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噴嚏和大笑，打呵欠和大哭，打飽嗝和咳嗽，撓耳朵，揉眼睛，擤鼻涕，清喉嚨，咬嘴唇，轉動舌頭舔下排牙齒的背面，顫慄，放屁，打嗝，擦去前額的汗，用手梳理頭髮——你已經做過那些事多少次？多少次踢到腳趾，撞傷手指，撞到頭？多少次絆倒，滑倒，跌倒？你的眼睛眨了多少次？走了多少步路？有多少個小時你的手中握著筆？你給予並收到了多少吻？

自2月1日那夜后沒有下過一場大雪，但這是一個幾乎沒有太陽、多風多雨的嚴寒之月，每天在你房間里專註地寫這份筆記，這穿越冬季之旅，如今到了3月，依舊寒冷，依舊如一二月般寒冷，然而現在每天早上你仍出門檢視花園裡的雪，尋找色彩的跡象，番紅花葉破土而出的最小尖端，木犀樹叢里的第一抹黃，但至今仍一無所獲，這一年春天將遲來，而你思忖著還要過多少個星期你才能開始尋找第一隻知更鳥。

2月23日：你與妻子相遇第三十周年，你們共度第一夜三十周年。你們倆在黃昏離開家，跨越布魯克林大橋，入住曼哈頓下城的一間賓館。或許有點放縱，但你不希望這二十四小時悄然流逝，沒有做什麼來留念，而因為從來沒有過辦一個派對的想法（一對夫妻為什麼會希望在別人面前慶祝自己的紀念日呢？），你和妻子在賓館餐廳里單獨吃晚飯。之後，你們乘電梯到九樓進了房間，在那兒你們很快一起喝完了一瓶香檳，忘了打開收音機，忘了打開電視機看看那四千多部可選的電影，而在喝香檳的時候，你們彼此交談，好幾個小時你們什麼都沒做只是在交談，並非在談論過去及身後的三十年，而是談論現在，談論你們的女兒和你妻子的母親，談你們現在正在忙的工作，談所有那些既切題又瑣碎的事，而從這種意義上說，這個夜晚與你們婚後的其他任何夜晚並無不同，因為你們倆總是在交談，正是這交談以某種方式定義了你們，而所有這些年來，你們一直生活在這始於你們相遇之日的漫長而不間斷的對話中。外面，是又一個寒冬夜晚，又一陣凍雨抽打著窗戶，但現在你與妻子躺在床上，賓館的床是溫暖的，床單柔滑舒適，枕頭絕對巨大。

望著你的右手握住用來寫這本日誌的黑色水筆，你想到了濟慈在相似情境下望著他自己的右手，正在書寫他最後幾首詩之一併突然停下在手稿邊沿塗寫了八行字，一個年輕人苦澀的吶喊，他知道他將英年早逝，第一行現在這個詞悲觀地強調了這一點，因為每一個現在一定暗示著一個以後，而除了他自身的死，濟慈還有什麼以後可以期待呢？

在明尼蘇達州諾斯菲爾德的聖誕晚餐，每年如此，從1981年到2004年岳父去世，此後家裡的房子變賣，你的岳母搬進一套公寓，然後傳統改變了以適應新情況。但在近四分之一世紀里，這頓飯都很正式，任何細節都經過考慮，沒有一個元素和前一年不同，而1981年你坐下時身前的那張桌子，桌上只有七個人——岳母及岳父、你的妻子、她的三個妹妹和你自己——隨著日積月累、妻子的妹妹結婚並開始生養她們自己的孩子而漸漸擴展，因此過了四分之一世紀后，有十九個人圍坐在桌邊，包括那最年長的和年長的，年輕的和最年輕的。需要注意的是聖誕節是在24號晚上慶祝的，而不在25號的上午和下午，因為儘管你妻子一家住在美國心臟地帶，他們曾是、現在也是一個斯堪的納維亞家庭，一個挪威家庭，而所有的聖誕禮儀都遵循那部分世界的傳統而非這裏的。你的岳母，1923年生於挪威最南面的城市，直到三十歲才跨越大西洋搬來，儘管她的英文很流利，她還是帶著明顯的挪威口音說著她的第二外語。她年輕時經歷了戰爭及德國入侵，十七歲時曾因參加早期反納粹遊行入獄九天（如果晚一些發生在戰爭中，她說，她或許就被送去集中營了），而她的兩個哥哥都是地下黨的活躍成員（其中一個，在越獄之後，為了逃離蓋世太保滑雪去了瑞典）。你的岳母是一個聰明博學的人，你非常欽佩她，對她很有感情，但她有時應付英語和美國地理時會出洋相，也許，沒有比十五六年前的那個晚上更好笑了，那時她和她丈夫乘坐的前往波士頓的飛機因為機場大霧無法降落而改降紐約奧爾巴尼，而他們剛在奧爾巴尼降落，她就打電話給你妻子，在電話里向她宣布：「我們在阿爾巴尼亞！我們要在阿爾巴尼亞過夜了！」至於岳父，他也完全是個挪威人，儘管他是第三代美國移民，1922年生於明尼蘇達州的坎農福爾斯，最後一代十九世紀牧場孩子，在沒有電也沒有室內管道設施的木屋裡長大，而他所居住的鄉村社區那樣偏僻，無一例外地住著挪威移民和他們的後代，以至於他在大部分早年生活里說的是挪威語而非英語，因此他在整個成年及老年階段都保留了一種口音：不是像你岳母那樣的濃重口音，而是一種輕柔的音樂腔，用一種你從未在其他人那兒聽見過的方式說的美式英語，你聽起來總是覺得非常悅耳。在被戰爭長時間打斷後，他按退伍軍人權利法完成了大學，並繼續在研究院及奧斯陸大學的富布萊特項目中繼續他的學業（他和你的岳母在那兒遇見），最終成了一名挪威語言文學教授。所以說，你的妻子在一個挪威家庭里長大，儘管它碰巧位於明尼蘇達，因此聖誕晚餐也是嚴格而完全挪威式的。實際上，與1920和1930年代你的岳母還是孩子時與她的家人在挪威南部吃的聖誕晚餐一模一樣，一個遠不及如今富足的年代，現在超市裡會備有兩百種早餐麥片及八十四種不同口味的冰激凌。那頓飯永遠不變，而二十三年後菜單上沒有增減哪怕一道菜。沒有火雞、鵝或火腿，像人們猜想中的主菜，而是豬肋骨，略加鹽和胡椒，在烤箱里烤，吃的時候不加沙司或佐料。配菜是煮土豆、花椰菜、紫甘藍、球芽甘藍、胡蘿蔔、越橘，米布丁當甜品。沒有哪一餐比這一餐更簡單，更挑釁般地對抗著一頓可接受的假日大餐該由哪些菜組成的當代美國觀念，但當你幾年前向最年輕的侄子和侄女做民意調查時（這個傳統仍在紐約繼續），問他們是喜歡從前那種聖誕晚餐還是更願意看到一些改變時，他們全都大聲答道：「不要變！」這是作為儀式、作為傳承、作為家庭凝聚力的食物——一種象徵性的錨，阻止你漂向大海。這就是你婚後成為其中一員的宗族。當她大約十五歲時，你那機智的女兒想出了一個新詞來描述她的背景：猶太挪威人。你懷疑會不會有很多人認同屬於這個由交雜身份組成的特殊類別，但畢竟這是美國，是的，你和妻子是猶太挪威人的父母。

在夢中對父親說話。迄今已有多年，他一直在意識另一側的暗室拜訪你，與你長久地坐在桌前，從容交談，平靜而謹慎，總是和善親切地待你，總是仔細聽著你對他說的話，但一旦夢醒，你想不起你們之中無論誰說的哪怕一個詞。

你一定不會忘了說起1971年你差點被魚骨梗喉而死，或2006年的一天夜裡在漆黑的走廊里死裡逃生，當時你的前額撞進門框下緣並朝後跌去，隨後，試圖重獲平衡的時候，又朝前倒下，腳絆在門檻上，面部朝下飛向你正走入的那間公寓的地板，頭頂落地時離厚實的桌腿只有幾英寸之遙。每一天，在世界上的每個國家，人們死於那樣的跌倒。比如，你朋友的叔叔，你十九年前寫過的那個人（《紅色筆記本》，第三個故事），他逃過了槍傷，二戰時參加反對納粹的游擊隊抵抗組織時屢陷險境但倖存了下來，一個令人目瞪口呆的不時成功逃離某個死神及（或）斷肢的年輕人，隨後，戰後搬到了芝加哥，住在和平時代美國的寧靜里，遠離年輕時的戰場、飛彈及爆炸的地雷，一天晚上他醒來去上廁所，在漆黑的客廳里踩到一件傢具，頭撞到厚實的桌腿后死去。荒誕的死，無意義的死，五年前你的頭撞地時假如朝左偏上幾英寸你也可能這樣死去，而當你想到人生告終時這些荒誕的死法——跌倒在樓梯梯級上，從梯子上滑下，意外溺水，被車撞倒，被流彈擊中，因為收音機掉進浴缸而觸電——你只能總結道，每個人的生命都會留下一些死裡逃生的印記，每個成功活到你現在年紀的人已經避過了不少潛在的荒誕而無意義的死。所有這些都發生在你稱之為日常生活的過程里。更不用說，無數其他人曾面對更糟的情形，不曾擁有過日常生活的奢侈，比如，戰鬥中的軍人，戰爭中死去的平民，被獨裁政府謀殺的受害者，以及無數死於自然災害的人：洪水、地震、颱風、瘟疫。但即使是那些在災難中倖存的人，相比我們這些沒有遭受類似恐懼的人，也一點也沒少受日常生活變化無常的影響——就像你朋友的叔叔，他在戰爭中逃生，卻于某夜死於芝加哥公寓上廁所途中。1971年，一根魚刺卡在了你的喉嚨深處。當時你在吃一塊你認為是大比目魚魚腩的東西，因此你當時並不擔心會遇到任何骨頭，但突然之間你不再能夠不感到疼痛地吞咽，某樣東西在那裡面，而傳統療法一點都沒用：喝水，吃麵包，試圖用手指拉出魚刺。那根骨頭進入了喉嚨的極深處，它又長又粗足以刺穿了兩側的皮膚，而每一次你又試圖把它咳出來，唾液里都帶著血。那是四五月間，你已經在巴黎住了兩到兩個半月，而當你漸漸明白你沒法自己把骨頭取出來后，你和女友離開在雅克莫瓦斯路上的公寓，步行前往街區里最近的醫療中心，布西科醫院。那時是晚上八九點鐘，護士們不知該對你做些什麼。她們在你喉嚨里注射了一種麻醉液劑，她們和你聊天，她們笑著，但卡著的骨頭還是碰不到因此無法被取出。最後，大約11點時，夜間急診醫生來上班了，一個名叫梅耶爾的年輕人，在這曾住著鋼琴調音師盲人的街區里的又一個猶太人，結果天曉得，這個年輕醫生，比你年長不超過四五歲，竟是個眼鼻喉科的專家。在預檢時你吐出了一些血之後，他叫你跟他穿過院子來到醫院另一側大樓他的私人辦公室里。你在椅子上坐下，他在椅子上坐下，隨後他打開了一個裝滿三四十把鑷子的大皮箱，一組令人印象深刻的閃亮銀器，各種尺寸用途一應俱全，有些是直頭的，有些是彎頭的，有些帶勾，有些頭是旋轉的，有些是循環的，有些短有些長，有些看起來那樣複雜而古怪，你想象不出這樣的東西怎麼能在人的喉嚨里經過。他叫你張嘴，一個接一個地，他操著各種各樣的鑷子慢慢在你的食道里進進出出——那樣深入以至於每一次他取出又一把鑷子時你都會嗌住並吐出更多的血。要耐心，他對你說，要耐心，我們馬上就要取出它了，隨後，在第十五次嘗試中，他使用了最大的一把鑷子，祖父級別的鑷子，在一端有一個極其誇張的彎鉤，他終於抓住了那根骨頭，將之夾緊，來來回回地搖動使它從卡進的肉里鬆開，緩慢地將之提起，穿過你的喉嚨隧道拿了出來。他看起來又滿意又驚訝。滿意于手術成功，但驚訝于骨頭的尺寸，它足有三到四英寸長。你也很驚訝。你怎麼會吞下那麼大的東西呢？你自問。它令你想起愛斯基摩人的縫紉針，鯨鬚胸衣支架，或一枚毒鏢。「你很走運，」梅耶爾醫生說，他仍然看著那根骨頭，把它舉起在你的面前，「這根骨頭本可能輕易要了你的命。」

九年前（1970年），那時你在「埃索佛洛倫斯」號蒸汽油輪上當船員，你曾威脅要揍甚至殺死一個同船水手，因為他故意用反猶的侮辱話語激怒你。你抓住他的襯衫，把他摔到牆上，然後揮起右拳打在他臉上，令他不準再叫你的名字或是其他什麼。馬丁內斯立刻畏縮了，他道了歉，而不久你們成了好朋友。（魯賓斯坦女士的陰影。）九年後，也就是說你父親葬禮九年後（1988年），你幾乎又揍了一個人，這是最後一次你幾乎要像小時候打架那樣參与打鬥。那是在巴黎，你清晰地記得那個日子：9月1日，在法國日曆上是特別的一天，開工日，是暑假季的官方結束日，因此這一天擁擠不堪異常混亂。此前的六個星期，你和妻子及孩子一直待在南部你的法國出版商的家裡，阿爾勒以東約十五公里的地方。對你們所有人而言，這是一段休閑時光，一個半月的平靜及勞作，在萊薩爾皮耶的白色山脈間漫步遠足，在花園懸鈴木下露天就餐，很可能是你生命中最享受的夏天，還有額外的愉悅，看著你一歲的女兒脫開父母的手邁出搖搖晃晃的最初幾步。你一定沒有想清楚才把回巴黎的時間定在9月1日，或許你只是不明白當你回到那兒時會有什麼等著你。你已經把十一歲的兒子送上回紐約的飛機（從尼斯直飛），因此只有你們三個人在那天乘火車北上，你和妻子以及小女兒，帶著一整個夏天的行李和半噸嬰兒用品。然而，你期待著到達巴黎，因為你的出版商告訴你，有一篇關於你作品的長文將刊登在那天下午出版的《世界報》上，而你希望一下火車就買一份報紙。（現在你已經不再讀關於你自己的文章，不再閱讀書評，但這是那個時候，你還沒有明白忽略人們對你的看法有益作家身心健康。）從阿維尼翁乘高鐵的旅途有點累人，主要是因為你的女兒對高鐵太感興趣，無法坐定或睡覺，這意味著你這三小時中的大部分時間里都在車廂走道帶著她走來走去，而當你們到達里昂火車站的時候，你已經昏昏欲睡了。車站人山人海，大群大群的旅客朝各個方向蜂擁而去，你不得不推擠著奮力朝出口走去，妻子抱著孩子，而你儘力推拉著一家人的三個大箱子——考慮到你只有兩隻手，這不算最簡單的活兒。再說，還有一個帆布包掛在你的肩上，裏面裝著你正在寫的小說的開頭七十五頁，而當你停下來買了一份《世界報》時，你也將之塞進包里。當然，你想讀那篇文章，但在查閱了這天下午的報紙上的確刊登了那篇文章后，你把報紙放了起來，你覺得可以在排隊等計程車時再細讀。但等你們三個人總算出了出口，你發現那兒沒有排隊的隊伍。有計程車在站前，有在等那些計程車的人，但沒有排隊的隊伍。人山人海，但與英國人不同，只要有超過三個人在場，英國人就會習慣排好隊，隨後耐心地站著直到輪到他們，甚至連美國人，也會散漫地排一排，帶著與生俱來的正義感及公平競爭的態度，而只要有太多法國人聚集在一個有限空間里，他們就會變成任性的兒童，在這種情形下，他們並不會一起維護秩序，而是突然間變成了人人為己。那天里昂火車站門口的混亂場面令你想起某些你曾看過的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新聞簡報：黑色星期二，黑色星期五，全球股市崩盤，世界要毀滅了，而在那兒，在證交所交易廳里，成千個喪心病狂的人撕心裂肺地尖叫，每個人都快要突發心臟病猝死。這便是二十二年半前的9月1日你所加入的人群：烏合之眾逍遙法外，而無人負責，而你身處的地方，與巴士底獄曾在之處近在咫尺，兩個世紀前將之席捲的一眾暴民與這一群同樣不羈，但現在空氣里並沒有革命的味道，人民想要的並不是麵包或自由而是計程車，而因為計程車供應量不足本該有的五分之一，人民憤怒了，人民在吼叫，人民已準備好將彼此撕裂。你記得，你的妻子很平靜，對於展現在她周圍的景觀饒有興緻，甚至你的小女兒也很平靜，用她好奇的大眼睛接納一切，但你變得越來越惱火，旅行時你總是狀態最糟，緊張、易怒、永遠不那麼像自己，而你最恨的是被困在人群的混沌之中，因此，當你估量所陷入的困境時，你的結論是你們三人將不得不在那兒足足等上一兩個小時才能找到一輛計程車，也許要六個小時，也許要一百個小時，於是你對妻子說或許不如去別處找計程車。你指向另一輛停在山腳下的計程車，在幾百碼之外。「但這些包怎麼辦？」她說。「你沒法把這三個沉重的包一路搬到那裡。」「別擔心，」你說，「我能搞定。」當然你搞不定，或只能勉強搞定，僅僅在將那些怪獸拖了二三十碼之後，你就明白自己大大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但到了那一刻再要回頭就太蠢了，於是你繼續前進，每隔十秒鐘就停下重組負載物，將那兩個包和一個包在左右臂之間輪換，有時把其中一個背起來而用手拎另外兩個，不斷地調換重量，加起來大概有一百磅重，而自然而然地你開始出汗，在午後陽光的炙烤下毛孔開始冒油，而等你到達下一個計程車站時，你已經徹底精疲力竭了。「你看，」你對妻子說，「我告訴過你我能做到的。」她用一種人們朝十歲傻孩子微笑的方式向你微笑，因為事實是，儘管你成功抵達了下一個計程車站，但並沒有計程車等在那兒，因為城中每個司機都朝里昂火車站而去了。現在無計可施了，除了四處遊盪並希望他們中的一個最終會朝你而來。幾分鐘過去了，你的身體開始涼快下來，或多或少接近了正常體溫，隨後，就在一輛行近的計程車進入視線之時，你和妻子看見一個女人朝你們的方向走來，一個年輕的、極高挑的非洲女人，穿著彩色的非洲服裝，以一種完美挺直的姿態走路，一個小寶寶睡在胸前裹著的背囊里，右手拎著重重的一包雜貨，左手拎著另一個沉重的包，而第三袋雜貨頂在她的頭頂。你意識到，你正望著一幅人類優雅的圖景，她擺動臀部那緩慢而流動的姿態，行走時那緩慢而流動的動作，一個女人用一種你視之為某種智慧的東西來肩負起重擔，每樣東西的重量均勻分配，頭頸和頭部絕對平穩，手臂絕對平穩，孩子在她胸前安睡，在你令人尷尬地展示了將一家人的行李拖到此處之笨拙后，你覺得她的出現荒誕不經，敬畏於同為人類，她可以將你無法做到的那件事掌握得如此完美。當計程車停下時，她仍在朝你走來。現在你鬆了口氣並高興起來，你把行李放進後備箱隨後鑽進後座妻女身旁。「去哪兒？」司機問，而當你告訴他你要去哪兒時，他搖搖頭叫你下車。起初你沒明白。「你在說什麼？」你說。「我在說這行程，」他答道，「路太短了，我可不想為賺這麼一丁點兒可憐的錢浪費我的時間。」「別擔心，」你說，「我會多給點小費的。」「我才不在乎你的小費，」他說，「我要你下車——馬上。」「你瞎了嗎？」你說。「我們有個孩子還有一百磅行李。你想要我們怎麼辦——走路？」「那是你的問題，不是我的，」他答，「出去。」對他再也沒有什麼好說的了。如果前座的那個混蛋不把你送到你給他的地址，除了下車、把行李從後備箱取出、再等另一輛計程車之外，你還有什麼選擇呢？那時候你已經怒火中燒了，和這些年裡你生氣與沮喪的時候一樣，不，更憤怒，更沮喪，比你能記起的任何時候都更憤怒，而當你把包從後備箱中取出，計程車司機開始駕車離開時，你取下掛在肩膀上的帆布包，包里裝著你正在寫作的手稿的唯一一份拷貝，也不管裏面還有你迫切想讀的《世界報》上的那篇文章，就朝正在離去的計程車方向扔去。它轟然一聲落在汽車后蓋上——令人深感滿足的轟然一聲有著五十磅字型大小大的感嘆號所具有的所有力量。那司機猛踩剎車，走出計程車，握緊拳頭開始朝你走來，大聲叱責你攻擊他值錢的車，摩拳擦掌準備動手。你握緊自己的拳頭與之對罵，警告他不許再向你邁出一步，否則你就會打得他片甲不存，屁滾尿流。當你說出那些詞時，你無疑準備好了要與之纏鬥，什麼都無法阻止你恪守諾言、毀掉這個男人，而當他望向你的眼睛，看見你所言不虛時，他轉身爬進了計程車，揚長而去。你走到馬路上取回你的包，而就在那時，當你彎下腰將之撿起時，你看見那年輕的非洲女人帶著她的孩子和三個沉重的包裹從人行道上走來，此刻正好經過你身邊，也許離你站立之處有十到二十英尺，而當你看著她走向遠方時，你端詳著她緩慢而均勻的步伐，驚嘆於她身體的平衡，你明白了除了她臀部的輕柔搖擺，她身上沒有任何部分在動，除了她的腿。read.99csw.com

接著是冬訪，新年到來時的返家，在一個帶著沉默空氣的冰凍世界里待一周到十天，匕首般的風刺穿你的身體，早晨透過廚房窗戶望向溫度計，看見紅色的水銀卡在零下二十華氏度、零下三十華氏度，對於人類生活而言，這溫度是那樣不適合居住，你經常問自己怎麼會有人能住在這樣的地方，你腦海里的圖像是蘇族從頭到腳都裹在水牛皮里，那是在苔原似的草原上被凍死的拓荒家族。沒有一種冷像這種冷，一種不可能的冷，踏出門的那個瞬間便朝臉部肌肉襲來，連續擊打你的皮膚，使皮膚皺起，使血管里的血液凝固，然而有一次，並非許多年以前，全家人一起走進黑暗裡看北極光，你就看過那唯一一次，難以忘懷，難以想象——站在寒冷之中抬頭凝視令人震驚的綠色天空，天空在夜晚的黑牆上閃爍著綠光，你曾見證的事物里沒有一樣堪比這令人興奮的宏偉景象。在另一些夜裡，清朗無雲的夜裡，天空擠滿了星星，從地平線到地平線滿滿當當，比你在任何其他地方看過的星星都多，如此之多以至於它們合併成了密集而明亮的一片，頭頂上一鍋粥一樣的白，繼而是白色的早晨，白色的下午，那雪，那永無止境落在你周圍的雪，積到了膝蓋處，上升到腰部，如同小時候在母親花園裡那些超過你頭頂的向日葵般生長，比你見過的其他任何地方的雪都大，而突然之間，你在重新經歷1990年代中期的一個瞬間，那時你和妻女去明尼蘇達進行每年一次的聖誕朝聖，而在那個暴風雪之夜你在那兒開著車，從妻子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個妹妹家驅車前往她在諾斯菲爾德的父母家，只有不到四十英里遠。坐在後座的是三代女性（你的岳母、妻子和女兒），而與你一起坐在前排的，坐在右側副駕駛座的，是你的岳父，在你與他的長女結婚的那些年裡一直善待你的男人，儘管從很多方面看，他是一個疏離而自閉的人，與你自己的父親很相像，兩人都忍耐過艱苦貧困的童年時期，而對你岳父來說還有額外的折磨，他曾在二戰里當步兵（呂宋島戰役，菲律賓，新幾內亞的叢林），但你是掌握與自閉人溝通藝術的終身專家，假如說你的岳父有時與父親相像的話，你覺得在他身上有更多的溫暖和柔情，他比你父親更易被了解，更像是人類的一員。你四十六或四十七歲，身體狀況極佳，在中年裡還算年輕，而因為你仍被視為好司機，後座上的女性團絕對相信你有能力將她們安全地送到諾斯菲爾德的家中，而因為她們信任你，她們沒有警惕風暴的潛在危險。實際上，在開車回家的整個旅途中，她們三個忙於熱烈談論各種各樣的話題，表現得就好像這是盛夏一個溫煦的傍晚，但你一發動汽車、離開表妹家，你和岳父就都明白了你將迎來一段糟糕的旅程，天氣狀況糟透了，簡直到了難以對付的程度。你剛上高速公路，開始在I-35號公路上向南而行時，雪已經鞭撻在擋風玻璃上了，儘管雨刷正全速運作，你仍然幾乎什麼都看不見，因為雨刷剛完成它們的弧線，雪又開始在玻璃上聚集起來。在高速公路上，頭頂沒有路燈，而對面車道上朝你駛來的車的前燈照亮了落在擋風玻璃上的雪，因此你看見的就不再是雪，而是一團小而炫目的光線。最糟糕的是，路很濕滑，像溜冰場一樣光滑而結滿了冰，一小時開超過十到十五英里後會使輪胎失去摩擦力，剎車也變得失靈。每隔五十到一百碼，在你的左邊和右邊，你都會經過一輛輛滑向路邊的車，半翻在小山一樣的雪堆或積雪裡。你的岳父，一輩子都生活在明尼蘇達，對在這樣的風暴里駕車的危險太熟悉不過了，他一直全身心陪伴著你徹夜緩緩移動著車，坐在領航員的位置上，凝視著不斷湧向擋風玻璃的閃亮雪雲，提醒你將要到來的彎路，使你保持平靜和專註，在他的腦子裡、用他身體的肌肉和你一起駕駛，於是你們終於回到了諾斯菲爾德的家中，你和那老兵在前排，女人們在後排，兩小時的艱苦跋涉，而不是通常的三四十分鐘，而當你們五個人走進家裡，女人們還在說說笑笑，但你的岳父，知道一直令你擔心著的是怎樣的考驗，因為這也令他神經緊張，他拍拍你的後背，朝你使了個眼色。將制服束之高閣五十年之後，這位軍士向你行了禮。

當時一切自有其方式，而你從不停下來質疑它們。在你的城裡有公共學校和天主教學校，因為你不是天主教徒，你上了公共學校，它們被認為是好學校，至少以當時衡量這類事的標準而言，而母親後來告訴你，正是由於這個緣故，你們一家才在你快要開始上幼兒園之前數月搬進了歐文大道的屋子裡。你沒有任何東西可與你的經歷做比較，但你在那個系統里度過了十三年，最初七年在馬歇爾學校（K—6），隨後三年在南奧蘭治初級中學（7—9），而最後三年在梅普爾伍德的哥倫比亞高中（10—12），你遇到過一些優秀的老師和一些平庸的老師，少許出類拔萃、鼓舞人心的老師和少許差勁、不稱職的老師，而你的同學們有聰明的，有普通的，也有準白痴。所有的公共學校都是這樣。每個住在該地區的人都可以免費上，而因為你在一個特別教育尚未來臨的時代長大，還沒有建立另外的學校來接收所謂有問題的孩子，你有幾個同學是生理殘疾的。你不記得有人坐輪椅，但你仍然記得那個身體扭曲的駝背男孩，那位缺了一個手臂的女孩（她的肩膀以下延展出一截沒有手指的斷肢），那個口水滴在襯衫前面的流口水的男孩，和那位幾乎不比侏儒高多少的女孩。如今回首往事，你覺得這些人是你所受教育的重要部分，如果他們沒有出現在你的生命中，你對於何為人類的理解或許會變得貧乏，缺少深度及同情，缺少對於痛苦及不幸的形而上的洞見，因為那些孩子是英雄般的孩子，他們不得不比其他人努力十倍才能為他們自身找到一個位置。如果你僅僅生活在生理健全的人之中，生活在像你自己那樣的、將健康的身體視作理所當然的孩子們之中，你又怎麼會明白什麼是英雄主義呢？你早年的朋友里有一個是戴眼鏡、長著一張平常、沒有下巴的臉的、不愛運動的胖男孩，但因為他聰穎幽默、有數學細胞及當時你視為不同尋常的慷慨精神而極受其他男孩喜愛。他有一個患病卧床的弟弟，男孩的病使他的生長停止、骨骼脆弱，與堅硬表面最輕微的接觸也會令他骨折，會完全無緣無故地骨折，而你記得有好幾次放學後去朋友家，進屋看望他的弟弟，他只比當時的你小一兩歲，躺在裝有滑輪和管線的病床上，腿上裹著石膏，他的頭很大，皮膚灰得不可思議，在那間房間里你幾乎無法開口，你覺得緊張，也許有些害怕，但那兄弟是個好孩子，友善而聰明，而他不得不躺在那樣一張床上總是令你覺得荒謬、甚至憤怒，而每次你看見他都會想，是哪個白痴上帝判定了他要被鎖在那個身體里，而不是你。你的朋友對他很忠誠，他們如同你曾認識的其他兄弟一樣彼此親密，他們分享一個私密的兩人世界，一個由共同愛好主宰的秘密宇宙：他們打想象中的棒球比賽，玩一種由骰子、紙牌、複雜的規則和詳盡的統計記錄組成的棋盤遊戲，並詳盡記錄他們的每一場比賽，這逐漸演變成整個賽季，每一兩個月成為另一個賽季，在一個接一個想象遊戲的賽季里，歲月荏苒。你現在意識到該有多巧，在1957至1958賽季的一個冬日傍晚，就在道奇隊宣布從布魯克林搬回洛杉磯后不久，正是你的這位朋友打來電話，告訴你羅伊·坎帕內拉，那位全明星隊捕手，遭遇了車禍，車禍如此嚴重，就算活了下來，餘生也都將癱瘓。你的朋友對著電話哭泣。

為了做你做的事，你需要行走。行走帶給你詞語，使你在腦海里寫下這些詞語時聽見它們的節奏。一隻腳向前，隨後另一隻腳向前，心髒的兩次鼓聲。兩隻眼睛，兩個耳朵，兩條手臂，兩條腿，兩隻腳。此，然後彼。彼，然後此。寫作從身體開始，它是身體的音樂，而就算詞語有涵義、有時可以有涵義，涵義也是從詞語的音樂開始的。你坐在書桌前，為了寫下這些詞，但在腦海里你仍然在行走，始終在行走，你聽見的是心的節奏，心的跳動。曼德爾施塔姆：「不知道但丁寫《神曲》時穿破了多少雙鞋。」寫作，作為簡單的舞蹈形式。

你清晰記得的第一樁人類死亡事件發生在1957年，那時你80歲的祖母心臟病發作跌倒在地，當日稍晚在一間醫院去世。你沒有去葬禮的記憶，這也許意味著你沒有去，很可能是因為那時你十歲，父母覺得你還太小。你記得的是此後好幾天屋子裡充斥的黑暗，人們來來去去在客廳與你父親一起服喪，不相識的人們以含糊不清的嗓音背誦著無法理解的希伯來禱詞，所有這些奇怪的平靜的騷動，父親的悲傷。你自己幾乎完全沒有被這死亡所打動。你感覺與祖母沒有任何維繫，沒有來自她的愛，對於你是誰沒有好奇心，沒有哪怕一絲愛的光芒，而少數幾次她用雙臂抱著你，來一個祖母式擁抱時，你覺得害怕，渴望擁抱馬上結束。那時候1919年的謀殺案仍是一個家庭秘密，你直到二十歲出頭才知道那件事，但你始終感覺得到祖母是個瘋子，感覺到對這位操著破碎英文、不時狂暴吼叫的小個子移民女人最好九-九-藏-書敬而遠之。甚至當哀悼者在屋子裡進進出出時，你都在做十歲男孩自己的事，而當拉比拍拍你的肩膀，說你可以離開去參加當晚的棒球小聯賽時，你上樓走進自己房間，穿上棒球服，奔出了屋子。

「謀殺？」

「這是個謀殺案。」醫生說，他伸手去拿電話。

醫生警告他不要因為無明顯癥狀而受騙。比奇洛只有一兩天能活了，最多一周。現在什麼都做不了。隨後醫生得知比奇洛根本不知道是怎樣、何時，或者在哪兒吞下了毒藥，這意味著一切是由另一方操作的，未知的一方，進一步也就是說有人蓄意要殺死他。

有些記憶你覺得那樣陌生，那樣不可思議，那樣難以置信，以至於你覺得很難把它們與這樣一個事實聯繫在一起：你是那個經歷了這些你正回憶的事件的人。比如，十七歲時，你第一次出國旅行后從米蘭飛往紐約的旅途中（去拜訪在義大利的你母親的姐妹，過去十一年她一直住在那兒），你坐在一位迷人的、非常聰明的十八九歲女孩身邊，在一小時的交談后，你們在剩餘的旅途中毫無顧忌充滿激|情地彼此親吻，在其他乘客面前絲毫不覺羞恥、不自覺地熱情愛撫。這似乎本不可能發生，但它發生了。更奇怪的是，在次年歐洲短途旅行的最後一個早上，你乘坐學生游輪開始跨越大西洋的那次，你在愛爾蘭香儂機場登機后發現自己身邊又坐著一個漂亮女孩。在一個小時嚴肅地談論了書、大學和你的夏日曆險后，你們兩個也開始接吻，你們那樣激|情以對，最終你們蓋上了一塊毯子，而在毯子底下，你的雙手在她全身、在她裙底游移，而僅僅因為一絲意志力尚存，你們倆才沒有冒險踏入赤|裸裸做|愛的禁地。這樣一件事怎麼可能發生呢？年輕人的性能量難道如此巨大，僅僅出現另一個身體便可作為性|愛的誘引？現在你再也不會做這樣的事了，甚至不敢去想做這樣的事——不過話說回來，你也已經不再年輕。

這位新醫生與前一對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你已經明白了，很好。你的身體已經把它吸收了。為了證明論點，他關掉了頭頂上方的燈，給比奇洛看裝有檢查結果的試管。這是幅奇怪的景象。這東西在黑暗中發光——就好像醫生拿著一小瓶發白熱光的牛奶一樣，像一個充滿鐳的磨砂燈泡，或更糟，充滿來自核彈的液化輻射性微塵。比奇洛的憤怒退散了。面對這樣壓倒性的證據，他暫時麻木了。「但我不覺得難受，」他平靜地說，「只是有點胃疼，僅此而已。」

不，你從不曾濫交，儘管有時你希望能允許自己更狂野、更衝動一些；但雖說你行為節制，你還是與可怕的親密病毒數次交戰。淋病。你曾得過一次，那時你二十歲，而一次已經夠受的了。一種黏稠的綠色黏液從你的陰|莖頂端滲出，感覺像一根金屬針塞進尿道，而小便這樣簡單的行為也成了煎熬。你永遠沒明白如何感染了淋病，可能的候選人選有限，而她們中沒有一個讓你覺得有可能是那惡疾的攜帶者，但五年以後，當你發現自己患上陰虱症時，你的確知道誰該負責。這次不疼，但陰|部持續瘙癢，而當你最終低頭去看發生了什麼時，你驚訝地發現你被一營隊的小陰虱感染了——外形與那些住在海里的蟹相似，但大小是微型的，不比瓢蟲大。那時你對性病一無所知，你從未聽說過這種病痛，直到自己染上此病，你甚至從不知道有陰虱這樣的東西存在。盤尼西林治愈了淋病，但只需要一種粉就能去除在陰|毛里紮營的害蟲。所以說，只是小病而已，隔開一段距離看頗為喜感，但在那時你覺得難過，很難過，因為那個使你感染那些瘙癢魔鬼的人正是你生命中的第一位真愛，那十五歲時把你擊倒並在青春期的剩餘年份里一直折磨著你的瘋狂愛情，而如今與她共眠，在你成人期的開始，令你感覺或許註定要再一次愛上她，而這一次——如果上帝在你這邊——你的愛將得到完全的回報。但你們共度的那命中注定的周末並不是一個新故事的開始。它是舊故事的結束——以它自身方式的大團圓結局，但仍是結局，絕對的結局，而在襠部爬行的小蟲，不過是那終章傷感的小尾聲。

漸漸地，當你在接下來的幾周里開始更好地了解她時，你發現對於幾乎所有重要的事你們都有相同的觀點。你們的政治觀點相同，你們在乎的書是相同的書，你們對於生活里想要什麼也有相似的態度：愛情、工作和孩子——金錢和財富遠在清單居后。令你甚感安慰的是，你們的個性毫不相似。她比你笑得多，她比你更自由更外向，她比你更溫暖，然而，在內心最深處，在你們相結合的最深點，你感覺自己遇見了自己的另一個版本——只是那個人比你進化得更充分，更能夠表達你憋在心裏的東西，一個心智更健全的存在。你愛慕她，而在你生命里第一次，這個你愛慕的人也愛慕你。你們來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個是來自明尼蘇達的路德會年輕女孩，一個是來自紐約的不那麼年輕的猶太人，但在三十年前的那個2月23日，你們偶遇后僅僅兩個半月，你們決定同居。直到那時為止，你所做的每一個關於女人的決定都是錯誤的決定——但這一個不是。

十一年之後，你母親的母親之死是一個不同的故事。那時你已經長大，十四歲時殺死你朋友的那道閃電令你懂得了世界變化無常，我們隨時都可能失去未來，天空充滿了閃電，這些閃電不但能擊倒並殺死年輕人，也能擊倒並殺死老年人，而永遠，永遠如此，閃電總是在我們最意想不到的時候來襲。這是你關心的外祖母，你所愛的令人尊敬、略顯焦慮的女人，她經常與你在一起，一直出現在你生活中，而如今你思忖著她的死，及其死之本質，她的死緩慢、可怕、令人不忍卒睹，你意識到在你的家庭里，其他所有的死都是突然的，是一系列閃電，與殺死你朋友的那道閃電相似：你父親的母親（心臟病，幾小時內死去），你父親的父親（在你認識他之前被槍殺）、你的父親（心臟病，幾秒鐘內死去）、你的母親（心臟病，幾分鐘內死去），甚至你母親的父親，他並未死在一瞬間，他活到八十五歲還身體健康，然後，在兩三周迅速衰竭后，死於肺炎，也就是說，因年老而死——你覺得，是一種令人嫉妒的死法，生命直達你的第九個十年，然後，並非由閃電執行電刑，而是有機會消化你正在告別人世的路上這一事實，有機會稍作回顧，隨後入眠並飄向那空無之地。你的祖母沒有飄向哪兒。她如坐針氈般拖了兩年，當她七十三歲去世時，對她來說幾乎什麼都不剩了。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通常稱作路格瑞氏症。你見過人們的身體被致命癌症自動吞噬，見過有人被氣腫逐漸扼殺，但ALS同樣暴虐殘酷，一旦你被診斷罹患此症，就沒有了希望，無可挽回，在你面前只剩下一場朝向解體與死亡而去的漫長征程。你的骨頭軟化。皮膚之下的骨骼變成灰泥，器官一個個衰竭。令你祖母尤其難以忍受的是她最初的癥狀出現在喉嚨，她的語言功能在其他一切之前遭受了攻擊：喉嚨、舌頭、食道。有一天，無緣無故地，她發現很難清晰地發出詞語的音，音節變得含糊不清，略有間斷。一兩個月後，它們令人擔心地消失了。幾個月後，一陣陣痰阻塞了她的句子，如悶窒的水流聲，病症之屈辱，而當沒有一位紐約的醫生能弄明白她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時，你母親帶她去馬約診所做全身檢查。是這些明尼蘇達人宣布了她的死刑，不久她的言語就變得不知所云。此後她被迫通過書寫交流，不管她去哪兒都帶著一支小鉛筆和一疊紙，儘管她的其他部分似乎暫時還好，她仍然可以走路，仍然可以參与身邊的生活，但當幾個月過去、喉嚨肌肉不斷萎縮時，吞食成了問題，飲食成了一種永久的考驗，而最終，她身體的其他部分也開始背叛她。在醫院的最初一兩周，她還能使用她的臂和手，還能用鉛筆和小紙簿溝通，儘管她的字跡已經退化得很嚴重，隨後開始有一位名叫莫蘭小姐的私人護士來照看她（小個而高效，有種不變的假笑粘在她的臉上），她從你祖母那兒拿走了紙和鉛筆，而你祖母越是抗議般嚎叫，紙簿就越長時間離開她。當你和母親開始懷疑正發生的事時，莫蘭就被解僱了，但祖母與那虐待她的護士間的戰鬥耗盡了她剩餘的所有力量。這個在你生病時為你讀莫泊桑故事、帶你去無線電城音樂廳看演出、請你去施拉弗特吃冰激凌聖代的溫柔謙遜的女人正在曼哈頓上東區的醫師醫院死去，而就在她太過虛弱再也拿不住鉛筆后不久，她發瘋了。她身體里僅剩的無論什麼力量都歸於憤怒，一種痴獃的怒火使她變得無法辨認，用不斷嚎叫來自我表達，是那種來自無助僵化的人的悶窒壓抑的嚎叫，掙扎著不在她自身的痰堆里沉溺。生於明斯克，1895年。死於紐約，1968年。生命之終是苦澀的（約瑟夫·儒貝爾，1814）。

2002年車禍發生后次日，你前往垃圾場取回你女兒的物品，你的車被拖去了那裡。是8月一個周日早晨，像往常一樣熱，迷濛的雨霧令街道斑駁，你的一位朋友駕車送你去布魯克林某個荒涼的街區，一個只有殘破倉庫、空地及圍起的木屋的無人之地。垃圾場是一個六十五六歲的黑人開的，一個梳著臟辮、眼神清澈而堅定的小個子，一個和善的牙買加黑人，像牧羊人照料昏昏欲睡的羊群那樣照看著那片毀損車輛的領地。你告訴他你為什麼去那兒，然後當他把你帶到一天前你還在駕駛的閃亮新豐田面前時，你被它如此徹底的損毀震驚了，無法理解你和家人是如何從這樣一場災禍中成功死裡逃生的。撞車之後你立刻就注意到了車輛損壞有多麼嚴重，但你被衝撞弄得緊張而憤怒，沒有完全理解發生在你身上的事，但現在，一天之後，你看見了金屬車身被撞得如此厲害，看起來就像一張揉皺的紙。「看看那個，」你對那個牙買加黑人說，「此時我們本該都死了。」他端詳了這輛車幾秒鐘，看著你的眼睛，隨後抬頭望天，此時細雨落在他的臉上和茂密的頭髮上。「有個天使在關照你，」他輕聲說，「你本該昨天死的，但那時一位天使伸手將你拉回世間。」他說那些話的時候平靜而堅定，你幾乎就要相信他了。

但在夜半時分，當你在凌晨兩點到四點間的某刻醒來，在書房沙發上展開四肢、無法再次入睡時，該做些什麼？時間太晚讀不了書，時間太晚無法打開電視，時間太晚無法看一部電影，於是你躺在黑暗裡沉思，讓你的思緒隨意流動。有時候你很幸運，能想到一個詞、一個人物或正在創作的書里的一個場景，但更經常的，你會發現自己在想過去，而根據你的經驗，每當你的思緒在凌晨三點轉向過去時，那些思緒通常是灰暗的。有一段記憶相比其他所有的更經常縈繞你，而在那些你無法入睡的夜晚，你覺得很難不回想起來，重提那天發生的事件並重新經歷後來你感覺到的羞恥，此後你一直感覺到那種羞恥。那是三十二年前，你父親葬禮之日的早晨，而在某個時點你發現自己站在你的一個舅舅身邊（在你恐慌症發作的那個早晨打電話給你的那位侄親的父親），你們兩個與一排哀悼者握著手，他們拖曳著腳步經過你們身邊致哀，是那種在每個葬禮上都有的常規握手及空洞話語。大部分是家庭成員，父親的朋友，男人和女人，你認識的和不認識的臉，隨後你與湯姆握手，某張你不認識的臉，他告訴你多年來他一直是你父親的電工長，你父親一直待他很好，他是個好人，他說，這個帶著澤西城口音的小個子愛爾蘭人在告訴你，你的父親是一個好人，而你為此向他道謝，你為此又一次與他握手，隨後他繼續向前與你的舅舅握手，而當你的舅舅看見他時，他立刻要求湯姆離開，這是一場私人的家庭葬禮，他說，不允許有任何外人，而當湯姆咕噥著說他只是想來表達敬意時，你的舅舅說抱歉，他必須離開，於是湯姆轉身離開。他們的對話持續了不過十五或二十秒鐘，而你在湯姆離開之前幾乎沒有注意到發生了什麼。當你最終意識到你的舅舅所做的事後，你充滿了厭惡之情，震驚於他竟然可以這樣對待一個人、任何人，但特別是這個人，他去那兒只是因為他覺得這是他的責任，而至今仍然令你惱怒的，仍然令你充滿羞愧的是，你什麼都沒有對舅舅說。不用在乎他是個壞脾氣的人，一個容易暴怒、不時會大吵大嚷的急性子，而假如你那時就與他對抗，很有可能他會在你父親的葬禮上對你發火。但那又怎樣？你本該對抗他的，你本該鼓起勇氣罵回他，假如他開始朝你叫嚷的話，而如果你沒那樣做，那麼你為什麼不至少追出去告訴湯姆他可以留下呢？你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沒有在那個時刻堅持自己的立場，而你受父親突然去世的打擊絕不是借口。你本該行動的，而你沒有。在你整個一生，你一直支持著那些未被善待的人，這是一個你深信的超越其他一切的原則，但在那一天你沉默無為。當你如今回首往事時，你理解了這一次的不作為是你不再把自己當成英雄的理由：因為沒有借口。

和你的妻子結婚，你也和她的家庭結了婚，而因為她的父母仍然住在她長大的那幢房子里，另一個鄉村漸漸被吸收進你的血液：明尼蘇達，上中西部鄉村王國最靠北的省份。不是你想象中的平坦世界，而是一片有起有落的起伏之地，沒有高山或小山的擠壓，但極遠處的雲模擬著大小山脈的樣子，幻覺般的一大塊，一團霧狀的白，柔化了一英里接著一英里單調的起伏之地，而在那些沒有雲的日子里，有一路向地平線延伸而去的苜蓿地，低遠的地平線上方橫跨著巨大的、永無止境的天空，天空如此遼闊，它一路朝你的足尖落下。地球上最冷的冬天，隨後是酷熱潮濕的夏天，極其乾燥的炎熱帶著成百萬蚊子朝你襲來，蚊子如此之多，連賣的T恤上都印著那些殺人的俯衝轟炸機的照片，說明上寫著明尼蘇達—州鳥。你第一次去那兒，是1981年夏天去住兩個月，你當時正在寫二十世紀法國詩歌選集的前言，一篇很長的文章，有四十多頁，而因為你未來妻子的父母在你造訪時不在城裡，你就在未來岳父在聖奧拉夫學院的辦公室里工作，在一間飾有北歐海盜頭盔照片的房間里炮製那些關於阿波利奈爾、勒韋迪和布勒東的段落，每天早晨開車去幾乎無人的校園，而一周后校園突然蘇醒過來，那時學校把幾幢建築租給了基督教導師年會，你是多麼喜歡在早晨泊車時看著那些導師走過啊，眾多長相幾乎相同的男人，留著極短髮，挺著大肚皮，穿著百慕大式短褲，隨後你走進挪威語系你的房間，在那兒你要再寫幾頁法國詩人。你在諾斯菲爾德，它自詡為「奶牛、大學和滿足的故鄉」，一個約有八千人的城市，最出名的是，這是傑西·詹姆斯和他的同黨在一次未遂搶劫中的喪命之處（彈孔依舊留在迪威臣街銀行的牆上），但你最喜歡的地方很快變成了19號公路上的美多麥工廠，它那高聳的煙囪湧出白色的雲霧，帶著堅果味的麥粒，它們用於製作那種黃褐色的法里納紋理的早餐麥片，它就在你岳父的辦公室到城中心的路上，而幾百碼外，就是那個夏天的某個下午你和妻子停步看著一列慢車經過的鐵道，那是你曾見過的最長的火車，有一兩百節貨車車廂，但你沒有時間去數，因為你和未來的妻子正在交談，主要是關於你們回紐約之後要找的公寓，而就在那時，婚姻問題第一次出現在你們之間，不只是住在同一屋檐下而且也要由婚姻維繫，那是她想要的，那是她所堅持的，於是儘管你曾決定再也不結婚，你還是說當然好，你很樂意娶她，如果那就是她想要的，因為那時候你已經愛她足夠久，你明白無論她想要什麼，那也一定是你也想要的。正因為如此，你在那個夏天才那樣仔細關注身邊的一切，因為這是她度過童年及少女時期的鄉村，而研究了那片景色的細節后，你覺得你會漸漸更了解她，更理解她，而一個接一個的，當你逐漸認識了她的父母和三個妹妹后，你也開始理解她的家庭，這也幫助你更好地理解她，感受她行走其上的土地之堅固，因為這是個堅固的家庭，和你長大時自己那個破碎臨時的家庭迥然不同，而不久之後你成了他們中的一員，因為現在這也是你的家了，這是你永久的幸運。九-九-藏-書

你小時候愛的食物，從最初的記憶到青春期來臨，如今你驚異於有幾萬叉、幾萬勺食物進入你體內，吃了多少口、咽了多少次，多少次小口啜飲及大口猛灌，從白天不同時段你喝的無數種果汁開始，早晨喝橙汁，也喝蘋果汁、葡萄柚汁、番茄汁和鳳梨汁，玻璃杯里的鳳梨汁，但夏天也喝在冰格里凍成塊的鳳梨汁，你和妹妹將之稱作「鳳梨塊」，還有無論何時只要獲准便會一飲而盡的軟飲料（可口可樂、生啤、薑汁啤酒、七喜、橘子汁），還有你熱愛的奶昔，尤其是巧克力的，但有時為換口味喝香草的，或把兩種結合起來稱作「白加黑」，隨後，在夏天，狂愛漂浮沙士，通常是用香草冰激凌做的，但對你來說要是冰激凌的口味是咖啡的會更好吃。任何一個早晨，你都會以一道冷麥片開始（玉米片、卜卜米、碎粒麥片、膨化麥片、爆米花、燕麥圈——碰巧在廚房碗櫥里的隨便什麼），你會將之倒進碗里，澆上牛奶，然後加上一勺（或兩勺）精白糖。接著是一客蛋（多數時候炒，但偶爾也煎或煮成溏心蛋）和兩片黃油吐司（白、全麥或黑麥），通常配培根、火腿或香腸，或者一盤法式吐司（塗楓樹糖漿），或者，極少的時候，但總是最渴望，吃一疊薄煎餅（也塗楓樹糖漿）。幾小時后，午餐肉夾在兩片麵包之間，火腿或薩拉米，粗鹽腌牛肉或博洛尼亞香腸，有時是火腿加美國芝士一起，有時單吃美國芝士，或者吃一個你母親最信任的吞拿魚三明治。在寒冷的日子里，像這一天一樣的寒冷冬日，吃三明治前經常會先喝一碗湯，在1950年代早期通常是罐裝的，你最喜歡坎貝爾的雞湯麵和坎貝爾的番茄湯，無疑當時每個美國小孩都喜歡。漢堡和熱狗，炸薯條和薯片：是一周一次在當地一家名為克里克伍德的快餐店裡的美食，每周四你和同學會在那兒一起吃午餐。（你讀的語法學校沒有食堂。每個人都會回家吃午飯，但從你九或十歲開始，你和朋友的母親允許你們饕餮一番：每周四在克里克伍德吃漢堡和/或熱狗，一共只要二十五到三十美分。）晚飯，也稱作正餐或晚餐，假如主菜是羊排的話最好，烤牛肉緊隨其後，接著不分先後，是炸雞、烤雞、燉牛肉、紅燒牛肉、意大利麵和肉丸、嫩煎牛肝和炸魚腩燜茄汁。土豆總是有的，無論怎麼燒（主要是烤或做土豆泥），它們永遠會帶給你深度的滿足感。玉米棒超過了其他所有蔬菜，但那快樂限於夏日最後幾個月，因此你歡樂地狼吞虎咽那些在你碗里的豌豆或豌豆配胡蘿蔔或青豆或甜菜。爆米花、開心果、花生米、棉花糖、一堆堆蘸有葡萄醬的咸餅乾以及那些在你童年後期開始出現的冷凍食品，特別是雞肉派和薩拉李的磅蛋糕。在你人生的這個時點，你幾乎已經失去了對甜食的愛，但當你回首男孩時代那些遙遠的日子，你會震驚於你曾渴望併吞下了那麼多甜品。首先是冰激凌，你似乎對冰激凌有無法滿足的胃口，無論是盛在碗里的純冰激凌還是裹著一層巧克力醬，無論是以聖代、蘇打還是冰淇淋（就像在好心情冰激凌吧和Creamsicles里一樣）的方式呈現，還有埋伏在球形（糖糖）、三角形（愛斯基摩派）和圓筒（烤阿拉斯加）里的冰激凌。冰激凌是你年輕時代的煙草，是潛入你靈魂並不斷以其魅力誘惑你的癮，但你對蛋糕（巧克力層！天使的食物！）和各種曲奇也沒有抵抗力，從香草手指到伯里雙份巧克力，從菲格紐頓到瑪洛馬斯，從奧利奧到社交茶點，更不用說你在十二歲前吃掉的成百上千的糖果棒：銀河系、三個火槍手、大塊頭、查爾斯頓牛軋糖、約克夾心薄荷糖、朱尼亞夾心薄荷糖、瑪氏巧克力棒、士力架棒、雀巢魯斯、太妃焦糖牛奶巧克力豆、暗笑、古伯斯、點點、棗樹、凱子老爹以及天曉得還有什麼別的牌子。你消化所有這些糖分后怎麼還能在那些年裡保持苗條，當你朝青春期而去時身體又是如何縱向而非橫向生長？幸好，現在所有那些都過去了，但時不時地，也許每隔兩三年，長途飛行前你在機場消磨時間時（出於某種原因，這僅僅發生在機場），如果你晃進一家報刊店找報紙買，一種古老的渴望會突然抓住你，於是你會將目光投向收銀台下陳列的糖果，假如碰巧有暗笑，你就會買。十分鐘內，所有五粒膠狀糖果就會被吃光。紅的、黃的、綠的、橙色的和黑的。

當你睡覺時，你睡得很沉，很少輾轉反側，直到早晨起床時刻。然而，你有時會遇到的問題是，首先就不願意上床去睡，深夜澎湃的能量讓你不想結束一天，直到你讀完又一章你正在閱讀的書，或在電視上看一部電影，或者，如果是棒球賽季，大都會隊和揚基隊在西海岸聯盟比賽時，收聽來自舊金山、奧克蘭或洛杉磯的報道。此後，你爬上床睡到妻子身邊，不消十分鐘就已經蒙頭大睡，直到天明。儘管如此，時不時地，總有些事會幹擾你正常的酣睡。比如說，如果你碰巧最終仰面而睡，你也許會開始打呼嚕，很有可能你會開始打呼嚕，而假如你製造的噪音足夠響、吵醒了妻子，她會溫柔地要你翻身，而假如那善良的計策失敗了，她會推你一下，或者搖搖你的肩膀，或者捏你的耳朵。十次中有九次，你會在無意識中做她所要求的動作，而她會很快回頭再睡。在另外的時候，她推你時你會醒來，而因為你不願意進一步妨礙她的睡眠，你就會沿著走廊去圖書館，在沙發上展開四肢，那張沙髮長得足以容下你完全展開的身體。更經常的情形是，你重新成功地在沙發上睡著了——但有時候你睡不著。在這些年裡，你的睡眠也曾被房間里嗡嗡叫的蒼蠅和蚊子打斷（夏日之害），或被你妻子不小心一拳打在臉上，她常常會在床上翻身時甩臂，有一次，只有一次，當妻子在她自身的夢中開始歌唱時，你從夢中驚醒——她在唱一首小時候看的電影里的歌，你那聰明、博學、極細膩的妻子回到了在中西部的童年時代，精彩、大聲地演繹著朱莉·安德魯斯在《歡樂滿人間》里唱的那首《沒有什麼好說的時候可以說些什麼》。這是你們八年的年齡差距凸顯在你面前的少數情形之一，因為你對於那部電影來說太老了，因此（還好）你從來沒有看過。

就在這個瞬間比奇洛崩潰了，這時已發生在他身上的那惡魔般的東西變成一種耗盡一切的恣意的恐慌，這時極度痛苦的嚎叫開始了。他衝出醫生辦公室，衝出那棟大樓，開始在街上奔跑，而當你追隨著電影的這一段落，這個跟著比奇洛穿越城市瘋狂神遊的長鏡頭時，你明白正在見證一種內心狀態的外在表現，這毫無意義、勇往直前、無法阻擋的奔跑不啻在描寫一顆充滿恐懼的心靈，你正在觀看一場恐懼之舞。一次恐慌症發作被翻譯成穿越城市街道的氣喘吁吁的衝刺，因為恐慌不外乎表達了一種精神運動，當你受困時在身體內部湧起的不期而至的力量，這時事實太過沉重無法承受，這時再也無法面對這無法逃避的不公正的事實，因此唯一可能的反應是逃離，關閉你的心靈，將自己轉化成一個氣喘吁吁、抽搐的、神志不清的身體，而有什麼事實可以比這一個更可怕呢？被判在幾小時或幾天里死去，出於你完全無法理解的原因生命將戛然而止，你的生命突然減少為幾分鐘，幾秒鐘，幾次心跳。

她是個研究生，也是個詩人，你們在一起的最初五年，你看著她完成功課，學習並通過口試，隨後經歷了一段艱苦的論文寫作期（論狄更斯的語言和身份）。在那段時間她出版了一本詩集，而因為你們婚姻早期缺錢，她打好幾份工，一邊編輯佐恩出版社的三卷本選集，一邊秘密重寫某人關於雅克·拉康的博士論文，同時教書，主要是教書。第一個班級是教保險公司的低階員工，這些有野心的年輕工人希望通過上英文語法及說明文的強化課程提高晉陞機會。一周兩次，你妻子帶著學生們的故事回家，有些故事很有趣，有些相當動人，但你記得最清楚的那個是關於期終考試里出現的一個滑稽的錯誤。在學期中，你的妻子講了一堂關於修辭方法的課，其中講到委婉語的概念。作為例子，她舉例說過世是死的委婉語。期終考試上，她要求全班同學給委婉語這個詞下一個定義，於是一個不甚專心的學生答道：「委婉語的意思就是去死。」在保險公司班之後，她去了皇后大學，在那兒作為助手工作了三年，一份累人的低薪工作，每學期上兩種課，教英文補習班及英文寫作班，每個班二十五個學生，每星期要改五十份作業，每學期要與每個學生進行三次個別會談，早上六點開始踏上從科布爾山到法拉盛的兩小時旅途，隨後要乘兩次地鐵和一次巴士，隨後是反方向的兩小時旅途，只為那份一年八千美金沒有福利的薪水。漫長的日子讓她筋疲力盡，不只是因為工作和路途，也因為在皇后大學的熒光燈下度過的那些時間，這種快速閃爍的光線會使那些患偏頭痛的人頭疼，而因為你的妻子自童年起一直有那種狀況，到傍晚走出門時她很少不是眼有暗圈、腦袋劇疼。她的論文進展緩慢，對於研究與寫作需要的專註時段而言，她每周的日程太瑣碎了，但突然間你的財務狀況稍稍開始變好，足夠讓你說服她不惜任何代價地辭去教書工作，而一旦她空了下來，她迅速在六個月里寫完了狄更斯論文的剩餘部分。更大的問題是為什麼她依然決心完成它。一開始讀研究生曾是有意義的：單身女人需要一份工作，尤其當那個女人來自一個沒有錢的家庭時，而儘管寫作是她的志向，她無法依靠寫作維生，因此她願意做一個教授。但現在情況不同了。她結婚了，財務狀況越來越安全，她不再打算找一份學術工作，然而她依然繼續奮鬥，直到拿到了博士學位。一次又一次，你問她為什麼這對她那麼重要，而她給你的各種各樣的回答都直指那個核心問題：她曾經是誰，她現在仍是誰。首先：因為她不願勉強讓自己放棄已經開始做的事。一個關於倔強和驕傲的問題。其次：因為她是個女人。順風順水地，你一年後就擺脫了研究院，你是個男人，而男人掌控著世界，但一個佩戴著高學歷徽章的女人會在這個男人的世界上贏得一些尊敬，不會像沒有那徽章的女人一樣被看低。第三：因為她喜歡。努力工作及高強度研究的紀律性提升了她的智力，使她成為一個更好、更敏銳的思考者，而即使未來她的大部分時間都會用來寫小說（她已經開始寫她的第一本），她也不想一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就馬上放棄她的知識分子生活。這些便是二十五年前你和她的交談內容，但好像她那時已經開始努力望向未來，看見了她身前未來的輪廓。自那之後：出版了五部小說，第六部正在寫，也有四本非虛構類書，大部分是散文，有寬泛主題的許多散文：文學、藝術、文化、政治、電影、日常生活、時尚、神經科學、心理分析、認知哲學以及記憶現象學。1978年，她是一百個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英文專業的學生之一。七年後，她是僅有的三名成功堅持到底的人之一。

儘管如此，還是有些從前的東西你會懷念，儘管你毫不渴望看見那些日子重來。老式電話的鈴聲，打字機的敲擊聲，瓶裝牛奶，不設指定打擊手的棒球比賽，黑膠唱片，套鞋、長襪和吊襪帶，黑白電影，重量級冠軍賽，布魯克林道奇隊和紐約巨人隊，三十五美分的平裝書，政治左派，猶太乳品店，雙片連映，沒有三分球的籃球比賽，宮殿般的電影院，非數碼照相機，可以用三十年的烤麵包機，蔑視權威，納什漫步者和木舷旅行車。但你最懷念的還是公共場所禁煙之前的那個世界。從你十六歲抽第一根煙起（在華盛頓肯尼迪的葬禮上與朋友一起）到千禧年末——除了少數例外——你一直可以自由地在任何你喜歡的地方抽煙。起初是餐廳和酒吧，還有大學教室，戲院陽台，書店和唱片店，醫生候診室，計程車，棒球場和體育館，電梯，旅館房間，火車，長途hｔｔps://read•9９cｓw.cｏm巴士，機場，飛機以及送你上飛機的機場穿梭巴士。有了極嚴厲的禁煙法令后，如今世界很可能變得更好，但也有一些東西丟失了，而不管那東西是什麼（自在感？對人性弱點的寬容？友善的感覺？清教徒式痛苦的缺席？），你懷念它。

舞者們救了你。正是他們使你在1978年12月的那個黃昏起死回生，使你得以經歷那驅策你越過宇宙罅隙的、清晰頓悟的尖峰時刻並使你能夠從頭再來。身體在運動中，身體在空間里，身體跳躍、彎曲，穿過空曠的、暢通無阻的空氣，八個舞者在曼哈頓一座高中體育館里，四男四女，都是年輕人，八個二十歲剛出頭的舞者，而你坐在看台上，身邊是十幾個編舞者的朋友，觀看她新作的公開排練。你受戴維·里德之邀而來，他是1965年你在去歐洲的學生郵輪上遇見的畫家，如今是你在紐約最老的朋友，他請你來是因為他正在與編舞者妮娜·W談戀愛，你不太認識她，她與戴維的情事也好景不長，但，假如你沒有歪曲事實的話，你相信她是作為一名舞者從梅爾塞·坎寧安劇團起步的，如今她將精力轉向編舞，她的作品與坎寧安有幾分相似：強有力、自發、不可預料。這是你生命中最黑暗的時刻。你那時三十一歲，第一段婚姻剛剛瓦解，有一個十八個月大的兒子，沒有固定工作，也就是說沒有錢，作為自由譯者勉強偷生，作為三本小詩集的作者在全世界最多有一百位讀者，為《哈珀斯》《紐約書評》及其他雜誌寫評論來填補你微不足道的收入，而除了前一年夏天為弄些現金而匿名寫的一部偵探小說（仍未找到出版商），你的工作漸漸陷入停滯，你被困住、陷入迷惘，一年多來你一首詩也沒有寫，而你慢慢意識到你可能再也無法寫作了。這就是三十二年前的那個冬日黃昏你走進那座高中體育館觀看進行中的妮娜·W作品公開排練時所處的狀況。你對舞蹈一無所知，現在對舞蹈仍一無所知，但每當你看見舞蹈出色完成時，內心總會湧起一陣快樂來與之回應，而當你在戴維身邊坐下時，你不知道有什麼可期待的，因為那時候你還沒看過妮娜·W的作品。她站在體育館地板上向一小群聽眾解釋排練會分成兩個交錯的部分：舞者展示全劇的主要動作以及她的口頭評點。隨後她走向一側，而舞者們開始在地板上四處移動。第一件令你吃驚的事是沒有音樂伴奏。你從未想到過這種可能性——在靜默中跳舞而不是伴著音樂跳——因為對於舞蹈而言，音樂似乎總是核心的，與舞蹈不可分割，不僅因為它設定了表演的節奏和速度，而且因為它為觀眾建立了一種感情基調，將一種敘事的條理賦予那些否則會變得全然抽象的東西，但這一次舞者的身體要負責建立全劇的節奏和基調，而一旦你開始進入其中，你發現音樂的缺席完全令人振奮，因為舞者們聽見了他們腦子裡的音樂，腦子裡的節奏，聽見了無法被聽見的東西，而因為這八個年輕人是出色的舞者，其實是優秀的舞者，不久之後你也開始在你的腦中聽見那些節奏。於是，沒有聲音，只有赤腳撞擊體育館木地板的聲音。你無法記起他們動作的細節，但在腦海里你看見了跳躍和旋轉、落地和滑行，手臂起伏，手臂垂向地面，大腿踢開，向前奔跑，身體接觸隨後不再接觸，舞者的優雅和活力令你印象深刻，僅僅看見他們運動中的身體似乎就在把你帶向某個自身未經探索之地，而漸漸地你感覺有某樣東西從內心升起，感覺到快樂穿越身體上升直入大腦，一種生理性的快樂，也是大腦的快樂，一種不斷增長的快樂蔓延並繼續在你身體的每一部分蔓延。隨後，六七分鐘之後，舞者們停下。妮娜·W走上前向觀眾解釋他們剛才見證的東西，而她說得越多，越熱切激昂地試圖表達舞蹈的動作與樣式，你就越不理解她在說什麼。這不是因為她在使用你不熟悉的術語，而是因為一個更基本的事實：她的話語徹底無用，不足以描述你剛才所見的無聲表演，因為沒有詞能傳達舞者們所為之豐富及純粹的身體性。然後她走向一側，舞者們重新開始運動，立刻令你感受到暫停之前同樣的快樂。五六分鐘之後，他們再一次停下，又一次妮娜·W上前講話，又一次無力捕捉你剛才所見的百分之一的美，就這樣來來回回又持續了一個小時，舞者們與編舞者輪流，運動中的身體之後跟著詞語，美之後跟著無意義的噪音，快樂之後跟著厭倦，而在某刻，某樣東西開始在你內心打開，你發現自己正越過世界與詞語間的罅隙，越過將人類生活與理解或表達人類生活真相的能力割裂開的峽谷，而出於至今仍令你不解的緣由，突然穿越空曠無限的空氣令你充滿了自由和幸福的感覺，而到了演出結束的時候，你不再才思枯竭，不再為過去一年裡一直令你煩惱的懷疑所累。你回到達奇斯縣家中，回到婚姻終結以來一直睡的樓下的工作間，而次日你便開始寫作，你工作了三個星期，寫了一篇類型無法定義的文章，不是詩歌也不是散文，你試圖描述在那座曼哈頓高中體育館里觀看舞者跳舞及編舞者談話時的所見所感，一開始寫了許多頁，隨後將之縮減為八頁，這是你作為作家重生后的首部作品，是通向此後那些年裡所寫的一切東西的橋樑，而你記得寫完時是一個周六大雪之夜，凌晨兩點，你是這座靜寂的房子里唯一醒著的人，而那一夜最糟糕的事，那一直令你害怕的事，就是在你寫完文章、你最終取名為《白色空間》的文章時，你的父親正在他女友的懷中死去。令人毛骨悚然的命運三角學。就在你重獲新生的時候，父親的生命正在告終。

懷抱著你的嬰兒。

你從沒用過美好的往昔這個詞。每當你發現自己陷入懷舊的思維框架，緬懷那些似乎會使生活比現在更好的失落的事物時，你會要自己停下仔細思考，用與看現在同樣的細緻眼光回首過去，而很快你就會得出結論，兩者之間只有很小的差別，這個現在和這個過去在本質上是一樣的。當然，你對於當今美國生活之惡與蠢心懷各種怨念，沒有一天你不曾長篇大論地哀泣，反對右翼的興盛，經濟不公，對環保的輕忽，基礎建設的崩塌，無意義的戰爭，將酷刑及非常規引渡合法化的野蠻主義，如水牛城和底特律般貧困之城的解體，勞工運動的朽壞，為了進入太過昂貴的大學而令我們的孩子承擔的債務，貧富間不斷增大的裂縫，更不用說我們在拍的垃圾電影，我們在吃的垃圾食品，我們在想的垃圾念頭。這些足以使人想要發動一場革命——或者在緬因州的森林里像個隱士般生活，靠吃漿果和樹根獲取營養。還有，回到你的出生之年，試圖回想起在那戰後繁榮的黃金時代美國是怎樣的：吉姆·克羅法在南方全面實施，反猶的配額限制，秘密墮胎，杜魯門在所有政府僱員中創立忠誠誓言的總統命令，《好萊塢十人》的審判，冷戰，紅色恐慌，核爆。歷史的每個瞬間都充滿了自身的問題，自身的不公，而每個階段也自有其傳奇及信念。肯尼迪遇刺時你十六歲，高中一年級，而如今的傳奇說所有美國人民都因為這發生在11月22日的慘劇陷入了一種失語悲傷的狀態。然而，你要講另一個版本的故事，因為在葬禮那天你和兩個朋友碰巧去華盛頓旅行。你想去那兒是因為你崇拜肯尼迪，他代表了艾森豪威爾漫長的八年後一種令人驚訝的變化，而你想去那兒也因為你很想知道參与歷史事件會有怎樣的感覺。是那個星期五之後的那個星期天，魯比開槍殺死奧斯瓦爾德的那一天，你以為旁觀的人群會沿街而立，當葬禮隊伍經過時，他們會尊敬而靜默地站在那兒，處於失語悲傷的狀態，但你那天下午遇見的卻是一大群吵鬧的、搖頭晃腦的八卦客，人們拿著照相機爬在樹上，人們把他人推開以便看得更清楚，而最主要的是，你想起了一種公開絞刑的氣氛，暴力的死亡景觀之中有一種驚懼。你在那兒，你親眼見證了那些事，然而自此之後的所有日子里，你一次也沒聽到過有人談起真正發生了什麼。

考慮到你過往的失敗、誤判、無力理解自我及他人、處理心靈問題時的笨拙方法，你最終進入了一場持續如此之久的婚姻就似乎很不尋常。你曾試圖弄明白命運意外轉折的原因，但你從未能得到答案。一天夜裡你偶然遇見一個陌生人，你愛上了她——而她也愛上了你。你配不上這愛情，但你也並非不配。就這樣發生了，而除了運氣，無法解釋發生在你身上的事。

你爬下床走到窗口，赤腳踩在冰冷的地板上。你六十四歲。室外，空氣是灰色的，幾近白色，看不見太陽。你問自己：還剩下多少個早晨？

無數次動心與調情，但在你早年生活里只有兩次大的愛情，青少年中期及後期的劇變，兩次都是災難，隨後是你的第一次婚姻，同樣以災難告終。從1962年開始，當時你愛上了十級英語班上的那個美麗的英國女孩，你似乎有一種追錯人的特殊才能，想要你無法擁有的東西，將心交給那些不能或不願以愛回報你的女孩。有時是大腦感興趣，有幾次是身體感興趣，但全然不曾動心。幾近瘋狂的女孩，她們都令人銷魂，具有自我毀滅的特質，令你極其興奮，但你幾乎一點都不理解她們。你創造了她們。你將她們用作自身慾望的虛擬化身，忽略她們的問題及個人史，無法在自身的想象之外領會她們是誰，然而你越是無法理解她們，你就越熱切地渴望她們。高中的那個開始了一場秘密絕食行動，結果進了醫院。那時候厭食症這個詞還不在你的詞彙表裡，於是你想到了癌症或白血病（她的母親幾年前得白血病而死），否則又該怎麼解釋她那曾經可愛的身體的衰退呢，那可怕的消瘦，你記得曾試圖去醫院探訪她但遭拒，每天下午都遭拒，愛和恐懼令你精神錯亂，但最終她並非是為男孩們準備的，儘管在你二十齣頭的時候有幾次她又不知不覺回到你的生活之中（以陰虱症潰敗告終），但她本質上是一個為其他女孩準備的女孩，因此你與她根本沒有任何機會。第二個故事始於你大學第一年的那個冬天，那時你愛上了另一位情緒易變的女孩，她既想要你又不想要你，而她越是不想要你，你就越熱忱地追求她。一位病態的游吟詩人和他變化無常的女伴，甚至幾個月後她割腕、心不在焉地試圖自殺之後，你繼續愛著她，這裹著白色繃帶、露出動人而歪斜的笑容的那個，隨後，在繃帶拆除后，你讓她懷上了孩子，你用的避孕套破了，於是你不得不花了一大筆錢來支付墮胎費。慘痛的記憶，又一件令你夜不能寐的事，而當你確信你們倆做出了正確決定不要這個孩子時（十九歲和二十歲的父母，可笑的想法），你被那個沒有出生的孩子的記憶所折磨。你總是想象那會是個女孩，一個紅髮女孩，一個奇妙的出色的女孩，而意識到如今她會有四十三歲這點令你痛苦，這意味著極有可能你本該在一段時間之前就當上了外公，或許是很長一段時間之前。如果你讓她活下來的話。

你聽見死者在召喚你——但僅有一次，在你活過的所有這些年裡僅有一次。你不是那種能看見不存在的東西的人，而你經常迷惑於你所看見的東西，但並不相信幻覺或對於現實的幻想般的改變。對於耳朵同樣如此。時不時地，出門步行穿越城市時，你覺得聽見有人在叫你，你覺得聽見了妻子或子女的聲音從街道另一邊傳來，大叫著你的名字，但當你轉身尋找他們時，總是某個其他人在說保羅或爸爸或爹地。然而，二十年前，也許二十五年以前，在遠離日常生活的情況下，你經歷了一次幻聽，這幻覺一直逼真有力地迷惑著你，你聽見的聲音音量巨大，就算死者朝你尖叫的合唱持續了不過五或十秒鐘。當時你在德國，在漢堡度周末，周日早晨你的朋友、也是你的德國出版商邁克爾·諾曼提議一起去拜訪伯根—貝爾森——或者，更準確地說，去伯根—貝爾森曾經所在之處。你願意去，儘管一部分的你有點遲疑，而你記得那個多雲的周日早晨，那趟幾乎是空的德鐵之旅，一英里接著一英里的平地上掛著灰白色的天空，你看見路邊一輛汽車撞進了一棵樹而司機的屍體躺在草地上，如此毫無生氣、扭曲的屍體以至於你立刻明白這男人已死，而你在那兒，坐在車廂里想著安妮·弗蘭克和她的姐姐瑪戈，兩人都死於伯根—貝爾森，與數以萬計的其他人一起，其中不少因為傷寒、飢餓、任意毒打及謀殺而慘死在那兒。當你坐在車廂客座上時，你曾看過的關於死亡集中營的電影和新聞影片掠過你的腦海，而當你和邁克爾接近目的地時，你發現自己變得愈來愈焦灼而孤僻。集中營本身什麼都沒剩下。房子被拆除，軍營被推倒、運走，鐵絲網消失，而現在矗立在那兒的是一座小型博物館，一個充滿海報大小的黑白照片及闡釋性文本的單層建築，一個陰冷的地方，一個可怕的地方，但又一毛不拔且一塵不染，以至於你很難想象戰爭年代此地的現實。你感覺不到死者的在場，成千上萬人被塞進那鐵絲網包圍的噩夢之村的恐懼，而當你和邁克爾一起步行參觀博物館時（在你的記憶里，那兒只有你們在），你希望集中營原封不動，那樣世人就可以看見這野蠻主義的建築是如何的樣貌。隨後你走到室外，走到集中營的原址，但如今這是一片草地，一片可愛的、保養良好的草地區域，向四周各伸展了數百英尺，要不是地上置入了各種各樣的標識說明軍營曾經所在的位置及特定建築所在的位置，你絕對猜不出幾十年以前在那兒發生了什麼。隨後你到了一片略略升起的草地上，比其餘地方高三四英寸，一個二十乘三十英尺長的完美矩形，一間大房間那樣的尺寸，而在一個角落，地上寫有這樣的標識：這兒躺著五萬個俄國士兵的屍體。你正站在五萬個人的墓頂。似乎不太可能把那麼多屍體放進一個這樣小的地方，而當你試圖想象那些在你下方的屍體，那五萬個年輕人交纏的軀體被塞進定然是最深的深洞里時，你開始感覺暈眩，你想到如此多的死亡，如此多的死亡集中在那樣小一片地里，而一瞬間之後你聽見了吼叫聲，奔涌的巨大聲音從你腳下的土地里升起，你聽見了死者的屍骨痛苦的嚎叫，痛苦的嚎叫，聲嘶力竭、震耳欲聾的瀑布般的嚎叫。地球在尖叫。你聽見了他們五或十秒，隨後他們就沉默了下來。read.99csw.com

九十頁前將旅行分類時，你忘了提及在布魯克林和曼哈頓之間的旅程，自1980年搬到金斯縣起三十一年來在你自己城市裡的旅行，平均每周兩到三次，加起來有好幾千次，其中不少是乘地鐵在地下旅行，但還有很多是開車或乘計程車來回跨越布魯克林大橋，一千次跨越，兩千次跨越，五千次跨越，不可能知道有多少次，但相比其他旅行，這一定是你生命中最經常的旅行，而沒有一次你不讚歎大橋的建築，奇特但總體令人滿意的新舊交融使這座橋區別於所有其他橋，巨石組成的中世紀哥特式橋拱與精細的鋼纜網路既衝突又和諧，曾經是北美最高的人造結構，而在自殺式謀殺者尚未造訪紐約的那些日子里，一直是你最喜歡的從布魯克林到曼哈頓的過橋方式，期待著到達那個確鑿的點，可以同時看見左側港口的自由女神像和前方逐漸接近的鬧市區天際線，那些突然躍入視線的巨大建築，當然，其中有雙子塔，這並不美的塔漸漸成為地景的一個熟悉的部分，儘管每當接近曼哈頓你仍然會讚歎天際線，如今沒有了雙子塔，你每次過橋時不再可能不想到那些死者，想起在你家頂層透過女兒卧室的窗戶看著雙子塔燃燒，襲擊后三天，煙與灰落在你街區的街道上，而那令人痛苦的、無法呼吸的惡臭逼迫你關上家裡的所有窗戶，直到星期五布魯克林的風向終於改變，而儘管在此後的九年半里你依然繼續每周兩三次跨越大橋，也不再是一樣的旅程了，死者仍在那兒，而雙子塔也還在那兒——在記憶里脈動，依舊作為天空中的一個空洞而存在。

你看不見你自己。你知道自己長什麼樣是因為有鏡子和照片，但在廣袤的世界里，當你行走於人類同伴之間，無論是朋友、陌生人還是最親密的愛人，你看不見自己的臉。你可以看見自己的其他部分，臂和腿，手和腳，肩膀和軀幹，但只能看見前面的，後面的都看不見，除非你把大腿彎成合適的角度，才能看見腿的反面，但看不見你的臉，永遠看不見你的臉，而最終——至少對於別人而言——你的臉決定了你是誰，是你身份最根本的事實。護照里沒有手和腳的照片。甚至你，如今已在你的身體里住了六十四年的人，都很可能無法從一張單獨的腳的照片里識別出自己的腳，更何況耳朵或手肘，或某一隻眼的特寫照片。在整體的背景下你才覺得一切很熟悉，但一樣接一樣分別拍攝時，則完全是匿名的。對我們自身而言我們都是異國人，假如我們對於自己是誰有什麼意識的話，這隻是因為我們活在他人的眼中。想想十四歲時發生在你身上的事吧。在夏天結束前的兩周里，你在澤西城為父親工作，你加入了一個小團隊，修理及維護他和他的兄弟們擁有並管理的公寓大樓：粉刷牆壁及天花板，修繕屋頂，把釘子敲進方寸之間，掀起破損的地氈。和你一起工作的兩個人是黑人，每間公寓的每個房客都是黑人，這個街區的每個人都是黑人，而在連續兩周只看見黑人面孔之後，你開始忘記你自己的臉不是黑的。因為你看不見自己的臉，你在周圍人們的臉上看見你自己，而漸漸地不再覺得自己有什麼不同。實際上，你根本就不再想到你自己。

你已經進入生命的冬天。

後面發生什麼已經不重要了。你專心地觀看電影的下半部分，但你知道故事已經結束了，就算故事繼續，也沒什麼好說的了。比奇洛將用他在地球上的最後幾小時來試圖解開謀殺的謎團。他將會知道，菲利普斯，那個從洛杉磯辦公室打電話給他的男人，死了。他將前往洛杉磯調查各種小偷、精神病患及雙面女人的行為。他將遭受槍擊並被毆打。他將得知捲入這個故事純粹是出於偶然，惡棍們要他死是因為他碰巧公證了一份關於被盜運的銥的銷售文書，而他是唯一一個還活著可以指認元兇的人。他將會追查到謀殺他的人，那個有著奇怪衣領的男人，他也是謀殺菲利普斯的兇手，在一段幽暗樓梯的平台上，他在槍戰中殺死了他。隨後，在那之後不久，比奇洛自己也將會死去，就如同醫生們所言那樣——他把故事講給警察聽，幾乎來不及說完。

但你不再強硬了，是嗎？自從2002年那次恐慌症發作以來，你已經不再強硬，儘管你努力想成為一個像樣的人，離你最後一次覺得自己很有英雄氣概也已經有很長時間了。如果你設想自己處於比奇洛的處境，你肯定自己永遠不會像比奇洛那樣做。你會在街上奔跑，對，你會一直奔跑直到你再也無法邁出另一步，無法再呼吸，無法再站立，然後呢？打電話給寶拉，一停止奔跑就馬上打電話給寶拉，但假如她的號碼在你打去時碰巧正忙呢，又會如何？伏倒在地上哭泣，詛咒這世界允許你有此生。或者，很簡單，爬進某處的一個洞里，等死。

懷抱著你的妻子。

這樣安排劇情也沒有什麼不對，你覺得。這是一種傳統的做法，男人式的、英雄主義的選擇，適合所有歷險故事的修辭，但你覺得奇怪，為什麼比奇洛始終沒有將自己即將到來的命運透露給任何人呢，甚至沒有告訴他溺愛的、相思的寶拉呢？也許因為主人公必須保持強硬直到苦澀的結局，甚至當時間快用完時，他們也無法允許自己陷入無用的傷感之中。

一次骨折。考慮到你在男孩時代參加過數千場比賽，你驚訝于除了這次沒有其他骨折，連少數幾次也沒有。腳踝扭傷，大腿撞傷，手腕扭傷，膝蓋疼痛，手肘酸痛，脛骨夾板，頭部撞傷，但只有一次骨折，你的左肩，十四歲時在一場美式足球比賽中受的傷，這傷使你在過去五十年裡無法完全舉起手臂，但沒有什麼嚴重後果，要不是因為你母親在這故事里起了作用，很可能你現在都懶得再提及，而最終這成了她的故事，而無關你作為九年級隊的四分衛如何在後場飛身撲向一個漏接地面球、最終自己把肩膀撞傷的，完全不是對方球隊任何一個隊員的錯，而是你太迫切地飛身過遠救球，最後落在了錯誤的地方，陷入了窘境，就這樣在你撞向硬地的時候撞斷了骨頭。那是在11月末一個寒冷的下午，比賽沒有裁判也沒有成人監督，你把自己撞傷后，站在邊線看完了餘下的比賽，對於無法再參加比賽感到失望，尚未明白你已經骨折，只是覺得這次受傷很厲害，因為你只要一挪動手臂就會感到尖銳的疼痛。後來，你與朋友搭順風車回到家，你們兩個仍然穿著足球隊服，而你記得多麼困難才脫下球衣和肩墊，那樣困難，其實沒有朋友的幫助你無法做到。那天星期六，家裡沒人。你妹妹和朋友出門去某處了，父親在工作，而母親也在工作，因為星期六通常是帶潛在買家看房的繁忙日子。在朋友幫你脫下肩墊后約兩分鐘，電話響了，你的朋友去接了電話，因為你現在很難移動，不然就會加劇疼痛。那是你的母親，她對你朋友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保羅還好嗎？」「還好，」他答道，「其實，不是那麼好。他好像弄傷了他的手臂。」而那時你母親說：「我知道。那就是為什麼我會打電話來——因為我擔心了。」她告訴你的朋友她會馬上回家就掛了電話。後來，當她開車送你去醫生那兒拍X光片時，她告訴你那天下午她開始有一種感覺，一種奇怪的感覺，覺得有什麼事發生在你身上，而當你問她是什麼時候有那種感覺時，結果發現她開始擔心你的時候恰好就是你飛身撲向地面撞傷肩膀的那一刻。

人們認為瓢蟲會帶來好運。如果有個瓢蟲落在你手臂上，你應該在它飛走前許一個願。四葉草也是好運代理人，在童年時代早期你有無數時間在草地上爬行，搜尋那些小小的獎勵，它們的確存在，但很難得才找得到，於是這便成了慶祝的理由。第一隻知更鳥的出現預示著春天的來臨，那褐色、紅胸的鳥會在一天早晨突然莫名其妙地出現在你的後院里，在草地上四處跳動挖蟲吃。此後你會看見越來越多的知更鳥，發現第二隻、第三隻、第四隻，每天把更多的知更鳥加入合計數，而到了你不再數它們的時候，天氣將會轉暖。你搬進歐文大道屋子后的第一個夏天（1952），你的母親在後院種了一座花園，在花床土壤上的一年生植物及多年生植物叢中，獨有一棵向日葵，幾周過去，它繼續生長，起初到了你小腿處，然後到腰間，隨後往上與肩齊高，之後，到達你頭頂后，一躍超過你到了六英尺高。向日葵的生長是那個夏天的中心事件，是積極投身於時間的神秘運作，每天早晨你會奔去後院與它比高低，看看它正以多快的速度追上你。同在那個夏天，你結交了你的第一個密友，兒童時代第一個真正的夥伴，一個叫比利的男孩，他家就在離你家不遠處，因為你是唯一一個在他講話時能理解他的人（他講話口齒不清，就好像會沉回他那滿是口水的嘴巴，無法作為清晰的聲音出現），他依靠你向世上其他人翻譯他的話，你也依靠他，把他視為勇敢的哈克，而你是更謹慎的湯姆。在接下來的那個春天，你們每天下午都一起在樹叢里搜尋，尋找死去的鳥——如今你意識到，大部分是雛鳥，它們一定是從鳥巢里跌了出來，無法找到回家的路。你們將它們埋在你家屋旁的一堆土裡——還有非常嚴肅的儀式，伴有假裝的禱告和長時間的默哀。那時你們倆都已經發現了死亡，而你知道這是一樁嚴肅的事，某種不允許開玩笑的東西。

「我覺得你沒明白，比奇洛。你已經被謀殺了。」

儒貝爾：生命的終結是苦澀的。就在寫下這些詞后不到一年，六十一歲時，在1815年這個年紀看起來一定會比現在大得多，他匆匆寫下另一句關於生命終結的、更具挑戰性的構想：人必須可愛地死（如果可以的話）。你被這句話感動，尤其是括弧里的詞，你覺得，這表明了一種少見的精神敏感度，一種來之不易的、對可愛有多難的理解，尤其是對某個年老的、正不斷衰退而需由他人照顧的人而言。如果可以的話。最終很可能沒有比可愛更偉大的人類成就，無論那終結是否苦澀。以尿、屎和口水將臨終之床弄髒。你告訴自己，我們所有人都將朝那兒而去，問題是當處於無助和退化境地時，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為人。你無法預見當你最後一次爬上床那天到來時會發生什麼，但如果你不是突然離世，像你的雙親那樣，那麼你希望能可愛。如果你可以的話。

從一開始起，和她的一切都是不同的。這一次不是臆想，不是內心幻想的某種投射，而是一個真正的人，而你們倆一開始交談，她就將她的現實加諸你身上，那是一次詩歌朗誦會後，在92街Y的大堂里，你們共同認識的一個熟人介紹你們相識，而因為她既不靦腆也不難以捉摸，因為她直視你的眼睛、勇敢地身為一個全然合理的存在，你無法將她變成她所不是的人——無法創造她，如同過去你對於其他女人所做的那樣，因為她已經創造了她自己。美麗，是的，毫無疑問絕對美麗，修長的、六英尺高的金髮女郎，有美麗的長腿和四歲孩子般的小手腕，是你曾見過最大的小人，又或許是最小的大人，然而你又不是在望著某個遙遠的女神客體，而是正在與一個活生生的、正在呼吸的人類主體交談。主體，並非客體，因此不會有幻像。不會有欺騙。智慧是一種無法偽裝的人類特質，而一旦你的眼睛適應了她美貌的光芒，你就明白了這是一個聰明的女人，是你曾遇見過的最優秀的心靈。

一扇門已關上。另一扇門已打開。

最初想到的是濟慈，但就在你想起《這隻活著的手》之後不久，你想起了某人告訴你的、一個關於詹姆斯·喬伊斯的故事，1920年代喬伊斯在巴黎，在八十五年前的一個派對上遊盪，當時一個女人走近他，問是否可以與那隻寫《尤利西斯》的手握手。喬伊斯沒有馬上伸出右手，而是將之舉到半空中，端詳了幾秒，然後說：「讓我提醒你，女士，這隻手也做了不少其他事。」沒有提供細節，但這是一個多麼淫|盪和隱晦的好段子，且因為將一切都留給那位女士想象而更加有力。他希望她明白什麼？擦屁股，很可能，挖鼻孔，夜晚在床上手|淫，將手指戳進諾拉的陰|戶、搞她的肛|門，擠膿包，挖嵌在牙齒里的食物，扯鼻毛，挖耳屎——合理地填空，關鍵在於：任何讓她覺得最噁心的事。你的手也曾派上相似的用場，當然，每個人的手都做過那些事，但大部分情況下他們都忙著做那些只需要一點或不需要思考的任務。開門關門，把燈泡擰進燈座，撥打電話，洗餐具，翻書頁，握住你的筆，刷牙，吹乾頭髮，摺疊毛巾，從錢包里取出錢，拎雜貨袋，在地鐵旋轉入口刷地鐵卡，按機器上的按鈕，早晨從門前台階上拿起報紙，掀開床罩，向列車乘務員出示車票，沖馬桶，點燃小雪茄，在煙灰缸里熄滅小雪茄，穿褲子，脫褲子，系鞋帶，將剃鬚泡沫擠到指尖上，在戲劇或音樂會上鼓掌，將鑰匙滑入鎖孔，抓撓臉部，抓撓手臂，抓撓屁股，在機場推運行李，打開行李箱，將襯衫掛在衣架上，拉起拉鏈，扣好皮帶，扣上夾克衫的紐扣，系領帶，在桌上敲擊手指，將紙裝進傳真機，將支票從支票簿上撕下，打開茶盒，開燈，關燈，睡覺前把枕頭弄蓬鬆。同樣是那些手有時也用來揍人（如先前所述），而有三四次，在極度沮喪的時刻，它們也捶打過牆。它們曾把碗碟摔在地上，把碗碟掉在地上，再把碗碟從地上拾起。你的右手握過很多手，你幾乎無法數清，曾挖過鼻孔，擦過屁股，揮手告別，比最大的詞典里的詞彙數量都多。你的雙手曾擁抱過孩子的身體，為你的孩子擦屁股，擤鼻涕，洗澡，按摩後背，擦乾孩子的眼淚，撫摸孩子的臉龐。它們曾拍過朋友、同事和親戚的肩膀。它們曾推推搡搡，把人從地上拉起，抓住那些快要倒地者的手臂，引領那些無法行走者的輪椅。它們觸摸過穿衣及裸體女人的身體。它們曾掠過你妻子裸|露的肌膚，及至她身體的每一部分。它們在那兒最快樂，你覺得，自從你遇見她的那天起，總是在那兒最快樂，因為，用喬治·奧本詩中的一句話來說，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在你妻子的身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