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對我最經常的描述是我「想入非非」，或者我「不腳踏實地」。無論哪種，對他而言我看起來一定不太真實，就像我不知何故成了水蒸氣或不完全屬於這個世界的人。在他眼中，你要工作才能成為這個世界的一部分。根據定義，工作是能帶來錢財的某種東西。如果它不能帶來錢財，就不是工作。所以說，寫作不是工作，尤其是寫詩。它至多是一種愛好，一種在做真正重要的事之間消磨時間的愉快方式。父親認為我是在揮霍自己的天賦，並拒絕長大。

今天早上我在教丹尼爾如何做炒雞蛋時，我突然想到了兩個句子。

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這稍微改變了一點點。重新成為單身漢很可能令他感到震驚：他意識到假如他想擁有任何形式的社交生活，他就不得不使自己像樣一些。並不是說他出門買了昂貴的衣服，但至少他衣櫥的基調改變了：沉悶的褐色和灰色由亮色所取代，過時的風格讓位於更艷麗更時髦的形象。格子長褲，白鞋，黃色高領毛衣，大搭扣的靴子。但儘管做出了這些努力，他穿這些衣服的時候看起來從不自然。它們不是他個性的組成部分。它令你想到由父母打扮的小男孩。

這工作永遠需要同時應對諸多局面。有房屋的買賣，設備的購置和維修，好幾個修理團隊的管理，租借公寓，監督監管人，聽取租戶的投訴，處理房屋檢查員的來訪，與水電公司的經常聯絡，更不用說要經常去法庭——作為原告和被告都有——起訴欠租，回應違規。所有的事情總是同時發生，同一時間總會有來自十幾個不同方向的攻擊，而只有一個從容應付事務的人不可能搞得定。在任何一天，都不可能做完所有必須做的事。你並非因為完成了工作而回家，而僅僅因為時間已晚而你把時間都用完了。次日所有的麻煩會等著你——還會有些新麻煩。沒完沒了。十五年裡，他只休過兩次假。

無動於衷。而因此，有時近乎安詳。

儘管如此，我們之間仍然存在著某種聯繫。我們並不親近，但仍保持聯繫。差不多一個月打一次電話，一年也許去拜訪三四次。每次我的詩集出版，我都會盡責地寄給他，而他總會打電話來致謝。每當我為雜誌寫了一篇文章，我都會準備好一本，並確保在下次見面時給他。《紐約書評》對他毫無意義，但《評論》雜誌里的文章會令他印象深刻。我想他覺得如果是猶太人在出版我的作品，那麼也許它會比較重要。九*九*藏*書

對。

我無法理解他是如何自我恢復、每天又是如何走進那兒的。習慣的力量，或者僅僅是倔強。這不單令人沮喪，還很危險。他好幾次遇襲，有一次襲擊者猛踢他的頭部，使他的聽力遭到永久性的破壞。在他生命的最後四五年裡，他的腦子裡總有一種微弱的鳴叫聲，一種永不離去的嗡嗡聲，甚至在睡覺時也有。醫生對此無能為力。

有偶爾慷慨的時候。在那些很少見的時候，當世界不對他構成威脅時，他的生存動機似乎是仁慈。「願偉大的主永遠賜福予你。」

幾年之後，生意開始衰落。生意本身並沒有錯，而是生意的性質錯了：在那個特定的時間，在那特定的地點，再也不可能倖存。城市正在解體，看起來誰都不在乎。我父親曾或多或少頗有成就的工作，如今變成了單純的苦工。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他厭惡去工作。

在他死後我打掃屋子時，我在一個廚房抽屜底下碰巧找到了這封信。在我找到的所有東西里，我最高興的就是找回了這個。它以某種方式把賬做平了，在任何我的腦子偏離事實太遠的時候，它給了我活生生的證明。這封信是寫給「山姆先生」的，筆跡幾乎難以辨認。

生意處於巔峰期時，他和兄弟們擁有近百棟房子。他們的地盤是北新澤西可怕的工業區——紐瓦克的澤西市——幾乎他們所有的租客都是黑人。有人說是「貧民窟房東」，但在這件事上這不是個準確或公平的描述。從任何意義上說，他都不是個缺席的房東。他在那兒，他投入的時間之多，哪怕最有原則的員工都會想去九_九_藏_書罷工。

最終，他出門上街時右手總拿著個活動扳手。那時他已超過六十五歲，他不想再冒險。

朋友們每當遇上麻煩就會打電話給他。比如午夜有輛車在某處拋錨，我父親會從床上爬起來趕去救援。從某些意義上說，別人很容易利用他。他拒絕抱怨任何事。

有一種失控的、完全令人迷惑的相斥的力量。我現在理解了每個事實都被下一個事實抵消，每種想法都引起一種相等而對立的想法。不可能毫無保留地說任何東西：他好，或者他不好；他這樣，或者他那樣。所有這些都對。有時候我有一種感覺，我正在同時書寫三四個不同的人，每一個都清晰，每一個都是其餘幾個的對立面。碎片。或軼事，作為一種知識形式。

一種近似於超人的耐心。他是我認識的唯一一個教別人開車時不發火也不緊張的人。就算你一頭朝路燈柱撞去，他仍然無動於衷。

惡意破壞財產成了如此嚴重的問題，做任何形式的修理都變成令人泄氣的事。房子里的管道剛裝好，盜賊們就馬上把管子拔出。窗戶經常被打碎，房門被砸開，走道被堵塞，還有火災。同時，房子也不可能變賣了。沒有人想買。處理它們的唯一方法是遺棄它們，讓城市接管。就這樣大筆大筆的錢沒了，整個一生的勞作沒了。最後，當我父親去世時，只剩下了六七幢房子。整個帝國已經解體。

我現在明白了我一定是個糟糕的孩子。或者，如果說糟糕不夠準確的話，至少是令人失望的，我是混httｐｓ://ｒeaｄ•９9csw.cｏm亂和傷感的源頭。對他而言，製造出一個詩人兒子毫無意義。他同樣不能理解為什麼一個獲得哥倫比亞大學雙學位的年輕人畢業后要找一份在墨西哥灣的油輪上當海員的工作，隨後又無緣無故地跑去巴黎，在那兒過了四年拮据的生活。

還是孩子的時候，我有時會跟他一個個去收租。我太年幼以至於不能理解所看到的東西，但我記得它給我的印象，彷彿正因為我不理解，對這些經驗的原始感知直接進入了我，直到今天它們還在，就像扎入拇指的刺一樣直接。

幾分鐘后當我回到辦公室，我父親被逗得哈哈大笑。我明白這場景很可笑，但我太窘迫了，無法一笑了之。值得慶幸的是，他沒有對我動怒或者取笑我。他大笑，但他大笑的方式也使我大笑。隨後他扔下了手頭的工作，帶我去街對面的伍爾沃斯，為我買了一些新衣服。我一下子覺得有可能與他親近了。

他喜歡那些聰明的小把戲，對能在自己的遊戲里智取全世界的能力引以為豪。在生活最微小層面的小家子氣，既荒謬又令人沮喪。開車的時候，他總是把里程錶斷開，偽造里程數以保證自己得到一個更好的賣價。在家裡，他總會自己做修補工作，而不僱用專業人員。因為他對機械有一種天賦並知道事物運作的原理，他會走古怪的捷徑，使用在手頭的隨便什麼材料，採用魯比·戈德堡法解決機械和電路問題——而不是花錢用正確的方法去做。

「孩子們總有一種傾向，要麼貶低、要麼誇大他們的父母，對一個好兒子而言，他的父親總是最好的父親，沒有任何主觀原因便崇拜他。」（普魯斯特）

木屋的過道陰暗而https://read.99csw.com荒涼。每扇門背後，都有一群孩子在光禿禿的公寓里玩耍；都有一個母親在熨衣板前彎著腰，總是悶悶不樂，工作過度，疲倦不堪。最鮮活的是氣味，就好像貧窮不僅僅是缺少金錢，更是一種生理感覺，一種侵入你大腦的惡臭，令人無法思考。每次我和父親走進一幢房子，我都會屏住氣，不敢呼吸，就好像那氣味會來傷害我一樣。每個人總很高興遇見山姆先生的兒子。人們給了我不計其數的微笑，還有很多人會來拍拍我的頭。

考慮到他與金錢的古怪關係（他對財富的渴望，對花錢的無能），他在窮人中謀生不知怎麼倒也合適。與他們相比，他擁有巨大的財富。然而，在幾乎一無所有的人們中間過日子，他就能一直看到一幅世上他最害怕的圖景：沒有錢。這使他意識到錢的重要性。他不覺得自己吝嗇——而是敏感，一個知道美元價值的人。他不得不保持警覺。這是唯一一樣把他和貧窮的噩夢隔開的東西。

有一次，當我稍微長大些時，我記得和他一同驅車在澤西市的一條街上，看見一個男孩穿著一件T恤，我幾個月前也穿過但現在穿不下了。這是件非常容易辨別的T恤，有特別的黃藍條紋，毫無疑問這件衣服曾經是我的。無法解釋地，我感到一種強烈的羞恥感。

他衣著風格：好像落後了時代二十年。從折扣店貨架上買來的人造革套裝；從地下室廉價品箱子里弄來的無盒裝的鞋。這不僅是他吝嗇的證據，漠視時尚也使他更像一個不怎麼存在於這世界的人。他穿的衣服好像是孤獨的一種表達，一種確認缺席的具體方式。儘管他甚為富裕，有能力買他想要的東西，他看起來卻像一個窮人，一個剛從農場里出來的鄉巴佬。

我試圖將這圖景留在腦中，與其他所有不會消失的記憶一起。

有一次，當我仍然住在巴黎的時候，他寫信告訴我，他去公共圖書館讀了一些我發表在《詩歌》最近一期上的詩。我想象他在一間巨大的、荒涼的房間里，在某個清早尚未去上班的時候：坐在某張長桌前，大衣都沒脫，弓著背讀著那些對他而言一定是難以理解的詞語。

他對永久性的解決方案從來不感興趣。他繼續東修西補，這兒一點，那兒一點，永不讓他的船沉沒，但也一直不給它機會浮起來。

他對租戶們心腸很https://read.99csw.com軟——允許他們遲付租金，送衣服給他們的孩子，幫助他們找工作——而他們信任他。老人們，因為害怕遭劫，會把他們最值錢的東西交給他，存在他辦公室的保險箱里。在所有的兄弟中，他是人們有麻煩就會去找的那個。沒有人叫他奧斯特先生。他一直是山姆先生。

「『如今我想知道』，這女人說，帶著一種可怕的力量，『我想知道是否有可能在世上的任何地方找到像他一樣的另一個父親。』」（伊薩克·巴別爾）

更大些時，十三、十四或者十五歲時，有時候我會和他一起做木工、油漆、修理來掙些錢。有一次，在仲夏暴熱的一天，我被安排幫助一個人在屋頂上塗焦油。那人的名字叫喬·萊文（他是個黑人，為了對一位曾在年輕時幫助過他的猶太雜貨商表示感激，他把名字改成了萊文），他是我父親最信任最依賴的工匠。我們把五十多加侖的焦油桶搬上屋頂，並開始用掃帚把那東西塗在表面上。照射在黑色平頂上的陽光暴烈，大約半小時之後我覺得非常暈眩，我在一塊濕的焦油上滑倒摔了下來，碰巧撞在一個打開的桶上，焦油濺得我全身都是。

我最後待在澤西市的時候（至少十年前），這地方看起來像個災區，彷彿被匈奴人掠奪過一樣。灰色的，荒涼的街道；到處堆著垃圾；流浪漢們來來回回曳步而行。我父親的辦公室被搶過那麼多次，如今裏面只剩下一些灰色的金屬桌，幾把椅子和三四部電話。甚至連台打字機都沒有，一絲色彩都沒有。不再真的是個工作場所，而是個地獄里的房間。我坐下望著街對面的銀行。沒有人走出，沒有人進入。僅有的活物是兩隻在台階上交配的流浪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