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海軍副司令員楊國宇主動找上門來，說他保存一些有關劉、鄧的文字資料和照片，願意毫無保留地供陳斐琴選用，還表示要盡自己所能給予支持幫助。楊國宇是原二野司令部軍政處長，是一位老紅軍，喜好寫作畫畫，書法又好，陳斐琴喜出望外，有這樣一位志同道合的老戰友合作，局面就會大大不同了。同時，陸陸續續已經聯繫了軍內外許多作者，還聯繫了幾家有眼光有魄力的出版社，編選工作果然進入了順風順水。雖然軍委領導已經批複，同意了他的編選工作報告，有關各方面也都給予了關注，但他們仍然立足於民間地位。不申請辦公處，不申請編製，不要一輛汽車，不要一分錢經費。也不成立編輯部，執事者各執其事，分別在自己家裡「上班」，有問題要研究，彼此走動一下，沒有會可開，沒有飯可吃，沒有補貼和交通費可拿。他們唯一的經濟來源，是用自己應得的編輯費，來支付組稿費、資料費、郵寄費、列印費、文具紙張費等等，叫作「以戰養戰」，養之不足，就得個人掏腰包了，陳斐老終於成為萬元「負翁」了。據我所知，有那麼一些回憶錄寫作組和傳記組，編輯隊伍相當龐大，其間一些人不止一次提級晉銜，一些人從組建家庭到生兒育女，若干年過去了，還不見有書出來。陳斐琴這裏，幾個人單兵作戰，幾年之間，編寫出版了《劉伯承軍事文選》《劉伯承軍事生涯》《劉伯承軍事理論探索》《劉鄧大軍征戰記》《劉鄧大軍風雲錄》《第二野戰軍紀事》等共計三十六部，一千余萬字。有的書還獲得全國圖書一等獎、金鑰匙獎。其中《劉伯承回憶錄》（共三集）一書，陳斐琴是在太行山時代便開始積累資料，他沒有想到，近半個世紀后得以問世的這本書，竟成為我國出版的第一部共和國元帥回憶錄。

我在二野文工團美術組，每到一地，先把我們創作的木刻和連環畫張掛起來，向部隊和駐地群眾展出，然後便提著幾個洋鐵桶去寫大標語。我小心地站在梯子頂端，高高舉起毛刷子，在磚牆上塗寫著，石灰水順著刷子迴流下來，經袖筒到腋下，又經褲腿直到鞋襪里，從腳板心冰涼到全身。一回頭，見陳部長仰面在看我寫標語。他說，冰天雪地的，這樣不行，在手腕上纏一條手巾，石灰水就流不下來了。過了幾天，記不得我們文工團是開什麼會，陳部長到場講話，他順便從衣袋裡取出一條羊肚子毛巾，說是宣傳部獎勵給我的，由坐在前排的人把獎品傳遞過來給了我。我知道，這一份獎品，不可能是由宣傳部採辦來的，當然是部長本人掏的腰包。以後我向陳斐老提起過，多承他那次發獎來得及時，解決了我的實際困難。老人抱歉地笑笑說，有這麼一回事嗎？他一點印象也沒有了。

陳斐琴的這個夙願，一直未能付諸行動。「文革」之後，他有很長時間被掛起來了，不給作結論，不分配工作，不恢復待遇。掛著就掛著好了，他決定立即行動起來，做一個獨立編書人，以實現多年的夙願。有人曾把陳斐琴比之於司馬遷，似乎有點神聖化的誇張，隨便說說罷了。不過，陳斐琴長時間背著「文化大革命」遺留給他的精神重負，實際困難又得不到解決，他全都放在一邊，發憤編寫革命戰爭春秋大義，真像是領受了那麼一點史太公的遺教。我去看望陳斐老，一家人住著十四平米的一間小屋，進門就是一鋪大「炕」，無處讓客人落座。老人正在與鄰居共用的小廚房裡抄寫文稿，一個小方凳當桌子，坐著小馬扎，一米八幾的人，長時間以這樣弓腰駝背的姿勢寫作，怎麼受得了？加之蚊蟲叮咬，悶熱難當，煤煙油腥讓人透不過氣來。最初收集到散見於各處的劉伯承軍事著作。全是在這間小廚房裡一筆一畫抄寫下來的。他的一支金筆，很快就磨得像針一樣尖銳，不小心觸到手指，一下就見血了。為了節省花銷，他推著小孫子坐過的竹編兒童車，從列印社把書稿運回家，由家人裝訂好，他再推著小車送到郵局寄發，這樣便不必花裝訂費和運輸費了。老夫子不無得意地對我說，推著小竹車走在人行道上，不必擔心安全問題，往返一趟又一趟，正好是他思考問題和謀篇造句的好時間。我完全可以想象，走在匆忙繁華的人https://read.99csw.com行道上，對人行道的匆忙繁華又視而不見，動中取靜，似實而虛，進入這樣一種狀態好極了。陳斐琴撰稿中許多精當得力的文句，都是漫步人行道時獲得靈感的。

「他是一個編書人」，這句話概括了陳斐琴的晚年生活。陳老曾說，他年輕時候讀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園序》，頗欣賞「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句。這一句下面有個注：「古詩云，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自開始編寫劉鄧書系之後，他覺得應該反其意用之：「晝短喜夜長，何不秉燭書？」陳斐琴步入暮年，義無反顧地拋開一切牽挂，只想做成一件事，那就是秉晚霞為燭，編織一部經天緯地的大文章。他終於大獲成功。在無休無止的編務工作之外，他工工整整地為書系撰寫了十數萬字專稿，撰寫了若干篇序文後記，撰寫了不計其數的註釋條目。讀者諸君，請勿忽略字型大小最小的那些長長短短的註釋吧！作為一位資深編輯家，他的樸實無華而又特別老到之處，全在這裏了；作為第二野戰軍的一位老戰士，他對部隊的深切感情，他重溫當年捷報頻傳時的洋洋醉意，全在這裏了；作為閱歷極為豐富，卻又時感意猶未盡的一位老人，他對自己一生給予了自我補償的那種內心滿足和莊嚴感，也全在這裏了。

當年戰鬥頻繁，一仗接著一仗打，陳斐琴部長總是往前邊跑，及時了解情況，把部隊的思想教育搞得有聲有色。他很會使用文工團，經常帶我們下部隊，有時軍情緊急，沒有條件搞演出，就讓我們到連隊代職鍛煉，分散作戰地勤務工作，或帶擔架隊，或俘虜營，哪裡要人到哪裡去。陳斐琴作為五大才子之一，從沒有表現出一個富於才學的人那樣有恃無恐，那樣鋒芒外露，那樣清高瀟洒。他屬於「三八式」知識分子老幹部群體。雖是多了一點儒雅謙和，卻從不會忽視原則；雖是多了一點平等觀念，卻從不隨隨便便；雖是多了一點書卷之氣，卻從沒有疏離部隊現實；雖是多了一副深度近視鏡，大致上也還不失軍人姿態。

三、四十年代，部隊武器裝備還是相當原始的，主要靠大踏步機動捕捉戰機。正如蘇沃洛夫所說，腳是取得勝利的基本條件，手是輔助性的。陳斐琴親歷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全過程，這個讀書人，以自己的一雙腳，熟讀了當代軍事學。他深知，廟算得當，或許不難制定出一個富於奇思妙想，又是十分周密完整的戰略構想。最大的問題是，如何把這個構想付諸實施，而不至於付出了相當代價之後，發現根本無法達成目標。這就必須多多借重於前線將帥了。而作為前線將帥，則應該具有無盡的想象力，善於充分發揮構想中那一份靈動奇巧。又應該具有超常的意志力，敢於面對構想中所包含著的種種險惡與不測。1947年7月，第二野戰軍正是以這樣高度機敏和堅毅果敢的行動，千里躍進大別山，直插國民黨戰略縱深，一舉揭開了全國戰略進攻的序幕。當敵我態勢十分微妙，面臨左右兩難的抉擇時，陳斐琴目擊了劉鄧首長如何憂心如焚。當衝破重重險阻難關，終於勝利抵達大別山時，他又注意到「一號」和「二號」露出了沉靜的笑容。從那時起，陳斐琴暗自立下了一個誓願，一定要把自己近距離觀察到劉司令員獨特的指揮藝術，以及這位傑出軍事家一次又一次的驚世之舉編寫成書，把自己所領略到小平同志的深邃思想和不動聲色的文韜武略編寫成書，使之光照史冊。

人們當不會忘記，1989年那個氣候反常的炎夏。正是這年7月，《二十八年間》出版了，不久，這本書的《續編》也跟著出版了。從1938年到1965年這一段時間，正是鄧小平同志展示他睿智英明和卓越領導才能，為中國革命戰爭和國家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的一個時期。編者們最初也不曾想到，一本歷史回憶錄，適逢其時，竟能對最為敏感、最為尖銳的現實作出回答。正如《上海新書目報》打出的一個大標題：「《二十八年間——從師政委到總書記》將告訴你，鄧小平是怎樣一個人」。兩本書多次加印，讀者還是來信說買不到書。中央和各省市報刊紛紛轉載ｈｔｔps://ｒｅad•9９csw.cｏｍ，發表評介文章。台灣出版的《中國導報》第1258期封面，轉登了《二十八年間（續編）》發表的鄧小平彩色照片。這家雜誌連續幾期，在題為「鄧小平研究」專欄內，全文選登了書中的六篇文章。四十多年來，這樣做法在台灣還是首次。1992年7月，《二十八年間》第三編出版了（楊國宇、陳斐琴、陳鶴橋、劉備耕編）。以後，上海文藝出版社又將三本書精裝為一巨冊出版，書名為《世紀偉人鄧小平紀事》。和學習《鄧小平文選》的熱潮相呼應，由《二十八年間》為開端的民間「閱讀鄧小平」活動在各地興起，並且延及到海外和世界各地，這也是幾位編者始料未及的。讓他們無限感慨的是，有的老同志剛剛給編輯部來電話，答應了寫稿，第二天知道，他已經遽然離開了人世。有的老同志，為本書寫了稿的，等到書出來，他的文字已成遺作。有的老同志，一篇文章沒寫完，一病不起，不得不告知編輯部更改預告目錄。有的老同志長年住院，在同病魔搏鬥中堅持寫作，兩三千字的一篇感懷小文，竟費時一年有餘。每念及此，令幾位編者老人涕淚不止。

記得1946年春，野政機關駐武安縣伯延鎮，得知陳斐琴部長結婚，新娘子是我們文工團的女演員李佩琳。美術組因為什麼事，沒有趕上參加婚禮，第二天幾個人才趕去祝賀。兩位新人都不在，各自忙工作去了，屋子裡冷冷清清的，幾乎看不出剛剛操辦了喜事的氣氛。那時候，女同志有誰嫁給了騎馬的（即指高級幹部），議論可就多了，說女方不過是為了虛榮，是貪圖享受，行軍有馬騎了。陳斐琴深得文工團同志的好感，用現在語言講，他人氣正旺，這一樁婚事居然沒有受到什麼抨擊。就我所記憶，李佩琳婚後沒有得到什麼特殊享受，騎一騎馬是有的。夜色朦朧中，有人牽了一匹馬在路邊等候著，待文工團隊伍上來了，隨即聽到陳斐琴部長壓低了聲音說，佩琳同志！換著騎一會兒吧。聽他的語氣，你很難分辨這是一位領導對下屬的關愛，還是一位丈夫對年輕妻子的體貼。他把妻子扶上了馬，警衛員牽著韁繩先走了，陳斐琴隨後深一腳淺一腳，追趕著隊伍。

陳斐琴有一篇文章，記述了劉伯承元帥從事翻譯著述的情況。劉帥在戰爭中失去了一隻眼睛，身負幾處戰傷，常常不顧年高體弱，抓緊戰鬥空隙，在一盞麻油燈下，用放大鏡進行翻譯。更大的困難是，他手頭只有一部古老的《俄華詞典》，這部詞典里許多漢譯令人啼笑皆非，把俄語「混成旅」一詞譯成了「雜種旅」，把「地主」一詞譯成了「員外」。本來，他可以向八路軍前方總部參謀長左權同志請教，左權是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的高才生。1942年6月，左權在太行山反掃蕩戰鬥中犧牲，劉伯承失去了這位俄文老師。此後他搞翻譯，主要依靠一部《露和辭典》（即《俄日詞典》），他可以通過日文中的部分漢字，去揣摩原詞的詞義。遇有日文漢字和漢文原意不相符合的，或是用日文字母書寫的，他搞不通，就寫一張紙條，讓警衛員拿去，問機關里懂日語的同志。陳斐琴並沒有寫明，機關里懂日語的同志，不是別人，正是他本人。有時，二野司令部和政治部駐地很遠，劉司令員派人送紙條來，馬跑得一身大汗。紙條用毛筆豎行書寫，字跡工整，抬頭寫著「陳斐琴同志大鑒」，落款「劉伯承頓首」。我明白了，陳斐琴的文章是有意模糊不清的，避免了提及自己的名字，他如何擔當得起「劉伯承頓首」這一句言語呢？

每出版一本書，陳斐老都要簽名送我一本，特意留給我的一本《劉鄧大軍風雲錄》被別人拿去了，他竟捨得自己手頭使用的工作本給我了。封面上寫著：「工作本，不外借，外借一次請付五十元。」寫明付款數，無非是要別人免開尊口，不可能外借的。見我無論如何不敢接受，又說讓我先拿去看，等有了再版書送我一本，把工作本換回去。1991年中秋，我們夫婦去探望陳斐老，他送我一本《劉伯承軍事理論探索》。他心血管出了問題，卧床很久了，由我雙手捧著書，他在扉頁上寫了「徐懷中惠存」幾個大字，簽上了名。字不是寫出來的，是畫出來的，他頑強地堅持一筆一畫，極力要寫得工整，無奈筆畫安排得總不是地方。這些年來，陳斐琴一直在透支著自己的健康，卻一直沒有放在心上。他幾次住進海軍醫院，居然可以說服值班護士，同意他在病房熄燈以後，到護士值rｅad.９９ｃsw•com班室去編書。

每年的八月十五和春節，我們忘不了去看望陳斐琴老人。雖然我們夫婦倆也早已經步入了老年人的行列，還只能是以晚生後輩的誠意和恭敬，站在病床前問候老人。陳斐老1990年突發腦溢血倒下，所幸救治及時，至今頭腦清醒，聽覺尚可，只是失去了語言能力。子女們可以作翻譯，也不過一知半解。老人說的什麼？像是很重要的一句話，他一再重複著，孩子們終於無法翻譯出來。老人不得不放棄了這樣的努力。只是張著嘴天真地笑著，如同一個嬰兒。

「三反」「五反」運動當中，查出西南軍區文藝單位鋪張浪費嚴重，陳斐琴作為主管部門負責人，受到了行政降級處分。這個處分是他自己寫報告申請下來的，儘管他一向生活儉樸，堪稱模範，但他覺得不能因此推卸自己對下屬單位應負的領導責任。鋪張浪費是極大的犯罪，背一個處分也不能說冤枉了他。不過，換了另一個人，怕就未必願意作出申請處分這樣一種選擇。大女兒陳東告訴我，「文革」初期，她因公從兵團回北京，在長安街轉來轉去幾個小時，思想鬥爭很激烈。到了北京，怎能不回家看看呢？要回家去，又怎麼和父親見面呢？一個大叛徒，只能是劈頭蓋臉地批他一通，可她無論如何開不了這個口。終於還是回家了，父親不在，已經集中起來，就要送往幹校去了，這一下陳東鬆了一口氣。當天傍晚她要返回兵團，坐在公共汽車上，遠遠發現父親和被集中管理的許多人一起，在營房旁邊一個空地上幹活兒。他搬著一塊很大的石頭，一步一步往前挪動著。陳東說，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他是一副凄苦的樣子，看上去倒也正常。相反，父親幹得興緻很高，認真極了，顯然還帶著勞動的喜悅。陳東說，這樣倒反讓她有說不出的心酸，她偏過頭去，不敢再望著父親。大家無不稱讚陳斐老，說他在順利的時候，總是平平淡淡，從不張揚自己。身處逆境，同樣平靜如常，給人感覺，他的承受力實在是超常的，是無限的。也有人出於同情，卻從反面作出評論，說陳斐琴這樣一味承受而默默無語，不應該看作是他的一個優長之處，只能說是他性格上的一個軟弱盲從的缺陷。和陳斐老相識多年，我有這樣一個想象，彷彿此人站在那裡，地上便會映倆影子。一個是他真實的身影，此外還有他個人歷史問題帶來的陰影。無論他走到哪裡，無論他的年齡如何增長，即或他已經癱瘓在床上，總還是有兩個影子跟隨著他。

1989年11月20日，小平同志會見了第二野戰軍戰史編輯修訂人員，到會的有宋任窮、秦基偉、陳錫聯、陳再道等二野著名將領。陳斐琴作為修訂領導小組副組長，也參加了會見。當他上前和小平同志握手時，介紹的人把他的名字說成了陳裴琴，小平同志糾正說：「他不叫陳裴琴，是陳斐琴，他是一個編書人。」

陳斐琴的夫人李佩琳，和我是一輩人，是我的同團戰友。解放戰爭初期，我們堂堂第二野戰軍政治部文藝工作團，只有三個女演員。所有老年婦女的角色，固定由一位年齡稍長的女同志擔任，所有少女少婦，固定由另外一位略小几歲的女同志擔任，所有媳婦大嫂這類角色，都由李佩琳擔任。平時看上去，不過是軍隊大院里普普通通不講究穿戴的一位老太太，你哪裡會看得出，這是當年我們文工團唯一的「青衣」台柱。她能演話劇，能唱歌劇，能唱京劇，還能唱河北梆子等幾種地方戲，以山西梆子為最拿手，大有郭蘭英之風。那年得知李佩琳腎衰竭，我們夫婦倆趕到醫院去看望她，見她情況不好，不想第三天就上路遠行了。在陳斐老面前，我們當然絕口不提佩琳，老人也從不提起。他的大女兒陳東講，她們告訴老爹，媽媽需要長期住院治療，不可能接她回家來。父親一生最容易相信別人的話，所以五年過去了，至今依然信以為真，從未提出過疑問。我的判斷正相反，五年之久竟沒有提出疑問，恰恰說明，他毫無疑問地肯定老妻已經辭他而去了。老人避免提及此事，總是用默默的笑容感染著一家大小三代人，照例分發給了每人一個好心情。陳東說，老爺子躺在床上八年多read.99csw.com了，誰也沒有特別意識到家裡有病人。陳斐老以嬰兒般的笑容，代替了語言，這其實是更為豐富、更為生動，又更易於理解的一種以不變應萬變的人類語言。我忽有所感，彷彿我們並不是站在一位老人病床前，而是站在潭柘寺那一株古銀杏樹下。樹榦空了，四周又生髮出了氣根，高大的樹冠依然是一片蒼翠。站在樹下，便可以感受到截然不同於其他場所的那種和煦清新的好氣息。

戰爭年代，早有「劉鄧大軍」之說，劉伯承、鄧小平兩個名字，已由一條歷史的綵帶接在一起了。已經出版劉的每一本書里，其實也都寫到了鄧的。從1987年，人民解放軍建軍六十周年紀念日起，楊國宇、陳斐琴聯合上海文藝出版社，共同發起了編寫小平同志經歷的徵文活動。開始定名為《三山見聞》，從太行山、大別山、寫到把紅旗插上喜馬拉雅山。以後，確定把時限放寬，從1938年寫到1965年，跨度二十八年，後來成書便定名為《二十八年間——從師政委到總書記》（楊國宇、陳斐琴、王傳洪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陳斐琴住進干休所后，有了一間小小的書房，窗外有兩棵石榴樹，於是他為自己的書房取名為「榴妍書屋」，以諧音取「劉伯承研究」之意。現在不只是研究劉，還要研究鄧，陳斐琴想到，「榴妍書屋」應該易名了。他向楊國宇建議，在兩家窗前各栽兩棵柏樹，兩家書房統一取名「雙柏書屋」。楊國宇拍手說，我怎麼就沒有想起這個好主意，他當即鋪開宣紙，提筆為「雙柏書屋」題了新匾。隨即買來了樹苗，兩位老人興緻勃勃地親手栽種起來。他們大發雅興，還把記述劉鄧的幾頁原稿，深深埋進樹坑裡去，以作紀念。他們希望以自己的筆跡，滋潤兩株移栽的柏樹，儘快披滿新綠。

第二野戰軍流傳這樣一種說法，說我們二野出了五大才子。是哪五個人呢？開列出名單，可就有若干種不同的版本了。較為普遍的說法是：三、四、五兵團各一位宣傳部長，加上野戰軍政治部前後兩位宣傳部長，一位是任白戈，一位便是陳斐琴了。任白戈赫赫有名，是上海左翼作家聯盟的宣傳部長，各方面素養很高，大家都知道的。陳斐琴，一般人不大熟悉，只知道他會日語，是八路軍前方政治部敵工部的部員，突然調他到宣傳部領導崗位上來，野政文工團的同志不免感到意外。以後才知道，他早年便就讀於上海藝術大學，后留學日本帝國大學，主修莎士比亞。最近，我讀到《現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略》一書，和《新文學史科》第79期林煥平先生的回憶文章，對陳斐琴在日本的情況有了進一步的了解。1933年冬，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恢復東京支盟，在代代木開了成立大會，成員便有陳斐琴，那時他使用姓名是陳松。京支盟創辦了文藝雜誌《東流》，陳斐琴是由五人組成的編委會委員之一。《東流》的宗旨，以發表有進步思想的小說和散文為主，在東京編輯，由上海雜誌公司出版。他還是東京「國際戲劇協會」的主要成員。陳斐琴由敵工部轉而主持宣傳文化工作，應該說是他歸隊了。

從陳斐琴的任職情況看，並沒有因為歷史問題失去了組織的信任。特別是劉伯承、鄧小平以及其他領導同志，一直是很看重他的。進軍西南后，他仍然擔任第二野戰軍暨西南軍區宣傳部長，並曾兼任過聯絡部長和青年部長，一身三任，佔了政治部一小半，這是很少有的。西南軍區撤銷時，陳斐琴奉調北京，被任命為總政「解放軍文藝社」主編，以後調任海軍文化部長。但是，在某種情況下，便顯示出了第二個影子對他的實際影響。1955年全軍授銜，他被擱置了很久，以後才授給了上校軍銜。按照陳斐琴資歷等各方面衡量，授上校顯然尚有斟酌的餘地。如果說有第二個影子，過去只是存在檔案里，現在則是由他自己扛在肩上的兩塊牌牌，標明了這樣一個事實的存在。軍銜制度，無疑是軍隊正規化建設的一個重要舉措，對少數人來說，卻構成了一個嚴重考驗。有人覺得自己授銜低了，死活不|穿軍服，說丟不起這個人，個別人甚至採用更為九*九*藏*書聳人聽聞的方式以示抗議。陳斐琴戴著上校牌牌，出現在大庭廣眾場合，出現在彼此熟識的同志面前，總是自自然然，看不出有任何一點不自在，不平衡。想來，拖延太久才為陳斐琴授銜，反而讓他有時間做好了必要的精神準備。不！並非事到臨頭，他才來做精神準備，他對自己的第二個影子，從一開始就有了透徹的認識，遇事後退一步，不給自己找過不去。不！這一類問題，也不可能是靠消極克制所能解決的，克制只能作用於一時，終於要爆發出來的。應該說，這是一個人的整體素質所決定的。陳斐琴深受溫、良、恭、儉、讓傳統觀念的浸潤，加之《論共產黨員修養》的熏陶，具備了足夠的免疫力，從來就沒有得失計較的病苦。從旁看來，他近乎苛待自己了，而在他本人，卻是順理成章事情，從沒有表現出任何委屈情緒。

平漢戰役中，有一個解放戰士王克勤，經過訴苦教育，很快成了一名戰鬥英雄和官兵團結的模範人物。《解放日報》1946年12月10日為此發表了社論，題為《普遍開展王克勤運動》。陳斐琴部長及早組織我們到王克勤所在部隊體驗生活，創作了歌劇《王克勤班》。有多少次，部隊是在集結地觀看了這個歌劇的演出之後，懷著和劇中人息息相通的一腔激|情奔赴火線的。那一兩年間，我們還連續創作演出了歌舞劇《挖工事》、歌劇《兩種作風》《呂登科》、話劇《趕走紅毛鬼子》等等，此外還排演了歌劇《軍民一家》《白毛女》《血淚仇》以及《孔雀東南飛》《廉頗與藺相如》等一系列傳統京劇節目。那段時間，可以說是我們二野文工團的一個戰地黃花的金秋季節，在每個人的履歷表上，留下了永遠值得回味的一頁。每當老戰友們談論起這些事，總是會記起陳斐老，他觀看我們演出無數次了，下一次總還要到場，總還是那麼有興緻，總還是和觀眾一起熱烈鼓掌，樂此不疲。

陳斐琴正是遵照劉帥那種謙虛審慎、一絲不苟的極端負責精神，來完成編寫工作的。為深入研究，他曾不辭辛苦，重訪太行山、大別山，重訪第二野戰軍往返馳騁的「四戰之地」中原戰場。凡劉帥讀過的書，陳斐琴都要找來讀。一些古代兵書買不到，就借珍本抄錄，他至少手抄過四十幾萬字。他發現劉伯承青少年時代，受梁啟超影響很大，就把這位飲冰室主人所有的著作都買到了手。別人不會了解，年復一年的緊張編寫工作，又是他博覽飽學的一個連年豐收的過程。及至後來，他的文章竟自覺不自覺地透露著梁啟超早期政論文的餘韻。劉帥一篇講話里，有這樣一句話，「不教而戰，是為善之」。陳斐琴搞不明白，不經過訓練而投入戰鬥，反倒是為善之，為什麼？他遍查《孫子兵法》《易經》《孟子》《中庸》《大學》《十三經索引》等書，找不到這句話的出處。第四天深夜，他忽然想起，劉伯承喜歡讀諸葛武侯的兵書，立即下床，撲到書架上去找。果然，《諸葛亮集》里有這樣一段話：不習而戰，百不當一，習而後戰，以一當百，故仲尼曰：不教而戰，是謂棄之。陳斐琴據此斷定，劉帥的原話應該是：「不教而戰，是謂棄之；教而後戰，是為善之。」后經多方面核對，是記錄稿把中間的八個字記漏了。許多搞軍史戰史研究的學者說，陳斐琴他們編寫出版的數十冊書，應該得到足夠的評價，只講他們「搶救」和整理出了這樣大規模珍貴史料，就已經功不可沒。陳斐琴往往等不及出書，提前把全書列印出來，分秒必爭地分送給許多研究人員參考，又分送給一些軍旅作家藝術家們創作文藝作品。試想，如果沒有這幾十本書，劉伯承軍事思想研究，以及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史研究，將會遺留多少空白，無法填補。

陳斐琴是1911年生人，大革命時期，已經是一名青少年共產黨員。「四一二」事變后，曾在香港被捕入獄，到部隊來，這件事自然是要受到審查的。由於陳斐琴心地坦誠，毫無保留地把情況講清楚了，也沒有給黨組織造成什麼損害，所以組織上接受他的請求，於1941年10月重新吸收他入黨了。我先前聽說，一般人承擔不了介紹人的責任，是由一二九師政委鄧小平當的介紹人。以後才知道，這個傳聞不準確，實際上是由羅瑞卿和楊奇清兩個人介紹的，當然小平同志肯定也是點了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