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起來是什麼，我就是什麼。」

威利發出一聲長長的、艱難的呻|吟，然後就讓自己癱到了地上。這情景讓骨頭先生感到痛苦——竭盡全力才只能挪動幾英寸——看到主人這副讓人悲傷的模樣，這條狗心中的憐憫之情油然而生。他永遠都不可能知道他為什麼如此肯定，但當他看到威利慢慢坐到人行道上，把後背倚到牆上的時候，他就知道威利再也不會站起來了。這是他們共同生活的結束。最後的時刻已經到來，一切都已經無法挽回，他只能靜靜坐在威利身旁，直到他眼中的光芒漸漸黯淡。

「當然，夥計，我是海爾·塞拉西的小舅子。」

然而，當秋季再開學的時候，斯旺森夫人已經離開了。她丈夫在巴爾的摩找了個新工作，而她不光是個老師，也是個妻子，她除了跟隨斯旺森先生離開布魯克林以外，又有什麼別的選擇呢？這對威利來說是個沉重的打擊，但也不是太糟，因為儘管他的導師遠在天邊，卻並沒有忘記他。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斯旺森夫人和她年輕的朋友保持著密切的聯繫，繼續閱讀和評論他寄來的手稿，在他生日的時候不忘寄來查利·帕克的老唱片作為禮物，還給他介紹一些小雜誌讓他開始投稿。在威利畢業那年，她的一封誇大其詞、熱情洋溢的推薦信讓威利得到了哥倫比亞大學的全額獎學金。斯旺森夫人就是他的繆斯，他的保護者和幸運符的合體，威利那時候真是前途無量。但隨之而來的卻是1968年的精神分裂，是真理的瘋狂之舞，或者說是高壓電線的關係。被關進醫院，接受了六個月的休克療法和精神藥理學療法之後，他再也不是原來的威利了。他加入了能行走的傷員之列，儘管無論生病還是健康，他都在持續苦作詩歌和故事，卻很少抽出時間給斯旺森夫人回信了。理由並不重要。也許再和她聯繫，威利會感到尷尬。也許他有點心煩意亂，腦子裡裝滿了其他的事。也許他對美國郵政服務失去信心了，不再相信郵遞員從不偷看他們的信。無論如何，他和斯旺森夫人曾經長篇大論的書信來往漸漸停止了。接下來的一兩年裡，聯繫主要靠幾張零星的、漫不經心的明信片維繫，再變成商店買來的聖誕卡，一直到1976年，他們徹底停止了通信。從那時起，兩人之間再無隻言片語的交流。

骨頭先生明白。他一直都明白威利對他說的話。從他記事起他就能聽懂，到現在，他對「英古利希」的掌握程度，已經和其他任何在美國大陸上生活了七年的移民不相上下了。當然，這是他的第二語言，和他的母語完全不同。儘管在發音方面還得多加練習，但他已經徹底掌握了句法和語法的每一個細節。對於一個有骨頭先生這樣智商的動物來說，這沒什麼可大驚小怪的。許多狗都能掌握人類語言的實用知識，而骨頭先生的優勢就在於他有幸遇上了一個不會低看他一等的主人。他們從一開始就是好夥計，再加上骨頭先生不僅是威利最好的朋友，也是他唯一的朋友，更何況，威利是那種沉迷於自己聲音的人，一個真正的、徹底的多言癖，從早上一睜眼，一直到晚上醉醺醺地睡去，他幾乎都在不停地說話，所以骨頭先生對這種「方言」這樣應對自如也沒什麼好奇怪的。總的來說，唯一令人驚訝的反而是他自己沒學會怎麼說得好點。這並不是他不努力的緣故，而是造化弄人，用命運強加給他的那副嘴巴、牙齒和舌頭的構造，骨頭先生最多只能發出一些狂吠、哈欠和嚎叫，一些口齒不清意義不明的言論。骨頭先生痛苦地意識到這些噪音是多麼地磕磕巴巴，但威利總讓他發表意見，而且到了最後，「發言」本身成了最重要的事情。骨頭先生可以自由地發表他那淺薄的意見，他說的時候，主人總會洗耳恭聽，看著他的夥計努力成為人類的一員，如果你看著威利的臉，你就會明白，威利一字不漏都聽懂了。

看得出威利是多麼努力地想掙脫這離奇的幻覺，又是多麼堅決地想抵抗它的魔力。他不是那種沒腦子的精神病，會被臆造的幻影或者妖魔鬼怪耍得團團轉。他總是不想提及這段往事，然而正是他每次回想起最初那幾秒鐘時所表現出的反感和直白的敵意，讓骨頭先生確信這件事是真的，威利的確經歷了那個真實的幻覺，絕不是在胡編亂造。聽威利講的時候，那情形讓人憤慨，簡直是在侮辱他的智商，光是看看那些愚蠢的陳年爛招都令他怒火中燒。讓別的什麼人去和那個吼吼大笑的傢伙待著吧。聖誕節是個大騙局，是一個日進斗金的節日，收銀機叮噹響個不停，而作為這一節日的象徵，作為整個消費主義的核心，聖誕老人是其中最大的冒牌貨。

「威廉·古雷維奇，」聖誕老人說，「對，紐約布魯克林的威廉·古雷維奇，我在跟你說話。」

這隻是個開始。在這以後的十多年裡，威利一直這樣生活。他喜歡和媽媽一起生活上幾個月，之後離開幾個月，然後再回來。第一次出走大概是最具戲劇性的，只不過因為那時的威利對於流浪生活還一無所知，他只離開了很短一段時間。儘管骨頭先生一直不太確定威利所說的短到底是什麼意思，但無論他主人在離開的那幾個星期或幾個月里發生了什麼，都證明他已經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使命。「不要告訴我二加二等於四，」回到布魯克林的時候，他對他的媽媽說，「我們怎麼知道二就是二呢？這可真是個問題。」

「我猜也是。要是稍微變一下拼寫順序是什麼呢？撒旦，就是這個。你這個該死的惡魔，老爺爺，你只存在於我的腦袋裡。」

「你知道我是誰嗎？」他終於開口問道。

「即使電擊槍沒有幹掉你，」在那個霧蒙蒙的巴爾的摩的早上，為了不讓自己摔倒，威利斜倚在一根路燈桿上接著說，「還有成千上萬的東西能幹掉你。我警告你啊，老夥計，你得長點新本事，不然你沒幾天可活了。看看這個陰沉沉的小城吧，每條大街上都有中餐館，你別以為你在他們門口晃蕩的時候沒人垂涎，那是你太不了解東方烹飪了。他們把狗肉當成美味，夥計。那些大廚圍捕流浪狗，然後就在廚房後面的小巷裡把狗宰掉——每星期殺上十隻、二十隻、三十隻。他們會在菜單里把狗肉寫成鴨肉豬肉什麼的，但圈裡人知道什麼是什麼，那些美食家可一點都不傻。所以當你在哪個中餐館門口搖尾巴之前可要想清楚，除非你想變成一大盤蘑菇雞片。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嗎，骨頭先生？要搞清楚你的敵人是誰——然後和他們保持安全距離。」

「瞧瞧這兒，老夥計。」威利用他那最好聽的牛仔腔調說。這種腔調是專在特殊情況下使用的，威利只有在遇到生活里最宏大、最令人茫然的極具諷刺意味的情形時才會召喚出這個聲音來。儘管現在聽到這種腔調讓他有點摸不著頭腦，但他還是努力從這種情緒陰晴不定的突然轉換中振作起來。

天知道這個男孩待在晨邊高地的那兩年半到底嗑了多少葯。只要是違禁藥物，威利要麼抽，要麼吸，要麼直接注射到血管中。假裝自己是弗朗索瓦·維庸再世，到處晃來盪去是一回事，但把足以填滿一個新澤西草原填埋場的甜蜜毒液全餵給這還不定性的年輕人，他的化學體質不變化才怪。當然，威利的身體遲早會徹底垮掉，但是誰又能說他學生時代那種隨心所欲醉生夢死的生活沒有加速這個過程呢？他大三那年年中，室友推開房門，發現威利一|絲|不|掛地躺在地板上——一邊吟誦著曼哈頓電話簿上的名字，一邊吃著一碗自己的排泄物——骨頭先生未來主人的學業生涯就在此突然而永久地結束了。

「是，我說的就是這個聖誕。」

威利怎麼會不被這一切迷住呢？一條狗有大約兩億兩千萬個嗅覺感受器，而一個人只有五百萬個。鑒於數字差別是如此之大，一個合乎邏輯的推斷是，狗所感知到的世界與人所感知到的截然不同。邏輯從來都不是威利的強項，但這一次，在愛與求知慾的雙重驅動之下，他比以往更有毅力地在這個問題上糾纏了下去。當骨頭先生聞到這些東西時，會有什麼樣的體驗？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是，他為什麼要去聞那些東西？通過近距離觀察，威利總結出能引起骨頭先生興趣的三種要素：食物，性，其他狗的信息。人類每天清晨打開報紙了解他的同類都發生了什麼，狗也用他的鼻子做同樣的事情，在樹下、電線杆和消防栓上嗅來嗅去，以了解當地狗群的狀況：雷克斯，那條牙齒鋒利的羅威納犬，在灌木叢上留下了他的記號；莫莉，那隻可愛的可卡犬，正在發|情；羅傑，那條雜種狗，吃得不太對付。這些對威利而言都是顯而易見的事，無可爭議。只有當你試圖去了解狗的感受時，事情才變得複雜起來。他僅僅是為了自我保護、防禦其他狗而搜集信息嗎，還是說除了戰略需要，這種瘋狂的嗅覺盛宴還有其他意義呢？他樂在其中嗎？當一條狗把腦https://read.99csw.com袋埋在垃圾堆里的時候，他也會體驗到類似於一個男人把鼻子抵在女人脖子上、聞到九十美元一盎司的法國香水味時的那種心醉神迷嗎？

冬天通常是寫詩的季節。待在家裡的時候，威利在夜間活動，通常等媽媽睡覺之後才開始一天的工作。在路上的生活不允許寫得那麼仔細，節奏太慌張，情緒太散亂，分心的事情太多，只能偶爾草草記上幾筆，有些突發的奇想就匆匆寫在了面巾紙上。但是在布魯克林的那幾個月，他每個晚上趴在餐桌上寫字的時間有三四個小時，在八點五乘以十一英寸的線圈筆記本上寫他的詩句，至少除了他醉酒、情緒陷入低谷或缺少靈感時，都是這樣的情況。有時候，他一邊寫一邊自言自語，把寫下來的句子都念出來，入戲太深的時候他會大笑、咆哮，甚至用拳頭砸桌子。剛開始，骨頭先生還以為這些噪音都是衝著他來的，但當他明白這些也是創作過程的一部分以後，他就心滿意足地蜷在桌子下面，在主人的腳邊打盹兒，等主人夜晚的工作結束后好帶他出去撒尿。

威利希望死前能完成的這兩件事情之間沒有主次之分，每一件事情對他來說都極其重要，由於已經沒有時間去考慮如何分別解決，威利只能採用被他稱為「切薩皮克策略」的方法——一種最後時刻一石二鳥的策略。第一件事如前所述：為他那毛茸茸的朋友找到一個新的著落。第二件是料理好自己的事情，把手稿交給可靠的人。剛才，他把一生的作品都塞進了費耶特大街上灰狗巴士終點站的一個儲存櫃里，在他和骨頭先生現在站著的地方的北邊兩條半街區。鑰匙就裝在他的口袋裡。除非他能找到一個值得完全信任的人來託付這把鑰匙，否則，他寫的每一個字都會被銷毀個精光，就像那些無人認領的行李一樣。

那是凌晨兩點半。幾個小時前他媽媽就上床睡覺去了。威利待在客廳的沙發上，喝著波旁威士忌，抽著幸運牌香煙，漫不經心地看著電視。看電視是他的新習慣，是他最近住院生活的副產品。他對屏幕上的圖像並不太感興趣，他只是喜歡顯像管的雜訊和弱光營造的那種背景，喜歡待在電視投到牆上的藍灰色陰影里。那時候《深夜秀》剛剛開始（是一個關於巨型蝗蟲吞吃加利福尼亞州薩克拉門托市市民的故事）。大部分時間電視里都在播出一些創造奇迹的產品的廉價廣告：永遠不會鈍的刀，永遠不會壞的燈泡，治療禿髮的祖傳秘方。嗯嗯嗯，威利自言自語著，總是這套愚蠢的廢話。正當他要站起身關掉電視的時候，另一個廣告開始了。聖誕老人從壁爐里跳出來，看上去像是長島馬薩皮誇郊區的一戶人家。聖誕節就要到了，威利早就看慣了廣告里那些打扮成聖誕老人的角色。但這一個比他見過的大多數都要好——一個有著玫瑰紅色臉蛋的矮胖子，長著地道的白色大鬍子。威利停下來看這個廣告的開頭，滿以為會聽到關於地毯清潔劑或者防盜警報器的廣告詞，結果，突然間，他聽到聖誕老人說出了那句將會改變他命運的話。

在改姓聖誕之後的二十三年裡，威利寫滿了七十四個筆記本。這些作品包括詩、故事、散文、日記、詼諧短句、自傳體冥思，還有一部未完成的史詩《流浪的日子》的前一千八百行。絕大部分作品都是在他媽媽那間布魯克林公寓的廚房餐桌上完成的，但自從四年前媽媽去世之後，他不得不露天寫作，經常是一邊拚命把思緒記錄到紙上，一邊跟公園和暗巷裡的惡劣環境作鬥爭。在最隱秘的內心深處，威利對自己並沒有妄想。他知道自己是個不安的靈魂，跟這個世界格格不入，但同時他也知道許多好的作品就埋藏在這堆筆記本當中，至少在這一點上他可以抬起頭來。但凡他嗑藥的時候更小心一點，或者身體稍微強壯一點，或者對威士忌、烈酒和酒吧里的吵鬧聲不那麼迷戀，他也許會寫出更多的好作品。這完全是可能的，但現在已經追悔莫及了。威利已經寫下了他所能寫的最後一個句子，寫到了分秒不剩。他這輩子就只剩下儲存櫃里的這些文字了。如果這些文字消失了，他就像從未存在過一樣。

威利坦率地表示困惑。他並不想傷害任何人，尤其是現在，他得到了天賜之福，悔過自新，他最不願意做的事情就是冒犯他的母親。但不管他怎麼說、怎麼解釋，她都不聽。她朝他尖叫，喊他納粹。當他堅持要向她說明聖誕老人是一種佛的化身，一個帶給世界慈愛和憐憫的聖潔之體時，她甚至威脅說當天下午就要把他送回醫院去。這讓他想起在聖盧克醫院時一個病友的話——「我寧肯喝一瓶酒，也不想做額葉白質切斷術」——突然間，他意識到如果任他媽媽為所欲為會是什麼下場。與其在這裏白費口舌，不如一走了之。他套上外衣，頭也不回地離開了那所房子，天知道他要去哪兒。

你瞧，他又來了。那個該死的聖誕老人就站在那裡，沖威利晃著手指、搖著腦袋，眼睛里充滿悲傷和失望。當他張開嘴巴開始講話的時候（準確地接著他十秒鐘以前的話頭繼續講），威利不知道他是該大笑還是該從窗戶跳出去。那真的發生了，朋友們。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就在那時候發生了，威利當場就明白了，一切都大不一樣了。

「這樣可不好，威利，」聖誕老人說，「我是來幫助你的，可如果你連說話的機會都不給我，我們可什麼都做不了。你在聽我說話嗎，孩子？」

不過，並不能否認他曾經努力過，而這個故事的很大一部分就在於他的努力。即使威利並不總能達成對自我的期望，至少他有了一個榜樣，讓他知道他想怎麼做。待在酒店的酒水部時，在為數不多的能夠集中精力、控制自我的時間里，他展現出了無比的英勇和慷慨。比如說，在1972年，他冒著生命危險救了一個溺水的四歲小女孩；1976年，在紐約的西43街區，他保護了一個被暴徒攻擊的八十一歲老人——回報是他肩膀上挨了一刀，腿上中了一槍；不止一次，他把最後的積蓄全部給了某個倒霉的朋友，他讓那些失戀者和悲傷的人靠在他的肩頭痛哭；那幾年，他還勸住了想要自殺的一個男人和兩個女人。威利的靈魂中有善的一面，當他把善釋放出來的時候，你會忘記其實他的靈魂中還有別的東西。是的，他髒兮兮的、瘋瘋癲癲、非常惹人嫌，但只要他腦子正常時，威利真是萬里挑一，每個認識他的人都知道這一點。

骨頭先生知道威利活不長了。咳嗽在他體內盤踞了六個多月，現在已經完全沒有擺脫的機會了。緩慢，殘酷，毫無好轉的跡象。從2月3日開始的肺部有氣無力、充滿黏液的咔嗒聲響，發展到盛夏時呼哧呼哧的大量痰液和接連不斷的劇烈痙攣，這東西就跟活了似的。這已經夠糟糕了，但在過去的兩周中，一種新的曲調又悄悄混入了這首支氣管樂曲——緊繃的、決絕的、敲擊式的——並且發作得越來越頻繁，幾乎持續不斷。每次發作，骨頭先生都覺得威利的身體要被他胸腔內燃爆的高壓火箭炸掉了。他猜下一步就是咳血了。在那個星期六的下午，這個致命的時刻終於到來了，好像天堂里所有的天使都張開了嘴巴開始放聲歌唱。骨頭先生親眼目睹了全程，他站在那條連接華盛頓和巴爾的摩的馬路沿上，看到威利把一些可悲的血塊咳到了手帕上，他當即意識到，連一丁點希望都沒了。死亡的氣息已經降臨到了威利·G.聖誕身上，就像太陽是雲中的一盞燈，每天都會熄滅再燃起那樣確定無疑，大限將至了。

古雷維奇太太不怎麼高興，但威利堅持這麼做。就這樣，小骨頭先生離開了他的媽媽和五個兄弟姐妹，被威利從北岸動物收容所帶到了布魯克林的格林伍德大街。說實話，他不怎麼記得小時候的日子了。那時候「英古利希」對他來說還是塊處|女地，由於古雷維奇太太稀奇古怪的語言風格，加上威利喜歡用各種聲音說話的癖好（前一分鐘是加比·海斯，下一分鐘又是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早上是格勞喬·馬克斯，晚上又變成了莫里斯·希瓦利埃），骨頭先生花了幾個月時間才找到竅門。同時，還有些小狗的煩惱：控制大小便的鬥爭，廚房地板上的報紙，還有每次他失禁時古雷維奇太太的當頭重擊。她是個喜怒無常又愛抱怨的老太婆，要不是有威利溫柔的雙手和安慰的愛撫，生活在那個房子里可真要命。冬天到來的時候，大街上的一切都結了冰，掛著鹽粒。他有百分之九十八的時間都待在房子里，要麼坐在正在炮製最新巨著的詩人威利腳邊，要麼就四處探索這個新家的每一個角落和縫隙。這間公寓有四個半房間，當春天到來的時候，骨頭先生已經熟悉了每一件傢具、地毯上的每一塊污漬和油地氈上的每一個破洞。他知道古雷維奇太太的拖鞋和威利的內褲的氣味，懂得門鈴和電話鈴聲的區別，也能夠分辨鑰匙的叮噹聲和塑料瓶里藥丸的咔嗒聲。不久以後，他就能和住在廚房水槽下碗櫥里的每一隻蟑螂稱兄道弟了。日常生活沉悶而局促，但骨頭先生又怎麼會知道這些呢？他只是一個大腦發育還不健全的小狗，一個四爪無力的小傻瓜，只會追著自己尾巴跑和啃自己的大便。如果這就是他唯一經歷過的生活，他又有什麼資格去判斷這種生活里有價值的東西是多還是少呢？

威利那天晚上只喝了半瓶，而他上一次陷入徹底的幻覺已經是八個月前的事兒了。沒人會故意用這種垃圾把戲耍他。他知道真實和虛假的區別。如果聖誕老人真的從他媽媽的電視機里和他講話了，那一定是他醉得比料想的要厲害。

這就是他得到的回報：其中的樂趣，還有威利的興奮不已。誰在乎媽媽大人和她那充滿諷刺的評論，誰在乎他們的實驗室只是房子下面緊挨著爐子和下水道的地下室，誰在乎那裡的地板又冷又臟。以科學進步的名義，他們正在某件重要的事情上通力合作，共渡難關。如果說有什麼美中不足的話，那就是威利對這件事太過投入了。他被這件事情深深吸引，被這項目的每個細節緊緊纏住，這使他越來越難正確看待這件事情。總有一天，他會像談論一件重大發現，一個可以和電燈、飛機或電腦晶元相提並論的劃時代突破那樣去談論他的發明。這會賺大錢，他會說，夠把他們變成百萬富翁幾百次了，他們什麼都不用再操心了。但在另外一些日子里，他會突然充滿懷疑和不確定，他會向骨頭先生介紹那些分析如此嚴苛、吹毛求疵般精確的論點，以至於骨頭先生都開始擔心主人的健康了。有一天晚上，威利問，把雌性氣味也包含進氣味的樂章中是不是太過分了？這些氣味豈不是會引發狗的情慾、埋沒他們的審美熱情，從而把這樂曲變成了某種色情作品、一種狗的春宮圖？緊接著這個結論，威利又開始顛倒他的句子了，每當他的腦子運轉到最高速度時就會這樣。「用玉米治療色情，」他一邊在臟地板上走來走去，一邊自言自語道，「純潔的玉米會治療色情。」一旦骨頭先生解開這個首音互換的謎語，他就明白這話的意思是感情比性要好。至少對於氣味樂章而言，如果要忠誠于給狗帶來美學享受這一宗旨，重點就應該放在精神需求而不是肉體需求上。於是，在聞了整整兩周充滿發|情母狗氣味的毛巾和海綿之後，骨頭先生又有了一套新的樂器：威利自己，和他那身虛幻的表象。臟襪子、汗衫、鞋子、手帕、褲子、領帶、帽子——任何帶有主人氣味的東西。骨頭先生像享受其他東西一樣享受這些，因為說到底骨頭先生還是條狗，狗是不管你給他什麼都喜歡去聞的。這是他們的本能，這是他們的天性，就像威利正確觀察到的那樣，這是他們對生活的追求。有時候，骨頭先生覺得幸虧他沒有被賦予講人話的能力，否則他一定會忍不住告訴威利真相，那會讓威利心碎的。對於一條狗來說，他會說，對於一條狗來說，我親愛的主人，實際上整個世界就是一首氣味的交響樂。他醒著的每一個小時、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肉體和精神的雙重體驗。內外沒有區別，也沒必要分個高低。就像，就像……九九藏書

骨頭先生覺得無趣極了，但他又能對誰抱怨主人的狂熱呢？威利聽起來比過去兩個星期里的任何時間都要精神，但儘管如此，剛剛念完，他又劇烈地咳嗽起來（痰更多，喘得更厲害，腳跺得更重，拚命地抓緊旁邊的落水管），但這發作一結束，他又馬上恢復了亢奮。

那個胖子笑了。然後，非常緩慢地，鏡頭給了聖誕老人一個特寫。在接下來的幾秒鐘，他站在那裡捻著他的大鬍子，彷彿陷入了沉思。

這些都是骨頭博士的猜測。你樂意的話，當然也可以忽略他的意見，但你又能跟誰打聽這些事呢？過去七年他一直在聽這些故事，難道還沒有資格成為這個話題上的世界最高權威嗎？

「去你的吧，先生。」威利不假思索地關了電視。

只剩下威利和他的媽媽相依為命了。和她在一起談不上開心，不過至少她不會動拳頭，而且給了威利極大的愛意和足夠的溫情，正好抵消了她嘮叨他、數落他、讓他心煩意亂的時候。基本上，威利努力去做一個好兒子。在那些少有的他能夠不考慮自己的時刻，他甚至會有意識地對她好一些。如果說他們有什麼差別的話，那也是更多地出於截然相反的世界觀，而不是因為個人恩怨。從過往的苦難中，古雷維奇夫人明白這個世界總會折磨她，因而她逆來順受，盡她所能去避免受到傷害。威利同樣知道世界會蹂躪他，但和他媽媽不同，他毫不遲疑地反擊到底。他們的區別不在於一個悲觀而另一個樂觀，而在於一個人的悲觀導致了憂心忡忡、另一個人的悲觀卻使之粗暴地蔑視一切「不過如此」的東西；一個退縮，另一個反抗；一個循規蹈矩，另一個桀驁不馴。大部分時間他們倆都在吵架，威利發現很容易就可以激怒他的媽媽，所以輕易不肯放過任何挑釁的機會。如果她能有少說幾句的智慧，威利也許就不會如此固執己見了。她的對抗性刺|激了他，把他推向更加極端的位置。當他準備離開家去上大學的時候，他無可避免地進入了早已選好的角色：一個憤世嫉俗者，一個離經叛道者，一個在崩潰世界的陰溝中徘徊的流亡詩人。

有太多東西要學，太多現象要消化、辨認和理解，威利甚至不知該從哪兒開始。搖尾巴和把尾巴夾在兩腿中間，豎起來的耳朵和軟塌塌的耳朵，滿地打滾和原地轉圈，聞自己的屁股和發牢騷地叫，袋鼠跳和空中急轉，匍匐前進，露出牙齒，豎起腦袋，還有上百種其他的小細節，每一種都代表一種想法，一種感覺，一個計劃，一種慾望。威利發現這就像是在學習一種新的語言，彷彿是闖入了一個長年與世隔絕的原始部落，需要學會他們那令人費解的風俗習慣。一旦克服了最初的障礙，最讓他感興趣的就是被他稱為「眼—鼻悖論」或「感官統計」的謎題了。威利是人類，所以他主要靠視覺來構成對世界的理解；而骨頭先生是條狗，所以他幾乎是個瞎子。他的眼睛只夠讓他辨別物體的形狀，告訴他前方那個朦朦朧朧的物體或生物到底是該躲開的危險還是該親吻的夥伴。至於真正的認知，以及對變幻莫測的現實的精確掌握，只能靠鼻子。無論骨頭先生對這個世界有多少了解，無論他憑藉觀察、熱情或智力發現了什麼，靠的都是鼻子的指引。剛開始，威利幾乎不敢相信他的眼睛。狗對氣味的慾望似乎是無止境的，只要他發現了一種感興趣的氣味，就會帶著極大的決心和全部的熱情把鼻子湊上去，彷彿世界上其他的一切都不復存在了。他的鼻孔會變成吸氣管，用真空吸塵器吸碎玻璃的那種吸法，猛嗅各種氣味，有幾次——實際上是好多次，威利很驚訝人行道居然沒有被骨頭先生那生猛的鼻式攻擊撞裂。通常情況下，狗是最馴順的動物，但有時也會變得固執、心不在焉，好像全然忘記了主人的存在。比如說有時候骨頭先生還沒打算離開，他還在認真鑒賞、沒來得及細細品味眼前這坨大便或這攤尿液時，威利就已經拉著繩子往前走了，這時，骨頭先生就會用四肢扒住地面往回拉。他變得那麼堅定不移，像錨一樣把自己緊緊釘在那個地方，以至於威利總是懷疑他的爪子上是不是藏了個液囊，能隨時按照指令分泌膠水。

這些都是在那個瘋狂的1988年冬天開始的。骨頭先生從未見過威利如此興奮，如此平靜，如此精力充沛。他花了三個半月的時間研究這個問題，除此之外什麼都不做，幾乎再也不抽煙或喝酒，萬不得已才去睡覺，除了讀、寫和挖鼻孔以外什麼都忘了。他制訂計劃，開列清單，用各種氣味做實驗，繪製圖表，用木頭、帆布、紙板和塑料建造模型。要做許多運算，許多測驗，還要解答許多令人生畏的問題。理想的氣味排序是什麼？一首交響曲該有多長？其中應該包含多少種氣味？交響樂大廳應該是什麼形狀？它應該被建成一座迷宮，還是一層層地盒子套盒子更適合狗的敏感度？狗應該獨自完成測試，還是應該由主人在一旁引導？每個樂章是否應該圍繞一個單一主題——比如說食物或雌性的氣味——還是應該把各種氣味混合在一起？威利一個接一個地和骨頭先生討論這些問題，諮詢他的意見，懇求他的建議，請他包涵在接下來的無數實驗與錯誤中充當小白鼠的角色。這條狗很少受到如此的尊重，很少跟人類事務如此息息相關。不光是威利需要他，骨頭先生自己也感受到了這種需要。他出身卑微，本是一條毫無特殊價值和特質的雜種狗，而現在，他變成了狗的代表，成為整個犬類的樣本。他當然很樂意做他分內的事，對威利有求必應。就算他不是完全明白是怎麼回事又怎樣呢？他是條狗，不是嗎？他為什麼要拒絕去聞一堆破尿布、鑽過一扇狹窄的活板門，或者是爬過一條牆壁上塗滿了肉丸意麵的隧道呢？也許這麼做沒什麼意義，但實際上這很有趣。

骨頭先生抬起左後爪，開始在耳朵后抓癢。遠遠地，他看到一個男人和一個小女孩往相反的方向慢慢走去，不過他並沒有因此而自尋煩惱。他們會來，他們會走，不管他們是誰，結果都一樣。雨越下越大了，一陣微風吹起了街上的糖紙和紙袋。他嗅著這空氣，一下，兩下，然後漫不經心地打了個哈欠。過了一會兒，他在威利身旁蜷縮起來，深吸了一口氣，無論將要發生什麼，他都會等著。

結果，威廉·古雷維奇結束了他在世上的一切，從他的肉體上，一個名叫威利·G.聖誕的全新的人誕生了。為了慶祝這個重大事件，威利第二天一大早衝到曼哈頓，在右臂上文了一個聖誕老人的圖案。那是個痛苦的過程，但威利在忍受針尖折磨的同時卻感到快活，他歡欣鼓舞地意識到，他的重大轉變正在化為一個可見的符號，而這個印記將跟隨他終身。

威利這個人啊。他曾經講過那麼多故事，以那麼多種聲音說話，忽東忽西隨口胡謅，骨頭先生真不知道該相信哪一句。面對威利·G.聖誕這種複雜又古怪的人，很難分清什麼是真，什麼是假。骨頭先生能肯定他親眼所見和親身經歷的事情，但他和威利只在一起待了七年的時間，這之前三十八年的事情他只知道個大概。如果骨頭先生小時候沒有和威利的媽媽生活在同一個屋檐下的話，那可就兩眼一抹黑了。但通過聽古雷維奇太太講，再把她和威利的說辭兩相權衡，骨頭先生已經能夠為他來之前的威利的世界拼湊出一幅合理、連貫的畫面。有許多細節都丟失了，也有許多細節模糊不清，但是骨頭先生心裡有數，他知道這故事是什麼樣、不是什麼樣。

其實也並不全是消沉的事情。即使是在布魯克林的生活，也有一些閃光點，一些文學苦旅上的插曲。比如說，按狗的日曆上往回翻三十八年，還有「氣味交響曲」，那可是威利史記里最特別也最閃耀的一章。那一整個冬天，威利半個字都沒寫。是，那當然是九_九_藏_書一段好日子，骨頭先生對自己說，最美好也最瘋狂的日子，現在回憶起來，還讓他身體里湧起一陣懷舊之情。如果他會笑，他一定會笑起來的；如果他會掉眼淚，他一定會淚流滿面。實際上，如果他會哭會笑，他現在一定會又哭又笑——紀念並哀悼他熱愛的主人將要不久於人世了。

骨頭先生並不討厭巴爾的摩本身。這個城市不比他們這些年流浪過的其他地方難聞，但即使他明白這次旅行的目的，想到一個人會選擇在一個他以前從未到過的地方了卻殘生，他仍然會很感傷。狗絕對不會犯這樣的錯誤。他會跟這個世界和解，確保自己死在熟悉的地方。但在死前，威利還有兩件事要辦，而他固執的天性讓他堅持認為只有一個人可以幫他。那個人的名字是貝亞·斯旺森，她最後為人所知的住處是巴爾的摩，所以他們就到巴爾的摩來找她了。好倒是好，可萬一威利的計劃不能順利實現，骨頭先生就要被困在這個充滿蟹肉餅和大理石台階的城市裡了，到那時候他該怎麼辦呢？其實打一個電話，半分鐘就能解決問題。但威利的哲學里有一種偏見：非常重要的問題絕不能靠打電話解決。和拿起那種玩意兒跟一個他看不見的人講話相比，他寧肯不停地走上幾天。所以他們現在才跑了二百多英里來到這兒，手裡連個地圖也沒有，只能在巴爾的摩的大街上逛來逛去，尋找一個可能存在也可能根本不存在的地址。

「北阿米蒂街203號，」他念道，「埃德加·艾倫·坡故居，1832—1835年。開放時間：4月到12月，星期三至星期六，中午到下午三點四十五分。」

威利並不反對這個。誰知道這種情況背後是什麼神學玄秘在起作用呢？如果上帝能把他的兒子化為人形送到人間，為什麼一個天使不會變成狗的模樣來到這個世界呢？骨頭先生確實是條狗，實際上威利也從狗性中獲得了許多樂趣，看他的同伴展示各種狗的習慣會帶來無窮無盡的喜悅。威利以前從未和任何動物長期相處過。小的時候，每當他提出想要一個寵物時，父母的回答總會讓他失望。貓，海龜，長尾小鸚鵡，倉鼠，金魚——根本礙不著他們的事。但他們總會說，這房子太小了，或者動物很臭，或者太花錢了，或者威利不夠有責任心之類的。結果就是在骨頭先生之前，他都從來沒有機會近距離觀察狗的行為，甚至從來沒有花時間想過這個問題。狗對他來說不過是種模糊的存在，偶爾在意識邊緣劃過的暗影。對你狂叫的狗，躲開；舔你的狗，拍拍。這就是他對狗所有的了解。在他三十八歲生日的兩個月後，一切突然改變了。

不過即使懷疑，情況也不會有所不同。骨頭先生是一條經驗老到的狗，他知道好故事不一定是真故事，而且他相不相信威利講的這些故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威利已經做過的那些事情和他度過的那些年。這才是關鍵，不是嗎？那些年，那些讓一個人從年輕變得不那麼年輕所花費的歲月，那些讓你看到身邊的世界在慢慢改變的時刻。等到骨頭先生從媽媽的肚子里爬出來時，威利的黃金歲月已經變成了暗淡無光的回憶，就像一堆正在空地里腐爛的糞便。那些離家出走的孩子已經爬回了爸爸媽媽身邊；癮君子們的彩色長念珠換成了佩斯利花紋領帶；戰爭結束了。但威利還是威利，受歡迎的打油詩人，自封的聖誕老人使者，一個衣衫襤褸、卑微又拙劣的流浪漢典範。時間的流逝並沒有善待這個詩人，而他也不再像從前那麼如魚得水了。他渾身發臭，流著口水，淪為眾矢之的而不自知。槍傷、刀傷，以及健康狀況的全面惡化，使他喪失了靈敏和從前驚人的逃跑絕技。陌生人搶劫他，痛打他。他們在他睡著的時候踢他，燒他的書，占他有傷病的便宜。當他又一次因為這種事被打得頭暈眼花、一隻手臂骨折，還進了醫院時，他意識到要是再沒什麼防身之物就活不下去了。他想到了槍，但他厭惡武器，所以他選擇了對於人類來說除了槍以外最好的東西：一個四條腿的貼身保鏢。

「啊？聖誕？你不會碰巧說的就是聖—誕吧？」

文學上的追求是一回事，為人處世完全又是另一回事。威利的詩也許變了，但這並沒有回答威利本人變了還是沒變的問題。他是真的變成了一個新的人嗎，還是說投身於聖徒的生活不過是一時衝動？他是陷入了某種無法自圓其說的狀態嗎，還是說他重生的意義要遠遠大於肱二頭肌上的文身和他興緻勃勃為自己取的滑稽綽號？一個誠實的回答既是「是」也是「不是」，或者，兩者都有一點。因為威利身體虛弱，因為他爭強好勝，因為總是忘記事情。精神上的麻煩一直跟隨著他，一旦他腦子裡的彈球機開始加速、傾斜，一切都會前功盡棄。這種人怎麼能披上聖潔的斗篷呢？他不光是個新晉的酒鬼，也不光是個冥頑不化、還有著強烈偏執傾向的說謊家，他還太過搞笑了。威利一開始講笑話，聖誕老人就立刻化成了一團火焰，整個聖潔的「愛與花」場景也就隨之灰飛煙滅了。

第二天，他坐下來重新開始寫作了。這是他被送進醫院以後第一次拿起筆，他文思泉湧。和威廉·古雷維奇比起來，威廉·G.聖誕是個更具才華與靈感的詩人，而他早年所缺乏的創意，如今也完全被不顧一切的熱情彌補了。《三十三條謀生法則》是個很好的例子。開頭幾句是這樣的：

這個小雜種狗有多吃驚啊！當天氣終於轉暖、花兒綻放蓓蕾的時候，他發現威利不只是個宅男抄寫員或者專業的廢物藝術家。他的主人是一個有著「狗心」的人。他是一個漫步者，一個不拘小節的冒險家，一個獨一無二、即興改變規則的兩腿生物。在4月中旬的一個早上，他們就這麼簡簡單單地起床、出發，前往偉大的遠方，直到萬聖節前才回到布魯克林。一條狗除了這些還能要求什麼呢？在骨頭先生看來，他是地球上最幸運的生物。

雖然不能確定，但威利傾向於認為的確是那樣。不然為什麼想要把骨頭先生從他正在嗅的某種氣味上拖走總是那麼困難呢？因為那狗正在享受呢。他陶醉其中，迷失在氣味的天堂里不能自拔。如果，就像已經說過的那樣，威利相信骨頭先生是有靈魂的，那麼一個有這樣精神傾向的狗會嚮往更崇高的東西——和身體需求沒有關係，而是精神的、藝術的、靈魂深處無形的渴求——不是順理成章的事嗎？如果，就像所有相關領域的哲學家早已指出的那樣，藝術是一種靠感官觸及靈魂的人類活動，那麼狗——至少像骨頭先生這樣的狗——會有相似的審美衝動，不也是合情合理的嗎？換句話說，難道他們不會欣賞藝術嗎？據威利所知，還沒人這麼想過。那他不就成了有史以來第一個相信這種可能的人了嗎？無所謂啦。只是一個水到渠成的想法。如果說狗不能理解油畫和弦樂四重奏的話，誰又能說他們也不能理解某種建立在氣味上的藝術呢？為什麼沒有一種嗅覺藝術？為什麼沒有一種依據狗的處世方式而為他們創作的藝術呢？

但這個聖誕老人卻如假包換。他不是化了裝的惡魔。他是真正的聖誕老人，是世間所有精靈絕無僅有的主。他前來佈道，宣講善良、慷慨和自我犧牲。這種最令人難以置信的虛構情節，這種威利所代表的一切矛盾對立，這種穿著紅夾克和皮邊靴子的荒謬表演，滿口講著廢話——是的，聖誕老人帶著整個麥迪遜大街的光榮——從電視機樂園的深處冒出來，一把撕破威利對懷疑論的確信，使他的靈魂恢復如初。就是這麼簡單。如果有什麼人是騙子的話，聖誕老人說，那就是威利。接下來，他花了大半個小時，義正詞嚴地給這個驚慌失措的小夥子上了一課，使他對此深信不疑。他叫他騙子、裝腔作勢的傢伙，說他是個毫無才華的商業寫手。然後再接再厲，說他是廢物、混球、笨蛋。一點點地，他就這樣突破了威利的防線，讓他看到了光明。這時威利已經伏倒在地，痛哭流涕地乞求寬恕，並保證會痛改前非。他認識到，聖誕節是真實的。除非他開始真正接受這種精神，否則就不會有真理，也不會有幸福。從現在起，他畢生的使命就是日復一日地傳達聖誕的訊息，不求回報地將愛給予這個世界。

一條可憐的狗又能做什麼呢？從他還是一條小狗時起，骨頭先生就和威利在一起。現在，他幾乎無法想象一個沒有主人的世界。威利的存在滲透在每一個思緒、每一個回憶、空氣與土壤中的每一個微粒里。習慣很難改變。沒錯，那個「老狗難學新把戲」的諺語確實有些道理。但讓骨頭先生對將要發生的事情深感恐懼的並不只是愛或者忠誠。那純粹是一種本體論上的恐懼。把威利從這個世界上抹去，很可能這個世界本身也將不復存在。

骨頭先生知道這一切，這些正是他所擔心的事情。十七年過去了。那時候的總統還是傑拉爾德·福特呢。看在上帝的分上，他自己出生也快十年了。威利想騙誰呢？想想在這些時間里能發生多少事情吧。想想在十七個小時或者十七分鐘里能發生的變化——更不要說十七年了。至少，斯旺森夫人可能搬到了別的地方。這個老女孩現在應該快七十歲了，如果不是老態龍鍾，或者住在佛羅里達州哪個拖車公園裡，那麼最大的可能就是她已經死了。那天早上在巴爾的摩的大街上遊逛的時候，威利就承認了這一點。但是他媽的，他說，這是他們唯一的機會，既然生活就是一場賭博，為什麼不放手一搏呢。

糟糕的是，他沒法就這麼抽身。出於好奇，或者出於他想確定自己不是又精神錯亂了的想法，威利覺得再把電視打開看看也沒什麼——就瞄一眼，最後輕輕瞥上那麼一眼。又不會傷害誰，對吧？與其讓這坨聖誕節的狗屎在以後的四十年裡一直耿耿於懷，倒不如現在就搞清楚是怎麼回事。

「小夥計，我們撞大運了，」威利說著，吐出了嘴裏最後的一點黏液和肺組織，「當然，這不是貝亞小姐的家。但要是讓我選的話，這世界上沒有什麼別的地方能跟這裏相比了。這個叫坡的傢伙是我的祖父，是我們所有美國文人的偉大祖先和父親。沒有他，就不會有我，不會有他們，不會有任何人。到頭來，我們來到了坡的國度，如果你念得快點，那也是我死掉的親媽出生的國家。一定是有個天使把我們帶到這裏來的。我想在這裏坐一會兒，以表示我的敬意。再說，我也一步都走不動了。骨頭先生，要是你也和我一起坐下我會不勝感激的。對，請坐在我旁邊，讓我歇歇我的腿。別管下雨不下雨的。只是幾滴雨而已，而且它們也並不想傷害我們。」read.99csw.com

這就是骨頭先生在那個8月的早上所面臨的窘境，當時他正跟著病懨懨的主人在巴爾的摩的大街上曳足而行。一條孤單的狗不比一條死狗好到哪裡去，一旦威利呼出最後一口氣，骨頭先生除了等死，也沒有別的指望了。威利已經就這個問題對他說教了好多天，骨頭先生對整個操練過程已經諳熟於心：怎麼躲開捕狗隊和治安官，有標記或沒標記的警車，還有那些所謂的動物保護協會的偽君子們。不管他們對你說什麼甜言蜜語，收容所這個詞都意味著麻煩。一開始是網和麻醉槍，接下來就是籠子和日光燈構成的噩夢，最後用注射或者毒氣結束這一切。如果骨頭先生是什麼名貴品種也就罷了，也許還能指望在贏得未來主人的日常選美中得到一線生機。但是威利的這個老夥計卻是好多品種生出的雜種狗——牧羊犬、拉布拉多犬、西班牙獵狗，還有些不知道是什麼品種——更糟糕的是，他那參差不齊的毛皮上布滿結塊，嘴裏散發著難聞的氣味，眼睛里永遠隱伏著憂傷的血絲。不會有人想救他的。正如這個無家可歸的吟遊詩人喜歡說的那樣，結局早已註定。除非骨頭先生能非常迅速地找到一個新主人，否則，他將成為一條註定被遺忘的雜種狗。

但是，在那個陰沉的巴爾的摩的星期天，骨頭先生卻把嘴巴閉得緊緊的。他們正在度過在一起的最後幾天，或許是最後幾個小時，已經沒工夫去長篇大論和拐彎抹角了，沒時間去玩往日的那些把戲了。有些時候，識時務者為俊傑，在目前的這種困境里，他最好還是管好自己的舌頭，表現得像一條忠誠的好狗那樣。威利猛地拉緊他的項圈時他沒有反抗，三十六個小時沒吃東西也沒有抱怨，沒有到處去聞母狗的味道，沒有停下來在每一個路燈桿和消防栓上撒尿。他只是跟在威利身邊緩步走著，跟著主人在空蕩蕩的大街上尋找卡爾弗特街316號。

正當骨頭先生要展開他臆想中的演講時，他的思緒被威利的聲音打斷了。該死的，他聽到他說，該死的，該死的，真他媽該死的！骨頭先生猛地抬起頭來去看是什麼情況。不知道什麼時候下起了小雨，小到骨頭先生在他的毛皮大衣里都沒感覺到。但威利的鬍子上掛了幾顆閃閃發光的水滴，他的黑色T恤也被雨水打濕了，呈現出一種細密的圓點圖案。這可不妙啊，威利現在最要不得的就是被淋濕了，但要是天氣照這樣發展下去，那簡直是一定的了。骨頭先生琢磨著頭頂的雲。除非突然刮來一陣風，否則用不了半個小時，現在這場毛毛雨就會變成瓢潑大雨。該死的，他想。還要走多遠才能找到卡爾弗特大街？他們已經在這附近磨蹭了二三十分鐘了，連貝亞·斯旺森家的影子都沒見到。如果他們不能快點找到，他們就再也找不到了。他們再也找不到了，因為威利根本沒有力氣再走下去了。

「我知道你看起來是誰，」威利回答道，「但那並不表示我知道你是誰。開始我以為你是那種混蛋演員，後來我想你可能是那種被關在瓶子里的妖怪。現在我毫無頭緒。」

在這種困境中，骨頭先生完全沒想到還會聽到主人的笑。但他真的笑了，從他的胃部深處低沉地響起，突然打破了周日的寧靜：那熟悉的嚯嚯聲。有一陣子，骨頭先生以為他在清嗓子，但是當第一聲嚯嚯后又跟了一個嚯嚯，然後又是一個，他就再也不懷疑他的耳朵了。

接著是精神病院的那段時光，然後威利回到了他媽媽在格林伍德大街的公寓里。也許對於他來說，那不是一個理想的住處，但一個像威利這樣筋疲力盡的可憐人又能去哪裡呢？最初的六個月，生活沒有什麼改觀，除了威利由吸毒變為酗酒，其他事情都還和以前一模一樣。同樣的緊張，同樣的矛盾，同樣的隔閡。在1969年12月底，一個幻覺出人意料地改變了一切，這個幸福的奇遇徹底顛覆了他，把他的人生拉到了另一個截然不同的軌道上。

當然，接下來就是冬天的蟄伏，回到那個老窩，一起回來的還有那些不可避免的室內生活弊病：好幾個月來一直噝噝作響的暖氣，吵個不停的吸塵器和韋林攪拌機，還有令人生厭的狗罐頭。不過一旦骨頭先生理解了這種節奏，他也找不出什麼抱怨的理由。畢竟外面那麼冷，這個房子里好歹還有威利。只要和主人在一起，日子能糟到哪裡去呢？連古雷維奇太太都回心轉意了。由於骨頭先生的存在解決了防盜問題，她的態度明顯柔和了許多，儘管她還是愛抱怨在她的領地里到處都是他的毛髮，但他明白她心裏並不是那麼在意。有時候，她甚至允許他跟她一起坐在起居室的沙發上，她會一邊翻著雜誌，一邊輕輕摸著他的腦袋。她還不止一次向骨頭先生推心置腹，吐露她對自己那任性、愚蠢的兒子的各種擔憂。他是多麼讓她傷心啊，好好的孩子，腦子裡被搞得一團糟，又是多麼讓人悲哀啊。但是，有半個兒子總比沒有兒子要強呀，你明白嗎？除了繼續愛他，希望一切都會變好，她還有什麼選擇呢？他們絕不會允許他葬進猶太人的墓園——要不是因為他胳膊上那個可笑的玩意兒，又怎會如此——而想到他絕不能躺在父母身邊安息，這是另一個讓她傷心之處，另一個折磨她的心病。但是生活還是給活人的，不是嗎？感謝上帝，他們的身體都還不錯——上帝保佑——至少沒那麼糟。想想這一切，這些本身就是福分，應該感謝上蒼。一元店可買不來這些，電視上也沒有這樣的廣告，不管是彩色的還是黑白的，跟哪種型號的電視機沒關係。生活是非賣品，一旦你站在死亡之門前，全中國的麵條都沒法阻擋它的開啟。

貝亞·斯旺森就在這個時候出場了。威利知道這隻是大海撈針，但他確信只要能找到她，她就會不遺餘力地幫助他。很久以前，威利還很年輕時，斯旺森夫人是他的高中英文老師，如果不是她，他很可能根本沒有勇氣想要成為一個作家。那時他還叫威廉·古雷維奇，是一個瘦骨伶仃的十六歲男孩，喜歡看書，迷戀比波普爵士樂。她曾把他保護在自己的羽翼下，對他早期的作品不吝溢美之詞，遠遠超出了它們的真實價值，以至於他真以為自己是美國文壇的明日之星了。她這樣做是對是錯都不是問題，因為在那個階段，希望比結果重要，斯旺森夫人發現了他的才能，在他稚嫩的靈魂中看到了靈性，而一個沒有人信任的人是成不了大器的。這是不爭的事實。在米德伍德高中其他低年級學生的眼裡，斯旺森夫人是一個矮墩墩的四十多歲婦女，在黑板上寫字時，胳膊上的肥肉會來回彈跳顫抖，但威利卻認為她很美，她是上帝派來的天使，只不過披著人類的外衣。

當他向骨頭先生講起這些陳年舊事的時候，他總是把話題停留在美好的回憶上，不去想那些不好的事情。誰又會因為懷舊而責備他呢？我們都會這樣，狗和人都一樣，而在1970年，除了年輕力壯，威利一無所有。他從來沒有那樣精力充沛過，他的牙齒完整無缺，而且最棒的是，他在銀行還有存款。他父親的人壽保險單里給他留了一小筆錢，等到二十一歲生日那天得到這筆錢時，他已經有幾乎十年時間都只能花一些分分角角的小零錢了。不過比起年輕和有錢的幸福，更讓人興奮的是那個歷史性的時期，是威利開始流浪生涯時的那個時代本身，還有當時這片土地上四處飄揚的那種精神。那時候，這個國家到處都是輟學和離家出走的孩子、長發的新空想主義者、頭腦不正常的無政府主義者和神志不清的邊緣人。儘管威利自己也挺古怪，但他在這群人里也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他只不過是美國風情畫上的又一個怪人。不管旅途把他帶到哪兒——匹茲堡還是普拉茨堡，波卡特洛還是博卡拉頓——他總能找到那些志同道合的人做伴。至少他是這麼說的，長遠來看，骨頭先生對這些話也沒什麼好懷疑的。

唉，可當他回到布魯克林，得意洋洋地把這個新裝飾秀給媽媽看的時候，古雷維奇太太簡直瘋了，她痛哭流涕、大發雷霆，難以接受這個事實。激怒她的並不只是文身這件事情（當然，這也是原因之一，因為文身為猶太教律法所禁止——更不要提猶太人身上的文身在她的生命里是一個多麼大的陰影），而是這個特殊的文身所代表的東西。鑒於古雷維奇太太把威利手臂上的三色聖誕老人看作背叛和不可治愈的瘋狂的象徵，所以她當時的突然爆發也許是可以理解的。在那之前，她還試圖欺騙自己也許兒子會完全恢復正常。她把他的狀況歸咎於毒品，一旦那些毒液的殘渣被排出體外，他的血球指數恢復正常，她想，威利會關掉電視重返校園的，這一切只是時間問題。但一切都完了。只看了一眼那文身，她所有徒勞的希望和虛幻的期待都像玻璃一樣頃刻在腳下摔成碎片。聖誕老人來自另一方，他屬於長老會和羅馬天主教，屬於耶穌的崇拜者和猶太人的仇視者，屬於希特勒和其他不懷好意的一切。異教徒已經佔據了威利的腦袋，要知道他們一旦爬進來，就絕不會善罷甘休。聖誕節只是第一步。復活節也只是幾個月的事情，到時候他們就會拖出他們的那種十字架，開始談論著謀殺，很快，納粹突擊隊就會來砸開大門。她看著兒子手臂上文的聖誕老人標記，在她看來，那就是一個納粹的「卍」字元。

換九*九*藏*書句話說，威利決心讓自己成為聖徒。

儘管如此，骨頭先生仍然是條狗。從鼻頭到尾尖，一切都表明他是犬類動物。無論他的皮膚下藏著什麼神聖的存在，他首先還是他看上去的樣子。汪汪先生，嗷嗚紳士，雜種狗爵士。就像四五年前，在芝加哥的一個酒吧里，有個愛打趣的人告訴威利的那樣：「夥計，你想知道狗的生存哲學嗎？我來告訴你，就短短一句話，『不能吃又不能操，那你就朝它撒尿。』」

「聖誕老人。威廉。人們口中的聖尼古拉斯。聖誕老人本人。世界上僅存的美好力量。」

骨頭先生漸漸發現，古雷維奇太太和她兒子的差別比他以前想像的要小得多。是的，他們經常意見不同，他們的味道的確也完全不同——一個全是灰塵和男性的汗臭味，另一個則是丁香花香皂、旁氏面霜和荷蘭薄荷假牙清潔膏的混合香味——但說起話來，這位六十八歲的媽媽大人無人能敵。一旦她開始那連珠炮似的長篇大論，你馬上就會明白為什麼她的孩子會變成這麼個嘮叨大王。他們講話的內容可能不同，但說話的方式在本質上一模一樣：磕磕巴巴，東拉西扯，沒完沒了的跑題打岔，一整套的額外聲效，接二連三的吸氣、傻笑和粗喘。從威利那裡，骨頭先生學會了幽默、諷刺和豐富的隱喻。而媽媽大人則教會了他「活著意味著什麼」的重要功課。她教會他焦慮和煩惱，教會他獨自承受整個世界的重量，還有最重要的——偶爾大哭一場的益處。

在那個沉悶的巴爾的摩周日，他在主人的身邊乏味而吃力地跟著。他奇怪自己居然在這時候想起這些事來。為什麼會想起古雷維奇太太？他感到納悶。為什麼會想起布魯克林那些沉悶的冬天？不是還有那麼多更充實更輕鬆的回憶嗎？比如說阿爾伯克基，兩年前他們住在那個廢棄的床廠，日子多快活；或者格蕾塔，那個迷人的母獵犬，有十個晚上他都在和她在愛荷華城外的一片玉米地里追逐打鬧；或者四年前那個狂熱的夏日午後，威利在伯克利的電報大街上賣掉了一首詩的八十六份複印件，每份一美元。要是能回到那些好時光就好了，回到主人開始咳嗽前的某個時刻，那對骨頭先生來說可真是天大的福氣了——甚至去年，甚至九、十個月以前，是的，哪怕是回到威利跟那個胖姑娘同居時一起廝混的時間呢——萬達，溫迪，管她叫什麼——是個住在丹佛自己房車後面的姑娘，喜歡喂骨頭先生白煮蛋吃。她火辣奔放，是個滿腹肥油和酒的騷|貨，老是笑個沒完，總喜歡撓他肚皮上最軟的那塊地方。當他那粉色的小狗陰|莖露出來的時候（提醒你一下，骨頭先生倒不反感這個），她就笑得更厲害了，把臉都憋紫了。和她在一起的短短几天里，這出小鬧劇無數次上演，以至於骨頭先生現在一聽到丹佛這個詞，就會感覺到萬達的笑聲又在耳朵里響起來了。這就是丹佛對於骨頭先生的含義，就像對於他，芝加哥是密歇根大街上飛馳而去濺起雨水的一輛巴士；坦帕是8月的一個下午，柏油路上反射出的一道光幕；圖森是從沙漠里刮來的一股熱風，帶著杜松樹葉和山艾樹的香氣，原本乏味的空氣突然變得異常豐盛。

一個接一個地，他努力讓自己回到這些回憶中去，想要在它們飛速消逝之前在其中稍作停留，但一切都是白費力氣。他的思緒總是回到布魯克林那所房子里去，回到那些因天氣寒冷而閉門不出的慵懶日子里，回到媽媽大人穿著她那軟綿綿的白拖鞋在房間里走來走去的時光中。他意識到他只能停留在那裡，當他終於放棄抵抗這些無窮無盡的日夜時，他明白了，他之所以回想起格林伍德大街，是因為古雷維奇太太死了。她離開了這個世界，就像她兒子也將要離開一樣。通過上一次對死亡的演習，他毫無疑問為下一次做好了準備，死亡中的死亡，世界必將翻天地覆，甚至會被徹底摧毀。

他成長為一個美國人，一個白天在街上玩曲棍球、晚上躲在被窩裡看《瘋狂》雜誌、喜歡聽巴迪·霍利和大爵士人的布魯克林小孩。他父母完全不懂這些玩意，但這正合威利的心意，因為在那個階段，他的人生目標就是向自己證明他們根本不是自己的親生父母。他發現他們完全是種外來的、極其尷尬的生物，波蘭口音和矯揉造作的外國做派讓他們顯得格格不入。威利不假思索地認為，自己活下去的唯一辦法就是處處與他們作對。當他的父親在四十九歲死於心臟病時，威利的悲傷被一種隱秘的解脫感消融了。早在他才十二歲，剛剛跨入青春期的門檻時，他就建立了自己的人生觀：擁抱每一種遇到的困難。生活越不幸，就越接近真理，越能觸及存在的堅實核心。還能有什麼比在十二歲生日的六個星期後失去老爸更糟糕的呢？你一下子就被定義為一個悲劇人物，被剝奪了白日做夢和無病呻|吟的資格，取而代之的是受難者的光環。而事實上，威利並沒有感覺到太大的痛苦。父親對他來說一直像個謎，經常在整整一星期的沉默之後突然大發雷霆。他不止一次地因為一些最微不足道的小錯誤對威利拳腳相加。不，離開那包炸藥的生活一點都不難適應。簡直不費吹灰之力。

這首交響樂讓骨頭先生回到了他和威利早年的那些日子。他們曾經兩次離開過布魯克林，又兩次回到布魯克林。這期間，威利和他的四腿朋友建立起了最熱切、最真摯的感情。他不但感覺受到保護，也很高興能有人說說話，那個夜晚蜷縮在他身旁的溫暖身體能給他不少安慰，更重要的是，和這條狗親密無間地相處了這麼久以後，威利發現這是一條正直純潔的好狗。他不光知道骨頭先生是有靈魂的，還知道這靈魂比其他的靈魂要好得多。越關注這靈魂，就越能在其中發現更多的優雅與高尚。骨頭先生是被束縛在一身狗皮肉里的天使嗎？威利是這麼認為的。通過十八個月的親密相處和仔細觀察，他完全確信這一點。否則怎樣解釋那些在他腦中日夜迴響的雙關神諭呢？想要破譯這條信息，你只需把它舉到鏡子前。還有比這個更明顯的嗎？把dog這個單詞反過來寫是什麼？這就是真相。最低等造物的名字中蘊含了最高存在、全能造物主的力量。這就是這條狗會來到他身邊的原因嗎？或者，骨頭先生實際上是1969年12月冬夜那個派來聖誕老人的神秘力量的再臨嗎？也許是，也許不是。對於其他人來說，這件事尚無定論，但對於威利來說——正因為他是威利——是毋庸置疑的。

儘管如此，他們這次旅行也沒那麼糟糕。他們到這裏來是為了找一樣東西，結果卻找到了另一個，到最後，骨頭先生覺得找到的這個比沒找到的那個要好得多。他們不在巴爾的摩，他們在波蘭。也許是憑藉運氣，或者命運，或某種神聖的力量，威利又回到了他的故鄉。他又回到了他祖先生活的地方，現在，他可以安息了。

「威廉！」聖誕老人叫道。他的聲音聽起來嚴肅而充滿責備，帶著某種不容輕忽的人格力量。如果想要擺脫這個噩夢，乖乖合作才是唯一出路。

威利停在了人行道上。他們周圍的房子散發著貧窮和垃圾堆的味道，可他們偏偏就站在一所骨頭先生有生以來見過的最漂亮的小房子跟前，這個由紅色磚塊砌成的玩具屋般大小的建築裝飾著綠色的百葉窗、三級綠色台階，還有一個刷得雪白閃亮的門。牆壁上嵌著一塊金屬牌，威利正眯著眼睛傾身向前念上面寫的字，聲音越來越像一個得克薩斯州的農場工人。

這個問題聽起來需要回答，但威利猶豫了一會兒。聽這個小丑講話已經夠傻了。難道真的要傻到跟他講話嗎？

比如說，那段日子並不富裕，也不令人歡欣鼓舞。更多的時候，這所房子里瀰漫著酸楚和絕望的氣息。想想這個家庭來美國之前的經歷，大衛·古雷維奇和艾達·珀爾馬特當初能生個兒子就已經是奇迹了。從1910年到1921年，在華沙和羅茲，威利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共生養了七個子女，但只有威利的父母在戰爭中倖存了下來。只有他們兩個的前臂上沒有被文上數字，也只有他們兩個有幸脫逃。但那絕不是什麼輕而易舉的事。骨頭先生曾經聽過許多讓他毛骨悚然的故事：他們在華沙一個狹小的閣樓里藏了整整十天；從巴黎到南方自由區，他們走了一個月，睡在稻草棚里，靠偷雞蛋吃才勉強活了下來；還有在芒德的難民拘留營里，為了拿到安全通行證而行賄；以及在馬賽等西班牙過境簽證時所經歷的四個月的官僚主義噩夢；接著就是在里斯本那段動彈不得的日子，艾達在1944年生下一個死嬰，在大西洋岸邊提心弔膽的那兩年裡，戰火綿延不絕，錢卻漸漸花光了。當威利的父母在1946年抵達布魯克林時，即將開啟的與其說是新生活，不如說是死後的生活，是兩場死亡之間的短暫間隔。威利的爸爸曾經是波蘭一名年輕有為的律師，現在卻不得不從一個遠房堂兄那裡討來一份工作，從此就在地鐵第七大道站和西28街的一個紐扣工廠之間來回奔波了十三年。第一年，威利的媽媽靠在家裡給一些猶太小孩上鋼琴課來補貼家用，直到1947年11月的一個早上才停止，威利從她的兩腿間伸出小腦袋來，並且出人意料地活了下來。

「是啊，老闆，」他咕噥著，「我聽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