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以為他死了。當1988年我那本關於他電影的書出版時，海克特·曼已經失蹤了將近六十年。除了一小撮歷史學家和老電影迷，幾乎沒人知道曾經有過這麼個人。1928年11月23日，《兼得或落空》，他在默片時代末期所拍的十二部喜劇短片中的最後一部，在好萊塢上映。兩個月後，沒有對朋友同事道一聲再見，沒有留下哪怕一張字條或泄露任何口風，海克特突然離開了自己位於北橘道的出租公寓，從此杳無音信。他那輛藍色的德索特還停在車庫裡；他房子的租約還有三個月才到期，租金也已經付清。廚房裡有食物，酒櫃里有威士忌，卧室衣櫥里的衣服原封未動。據1929年1月28日的《洛杉磯先驅報》報道，看起來似乎他只是出門散會兒步，隨時都有可能回來。但他再也沒有回來，從那一刻起，海克特·曼彷彿從地球表面消失了。

看情況。有時我會尖叫。有時我會打別人的臉。有時我會衝進駕駛艙想要掐死飛行員。

因為我無法再相信自己。我怕我會失去控制，我不想出洋相。

我們每個人都會死，齊默先生，他說。是什麼讓你覺得你剛好會死在飛機上呢？如果你相信統計學告訴我們的數據，你坐在家裡的死亡幾率要大得多。

你認為你會怎麼做？

第二天的下午三點左右，我人已經在加利福尼亞。不到二十四小時之後，我走進太平洋電影檔案館的小型放映廳觀看了另外兩部海克特的影片。結果證明，《探戈之亂》是他最狂野、最令人興奮的作品之一；《家園》則屬於最精緻的那一類。我花了超過兩周的時間在這兩部電影上，我每天早上十點整準時抵達檔案館所在的大樓，甚至在他們閉館時（聖誕節和元旦），我也待在賓館里繼續工作，我閱讀相關的書籍，整理充實所做的筆記，為旅行的下一站做好準備。1986年1月7日，我又吞了幾顆辛格醫生的魔法藥片，從舊金山直接飛往了倫敦——連續六千英里的恐懼號航行。這次需要的藥量比上次要大，但我擔心那還不夠，就在臨上飛機之前，我又多吃了一顆葯。我本該知道最好不要違反醫囑，但在飛行中途醒來的想法使我膽戰心驚，結果我差點讓自己永遠睡過去。我那本舊護照上的印戳證明我在1月8日到了英國，但我對下飛機、過海關以及如何到賓館，全然一無所知。直到1月9日早上，我在一張陌生的床上醒來，我的人生才又重新開始。我從未如此徹底地失去知覺。

那是什麼讓你覺得現在你又要開始大打出手了呢？

他輕輕皺著眉頭後退幾步，然後坐在角落的一張凳子上。當我紮好襯衫，我看見他從他的白大褂口袋裡掏出一本處方簿。我可以給你開藥，他說，但在你起來離開之前，我希望你能再慎重考慮一下。我想我能理解你的想法，齊默先生，我不願意讓你像這樣自我折磨。還有很多別的旅行方式，你知道。也許你現在還是不要坐飛機為好。

正是在那種狀態下，海克特·曼出其不意地闖入了我的生活。我對他是誰一無所知，也沒有在任何地方見到過他的名字，那是在冬天即將開始前的一個夜裡，外面的樹枝已經變得光禿禿的，第一場雪蓄勢待發，我在家裡看電視，碰巧看到了一部他拍的老電影的片段，它看得我笑了起來。這聽起來好像沒什麼大不了，但那是我自6月份以來第一次對著某樣東西發笑，當我突然感到一股震顫從胸口湧起變成回蕩的笑聲時，我意識到我的人生還沒有走到盡頭，我的一部分自我還想繼續活下去。笑聲從頭到尾持續了不過幾秒鐘，既不太響也不太久，但我還是被自己嚇了一跳。我竟然沒有對那笑聲產生抵觸感，我竟然沒有為暫時忘記了自己的不幸而感到羞愧，我只能得出結論，在我內心裡還存在著某種超出我想象的東西，某種還沒有死透的東西。我並不是在說什麼隱約的直覺或者對未來的渴望。我的發現完全是經驗主義的，缺乏任何精確的論據。既然我還會笑，那就意味著我還沒有徹底麻木，意味著我還沒有把自己同這個世界徹底隔開，刀槍不入。

你希望有一段安穩的風平浪靜的飛行。我還是不明白為什麼那會讓你覺得害怕。

當然有。是人都會有。

因為運氣在我這邊。我會安全地起飛，安全地降落，一抵達目的地，我就會活著走出飛機。那很好啊，你會說，但一旦我那樣做了，我就會對我所信仰的一切都嗤之以鼻。我那樣做是對死者的侮辱，醫生。我把一出悲劇變成了一個簡單的倒霉事故。現在你明白了嗎？我等於是在告訴死者他們死得毫無意義。

但如果飛機不失事，你又有什麼好怕的呢？

我在書里對海克特的生平著墨不多。《海克特·曼的默片世界》是一本研究他電影的專著，而不是傳記，書中所提到的任何關於他銀幕外活動的細小花絮都來源於標準途徑：電影百科全書、回憶錄、好萊塢早期的歷史資料。我寫這本書是為了和別人分享自己對海克特作品的熱愛。對我來說，他的生平故事是次要的，較之去推測在他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我寧可專註于研讀他的電影。既然他出生於1900年，並從1929年起就消失得無影無蹤，我沒有任何理由會認為他還活著。死人是不會從墳墓里爬出來的，而且就我所知，也只有一個死人才能把自己藏那麼久。

免受我自己的傷害。免受知道什麼都不會發生到我頭上的那種折磨。

放慢節奏並非一件壞事。那會有助於緩解壓力。

我把手裡的卡片看了六七遍。然後我放下卡片，走到房間的另一頭，又走回來。再次拿起那封信的時候，我簡直都不能確定那些字跡是否還在紙上。即使它們還在，我也懷疑那些句子是否還跟剛才一模一樣。我又看了六七遍，還是一頭霧水。準是個惡作劇，我想。但不一會兒，我就對自己的想法充滿了懷疑，再過了一會兒，我又對自己的這些懷疑產生了懷疑。一個想法總是伴隨著另一個相反的想法，而一旦第二個想法推翻了第一個想法，馬上第三個想法就會冒出來推翻第二個想法。因為不知道該幹什麼好，我開車去了郵局。美國的所有地址都列在郵政黃頁上，如果黃頁里找不到蘇埃諾鎮，那麼我就可以把那張卡片一扔了事。但我找到了。我在第一卷的一千九百三十三頁上找到了蘇埃諾鎮，它夾在阿瑪瑞拉鎮和提耶鎮之間，是一座貨真價實的小鎮，有一間郵局和五位數的郵政編碼。當然，這並不能證明那封信就是真的，但至少多了一點可信度。等我回到家，我知道我必須寫封回信。你無法對那樣一封信置之不理。一旦你看了，你就知道，要是不坐下來寫封回信，你這輩子都將不得安寧。

我需要的是遺忘，醫生，而不是死亡。藥物會讓我睡著，只要我失去意識，我就不用去想我正在做什麼。我在那兒，但我又不在那兒，只要我不在那兒，我就能被保護起來免受傷害。

接下來的秋季學期我請假沒去學校，但我不想出門旅行，也不想看心理醫生，我寧願自暴自棄地繼續窩在家裡。9月底10月初的時候，我已經到了每晚都要喝掉大半瓶威九*九*藏*書士忌的地步。酒精使我感覺麻木，同時也使我徹底喪失了對將來的希望，而一個沒有任何東西可指望的人，無異於一個死人。不止一次地，我發覺自己正在想象著吞下安眠藥或打開瓦斯。我從來沒有真正走到那一步，但現在每次回想起來，我便會意識到我曾經離死神有多麼近。安眠藥就擺在葯櫃里，有三四次我已經把藥瓶從架子上拿下來了，我甚至已經把一把藥片放在了手裡。如果那種狀態持續得再久一點，我很懷疑自己是否有力量能抵擋住死的誘惑。

他明白了。我並沒有說太多，但這位醫生敏感而老到，他能自己猜到剩下的話。J.M.辛格，這位皇家醫科大學的畢業生，喬治城大學醫院的內科住院醫師，帶著一口精確的英國口音和一頭過早謝頂的頭髮，終於突然領會了我在那個狹小的、亮著熒光燈和耀眼的金屬表面反光的隔間里想向他表達的意思。我還坐在檢查台上，一邊系襯衫扣子一邊低頭望著地面（我不想去看他，我不想萬一流淚讓他看到，那會讓人很難堪），就在這時，經過一段感覺漫長而尷尬的沉默之後，他把手放到我的肩膀上。對不起，他說，實在對不起。

你最後一次跟人打架是什麼時候，齊默先生？

我說這些話的樣子是那麼激動，我的聲音是那麼誠懇而熱切，以至於醫生差點都笑了——或者至少是在忍住笑意。那好吧，我們都不想那種事情發生，不是嗎？他說。如果你這麼一心一意地想飛，那就去飛吧。但要保證只朝一個方向飛。說完這句莫名其妙的話，他從袋裡拿出一支筆，在處方簿上潦草地寫了一串難以辨認的字元。給你，他說，撕下第一張遞到我手裡。你的贊安諾航班的機票。

沒人攔住你嗎？

發作？你指什麼方面的發作？精神上的？

那是在晚上十點多一點。我跟往常一樣縮在沙發的老位置上，一手拿著杯威士忌，一手拿著遙控器，心不在焉地變換著電視頻道。我看到那個節目時它已經開始了幾分鐘，但我很快就斷定那是部關於喜劇默片的紀錄片。有很多熟面孔——卓別林、基德、勞埃德——不過也有些我以前從未聽過的不太知名的片子和演員，比如約翰·巴尼、拉里·西蒙、拉皮諾·萊恩和雷蒙德·格里菲思等等。我半看半不看地盯著電視屏幕，當然談不上聚精會神，但腦子也不至於走神開小差。海克特·曼直到節目很後面才出現，只有一個兩分鐘的場景片段，選自他的電影《銀行出納奇遇記》。故事發生在一家銀行，海克特在裏面飾演一個辛勤工作的銀行職員。我不知道為什麼被它一下子抓住了，他穿一套白色的夏裝，留著撇黑色的小鬍子，正立在櫃檯前清點一沓鈔票，他效率極高，動作快如閃電，表情全神貫注但又透露出某種狂躁不安。我看得目不轉睛。樓上，裝修工正在給銀行經理的辦公室安裝新地板。房間對面，一名漂亮的女秘書坐在辦公桌上一台巨大的打字機後邊塗指甲油。一開始，似乎沒有任何東西能讓海克特分心。但接著，漸漸地，一連串的鋸屑開始掉到他的夾克上，幾秒鐘后他終於瞥見了那個女孩。一個笑點突然變成了三個，從那一刻起，他就開始像來迴轉圈一樣，在工作、虛榮心和慾望組成的三角形之間轉來轉去：一邊忙著繼續點錢，一邊要保護自己心愛的外套，一邊還迫不及待地想跟那個女孩眉目傳情。時不時地，他的小鬍子便惶恐地抽搐一下，就像是插入情節的一聲嘆息或一句旁白。但與其說這是一出混亂的鬧劇，不如說是一曲流暢的交響樂——外在物件、內在大腦和身體語言完美地融為一體。每次海克特點錢被打斷，他就得重新開始，而那隻能迫使他更飛速地運動手指。每次他抬頭看天花板上灰塵從哪兒掉下來，工人都恰好剛剛用塊新地板擋住洞眼。每次他向那個女孩拋飛眼，她就碰巧看到別的地方。但即便如此，海克特仍在設法竭力保持鎮靜，竭力不讓這些小干擾妨礙他工作或破壞他良好的自我感覺。也許它並非我所看過的最有趣的喜劇片段，但我完全被它迷住了，當海克特的小鬍子抖到第二或第三下時，我不禁笑起來，事實上，是大聲笑起來。

但為什麼偏偏是在飛機上？為什麼在地面上你就不怕自己失去控制？

我的那本小書由賓州大學出版社在十一年前的3月出版。三個月後，就在第一輪書評開始出現在電影季刊和學報上不久，我的郵箱里突然收到一封信。信封比一般商店裡賣的要更大更方，是用厚重的特種紙做的，因此我的第一個反應是：那裡面大概是一份婚禮喜帖或滿月酒請柬。我的名字地址用優雅的花體字橫寫在信封正面。這樣一手好字即使不是出自職業書法家之手，也肯定是某個崇尚書法藝術的行家所寫，而且此人想必受過老式的社交禮儀教育。郵票上蓋著新墨西哥州阿爾博科奇市的郵戳，但背面封口上的回郵地址卻表明這封信是在別的什麼地方寫的——假如真的有這麼個地方，有這麼個小鎮。地址只有簡短的兩行：藍石農場；新墨西哥州蘇埃諾鎮。當時看見這兩行字我大概有點啞然失笑，不過現在我已經記不清了。沒有寄信人姓名，我打開信封，抽出裏面的卡片，聞到一絲淡淡的香味，一種極為微妙的薰衣草香味。

有個畫外音在旁白，但我太沉浸於海克特的表演，沒怎麼聽清他在說什麼。我想大概是有關他在電影界的離奇消失，好像還提到他被認為是喜劇短片時代最後一個重要的滑稽演員。到了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絕大多數成功而又富有創新精神的滑稽演員都已經轉向了故事長片，這導致了喜劇短片的水準直線下降。海克特·曼並沒有在藝術上做出什麼新的貢獻，那個畫外音說，但他被公認為是一位具有非凡肢體控制力的天才型演員，一位值得關注的新人，如果他的電影生涯不是結束得那麼突然，他想必會拍出一些重要的作品。這時那個電影片段結束了，我開始更加認真地聽那個畫外音的評論。幾十名喜劇演員的劇照一張接一張地在屏幕上閃過，那個聲音哀嘆著，為這麼多默片的湮滅而惋惜不已。它們有的被扔在地下室任其腐爛，有的被付之一炬化為灰燼，有的則被當成垃圾不知流落何方，隨著電影中聲音的出現，大量的默片永遠地消失了。但尚存一線希望，那個聲音補充道。偶爾也會有一些老電影重見天日，近年來就有不少令人矚目的發現。海克特·曼就是一個例子，他說。直到1981年為止，全世界只能找到三部他的電影。他的其餘九部作品都遺失了，只能通過各種二手資料——新聞報道、影評、電影劇照、劇本梗概——略知一二。然而，198九*九*藏*書1年的11月，一件匿名包裹寄到了位於巴黎的法國國家電影檔案館。包裹顯然寄自洛杉磯市中心的某處，裏面是一份近乎原版的電影拷貝：《跳娃娃》，海克特·曼的第七部作品。接下去的三年裡，八件類似的包裹被陸陸續續地寄到世界各地的各大主要電影檔案機構：紐約的現代藝術博物館、倫敦的英國電影學會、羅徹斯特的伊斯曼紀念館、華盛頓的美國電影學會、伯克利的太平洋電影檔案館，以及又一次，巴黎的電影檔案館。及至1984年，海克特·曼的全部作品都已被這六家機構收藏。每件包裹都發自不同的城市，從克利夫蘭到聖地亞哥，從費城到奧斯丁，從新奧爾良到西雅圖，這些地方全都風馬牛不相及，加上包裹里從未有過片言隻語，因此捐贈人的身份始終無法確認，他是誰，他住哪兒，甚至就連推測一下也無從著手。謎一樣的海克特·曼身上又多了另一個謎，那個畫外音說，不過無論如何，電影界對這個神秘人的禮物感激備至。

我對謎之類的東西不感興趣，但就在我坐在那兒望著電視上的片尾字幕時，我意識到自己很想看看這些電影。這十二部影片散布在歐美六座不同的城市，要想全看的話，非得花上一大把時間才行。起碼好幾個禮拜，我推算，甚至可能要一個或一個半月。在那一刻，我根本沒料到自己會寫一本關於海克特·曼的書。我只是想找點事做，在準備好回學校上班之前，我想先找點無害的雜事來充實自己。已經有將近半年時間，我眼看著自己一步步潦倒墮落，我很清楚，再這麼下去，我只有死路一條。所以無論那是什麼事，無論我是否能從中得到些什麼，都無關緊要。在那種情況下，任何選擇其實都是隨機的，只不過那天晚上恰好有個念頭閃過腦海，於是在兩分鐘電影和一聲短笑的刺|激下，我決定浪跡天涯去看那些默片。

我已經騎虎難下了，我說，我已經橫下一條心。路程實在太遠了。我的下一站是加利福尼亞的伯克利，再接著我要去倫敦和巴黎。去西海岸的火車要花三天時間。來回就是六天，再加上往返橫渡大西洋的十天，也就是說我至少要浪費掉十六天。我該怎麼打發這些時間？獃獃地望著窗外看風景？

你曾經試過自殺嗎，齊默先生？

海倫跟我一直在靠我的工資和她自由撰稿掙來的零星稿費拮据度日。在那個時候，哪怕千把塊的外快都會大大改善我們的生活。現在我有了成千上萬的千把塊，但卻已經毫無意義。錢到賬后，我匯了一半給海倫的父母，但他們把錢又寄了回來，他們謝謝我的好意，但明確表示不想要那筆錢。我給托德的小學買了一套新的操場運動器械，向馬可的託兒所捐贈了價值兩千美元的童書和一座高科技的遊戲沙池。我又成功說服我妹妹和她那在巴爾的摩當音樂老師的丈夫接受了一筆來自「齊默死亡基金」的大額現金捐款。要是家族裡有更多人的話，我會把那些錢都送光的，但我父母早已不在人世，而德波雅是我唯一的妹妹。於是，我以海倫的名義在漢普頓大學設了一個基金：海倫·馬克漢姆旅行基金。基金的運作方式很簡單，每年都會有一筆現金獎勵給當年在人文學科表現最優秀的畢業生。這筆錢必須被用於旅行，但除此之外沒有任何附帶的規定、條件或要求。獎金獲得者由大學幾個不同系科（歷史系、哲學系、英文系和外語系）教授組成的不固定的評委會來選定，獲得馬克漢姆獎金的學生可以用那筆錢做任何他或她認為合適的事，沒有人會過問——只要錢是被用作支付出國旅行時的費用就行。啟動這個計劃當然需要一筆數目可觀的投入，但那點數目（相當於我四年的工資）現在對我來說不過是小菜一碟，而且即使在我想了這麼多點子花了這麼多錢之後，剩下的錢還是多得讓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那是一種極為怪異的感覺，一種超常的病態的富有，因為那裡面的每一分錢都是用鮮血換來的。如果不是計劃突然改變的話，我也許會繼續送下去，直到一無所有。但就在那個11月初寒冷的夜晚，我決定要去做一次旅行，沒有那些錢做後盾，我絕不可能這麼心血來潮地說走就走。在此之前，那些錢對我除了是個負擔什麼都不是。而現在我把它看成是一劑特效藥，一種防止我內心徹底崩潰的止痛膏。在外住酒店吃飯將是一筆不小的開銷，但平生第一次我不用再為是否付得起錢而操心。除了絕望與不幸，我還擁有自由，而且因為囊中充實，我可以自由支配我的自由。

我沒有保留回信的副本，不過我記得我是手寫的，措辭盡量簡短，只有寥寥幾行。幾乎下意識地，我也採用了來信那種平淡而神秘的語氣。大概，我覺得這種寫法比較安全，比較不會被策劃這場惡作劇的傢伙當成傻瓜玩——如果這確實是一場惡作劇的話。除了個別的字詞可能稍有出入，我的回信內容大致如下：尊敬的芙芮達·斯貝林女士，我很樂意同海克特·曼先生會面。但我如何能確認他還健在？據我所知，他已經失蹤了半個多世紀。請提供詳盡資訊。戴維·齊默謹上。

離開羅徹斯特之前，我打電話給史密茨，漢普頓大學的系主任，告訴他我想再請一學期的假。一開始他有點難以接受，聲稱我的課已經被排在課程表上了，於是我對他撒謊說我正在接受心理治療，他隨即表示道歉。那是個拙劣的謊話，我覺得，但那時我正掙扎在生死關頭，實在沒力氣向他解釋為什麼觀看默片突然變得對我如此重要。結果我們又友好地寒暄了幾句，最後他祝我一切順利，雖然我們都裝作以為我還會在秋天返校，但我想他已經感覺到了我的去意，我的心已經不在那兒了。

我們都有一種相信不可能事物的傾向，我想，這是因為我們總希望會有奇迹發生。由於我寫了有史以來唯一一本關於海克特·曼的書，有人可能會以為，知道他也許還活著，我會感到歡欣鼓舞。但我根本不可能歡欣鼓舞。至少我覺得我不可能。我的那本小書誕生於巨大的傷痛之中，即使現在書寫完了，那傷痛也仍揮之不去。寫書不過是個借口，就像是為了緩解體內的痛楚而在一年多的時間里每天吞服某種藥片。在某種程度上，它確實奏效了。但芙芮達·斯貝林（或者假扮成芙芮達·斯貝林的不管誰）不可能知道這些。她不可能知道1985年6月7日，就在我們結婚十周年紀念日之前的一個禮拜，我的妻子和兩個兒子因飛機失事而不幸遇難。她或許看到了書里的題詞（獻給海倫、托德及馬可——本書為了紀念他們而作），但這些名字對她來說毫無意義，就算她能猜到他們對於作者的重要性，她也不可能想到，這些名字實際上代表了他生命中的一切——三十六歲的海倫、七歲的托德、四歲的馬可，隨著他們的死去，他的大部分也已經死了。

現在還剩下四部影片——倫敦的《西部牛仔》和《隱形人》；巴黎的《跳娃娃》和《道具師》——我意識到這將是我看到它們的唯一機會。必要的話我隨時可以重新造訪美國的九*九*藏*書電影檔案館，但重回英國電影學會和法國國家電影檔案館則機會渺茫。我好不容易才來到歐洲，我不想再有下一次。出於這個原因，我在倫敦和巴黎待的時間長得超出了預計——總共大概有七個星期，簡直就像某種半個冬天都在地下瘋狂挖洞的穴居動物。我的投入和專註就是到了那樣的地步，但漸漸地這項工作被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變成了一種近乎著魔狀態的一意孤行。我的表面目的是研究和分析海克特·曼的電影，但事實上我是在教導自己如何集中精力，訓練自己如何只去考慮一件事情。那是一種偏執狂式的生活，但那是當時唯一能讓我免於崩潰的辦法。當我終於在2月份返回華盛頓的時候，我先是靠贊安諾的效用在「飛機旅館」上睡了一覺，然後接著，第二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供長期停車的停車場取了汽車，直奔紐約。我不打算再回到佛蒙特。如果我要寫書，我就要找個地方躲起來，而世界上所有的城市裡，紐約最讓我動心，因為紐約最有可能消除我的神經質。我花了五天時間在曼哈頓尋找公寓，但一無所獲。當時正值華爾街股票暴漲的最高峰，離1987年的大崩盤還有整整二十個月，出租和轉租的公寓都非常短缺。最終，我開車過橋到了布魯克林高地，租下了我看到的第一個地方——一套位於皮諾龐特街，那天早上才剛剛掛牌的一居室公寓。那裡又貴，光線又暗，裝修也很糟糕，但我已經覺得很幸運了。我買了一張床墊放在卧室，一張桌子和一把椅子放在另一個房間，然後就搬了進去。租金付了一年。租期從3月1日開始，正是從這天起，我開始寫那本書。

那你曾經有過自殺的念頭嗎？

免受什麼傷害？

我不敢說我聽懂了。

沒什麼。那只是一種揮之不去的感覺，僅此而已。如果有什麼事情不對勁，惹惱了我，我就會變得無法自控。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

那是否就是你到這兒來的原因？這樣你就可以揣著開有某種強效致命藥品的處方出去自行解決？

沒聽說過有這種葯。

我覺得自己只要一登上飛機，甚至還沒走到座位上，我就會發作。

他們當時正在去密爾沃基探望海倫父母的途中。我一個人留在佛蒙特批改試卷，併為剛結束的學期最後打分。那是我必須完成的工作——我在佛蒙特州漢普頓市的漢普頓大學任比較文學教授。本來我們會在二十四五日左右一起動身去密爾沃基，但海倫的父親剛剛動手術切除了腿部的一塊腫瘤，所以我們一致認為她和孩子們應該儘快趕過去。為了讓托德能夠獲准缺席二年級期末最後兩周的課，臨行前夕我們還在煞費苦心地與校方磋商。校長雖然很不情願，但她最終還是表示理解並同意放行。那是我在事後反覆想起的事情之一。要是她拒絕了我們的請求，托德就會不得不跟我待在家裡，托德就不會死。至少他們中有一個會逃過一劫。至少他們中有一個不會從七千英尺的高空墜落，而我也不會被孤零零地一個人留在原本四個人住的房子里。當然，還有其他事情，還有其他各種可能性，它們糾纏著我折磨著我，使我一次又一次地走進同樣的死胡同。每件事情都被聯繫起來，因果鏈條上的每個環節都成了災難進程的一部分——從我岳父腿上的惡性腫瘤到那一周中西部的天氣到訂機票的旅行代理的電話號碼。最糟的是，是我堅持要開車把他們送到波士頓，這樣他們就可以直飛到密爾沃基。我不想讓他們從伯靈頓走。那意味著先要乘一架十八座的螺旋槳飛機到紐約再轉機，我對海倫說我不喜歡那些小飛機。它們太危險，我說，我受不了讓她和孩子們在我不在場的情況下乘坐那種飛機。所以他們沒坐——為了不讓我擔心。他們去坐了更大的飛機，那架飛往地獄的飛機。更可怕的是，我幾乎是爭分奪秒地把他們送到那兒去的。那天早晨堵車堵得很厲害，當我們終於開到斯普林菲爾德上了麥斯派克高速的時候，我不得不超速行駛才及時趕到了洛根機場。

我不是說我怕死，我回答道，我是說我怕坐飛機。這不一樣。

我不記得了。當我還是個男孩的時候吧，我想。十一二歲。校園裡的愣頭青。為了保護自己不受班上流氓的欺負而大打出手。

當然有了。他們蜂擁而上把我按倒在地。他們把我揍得屁滾尿流。

我不太記得那年夏天我是怎麼過的。連續好幾個月，我都陷在自哀自憐的酗酒泥潭裡不能自拔，我幾乎足不出戶，不吃東西不刮鬍子不換衣服。我的大部分大學同事在8月中旬之前就離校了，因此免去了許多來訪，以及連帶的那套安慰悼念的陳詞濫調。他們當然是好意，無論何時有朋友過來，我總是請他們進屋坐坐，但那些眼淚汪汪的擁抱和漫長尷尬的沉默實在於事無補。我發現還是讓我一個人待著比較好，還是讓我一個人在黑暗中自生自滅比較好。有時候，我既沒有喝醉也不想癱在起居室沙發上看電視，我就會在房子里到處亂走。我打開孩子們的房間，坐在地板上，讓他們的玩具圍繞在自己四周。我已經無法在腦海里直接或有意識地回憶出他們的樣子，但是當我玩起他們的拼圖板和樂高積木，當我把那些積木砌成複雜的巴洛克模型，我感到自己彷彿又重新擁有了他們——彷彿通過重複他們生前的動作，他們小小的魂魄又回到了這裏。我翻閱托德的童話書，把他的棒球卡片按次序排好。我把馬可的動物玩具按品種、顏色和大小分別歸類，並且每次進去都變一下分類方法。時間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中流逝，實在受不了的時候，我便回到起居室再喝上一杯。難得有幾晚我沒在沙發上過夜的話，我一般都睡在托德床上。在我自己的床上，我總是夢見海倫在旁邊，而每每我伸出手想去抓住她的時候，就會從夢中猛然驚醒，醒來后我兩手顫抖大口喘氣，感覺就像要被淹死一樣。雖然天黑以後我就不再踏進卧室，但白天我常在那兒流連徘徊，我站在海倫的走入式衣櫥里撫摩她的衣服，整理她的夾克和毛衣，把她的套裝從衣架上拿下來鋪在地板上。有一次，我把其中一件套到自己身上，還有一次我甚至穿上她的內衣，用她的化妝品給自己的臉部化妝。那是一次美妙的體驗，但經過嘗試之後，我發覺香水比口紅和睫毛膏的效果更好。香水的氣味能更活生生地、更持久地把她召喚回我的身邊。值得慶幸的是，我在3月份她生日時送了她一瓶新的香奈兒5號香水。我規定自己一天只能用兩次，一次一小滴，這樣那瓶香水一直撐到了夏天結束。

我沒去想這麼做到底值不值得。我把這當成是我的工作，對我來說唯一要緊的就是把這項工作堅持下去並確認它得到了落實。我很清楚海克特只不過是個二流角色，只不過是那些失敗者和倒運的競爭者名單上的一個小小遺漏，但儘管如此，我還是被他的作品所深深折服，並樂在其中。那些電影都是他在一年時間里以每個月一部的速度拍攝出來的，它們的製作成本是如此低廉，與籌拍一般喜劇默片中常見的那種大場面和驚險鏡頭所需的費用相差如此之遠，以至於他能拍出任何東西都是個奇迹，更別說九九藏書是十二部光彩奪目的電影了。我在資料上看到，海克特是以道具師和布景師的身份在好萊塢起步的，非常偶然地，他開始漸漸在一些喜劇片里擔任小角色，而最終讓他有機會執導並主演自己電影的，是一個名叫西摩·漢特的人。漢特是一名來自辛辛那提，一心想打入電影界的銀行家，1927年初來到加利福尼亞組建了自己的電影製作公司：萬花筒電影公司。此人的性格暴躁和兩面派作風眾所周知，他根本不懂該怎麼製作電影，甚至對簡單的商業運作也不在行。（萬花筒電影公司在成立一年半后即告關門大吉。漢特被起訴股票詐騙和貪污，案件還沒有開庭審理，他就上吊自殺了。）為了拍電影，海克特飽受折磨：資金短缺，人手不足，外加漢特沒完沒了的插手干涉，但即便如此，海克特還是抓住了這次機會，並將其發揮到了極致。他們沒有劇本，當然，也沒有什麼事先的計劃。只有當海克特跟另外兩個叫安德魯·墨菲和朱爾斯·布勞斯坦的喜劇作者湊在一起時，他們才會臨時即興創作劇本，他們常常夜間在借來的攝影棚里拍攝，工作人員無精打采，機器設備則都是二手貨。他們根本沒錢拍攝十幾輛汽車相撞或一頭牛受驚狂奔之類的鏡頭。在他們的電影里，房子不會倒塌，大樓不會爆炸。沒有洪水，沒有颶風，沒有異國情調。就連臨時演員也非常珍貴，假如一個場景拍壞了，他們可不敢奢望能在電影結束以後重新補拍。一切都必須按進度準時完成，根本沒時間斟酌掂量。喜劇默片中搞笑的指導原則是：一分鐘要讓觀眾笑三次，這樣他們才會掏錢看電影。在這種種不利因素的干擾之下，面對強加到他身上的諸多限制，海克特卻顯得遊刃有餘。他的作品都很樸實，但裏面卻蘊涵著一種親切感，使你被它吸引，並不由自主地產生共鳴。我開始明白了為什麼那些電影學者都對他的作品尊敬有加——我也明白了為什麼同時他們誰也沒有對這些作品產生特別的興趣。他沒有開拓出任何新的藝術領域，很明顯，那個時代的歷史並不會因為這些電影的重新出現而需要被重寫。對於人類藝術而言，海克特的電影不過是個微小的成就，但它們並非微不足道，看得越多，我就越喜歡它們，它們充滿了優雅而靈巧的機智，它們的表演既滑稽又動人心弦。很快我就發現，還沒有一個人曾把海克特的所有影片全部看過。他的最後幾部作品才剛剛被發現沒多久，而且沒人會為了看完他的電影而專程到位於世界各地的有關檔案館和博物館去轉上一圈。如果我能實現我的計劃，我將會是第一人。

那是數月來第一次有人碰到我的身體，我發覺那很彆扭，我很反感自己被變成一個某人憐憫的對象。我不需要你的同情，醫生，我說，我只需要你的藥片。

因為飛機很安全。這點人所皆知。飛機安全、快捷、高效，一旦你升上天空，就什麼事都不會發生到你頭上。那就是我為什麼害怕的原因。不是因為我覺得自己會死——而是因為我知道我不會死。

沒有。

在他失蹤后的幾年裡，有關他的故事和傳言層出不窮，但沒有一個得到證實。其中聽起來最有可能的猜測——他自殺了，或是成了某個非法活動的受害者——也找不到任何依據，因為從未發現過他的屍體。而其他對海克特命運的揣測則更富有想象力，更充滿希望，也更具浪漫色彩。一種說法是，他已經回到了故鄉阿根廷，如今是一個地方小馬戲團的老闆。另一種說法是，他加入了共產黨，正用假名在紐約州尤蒂卡的牛奶場工人中從事地下組織工作。還有一種說法，說他成了一個搭火車四處遊盪的破產流浪漢。如果海克特是個名氣更大的明星，這些流言無疑將會持續下去。他會活在這些形形色|色的說法中，並漸漸變成那些標誌性的傳奇人物中的一個，一個關於青春、夢想和殘暴的命運轉折的典型。但這些並沒有發生，因為事實上當海克特的電影生涯結束的時候，他在好萊塢才剛剛起步。他出道太晚，還沒來得及充分發揮他的才華，他在電影圈待的時間又太短，對於他是誰、他能幹什麼，還沒來得及給人們留下一個持久的印象。幾年過去，大家一點一點地把他忘在了腦後。到了1932或1933年，海克特已經基本上屬於一個被拋棄的世界，如果說哪裡還能找到他的蛛絲馬跡，那也就是某本沒人要讀的晦澀書本上的一條腳註。電影現在會說話了，默片里那種閃爍不定的無聲表演已成為過去。不再有什麼小丑，不再有什麼啞劇，不再有漂亮的輕佻女郎踏著聽不見的樂隊節拍翩翩起舞。它們不過才消失了幾年時間，但感覺上卻已經成了史前的玩意，就像那些人類穴居時代曾在地球上四處漫遊的古老生物。

有一半海克特的電影我可以開車去看。羅徹斯特在西邊，大約六小時車程。紐約和華盛頓則筆直向南——紐約大概要五個小時，再五個小時到華盛頓。我決定從羅徹斯特開始。冬天已經逼近，我越是推遲去那兒的時間，就越有可能遇上暴風雪，從而被困在北方的冰天雪地里。第二天早上，我打電話到伊斯曼紀念館，要求觀看他們的館藏電影。我根本不知道像這種事情該怎麼開口，為了使自己聽上去不至於太傻，在電話里自我介紹的時候，我說自己是漢普頓大學的一名教授。我希望這個頭銜夠分量，能讓她以為我是個正經人——而不是某個哪裡冷不丁冒出來的怪傢伙，雖然實際上我就是那樣一個怪傢伙。噢，電話另一頭的那個女人說，你是不是要寫關於海克特·曼的文章？她說話的口氣聽起來似乎這個問題根本毋庸置疑，稍作停頓，我只好順水推舟地嘟噥了幾句。是的，我說，沒錯，正是如此。我正在寫一本關於他的書，為了做研究我需要看看這些電影。

我在紐約看了《醜聞》和《鄉村周末》，接著又趕到華盛頓看了《銀行出納奇遇記》和《兼得或落空》。我通過杜邦圓環區的一家旅行代理為餘下的行程訂了票（坐「美鐵」去加利福尼亞，再乘「伊麗莎白二世女王」號郵輪去歐洲），但第二天早上，我突然一陣心血來潮，取消了訂票，決定改乘飛機。這麼做的確很蠢，但我想既然已經開了一個好頭，就應該趁熱打鐵才對。哪怕為此我將不得不說服自己去做一件已經決定永不再做的事情。我不能讓步調變慢，如果一定要藉助藥物解決問題的話，我已經準備好了吞下那些藥片，不管需要多少。一位美國電影學會的女士給了我一個醫生的名字。我原以為那頂多不會超過五到十分鐘。我會告訴他我為什麼需要那種葯，他會開張處方，如此而已。畢竟飛行恐懼是常見的病症，因此沒必要跟他說海倫和孩子們的事，沒必要對rｅａd•９9ｃｓｗ•cｏｍ他袒露心聲。我所需要的只是把我的中樞神經系統暫時關閉幾個小時，因為那種葯你沒法在藥店櫃檯上直接買，所以他唯一的作用就是給我開一張上面有他簽名的處方單而已。但事實證明辛格醫生是個細心嚴謹的人，他一邊替我量血壓聽心音，一邊問我各種問題，結果使我在他的診所里待了足足三刻鐘。他太聰明了，不可能被騙倒，於是一點一點地，真相水落石出。

尊敬的齊默教授，卡片上寫道，海克特拜讀了大作，希望能同您會面。不知您是否有興趣到寒舍一游？芙芮達·斯貝林（海克特·曼太太）謹上。

一切就這樣開始了。幸虧開始得早，因為一看完羅徹斯特館藏的兩部影片（《賽馬俱樂部》和《包打聽》），我就意識到自己並非僅僅在打發時間。海克特的天才和技藝跟我預計的毫無二致，如果他的其他十部影片也有這兩部的水準，那麼完全值得為他寫一本書，將他重新挖掘出來。因此，從一開始，我就不僅僅只是在觀賞海克特的電影，我是在研究它們。假如沒有與羅徹斯特那個女人的那番對話，我也許永遠都想不到要走這一步。我的原計劃要簡單得多，我估計原計劃頂多隻能讓我忙過聖誕節或來年年初。而事實上，直到2月中旬我才把海克特的那些電影全部看完。我原本的打算是每部電影只看一遍。但結果每部我都看了好多遍，本來一個地方只要花上幾個小時，現在我卻要停留好幾天，我用平台式剪輯機和摩維拉，從早到晚接連不斷地看，我不停地進帶倒帶，直到眼睛都睜不開為止。我做筆記，查參考書，巨細無遺地記下所有的心得，從鏡頭切換到拍攝機位到燈光位置，我對每個場景的方方面面都仔細地進行分析，哪怕最次要的因素也不放過。每到一地，不待到胸有成竹，不待到對電影的每一寸膠片都了如指掌，我絕不離開。

贊安諾。一種十分危險的強效葯。只能在醫生指導下使用，齊默先生，你會變成一個傻子，一個完全失去自我意識的物體，一具行屍走肉。你可以靠這玩意飛越所有的大陸和海洋，我擔保你甚至都察覺不到自己已經離開了地面。

但壓力正是我所需要的。現在只要我一鬆懈，我就會崩潰。我就會土崩瓦解，我就會灰飛煙滅，我就永遠再也無法複原。

是的，我會當著四百名陌生人的面垮掉，失去理智。我會發狂。

我並非一個電影人。二十多歲大學研究生畢業后我就開始教授文學，從此我的所有工作都跟書本、語言和文字聯繫在一起。我翻譯了一些歐洲詩歌（洛爾迦、艾呂雅、萊奧帕爾迪、米修），給報章雜誌寫評論，並出版了兩本書。《戰地之音》，我的第一本書，是一部研究政治與文學關係的論文，主要內容是分析漢姆生、塞利納和龐德的作品與他們「二戰」期間親法西斯行為之間的關聯。我的第二本書，《通往阿比西尼亞之路》，可以看作是某種對沉默的思考，在書中我重點評述了那些放棄寫作、陷入沉默的作家。比如蘭波、達西爾·哈米特、勞拉·瑞丁、J.D.塞林格，以及其他一些不那麼有名的詩人和小說家，他們都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而終止了寫作。海倫和孩子們去世的時候，我正在計劃寫一本有關司湯達的新書。並不是說我對電影有任何反感之處，只是它們對我從來都不那麼重要，在超過十五年的學術生涯中，我一次也沒想過要就電影說點什麼。我跟其他普通人一樣喜歡看電影——作為一種消遣，一種無傷大雅的娛樂，一种放松。不論有時電影畫面多麼美輪美奐，多麼引人入勝，它們都無法像文字那樣讓我從心底感到滿足。它們提供的信息量太多了，我覺得，沒有給觀眾的想象力留下足夠的空間，這造成了一種悖論，電影模擬現實世界模擬得越像，它表現現實世界的能力就越弱——世界不僅僅在我們周圍，同時也在我們腦中。那就是為什麼我總是本能地喜歡黑白照片勝過彩色照片，喜歡無聲電影勝過有聲電影。電影是一種視覺語言，它通過投射在二維銀幕上的圖像講故事。聲音和色彩的加入增添了圖像的三維感，但同時也剝奪了它們的純粹性。圖像不再需要擔負起所有的功能。但聲音和色彩並沒有把電影變成某種完美的綜合媒體，變成某種反映所有可能性世界的最佳手段，它們反而減弱了圖像語言本來所應具有的力度。那天晚上，看著海克特和他的同行在我佛蒙特的起居室里來來往往，我突然意識到自己正在目睹一門已經死亡的藝術，一門已經徹底滅絕並且永不再現的藝術。然而，即便如此，在經歷了那麼多年的時代變遷之後，他們的作品卻仍像當初剛出現時一樣鮮活，一樣生氣勃勃。那是因為他們對自己那套獨特的語言已經了如指掌。他們發明了用眼神造句，他們創造了一套純粹的肢體語言，除了影片背景中那些服裝、汽車樣式和古老的傢具，那套語言永遠都不會過時。在那種語言里，思想轉化成了動作，人們用自己的身體表達自己，因此它通行於所有時代。大多數的喜劇默片甚至都懶得講故事。它們就像詩，就像對夢的翻譯，就像令人眼花繚亂的靈魂的芭蕾舞，也許是因為它們已經死了，它們似乎對現在的我們比對它們那個時代的觀眾顯得更為深刻。我們隔著一條巨大的遺忘的深淵觀賞著它們，而把我們與之分開的東西，其實正是它們如此吸引我們的東西：它們的無聲，它們色彩的貧乏，它們那一陣陣的、加快了的節奏感。這些都是不利因素，這些因素增加了我們觀看的難度，但同時也把圖像從模擬真實世界的重負下解放出來。有了它們攔在我們與那些默片之間，我們就不用再假裝自己正在觀看一個真實的世界。扁平銀幕上的那個世界只存在於二維空間里。第三維在我們的腦中。

我決定第二天就整裝出發——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止我。我已經請了一學期的假，再下個學期要到1月中旬才開學。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事實上，如果我需要更多的時間，我可以一直走下去，走過1月，走過9月，走過所有的9月和1月，只要我願意。這就是荒謬殘忍的命運對我的嘲弄。自從海倫和孩子們遇難時起，我就成了一個闊佬。第一筆錢來自我在漢普頓大學開始教書後不久與海倫一起商量買下的人壽保險——求個心安，那個保險推銷員說——因為保費不高，又跟大學的保健福利挂鉤，我們每個月只用付一點無關痛癢的小錢。飛機失事後我甚至都不記得有這筆保險，但不到一個月後，一個男人找上門來，交給我一張幾萬美元的支票。緊隨其後，航空公司又付給每個遇難者家庭一筆撫恤金，作為在空難中失去三個親人的家屬，我最終獲得了一大筆賠償費，一大筆為意外死亡和天災而支付的補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