但是，跟小說一樣，嚴肅的非小說背後，是同樣的事實和對人類以及何為人類的思考。所以，憑什麼散文就非得放在後面呢？

大屠殺可就沒那麼多在藝術上自由發揮的空間了。這一令人髮指的事件以單一方式呈現：歷史現實主義。故事情節、日期、發生的地點、背景以及人物刻畫全都一成不變。當然也有一些特例，亨利能想到的有美國藝術家阿特·斯皮格曼的《鼠族》，大衛·格羅斯曼的《證之於：愛》也另闢蹊徑。但是，即便如此，大屠殺那種特別的引力還是會把讀者拉回到原初的、具體的歷史事實中。如果故事發軔于別處，並且已經是多年之後了，讀者便會不可避免地回到1943年，跨過國界來到波蘭，就像馬丁·阿米斯的小說《時間箭》的主人公一樣。於是亨利不禁納悶：為什麼要對想象力這麼滿腹狐疑呢？為什麼這麼抗拒巧妙的隱喻呢？藝術作品之所以管用，不是因為它是真實存在的，而是因為它是真真切切的。永遠都要藉助於事實來表現大屠殺，這難道就一點兒不危險嗎？在那些講述歷史事件的文本中，在那些至關重要的日記、回憶錄和史志中，總應該有那麼一點允許發揮想象力的空間吧？其他歷史事件，包括駭人聽聞的事件，都已經由藝術家處理過了，而且利及大眾。舉三個廣為人知的透闢例證吧：奧威爾的《動物農場》，加繆的《鼠疫》，還有畢加索的《格爾尼卡》。在這三個例子中，每位藝術家都選取了一個浩大的悲劇，找到其核心，然後用一種非寫實的、言簡意賅的形式加以表現。難以駕馭的笨重歷史被壓縮簡化，打包裝進了一個行李箱。藝術就是那個行李箱，輕盈、便攜、必備——難道這種處理方式就不適用於，又或者說，沒必要用在歐洲猶太人最大的悲劇上面嗎？

接著，亨利看到了一段關於朱利安小時候的文字，用黃色整整齊齊、很精確地標了出來，暗示讀者寄這故事給他的意圖：

要是有人認出他來，亨利倒也不介意。就他的經驗來看，與讀者見面倒是賞心樂事。畢竟，他們讀了他的書，並且有了些感觸，要不他們幹嗎過來找他呢？作家與讀者會面，自有一種親切感在裏面：兩個陌生人聚在一起，卻是為了討論一些身外之事、一種感動雙方的信念，於是所有的藩籬轟然倒塌。在這裏，沒有謊話和誇大其詞。他們低聲耳語，傾身相談，展露自我。有時候相互吐露心事。有一位讀者告訴亨利，他是在獄中讀的那部小說。還有一位讀者說那本書助她與癌症搏鬥。有一位父親說，他的小孩早產並最終夭折時，全家都大聲朗讀此書。還有其他很多這種會面。每一次，都是他的小說中的某個元素——某句話，某個人物，某個事件，某個符號——幫助他們熬過人生危機。亨利碰到的很多讀者都心情激動。每當遇到這種情況，他就感慨良多，也儘可能安慰他們。

亨利還加入了一個頗受敬重的業餘戲劇表演團體。他們的導演很有激|情，在他的領導下，各位成員認真對待每項活動。對亨利來說，和他的業餘演員夥伴們一起排練的那些夜晚是他對這個城市最美好的記憶了。他們把自己的生活留在門外，盡一切可能成為舞台上的某個人。他們慢慢給品特、易卜生、皮蘭德婁和索因卡的作品帶來了生命。演員們都很敬業，他們之間的兄弟之情也很寶貴。雖說體驗到的情感起伏都是代人而發，卻強烈有力，這也體現了偉大藝術的意義。每演一部劇，亨利就覺得自己多了一種生活，當然隨之而來的還有那種生活所帶來的睿智和荒唐。htｔｐｓ://reaｄ•9９ｃsｗ.ｃoｍ

那頁的下面，父親也聽到了一個預言：

那位讀者的引用就到這兒，後面就沒有熒光黃色標記了，故事自然發展下去。有點奇怪，因為緊接著下一句就提到朱利安的最後那支箭並沒有殺死雄鹿。相反，雄鹿大踏步走到他面前，低頭看著他，和著遠處的鐘聲詛咒他：

一個冬日，亨利收到一個大信封。他看了看回信地址，發現就在本市，很近。不過這封信同樣路線迂迴，是通過他的英國出版商送達的。很顯然，這封信是一位讀者寫的，而且要說的還不少。亨利發現這封信很厚，不禁嘆了口氣，然後把它放到了他的那堆讀者來信里。

很顯然，這一點在故事中相當重要，但那位讀者貌似對此並無興趣。

這一問讓亨利犯難了。這問題雖說顯而易見，卻不太好回答。畢竟，人們之所以寫書，無非就是為了對簡短的問題作出一個完整的答覆。而且那書商已經讓他痛苦不堪了。亨利深吸了一口氣，定了定神。他想儘力給歷史學家一個滿意的答案，可是他的回答還是斷斷續續、結結巴巴的。「我的書講的是對大屠殺的呈現。這事已經過去了，留下來的，只有關於它的種種故事。我的書講的是新的講故事的方式。面對一個歷史事件，我們不僅僅需要為其見證，也就是說，告訴他人到底發生了什麼，告慰亡靈。我們還得闡釋，還得總結。只有這樣，當下人們的需求，那些亡靈的子孫後代的需求，才能得到滿足。我們不僅要了解歷史，同時還要理解藝術。故事能引起認同，聯合大眾，呈現意義。就像雜訊有了意義，就變成了音樂，顏色有了意義，就變成了繪畫，人生有了意義，就變成了故事。」

兒子，朱利安：

可是，就像他的音樂老師指出的那樣，藝術植根于歡樂。每次排練完一齣戲，練習完一首曲子，參觀完一座博物館，或是讀完一本好書，亨利都沒法兒不為過去的創作樂趣不再而傷神。

搬家之後，有那麼幾次亨利大半夜醒來，躡手躡腳地走出卧室，打開電腦，把自己的新書調出來，然後開始和它較勁。他把散文砍了一半，把小說中用得不好的形容詞和副詞全都揪了出來，還一遍一遍地重新琢磨場景和句子。但不管他怎麼嘗試，結果還是那個滿是缺點的書，不管是小說還是散文部分。過了幾個月，修訂改正、重新開始的慾望（而且本來改來改去也沒什麼用）消失殆盡，他甚至都不回經紀人和編輯的郵件了。薩拉溫柔地提醒說，可能他有點抑鬱了吧。她鼓勵他讓自己忙碌起來。雖說這樣行文有點跳躍——而且完全是另外一件事——但後來薩拉適時懷孕，給亨利生了個男孩，名叫西奧，這可是他這輩子頭一個孩子啊。亨利看著他的兒子，臉上帶著從沒有過的震驚。他決定以後兒子就是他的筆，靠著那股想要做一個疼愛他的好爸爸的力量，他會跟兒子一起譜寫一段美麗的人生故事。如果西奧是他這輩子唯一再揮舞的一支筆，那此生也算了無遺憾了。

更為典型的情形是，讀者只是想表達他們的敬仰之情，時不時還會拿個小物件來表達心意。東西有買的，也有自己做的，可能是一幀照片、一枚書籤，或者一本書。他們也許會有一兩個問題想要問他，怯怯地，但又不敢煩他。不管他回答什麼，他們都很感激，用雙手把他簽過名的書抱在胸前。膽大一點的（通常是青少年，但也不完全都是），有時候就會問能不能跟他合影留念。而亨利呢，則會站起身來，用胳膊摟著他們的肩膀，對著相機微笑。

信件通過郵局來到他手上，他的回復再通過郵局傳出去。亨利的背包里很少不放他的「作家箱」：卡片、郵票、信封，還有一沓讀者來信。

同樣，利用他埋在心底的青少年知識，亨利報名參加了西班牙語課程。他的母語是法語，但有幸身為加拿大外交官的兒子在世界各地生活過，所以他的英語和德語也很流利。在那少年求學時代，只有西班牙語沒有完全深入他的腦海。小時候，他在哥斯大黎加住過三年，但上的卻是英語學校。在聖約瑟的大街上，他只學得了西班牙語的皮毛——它的顏色，卻不懂支撐這個顏色的畫布。結果就是，他的發音和習語還不錯，但語法就不行了。他打算跟一個愛幻想的西班牙歷史學博士學習，以彌補這一缺憾。

「最好兩邊都有。」亨利答道。

「那東西一扯就爛，而且容易掉。這樣你就根本沒條形碼了，簡直是噩夢啊。」

就在那時，亨利意識到他應該怎樣回答歷史學家了。他的翻轉書講的是剜掉自己的靈魂，並且舌頭也隨之而去。其實每一本關於大屠殺的書講的都是失語症，不是嗎？亨利想到一個統計數據：不到百分之二的大屠殺倖存者願意書寫或是為自己的悲慘經歷作證。於是便有了那個慣常的做法：那些選擇說點什麼的人，也只能精確地描述事實性的東西，就好像中風患者重新學說話時，只能從那些最簡潔清晰的音節開始。就亨利來說，他現在已加入了那些因大屠殺而閉上了嘴的大多數人。他的翻轉書講的就是他是如何失聲的。

一天，他看見這家店窗上貼了個招聘的廣告，一時心血來潮，便諮詢了一下。亨利並不需要工作，事實上，他都沒法兒合法工作，但他喜歡「巧克力之道」的店員，而且欣賞他們的理念。他應聘了，他們都很有興趣，答應以分紅的形式給他付酬。瞧瞧，亨利搖身一變，成了一家巧克力公司的一個小股東，同時兼任服務員及雜工。薩拉覺得既好玩又困惑，她想，亨利這是在搞調研吧。很快，亨利為陌生人服務時的不自在感全然消失，而且說實話，他還蠻喜歡當服務員的。這既是一種適當的鍛煉，又經常能給他一個短暫觀察各種顧客行為與狀態的機會，不管他們是獨自一人、成雙結對、一大家子還是一群朋友一起來。他在「巧克力之道」過得很開心。

亨利呢，則繼續過著普普通通、默默無聞的生活。作家鮮少成為公眾人物。拋頭露面的是他們的作品，這是順理成章的。讀者很容易認出之前讀過的書的封面，可是，要說到咖啡館里的那個人……是那個誰嗎……是那個誰嗎？唉，還真不好說呢——他不是留長發的嗎？——哎呀，他走了。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寫了一本關於大屠殺的書，根本沒考慮該死的條形碼該貼在哪兒。」

這就是亨利和薩拉在那個大城市為自己構建的生活。他們本來是想在那裡住上個一年半載，相當於放個長假，但一年之後，他們都沒有要搬走的意思，第二年仍然如此，到後來，他們乾脆想都不想什麼時候離開了。

亨利扯下一片麵包，憤憤然甩到了橄欖醬上。這橄欖可是從西西里島一個偏僻角落的一片橄欖林中的六棵樹上專門採摘過來的。他還注意到有蘆筍。服務員大講特講橄欖醬，烹飪如何如何複雜精細，原料如何如何精緻考究，沒完沒了。聽他那麼說，彷彿舔一口，就跟拿了個博士學位一樣爽。亨利叉了一點蘆筍，在略帶粉色的醬汁裏面蘸了蘸，一口塞進了嘴裏。他心不在焉，除了綠色糊狀物，他什麼也嘗不出來。

「這些我都懂，」歷史學家說道，聲音里透著一絲不耐煩，「但還是那個問題，你的書講的到底是什麼？」

他接著往下看。朱利安成了個冷酷無情的獵手，他的讀者一如既往的標記可以作證：

「書脊太窄了。」

他繼續讀：

就這樣，離開海德公園時，亨利便不再是個作家了。他不再寫作，沒了那種慾望。這算是作家的瓶頸期嗎？不是這樣的，他後來跟薩拉據理力爭過，因為其實他是寫了一本書的——事實上是兩本。確切地說，這算是作家封筆。他就是放棄寫作了。但假如不寫作，他至少還得生活下去。倫敦公園的一次散步和邂逅一棵美麗的樹至少教會他有用的一課：如果你跌入不幸，請記住人生在世已經時日無多，至少讓剩餘的每一天都過得盡量精彩吧。

讀者離去時臉上神采奕奕，因為他們見到了他；而他呢，同樣也神采奕奕，因為他也見到了他們。亨利之所以寫小說，是因為他感覺自己心中有一個大洞需要填滿，有個疑問需要解答，有一塊畫布需要潑墨揮灑。那種焦慮、好奇和喜悅的交織，便是藝術的源泉。然後他填滿了大洞、解答了疑問、在畫布上揮灑色彩，這一切都是為自己而做的，因為他必須這樣做。當陌生人跑過來告訴他，這本書填補了他們心中的洞，解答了他們的疑慮，給他們的人生帶來了色彩。那種來自陌生人的安慰，不管是個微笑、肩膀上的輕輕一拍，還是一句褒獎的話語，都是一種真正的慰藉。

第三次被問到這個問題，亨利沒有回應。也許他不知道自己的書到底講的是什麼。也許問題就在這裏。他呼吸沉重，嘆了口氣，胸腔一起一伏的。他滿臉通紅，盯著白色桌布，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我只是想幫你把書賣出去而已。」書商說，骨碌碌地翻著白眼。

信件來自英國、加拿大、美國，還有其他英國前殖民地，但同時也有橫跨歐洲和亞洲的。來信的讀者年齡各異，身份地位也都不同，英語水平有非常地道、自信滿滿的，也有拙劣不堪、程度很低的。有些來信讀者肯定有種把信息放到漂流瓶里拋入大洋的感覺。但他們的努力沒有付諸東流。出版界的熱情之風、關心之流總是會平平穩穩地把信帶到亨利身邊。

亨利決定用英語寫作，這在他的祖國還是引起了一些非議的。他解釋說，這並非偶然。假如你讀的學校講英語和德語，那麼你便學會用英語和德語思維，於是自然而然地，你便會用英語和德語寫作了。他的處|女作——很私人的東西，從沒想過要公開發表——就是用德語寫的，他這樣告訴一臉困惑的記者。德語那清脆的發音、清晰的語音拼寫、密碼似的語法以及建築般的句法結構帶給他無窮無盡的愉悅。他解釋說，後來他野心大了，意識到作為一個加拿大作家卻用德語寫作實在是有點瘋狂，於是他便轉而使用英語。殖民主義對於被殖民者來說確實是個禍害，但對於語言來說卻是一種福分。不管什麼新詞怪詞，英語都照單全收，還興緻勃勃地從其他語言中「搶劫」詞彙，搞得詞彙庫像博物館一樣豐富滿溢，對此還能保持淡定，若無其事。英語對拼寫滿不在乎，對語法也隨心所欲——這樣一來，亨利對這個語言的色彩和廣度便喜愛有加了。就他個人的全部經歷來說，英語是爵士樂，德語是古典樂，法語是教會音樂，而西班牙語是街頭的平民音樂。這也就是說，在他的心頭捅一刀，流出來的是法語；把他的腦袋切開來，盤旋環繞的是英語和德語；觸碰一下他的雙手，感覺到的會是西班牙語。不過，這些都是順便說說的。

先不說哪個重要，只要小說和散文在同一本書中出版，不管哪個在前，都會不可避免地使後者相形見絀。

亨利回到加拿大，說服薩拉他們需要休整一下，換個環境。她沒擋得住冒險的誘惑。很快，她便辭了工作，辦好了手續，收拾東西搬到國外去了。他們在某個赫赫有名的世界性大都市安頓了下來。這個城市本就自成體系，充滿了各色人等，有人在這裏找到了自我，也有人在這裏迷失了自己。或許是紐約，或許是巴黎，或許是柏林。亨利和薩拉之所以搬到這裏，是因為他們想要感受一下它的脈搏。薩拉是個護士，她申請了工作簽證，在一個戒癮診所找了份工作。亨利呢，因為是外籍居民，幾乎成了個毫無權利的幽靈。他不再寫作了，時間便空了出來，他考慮著拿這塊時間干點什麼。

「你的意思我明白，」亨利眨巴了幾下眼睛，感覺像吞了一條大金魚似的，「但我們不能老是一成不變呀。一本內容和形式都很新穎的嚴肅之作，難道不會引人注目嗎？難道這不是個賣點嗎？」

為了讓自己忙碌一點，亨利參加了最後一項挑戰，這項活動佔了他白天大部分時間。而且從傳統來看，比其他所有活動都嚴肅靠譜多了，那就是在一家咖啡店工作。事實上，那是一家巧克力店，他一開始注意到此地就是因為這個。不過店裡也供應咖啡，而且是很不錯的咖啡。但「巧克力之道」主要還是一家平價可可供應店，生產及零售各式巧克力，有白巧克力、牛奶巧克力，以及黑巧克力，純度不同，口味各異；有塊狀的，盒裝的，還有熱巧克力粉，再加上烘焙用的可可粉和巧克力碎片。他們的招牌產品來自多明尼加、秘魯、巴拉圭、哥斯大黎加和巴拿馬的合作農場，也在越來越多的健康食品店和超市銷售。公司生意雖不大，發展勢頭卻不小，而這家店是總部，一半是一個小型巧克力超市，一半是熱巧克力店。這地方感覺很不錯，錫質天花板上刻有浮雕，有旋轉式藝術品展台，背景音樂（通常都是拉美音樂）也很不錯，而且坐北朝南，因此經常是陽光滿屋。因為這裏離亨利和薩拉住的地方不算遠，亨利時常來這兒，一邊看報一邊品味他的熱巧克力。

除非讀者年齡特https://read.99csw.com別特別小，其他涉及他個人私事的問題他一概不予理會，但他很願意探討他的小說。不管是問題還是評論，經常都是大同小異。很快，亨利就總結出了一套標準回答，再根據每封信調整語氣和角度，做些簡單修改即可。亨利的小說講的是野生動物，所以很多信都涉及了動物的問題，包括真正的動物和比喻性動物。讀者覺得他接受過動物學訓練，或者至少一生都對自然世界充滿激|情。他回答說，跟所有這個星球上敏感的棲居者一樣，他很喜歡大自然，但對動物並沒有特別的感情，他對它們並沒有曠日持久的熱愛，因此這一點不能稱為他的性格特徵。他還解釋說，小說中之所以用動物，只是技巧問題而非情感問題。赤|裸裸地站在自己的族人面前，他只是一個凡人，因此也許——很有可能——肯定會說謊。但穿上皮毛，插上羽毛，他就成了個巫師，說的全都是事實中的事實。我們對自己的同類冷嘲熱諷，對動物卻不會這樣，尤其是野生動物。雖說我們可能沒法兒阻止它們的棲居地遭到破壞，但我們卻可以使它們免受過多的嘲諷。

「貼在內頁上。」

一般說來，編輯會極盡奉承地誘使作家認清自己書中的所有問題。每一句褒獎背後都藏匿著批評。這種方式老練圓滑，意在既改進作品本身，又不會摧垮作家的意氣。於是，點完菜，閑聊了一小會兒之後，一場貌似充滿溢美之詞，實則暗藏專橫意見的聲討會便拉開了序幕，就像伯南森林向鄧斯納恩城堡移動，而亨利恰是找不到北的麥克白。他就是聽不進他們在講些什麼。他哈哈一笑，揮手就把他們愈發尖刻的問題拋至一邊。他對他們說：「你們的反應完全就是讀者將來的反應嘛——有很多疑問、評論，還有反對之聲。而事情本來就該如此嘛。書就是言論的一部分。我這本書的核心議題，就是一件極其令人難受的事件，它只見容於對話之中。所以，我們來談談吧！」

一個以中世紀為背景的寓言。亨利拿掉回形針，開始看第二頁。堡主暨主人出場了：

最後，圖書個人推介終於塵埃落定，亨利重新回到了往昔的生活，又可以安安靜靜地在房間里一連坐上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了。他又寫了一本書，這本書歷時五年，他做了很多思考和研究，寫了又改，改了又寫。此書的命運對亨利接下來的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有必要在這裏加以說明。

他一旦下定決心，這種版式的其他優點便躍上心頭。因為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這本書的中心事件都相當悲傷——可以說是整個世界都天翻地覆了——所以，要是書永遠有一半處於顛倒翻覆狀態，這不是很合適嗎？而且，要是書以翻轉書的形式出版的話，讀者就得選擇先看哪部分。傾向於在理智中尋求幫助和安慰的讀者可能就會先看散文，而那些更習慣於直接的感性方式的讀者則可能會選擇先看小說。不管怎樣，那都是讀者自己的選擇。在處理棘手問題時，這种放權、這種選擇的可能性，其實是蠻好的。最後，有一個細節，就是翻轉書會有兩個封面。亨利認為兩個封面不僅增添了藝術美感，而且所謂翻轉書，就是一本書有兩扇前門，卻沒有出口。這種形式表明，書中討論的問題沒有終極答案，沒有一個封底可以把它漂漂亮亮、恰到好處地封上。問題永遠都不會終結。讀者讀到中間，因為文字顛倒了過來，他們就明白他/她並沒有讀懂，或者說無法完全讀懂，而必須換一種方式重新讀過。想到這些，亨利就覺得兩本書應該在同一頁結束，僅在顛倒的文字間稍許留白，要不就在小說和非小說之間的無人地帶放一幅簡單的插畫。

準確地說，有些信件應該說是包裹。可能包含某個高中老師的介紹信，還有她的學生認認真真寫的一系列關於其小說的文章，也可能是一張照片，或者一篇文章，發信人覺得亨利可能會有興趣。但更多情況下，都是普通的書信，有列印的，也有手寫的。一般來說，那些電腦上敲出來的都製作精良，話題也寬泛一點，有時候彷彿小散文；而那些手寫的一般就比較短，個人色彩也比較濃。亨利更喜歡後者。他喜歡每位作者不同的個人手寫風格，有些看起來像機器人寫出來的似的，異常清晰，有些就彎彎曲曲，七扭八拐，幾乎看不明白。二十六個制式字母，用一隻活生生的手寫出來，竟是如此紛繁多姿，讓亨利驚訝不已。是不是格特魯德·斯泰因曾經說過字母打亂順序，就變成了語言？手寫信件中，頁面布局也很好玩，當然偶爾會讓人擔心，比如說一張紙上，有的地方文字稀稀拉拉，有的地方又都擠在一起，就好像在土質不同的地方種植物。一般都是到了頁面的底端，沒地方了，作者卻發現還有重點沒說，於是那些句子便會擠到紙的側面，就好像一個小花盆裡植物的根須滋生出來。經常還會伴有塗鴉繪畫，藝術換藝術，他的文字換他們的圖畫。許多信件都包含問題，讀者會有一個、兩個或三個問題。

「那就弄個小書腰，貼在那上面。」

下面一頁有一段引起了他的注意：

亨利之所以選擇這種非同尋常的版式，是因為他非常關注如何用兩種文學樣式來最好地展示一個話題：它們書名相同，主題相同，關注點相同，只是文體不同而已。事實上，他是寫了兩本書：一本是小說，另一本是散文。他之所以這樣雙管齊下，是因為他覺得有必要運用一切可用的手段來闡釋他所選定的主題。可問題在於，小說和非小說很少在同一本書中出版。傳統觀念認為，二者必須分開。我們對生活的知識及印象就是這樣在書店和圖書館里被分類擺放的——不同的過道，不同的樓層——出版商也是這樣準備圖書的：這包是想象，那包是理智。但作家不是這麼寫作的。小說並非全無理智，散文也並非全無想象。人們也不是這樣生活的。人們不會嚴格區分自己思想和行動中想象和理智的成分。事實與謊言並存——這些是超越類別的東西，書中如此，人生亦然。真正有用的區分應該是，哪些小說和非小說說的是事實，哪些講的是虛言。

「不可能的。太麻煩了。你知道一家書店一天得處理多少庫存嗎？要是每本書都得把封面擺對，我們就不用干其他活了。還有就是你準備把條形碼貼在哪兒呀？條形碼都是貼在封底的，你的一本書要是有兩個封面，那條形碼該貼在哪兒？」

所以說，在那位讀者看來，對動物的屠殺就是二者之間的聯繫。對此亨利一點也不覺得奇怪。他小說中的動物可不是什麼情感豐富的浪漫形象。雖說是為文學而服務的，但它們都是野生動物，他試圖準確描繪其行為，而殺戮與被殺戮對野生動物來說根本就是例行公事。他的故事是給成年人看的，所以只要有需要，就會有動物暴力的描寫。所以，一個小孩子通過殺戮老鼠和鴿子體驗生命極限，感受死亡的故事，還真沒讓亨利覺得怎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