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棟房子漸漸變得像一出老套諷刺喜劇里的場景。親戚們蜂擁而至，想要這件傢具或那件餐具，他們試穿我父親的套裝，翻箱倒櫃，像一群鵝嘰嘰喳喳。拍賣師跑來查驗貨色（「沒有天鵝絨面，它一文不值！」），他們嗤之以鼻，一走了之。垃圾工人穿著笨重的靴子進來，拖著成堆的垃圾離開。抄水表的來抄水表，抄煤氣的來抄煤氣，抄用油量的來抄用油量。（其中一個，我忘了哪個，多年來父親給他惹了很多麻煩，他以一種惡意串通的口氣對我說：「我不想這麼說。」——意思是他想說——「但你父親真是個討厭的混蛋。」）地產經紀人跑來為新主人買些傢具，結果倒為自己弄了面鏡子。一個開古玩店的女人買走了我母親的舊帽子。一位拾荒者帶來了一個助理團隊（四個黑人分別叫路德、尤利西斯、湯米·普萊德和喬·薩普），他們拉走了所有東西，從一套頭巾到一個壞麵包機。等這一切結束的時候，什麼都沒有剩下。連一張明信片都沒有。一絲懷念都沒有。

我父親逃避的能力幾乎是無限的。因為他人的領域對他而言不真實，所以他對那領域的入侵亦由一部分他認為同樣不真實的自己所完成，他把那部分自我訓練成了一個演員，在一出關於整個世界的空洞喜劇中演繹他。這個自我的替身本質上是一種誘引，一個過度活躍的孩童，一個荒誕故事的虛構者。它不能嚴肅地對待任何事。

對我而言，假如那段日子里有一個最糟的時刻，那就是我在滂沱大雨中走過屋前的草坪，手中捧著父親的領帶丟進「親善團卡車」的後車座。一定有超過一百條領帶，其中大部分我從童年時期就記得：那些花樣、顏色、形狀早已深植入我最初的意識，一如父親的臉一樣清晰。看著自己把它們像垃圾一樣扔掉令我無法忍受，而就是在那時，恰恰在我把它們扔進卡車的那一刻，我幾乎流下了眼淚。與看著棺木被降入地下相比，扔掉這些領帶的行為對我而言更像是葬禮。我終於意識到父親死了。

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到十二年間，他有一個固定的女性朋友，就是這個女人陪伴他出現在公眾場合，出演正式伴侶的角色。不時會有一些關於婚姻的含糊討論（在她的堅持下），每個人都以為這是和他唯一有關的女人。然而當他去世之後，其他女人開始冒出來。這一位曾愛過他，那一位崇拜過他，還有一位正打算和他結婚。首席女朋友為其他這些女人的出現所震驚：關於她們，我父親從未向她吐露過一個詞。每個人都聽到一個不同的故事，每一個都認為自己完整地擁有他。結果，她們中沒有一個人知道關於父親的哪怕一點點事。他成功地避開了她們所有人。

我認識到，沒有什麼事比不得不面對死人的東西更糟糕的了。事物平淡無趣：只有在對它們加以利用的生命的作用之下才有意義。當那個生命終止時，事物變化了，即使它們仍然是原來的東西。它們在那兒，但又不在那兒：它們是有形的鬼魂，被判苟活於一個不再屬於它們的世界。比如說，對於一大櫥靜靜等待著那位不歸人再次來穿的衣服，人們該作何感想？對於那些散落在滿是內衣和襪子的抽屜里的一包包避孕套呢？或者衛生間里、仍然殘留著上次剃鬚殘留粉末的電動剃鬚刀？或藏匿於旅行皮箱里的一打用完的染髮劑？——都是人們不想看見、不願知道的具有揭示性的東西。這裏面有種辛酸，也有一種恐怖。對事物自身而言，它們並無意義，就像某種消失的文明裡的炊具。然而它們又對我們訴說著什麼，並非作為物件存在於那兒，而是作為思想和意識的遺迹，作為孤獨的象徵，在那九_九_藏_書種孤獨里，一個人最終做出了關於自身的種種決定：是否染髮，穿這件還是那件襯衣，是否生，是否死。而一旦死亡來臨，一切都變成徒勞。

回到家，我以一種近乎瘋狂的興緻審視這些圖片。我覺得它們難以抗拒，非常珍貴，近乎聖跡。它們似乎可以告訴我那些我以前並不知道的事，揭示先前隱藏的真實，而我仔細研究每張照片，全神貫注于最微小的細節，最無足輕重的影子，直到所有圖像成為我的一部分。我不想遺失任何東西。

這是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古老，堅固，都鐸式風格，有花飾鉛條窗、石板瓦屋頂和皇家規模的房間。買下它對我父母而言曾是一大步，是財富增長的信號。這是城中的黃金地段，儘管不是居住的合宜之地（尤其對孩子們而言），它的聲望仍勝過其死氣沉沉的特質。說來諷刺，父親最終在那所房子里度過餘生，可他起初卻拒絕搬去那兒。他抱怨價錢（不變的主題），而當他最後軟下來時，也是不情不願情緒不佳。即使如此，他還是付了現金。一次付清。沒有抵押借款，沒有每月分期還款。那是1959年，他的生意做得不錯。

每次打開抽屜或把頭探入櫥櫃，我就感覺自己像個闖入者，一個洗劫思想秘密之地的夜盜。我不斷盼望著父親走進來，用懷疑的眼神注視我，問我究竟認為自己在幹些什麼。他無法抗議，這似乎不太公平。我無權侵入他的隱私。

這清單無窮無盡。

孤獨。但並不是指孤身一人。例如，不像梭羅為了尋找自身的位置而把自己放逐；也不是約拿在鯨魚腹中祈求得救時的那種孤獨。而是退隱意義上的孤獨。是不必看見自己，是不必看見自己為他人所見。

即使在他去世前，他就已經一直缺席；與他最親近的人們早已學會接受他的缺席，將之視為他存在的基本特質。既然他死了，這世界也不難接受他已永遠離去的事實。他生命的特性使人們對他的死已有準備——這是預料之中的死——如果人們想起他，當人們想起他，那也會是模糊的，至多是模糊的印象。

因為不在乎任何事，他自由地做任何想做的事（溜進網球俱樂部，為了蹭飯吃而假裝自己是餐飲評論家），而正是為了取得這些征服所運用的法術，使這些征服變得毫無意義。帶著女人般的虛榮心，他避而不談自己的年齡，編造著關於生意的謊言，只轉彎抹角地談論自己——用第三人稱，彷彿在談一個親戚（「我的一個朋友有這問題，你覺得他應該怎麼做？……）。每當情況變得棘手，每當他覺得自己被推到了顯露自己的邊緣，他會以謊言脫身。最終，謊言自動出現，並僅僅作為一個謊言本身沉溺於自身。原則是說得越少越好。如果人們永遠不知道關於他的真相，那麼以後他們就不會回過頭來拿這些真相與他作對。謊言是獲得保護的一種方式。所以，人們看見的出現在他們面前的那個他，並不是真正的他，而是一個他創造的人，一個人工生物，他可以通過操縱這個人工生物來操縱其他人。他自己則保持隱形，他是一個從黑暗而孤獨的幕後操控著自身他我的木偶線人。

我很快就發現，父親幾乎沒有做任何離開的準備。在整棟屋子裡，我能察覺到的即將搬遷的唯一徵兆是幾箱書——他打算捐獻給慈善機構的沒有價值的書（過時的地圖冊，五十年前的電子學入門書，高中拉丁語法書，古代法律書）。除此什麼也沒有。沒有等待被填滿的空箱子。沒有送人或變賣的傢具。沒有與搬家公司的預約安排。就好像他無力面對這些。比起清空這棟屋子，他更願意簡單地去死。死是一條出路，唯一正當的逃避九*九*藏*書。

在那最後十五年間，他幾乎沒有改變過房子里的任何東西。他沒有添置任何傢具，也沒有丟棄任何傢具。牆壁保持著原來的顏色，鍋碗瓢盆未曾更新，甚至我母親的衣服也沒有扔掉——而是存放在閣樓一個柜子里。房子的規模令他不必對容納其中的東西做出任何決定。這並不是因為他貪戀過去，想把房子當博物館保存。相反地，看上去他並未意識到自己的所作所為。是疏忽支配著他，而不是記憶；儘管他繼續在那棟房子里度過了那些年，他仍然好像一個陌生人似的住在裏面。當一年年過去，他在房子里的時間越來越少。他幾乎每頓飯都在餐館吃，把社交活動安排得每夜都很忙，把房子當成一個不過用來睡覺的地方。若干年前，有一次我碰巧向他提及我從前一年的寫作和翻譯中掙了多少錢（以任何標準而言都是個小數目，但比我曾經賺過的錢多），他的反應很有趣：單單在外就餐，他就花得比這多。要點在於：他的生活並非以居住的地方為中心。他的房子只是他不停流動的存在中眾多停留地之一，缺乏中心把他變成了永遠的局外人，自身生命的遊客。你永遠不會覺得可以找到他的確切位置。

與他談話很費力。他要麼心不在焉，如他慣常那般；要麼用冷幽默攻擊你，那只是另一種形式的心不在焉。這就像努力使自己被一位老邁的長者所理解。你說著話，而沒有任何回應，或者答非所問，顯示出他並未跟上你的詞語之流。近年來，每當我和他打電話，我都會發現自己講得比平時多，變得過分絮叨，閑談著企圖吸引他的注意力、激起他的反應，但並不奏效。後來，我一概覺得這樣努力嘗試很愚蠢。

昨天，一個鄰居家的孩子來找丹尼爾玩。是個大約三歲半的女孩，剛剛明白大人們也曾經是小孩，連她自己的母親和父親也都有父母。她一度拿起電話，開始一場假裝的對話，然後轉向我說：「保羅，是你父親。他想和你說話。」真恐怖。我想：在電話另一頭有個鬼魂，他真的想和我說話。隔了一會兒，我才說出話來。「不，」我最終脫口而出，「不可能是我父親。今天他不會打電話來。他在別的地方。」

曾有一小段時間，我們一家人住在那兒——父親、母親、妹妹和我。父母離異后，大家分開了：母親開始了新生活，我離家去上大學，妹妹和母親在一起，後來她也上了學。只有父親留了下來。因為離婚協議里有一個條款，規定母親仍然擁有這棟房子的一部分以及若房屋變賣、母親將獲得收入的一半（所以父親不願將之變賣）；或者是因為對改變生活的某種隱秘的拒絕（這樣才能向世人說明離婚事件並未以一種他無法控制的方式影響了他）；或僅僅出於慣性，一種阻止他採取任何行動的情感倦怠，他繼續留在那兒，獨居在一棟可以容納六七人的房子里。

儘管如此，這房子對我似乎仍很重要，假如僅就它被忽視的程度而言——那是一種心理狀態的徵兆，它本不可及，現在卻通過無意識行為的具體圖景得以顯現。這棟房子成了父親生命的隱喻，成了他內心世界準確而忠實的代表。因為儘管他保持房屋整潔並或多或少地維持原樣，房子依然逐漸不可避免地經歷了解體的過程。他愛整潔，總是把東西放回原位，但沒有東西他在意過，也從未打掃過。傢具，尤其在他很少去的房間里，蒙上了灰塵和蜘蛛網，這是完全疏忽的信號；燒焦的食物在廚房爐子上結了厚厚一層污垢，已經沒法清理了；碗櫥里，有時在架子上經年煎熬的東西有：生蟲的麵粉、過期的餅乾、變成堅固塊狀的一包包糖、再也打不開的調料瓶。每當自己燒飯吃，他會立刻賣力地洗盤子——但只是沖一衝，從不用皂液，所以每個杯子、每個碟、每個盤都會裹著一層骯髒的油膩。整棟屋子裡，無論何時都拉著的窗帘變得如九九藏書此破舊，以至於只要輕輕一拉就會把它們弄破。傢具出現了裂縫，壁爐的熱量從來不夠，淋浴器也壞了。這棟房子變得破爛不堪，走入其中令人沮喪。你會感覺好像走進一棟盲人的房子。

整整十五年他都一個人住。堅韌地、不透光地生活，彷彿對世界免疫。他不像一個要佔據空間的人，而更像一塊無法穿透的人形空間。世界在他身上彈開，被他撞得粉碎，有時依附於他——但從未穿越他。整整十五年，他出沒於一所巨大的房子，完全獨自一人，他就是在那棟房子里死去的。

發現這些照片對我而言很重要，因為它們似乎可以重新確認父親在這世界的物理存在，給我一種他依舊在那兒的幻覺。這些照片中的大部分，我以前從未見過，尤其是那些他年輕時的照片，這給了我一種奇特的感覺，好像我正第一次遇見他，好像他的某個部分剛剛開始存在。我失去了父親。但同時，我也找到了他。只要我把這些照片放在眼前，只要我繼續全神貫注地細看它們，他就好像仍然活著，即使他死了。或即使不算活著，至少也沒有死。或者更確切地說，他以某種方式被懸置了，被鎖在一個與死無關的宇宙，在那兒，死亡永遠不得其門而入。

我等到她掛斷電話才走出房間。

三個星期前我得知父親的死訊。那是個周日早晨，當時我正在廚房為小兒子丹尼爾準備早餐。樓上，我的妻子還在床上，在溫暖的被窩裡，享受著多睡幾小時的奢侈。鄉村冬日：一個寂靜的、木煙繚繞的、雪白的世界。我滿腦子想著前夜一直在寫的那篇文章，正期待著下午能夠重新開始工作。然後電話鈴響了。我馬上知道麻煩來了。沒有人會在星期天早上八點打電話來，除非有不能等的消息。而不能等的消息總是壞消息。

在他卧室的壁櫥里，我找到了幾百張照片——藏在褪色的馬尼拉紙信封里，粘在扭曲的照相簿黑頁間，零星地散落在抽屜中。從它們存放的方式，我推測他從來不看這些照片，甚至忘了它們在那兒。有本非常大的相冊，用昂貴的皮面裝訂，封面上有鍍金的標題——這是我們的生活：奧斯特一家——但裏面完全是空的。某人，很可能是我母親，曾經不辭勞苦地訂購了這本相冊，卻沒人花心思去填滿它。

如今回首，即使迄今不過三周，我依然覺得那是個相當奇特的反應。我一直猜想死亡會令我麻木，會以悲痛令我癱瘓。但現在它已然發生，我卻沒有流下一滴眼淚，沒有感到世界在我周圍塌陷。我以某種獨特的方式，對接受死亡做好了絕佳的準備，即使它如此突然。使我不安的是一些其他事，一些與死亡及我對死亡的反應無關的東西：我意識到父親沒有留下任何痕迹。

然而我無法逃避。事情要做掉，而沒有其他人可以來做。整整十天，我翻檢他的物品，打掃屋子，為迎接新主人做準備。這是一段悲慘的時期，但也是一段古怪可笑的日子，充滿魯莽和荒誕的決定：這個賣掉，那個丟掉，這個送人。我和妻子買了一部大型木製滑梯放在客廳，給十八個月大的丹尼爾玩。他在混亂中興奮起來：他翻東西，把燈罩戴在頭上，把塑料遊戲籌碼扔得滿屋都是，並在逐漸清空的屋子的開闊空間里奔跑。晚上，我和妻子會躺在巨大的被窩裡看電視里放的垃圾電影。直到電視也被送走。火爐有點問題，假如我忘記加水，它就會熄滅。一天早晨，我們醒來發現室溫已經跌到了華氏四十度。每天二十次電話響，每天二十次我告訴別人我父親死了。我已經成了傢具銷售員、搬運工，成了壞消息的使者。

我無法把事情想得更好些。

這些照片中的大部分並沒有告訴我什麼新鮮的東西，但它們有助於填補空白，確認印象，提供以前並不九_九_藏_書存在的證據。比如，一系列他單身時期的快照，很可能攝於好幾年間，準確地記錄了他個性中的某些方面，這些方面在他的婚姻歲月中被遮蔽了，直到他離婚後我才逐漸認識這一面的他：愛開玩笑的父親，紈絝子弟式的父親，樂天派的父親。在一張張照片里，他和女人們站在一起，通常有兩三個，一律擺著搞笑的姿勢，互相勾肩搭背，或者兩個女人坐在他大腿上，或者做出誇張的吻，只為了拍照的那個人。背景是：一座山，一個網球場，又或許是游泳池或小木屋。這些便是他從周末旅遊和各式各樣的別墅帶回的照片，他和他的單身漢朋友在一起：打網球，和女孩們共度美好時光。他一直持續著這樣的生活方式，直到他三十四歲。

他適合這種生活，所以我能明白他在婚姻破裂後為什麼會回歸這種生活。一個只有停留在自身表面才會覺得生活可以忍受的人，自然會滿足於向他人僅僅呈現這個表面。只有很少的要求需要被滿足，也不需要任何承諾。婚姻，從另一方面而言，關上了這扇門。你的生存被限制在一個狹小的空間里，在那兒你不斷被迫顯露自己——也因此，總是被迫觀察自身，檢視你自身的深度。當那扇門打開后，再也不會有任何問題：你總是可以逃離。你可以避免不情願的面對，無論對自己還是他人，只需要走開就行。

他缺乏熱情，無論對一件事、一個人還是一種想法，在任何情形下他都無力或不願顯露自己，他成功地使自己與生活保持一段距離，以免深入事物的核心。他吃東西，他去工作，他交朋友，他打網球，然而儘管如此，他並不在那兒。就最深刻、最無法改變的意義而言，他是個隱形人。對他人隱形，很有可能對他自己也是如此。如果說，當他活著時，我不斷尋找著他，不斷試圖找到這個並不在那兒的父親，那麼現在他死了，我仍然覺得必須繼續尋找他。死亡沒有改變任何東西。唯一的區別是我已經沒有時間了。

他一直是個按部就班的人，一清早就出門上班，努力工作一整天，然後，當他回到家（在那些日子里，他並不工作到很晚），在晚餐前小睡片刻。在我們入住新居后的第一周，還沒有完全搬進去住時，他犯了一個奇怪的錯誤。下班后，他沒有開車回新居，而是按多年來的習慣直接去了老房子，他把車泊在車道上，從後門進屋，上樓進了卧室，在床上躺下，開始睡覺。他睡了差不多一個小時。不用說，當屋子的新主人回家發現有個古怪男人在她床上睡覺時，她有點驚訝。但與金髮姑娘的故事不同，父親並沒有跳起來落荒而逃。最終誤解消除了，人人開懷大笑。直到現在，這故事仍讓我發笑。儘管如此，我還是不禁將之視為一個可憐的故事。一個人開車誤返舊居是一回事，但我覺得，他沒有注意到裏面的東西都改變了卻著實是另一回事。即使最疲倦、最心不在焉的大腦都有個純動物性反應區，會告訴身體處於何地。他一定是幾乎沒有意識，才會沒看見，至少沒感覺到屋子不再與以前相同。就像貝克特的一個角色所言：「習慣，是偉大的消音器。」而假如大腦不能對物理證據做出反應，那麼當它面對感情證據時又九*九*藏*書會如何？

死亡從他那兒帶走了他的身體。活著的時候，一個人和他的身體是同義詞；死亡時，這個人和他的身體是不同的存在。我們說「這是X的身體」，就好像這個身體——曾經是這個人本身，不是代表他或屬於他的東西，而就是這個叫X的人——突然間變得毫不重要。當一個人走進房間、你和他握手時，你不會感覺你是在和他的手握手，或和他的身體握手，你是和他握手。死亡改變了這點。這是X的身體，而並非X。句法完全不同。現在我們在談論兩種東西，而不是一種，暗示著這人繼續存在，但僅僅作為一個想法，作為別人腦子裡的一連串圖像和記憶。就這身體而言，它只是一些肉和骨頭，一堆純粹的物質。

他的朋友和家人覺察到他在那棟房子里瘋狂的生活方式，一直敦促他把房子變賣了搬去別處住。但他總是用一句含含糊糊的「我在這兒很好」或「這棟房子蠻配我的」成功地將他們打發。然而到最後，他的確決定搬走了。在最後一刻。他去世前十天、我們最後一次電話交談時，他告訴我房子已經賣了，一切會在2月1號搞定，大約三周后。他想知道房子里是否有什麼東西我會用得上，而我答應與妻子和丹尼爾一有時間就去一次。我們還來不及去，他就死了。

他沒有妻子，沒有依賴於他的家庭，沒有人的生活會因他的缺席而改變。就零星的朋友而言，或許會有短暫的驚愕，會因為想到生死無常而嚴肅起來，一如念及喪友之痛，隨後是一小段哀悼期，然後便什麼都沒了。最終，就好像他根本未曾活過。

早在我們收拾好行李、踏上赴新澤西的三小時車程前，我便知道我將不得不寫下關於父親的事。我沒有計劃，對這件事意味著什麼也沒有確切的想法。我甚至想不起曾為此做過決定。只是一種確信，一種從我獲知消息那刻起便開始強加于我的責任。我想：父親去了。如果我不快點行動，他的整個一生將會隨之消逝。

他不抽煙，他不喝酒。對感官愉悅並不渴望，對精神滿足也無饑渴。書令他厭倦，也很少有電影或戲劇能不讓他睡著。就算在派對上，你也會看見他努力睜著眼睛，而更多的時候他會屈服，在椅子上入睡，在他周圍仍有對話圍繞的時候。他是個沒有慾望的男人。你覺得什麼都不曾侵入他，對於世界所提供的一切，他毫無需要。

某一天，生命猶存。比如說，一個人在最健康的時候，一點都不老，沒有任何病史。一切如常，彷彿會永遠如此。他度過一日又一日，獨善其身，只嚮往著前面的生活。然後，突然之間，死亡不期而至。他微微嘆了口氣，重重倒在椅子上，而這便是死。這麼突然，沒有留下一點思索的空間，不給大腦任何機會來想出一個或可安慰的詞。除了死亡，除了人難免一死這個無法簡化的事實，我們一無所有。久病後死去，我們可以順從地接受。甚至連意外死亡，我們也可以歸咎於命運。但對於一個沒有明顯原因便死去的人，對於一個僅僅因為他是個人便要死去的人，死亡將我們帶到一個離生與死的隱形邊界如此接近的地方，以至於我們不再知道自己在哪邊。生變成了死，彷彿死一直擁有此生。毫無預警的死。也就是說：生命停止了。而生命可能在任何時候停止。

一張名片背後，有個草草塗寫的電話號碼：H.姆伯格——製作各種垃圾桶。父母在尼亞加拉大瀑布拍的照片，1946年：母親緊張地坐在一頭牛身上，為了拍那種一點都不好笑的趣味照片，我突然覺得世界總是那樣不真實，即使在好久以前。一個放滿榔頭、釘子和二十多把螺絲起子的抽屜。一個文件櫃，裏面塞滿了1953年後註銷的支票和我六歲生日時收到的賀卡。然後，藏在衛生間一個抽屜的最下面：標著姓名首字母的牙刷，它曾經屬於我母親，十五多年來沒人碰過、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