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認為這具裝飾性的金色人體和帕台農神廟雕帶上的人體一模一樣。藍色腰布，碩大的乳|房，紫色的大海，海面上漂著珊瑚。他不為所動，儘管顏色豐富而奇異。他跟弗雷德麗卡說，他希望雌雄同體最好處理得更模糊一些，隱晦一些，不那麼直白，然後叫她看一幅靜物畫，標題是「靜物。宴請，1888年。」畫中的物品包括兩隻梨和一束鮮花，放在鮮紅色的盤子上，盤子周圍一圈是黑色的。落款寫著「馬德萊娜·伯納德」。亞歷山大跟弗雷德麗卡說，高更曾經喜歡過這位年輕女人，他用當時流行的手法畫過她的肖像，賦予她極其難得的雌雄同體的完美特徵，兼具強烈的感官享受和難以企及的自給自足。弗雷德麗卡根據畫冊的資料告訴他，那些花果就是馬德萊娜的化身，兩隻梨是她的乳|房，那些花代表她的頭髮。「還可以用另一種方式來解讀。」亞歷山大說，此時他興趣盎然，「你可以認為梨本身即雌雄同體，它們也有男性的特徵。」「頭髮也不只是她的頭髮，對吧？」弗雷德麗卡大聲說。她的話讓一些旁觀者感到震驚，更多的人則覺得有趣。「你想捍衛你的形象吧，亞歷山大？」「是歲月。」亞歷山大說得很平靜、客觀。他們周圍的人越來越多，好像他們是旅遊團的講解員。

「哦，我有我自己的特點。我理解20世紀50年代，但實在接受不了40年代的風格——墊肩、縐紗、童花頭，算了吧。我覺得只有戀母情結的人才會喜歡，那是上一輩的打扮，見鬼了，我們是不是跑題了？沒辦法，這是我喜歡的話題。」

丹尼爾想到了死去的安·馬圭爾，跟那個荷蘭牧師的妻子安娜·凡·高一樣，也將一個夭折的孩子的名字給了一個新生兒，將希望寄托在新生兒身上。不過，凡·高家族特別喜歡這幾個名字，西奧多勒斯、文森特，然後又是文森特、西奧多勒斯，一代又一代，不斷循環。這個家族還有一個類似的特徵，他們的臉型都差不多，濃眉毛，深藍眼睛，高顴骨，大鼻孔。在19世紀70年代，英國有一家人在教堂墓地寫下他們一個兒子的名字沃爾特·科尼利厄斯·布里頓，在這個墓地，他們還葬了三個兒子，一個五歲，一個兩歲，一個兩個月，還有幾個年紀在他們之間的女兒，一個叫珍妮特，一個叫瑪麗安，一個叫伊娃。

弗雷德麗卡停下腳步，仔細瞧了一眼。那是莫奈4的《安提布岬》。藍色和粉色的旋渦無形地形成了海水和海風。「畫畫，」她記得普魯斯特5筆下虛構的畫家埃爾斯蒂爾曾說過，「要做到看見又看不見」。要把我們與物體之間的光線和空氣畫出來。「親愛的，丘吉爾……」另一個老太太掰開抓在她胳膊上的手指，「不是這個檔次的。」她緊張地看了看弗雷德麗卡，又瞥回畫上的署名。

「大家又要勒緊腰帶了，好吧，我長大了，有錢了。」他們看見丹尼爾朝他們走過來。

「大家又要勒緊腰帶了，你倒有錢了。」

「我覺得很滑稽。」弗雷德麗卡說。

下一幅是《摘橄欖的人》。丹尼爾的心思不在這裏。他想起在冰冷的國王禮拜堂里看到一頭金紅色的直發，比弗雷德麗卡的更黃，但不那麼嫵媚，發卡一鬆開，那頭直發就插到衣領裏面去。他看到一片雀斑，感覺像一塊6便士大小的棕色補丁，在顴骨和眉毛中間遊動，那臉型相當剛硬。在寒冷的禮拜堂里，他聽到性冷淡的聲音響起：「聖嬰降生……於是，赫羅德怒火中燒。」她低下頭，唱得走調，那些無辜的人像在殺豬，相互折磨著。

1976年8月，一輛載有一名愛爾蘭共和九*九*藏*書軍槍手（這個槍手可能已經死亡）的汽車衝上人行道，撞死了馬圭爾夫人的三個孩子，八歲的喬安妮，兩歲的約翰，六個星期的安德魯，留下一個七歲的兒子馬克。人們感到十分震驚，不僅因為死了這麼多人，更是因為這些人遭受的都是無妄之災。馬圭爾夫人的妹妹和一個朋友一起建立了「和平人民」組織，對於他們勇敢的開端和悲傷的結局，這裏便不再詳述。後來，安·馬圭爾去了紐西蘭，在那裡生了一個女兒，取名喬安妮，但受不了文化差異，又回去了。報紙上都稱她是「和平媽媽」，其實她不怎麼參与「和平人民」的活動。她向法院起訴為去世的孩子主張賠償，也為她自己的精神損失要求賠償，人們通過錄音聽到她說了幾句話，其中一句是說，當時給予她的賠償簡直是「施捨」。到了開第二次聽證會那天，人們發現她已經死了。丹尼爾從廣播報道得知一些消息，大體是說「她喉嚨上有傷口，但排除他殺」。報紙上的說法存在一些分歧，有說用樹籬修剪刀的，有說用雕刻刀的，有說是電動雕刻刀，有說是自殺。至於她的自殺動機，法醫的意見是「比較費解」。對偶然性頗有研究的丹尼爾覺得他看懂了一點門道。

「沒錯。」

一面長長的牆壁上掛著一排凡·高的畫，包括一幅《詩人的花園3號作品——阿爾勒公園的夫妻》，他沒見過那幅畫，但見過小尺寸的印刷品，所以認得出來，落款上也有寫明。他坐下來，看見一條分岔的小路，冒著金黃色的熱氣，一棵大松樹上垂下藍色、黑色、綠色的松針，樹枝展開，直至被畫框生生截斷。樹蔭下走著兩個端莊的人，手拉著手。後面是綠油油的草地，還有幾棵天葵，像一攤血。

海面上波光粼粼。在畫冊里，約翰·豪斯引用了莫奈的話，將蓋著雪花的乾草堆周圍的光線，形容成包裹了一層面紗。他還引用了馬拉美6的話，「我認為……只能暗示。說得太直白，就抵消掉讀詩四分之三的樂趣，詩歌要慢慢品味才有趣。暗示，可以造夢」。這不是讓弗雷德麗卡有共鳴的觀點，她恰恰喜歡直白。不過，隨著她往下面多看了幾眼，便被畫面精緻而流暢的顏色震住了，尤其是海上藍粉色的旋風，還有神秘草堆四周被菱形切割的灰白光環。她在畫冊的空白處潦草地做了一些筆記。

高更的《有斧頭的人》。「這幅適合你，」弗雷德麗卡瀏覽著介紹牌，對亞歷山大說，「雌雄同體，約翰·豪斯說的。不，是高更說的。你覺得呢？」

凡·高對事物的概念和他的也不同。黃椅子，除了刷子和顏料，也不只是一張黃色的椅子，而是十二張買給即將住進黃房子的藝術家們的椅子。房裡雪白的牆壁上掛著的向日葵畫閃閃發光，就像陽光透進哥特式教堂的彩色玻璃。這不只是一個比喻，更意味著文化、宗教、信仰、教堂。事物之間總是存在聯繫。《詩人的花園》，掛在「詩人高更」的卧室里，它的意義就不止於一幅畫。

「你說你有威廉的消息？」

他走近弗雷德麗卡。

亞歷山大看見她朝他走來。十幾個女學生正埋頭填寫調查問卷，很多問題答一個詞就夠了。亞歷山大一直對服飾很有研究，他發現弗雷德麗卡的穿著打扮變了，這些年輕人的著裝則是那個年齡段的弗雷德麗卡的翻版，而弗雷德麗卡的新風格與年紀變化不無關係。她穿著傳統的深色羊毛兩件套，上衣是顏色柔和的幾何圖案，有綠色，也有意想不到的秸稈棕色，腰部收緊，起到ｒeａd•９9ｃｓｗ.com裙撐的作用，長裙垂到膝蓋。領子上豎著一圈荷葉邊，卻不顯得盛氣凌人，頭戴著一頂天鵝絨小帽子，可以挂面紗，但她沒有掛。淡紅色的頭髮在脖子後面梳成「8」形髮髻，讓人想起圖盧茲-勞特雷克畫得很好的一個咖啡館常客。五十年代和後印象派有一定的關係，亞歷山大覺得。她走過來親了他一下。他提到那些年輕人的打扮。她非常感興趣。

「丹尼爾還是老樣子。」亞歷山大說。

「謝謝，算了。」

「現在我有錢了。」

「他引用《聖經》的話，肯定別有用意。」丹尼爾說。

「肯亞。正要去烏干達救濟飢荒吧，我想。」

他沒有為安·馬圭爾祈禱。他不是那一種牧師。他象徵性地揮動他的大拳頭，但頗為無力，對面若隱若現的力量強大，於是他繼續工作，那是他的工作。

「挺好，」弗雷德麗卡看了他一眼，「那麼現在看畫吧。」

她從帕拉迪安風格的大理石樓梯走上來。一個畫家停下來跟她親了一下，一個記者向她招手致意。這次展覽的組織者約翰·豪斯幾乎是躍下了樓梯，旁邊有個穿松綠色寬鬆外套的小女人陪著。他又親了弗雷德麗卡一口，含糊地介紹了那個女人的姓名，說她是同事，又在介紹弗雷德麗卡時說：「弗雷德麗卡，很抱歉，我不知道該怎麼稱呼你，現在的女性捉摸不定。」弗雷德麗卡不想追問那個女人到底姓甚名誰，她已經對陌生人沒有了興趣，除非能夠確定那是有實際價值的人。她猜想約翰·豪斯的同事是一位藝術史學家，不過她猜錯了。那位同事看著弗雷德麗卡，但顯然心思不在她的身上。約翰·豪斯向她介紹這次畫展的來龍去脈，說到有些畫來不及掛出來，例如《雅各布與天使搏鬥》，牆壁上還留著空白，有些畫的效果則出乎意料。弗雷德麗卡仔細聽著，然後繼續往前走，在嘉賓簽名簿上籤了名——弗雷德麗卡·波特，廣播三台，評論家論壇。她要了一本免費畫冊，然後慢悠悠地朝跟亞歷山大約定好的會合點走去。

「他在哪裡？」

「先看看這些畫吧。放鬆一些。」

「嬉皮士。」丹尼爾說。

「有愛心。」弗雷德麗卡說。

「沒那個心情。」

「明信片有沒有說回來的事？有什麼計劃嗎？」

「我們得談談。」丹尼爾說。

弗雷德麗卡和亞歷山大就自然的超自然主義進行了一番討論。丹尼爾看著粉紅色的天空、扭曲的樹榦、銀九_九_藏_書色的葉子和富有韻律的大地的色彩——褐黃色、粉紅色、淺藍色、紅棕色。弗雷德麗卡同意亞歷山大的看法，這些橄欖不由得讓人想起橄欖山、客西馬尼園，那時，凡·高還是一個非神職牧師的兒子。雪鬆通常是死亡的象徵。丹尼爾純粹出於禮貌問凡·高為什麼瘋了，是不是被逼的？亞歷山大說那可能是一種癲癇，冬天的寒冷強風和夏天的酷熱會產生大氣電子干擾，讓癲癇惡化。或者也可以用弗洛伊德7的理論來解釋。他把哥哥夭折的責任攬到自己身上，他的名字本是那個哥哥的。他的出生日是1853年3月30日，那個夭折的哥哥文森特·凡·高出生於1852年3月30日。他要逃避家庭，逃避那個夭折的第二自我，逃避自我身份的不確定性。他曾經寫信給提奧說：「我希望你不姓凡·高。我本不姓凡·高。我一直將你看作『提奧』。」丹尼爾說，弗雷德麗卡說橄欖樹中間隱藏著痛苦，但他看不到。亞歷山大接著「上課」，他說文森特曾經反對伯納德和他的兄弟在客西馬尼園的畫上加入象徵基督的元素，他也撕毀過自己的畫，最後將這一切映射到橄欖樹上。他向丹尼爾介紹那些凡·高在聖雷米畫的可怕的枯萎的樹，解釋畫上的紅與黑。丹尼爾說，很奇怪，為了讓人們高興一點，精神病院居然沿著牆壁種了那麼多果樹。那些樹立在粉紅色和綠色的光環下，頭上有小東西飛過，就這樣被固定在光影之上，幾縷瞥視之間，隨意的筆觸之中。

「親愛的，我知道。鉛筆裙、蝙蝠袖毛衣和尖頭高跟鞋，女孩們抹上鮮紅的口紅，挺著堅實的小屁股踉蹌而行。我記得，我曾以為口紅已經徹底過時，過度化妝的夢已經醒了，就像在劍橋的時候，絲光棉大行其道，我也曾經認為塔夫綢就要退出歷史舞台了。你還記得嗎？」

「我一直在努力。我去了國王禮拜堂參加禱告。」

「一張明信片，沒錯。」

「像他那樣的傢伙有什麼用，沒有受過訓練，沒有醫療……去了就是多一張嘴。氣死我了。」

她有時會希望威廉別寫給她，直接給丹尼爾就好了。有時候，她會跟自己說，那些明信片中，有一兩回寫在練習本上撕下來的紙上，其實就是寫給丹尼爾的。不過，她認為表面的意思也很重要，不能看得太透徹，那東西就是寄給她弗雷德麗卡的。

丹尼爾總是這個樣子。他穿得和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一樣，寬鬆的燈芯絨褲子、厚重的毛衣、工裝外套，都是黑色的。和許多蓄絡腮鬍子的男人一樣，他已經開始慢慢謝頂，要知道，從前他的頭髮可是烏黑茂密。不過，他的黑鬍子還是繁密堅挺，體形也依舊緊實魁梧。在這裏，他看起來有點像畫家。他揮了一下捲起來的報紙，向弗雷德麗卡和亞歷山大打招呼，並表示外面很冷。弗雷德麗卡親了他一下，說他的打扮像渾身臭味的人，但實際上在他身上聞不到一點氣味。亞歷山大的身上則散發著歐仕派沐浴露的氣息，以及一種令人愉悅的舒爽溫暖。他光滑的棕色頭髮和以往一樣濃密，不過已經出現銀絲，閃閃發光。

「他對我有偏見。家人都對彼此有偏見。」

「見鬼。」她說。

「不用擔心，」丹尼爾說，「我先走了。回頭見。」

修女們一直在爬樓梯，永遠悄無聲息。

什麼青春活力？亞歷山大心想。我想我當時有點低落。1890年7月，寫下這段文字兩年後，凡·高開槍打了自己的小腹，這樣的自殺死得慢。1954年，有時間強迫症的亞歷山大就讀過了凡·高誕辰百年紀念版（1953年）的《凡·高書信集》。他當時已九_九_藏_書經三十七歲，《黃椅子》上演的時候，他就超過了三十七歲，超過了凡·高去世時的歲數，而20世紀40年代時，他就想到濟慈3去世時歲數也沒他大。他感覺活著真好。這不是廢話嗎？普羅旺斯永遠青春！他想到那些公路，密集，寬闊，熱騰騰，把那片土地切成了一塊塊。接著，他把注意力轉向永恆的麥田和橄欖樹林。

這些橄欖是1889年在聖雷米的精神病院里畫的。

他在嘉賓簽名簿上籤下名字，字跡非常優美：

「當然。」

「別胡說。你呢？你不隨大流，反而要復古嗎？」

「你還沒有怎麼看畫呢。」

「你還記得20世紀60年代的模仿潮嗎？我們去國家肖像館，從印度教宗師、少將到王室大管家，基本都是一個樣子。對於模仿，大家都是很認真的。大家越來越相像。像我的人越來越多。」

他跟著另外兩個人進入一個陰暗的房間，那裡展出低地國家的藝術。遠處的牆上，修女們戴著白色燕尾帽登上灰色的樓梯。阿姆斯特丹的勞里埃格拉赫特十分昏暗，閃著微光，蒙德里安9的《夜晚》有點陰鬱，天上雲很多。這些他都喜歡。和文森特一樣（儘管他不知道文森特是否說過），他長著「北方人的腦子」，在生理和精神上，對黑色、棕色、深淺不同的灰色以及黑暗中的白色，他的反應都很強烈。「這個國家的畫家幹得最漂亮的事情之一，就是黑暗中都透著光芒。」人在荷蘭的文森特在信中這樣說。對於畫修女的畫家澤維爾·梅勒里10，畫冊說他「創造了一種光，否定了我們對事物的直接視覺體驗，那是心靈的內在光芒……」丹尼爾習慣了這種語言，這是他的精神食糧，他每天或者每周都要進食一次。他知道什麼叫黑暗中的光芒，對於這種比喻性的語言，他已經不再信任，亞歷山大也不喜歡這種語言，不過後者更喜歡的是準確、具體的說法。佈道的時候，他從來沒有做過比喻，也沒有做過類比，他更傾向於用活生生的例子，用現實的教訓來警醒新信徒。不過他喜歡荷蘭人黑乎乎的畫，這樣的畫能引起他的共鳴。

「跟我們去福特納姆和梅森喝咖啡吧。」

「沒錯。」

丹尼爾買了一張票，還掏錢買了一本畫冊，他不知道這是為了什麼。他想他是來和弗雷德麗卡討論某些管理問題的。他知道她認為他需要藝術。他腋下夾著一張摺疊的報紙，頭條新聞的標題是：和平媽媽死了。他聽到壞消息會不舒服，年紀越大越不舒服，這或許是他自己也想不到的。他看了看，但沒有看到那些畫。他看到一片罌粟和玉米地，讓他想起凡·高的《豐收》，這幅畫被弄成了大大小小的版本，到處都有——醫院走廊、候診室、學校辦公室，基本都掉了顏色，像無處不在的幽靈。他常看到這片肥沃的田野，也在不止一家精神病院的休息室里，看到過塞尚棕綠色混雜的幾何形狀的灌木叢。真奇怪，他想，因為凡·高本人就是在這種地方因精神錯亂而絕望地自殺。九_九_藏_書這些田野不平靜，而是過度興奮。丹尼爾對於精神病人的耐心已經今非昔比。雖然丹尼爾比亞歷山大小十四歲，但他也習慣把自己當成一個倖存者，一個被打得遍體鱗傷、面目全非的倖存者。

一位用語音導覽器參觀的老太太越走越興奮，她拉起另一個老太太的胳膊。「嘿，你看，這是丘吉爾畫的，叫……『安提布岬』。」

「有時我希望他能變一變。」弗雷德麗卡說。

「有一次，」丹尼爾說，「我在查令十字醫院，有個小孩服藥過量死了，醫院按正常程序灌腸，但這個小孩的肝臟實在承受不住。我剛好在那裡，走在無盡的走廊上，想著該怎麼安慰那個深度自責的媽媽——她是個無能又愚蠢的『巫婆』，這種情況只會更糟糕。女孩的屍體放在擔架車上，從我身邊推了過去，屍體上的被單蓋得嚴嚴實實，推車的幾個護工穿著柔軟的靴子，戴著鬆軟的耷拉著的塑料浴帽。他們從我身邊過去，正準備進門的時候，有個護工抬頭看著我，那張臉分明就是我的。我嚇了一跳，好一會兒才緩過來。他的頭髮都塞進了帽子里，不然也不像我，至少沒那麼像。『你好，』他說，『來幫你爸爸的忙啊？』我就問他在忙什麼，他說就在世間行走，來來回回。然後擔架車被推了進去，我跟著進去，那個媽媽開始號啕大哭，威廉說：『好吧，我走了，這邊留給你。』我問：『你去哪裡？』他說：『跟你說過。來來去去。』此後我再也沒見到過他。」

「我倒是覺得他挺有用的，他有他自己的方式。你對他有偏見。」

亞歷山大不擔心弗雷德麗卡不會來。她已經沒有遲到的習慣了。生活將她磨礪得守時，甚至體貼。六十二歲的他隱隱約約地覺得，他已經太老了，日子過得太安穩了，不管是她或是別人，都不會再惹他心煩。他很肯定她會來，心裏暖洋洋的。他的人生曾有一項定式，各類人、事都太過明顯地重複，而她則粗暴地拒絕融入他的生活。她曾是個麻煩、威脅、折磨人的傢伙，但現在她是個朋友。是她提議他們倆一起來看凡·高畫展，培養一項新的定式，刻意、做作但富有情操的定式。他的話劇《黃椅子》1957年首演，他不願太深入去想這件事，就像他也不願太深入去想所有他以前的作品。他盯著那個平靜卻飽含激|情的花園——一團明黃的筆觸，厚塗的翡翠色，濃密粗暴的藍綠色線條，孤零零的幾筆黑色的曲線，痛苦卻鮮艷的橙紅色塊。他很難找到合適的詞語來形容凡·高對閃光的物質世界的迷戀。如果他只敘述那些為人熟知的事——凡·高和高更2在阿爾勒黃房子里的吵架、這位向畫家提供必要的顏料和愛的遠方親戚、被割下來送給妓|女的耳朵、精神病院的恐懼——那他是在撒謊。起初，他想過可以平鋪直敘，不用形容詞，黃色椅子就是黃色椅子，就像蘋果就是蘋果，向日葵就是向日葵。有時候，他還是能看到原始的筆觸，所以任何關於花園的隱喻的理解都必須被消除。樹不是被剝去的黑色雙翼，天葵上也沒有血。但是，他做不到。他不知道怎麼開頭。向日葵這個名字本身就是一個隱喻，向日葵不僅向著太陽，本身就像太陽，是光明的來源。

她說話的語氣跟往常一樣強硬，叫他早點到，直接去第三間，說那裡可以看到好寶貝。所以他就來了。他是個傑出的公眾人物，也算是藝術家。他很聽話地穿過第一間（法國，19世紀80年代）和第二間（英國，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那天早上天空灰沉沉，室內的牆壁也是淡灰色的，展廳古色古香，十分安靜，燈光明亮，照亮油畫，感覺這裏真的有好寶貝。

「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