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與稍後一點的「竹林七賢」的不同，至少從《水經注》的「相與友善，游于竹林，號為七賢」；從《世說新語》的「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來看，我們可以想象阮籍（陳留）、嵇康（譙郡）、山濤（懷慶）、王戎（臨沂）、劉伶（沛縣）、阮咸（陳留）、向秀（懷慶）這七位酒友，斷不了竹林小聚，來一次PICNIC，少不了當壚豪飲，開一回PARTY，是一個在精神上相容相通，在思想上同聲共氣的組合體。而所謂的「建安七子」，與所謂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的作家群體，不過是文學史的一種說法而已。陳琳和那幾位名流，既沒同一張桌子上吃飯、打麻將，也沒同一條板凳上開會、聽報告；甚至不來往，不見面，或許還不相識，也有可能。因為，陳琳是南人，其他幾位均為北人，存有南北之界隔，就不如都為北人的「竹林七賢」那樣融洽相得了。

喜歡聽捧場的話，順耳的話，這是文人的通病。張紘「嘆美」兩句，陳琳便情不自禁了。從這封回張紘的信，看到陳琳的活思想。「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不過虛晃一招，「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才是他的真實。這位自視甚高的南人，認為北人寫不出像樣的文字，他才得以「雄伯」。「伯」者何？「霸」也。敢稱自己為「霸」，他的得意，他的拿大，他的傲慢，他的藐視，也就不言而喻了。

「文人相輕」，成為痼疾，由來已久。從陳琳與張紘信，「此間率少於文章」的「此間」看，這兩個字的含義，所流露出來的地理位置的疏隔，已非這一個文人與另一個文人的相輕，而是這一群文人與另一群文人的相輕。本是一個文人的小我情緒，發展到一群文人的集體心態，遂造成中國文人地圖上的南北分野。這種群體性的分庭抗禮，互不相能，大概從《詩經》《楚辭》起，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文人集團，和以長江流域為中心的文人集團，便開始出現。嗣後，由於地域區隔，疆界劃分，戰亂阻隔，外族割裂，兩大流域的文人之間，或有形的齟齬，九-九-藏-書或無形的抵觸，或明顯的較量，或潛在的角力，便成為中國文學的特殊現象。

公元202年（東漢建安七年），袁、曹官渡大戰結束后，陳琳就換了老闆。

由此推斷，曹丕總結出來「文人相輕」這個顛撲不破的真理，恐怕也是對眼面前這些誰也不尿誰的文人，有感而發吧？

我不了解漢代的郵政驛傳系統如何運作，但張紘在建安七年前寄出來的這封信，居然在建安九年後送到收信人陳琳手中，讓我驚嘆古人的認真負責精神。一封信路上走了三年，效率是低了一點，可此信經過的蘇、皖、魯、冀，正是曹操、袁紹、呂布、袁術、劉關張打得難解難分之際。所以，陳琳看到信中，張紘盛讚他的《武庫賦》和《應機論》二文，不覺莞爾。那還是他幾年前在袁紹幕下為長吏時，小試牛刀之作，想不到傳到南方，得到老友兼老鄉，兼領袖江東文壇的張紘肯定，自然心曠神怡，喜上眉梢。遂回復了一封信，順便將當時許都的文學圈子，臭了一頓。

陳琳將曹操罵得狗血噴頭，不在話下，還將他祖宗三代批得體無完膚，一無是處。這種捅馬蜂窩的行徑，自然難逃秋後算賬。何況第一，曹操絕對是一個寧我負人，而人不我負的小人；第二，曹操絕對是一個殺人不眨眼，斬草必除根的屠夫。現在成為曹操的階下囚，大家也認為陳琳前腳跨進陰曹地府，生命開始倒計時了。曹操親自審問他，你罵我可以，幹嗎拐帶上我的先人？陳琳倒也坦白，文人算什麼，不過工具罷了，如同一支箭，扳弓弦的手，才是老闆。「矢在弦上，不得不發耳」。曹操一聽笑了，竟然無罪釋放。死裡逃生的陳琳，摸摸腦袋還在脖子上，不禁想，也許打了勝仗，主公心情不錯；也許當年他到大將軍府辦事，對他挺客氣；其實，關鍵在於曹操也是文人，而且是個識貨的文人。他不相信評論家的狗屁吹捧，報刊上的紅包文章，而相信自己的判斷。覺得這是支好箭，就把陳琳留在相府使用。

我總覺得，那幾位北方大爺，會承認自己是二流作家、三流作家似的軟雞蛋嗎？會對這位read.99csw.com寫過討曹檄文名重一時的陳琳，中國大字報的鼻祖，多麼高看，多麼抬愛嗎？怕也未必見得。

所以，南人陳琳讀到的也是南人張紘的《柟榴枕賦》，馬上示人，加以炫耀，而張紘讀到陳琳的《武庫賦》和《應機論》，叫好不迭，予以張揚。這種文字上的擁抱，除去同鄉同里的親昵，張為揚州人，陳為射陽人，同屬廣陵郡外，更多是屬於當時南人不敵北人的強勢，對地域歧視的一種對抗罷了。我估計，鄴下文人集團這種南北隔閡，難以諧調的風氣，讓五官中郎將曹丕，文壇的二把手，也不由得唉聲嘆氣：「以此相服，亦良難矣！」

關於南北的文化比較，一直是學人關注的話題。

要知道，在自以為上國大邦的北方文人來看，陳琳這個南人，擠進這支隊伍中來，終究屬於異數，不免有點排斥心理。倘不是貨真價實，真正夠水平，真正有才華，曹氏兄弟不會這樣抬舉，他倆的老子也不會如此高看的。由此來看，古人大概不太會玩心眼，真的就是真的，假的也不好意思說成真的。陳琳能在文化底蘊深厚、歷史傳統悠久的北方文壇站穩腳跟，到底是靠自己的作品說話。非會吹、會唬、會騙、會買空賣空的當代文人，憑一張嘴混跡江湖，還能神氣活現。最滑稽的，現在所謂的那些名家、名作，到底有多少讀者在讀？到底有多少群眾在關心？應該承認，與陳琳那個時代最大的不同，當下文壇，基本上是一個自拉自唱，自娛自樂的俱樂部。

禰衡被劉表安排到了江夏黃祖那裡，黃祖問他：「君謂在許都有何人物？」禰衡回答說：「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除此二人，別無人物。」由此可見在平原禰正平的眼裡，根本不會把來自江東廣陵郡的陳琳當回事的。而孔文舉連曹操也不甚買賬，會對一個原為袁紹記室，而今成為曹操從事的陳琳，表現一點點敬意嗎？

魯迅在《花邊文學》的《北人與南人》一文中說過，「北人的卑視南人，已經是一個傳統。」何況《移豫州檄》，這篇特別政治化了的作品，其政治意義必大於審美價值，其文學生命力必因其https://read.99csw.com政治工具性而大大降低，這是千古不滅的文學定律呀。因此，當面不說，背後亂說，會上不說，會下亂說，並非今日文壇的眾生相，古人也難能免俗。弄得南人的陳琳，在這伙北方同行中間，不那麼自在，不那麼心情舒暢的，從而有一點負氣，有一點不買賬，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駱賓王（婺州義烏人），公元684年，徐敬業起兵討武則天，軍中書檄，皆出其手。兵敗被殺，一說逃亡后落髮為僧。據說武則天看到他的《討武曌檄》后，還發出過「宰相安得失此人」的遺憾，這與陳琳被曹操捉到后的遭遇，頗為類似。而南人處在眾多北人之中的孤獨感，與王勃（絳州）、楊炯（華陰）、盧照鄰（范陽），同為「初唐四傑」的駱賓王，與孔融（曲阜）、王粲（鄒平）、劉楨（寧陽）、徐幹（濰坊）、阮瑀（開封）、應瑒（汝南），同為「建安七子」的陳琳，基本上也差不太多。雖然，「四傑」也好，「七子」也好，都是文學史的一廂情願，並不意味當時他們之間，有過什麼同聲共氣的交流，有過什麼互相切磋的交往。但可想而知，地域的隔膜，籍貫的歧見，對身在這種紛擾之中的當事人，體會自是格外深刻的。

南人的這種文化優越感，更是長期處於政治、軍事弱勢狀態下的自我調適。

直到公元204年（東漢建安九年）曹操攻克鄴城，這個在政治上，在文學上，兩手都硬的強者，為了營造出來「主流在我，四方歸心」的格局，以他兩個才分很高，文章極佳的兒子曹丕和曹植為輔佐，再加上陳琳與孔融、王粲、蔡琰之流唱和助興，形成一個「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的鄴下文人集團，迎來了建安文學的高潮。這就是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中所說的「自獻帝播遷，文學轉蓬。建安之末，區宇方輯」的大環境，以及才俊齊集都下，斯文鼎盛；冠蓋雅愛辭章，翰墨飛揚的繁榮景象了。與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新時期文學的應運而生，基本相似。

儘管如此，這個來自江東廣陵郡的陳琳，還是不習慣，不喜歡北方，尤其看不大上hｔtｐｓ://read.9９cｓｗ•cｏm北方的同行。

陳琳有資格、有本錢不把北方同行放在眼中，因為即使按曹丕「七子」的排位，他的名次只是在孔融之後；按曹植「六子」的排位，他的名次也不過在王粲之後。因此，此公之高自標置，佼佼錚錚，是毫無疑問的。

說來有點掃興，中國文人，不論過去，也不論後來，不論巨匠，也不論末流，總得有人管飯才是。文章寫得好壞，是無所謂的，老闆好壞，卻是十分關緊的事。陳琳比較走運，當初袁紹待他不薄，視為多年知友，隨後曹操待他更厚，居然沒有要他腦袋。因有不殺之恩，故而到曹營后，忠心耿耿，為新老闆服務，直到218年（建安二十二年），許都的一場瘟疫，要了他的命為止。

所以，文壇成為十分熱鬧的所在，文人成為相當活躍的行當，只是小圈子的現象。有人在街頭的報攤做過調查，因為那裡擺放著一些文學雜誌，話題就從這裏談起，「你買過這類刊物嗎？」搖頭。「你讀過，或者翻過這類刊物嗎？」還是搖頭。所以，這個壇，這些人，一是作家本人造勢，為了熱鬧而熱鬧，一是評論家的友情出演，為了活躍而活躍。這其中，難免會有貓膩，會有假象，會有花頭精，會有障眼術。所以，列位看官，當下的排行榜，當下的發行量，當下的點擊率，當下的好評如潮，齊聲喝彩，那都是鬼畫符，基本上是信不得的。

袁紹討曹時，讓陳琳寫過一篇檄文。吃人飯，給人干，端誰碗，歸誰管，這就是文人無可奈何的命。但陳琳確實是文章高手，這篇《移豫州檄》與唐代駱賓王的《討武曌檄》，堪稱中國大字報的老祖宗。

《世說新語》：「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南人學問清通簡要。」「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顧炎武則認為南北方的學者，各有其病，北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為「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梁啟超的看法則是：「北尊實詁，南尚空談。」「南人明敏多條理，故向著作方面發展；北人朴愨堅卓，故向力行方面發展。」而清人皮錫瑞則認為在文化上南勝於北，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尤可hｔｔpｓ://read•99cｓw•ｃoｍ異者，隋平陳而南並於北，而經學乃北反並於南，元平宋則南並於北，經學亦北反並於南。論兵力之強，北常勝南，論學力之盛，南乃勝北。隋、元前後遙遙一轍，是豈優勝劣敗之理然歟？抑報復循環之道如是歟？」

中國人好拉郎配，從司馬遷作《史記》，將韓非與老子同傳，生拉硬拽，為始作俑者，貽笑後人。但這種眉毛鬍子一把抓的懶漢做法，人多效之，諸如「建安七子」，諸如「三曹」，甚至如今熱衷說道的什麼「陝軍東征」「湘軍北上」等等，都是治史者和評論家的權宜捏合。實際上，這些文人並不願意與參差不齊的同行，同坐一條板凳上，排排坐吃果果。我們從陳琳給他同鄉張紘的信，看出他的內心世界，壓根兒沒把那幾位北方文人放在眼裡。此信見於《三國志·吳志·張紘傳》的裴松之注引《吳書》：「（張）紘見柟榴枕，愛其文，為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后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嘆美之。琳答曰：『自仆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仆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漢靈帝在位期間，陳琳就從南方來到北方打拚了。他的第一位老闆，為大將軍何進。對他頗為信任，參与機要，總理府事，秩一千石，職位不低。那時曹操尚未發跡，先在洛陽為北部尉，后調頓丘為令，都是級別較低的地方官。他到大將軍府來辦事，碰上主簿陳琳，恐怕是得要打立正的。當時，小人暴貴的何進，加上草包一個的袁紹，兩人密謀，打算引西涼軍閥董卓來首都盡誅宦官。陳琳戒勸：二位，此事千萬行不得！誰知這二位加上更為草包的袁術，只當耳旁風。結果，事未成，謀先泄，何進被殺，袁紹逃回冀州。陳琳見事不好，也至該地避難。那時無稿費這一說，總得有人給碗飯吃，遂入袁紹幕，為長吏，「使典文章」。最後，十八路諸侯廝殺下來，只剩下袁、曹兩大軍事集團，針鋒相對。遂爆發官渡之戰，曹操以少勝多，袁紹敗如山倒，陳琳也成了曹軍的俘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