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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隱形人的畫像 六

一個隱形人的畫像

「『昨天晚上當我聽到判決的時候,』他在周日早晨接受採訪時說,『我倒在了地板上。我不能相信在殺害了我的兄弟、她的丈夫之後她竟然可以被無罪釋放。這對我來說實在太難接受了。我無法理解,但我現在只能放手。我曾經試圖以自己的方式解決,但我失敗了,我現在只能接受法庭所說的一切。』」
他總是非常不自在。他無法坐著不動,不會說客套話,不能「放輕鬆」。
收音機商店最終變成了一家小型電器店,隨後又變成一家大型傢具店。從那兒起步他開始涉足房地產(比如,買了一棟房子供他母親居住),直到房地產漸漸取代商店成為他的首要關注點,房地產本身成了一樁生意。與兩位兄弟的合夥關係從一樣東西延續到下一樣。
「今天早上的會議透露山姆·奧斯特是奧斯特五兄弟里最小的一個。在世界大戰中,三個男孩加入了奧地利軍隊,他們全部陣亡。」
我記得有個小小的、乾癟的生物,坐在紐瓦克維誇希克區一所兩居室的前廳,讀著《猶太每日先驅報》。儘管我明白無論何時看見她,我都不得不親吻她,但這樣做依然令我畏縮。她的臉如此皺紋密布,她的皮膚如此殘忍地鬆弛。更糟的是她的味道——我很後來才認出來是樟腦的味道,她一定是把樟腦放在了衣櫃抽屜里,經年累月滲入她衣服的質地中。這種氣味在我腦中與「祖母」的概念形影不離。
家族的核心是我祖母,一個猶太優墾媽媽,一個終結所有母親的母親。殘忍,執拗,她是老大。是對她的共同忠誠使兄弟們如此親近。即使作為成年人,各有妻兒,他們仍會在每周五晚上到她家晚餐——不帶各自的家庭成員。這是真正重要的關係,比其他任何事都重要。其中必定有一些喜劇性的意味:四個大男人,個個身高超過六英尺,守著一個小而老的女人,她要比他們矮一英尺多。
有時候,他對於錢是如此吝嗇,幾乎成了一種病。他並未達到否認自己需要的程度(因為他的需要極少),而是更微妙地,每次當他不得不買東西的時候,他會選擇最便宜的。這是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討價還價。
我記得,她對我幾乎沒有什麼興趣。唯一一次她給我禮物read.99csw.com,是一本二手或者三手的童書,本傑明·富蘭克林的傳記。我記得我把它從頭到尾讀了,我甚至還能回憶起其中一些章節。比如說,富蘭克林後來的妻子,在初次見到他時嘲笑他——那時他正夾著一個巨大的長棍麵包走在費城大街上。書的封面是藍色的,裏面有很多剪影插圖。那時候我一定只有七八歲。
我父親曾是家中幼子,在他的一生中,他一直在仰視他的三個哥哥。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大家叫他「小傢伙」。他受哮喘和過敏之苦,在學校成績優秀,在橄欖球隊里打邊鋒,在紐瓦克中心高中田徑隊里跑四百四十碼。他于大蕭條開始的第一年畢業,去一間法律夜校讀了一兩個學期,然後輟學,就像他的哥哥們在他之前所做的那樣。
次日,他也被釋放了。「『我要回工廠工作去,』奧斯特對地方檢察官說,『一賺到足夠的錢,我會在兄弟的墓前豎一塊墓碑,然後我要把精力用來支持住在奧地利的那個兄弟的孩子們,他在奧地利參軍時陣亡。』
他們的習慣來自彼此,說話時的樣子,小小的手勢,如此相似以至於很難分辨哪一位才是某種態度或想法的始作俑者。我父親的感情是堅定的:他從未說過兄弟們一句壞話。這是又一個「不管他做了什麼而只看他是誰」的例子。如果他的一個兄弟碰巧怠慢了他或者做了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我父親仍然不會加以指責。他是我哥哥,他會說,就好像那解釋了一切。兄弟情誼是首要原則,是無可爭辯的公理,是唯一的信條。一如對上帝的確信,質疑它就是離經叛道。
作為幼子,我父親是四兄弟里最忠誠的,也是最不受他人尊敬的一個。他工作最賣力,對侄子侄女最慷慨大方,然而這些事情從未得到完全認可,更沒有獲得感激。我母親回憶起婚禮那天,在儀式后的派對上,他的一個兄弟竟然提出要和她發生性關係。他會不會真的做出越軌行為是另一回事。但僅僅像那樣挑逗她這一事實就大致說明了他對我父親的感情。人們不會在別人的婚禮上做那種事,即使他是你弟弟。

有一次,我父親送報積攢了十或二十美金的巨款,準備給自己買輛新自行車,他的母親走進了房間,撬開他的小豬儲蓄罐,不帶絲毫歉意九*九*藏*書地把錢拿走。她需要這些錢來付賬單,而我父親孤立無援,無處訴說他的委屈。當他給我講這個故事,目的不是說明他的母親是如何粗暴對待他的,而是證明家庭利益如何總是高於家庭成員利益的。他或許曾感到不快,但他沒有抱怨。
每天早起晚歸,中間就是工作,只有工作。工作是他生活其中的國度之名,而他是它最偉大的愛國者之一。不過這並不是說,工作於他是一種樂趣。他努力工作是因為想賺取儘可能多的錢。工作是達到一種目的的手段——掙錢的手段。但那目的不是可以為他帶來樂趣的東西。一如年輕馬克思所寫:「如果貨幣是把我同人的生活,把我同社會,把我同自然界和人們連接起來的紐帶,那麼貨幣難道不是一切紐帶的紐帶嗎?它難道不能夠解開和繫緊任何紐帶嗎?因此,它難道不也是普遍的離間手段嗎?」
4月14日。「『現在我比此前十七年都要高興。』星期六下午奧斯特夫人在審判結束后與每一位陪審團成員握手時說。『只要哈里活著,』她對其中一位說道,『我就會擔心。我從未懂得真正的幸福。現在我很遺憾他不得不死在我手裡。現在我就像曾經期待的那樣快樂……』
基諾沙報紙上描繪的她並非不準確。她為她的孩子們而活。(貝克律師:一個像這樣有五個孩子的女人能到哪兒去?她依賴他們,法官也能看出他們依賴她。)同時,她是個暴君,經常尖叫,歇斯底里地發作。當她生氣時,她會用掃帚打兒子們的頭。她要求忠誠,她得到了。
「當奧斯特夫人離開法庭時,她的女兒前來迎接……還有兩位年齡較小的孩子,他們耐心地在法庭等待判決釋放他們的母親……
「在郡監獄,山姆·奧斯特……儘管他不能理解這一切,說他願意接受十二位陪審團成員的決定……
箱子里沒什麼有趣的東西:一套雕刻刀,一堆仿造的珠寶。還有一本硬塑料封面的口袋書,一個帶柄的八角形盒子。我把這東西給了丹尼爾,他立刻就把它當作一個移動車庫,來停放他那小卡車和小汽車組成的車隊。

暗含在這種態度里的是一種感https://read.99csw.com知上的原始主義。一切差別都被消除,一切東西都被減至它們的最小公分母。肉就是肉,鞋就是鞋,筆就是筆。你能夠在牛肩肉和後段T骨牛排之間選擇變得無關緊要,三十九美分一支的一次性圓珠筆和可以用上二十年的五十美元水筆之間變得沒有差別。真正精細的物件幾乎受到憎惡:它意味著你要不得不支付額外的價錢,而這在道德上是錯的。在一個更寬泛的層面,這種狀況將其自身轉化為一種永久性的無感狀態:他對那麼多東西視而不見,他否認自己與世界的形狀和質地的親密接觸,切斷了自己體驗美學愉悅的可能性。他眼中的世界是個實用之地。裏面的每樣東西都有一個價值和一個價格,他的想法是對於需要的東西,儘可能支付一個最接近價值的價格。每樣東西都僅僅以其功能來理解,以它值多少錢來評判,而從不作為一個有它自身特性的、本質的物件。在某種意義上,我想這一定令他覺得這個世界索然無味。統一,乏味,沒有深度。如果你僅僅從金錢的角度看這世界,那麼你最終根本就沒看到這世界。
有一次他們很難得地帶著妻子過來,一位鄰居碰巧進屋,驚訝于如此大的聚會。這是你的家人嗎,奧斯特夫人?他問。是的,她答道,帶著驕傲的笑容。這位是——。這位是——。這位是——。這位是山姆。鄰居有點兒受驚了。那麼這些可愛的夫人們呢,他問,她們是誰?哦,她隨意地揮手答道。那位是——的。那位是——的。那位是——的。那位是山姆的。
偶爾在飯店裡家庭聚餐:我們總是不得不點菜單上最便宜的東西。這成了一種慣例。是的,他會說,一邊點頭,那是個不錯的選擇。
四兄弟黏在了一起。他們彼此之間幾乎有種中世紀式的忠誠。儘管他們有不同之處,在許多方面甚至並不相互喜歡,我仍然不把他們看作四個獨立的個體,而是看成一個家族,一個四人組的團結景象。他們中的三位——最年輕的三位——最後成了商業夥伴,住在同一個城市,而第四個,僅僅住在兩個城外,也被另外三位拉進了生意。我父親幾乎沒有一天不見他的兄弟們。他的整個人生都是如此:六十多年裡的每一天。
父親一生都在努力工作。九歲時,他有了第一份工。十八歲時,他與一位兄弟一起做修理收音機的生意。除了受雇為托馬斯·愛迪生實驗室助理的短暫時期(次日他即被解僱,因為愛迪生九-九-藏-書知道了他是個猶太人),父親一直只為他自己工作。他是位非常苛刻的老闆,遠比任何陌生人都苛刻。
因為父親很少與我談及過去,我對此後的事所知甚少。但根據他提到的少數事情,我對於整個家庭的生活環境能夠形成一個大致的看法。
在關於此案的最後一篇文章的最後一段,報紙報道說,「奧斯特夫人正打算在幾天之內把孩子們接到東部去……人們認為奧斯特夫人採取這項行動是聽取了律師們的意見,他們勸她應該去往一個新家,在一個沒有人知道案情的地方重新開始生活。」
比如說,他們經常搬家。對我父親而言,一年裡上兩個甚至三個不同的學校並非少見。因為他們沒有錢,生活變成為了賴掉房租和躲債的一連串逃離。一家人本就自我封閉,這種遊牧生活更將他們和外界完全隔絕。沒有持久的參照點:沒有可以依靠的家、城市和朋友。只有這家人自己。這幾乎就像在隔離區生活。

整個一生他都夢想成為百萬富翁,成為世上最富有的人。他要的並不完全是金錢本身,而是它所代表的東西:不僅僅是世人眼中的成功,而且是一種令自己變得遙不可及的方式。擁有金錢不僅意味著有能力購買東西:它也意味著世俗的需求永遠不會影響你。於是,金錢作為保護,而非樂趣。他的童年一直沒有錢,因此在世界的反覆無常間容易受傷,對於他,財富成為了逃避的同義詞:逃離傷害、苦難,不會成為受害人。他並不試圖購買快樂,而僅僅是不快樂的缺席。金錢是萬靈丹,是他身為人類最深最難以表達的慾望對象。他並不想花錢,他想擁有它,他想知道它在那兒。於是,金錢並非作為長生不老葯,而是作為解毒劑:當你進入叢林時口袋裡隨身攜帶的一小瓶葯——只是以防你被毒蛇咬到。
他的遲鈍有喜劇的一面。而有時這對他很有好處。
我想,這是個皆大歡喜的結局。至少對於基諾沙的報紙讀者,對於聰明的貝克律師,以及,毫無疑問,對於我的祖母都是如此。當然,對於奧斯特一家的命運,沒有更多的說法。公共記錄隨著他們宣布東遷而告終。
更好的,當然,意味著更糟。

和他在一起會讓你緊張。你會覺得他總像是馬上要走的樣子。
數年之後,我和妻子住在紐約,他有時會帶我們出去吃飯。台詞永遠一模一樣:當我們把最後一叉食物放進嘴的那刻,他會問,「好走了嗎?」甚至不九*九*藏*書可能再考慮甜品。

父親和他的母親住在一起,直到他比我現在都大的時候。他是最後一個離開獨自生活的人,他是那個被留下照顧她的人。然而,要說他離不開母親是不對的。他太獨立了,被哥哥們灌輸了太多男子氣概。他對她好,盡責細緻,但也不能說不保持一定距離,一點不任性。他結婚之後,她經常打電話給他,關於這個那個向他發表長篇大論。我的父親會把聽筒放在桌上,走到房間另一端,自己做幾分鐘雜事,然後回到電話旁,把電話拿起來,說些平淡乏味的話讓她知道他在那兒(噢—哦,噢—哦,嗯嗯嗯嗯嗯嗯,對),然後又一次跑開,來來回回,直到她自己說累了。

作為一個孩子,有時在公眾場合我會真的為他尷尬。和店主討價還價,對高價大動干戈,據理力爭,就好像他那大丈夫氣概正受威脅似的。我清晰地記得一切如何在我內部枯萎,記得我希望能夠身處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除了我曾在的那兒。一樁和他一起去買棒球手套的事從記憶中跳出。有兩星期,我每天放學後會去那家商店,羡慕地看著那副我想要的手套。隨後,當某天傍晚父親帶我去那家商店買下它時,他對著銷售員大發脾氣,以至於我擔心他就要把他撕成碎片。震驚之餘,我懷著受傷的心告訴他算了,我根本不想要那副手套。我們離開那家店時,他提出為我買個蛋筒冰激凌。反正那手套也不好,他說。下次我給你買一副更好的。
他從不帶我們去看電影的借口:「為什麼要出去花上一大筆錢呢?一兩年之後電視里會播的。」


父親去世后,我發現了一個大衣箱,那衣箱曾經屬於他母親,如今在屋子的地窖中。箱子鎖著,我決定用榔頭和螺絲起子把它撬開,其中或許會有一些被掩埋的秘密,一些失落已久的寶藏。當鐵扣落下、抬起箱蓋時,就在那兒,又一次地整個都是——那種味道,朝我飄來,直截了當的,容易察覺的,那味道彷彿就是我祖母本身。我感覺彷彿剛剛打開她的棺材。
這就是任性之治。對一個孩子而言,這意味著天可能隨時塌下,意味著他永遠不能確定任何事。因此,他學會了永遠不相信任何人。甚至他自己。總會有人跑來證明他的想法是錯的,來證明這一切都沒有意義。他學會了永不要求太多。
長篇大論地批評家裡開著太多的燈。他總是說要買低瓦數的燈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