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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賢:一根老骨頭,知道自己的樣子 1、1972年的撞球館

侯孝賢:一根老骨頭,知道自己的樣子

朱天文講過一句很有名的話:「創作是從背對觀眾才開始的。」
這句話很對侯孝賢的胃口。
2007年,他在香港浸會大學做過整整三天的電影講座。他剖白自己的電影觀,說:「你這樣一直看著觀眾,這個臉要這個,那個臉又要那個,我又不是賣百貨的,要給你這個給你那個……觀影者到底怎樣,你很難期待。」
當時,侯孝賢剛剛拍完法國電影《紅氣球的旅行》。那之後,他有八年時間沒有新作問世。
其間,《刺客聶隱娘》開拍,又擱淺。
侯孝賢四處找投資,內地、香港、台灣,找了一個遍。
又開拍,又補拍,不容易。
2015年,侯孝賢終於回來了。5月,《刺客聶隱娘》在戛納拿獎。他還是那句話:「創作是背對觀眾的。你要想那個(票房和觀眾),就完蛋了。」
「你看馬爾克斯的小說嗎?」他問我,「那裡頭描寫多厲害,百中無一。你要讓我看那些通俗的,我真是翻兩下就不想看了。我就是這樣,哪怕類型片,最後拍出來也成了我的藝術片。」
但一個創作者,總會有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觀眾吧。
我問他:「你最希望被誰看懂?」
他想了半天。中途去上了次廁所,回來又想。好不容易,終於開口了:「米蘭·昆德拉。」
早年間,昆德拉寫過一篇雜文,叫《電影已死》。言下之意,在商業化和全球化的時代,作者電影已死。侯孝賢希望昆德拉看到《刺客聶隱娘》—— 一部從1998年至今,他花了17年時間醞釀打磨的電影。
他是在用這種方式跟昆德拉打招呼:嘿,沒死,它硬硬地還在。

1、1972年的撞球館

最狠的一招是用底片rehearsal(排戲)。為了追求真實,侯孝賢從不排戲,讓演員直接上來演。演員往往一開頭都沒法進入狀態,他就一遍一遍地來。《海上花》的時候,他的拍攝方式是從第一場戲開始拍,拍一整天。第二天再拍第二場戲,也是拍一整天,依此類推。等都拍完之後,他再回頭來從第一場戲開始拍,反覆打磨。演員通常到第三遍才能進入角色,舉手投足都有了情境中的味道。
7月底的台北,天氣濕熱,中山區。
演員的反應很有趣。《海上花》里,扮演沈曉紅的日本演員羽田美智子不習慣這種方式,往往在台詞講完之後就不知道該幹什麼,等著導演喊cut。
這家撞球館有些年頭了。燈光昏暗,牆壁斑駁,客人稀稀拉拉。老闆坐在收銀台裏面,說,這是祖產,1972年就開張了,一直到現在。自從有了電腦遊戲,生意大不如前,但還好,總有小鬼會來玩。
侯孝賢已經走得非常遠了,他甚至有對真實的潔癖。
也是在那一年,有個叫侯孝賢的臭小子從台北藝專畢業,找不到事做,只好在台北街頭推銷電子計算器。他遞名片,別人丟掉,他就再從地上撿起來。他酷愛打撞球,高中的時候在南部老家的撞球館跟人打架,一氣之下砸了陸軍士官學校的大門,留下案底。不過,他也很久沒玩了。自從來到台北,他希望過另外一種生活。
看得出來,侯孝賢是個心軟的人。他不喜歡通俗之物,但也懂得人情世故。他不喜歡在攝影師打好的燈下面擺拍,他不喜歡任何擺拍。不過,女孩央求他說:導演,我們專門從北京過來的……他一面擺手,說,還是不要拍了吧,一面掐滅了煙頭,還是跟著女孩去了。
老闆認得侯孝賢,他來了。他很樸素,穿著白球鞋、牛仔褲,戴著白色鴨舌帽。他不帶什麼隨從,也沒什麼架子,跟人https://read•99csw.com握手會略微欠身。不過,導演自有他的威嚴。工作人員很怕他,趁他坐在沙發上上粉底,商量要怎麼勸他換上名牌西裝去拍照——別說名牌西裝了,連上粉底都堪稱創舉,因為他從來沒有這麼做過。他們甚至私下討論,想安排他上一次《康熙來了》,好宣傳《刺客聶隱娘》,可是商量了很久,沒人敢跟導演開口。
十幾分鐘后,拍完回來,他立刻點了一支煙,跟我抱怨:「你知道嗎,馬爾克斯有部小說,寫有個人抱來一隻雞,他就指著這隻雞跟別人說,你們不要一直看它,不然它會死掉。對嘛,我又不是雞——這是哪部小說?我記性不好,想不起來了。」
按照影評人焦雄屏的統計,近年來,台灣電影的單片成本一般在2000萬~3000萬新台幣(約400萬~550萬人民幣),若有8000萬左右新台幣(約2000萬人民幣)的投資,已算天價。而《刺客聶隱娘》的成本是9000萬人民幣。
「她演得多好。」侯孝賢笑了,有點得意,「她也是個媽媽,平時就是這樣處理事情的。她是溫州人,講規矩,懂世故,分強弱。姜文怕她怕得咧,看得出來。」
侯孝賢在用《刺客聶隱娘》圓夢。它比侯孝賢以往的任何一部電影都還要「任性」,因為到了68歲的年紀,中間又有好幾年沒有拍電影,他決心要不惜代價,做一件追求極致的事情。
侯孝賢自己也說:「後期從膠片轉數字的時候,我算過,光是這筆費用,已經有4000多萬新台幣,已經夠我拍一部簡單的電影了。」
「是《沒人給他寫信的上校》吧。」
誰知道,這位當年的廟口混混,幾十年後成了「台灣之光」。
一份票房紀錄顯示,1996年的《南國再見,南國》,票房1000多萬新台幣;1998年的《海上花》,read.99csw•com票房400多萬新台幣;2005年,侯孝賢的上一部華語電影《最好的時光》,投資2000萬新台幣,票房452萬新台幣。
他也老實承認說,在後期剪輯室里,他確實沒怎麼在乎講故事這件事。他甚至沒有照原來的劇本剪片,以至於朱天文第一次看完成片之後相當不滿意。很多交代劇情的段落因為鏡頭不好、表演不好或者畫面不好看,被他毫不留情地捨棄掉了。
「我已經太老了。拍這部片已經六十幾歲,時間、機會也沒太多了,就做自己最想做的,堅持自己要的。」
他最想拍武俠。小時候,跟著哥哥看遍了金庸、還珠樓主、諸葛青雲和平江不肖生。年輕的時候,他想要拍上官鼎的武俠小說,但又過了很多年之後,才知道上官鼎不是一個人,是姓劉的三兄弟,其中一個還曾擔任過台灣地區行政管理機構負責人。他也想過拍藤澤周平的武俠小說,迷戀日本武士道的節奏和氛圍,「就像沙子進了眼睛要閉,蒼蠅飛到皮膚上要拍」,既真實,又有一種本能。
這些年裡,他的朋輩風流雲散。楊德昌去世了,張藝謀和陳凱歌在拍大片,田壯壯猶如上山的道人,回電影學院教書了。他的朋友,編劇吳念真乾脆不再拍電影。有一陣子,吳先生幾乎成了台灣的廣告代言之王,從啤酒到房地產,無所不包。可侯孝賢自己,至今難以接受代言這件事。
要說侯孝賢已經走得非常遠了,就是這麼個意思:他不妥協。即便擔心再也無人投資,他也不改初衷。他拒絕了好萊塢,從不拍商業片,甚至連找上門的廣告代言也一一拒絕。
「中間就是會跳躍,因為省略掉了。」他說,「跳躍對我來說沒什麼,我的影像不是拍訊息,我是拍一個情境而已,所以我的剪法也跟別人不一樣。」
「啊,對。」他立刻笑了,一臉刀削斧鑿的線條笑開了花。
周韻九_九_藏_書在《刺客聶隱娘》里扮演張震的原配。有一場戲,張震大怒,砸了東西,提著劍氣沖沖地走了,留下周韻、三個兒子和僕人站在殿中。這時候,侯孝賢還是沒關機。周韻的反應很鎮定,跟三個兒子說,都起來,又命令僕人說,去收拾。
看《刺客聶隱娘》的感覺,猶如在做一道完形填空題。
侯孝賢說:「我徹底不管了,而且覺悟了。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走到哪條路了,而且這條路也回不了頭。」
2007年,拍完法國電影《紅氣球的旅行》之後,侯孝賢陷入一種迷茫:「最困難的就是找不到足夠的資金來拍你想拍的……我常常想,假使有一天沒人給我錢拍片了,我該怎麼辦?因為導演就是這樣子,拍一部賠一部,誰給你錢?」
老闆站起來,慢悠悠地到處溜達。房間里回蕩著張惠妹的歌聲,都是老歌。牆上掛著穿著暴露的女郎海報,也都是老照片。有一張《美國鼠幫》的黑白電影海報,站在中間的是歌王法蘭克·辛納屈。別看他油頭粉面的樣子,就在撞球館開業的那一年,他還拍了科波拉的《教父》,鹹魚翻身。
這是侯孝賢在68歲時候的選擇:花了這麼多錢,又始終堅持自己的美學風格,不在作品上做任何的市場妥協,也做好了不賺錢甚至賠錢的心理準備。他大概很清楚,自己可能面對什麼:曲高和寡,或者說,叫好不叫座。
為了還原真實的唐朝風貌,從1998年起心,到2012年《刺客聶隱娘》開拍,光是研究各種相關史料,做案頭準備,侯孝賢就斷斷續續花了14年。他坐在小小的雜物間里,抽著煙,慢慢給我講聶隱娘故事發生前20年的藩鎮歷史、王朝更迭和人物來歷,一講就是半個鐘頭。人喜歡談論自己真正喜歡和花過時間的東西。
如果非要說侯孝賢為《刺客聶隱娘》做了什麼妥協,那就是不逞能和託大,理性地引入九-九-藏-書多家投資商,分擔風險。「他們沒什麼風險,我也沒什麼風險。」他說,「而且電影里有明星,又是武俠題材,他們覺得應該還可以。你說不好看嗎,也還OK。」
不過,侯孝賢深受二戰後法國新浪潮、德國新電影和義大利寫實主義的影響。他是真實的信徒,追求用燈光、底片和鏡頭還原一個盡量接近真實的世界。在他看來,「模仿出來的真實和真正的真實是平等的,甚至可以獨立存在」。而武俠世界里,俠客的打鬥則有超現實的意味,如何和他的個人風格協調起來,這個問題一時之間難以解決,再加上成本高昂,所以擱置了下來。不過,十幾年後,我們可以看到,侯孝賢仍然盡量避免在《刺客聶隱娘》里吊威亞。全片只有一兩處鏡頭使用了這種反重力的誇張手法,力求真實可信。
演員愛演侯孝賢的戲。他們的表演不會被打斷,能夠享受舞台劇一般的連貫,卻又不必在意舞台上嚴格的走位。通常,侯孝賢會給演員講解一個情境,由演員自由發揮,在規定的台詞講完之後也不關機,看看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這是相當昂貴的真實。已經沒有人這麼拍電影了。算下來,《刺客聶隱娘》用掉了44萬尺膠片,創下他個人的新紀錄。以前,《南國再見,南國》是20萬尺,《海上花》是23萬尺,而早年台灣中影給他的膠片指標是12000尺。
被人懂得還是有樂趣的。
「《風櫃來的人》拍出來的時候,坦白說,台灣的評論界和觀眾完全看不懂,完全不知道我在拍什麼,到底要說什麼。從那時候開始,我的片子票房很差。一直到《悲情城市》,它是個意外,因為它是一個話題。之後就一落千丈,沒人看。」
朱麗葉·比諾什演《紅氣球的旅行》的時候,當她開門走進一個房間,其實燈、攝影機和收音麥已經全都暗暗布置好了,她只需體會單親媽媽的角色,做這樣九_九_藏_書一個女人回家之後自然會做的事情。拍完之後,朱麗葉跟侯孝賢感嘆說,我本能地走到冰箱前面,心想這下壞了,誰知道裏面有沒有東西,結果打開一看,裏面各種飲料還真的都備好了。
1998年,在拍完《海上花》之後,他開始看《資治通鑒》,計劃去新疆勘景,為《刺客聶隱娘》做準備。編劇謝海盟在《行雲紀》里回憶說,那時候,他感覺《海上花》已經把自己標誌性的長鏡頭美學發揮到了極致——這部電影全片只有39個鏡頭——他需要尋求其他的突破和樂趣。
但我得老實向他承認,《刺客聶隱娘》我並沒看懂。臨行之前,我在電影公司的會議室里和幾個記者一起看了點映場。我知道它講了一個不能殺人的殺手的故事,也認得出舒淇、張震和周韻,畫面又極美,猶如傅抱石的國畫,但敘事交代不充分,剪輯跳躍,確實影響我進入電影。
在沒拍電影的那幾年裡,他做過台北電影節主席,也做過金馬獎主席。他有兩家公司,養著30多個員工,其中有些已經追隨他超過30年。他沒戲拍,手下也就閑著。為了養家糊口,手下會去外面接活兒。有時候,他也盡量給他們介紹一些劇組。說起來,他唯一做過的商業行為,恐怕就是為手下接的廣告片想點子,幫他們養家。他60歲生日的時候,一群兄弟陪他一起喝酒唱歌。有個年輕的攝影師跑過來向他祝壽,說了一句:奉陪到底。後來,等到《刺客聶隱娘》開拍的時候,他們果然一個個都回來了。
對於道具、布景和外景的要求自不必提。在《刺客聶隱娘》里,為了追求真實的分量感,有一頂婢女用的華蓋真的是用鐵做的,重達30公斤,演員只能勉力強撐。拍《海上花》的時候,從大陸運了大量古董傢具到台灣。李嘉欣用的煙桿就是真正的清末古董。她嫌臟,放到開水裡去煮,結果開拍的時候把煙桿上的皮子都燙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