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說完這個字，他不住地點著頭。

按照他第四任妻子和諸多友人的證詞，在五六月接受第二輪電擊治療之前的幾個月間，海明威便已經數次嘗試自殺了。有一次，就在要返回梅約診所的時候，他看到停機坪有一架小型飛機正在預熱引擎，便徑直朝旋轉著的螺旋槳走了過去。還有一次，在他的家中，一位友人從他手裡奪下了一支子彈上了膛的霰彈槍。

「老爹。」老侍者答道。

總之我知道，從今年開始，由孤兒和乞丐們組成的軍隊一直在瞭望山莊進行封閉訓練。從哈瓦那方面傳來的命令是，這些由窮人組成的民兵部隊不被允許進入山莊建築內部。所以，士兵們只能在網球場旁邊安營紮寨。然而他們的長官卻睡在客房之中——他睡的十有八九就是我們在那座房子外面經營「騙子工廠」時，我所睡過的床鋪吧。在我手提箱的裝飾襯層里藏著一張膠片，上面清晰地顯示著，在海明威莊園旁邊山巔的斯坦哈茨公館露台上，菲德爾·卡斯特羅已經布置了一處防空陣地。陣地里有十六門蘇制一百毫米口徑高射炮，用以應付針對哈瓦那的空中襲擊。陣地上駐紮著八十七名古巴炮手和六名蘇聯顧問。

我希望，在我四十九歲生日那天早晨，假如無比悲傷抑鬱的海明威在生命最後一刻還能正常思考的話，他不僅能想到以扣動霰彈槍扳機的堅決行動來進行一番終極「挑釁」，還能想到他在與看不見的敵人的長期鬥爭中所取得的勝利。

我或許介紹得太多了。對於此時此刻而言，真正重要的是1961年7月2日早晨發生的事。那是我的四十九歲生日，也是歐內斯特·海明威在這人世間的最後一刻。這一切加起來，讓我發下誓願，此生要完成兩件事。其一，我要找出並解密聯邦調查局有關海明威及其在古巴的反間諜網路的秘密檔案——為此我將要花費超過十年時光，並以生命和自由為賭注。

「先生，您聽說了嗎？」七十歲高齡的酒店侍者一面準備幫我把行李搬到路邊，一邊問道。

其後六個星期之內，這些秘密檔案被再次轉移。從此之後，無論是聯邦調查局還是華盛頓官方，再沒有任何人知道它們的下落。

「聽說什麼？」我有些疑惑。在老頭兒眼裡，我只是一個來自哥倫比亞的生意人。如果他有什麼消息要告訴我，那一定是糟糕透頂的消息。

「中槍而死。」老侍者說道，「他頭部中槍，是他自己扣動的扳機。」

儘管如此，將丈夫的所有槍支都鎖到地下儲藏室里的瑪麗·海明威，卻把鑰匙放到了那間透過廚房窗檯一覽無餘的房間里，其理由竟然是「任何人都無權禁止一個人取得他自己的財物」。這一點讓我困惑了數年之久。那些傢伙——瑪麗女士和海明威的友人——覺得他們有權讓海明威接受那一系列摧毀他心智和人格的電擊治療。既然如此，那麼在丈夫鬱鬱寡歡決定自殺之時，瑪麗為何又認為自己無權阻止他取得槍支呢？

是的，我用了「變態」這個詞，「男妓」或者「男同性戀」都太「溫柔」了。於是，我倆來到屋外的游泳池邊，大打出手。文明拳擊的規則已被拋到腦後，拳頭和牙齒都成了我們的武器。

老侍者點頭的動作突然停止，瘦骨嶙峋的脖子支棱著腦袋，彷彿被人抽了一巴掌。他那雙溫順謙恭、時常顯得不太機靈的眼睛猛然間閃出近乎憤恨的怒火。他把我的行李丟在大廳地板上，騰出雙手，似乎要跟我打一架。這時我才意識到九_九_藏_書，他或許也是海明威的舊相識。

根據一份聯邦調查局「未入檔」報告(埃德加·胡佛辭世當月「遺失」的數千份機密人士檔案之一)的記述，負責調查海明威的聯邦調查局特工曾跟蹤他進入聖瑪麗醫院。但當海明威被轉至梅約診所之後，他們卻並未入內。這些特工在梅約診所門口也沒待多久。後來檔案中記載，聯邦調查局特工問詢了醫院精神病科高級顧問，同時也負責為海明威治療「精神病」的霍華德·羅姆醫生。這些檔案還顯示，羅姆醫生和聯邦調查局探員曾經討論過對海明威進行電擊治療的可行性。然而，當時無論是作家本人還是他的妻子，都尚未提出這一要求。

然而，隨著日月更替、時光流轉，我終於意識到，無論海明威那天早晨是不是用了那支槍，以及其他一些細節，都已經不重要了。

海明威把他的曼利夏爾步槍撐在那把醜陋的雕花椅子旁邊，赤著腳踮起腳尖，掰著手指說：「喬，你說什麼？」

與海明威有過一段交情的艾倫·愛德華·霍齊納，曾經以文字的形式記錄了一起發生在同一家餐廳的類似事件。不過時間卻是八個月前，即1960年11月。海明威曾經對霍齊納提起，他被聯邦調查局的人跟蹤，電話也被監聽，就連房子和汽車都被安裝了竊聽器。那一次，霍齊納和海明威的妻子瑪麗一起，也是帶他去這家克里斯蒂亞娜餐館用晚餐。海明威原本在為大家講述淘金時代凱徹姆鎮的趣事，講到一半時卻突然停住，轉而說大家都必須離開。他們連飯都沒吃完。妻子問他出了什麼事，海明威答道：「吧台那邊有兩個聯邦調查局特工。」

我伸出右手，掌心向外：「別誤會，那句話是海明威自己說的，是他在大革命期間巴蒂斯塔被推翻時所說的。」

「這真是太他媽的愚蠢了。」我當時說道。

我想知道，當時他是否想到了「騙子工廠」呢？

收到備忘后不到一小時，克林迪恩斯特便上報尼克鬆總統「一切文件保存妥當」——其言下之意就是，任何華盛頓官方人士所謂的「秘密文件」都必須封存在胡佛的辦公室里。

當時，霍齊納來到鄰桌，向正在用餐的熟人查克·阿特金森夫婦詢問，是否認識吧台旁邊的兩個人。「當然，」土生土長的凱徹姆人阿特金森答道，「他們都是商人。最近五年間每個月都要來一次。可別告訴我歐內斯特對他倆不放心。」

「兩天之前。」說完，老頭兒深深地嘆了口氣，一股朗姆酒的味道撲面而來。「在美國。」他補充道，彷彿這足以解釋一切。

走著瞧吧。

還未及放下戴著手錶的胳膊，我便被這噩耗驚呆了。在那一瞬間，我發覺自己已經很難繼續注視手錶指針。「你是說海明威嗎？」我問道。

「La tenía cogida la baja...」我嘟囔著。那句哈瓦那市井俚語怎麼說的來著？你要了解這座城市的「弱點」——透過現象看本質。

我轉回頭，準備回到位於狹窄的歐萊麗大街上的酒店。「天哪！」我一面擦去帽帶下的汗水，一面低語道。我曾經在馬克思主義革命取得成功的天主教國家見識過這種手段。雖然虔誠的基督徒都被逐出教堂，但人們還是需要膜拜對read.99csw.com象的。海明威成了哈瓦那城的守護者。我不禁一笑，快步穿過街道，以免被一隊由蘇聯司機駕駛的軍用卡車撞倒。

然而，約翰·摩爾隱瞞克林迪恩斯特的是，胡佛並未將任何文件存放在辦公室里。聯邦調查局所有秘密檔案，都存放在為胡佛當了五十四年秘書的海倫·甘迪的辦公室里。而在那天上午胡佛辦公室被封閉之時，甘迪女士已經開始查看這位局長大人的個人檔案，對它們進行分拆、挑選，把其中許多資料撕碎銷毀，並將剩下的裝進紙板箱，藏到了賓夕法尼亞大道西北13號胡佛宅邸的地下室中。

我之所以要強調這些細節，是因為我覺得說清這一點很重要——儘管在地下儲藏室里開槍，聲音有可能被房門、鋪著地毯的地板和煤渣磚砌成的牆壁隔絕，但海明威並不是簡簡單單地在那兒舉槍自殺的。他帶著槍來到門廊，來到樓梯跟前，來到這樣一個地方——如果瑪麗女士想要打電話或是走出公館大門，都必須先邁過他的屍身和血泊，邁過四散碎裂的頭骨和橫飛亂濺的腦漿——那些白花花的東西，曾經是海明威全部小說的來源，他曾經試著說服我，那些「謊言」比真實更真實。

但另外一件事想要做到卻是難上加難，我在發誓之初便已深知這一點——我要把這段故事以小說的形式書寫下來。儘管過去幾十年間我所撰寫的案例報告已有幾千份，但那都無法與以這種方式講述故事相提並論。作為一位作家，海明威對我幫助不淺——事實上，假如他知道我最終要被迫使用小說家的伎倆來講個故事的話，肯定會擺出一副調侃挖苦的表情。有一次，我倆一起在海邊等待德國U型潛艇出現，他對我說：「所謂小說，就是嘗試用一種比真實更真實的方式來講述。」而我當時回應道：「不，事實就是事實，小說只是一堆冒充真實的謊言。」

1961年7月2日，那個星期天的早晨，海明威一如往常地早早起床。那是一個美麗的早晨，天光明媚，萬里無雲。除了他，瑪麗女士是凱徹姆海明威公館唯一的居住者，而她正睡在一間獨立的卧室里。當海明威躡手躡腳地走下鋪著地毯的樓梯，從窗檯邊拿到鑰匙，來到地下儲藏室，找出那支用起來得心應手的博斯牌12號霰彈槍(我相信他選的是這一支)時，瑪麗並未醒來。接著，海明威從地下儲藏室爬出來，經過客廳，朝著樓梯前面鋪著瓷磚的門廊走去，給兩支槍管都裝上子彈，把槍托抵在地板瓷磚上，將兩個槍口頂住前額——我想他並沒有把槍管塞進嘴裏——扣動了兩隻扳機。

我沿著主教大街走過十一個街區，來到小佛羅里達酒吧。革命爆發僅僅一年半，大街小巷似乎變得空曠了不少，與我記憶中20世紀40年代初街頭的車水馬龍大相徑庭。從街對面一家酒館里走出四名蘇聯軍官。他們大聲唱著歌，顯然已經醉了。主教大街上的古巴人——無論身穿白襯衫的小夥子，還是套著短裙的漂亮姑娘——都把臉扭到一邊，彷彿蘇聯人在當街小便。就連街邊的妓|女都對他們敬而遠之。

我感到疑惑。那裡有什麼可把守的？他那數千冊無法帶出古巴的書？他那幾十隻貓？他的步槍、霰彈槍和狩獵紀念品？還是他的小船？我很想知道「比拉」號到哪裡去了。它是依然在柯西瑪靜靜停泊，還是已經被政府強征了？

當然，我並沒有進店。我壓低帽檐裝作望向別處，只有在確認自己的臉被陰影遮蔽https://read.99csw.com時才往店裡瞟了一眼。

最初來自美聯社的報道稱，海明威是在擦槍時走了火而意外身亡的。我一眼就看出這都是胡扯。海明威自從兒時起便自己擦拭步槍和霰彈槍了，從來都沒犯過這樣的錯。但正如不久后新聞報道中所確認的，他把自己的腦袋崩了個稀巴爛。他到底是怎麼做的？現場情況如何？我還記得我和海明威在瞭望山莊唯一的一次互毆，或許那就是他自殺時的樣子吧——當時，海明威把他那支點二五六口徑曼利夏爾步槍的槍托抵在客廳粗糙的地毯上，用槍口對準嘴巴，沖我喊道：「喬，瞄準嘴裏，上頜是頭骨最脆弱的部分。」說完，他就用大腳趾扣動了扳機。撞針發出一聲脆響。他仰起腦袋，微笑著，彷彿在等著我認可他的結論。

是啊，我心想，他當然要自我了斷了。「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但他依然可以與人交流。我想，他選擇的自殺地點和方式，是他所留下的最後一條信息。當然，這信息首先是留給瑪麗女士的，但「收件方」還有埃德加·胡佛、聯邦調查局、戰略情報局(也就是現在的中央情報局)……以及曾於1942年4月底至9月中旬親歷過那些往事的人——海明威在那段時間做過間諜，並與納粹特工、聯邦調查局探員、英國特務、古巴政客和警察鬥智斗勇。還有那西班牙神父、十歲大的特工、德國的U型潛艇……我並不是要吹噓海明威在生命的最後一個早晨想到了我，但若是他留下的信息如我所想——至少，是在以一種暴力的方式宣示，他要終結一場長達幾十年的「遊戲」，而不願繼續在耐心而冷酷的敵人手中受困——那麼或許我已經觸摸到了他在那個早晨的想法，抓住了他繁複思緒中的一絲線索。

不，我不能去瞭望山莊，至少不能在這個炎熱的夏夜去。

海明威最愛坐的高腳凳位於左邊盡頭處，靠牆立著，並沒有人坐。這並不令人驚訝。酒吧現在的所有者——古巴政府——已經發布命令，禁止任何人坐到那裡。他們把它塑成了一處聖壇。高腳凳上方的牆上，有一尊作家半身像，看上去憂鬱、荒謬、不可名狀。我聽說，那是海明威憑藉那則愚蠢的垂釣故事奪得諾貝爾獎之後，他的朋友們為了討好他而贈送的禮品。酒吧里的酒保——不是我熟識的康斯坦特·里瓦拉瓜，而是一位年紀稍輕、戴著黑框眼鏡的中年人——正擦拭著海明威座前的吧台，彷彿在等待著作家隨時從「對岸」回來。

其實，1961年7月的那一天，海明威原本不必在愛達荷州的家中吞槍的。幾天之後，他最後一任妻子關於他意外身亡的報告出爐，事情變得明晰起來。他是用一支霰彈槍自殺的。那是一支雙管12號霰彈槍，不過後期一些報告對此存在異議。海明威的弟弟萊徹斯特後來曾寫道，他的兄長自盡時用的是一支裝著銀色槍管的理查森牌12號霰彈槍。而第一位給海明威寫傳的作者則聲稱那是一支博斯牌雙管12號霰彈槍，是海明威最愛的獵鴿利器。那支槍管銀光燦燦的理查森牌霰彈槍很是漂亮，適合拿出來炫耀，但用來爆頭實在是太過艷俗。九_九_藏_書我記得有一次在「比拉」號上，海明威讀著一份兩個星期前的《紐約時報》，上面提到巴頓將軍佩帶著一對握把上鑲嵌著珍珠的槍。當時海明威笑道：「巴頓要被激怒了，他總是在糾正這些愚蠢透頂的記者。那兩支槍的握把是用象牙製成的。他說過，只有皮條客和老鴇子才會佩帶握把上嵌著珍珠的左輪手槍——我贊同這一點。」所以我想，海明威是不會選擇那支銀色槍管的理查森牌霰彈槍來做自殺這麼嚴肅的事的。

如此治療摧毀了他的記憶力、性|欲和寫作能力，卻未能治愈他的偏執癥狀。在海明威自殺的前一天晚上，他的妻子和朋友們曾帶他去凱徹姆的克里斯蒂亞娜餐館用晚餐。海明威堅持要一個靠牆的座位，並對鄰桌的兩名男子起了疑。他的妻子和朋友喬治·布朗喚來那位名叫蘇西的女招待，拜託她確定那兩個陌生人的身份。蘇西說：「他們或許是從特溫福爾斯來的商人吧。」

幾個月前，曾經有人請海明威為一本慶祝肯尼迪就任美國總統的書寫上一兩句話。徒勞無功地思索了數小時之後，他的精神崩潰了，在主治醫生面前抽泣起來：一位偉大的作家竟然寫不出一個簡單的句子。

聯邦調查局頭目埃德加·胡佛，於1972年5月2日去世，享年七十七歲。正如我之前提到過的，足以裝滿二十三隻文件櫃的檔案，在胡佛死後的一段時間里被「遺失」了。胡佛去世當天，在與尼克鬆總統協商之後，美利堅合眾國司法部長理查德·克林迪恩斯特在自己的辦公室里召見了聯邦調查局局長約翰·摩爾，要求其封閉胡佛的辦公室，不允許任何人接觸那裡的文件。當天剛過午後，摩爾給司法部長大人發來了如下備忘：

在死前的數月間，海明威漸漸開始認為聯邦調查局在監聽他的電話通信，對他採取跟蹤行動，甚至與美國國稅局沆瀣一氣，企圖捏造一場稅務官司以讓他傾家蕩產。雖然還有其他原因，但正是海明威這種「被聯邦調查局迫害」的幻覺，最終促使他的第四任妻子斷定，他已經變成了一個偏執狂和妄想症患者。也正是從那時起，海明威的妻子和朋友們開始把他帶去梅約診所，接受一系列電擊治療。

1961年7月2日早晨發生在愛達荷州凱徹姆的事件……只有歐內斯特·海明威知道那段時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但結果似乎已經足夠明顯了。

小佛羅里達酒吧也被收歸國有了，這一點我是知道的。不過，在這個星期二的傍晚，它卻開門營業了。我聽說，該店自50年代起便配備了空調設施。不過，不知是我的消息來源有誤，還是在革命之後用空調降溫的成本太高，今晚所有百葉窗都打開了。酒吧面朝街道，大敞著門，一如當年海明威和我在此推杯換盞時的樣子。

「哪位作家？」我看了看手錶。晚上八點我還要趕飛機。

「Sic transit hijo de puta.」我用西班牙語默默說道。若是翻譯得文雅一點，這句話大概可以被理解為「這個狗娘養的」。

「他是怎麼死的？」

老侍者點點頭，但他的眼神里依然透著憤怒。我掏出兩比索遞給他，然後把所有行李都丟在門口，徑直走出了酒店大門。

我是在古巴收到噩耗的。這頗有些諷刺意味——自從與海明威共度過一段時光之後，我已有十九年未ｒead.9９cｓｗ•ｃoｍ曾回古巴。更諷刺的是，1961年7月2日是我四十九歲生日。那一天，我與一個油頭粉面的小個子男人混在一起，穿梭于油膩骯髒的小酒館之間，之後依然跟隨那個男人，徹夜驅車奔波。他把車子開到了三百五十公裡外的荒郊野外，就連從聖克拉拉駛向雷梅迪奧斯的裝甲列車都被我們遠遠拋到了身後。接下來的一天一夜，直到與那個小個子談完生意，我一直都待在甘蔗園和棕櫚林間。在去往聖克拉拉的佩拉酒店小酌一杯的路上，我始終都沒聽廣播。那家店裡的收音機播放著悲戚的、近乎哀樂的旋律，可我卻並不以為然，也沒跟任何人交談。直到當天傍晚我返回哈瓦那，從那家鄰近原美國使館(就在幾個月前，也就是1961年1月，卡斯特羅驅逐了美國外交官)的酒店退房時，才終於得知了海明威的死訊。

「這真是太他媽的愚蠢了！」我重複了一遍，「就算你覺得這不蠢，把『槍管』塞進嘴裏這種事兒也只有變態才會去干。」

我現在知道了，在那之前的五年間，這兩名男子時常會到凱徹姆來，挨家挨戶推銷百科全書。他們的確是聯邦調查局特工，隸屬比林斯辦事處。1961年7月1日星期六晚上出現在克里斯蒂亞娜餐廳的另外兩個人也一樣。他們的確在跟蹤海明威，他們的確在監聽他的電話。海明威的房子里被安裝了竊聽器，但汽車裡沒有。1960年初冬以及1961年春天，其他聯邦調查局特工也曾跟蹤過海明威。當時的海明威正乘坐私人飛機，前往明尼蘇達州的羅切斯特市接受電擊治療。1960年11月，在「餐廳妄想事件」發生兩個星期之後，海明威首次飛赴羅切斯特。就在那架載著海明威和他主治醫生的「派珀·科曼奇」飛機著陸後幾分鐘，聯邦調查局特工們乘坐的私人飛機也落了地。不過，四名隸屬羅切斯特辦事處的特工，這時候已經跟上了海明威一行人。他們開著兩輛沒有聯邦調查局標記的雪佛蘭轎車，一前一後、不遠不近地「護送」著海明威和薩維爾斯醫生乘坐的車子進了城。

當晚，我便乘飛機離開了哈瓦那。與海明威辭世的細節相比，我更關注自己對雷梅迪奧斯以南偽裝營區的探訪有何意義。但是，在接下來的數周、數月乃至數年裡，有關這位隱士之死的細節，卻成了我揮之不去的夢魘。

1961年7月2日，在愛達荷州的新居里，他終於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那套房子周圍風光宜人，上可觀群峰幽谷，下可覽潺潺河溪，山澗對面更是他諸多亡友的安息之所。然而我料想，即便他還活著，這些也已毫無意義了。

「不，」海明威說道，「他們是聯邦調查局的人。」

「那位作家死了。」老頭兒長滿青灰色胡茬的瘦削麵頰顫抖著。

我的第一反應是找到那輛我一直使用的汽車——它被我丟在哈瓦那老城外的一條街道旁——駕駛它趕去僅十二英里外的瞭望山莊。但我意識到這並不是一個好主意。我必須儘快趕到機場，離開這個國家，而不是像個遊客一樣到處閑逛。更何況，山莊已被革命軍政府沒收充公，現在正有士兵把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