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倉使節團是在公元1871年12月23日正式出發的，因為種種不確定的因素，最終日程比原計劃略長，直到1873年9月13日，他們才乘坐美國郵船黃金時代號返回橫濱港。然而詭異的是，作為副使的大久保利通和木戶孝允卻乘坐他船，匆匆忙忙提前一個月返回了國內——據說，他們是回來「滅火」的……

我們知道，當年豐臣秀吉曾經侵略過朝鮮，最終鎩羽而歸，這一狂妄思想在二百多年後的明治政府中卻又突然間死灰復燃了。日本是個島國，疆域狹小、資源不足，想要與列強並列進而相爭，在當時的思潮看來，必須學習列強開闢海外殖民地不可——這殖民地么，日本人當然首先就想到了朝鮮半島。

大久保利通等人並不反對「征韓論」，但堅決反對在國力尚不充足、列強虎視眈眈的前提下，悍然發動侵朝戰爭。一聽說留守政府如此妄行，他們立刻慌了神兒，因此大久保和木戶兩名副使才提前趕回國內，加以阻止——咱們說好的呀，得等使節團歸國之後，再共商預定安排之外的國家大事。

《五條誓文》的內容為：一，廣興會議，萬機決于公論；二，上下一心，以盛行經綸；三，公武一途，乃及於庶民，使各遂其志，勿使人心倦怠；四，破除舊來的陋習，秉持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識於世界，以大振皇基。

如前所述，三菱財閥的創始人岩崎彌太郎本為土佐藩士，而川崎財閥的創始人川崎正藏則是薩摩藩士，他們在政府中友朋無數，本來就是官商勾結的典型，如今再把國營企業賣給他們，就如同以倉糧餵飽碩鼠一般。由此財閥日益壯大，對政府的影響力也日益增強。

日本的政治架構仍然是封建分封制，群藩林立，戰爭結束后，新政府仍然以土地作為獎懲手段。比方說，賞賜島津久光父子、毛利敬親父子各「永世祿」十萬石，賞賜山內容堂父子「永世祿」四萬石、松平慶永父子一萬石等等。

此外，大藏卿大隈重信和工部卿伊藤博文，雖然一出佐賀，一出長州，不是薩摩人，卻跟大久保走得很近，諸事皆仰承大久保的旨意，可以說跟川路利良併為內務卿大人的忠犬。據說左大臣、名位還在岩倉具視之上的島津久光因為反對洋化運動，曾經上書政府，要求撤換大久保的職務。久光乃大久保的故主，主公站出來說話了，大久保不安於位，當即打算辭職。結果大隈重信跳出來高呼：「今時不同往日，如今您已是朝廷之臣，焉能因為一名舊藩主的要求便輕率去職呢？」於是乎大久保繼續當他的內務卿，島津久光倒被迫黯然辭職，回薩摩養老去了。

這便是侵略者的可恥下場！

不過因為「入夥」比較晚，而且此前佐賀藩一直埋頭搞生產，很少摻和京都的亂局，所以議定和參与都沒能混上。等到戰爭爆發以後，佐賀藩兵自然成為新政府軍的中堅力量，於是佐賀藩臣們亦都水漲船高，得以陸續擠入新政府中樞。前面所說的那兩名佐賀重臣，一位是軍務官判事（國防部參謀）大木喬任，另一位是東征大總督府監軍江藤新平，他們提出「東西兩都」的建議，即仍然保留京都的國家首都地位，但同時設置江戶為陪都——日本的土地那麼狹長，關東地區又長期在德川氏統治之下，短期內很難徹底穩固，在江戶設個陪都很有必要啊。

從明治時代直到二戰以前，居於日本商界頂峰的財閥也有三家，除了住友和三井得以維持威名不墮外，還要加上一個三菱（也有四大財閥的說法，即再加上安田財閥）。三菱起步比較晚，創建人乃是土佐藩士岩崎彌太郎，曾經進入過吉田東洋開設的少林塾學習，后被后藤象二郎看中，命其負責土佐藩的對外貿易工作——據說他還曾經受藩命進入龜山社中做過經理。戊辰戰爭以後，彌太郎創設三菱商會，在政府的支持和保護下，得以壟斷了日本的海運業，並且逐漸將觸手伸入造船、礦產、鐵道、貿易等領域，飛速成長起來。

到了明治九年（公元1876年），一年內又連續爆發了「神風連之亂」、「秋月之亂」和「萩之亂」，都是舊武士階層對新政府掀起的叛亂。「神風連之亂」的首謀乃是舊肥后藩士太田黑伴雄、加屋霽堅等人，他們組建了一個政黨叫「敬神黨」，反對者蔑稱為「神風連」，他們的訴求是反對「廢刀令」；「秋月之亂」乃是舊秋月藩士宮崎車之助等人呼應敬神黨所掀起的叛亂。最後這股歪風甚至刮到了長州，曾一度接替大村益次郎就任兵部大輔的前原一誠，因為反對「農兵論」而與木戶孝允嚴重對立，辭職返鄉后，煽動長州舊士族，掀起了「萩之亂」。

明治前期的日本，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國家呢？首先我們必須看到，那是一個生機勃勃、樂觀向上的從傳統農業社會快速轉向近代工業社會的半封建半資本主義國家。其次，就表面上來看，日本的轉型頗為成功，短短三十年的時間便能躋身世界二流強國之列，並且擊敗了中國和沙俄這兩個老大帝國。然而就骨子裡而言，日本的封建殘餘是非常濃厚的，上迄皇室、政府，下到公私企業，莫不滲透著頑固的家天下的概念。

所以戰爭一結束，改革軍事制度就必須提上議事日程來了。明治二年（公元1869年）六月，召開了「兵制會議」，商討組建國防軍的問題，薩、長兩派各執一端，在會上幾乎大打出手。

明治四年（1871年）年底，日本政府派出了一支規模龐大的使節團，乘坐美國蒸汽郵輪阿美利加號，開始了漫長的訪問和考察之旅。按照計劃，使節團首先要橫渡太平洋前往美國，停留約八個月後，再渡過大西洋前往歐洲，在英國待四個月，在法國待兩個月，在比利時、荷蘭、德國待三周，在俄國待兩周，此外還要途徑奧地利、瑞士、義大利等國，並在維也納參觀萬國博覽會，其後經蘇伊士運河返回亞洲，繼續訪問列強在亞洲的各殖民地，最後從香港經上海返回國內。

這種政府架構，說白了就是一鍋和洋結合、古今混用的大雜燴，與此同時，還有一鍋更大的雜拌開始燴制。

要說警視局，舊幕府時期當然沒有現代意義上的警察一說，「新選組」也好、「新征組」也罷，都是臨時編組起來以維持京都、江戶治安的，不入國家（幕府）正式編製，只算是臨時工。明治政府建立以後，開始學習西方創建警察部隊，起初叫「邏卒」。明治五年（1872年），薩摩出身的川路利良前赴歐洲考察警察制度，回來以後就創設了警視局，歸屬內務省統轄。

這一事件，史稱「西鄉大暴走」。且說西鄉從道侵入台灣以後，遭到原住民的頑強抵抗，加上感染熱病，士卒死傷枕藉，然而日本政府卻不但不予制裁，反而在事後承認了這一行動的合法性。軍事上的冒險先行和政治上的事後追認，軍方完全牽著政府的鼻子走，這就成了日後軍國主義形態和軍閥勢力產生的濫觴。

不是「大政奉還」了嗎？不是「王政復古」了嗎？新政府不新政府的，只是一個虛名而已，這天下難道不應該復歸到幕藩體制之前的形態嗎？公卿們紛紛彈冠相慶，覺得終於該到咱們露臉的時候啦。

當然啦，薩長藩閥既有鬥爭，更有勾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早便融合成了一個整體——陸軍中並非全是長州人，海軍中也並非只有薩摩人。比方說陸軍重鎮大山岩，曾先後擔任過陸軍卿和前七屆政府的陸軍大臣，他就不是長州人，而是薩摩志士，是大久保和西鄉所創建的「精忠組」的重要成員，「寺田屋事件」中還差點兒就被島津久光派去的人給砍死了。

首先說政府組織，大久保利通雖然遇刺身亡，其獨裁政權就此分崩瓦解，但「有司專制」卻並未終結，西南各強藩尤其是薩摩、長州出身的新官僚們獨佔了政府和陸海軍要職，逐漸形成了所謂的「藩閥政治」——西方則稱之為「明治寡頭制」。

與「廢藩置縣」幾乎同時完成的，還有軍事制度的改革。就理論上而言，新政府必須掌控全國最為強大的武裝力量，就如同昔日幕府擁有「旗本八萬騎」一般，如此才能穩定局勢，避免地方割據和作亂。可是新政府本身就是西南強藩和朝廷公卿開場小會拼湊出來的，根本沒有一兵一卒可用啊，戊辰戰爭中用來征討德川氏、奧羽越列藩同盟，以及蝦夷共和國的，其實都是各藩聯合軍而已。

明治政府創立之初，基於「殖產興業」的口號，大辦國營企業，但在如此官商勾結、內外漁利的背景下，再加上財力和經驗的不足，國營企業連年虧損，逐漸走向沒落。因而從明治十三年（公元1880年）起，政府壓縮財政支出，被迫大肆「處理」國營企業和扶持私人企業。這些處理貨價格極其低廉，幾乎等於白送，比方說投資62萬日元的長崎造船所9.1萬日元就賣給了三菱，投資59萬日元的兵庫造船局5.9萬日元就賣給了川崎。

可是該怎麼文明開化呢？穿洋裝、學洋文，甚至吃洋餐（古代日本人因為篤信佛教，絕大多數都是不吃禽畜肉的，貴族也只吃點兒海產補充蛋白質，維新后卻開始大肆吃肉尤其是牛肉，以為只要多吃牛肉，就能長得跟西洋人一般壯實），明顯是不夠的。然後又該怎麼「殖產興業」呢？掌控新政府的多為各強藩的藩士，行動力無與倫比，理論基礎卻不牢固。於是大傢伙兒一商量，咱得先走出國門，去西洋各國考察一番，才能把先進經驗搬回日本來啊。

一開始「藩兵論」佔據了上風，業已遷都東京的新政府首先徵召屯駐在京都附近的薩摩、長州、土佐三藩兵馬東下，改組為第一支國防軍。好在很快風向就變了，新政府的架構做了大範圍改組，七月確定了「二官六省制」，六省中的兵部長官為兵部卿，由仁和寺宮嘉彰親王擔任，其實只是一個擺著好看的樣子貨，實權都落在了新任兵部大輔，同時也是「農兵論」的急先鋒大村益次郎手中。

戊辰戰爭開始於慶應四年（公元1868年）一月二日，也即公曆的1月26日，當晚，幕府方兩艘軍艦悍然炮擊停泊在兵庫沖的薩摩軍艦，掀開了大戰的序幕，然後如前章所述，翌日午後，「鳥羽·伏見之戰」打響。戰爭一直延續到明治二年（公元1869年）的五月十八日（公曆6月27日），土方歲山戰死，榎本武揚代表蝦夷政府正式向新政府軍遞交降表，也即「箱館戰爭」的終結。前後長達一年零五個月的時間。

從維新功臣，直到政府叛賊，西鄉的坎坷經歷足以使後人抉一把同情之淚吧——直到今天，舊士族的後裔仍然對這位失敗的，曾經站在革新前列，又曾經想開歷史倒車的傢伙格外崇敬，甚至稱他為「庶民的英雄」。確實，大久保利通所掌控的獨裁政府絕不是人民的救星，然而隆盛發動叛亂的目的又怎會是為了拯救普通民眾呢？

我們知道，長州兵的品流非常複雜，作為藩兵主體的「選鋒隊」早就不堪使用了，後來參与四境戰爭和戊辰戰爭的兵馬，大多來源於高杉晉作登高一呼所組建的以「奇兵隊」為首的諸隊，其中商人、町民和農夫佔據了絕大多數。所以長州人據此經驗，認為應當不論出身、門第，採取普遍的徵兵制度。而薩摩軍的主體仍然是舊武士階層，故此薩摩藩的大久保利通和西鄉隆盛等人自然反對普遍徵兵制，認為只要把諸藩兵馬收歸國有，直接改組為國家軍隊，那不是既省力又省錢的事情嗎？

然而這時候的日本，仍然還只是個傳統的封建國家，政府總裁由親王擔任暫且不論，議定的成員皆為朝臣和藩主，參与的成員亦為公卿與各強藩的藩臣，其間沒有任何一位代表新階級的利益——當然啦，這時候也還沒有完整的資產階級一說，遑論其代表人物了。

留守政府的首腦，自然便是太政大臣（政府總理）三條實美，不過三條的學問和見識都很有限，他這個總理半虛半實，政府權力主要還是掌握在那些過去的強藩藩臣手中，包括薩摩的西鄉隆盛、長州的井上馨、土佐的板垣退助，以及佐賀的大隈重信、江藤新平、大木喬任等等。

於是增補大久保利通、副島種臣、伊藤博文、勝海舟和寺島宗則為參議。不久以後，大久保利通在八省（六省再加司法、文部二省）外，建議增設內務省，打算把鐵路、通信等其餘部門不管的事兒全給挑起來，大久保本人則以參議的身份兼任了初代內務卿。

就此經過大約半年的準備，當年六月，新政府正式宣布廢除分封制度，從此將各藩藩主與直轄領地的地方長官同等對待，改稱為「藩知事」。

明治四年（公元1871年），一艘琉球船隻遭遇風浪，漂流到了台灣，結果有五十四名船員被土著殺害，日本政府聞訊，趕緊徹底吞併了琉球國，把琉球國王尚泰改為華族身份，然後即以琉球人為日本國民，日本國民遭到殘殺為借口，悍然發動了對台灣島的侵略戰爭。這次戰爭的總指揮官便是西鄉從道，所掛頭銜為「台灣蕃地事務局都督」。

岩倉具視、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等，都是明治新政府的股肱之臣，他們出國考察，一去就是一年半的時光，當然不可能就此把國事全都撂下啦，而必須有人填補空缺，肩負起維持政府、守護國家的重任來。

前文已述，兩年後西鄉隆盛等人下野，但西鄉從道卻留在了政府當中，並於西南戰爭的時候升任陸軍卿，留守後方。當了多年陸軍大員以後，他又突然轉入海軍，成為內閣制確立后最初的海軍大臣，無數薩摩志士及他們的後裔因為他的關照而充入日本海軍，使得海軍很快便成了薩摩藩閥的基本盤。

但也正是他們所鼓吹的自由民權運動，終於迫使日本政府在明治二十三年（公元1890年）開設了帝國議會，算是向新時代又多少邁進了一步。

作為藩閥一員的大隈，為什麼如此「大公無私」地挖自家牆角呢？其實原因很簡單，原本的「薩長土肥」四強藩聯合體制，因為新政府成立后的分贓不均已經逐漸瓦解了，土肥的勢力日益小弱，薩長並大而難以制約，所以出身肥前佐賀藩的大隈重信才會將矛頭直接指向藩閥政治。

其中有栖川宮的始祖乃是織豐時代的后陽成天皇之子好仁親王，傳至幕末，出了個有栖川宮熾仁親王。這位親王幼名歡宮，據說和孝明天皇的異母妹妹和宮親子內親王少小定親，誰料後來「和宮降嫁」，未婚妻一轉眼就變成了江戶幕府的御台所。或許正因為此事，熾仁親王成為了皇族中一面堅決倒幕的旗幟——不過說來也有趣，親王在維新后不久結了婚，新娘竟然是朝敵德川慶喜之妹貞子……

然而這仍然是個過渡，既然要開國，要「文明開化」，要與西方列強平等建交，那麼人家搞的「三權分立」那一套，就不能不好好學上一學嘍。很快，原有的三職（總裁已撤，其實只剩下了二職）便轉化為「議政官」，掌握立法權，由兩名輔相（副總裁）加上原本的議定組成上院，原本的參与（主要為各藩藩士）則組成下院；刑法局獨立出來，成為「司法官」，掌握司法權；除總裁、刑法二局外的其餘六局合併為行政、神祇、會計、軍務、外國五個官廳，作為「行政官」掌握行政權——兩名輔相同時兼任行政長官。

川路的名言是：「一國乃一家，政府乃父母，人民乃子女，警察乃其保姆。」他立志要把日本建設成一個「警察國家」。他在為大久保維持治安、控制輿論，打壓反對勢力上，可以說是居功甚偉。

有一句俗話叫：「長州的陸軍，薩摩的海軍。」這是指薩長藩閥首先分掌了軍權，繼而這軍權又自成體系，成為藩閥的繼承人。當然啦，這是由明治政府在建立之初即蘊含著強大的對外侵略意向所決定的。

然而作為日本從傳統的封建社會邁入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明治維新」，卻並不能與戊辰戰爭畫上等號，不是說戰事一息，ｈtｔpｓ://ｒead.９９ｃｓｗ•cｏm立刻除舊布新，日本社會瞬間來個大飛躍。戊辰戰爭只是明治維新的第二步而已。

大久保等人認為，以如今的日朝關係來看，西鄉航渡前往，很可能遭到朝方的殺害，到那時候欲不開戰而不可得矣——所以，你絕對不準去！最後岩倉具視遞交到明治天皇面前請求聖裁的，並非是否侵韓的討論，而是使韓議案和延期使韓議案；西鄉等人的下野，也並非惱怒無法侵朝，而是怨恨岩倉狡猾而強硬的政治手段。

在新政府內部，最初總裁、議定、參与三職的設置，職權很不明晰，其實只類似於過渡時期的政府籌備會議而已。於是到了明治二年（公元1869年）一月，首先在三職下設置了神祇、內國、外國、海陸軍、會計、刑法和制度七個科室，統稱「三職七科」。明治三年（公元1870年）二月，改科為局（其中海陸軍科改稱軍防事務局），並且增加一個總裁局，統稱「三職八局」。所謂總裁局，就是輔佐政府總裁處理政務的機構，我們知道，熾仁親王這個總裁的頭銜本來就是虛的，而且不久后總裁一職即被廢止，所以政府的真正首腦，就此變成了總裁局的兩名副總裁——議定岩倉具視和三條實美。這可以說是日本國的第一屆政府班子。

不僅如此，新憲法的基本架構是按照伊藤博文的主張，以1871年德意志帝國憲法為模本制定的，說白了，是一份二元君主立憲制的宣言，天皇仍然保有相當大的實權，政府由天皇而非議會任命，同時也向天皇而非議會負責。

當兵打仗，還得靠武士啊，那些老百姓哪有絲毫作戰技能？要訓練他們守紀律，更不知道需要花費多少時間和精力，又何必多此一舉呢？

真正的改革，可以說即從這並不掛著遷都名義的遷都開始。

大久保利通和西鄉隆盛本為摯友，聞訊匆忙派遣海軍大輔川村純義和內務少卿林友幸前往鹿兒島解釋，然而卻無法得到學員們的諒解。最終，西鄉隆盛還是被脅迫著豎起了反旗——是為明治十年（公元1877年）二月間事，史稱「西南戰爭」。

但是這些藩閥在與岩倉具視等守舊勢力的鬥爭中，更主要是在內鬥的過程中，被迫向傳統的封建制妥協，哄抬明治天皇出來掌握大權，於是天皇身邊除宮內省外，逐漸又增添了樞密院和參謀本部（後來分化為陸軍參謀本部和海軍軍令部），幾乎形成一個獨立的小政府機構，最終掉過頭來又奪取了政府的權柄。日本近代史上繼藩閥、財閥后第三個怪胎因此成型，那就是——軍閥。

大久保本來就是島津久光的寵臣，薩摩藩維新志士的領袖，論聲望、地位，能夠與其相拮抗的，只有同藩的西鄉隆盛，以及長州的木戶孝允等寥寥數人而已。西鄉在明治六年的政變中下了台，然後翌年因為反對向台灣用兵，木戶也憤而辭職了。於是大久保一家獨大，手裡攥著內務省和警視局，還有大藏省和工部省為左右臂膀，建立起了所謂的「大久保獨裁政府」。

三條這一倒，按照規定，右大臣岩倉具視遂得以進位，代掌太政大臣的職權。岩倉乃是堅定的反對出兵派，於是在他的主持下，會議開始一邊倒，最終通過請求明治天皇聖裁的方式，阻止了這場無謀的妄動。所造成的結果，就是政府分裂，西鄉隆盛、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江藤新平、副島種臣等五名參議憤而辭職下野——史稱「明治六年的政變」。

第三步，在岩倉具視、大久保利通等人的謀劃下，陸續脅迫藩知事上書新政府，請求乾脆「廢藩」算了——不僅名義上，而且實質上把藩的土地納歸政府統一管理。於是到了明治四年（公元1871年）七月，政府最終用贖買的方式和承擔各藩債務為承諾，徹底廢除了分封制度，全國統一設定都、道、府、縣的行政區劃——即東京都，北海道，大坂、京都兩府及四十三個縣。史稱「廢藩置縣」。

各藩重臣首先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雖然以薩、長為首的各藩之間仍然存在著激烈的現實矛盾和濃厚的競爭意識，但其基礎逐漸地更多來自於藩臣團體而非藩本身，說白了，他們不再認為本藩的利益可以凌駕于全日本利益之上——除非藩政府能搖身一變成為國家政府，但那根本就不現實，即便德川宗家都不可能單獨統治日本，遑論西南強藩之一呢？

大村的改革觸到了舊武士階層的神經，九月四日，他突然遭到數名舊武士的襲擊，身負重傷，終於藥石罔救，一命嗚呼了。

這些叛亂延續時間都不長，參与者不過百余，最多數百人而已，陸續被政府軍鎮壓下去了。可是政府為此也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於是大警視川路利良就派遣部下秘密潛入西鄉隆盛的私學校，去偵察西鄉的動向。這時候私學校中包括落魄武士，以及因仰慕西鄉而主動辭職來附的政府官員、軍人、警察，已經聚集了一千多人，這一千多人倘若鬧起事來，麻煩可就大了呀。

所以真正的維新，要等戰爭結束后才開始。

在此種前提下，這些要員「下克上」，明為勸說實為威逼他們的主家向朝廷「奉還版籍」，試圖終結舊有的分封制，那也便順理成章了吧。

這就是「藩兵論」和「農兵論」的大論爭——其實關鍵問題不在於軍事，而在於政治，「農兵論」是要從根本上挖斷武士階層存在的根基，這是西鄉隆盛等人所無法接受的。

可是派遣使者前往朝鮮，卻被朝鮮人一口回絕了。當時朝鮮的李氏王朝，權柄都掌握在國王之父、興宣大院君李昰應手中，這位李昰應乃是頑固的守舊派和事大派（依靠中國，故名事大），不但拒絕開國和與日本結盟，反倒因為日本的西化而大感厭惡，兩國關係就此日益緊張，終於在留守政府執政時期達到頂峰。以西鄉隆盛為首的留守政府一怒之下，決定立刻發兵朝鮮。

二月二十二日，陸續集結在西鄉周圍的叛軍已經達到一萬多人，北上攻打政府在北九州的屯兵所——熊本鎮台。熊本鎮台只有三千多兵馬，但仗著裝備精良、設施牢固，一連多次打退了叛軍的進攻。不久后，山縣有朋和川村純義統率五千政府軍經海路前來救援，先後在高瀨和田原坂兩戰中擊敗叛軍，四月十四日順利解除了熊本之圍。

不過在戰事終結之前，新政府就開始了一項巨大工程，那就是——遷都。為什麼要遷都呢？因為新政府的實權都握在那些參与，也即各強藩重臣，以及下級公卿岩倉具視等人手中，但參与們頭上除了個空頭的親王總裁外，還頂著一大堆議定呢。議定中的舊藩主們還則罷了，那些公卿卻都蠢蠢欲動，想要把權力重新掌握到朝廷手中。

在大久保利通的獨裁統治下，日本全面而快速地向近代社會轉化，其目標是把日本建成為第二個德意志。他的統治在日本歷史上被稱為「有司專制」，也即由特定的藩閥政治家掌握國家要害部門，實際操控國政，使得立法機關形同虛設。對此表示出強烈不滿的大有人在，首先旗幟鮮明上書朝廷，要求改弦更張的，便是前任參議板垣退助和后藤象二郎。

這次政府分裂，其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因西鄉隆盛、江藤新平之下野而最終引發了「西南戰爭」，因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的下野，逐步催生出了所謂的「自由民權運動」。

近代國家的憲法，理論上應當由立法機關來制定，然而近代日本的第一部憲法——《明治憲法》——卻根本不關議會之事，卻是由伊藤博文、井上毅、伊東巳代治等人關起門來秘密草擬的，然後也不交給議會審議，而直接提交到了明治天皇面前。

隨著國政的改革，日本社會逐漸轉型，新生事物是如同雨後春筍一般層出不窮啊，於是出現一個，抓住一個，內務省很快便膨脹起來，成為日本最重要的政府部門。因而內務省可不是「不管部」，在二戰之前，它被稱為「官廳中的官廳」、「官僚勢力的總本山」，或者「官僚的本據」；內務卿大久保利通也不是「不管部長」，而很快變成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日本第一官僚，甚至是獨裁者。

日本天皇雖然算不上什麼「萬世一系」，但從奈良時代以來，倒也都勉強出自同一家族，自然留下了大批的「龍子龍孫」，部分降為臣格，也有一小部分受封世襲親王。這種世襲親王共有四家，即伏見宮、桂宮、有栖川宮和閑院宮。

據說，這其實也是一樁烏龍事件，密探所招供的本意是「視察」（偵察）西鄉，發音為「しさつ」，恰與刺殺相同。不過在新政府的高壓政策和對私學校的懷疑，以及私學校本身強烈的反政府傾向來看，即便沒有這一事件，爆發叛亂也是遲早的事情吧。

雖然並沒有怎麼直接指揮過作戰，終究立此大功，戰後即被授予日本近代史上第二位陸軍大將的軍銜（第一位是西鄉隆盛）。熾仁就此開始正式踏入軍事領域，擔任過陸軍參謀本部長（后改稱參謀總長）——他可謂是明治時代聲望和權勢都最為烜赫的一位親王了。

那也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原本高高在上的那些公卿、諸侯，要讓他們跟普通武士甚至平民百姓平起平坐，他們非當場掀起反旗不可。所以真正達成平等的，只能說是「士」的中下層，和另三等的「農工商」。

不過總體而言，獎得不多，罰得也不多，絕大多數諸侯都獲得了「所領安堵」的承諾，跟當初「關原合戰」后德川家康搞的那一套絕不可同日而語。朝廷本來就沒多少土地，這回新政府順利吃下的也大多為舊幕府天領，就表面形態來看，跟江戶幕府換成「京都幕府」沒多大區別——換言之，封建體制基本不變。

最後說說邦家親王第九子滿宮，也就是那位曾經當過「東武皇帝」的輪王寺宮公現法親王，會津戰爭結束后，他被勒令蟄居，可事實上才關了一年禁閉即獲赦免，並且繼承過世的十三弟北白川宮智成親王的家業，成為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甲午戰爭后，清朝被迫割讓台灣給日本，能久親王被任命為台灣征討近衛師團長，隨即病逝——據說是得了瘧疾，死在台南，可是墓志銘上卻寫著死在東京，這事兒可有點奇怪。

等到「大江戶無血開城」以後，大久保等人就又動心眼兒，打算奉著天皇遷都江戶——江戶是兩百多年來實際上的日本首都九_九_藏_書，其繁華程度遠非京都、大坂可比，兼之並未遭受太大的戰火，城建設施還保留得很完善，若能遷都江戶，則既可以順利鎮定舊幕府的中心統治區域，又距離京都更為遙遠，何樂而不為呢？

參議本為日本古職，屬於「令外官」。根據養老律令規定，最高政府機關為太政官，主官太政大臣、副官左右大臣，再往下還有大少納言、左右大弁等等。不在律令規定之內的，歷代逐次增加的官職，則稱為「令外官」，比方說在左右大臣外新設內大臣，在大少納言之間新設中納言，以及咱們耳熟能詳的攝政、關白等等。至於參議一職，始創于大寶二年（公元702年），允許部分四位以上廷臣掛此頭銜，參与大臣們的會議，共商朝政。到了明治二年（公元1869年）確定二官六省制以後，參議遂與太政大臣、左右內大臣等古老官名同時復活了，那些大臣的頭銜，主要用來封賜舊公卿和舊藩主，參議頭銜則全都落到了各藩重臣，即所謂的「維新功臣」手中。

這叫「維新」嗎？新在何處？

且說維新之初，志士們打出過「四民平等」的旗號，也就是說要打破舊日「士農工商」的身份界限，達成人人平等的目的。當然啦，真正意義上的平等只是空想，可是新政府成立之後，真的在名義上廢除了不同階層的身份差別了嗎？

台灣史學研究者黃榮洛先生翻閱大量文獻后，基本確定了能久親王的死因：他是在新竹中了黑旗軍或義兵的土炮，當場咽了氣。當時所謂的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害怕動搖軍心，秘不發喪，請求其弟伏見宮貞愛親王當哥哥的替身，繼續率領軍隊南下。然而貞愛親王卻在嘉義遭到義兵的伏擊，被長柄采檳榔的鐮刀割傷了脖子，躺在擔架上給抬到台南。如此一來，消息隱瞞不下去了，只好對外宣稱說能久親王因病去世。

出兵朝鮮的鼓噪，好不容易才被大久保等人給按了下來，一拖就是一個多月，終於等到了岩倉使節團的歸國。於是出訪者和留守者再次坐在一起開會，雙方爭論不休，導致贊同出兵的大隈、大木和反對出兵的大久保、木戶都以辭職相要挾，總理三條實美氣得大病一場，差點兒要了老命。

戊辰戰爭的時候，熾仁就任新政府總裁和東征大總督，雖然實際事務都是維新功臣在操作，倒也不能忽視他的影響力和領導之功。總裁一職撤銷后，他又先後擔任過兵部卿和福岡縣知事、元老院議官（貴族院議長），「西南戰爭」的時候掛銜「鹿兒島縣逆徒征討總督」，繼續做旗幟。

大隈主張明治十四年（公元1881年）三月即公布憲法，明治十五年末舉行選舉，明治十六年初召開國會，並且確定政體為英國式的政黨內閣制。先不提時間表開列得實在太過匆促，直接仿效英國的虛君制度，即等於基本上消除了天皇對政府的影響力，這是很難被那些出身舊藩士、舊公卿的重臣們所接受的。而賦予國會莫大權力、採取政黨內閣制，等於徹底終結「有司專制」，這更是藩閥們所徹底難以容忍的。

大村雖死，但他的改革措施卻在長州諸人的努力下得以延續下去，再加上「廢藩置縣」的完成——藩都沒有了，遑論藩兵呢？最終在繼任兵部大輔的山縣有朋的策劃下，明治四年（公元1871年）十一月，明治政府下達「徵兵告諭」，翌年一月正式頒布「徵兵令」，不問出身、門第，開始了普遍徵兵。

明治二十二年（公元1889年）二月十一日，明治天皇正式以「御賜」的形式頒布了第一部《大日本帝國憲法》，憲法中規定天皇的權柄甚至要超過德、奧皇帝，包括：「天皇為國家元首，總攬統治權，並依憲法之規條而行使之」；天皇擁有「統率海陸軍」、「宣戰、講和及締結條約」的權力；天皇可以「任免文武官吏」、「召集帝國議會令其開會、閉會、休會甚至解散眾議院的權力」等等。

而且這些各藩重臣，通過戊辰戰爭逐漸掌握了新政府的實權，尤其是軍事統轄權，使得他們可以獨立於舊的諸侯體制之外，對於本藩藩主仍然維繫著感情上的牽絆和禮節上的敬意，卻逐漸擺脫了傳統的封建義務。權力從江戶幕府轉移到明治新政府，首先是從德川宗家轉移至西南強藩，繼而從西南強藩的藩主手上，轉移到了大久保利通、桂小五郎等藩臣出身的新政府要員手中。

然後天皇之下，並不是議會，議會權力非常之小。議會分上（貴族院）、下（眾議院）兩院，其中眾議院不僅僅天皇，甚至就連政府瞧著它不順眼了，都可以下令解散，擺明了只是一張標榜「萬機決于公議」的遮羞布而已。

這票人本身聲望就高，根基就厚，再加上裹脅了民意，即便大久保利通也拿他們沒轍，此後歷屆政府，更是只能招安了事，請他們以個人身份入閣參政。板垣退助和后藤象二郎等人當即吞下香餌，解散在野黨，歡欣鼓舞地就去上任了。可是到了任上一瞧，政府給自己的只是空頭銜，而毫無實權，一怒之下，再度下野，重組政黨，繼續高呼反對口號。

在明治維新之前，可以說「日本」在更大範圍內只代表了一個地區而非一個完整的國家，幕府對外交往（朝廷都不擁有這一權力）固然打著日本國的旗號，但對於廣大武士和百姓來說，他們首先想到的是我乃德川之臣、乃薩摩之人、乃長州之人等等，而並沒有身為日本人的自覺。這種自覺要到戊辰戰爭的諸藩聯合中才逐漸深入人心，有識之士莫不呼籲一個完整的近代化的國家政權之誕生。

然而如同西鄉隆盛一般雖然憐憫舊武士境況，卻又深知社會大勢一去不返者，實在寥寥無幾，在位者根本不關心普通武士的死活，在野者則妄圖訴諸武力來開歷史的倒車。且說江藤新平在辭任參議以後，返回故鄉佐賀，仿效板垣退助等人組建了一個「征韓黨」，要求改善舊武士的待遇，把他們組織起來向朝鮮進軍。前秋田縣權令島義勇也幾乎同時組建了「憂國黨」，主張復歸傳統的封建制度，反對一切洋化舉措。

有趣的是，根據臨行前留下來的五名正副使節合影照來看，四名副使全都剃了短髮，一身的洋裝，手捧高筒禮帽，只有正使岩倉具視仍然身著傳統和服，梳著髮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據說，刺客乃是石川縣舊士族島田一郎、長連豪、杉本乙菊等人，他們在「斬奸狀」中陳述自己刺殺大久保的理由，主要包括漠視國會和憲法，壓制民權；排斥維新志士，引發國家內亂；與外國簽訂新的條約，使國威掃地等等。

如前所述，幕末時代的主流思潮，首先是「開國」和「攘夷」的對抗，但逐漸地，攘夷派的中堅力量認識到不開國便無以攘夷——延續鎖國政策固然是自蹈死路，打算先把洋人全都趕出去，咱們再自情自願而不是被迫地開港通商，那也不現實——同時又認識到在腐朽的江戶幕府統治下，日本永遠也別想真的邁入近代化社會，得以跟列強平等建交，所以才引發了戊辰戰爭，徹底推翻幕府的統治。

這兩個政治傾向截然不同的政黨，因為對新政府同樣的敵視和憎恨，最終走到了一起，集結兵馬，掀起反旗——是為明治七年（公元1874年）的「佐賀之亂」。他們還派人前往鹿兒島，請求西鄉隆盛起兵策應，但被隆盛婉言謝絕了。新政府聞報，立刻派遣兵馬，毫不留情地加以鎮壓，僅僅一個月的時間，叛亂即被敉平。島義勇妄圖逃往鹿兒島向島津久光申訴，途中遭到逮捕，隨即被處決。江藤新平則是被大久保利通設置臨時裁判所，進行秘密審訊后，不顧朝野一致的求赦呼聲，下令處死了。

順便一提，隨著舊公卿、藩主的勢力日蹙，木戶孝允和伊藤博文等人遂建議擴大華族的範圍，也即特別賜予維新功臣們華族的身份，並授以爵位——故此貴族院和政府相同，都一併落入了藩閥的手中。

江戶時代日本最大的財閥為鴻池財閥，鴻池家本是攝津國川邊郡鴻池村的清酒釀造商，後來進入大坂，轉業為兩替商（金融交易和借貸商）。明治維新的時候，鴻池家已經傳到了第十代鴻池幸富手中，雖然曾經一度因為各大名的借貸都被官方尋找種種借口取消而遭受強大打擊，最終卻還是爬了起來，搖身一變又成為明治時代的一流財閥。

那麼等到戰爭結束以後，就該全面進行社會改革，以期修改與列強的不平等條約，把日本推向新的時代啦。而在此之前，戰爭之初，新政府即請求天皇頒布《五條誓文》，吹響了改革的號角。

有獎自然有罰，如前所述，德川宗家由佔有幕府天領四百余萬石，被降格為駿府七十萬石的普通諸侯。此外，仙台從六十二萬石減封為二十八萬石，米澤從十八萬石減封為十四萬石，庄內從十七萬石減封為十二萬石，長岡從七萬四千石減封為二萬四千石……最慘的是會津松平，被轉封偏遠貧瘠的陸奧斗南三萬石。

明治政府規定，天皇一族與普通國民不同，統稱「皇族」，尊貴無比。此外，公卿貴族和各藩藩主則都定為「華族」，舊武士仍然稱為「士族」，以與平民百姓相區分。後來逐漸地，士族也變成了平民百姓，只有皇族和華族高高在上，仍然長時期存在。所謂的「四民平等」，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只不過是句門面話而已。

高層武士比如各藩藩主、重臣並無此憂，政府贖買了他們的土地，即便不用來投資新興的工商業，也不會很快坐吃山空。中低層的武士本身俸祿就很低微，如今被政府用公債的方式一次性買斷，絕大多數除揮舞刀劍外並無一技之長，即便想要轉業也非常困難啊。

明治四年（公元1871年）的「廢藩置縣」，基本上把舊公卿、諸侯從朝堂中清掃了出去，此後掛著參議頭銜的維新功臣們遂徹底掌握了政府中樞。首批參議共有四名，即木戶孝允、西鄉隆盛、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明治六年（公元1873年）四月又新添上了后藤象二郎、大木喬任和江藤新平。到了十月份，就是這些人在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和右大臣岩倉具視的先後主持下，就是否派遣西鄉隆盛出使朝鮮一事，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最終因為岩倉玩弄權術主導會議，致使西鄉等四人徹底失敗，憤然辭職。

隨著自由民權運動的蓬勃發展，人民要求儘快制定憲法，確定憲政體制，政府也受到了越來越大的壓力九_九_藏_書，不得不正面這一問題，遂于明治十二年（公元1879年）年末開始徵求各參議的意見。當時政府中同時響起了三個聲音：其一是保守派，認為維持舊制即可，代表人物乃右大臣岩倉具視；其二是緩進派，認為必須立憲，但需要一步一步慢慢來，以免引發社會動蕩，代表人物為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其三為急進派，與在野的板垣退助等人互相聲援，要求儘快立憲，代表人物為大隈重信。

西鄉從道率領三千兵馬來到長崎，準備遠航作戰，可是還沒能踏上軍艦，政府因為遭到歐美列強的抗議而被迫暫時終止了入侵計劃，發來電文要他原地待命。西鄉見電大怒，恨聲道：「延遲出兵將會有損士氣，倘若政府強行阻止，我將退還天皇的全權委任詔書，而以賊徒之姿直搗敵人巢穴，絕對不會累及國家！」於是無視政府命令，照舊登船出征。

此外，還有包括林董、田中光顯、村田新八、由利公正等五十多名使節、隨員，以及前赴歐美各國的四十三名留學生，總數為一百零七人。

「明治六年的政變」的時候，主掌政府實權的，乃是一批參議。

使節團的規格很高，特命全權大使乃是右大臣、外務卿岩倉具視。這時候已經確定了「二官六省制」，各省首腦全都沿用舊稱，所以外務省的主官就是外務卿，而首任政府首腦自然便是太政大臣，定為三條實美，仍設左、右大臣等為其輔弼。說白了，岩倉具視就是副總理兼外交部長，所以使團以其苗字為名，史稱「岩倉使節團」。

不過政府肇建之初，還沒有力量對外擴張，所以「征韓論」就只能作為一樁遙遠的暢想而已。日本人退而求其次，希望能夠推動朝鮮的開國，則兩國聯起手來，或可與歐美列強相拮抗也。

財閥為何能夠迅速壯大，並且足夠對明治政府指手畫腳呢？這還要分三個階段來說。第一個階段，戊辰戰爭的時候，新政府要兵沒兵，只好向各藩徵用，要錢沒錢，就只好向豪商們借貸，即便如此，仍然是糧草不繼，捉襟見肘——西鄉隆盛之所以答應了勝海舟江戶和平開城的請求，很大一個原因，也是因為政府軍經費緊張，再打不起大仗了呀。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勝海舟威脅說倘若戰事一起，他定要放火將繁華的江戶町燒為一片白地，這也是財源緊張的新政府所無法容忍的。

最初的設計是遷都大坂——大坂距離京都不遠，遷都的阻力可能會比較小，而且大坂商業發達，擁有優良港口，也便於新政府衝出列島，走向海洋。於是他們以對敵作戰的需要為借口，首先策劃了天皇的「大坂行幸」，然而朝廷中的守舊勢力仍很頑強，結果明治天皇跑大坂城待了四十多天以後，仍然被迫返回了京都。

明治七年（公元1874年），板垣和后藤，再加上一個就任參議短短數日便主動辭職的副島種臣，一起創建了「愛國公黨」，開始向明治政府發起猛烈炮轟。板垣憤然聲討有司專制，並且向政府遞交了《民選議院設立建白書》，明確指出：「如今之政權，上不在皇室，下不在人民，而獨在有司（相關部門）。」就此掀起了聲勢浩大的「自由民權運動」。

長州藩閥掌握陸軍，最初的首腦是山縣有朋，他本是繼大村益次郎和前原一誠后第三任掌握實權的兵部大輔，后升兵部卿，又改任陸軍大輔和陸軍卿，同時他也是首任的參謀本部長。薩摩藩掌握海軍，最初的首腦是先後擔任過海軍大輔、海軍卿等要職的川村純義和樺山資紀，此外樺山還出任過海軍大臣和海軍軍令部長。不過前三屆政府的海軍大臣卻是陸軍出身的西鄉從道。

日本的自由民權運動，從1874年一直延續到1890年，主要主張為制定憲法、開設議會、減輕地租、修正不平等條約、保障言論和集會自由等等。不過表面上雖然是一場資本主義民主運動，但運動的領導者們，卻只是利用社會各階層對現政府的不滿，想要組織反對黨搶班奪權而已。想想也是，大傢伙兒都是維新志士，都跟舊幕府打過仗、流過血，憑什麼你們在台上肆意妄為，倒把我們踢出局外？是可忍，孰不可忍！

江戶幕府三百藩，除了少數強藩外，絕大多數這時候都已經混不下去啦，本來藩內便頻發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如今再經過一年半的戰爭，或者參与討伐，或者遭到討伐，藩庫陸續被搬空，已經瀕臨破產的邊緣。所以他們的「奉還版籍」，既是因應時勢需要、順天應人之策，同時也是不得不為的無奈之舉。

在「廢藩置縣」前後，太政官下又新添了司法省和文部省，明治六年（公元1873年）再增添內務省，就此，明治政府的基本架構終於算是搭成了。

第一步當然是指新政府的組建，故此一般認為，明治維新開始於戊辰戰爭之前不久，即以幕府「大政奉還」和朝廷「王政復古」為肇端，經過小御所會議，正式組成以明治天皇為國家領袖、有栖川宮熾仁親王為政府首腦（總裁）的維新政府。接著，經過將近一年半的戰爭，新政府終於擊敗了守舊的江戶幕府勢力，並且重新統一四分五裂的國家。

當然啦，肥前並不僅僅鍋島一家諸侯，但鍋島的封地是最大的，並且享受國主格待遇，因此才能以國名指代。

尊攘派的祖師爺吉田松陰就曾經暢想過，「我與美、俄的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決然背約，以失信于夷狄。必須嚴訂章程敦厚信義，在此期間養蓄國力，割據易取的朝鮮和中國東北的土地作為補償。」其弟子木戶孝允也曾經在明治元年（公元1868年）向岩倉具視進言，認為朝鮮是「保全皇國的基礎，將來經略進攻之基本」。可以說，等咱們強大了就要去拿下朝鮮，把朝鮮半島作為第一塊殖民地——琉球名義上雖然是獨立王國，實際早就落到薩摩手裡了，算不上第一塊——乃是明治政府從上到下的共識，史稱「征韓論」。

其實武士破產，在江戶時代便屢見不鮮了，很多武士被迫向商人高利借貸，甚至收商人子弟為養子、婿養子，繼承家業，以度難關。然而原本江戶幕府再加三百藩，武士數量極為龐大，明治初期能夠混入官場，或者從軍為警的，數額卻極其有限，絕大多數武士邁入破產境地，這是前所罕見的，自然會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

所以新政府在創建之初，就欠了豪商們大筆貸款，被迫以國家產業作為抵押，使得很多豪商得以順利度過戰亂中的危機。而後政府要員們又往往與豪商相勾結，出賣國家利益，致使財閥坐大。明治五年（公元1872年）前後，發生了山縣有朋的親信、陸軍御用商人山城屋和助因挪用公款無法填補而自殺的「山城屋事件」，以及井上馨用不正當手段獲取尾去澤銅山開採權的「尾去澤銅山事件」，據說因為司法卿江藤新平對兩事展開全面調查，有可能曝光薩長藩閥的腐敗醜聞，伊藤博文才以江藤新平所贊成的「征韓論」為突破口，煽動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等人將西鄉、江藤一黨趕下了台。

那麼，既然把議會排除在外了，又該由誰來協助天皇審定憲法草案呢？為此特別設立了一個天皇的政務諮詢機關，叫樞密院。隨即伊藤博文辭去總理大臣一職，改任樞密院議長，親自領導樞密顧問官和內閣大臣們，在明治天皇的親臨下審議憲法草案——自己草擬，完了自己審議，所以這份憲法就近乎完美地體現了伊藤的政治思想，即打造一個德意志或奧地利式的實權君主立憲制國家。

政府軍趁勝直進，叛軍節節敗退，西鄉隆盛自知取勝無望，於是遣散部眾，僅僅帶著六百親信遁回鹿兒島縣，藏身在城山地方。九月二十四日，政府軍對城山陣地發起了猛烈進攻，惡戰中，西鄉的大腿和腹部先後中彈，被迫切腹自盡。餘眾陸續戰死，或者逃回私學校，同志間互刺而死——西南戰爭就此落下帷幕。

大久保利通等人臨行前告誡留守政府成員，說按照咱們商量好的，你等逐一進行改革，頒布政策就成，若再有其他大事，且都等我們回國以後再加商討，不可貿然行事。西鄉隆盛等人一口答應下來。

而貴族院則享受不受解散的特權，因為就其組成成分來看，無論天皇還是政府，都壓根兒解散不了。貴族院的成員主要分為皇族議員、華族議員和敕任議員三部分，全都不由公開選舉產生。其中皇族年滿十八歲，華族中公、侯二等爵位年滿三十歲，即可自動成為貴族院成員，並無定額，伯爵以下年滿二十五歲者則開會互選。敕任議員顧名思義，是有大功勞或大學識於國者，由內閣推薦、天皇敕命獲得議員身份。貴族院議員基本上全都為終身任職。

這對基督教的禁令，並非江戶幕府所頒布的，而是新政府成立以後新發的——一方面鼓吹西化，逐事都向列強看齊，一方面又禁止基督教傳播，正說明了維新政府是在逐漸轉化為近代政府，建立之初則封建意識仍然極為濃厚。

於是這一年的七月十七日，朝廷正式下詔，改江戶為「東京都」（簡稱東京），並決定明治天皇將於十月十三日「行幸」東京都——你瞧，不算正式遷都，咱們仍然只是去轉悠轉悠而已，你們就別再反對啦。

有鑒於此，西鄉隆盛在下野后，返回老家薩摩（廢藩后改稱鹿兒島縣），就掏出身為維新功臣、政府元老所獲得的大筆津貼，成立了一座私立學校，收留落魄武士，一邊種地，一邊訓練。在隆盛想來，我這是在為國家緩解社會矛盾，同時保留軍事人才，也算功德無量吧。

然而大久保利通、桂小五郎他們可不是楠木正成，沒想著真把大權都交還給天皇，更不打算讓那票腐朽無能而又目光短淺的舊公卿捲土重來。為了削弱舊公卿對天皇的影響力，真正消滅「朝廷」這個封建時期的怪物，建立新時代的國家政府，這些人便提出遷都的建議，目的是離開京都，徹底擺脫守舊勢力的掣肘。

邦家親王的子女無數，其中第八子為仁和宮嘉彰親王（后受賜宮號小松宮），「鳥羽·伏見之戰」中擔任過總大將，「佐賀之亂」中就任征討總督。後來他也去從軍了，做到陸軍大將，甲午之戰中掛著「征清大總督」的名號，曾經率軍攻打過旅順。

晃親王的四弟也曾一度出家，后還俗獲賜中川宮的名號，即中川宮朝彥親王，乃是堅定的公武合體派，曾經參与「八月十八日ｒeａｄ•９９ｃｓw•ｃｏm的政變」，把長州勢力從京都徹底驅逐出去——算是有栖川宮熾仁親王的重要政治對手。維新以後，他逐漸淡出政治舞台，安心當神宮祭主去了。

就這樣，日本背負著沉重的封建包袱，由藩閥、財閥和軍閥駕馭著貧苦百姓所牽引的馬車，進入了明治時代，開始輝煌而罪惡的歷程……

我們知道，佩刀乃是武士身份的象徵，江戶時代的武士無時無刻不身佩長短雙刀（武士刀和肋差），甚至在被低階層之人衝撞以後，有直接「斬舍御免」的權力。廢除諸藩，就使得武士失去了所依附的封建勢力和生活來源，廢刀令又迫使他們放下武器，進而捨棄身份。就此導致了大批武士家庭破產，瞬間淪為社會底層。

說完了藩閥，咱們再來說說「財閥」。江戶後期隨著工商業的發展，出現了大批腰纏萬貫的豪商，他們雖然身份低微、居於幕後，卻往往能對各藩甚至幕府產生重大的影響力，當時即有民謠唱道：「大坂富豪一怒，天下諸侯驚懼。」這些與官僚相勾結，有能力插手政治的豪商，即被稱為財閥。

這場政變，就表面上來看，似乎西鄉隆盛是「征韓論」的主導者、侵朝派的排頭兵，其實這是冤枉了西鄉。力主即刻發兵攻打朝鮮的乃是板垣退助和副島種臣，西鄉隆盛無力壓服，於是提出建議，不如由我親自跑一趟朝鮮，去跟大院君商議，請求對方開國吧。經過反覆勸說，板垣、副島等人大致認同了西鄉的建議，然而等到岩倉使節團歸國以後，卻堅決反對這一做法。

嚇，這一趟幾乎就是環球旅行啊，把各歐美列強全都走透透，計劃行程長達一年半的時間。大傢伙兒都認為這麼跑上一趟，就能把列強的本事給學個七七八八，可以用來振興日本國了吧。

經過明的暗的多番較量，最終緩進派取得了勝利，明治十四年（公元1881年）十月，大隈重信被迫辭職，急進派很快被從政府中一掃而空——史稱「明治十四年的政變」。隨即明治天皇下達《國會開設之詔》，確定將於明治二十三年（公元1890年）開設國會，並將為此而制定憲法——一竿子就打到十年以後去了。

舊士族的叛亂陸續被敉平，但怒火仍然熊熊不息，最終的發泄口，就是大久保的遇刺。時為西南戰爭的翌年，五月十四日晨，大久保利通離開位於東京麹町區霞之關的宅邸，乘坐馬車前往皇宮覲見明治天皇，在經過紀尾井坂（幕府時期，紀伊、尾張、井伊等藩的府邸在此附近，故而得名）的時候，路旁突然衝出六個人來，揮舞武士刀，首先砍斷了馬腿，殺死車夫中村太郎。大久保利通打開車門，大喝一聲：「無禮之徒！」話音才落，就被六人一擁而上，亂刀砍成了肉泥。

明治新政府的主要架構經過一系列改革，最終確定為「二官六省制」。

當然啦，連大坂守舊派公卿們都不讓你去，江戶那麼遠的地方，他們肯幹才有鬼呢。好在這時候，佐賀藩兩名重臣突然跳將出來，提出「東西兩都」建議書，為新政府解決了這個難題。

佐賀藩就是「薩長土肥」之肥——肥前藩，按照當時的習慣，也可以依據藩主的苗字稱為「鍋島藩」，因為本據為肥前國佐賀郡的佐賀城，所以叫佐賀藩——就好比薩摩藩也可以叫島津藩、鹿兒島藩。佐賀藩祖便是戰國末期大名鼎鼎的鍋島直茂，受豐臣秀吉賜封肥前三十五萬七千石的領地，江戶幕府時期的初代藩主，則是直茂之子勝茂。

再說伏見宮，始祖乃是北朝崇光天皇之子榮仁親王，傳至幕末有伏見宮邦家親王。邦家的長子幼名靜宮，曾一度出家除籍，后被孝明天皇賜以山階宮的名號，通稱山階宮晃親王。這也是一位在政治上非常活躍的親王，維新后先後出任過議定和外國事務總督，當皇兄皇弟們紛紛穿上軍服的時候，他卻堅持擔任文職，直至去世。

明治政府力圖擺脫封建制的束縛，徹底消除武士階層，為此採取了很多強硬手段，比如說「廢藩置縣」，再比如「帶刀禁止令」又名「廢刀令」，也即除穿著大禮服的官員，以及軍人、警察外，一律禁止佩刀上街。

拉回來說，佐賀藩傳至第十代藩主鍋島直正（閑叟）的時候，利用沿海的便利，大肆吸收西洋科技，進行藩政改革，直正以西法鍊鋼，製造大炮、蒸汽機、玻璃製品，甚至引進電信技術，成為幕末首屈一指的近代化強藩。第一次長州戰爭后，鑒於全國性的戰事已不可避免，直正的繼承人鍋島直大又全面改革軍事制度，建立起了一支近代化的常備軍。正因為有此實力，才能在西南四強藩中穩居一席之地。

候選人有兩名，分別是保守派的三條實美和緩進派的伊藤博文。兩人的出身大相徑庭，身份也有很大差別，一個是藤原北家閑院流清華家的貴族公子，維新后受封公爵，長年擔任政府首腦的太政大臣，另一個卻是長州藩的貧窮下士，因為維新倒幕之功才躍居政府要職，受封伯爵。然而在薩長藩閥的努力下，最終還是伊藤博文取得了勝利，明治十八年（公元1885年）十二月組建了第一屆伊藤內閣——他當時年僅四十四歲，是歷屆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中最年輕的一位。

當然啦，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封建采邑制的消亡經歷了頗長的時間，並且分為數個大的階段。第一階段，即為四強藩藩主的「奉還版籍」，第二階段是其他各路諸侯有樣學樣，紛紛仿效。

唉，三權分立是新花樣，可是這新花樣裏面怎麼還夾著一個「神祇官廳」啊？這不還是封建社會「祭政一體」的荒誕玩意兒嗎？這是因為日本才剛半隻腳邁進近代社會，說實話對於近代政府的基本職權實在搞不大懂，再加上還有個並非徹底虛君的天皇壓在上面，那就暫且只能煮出一鍋雜和粥來啦。很快的，新政府就「尊重傳統」，搬了古老的太政官制出來，往新政府架構上去硬套，神祇官得以復活，並且名義上凌駕于政府主體的太政官之上，太政官下也沿用舊名，設置民部、大藏（財政）、兵部、刑部、宮內、外務六個省，稱為「二官六省制」，其餘待詔院、彈正台、集賢院等等，也都還是用老名字。

且說大隈重信下台以後，保守派和緩進派再度爆發激烈衝突。在此之前，伊藤博文就提出改革太政官制，建立真正的內閣體制的倡議，隨即便以憲法調查為借口，于明治十五年（公元1882年）三月攜岩倉具定、西園寺公望等隨員赴歐考察，直到岩倉具視去世後方才歸國，算是避免了政府的再度分裂。明治十八年（公元1885年），正式宣布以立憲內閣制替代太政官制，以內閣總理大臣替代太政大臣——那麼，該由誰來做這第一任的總理大臣呢？

西鄉從道乃是西鄉隆盛之弟，相對於隆盛被稱為「大西鄉」，他則被稱為「小西鄉」。幼名信吾，據說本名為隆興，但在維新后審查資質的時候，被書記官按照發音誤寫作了「從道」，從此他就乾脆叫西鄉從道了。

大村益次郎一朝權在手，立刻開始了大刀闊斧的軍事改革——這是我兵部該管之事，我不找你們商量，你們也便無由置喙。他首先在京都設置河東操練所，作為軍官培養機構，初期學員全都來自於長州諸隊。隨即他又設置了「大坂出張所」，把京都和大坂作為編組新式陸軍的根據地——部分目的，也是為了制壓逐漸尾大不掉的西南諸藩。

誓文只是口號而已，而要達成口號的目的，首先就必須打破封建采邑制，也就是把各藩的土地收歸政府所有，使得新政府的執行力可以覆蓋至全日本的每個角落。這一舉措，主要是通過勸說和贖買來完成的，首先在戰爭結束前的明治二年（公元1869年）一月，在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桂小五郎）、板垣退助和大隈重信等各藩重臣的分別勸說下，薩、長、土、肥四強藩領頭向朝廷「奉還版籍」，也就是說，把名下土地的所有權歸還給朝廷，自己只保留暫時的管理權。

靠著這種雜拌的政府架構和公民劃分，自然無法使日本快速邁入近代社會，那些明治政府的要員們也全都為此頭痛不已。本以為只要打倒了舊幕府，建立起新政府，就可以跟列強平起平坐啦，可以商量著修改不平等條約啦，誰想到嘗試了幾回，列強全當你在放屁，壓根兒理都不理。於是就有人提出，咱們必須富國強兵，然後才能修改條約——「文明開化」、「殖產興業」等口號，一時間響徹了日本的每個角落。

副使有四名，分別為參議木戶孝允（桂小五郎）、參議兼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大藏少輔兼民部少輔伊藤博文，以及外務少輔山口尚芳——山口尚芳本為佐賀藩士。

可以說，明治政府就是一個官商勾結的政府，商即財閥，隱於幕後，官即藩閥，站在台前，一起殘酷地壓榨百姓——既包括傳統的農工商，也包括落魄的中下層武士們。明治時代的日本表面光鮮，城市日益繁華，但很多城市貧民和鄉村百姓的生活水平，甚至比江戶末期還要更差。

這留守政府不等於看守內閣，不是一切維持原狀，光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就可以了，維新正到關鍵時刻，一系列大政方針都由出訪者和留守者商議妥當，待等時機成熟后再加以頒布。這些政策主要包括學校制度、徵兵令、地租改革、西曆採用、整頓司法，以及解除對基督教的禁令等等。

可是誰承想進入了明治六年（公元1873年），還在四處遊逛、各方考察的大久保利通等人卻突然得到消息，說西鄉隆盛打算親提大軍，渡海去侵略朝鮮。大久保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

日本最古老的富豪集團，乃是有著四百年漫長歷史的住友財閥，住友家先祖據說是平家一門，江戶時代進入大坂，從精鍊和經營銅器起家，很快又進軍砂糖、藥品、金融等行業。還有據說祖源藤原道長的三井家族，根據地在伊勢，從買賣酒和味噌逐漸坐大。這鴻池、住友、三井，就是江戶時代最大的三家財閥。

可是密探的潛入，反倒成了叛亂的導火索——私學校中的學生、幹部們本來就對大久保獨裁政權極為不滿，他們以兵法部勒，團結性和警惕性都非常高，很快便揪出了密探，經過嚴刑逼供，得到了一個驚人的消息：川路竟然派這些人來刺殺大西鄉！是可忍孰可不忍，於是重要幹部筱原國干、桐野利秋、村田新八等人便去找到了正在療養的西鄉隆盛，煽動他向政府掀起反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