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切實地證明這個創傷的來源。」

弗雷德麗卡的思索深入著：引用文字是另外一種形式的拼貼文。引用，就如托馬斯·曼所說，是從語言文字的網路中撿拾、拼貼過那些老套的文化產品，卻反過來能給所謂的文化產品提供一種如紙片般又薄又脆的活力，一種脫離母體文本存在的獨立，並賦予文字確切而精準的含義。儘管相較於一般的拼貼文，引用自托馬斯·曼的這段話，聽起來就莊嚴肅穆，又充滿學術性，而且更有一股激越的生命力，或者說是一股不同的生命力。E. M.福斯特的「只有聯結」是一種陳詞濫調，D.H.勞倫斯的「一體性」也難以跳脫，另外，「只有聯結」和「一體性」在權力關係上也言之不詳。「當然也可以引用其他文本。」弗雷德麗卡心想。「貼合」這個概念的形體，時而清晰，時而模糊，在她頭腦中恍惚閃現，令她無法集中精力。「也可以引用報紙上的新聞報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創作就難脫與報紙的關聯，不過，即使載體相異，據實以報的內容到底是報紙新聞，還是小說創作呢？如果聯繫上下文，即使幼稚、率真如『我做了你也會在洗手間做的事情』這樣的文風，都難免隱隱約約地讓人讀得出引用的意味。引用式的寫作在某種程度上，是可被容許的，是受牽制的，是有貼合性的。」她腦中忽然有了一個主意：「我需要的是能記載摘要的索引卡片，而不是一個筆記本或練習簿，我得能夠隨時檢索、查閱。說穿了，我除了可以引用法務信函，也可以引用我自己為文學課寫下的關於托馬斯·曼或卡夫卡的講義，換言之，可以引用我自己的人生。未曾加工過的原始素材，有指導意義的人生軌跡。」

至此，弗雷德麗卡的練習簿，形態上已經變得與一般學生的摘錄簿沒有什麼區別，只是在她的練習簿里，竄動著一股不易平息的能量。一天夜裡，在衝動的驅從下，弗雷德麗卡記下了一段逸事：

於是，產生了這樣一篇文字：

柏洛茲的話言猶在耳：「所有的寫作實際上都是拼貼出來的，像是用頭腦讀取的一幅文字繪成的拼貼畫，不然還會是什麼呢？剪刀的使用讓創作的過程更加直觀，也讓創作的延展程度和演變程度一目了然。語意明確的古典散文可以完全用拼貼組合的方式寫作出來，對滿是文字的一頁進行剪切和重整，其實是將世人引向新次元，這也能夠使得作者將書寫升華成充滿電影感的分鏡描繪。隨著手中剪刀的移動，我們的官能感覺也隨著圖像在改變，從嗅覺到聽覺，視覺到聽覺，最後由聽覺到動覺。這就是蘭波『母音的色彩』引領的，還有，蘭波的『對感覺意識有系統地打亂』也是這個道理。最終在文字中要達到使用酶斯卡靈般的致幻效果：看到色彩、嘗到聲音、嗅到形體。」

「沒有詞彙能拼湊出下一句。」

「我也一樣。學校的日子似乎永遠都過不完，不斷折磨著我。現在我想問：當年那些同學人在何處——那些在孩子群里那麼成功那麼討人喜歡的人？」

他的神情顯得很是悲鬱，有點心灰意冷。他眉頭緊鎖，可能是焦慮開始發作，也可能是一種職業化的幸災樂禍吧。

她在練習簿上寫下一個字，並在字底下畫線，像是寫了一個書名。她寫的是「貼合」，她在腦海里為這個詞尋找一個可能的形狀，以及這個形狀可能存在的空間，然而，她還想不出什麼東西來。什麼是「貼合」？拼貼文某種程度上就是吧。貼合是一種形式，產生自對剪斷、碎裂后，以新形態存在的事物的再度組合。「所有的寫作實際上都是拼貼出來的，像是用頭腦讀取的一幅文字繪成的拼貼畫。」威廉·柏洛茲的話像針刺一般，在她腦中攪起一陣狂亂騷動，讓她一剎那間意識到一些事情：文字的核心在於，它們一定得是被使用過的，它們根本不必是全新的文字。要用文字表意，只需把文字重新組合。弗雷德麗卡越想越遠了——如果你寫下「龍巨」和「蟒大」，也許不會有人知道它們確切的意思，但當你寫下「巨龍」和「大蟒」，對「巨龍」和「大蟒」的感受，和圍繞著「巨龍」「大蟒」發生過的故事，以及敬畏、穿鑿、顏色、惡臭、鬆軟、殘暴，還有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尾隨或捕殺「巨龍」「大蟒」的那些人後，你會立即體會到：文字與人的關係就像龐大的風箏牽連在纖細的風箏線上，或者深海里的惡獸咬住了漁夫的釣魚線，當然文字是否會受控，得另當別論。弗雷德麗卡的思路再次回到拼貼文，她預見到：拼貼文對作者和讀者來說，在幾種情況下仍會「出錯」，那便是——對原本隨意的事物過分高估；對九-九-藏-書「瑣碎事物必定含有其意義」這種人類無謂堅持的過分信賴；大腦在慣性運作時無意識地拋出一些干擾理解的腦內垃圾；有些紙張在剪碎之後才發現紙上僅有的一個字已被剪得無可辨認。弗雷德麗卡急切地想告訴自己：如果你想要獲得一個信息，任何事物都可以成為一個信息；但是極目天涯海角，巡弋四面八方的一雙無論如何也要尋找到信息的眼睛，只能說那是一雙瘋狂的眼睛，一雙徒勞的眼睛。

弗雷德麗卡的增補仍未完結：

弗雷德麗卡佯裝兇惡地說：「一點也沒錯，我就是盲眼的命運女神。」

就像許多人快要被傷痛、困頓、惱怒的情緒引爆時一樣，弗雷德麗卡也想過：是否應該依靠寫作來控制或宣洩心中的痛？儘管控制和宣洩是一對反義詞，但對情緒調解來說皆可適用。她甚至還買了一個練習簿，隨時來記錄所感所想。她在買這個練習簿的時候，站在文具店裡對自己說：試著把法務信函的字句全都轉化成簡單的白話的英文，這樣自己讀了會好過一點。這個練習簿是金色的，包著綠色的塑料邊，封皮上印著紫色的花卉形幾何圖案，像我們在學校的美工課上學習畫的圖案一樣。細看，那是疊加著的一枚枚羅盤，圍繞著一個中心排列成花瓣的形狀，又像是一個半月形緊挨著一個半月形，就是如此抽象的一朵花。弗雷德麗卡在練習簿的第一頁寫了第一句話：

貝格比臉上閃過一絲凄愴：「但我們得證明這件事。」

弗雷德麗卡把三篇拼貼文——奈傑爾訴狀律師的信、對聯結的訴求、對一體性的謳歌，全部緊挨著，貼到練習簿上。

「我會向那些俱樂部打聽打聽，那個叫『蜜罐』的俱樂部，還有那個叫『尖角和流蘇』的。至少應該會有一個門衛——一個男招待員，又或者一個前任門衛——一個前任男招待員。基本上這些人都會避免做目擊證人，因為這對他們的就業信用不利。但他們或許會認識一兩個年輕女子，想要說點什麼話的年輕女子。從他們身上著眼，值得一試。我們得好好操作這個案件。」

「不。那是一個可怕的主意。另外，我也負擔不了，我負擔不起任何額外開銷。」

「但他不能奪走利奧！」

「我身上留有一個巨大的疤痕，是粉紅色的，每逢雨天都會隱隱作痛。」

這段描述比「我去了洗手間」那段有了顯著的進步：至少，這段裏面沒有「我」，而且寫出了個真實的故事，是弗雷德麗卡自己的故事。這給了弗雷德麗卡一種壓倒性的審美快|感，既是因為這些文字沒有令她立即作嘔，也是因為她覺得自己終於按照個人意願做成了，也做對了一件事——按壓著自己，逼出了一點像樣的東西。就像那兩個男人按壓著她的頭，她不置可否的是：「被按壓，是不是也是樂趣的一部分？」髮廊里的見聞、感受曾讓她難以釋懷，不過，在此刻卻成為她開心的理由，而且她有了好看的髮型。她把這一切與對拼貼文、培根肉切片機、尼采、布萊克和《分裂的自我》的思索做了對照，她認為她的個人體驗儘管不是其中的一部分，卻有著與之感知上的接近。她因此有了收穫。

她的想法延伸著：「但無可否認的是，對『只有聯結』的追求，那種浪漫情懷，即使是一點點，也的確存在於我的心胸中，我們人類本就是憑衝動行事的，所以我的決定中有著隨興的成分。唉，我又繞回這個總是一進來就走不出去的窘境中，我只想著要和約翰·奧托卡爾構築聯結，要和奈傑爾·瑞佛斷絕交往。」

弗雷德麗卡重新讀了一遍自己寫不下去的開篇文字。接著寫下去的慾望依然殘留，但伴隨著寫作慾望的還有一點噁心。這種寫作慾望彌留了好一陣子。有一次，約翰·奧托卡爾和她做了愛后睡去，她試著寫了一點東西，想釐清自己對他的感覺，想細究這個金髮男人躺在她的乳|房上沉靜呼吸的感覺，想推測日後他是否會到來，會停留，會定居，會消失；想搞懂自己會對他敞開心扉，還是緊閉心門，或是轉身拒絕，甚至像墨魚一樣突然噴出一團墨汁後撤離——這是她對情感關係中無緣無故退出那一方所用伎倆的習慣性比喻。「我愛他嗎？」她強迫自己寫出第一句，這是一個真實到無以復加的問題，但這短短几個字，在她視覺中有著激烈的存在感，還有，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以第一人稱單數的口吻寫就的連篇累牘，迅速地在她體內填滿巨大的厭惡感，這導致了她儘管才寫了一部分，就飛快地把寫完的部分從記事簿上扯下來，兇惡地將紙撕得粉碎，再立即丟進洗滌槽下面的垃圾箱中，和倒掉的茶葉、豆芽上剝掉的皮混在了一起。

「他無法奪走我兒子，對嗎？」

「但道聽途說是不能作為有效證據提呈的。」

弗雷德麗卡細細地讀起奈傑爾的，不，奈傑爾律師的信。

9月來臨，利奧和莎斯基亞要讀小學了。阿加莎和弗雷德麗卡一齊送兩個孩子去上學。利奧和莎斯基亞走路走得無精打采，但兩個小人兒始終手拉著手，走過灰突突、髒兮兮的肯寧頓街。威廉·布萊克小學是阿加莎挑選的，她向與她一同工作的教學委員會裡的學校審查員做了許多細緻的諮詢后，才選定了這所學校。學校位於黎巴嫩路，這是一個沒有種植任何樹木的街區，滿布著各色小商鋪，街區的中央就是學校所在處。威廉·布萊克小學是一座很高的暗色紅磚正方體建築物，窗戶灰濛濛的，豎著鐵窗欞，透過玻璃窗，可以模糊看到教室內部懸挂著紙做的鸚鵡、小雞、罌粟花和小雲朵。學校附近有一個大的瀝青操場，操場躲在冒著尖刺的鐵欄杆後面。學校有三個入口——每個入口都帶有宗教意味，修著哥特式的石拱門，安裝著厚重的鐵鎖門，三個入口門上緣的石頭上分別鐫刻著男孩、女孩和混血嬰兒的銘文。阿加莎說，儘管學校從外觀上看起來不過是一座令人不快的維多利亞式建築物，但它名望很高。阿加莎向弗雷德麗卡保證，這所學校的聲譽之所以高，就在於它教學法上的先進和創新。話雖這麼說，兩個女人的心還是被緊緊揪住，送孩子入學比自己入學還叫人擔驚受怕。兩個孩子雙手相扣，沒有太多表情。前一天，利奧才說：「我覺得，《糖果屋》童話中關於漢塞爾和格雷特最棒的一點是：他們是兩個人。他們兩人最後都平安無事，因為他們是兩個人。」學校里，大一點的孩子衝過小不點兒們，跑到了前面，到處是推搡、衝撞和叫嚷。學生們由各色人種組成：有黑色皮膚的，棕色皮膚的，白色皮膚的，還有說不清楚確切膚色的孩子。在「混血嬰兒」銘文下那個入口處的門階上，有一位接待老師牽著利奧和莎斯基亞的手，將他們倆帶進學校。這位接待老師是一個紙片人一般的姑娘，穿著一件草莓色的迷你裙，腳上是一雙黑色的漆皮踝靴，頭髮亮黃，如金燦燦的蒲公英一樣的顏色；她的嘴唇塗了一層油亮的唇膏，有點可怖；眼線塗得漆黑，像繞著眼睛畫了黑圈，還戴著假睫毛——她看起來就是一個巨大的洋娃娃。在弗雷德麗卡的預期中，那本應該是一位更有母性的老師形象，沒想到看到的是孩子群中一個稍大點的女孩子。這位老師是南丁格爾小姐，聲音溫和，透著通情達理的氣質。她把四人帶到衣帽間，每個小孩子都得到一個貼著動物造型的掛衣鉤，他們的名字寫在掛衣鉤上。利奧的掛衣鉤上是一頭獅子，刻著的文字是「利奧，獅子」。南丁格爾小姐告訴利奧：「你的名字是獅子的意思。」利奧說：「我知道。」南丁格爾小姐說她很滿意。莎斯基亞的掛衣鉤上是一隻毛茸茸的貓咪，刻著「莎斯基亞，貓」。莎斯基亞說：「我不想要貓，我不喜歡貓。」南丁格爾小姐四處找了找，給了莎斯基亞兩個選擇：一頭駱駝或一隻羊。莎斯基亞選了駱駝。「不過，它們會吐口水。」莎斯基亞對南丁格爾小姐說。南丁格爾小姐頗贊同地說：「對，我看過駱駝。它們挺任性的呢。」

同一個星期，弗雷德麗卡又添加了一段摘抄：

弗雷德麗卡急忙衝去見自己的訴狀律師。在阿諾德·貝格比的辦公室，她坐在被鐵絲窗網切割過的陽光里，她只聽得到自己的聲音，一種懇求、恐慌的聲音。

回到家后，弗雷德麗卡收到一封信，裝在很長的法務信封中。信封里是她的訴狀律師阿諾德·貝格比的信，同時封裝在內的還有被阿諾德·貝格比稱為「被告方」的奈傑爾·瑞佛對「上訴方」，也就是弗雷德麗卡那封離婚申請書的回應。阿諾德·貝格比在信中說：「如你所見，被告方對我們的申請書中所有重要事實的指控都予以否認，他的回應由他的訴狀律師代為謄寫，我已備為附件，提供給你參閱，他在回應中敦促你帶著和解與恢復夫妻同居權利的考量與他見面。他也對兒子的監護權提出要求。」

弗雷德麗卡此刻既瘋狂又壓抑，她抄起那把裁衣剪把蓋伊·泰格的信縱向地剪成兩半，又橫向地剪一次。剪來剪去，那封信成了一堆矩形碎片，它們再也不成一封完整的信，她陰鬱地看著這堆碎紙。一個文本被碎片化后，就像九頭蛇搖晃著九個頭。她拾起這些碎片，攤放在桌上，排出了一行字：一個在布羅克斯預科學校的快樂的小孩。她不由想起藝術系學生們對威廉·柏洛茲文本拼貼的寫作手法所產生的興奮感，弗雷德麗卡選取碎片，把蓋伊·泰格的信以相應結構拼貼成一篇新的東西，產生了新的「意思」：

「盲眼的命運女神手持可憎的修剪。」阿加莎說道。兩個女人啞然失笑。阿加莎引用的這句詩讓兩個人都似乎好受了一點。她們倆沒有討論為什麼一句詩會有緩解緊張的效用，但她們畢竟都是女人，她們兩人也受同一種文化的熏陶。

「利奧肯定會不適應的。」

弗雷德麗卡考慮著藝術系學生的話。這番論述既引人入勝，也令人排斥，是一種領會方式，也是一種表演方式。弗雷德麗卡自認是一個知識分子，受好奇心的驅動，思覺一致和融會貫通的愉悅也促動著她；弗雷德麗卡自認是一個知識分子，總體上她所處世界中的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聲稱一致性、連貫性已死，或疾呼世間諸事的規律本質上是多麼虛無縹緲：規律只是人定的，規律短暫又不穩定。但弗雷德麗卡無比明晰地意識到多重自我身份：她的人生好像正在翱翔，而飛著飛著，她的人生就要解體為各種不相干的零零碎碎：她的這種解體是為了從鄉村莊園和世俗家庭中掙脫束縛，換取自由；同時，她是一具為了躲避受孕的恐懼和災難，而在兩個月之內依靠化學方法來自保的麻木女體；另外，她是一具與一團橫衝直撞、體形矮小、滿頭紅髮的男性能量核相聯結的瘦弱女體，那具女體從眾人生活中的缺失，本身就意味著一種存在、一種爭取；她正越來越深刻地理解到：在結構關係上，英國文學與已經被尼采和弗洛伊德思想美化的歐洲文學是一半與之極力維繫，一半與之喪失關聯的；她是一個委身於地下室，錢不夠用的人；她不過是一段記憶，記憶九-九-藏-書成分上粘連著的最多的是莎士比亞，還有很多的17世紀詩歌，以及不算少的E. M.福斯特、D. H.勞倫斯、T.S.艾略特和浪漫主義作家，這些名目的作家和作品，曾一度被視為一種具有世界性的、人人應通曉的內容。但目前看來，這些不成知識財富，反倒像是叫人不安的一種精神負擔。她是一個離婚法庭的上訴方；她是菲莉絲·K.普拉特和里士滿·布萊書稿的評斷者；她是一個坐在書桌前重整著各式各樣字詞文段的女人，那些文字所使用的字眼和詞彙可以大相徑庭——法務信函、利奧學校寄給家長彙報學生們要學初等教育表音字母的通知信、利奧人生中第一次寫下的兩個詞——公共汽車和人類、出版社寄來的初稿和隨初稿附上的其他說明或相關交代——她為初稿寫的讀書報告，她為周刊寫的書評專欄，受制於書評專欄的出版要求，她不能使用太尖銳的字詞，因為就三百字的字數限制，她寫再多吹毛求疵的文字，也是浪費。在各種文體的浸淫和訓練中，她已經有了將注意力從一段法式煎蛋卷食譜描述迅速轉換到專題論文，從斯波克轉換到《聖經》再轉換到《瑞斯丁娜》的本事。語言圍繞著、搓磨著她，同時發出許許多多聲音，可以說沒有一種聲音是屬於她的，或者說所有聲音都是屬於她的。

「試著用簡練的筆觸，來描述一天。」

丹尼爾在聖西門教堂里值夜班。橘色街燈的光線穿透滿是陳年污漬、凌亂斑點的玻璃窗，在教堂內的石壁上投下一種彷彿含著酸性的喑啞光芒，有時又因路上一閃而過的照明車燈，這片亞光爆裂地掙扎，閃出一點不同的光焰。丹尼爾在一根維多利亞式的樑柱后，靜坐于陰影里，望著魯本斯《基督下葬》和霍爾拜因《墓中基督》這兩幅作品的複製畫，它們全都是霍利教士懸挂在祭壇上方的。今天的日期是10月28日，丹尼爾想要對一種邪惡的滅絕表達感激，並致以深思。在這一天，下議院在一場自由投票中，通過了謀殺刑罰法案，也就是死刑廢止法案。丹尼爾坐在不知為何物所霸佔的一團黑暗中，回想著盛大慶典上的甲胄華服，回想著隆重其事的宗教儀式，回想著以他人痛苦為樂的人間殘暴，回想著今天被一筆勾銷的一切。他非常明白，自己現在所感受到的一切——包括他初次體會到的面對死亡時的苦痛，其實本質上都不是他對死者的同情之心——儘管某種程度上，他對死者有一份憐憫。他曾想象過也親眼見過一個男人或一個女人站在被告席上，眼神直勾勾地看著法官的黑帽子，任宣判的字字句句隨意敲擊著鼓膜，但也不得不做一些作為生者始終要做的事情，比如走回牢房、進食、說話、排泄、呼吸，但作為一個被宣判將死之人，那個男人或那個女人的存在不是一種未知，而是一種確知，倒數十天、九天、八天、七天、六天、五天、四天、三天、二天、一天，倒數十小時、九小時、八小時、七小時、六小時、五小時、四小時、三小時、二小時、一小時，倒數十秒、九秒、八秒、七秒、六秒、五秒、四秒、三秒、二秒、一秒，命運會攜著頭套和繩索而來，直逼死囚拖著形同已死的兩條腿往絞刑架、往圈套中挪移。雖然說死亡就是死亡，但這種死亡卻是尤其詭譎、可憎的，原因在於它的確定性，在於它是一種公共處決和公開執行，在於它的非自然性，而這與其他所有謀殺致死行為具有相同的非自然性。但是，死亡總歸是死亡，丹尼爾心想：「許多人痛苦地等待著去死，所有人前仆後繼踏上歸路。」公開進行的肉體懲罰最令他驚駭的一點是，恐懼藉此被散播到全社會中去，儘管這是一整個社會在處決，在共謀，在裁斷。邪惡的氣息流竄在法庭官員、男警、女警、律師、法官的呼吸中，他們聚合在一起，必須執行「導致死亡」的這場叫人作嘔的鬧劇。同時，那股惡之戾氣在囚牢里，在獄警和其他目睹死囚瀕死掙扎的囚犯身上也嗅聞得到，戾氣點燃的是僥倖的眼神或病態的恐慌。不過看別人受苦所引發的快|感刺|激著媒體，也在那些快要作嘔的、深受影響的人心中激發出一般情況下難以想象出的畫面——無論是像殺人狂一般的喜悅，還是充滿血腥味的正義怒火，或是如活在恐怖中的受難者一般，都能得到一種不甘、懼怕、毀損的身份認同——這可能是丹尼爾小時候的自我情感投射。在卡爾弗利的時候，丹尼爾曾見到過一個哭哭啼啼、身體抖個不停的男人，那個男人以前是個牧師，曾經出席過卡爾弗利監獄的死刑執行，在一陣由負疚、驚悸、嫌惡交雜而成的情緒中，他徹底喪失了理智。「一個能製造出這種機制的社會，是一個生了病的社會。」丹尼爾想，「但也不能稱之為非人類的社會，純粹是因為殘忍是人性的表現，殘忍是我們人性的一部分，而不是其他任何一種生物的天性。」而黑猩猩那種「戰爭販子」的殘虐行為，在丹尼爾的時代還沒有被發現。

「他們都沒有親眼看見我受虐，他們是在之後才見到我的。」

讀完奈傑爾訴狀律師的信，弗雷德麗卡又讀了自己律師的信。信上說原本為她的離婚聽證會定好的日期已經被推遲了，因為被告方申請獲得更多時間進行準備。弗雷德麗卡打開了棕色的小信封，裏面是克拉布·魯濱孫成人教育學院寄給她的一張支票。最後一個信封——就是印著維多利亞拼貼的那封——打開后，她看到一張來自「離經叛道畫室」的邀請函，這是戴斯蒙德·布爾寄來的。布爾對拼貼畫越來越執迷，信封上仿古的天使娃娃和花朵只是他的小試牛刀。他正在創作一幅將人的面孔層層疊加的大型作品，面孔不限古今，挑選自報紙和繪畫，比如羅伯斯庇爾的眼睛長在瑪麗蓮·夢露的臉上，這張臉生在布隆奇諾筆下那頭代表著「欺詐」的怪獸長著鱗片的長尾上；又或同樣是坐姿，但羅斯福的照片被移花接木到提香所畫的教皇保羅三世的坐像上。這幅作品目前還在一個極其混沌的創作過程中，有些部分似乎處理得索然無味，有些部分則慧黠得驚人。布爾很得意地認定，弗雷德麗卡現在願意隨時造訪他的畫室，成為他的床伴。「她喜歡我的作品，她喜歡我。」布爾似乎胸有成竹，「只要她喜歡這兩樣，接下來的就水到渠成。」弗雷德麗卡這邊，因為約翰·奧托卡爾的緣故，她不傾向於認為和布爾發|生|關|系會損害法律賦予她的任何自由——反正和約翰·奧托卡爾早已發生了關係。她對和布爾做|愛這件事有點蠢蠢欲動，似乎也是為了證明自己和約翰·奧托卡爾並不存在羈絆。自從和約翰·奧托卡爾上床以後，她便開始服食避孕藥，這讓她體重不斷增加，脾氣也越變越差，也可能不是避孕藥的關係，她的生活才是增重和壞情緒的根本原因。她吃了差不多兩小袋避孕藥，每天都吃，9月吃完了一袋，10月吃完了另一袋，避孕藥吃完了兩個月，約翰·奧托卡爾也差不多銷聲匿跡了兩個月。戴斯蒙德·布爾這明目張胆的約請因此顯得更有誘惑力了，弗雷德麗卡心想：畢竟，避孕藥不能白白浪費。

這一頁寫完后，也被撕爛了。即使弗雷德麗卡覺得寫作似乎稍有一絲趣味了，卻還是被噁心的感覺壓制住。

「我們應該期望事情不必走到那一步，那樣你兒子就不會去寄宿制的預科學校。我會跟戈特利律師好好研討一下這個案件。同時，你必須盡量找到能描述你丈夫脫序、殘酷、好鬥行為的人，比如女傭？我們還必須去醫院取證。你的朋友是否曾目擊過你丈夫對你施暴？」

弗雷德麗卡很明白：「我這是在胡鬧，我沒有好好想事情。我不過是將嫁給奈傑爾的過錯，歸咎於E. M.福斯特和D. H.勞倫斯而已，那明明是我自己對兩性結合的某種渴望，是我對聯結激|情和散文的試探。而事實上，或者說某種層面上，我嫁給奈傑爾，是因為恰恰相反的原因，是因為我想讓事物保持分離的狀態。我能想到性|愛的有益、性|愛的美好，美好比有益要高明多了，我也能想到因為奈傑爾那麼富有，所以我大可不必變成像我母親一樣的家庭主婦。我想到：我身體的器官和我心中的想法都能夠一如往常地安然運作，嫁給奈傑爾，只需要和他在性|愛，在我拒絕成為家庭主婦這兩點上進行商榷……我的確是咎由自取，不管命運將什麼加之於我——這也包括了利奧，利奧不是我的負疚，我應該對利奧盡職盡責。」

一個月過後，她又寫道：

弗雷德麗卡打開厚重的大裁切書寫紙，閱讀「被告方」的信。

「我丈夫還往我身上丟過一把斧頭。」

兩天後，她記述了另一件逸事：

她沒有向阿諾德·貝格比報備自己和約翰·奧托卡爾的事情。她選擇「隱瞞」的原因很多，這些原因互相牽連、環環相扣，也會導致一連串「不必要」的後續反應。比如，貝格比會認為她在針對是否發生過通姦、失檢或法律規定已婚婦女不應有的行為進行自我陳述時，有欺騙嫌疑。弗雷德麗卡感覺會受到貝格比的道德判斷，與約翰·奧托卡爾發生性關係在她自己的認知中並不重要，但在貝格比的評斷下會是相當要不得的一件事。另外，一旦把約翰·奧托卡爾這個人的存在告知了貝格比，就相當於將自己和約翰·奧托卡爾的關係正式確立，有了確鑿感，而這或許並不是她自己或約翰·奧托卡爾本人想要的那種「蓋棺定論」。所以，弗雷德麗卡的觀念里，和約翰·奧托卡爾不是通姦，這聽起來太嚴肅了，他們倆只是單純的性|愛。「單純的性|愛」似乎能規避法律視線的嚴苛檢視，如果法律上對於「通姦」和「失檢」的理解有某種價值上的偏袒，那麼，「單純的性|愛」的意味則相當鬆散，因為它經不起放大觀察或討論，「至少是不用作為呈堂證供被明說的」。弗雷德麗卡對此頗有些驕矜，但同時困擾著她的是：「事實上，我找不到任何像樣的語言來向阿諾德·貝格比描述我和約翰·奧托卡爾的關係。」

弗雷德麗卡在「貼合」兩個字下面，緩緩寫下：

丹尼爾就這麼坐在教堂里，破壞著自己的頭腦，從敘事到戲劇性，他從中擷取各種元素，對自己的思維發動著攻擊。他清醒地分析著這些事情，也嘲笑著他總喜歡嘲笑的那句話：「你將會被從頸部懸吊，直到死亡，願上帝寬恕你的靈魂。」丹尼爾想象著法官宣判死刑時所戴的黑色帽子，想象著法官桌上擺著的一束小花，想象著囚禁死刑犯的暗無天日的牢房，想象著依納爵·羅耀拉教導他的信徒們在受難苦路的朝聖之行中想象著耶穌的心境，做更深層次的冥想，在大腦的暗室里、在血液中、在汗滴間、在碎骨處、在穢物上、在疾呼下、在無力的肌肉里、在吐著唾沫的圍觀人群中、在荊棘冠冕的刺痛里、在無力躑躅的大腿和膝蓋上、在從腳趾痛到心髒的每一步挪動間，依納爵·羅耀拉讓信徒們將愴痛、掙扎中的耶穌形象栩栩如生地重現於眼前，重現於現實。這些畫面是多令人髮指啊！而這種令人髮指又不在於蓄意荼毒或扼殺的居心和衝動，卻是在於將一場凌遲折磨布局、轉化成一個獵奇景觀，並引發路人紛繁觀覽情緒的「匠心獨運」。靜默于黑暗中的丹尼爾其實看不清楚魯本斯畫中那沉重的、珍珠光感的、僵硬屍化了的肉身色彩，也辨不明霍爾拜因畫中陰冷、鬆弛延展、皮包骨般的遺體細節，這兩位畫家都精於描繪肉體，了解肉體的美和複雜性，擅長調和玫瑰色和蠟色，擺布藍色和灰色，操弄陰影和亮光。他們在畫各自的那幅作品時，捕捉的是肉身腐爛過程中的某一時刻，畫家們倚恃畫技，撩撥著筆端的美學發想和創作快|感。他們是愛屍身的，愛到好像在對死亡的沉靜凝眸中，那屍身一瞬間復活——僅此一瞬，爾後再無復活之可能。「這就是基督，這就是聖人，一個受盡折磨又被處以極刑的人。」丹尼爾心想，「不過，人們經過生命的種種之後，來藝術里尋找上帝是對的，畢竟在繪畫中，人們對惡的認知從態度上說是愚魯冷漠的，從情緒上說是生氣勃勃的，從情勢上說是孤注一擲的，從道德上說是自以為是的。」隨便吧，只要邪惡得誅，感謝什麼都是有道理的——特別是在這樣的世道下，在這樣的時日中。即使過了很多年後，當20世紀60年代的自由被世人再度提及，丹尼爾想起的還是1965年10月28日這個寂靜、幽暗的夜晚。那個夜裡，當他掃除了頭腦中有關停屍房和酷刑室的想象，從冤魂的凄厲又急促的喋喋不休中奪回自己的頭腦後，他在那個被夜色塗滿了深藍色的圓頂屋裡，找到了柔軟、清凈和釋然的自己。

律師們重視的是以精準明確、不含歧義的描述，導出不容置疑、無懈可擊的結論；因此，弗雷德麗卡用律師信「寫」出的拼貼文比起有些辭藻富麗的拼貼文，欠缺了一份美感，但是這篇拼貼文相當程度上反映了她的迷惑、她的困窘，也揭示出她對奈傑爾的訴狀律師為粉飾奈傑爾樂善好施義舉所舉論點和論據的真實看法：那無非是一派胡言。但經由這篇拼貼文，她終於自己找到了藝術系學生非要推介給她的威廉·柏洛茲，她領悟到藝術系學生引用的柏洛茲的話的真意：

這是弗雷德麗卡的又一段引用：

她漫無目的地思考著，要不要試一試拼貼文。她有這樣的想象：把離婚的不幸遭遇和為離婚必須進行的生硬談判，全部都剪成碎片，合成一篇胡說八道的日記，這篇日記搞不好會像算命的水晶球一樣，偶爾泄露出天機，比如「我的當事人不照顧這個小孩」之類的讖兆。想象歸想象，弗雷德麗卡心中有座天平，所以她不覺得這樣的胡思亂想能給她帶來任何正義的滿足感。問題是，蓋伊·泰格先生的當事人非常照顧這個小孩，也願意照顧這個小孩，這就是癥結所在。而除此之外，一個聰明如弗雷德麗卡·波特的女人——準確地說，是曾經聰明如弗雷德麗卡·波特的女人，怎麼可能身陷如今這一團泥淖？她自嘲地笑了起來，翻出文學課講義的複印件，找到論述福斯特和勞倫斯作品中「完整性」和「一體性」的部分。她從講義中把這幾頁抽出來，以威廉·柏洛茲可能會稱允的方式，切成片狀。先是縱切，再是橫切，然後重組。這個拼貼方法讓弗雷德麗卡對勞倫斯產生了妙趣橫生、狂想曲般的新觀點：

「很多小男孩都有過寄宿生活，而且平安順利地從宿舍中走了出來。」貝格比停頓了一下，「比如說我，」他又停頓了一下，「可能連法官也是一樣。」

後來，她又在練習簿上寫了這樣的短句：「我恨我。」這可能是她寫下的最有趣的一句話了，然後，她補贅了幾個極有思辨性的字：「為什麼？」接下來，她給出自己的答案。

阿加莎·蒙德來到弗雷德麗卡所住的地下室，帶利奧上學。今天輪到她送孩子們上學，她也順便拿來了弗雷德麗卡的信件。兩個信封很大，顯得第三個棕色信封再小不過，第四個信封上印著小巧的維多利亞拼貼——拼貼上是天使頭像和紅腹灰雀，一朵百合和一朵玫瑰。利奧正在和他連帽夾克上的拉鏈糾纏不休，還不準別人幫他。他在那兒皺著眉頭生悶氣。弗雷德麗卡當時在利奧身後，她把自己的壓力和義憤以耳語的方式，嘀嘀咕咕地透露給她的好朋友阿加莎，這些有關利奧的竊竊私語就從利奧的頭頂上飛了過去。弗雷德麗卡快速撕開了那兩個大信封，並不是因為她急於知道信裏面寫了什麼，而是因為她憂懼信中內容——難以名狀的憂懼總是比無知和受限的感覺要糟糕得多。其中一封信是奈傑爾的訴狀律師蓋伊·泰格寫來的，信是通過弗雷德麗卡自己的訴狀律師阿諾德·貝格比寄來的。當然，信的內容是關於利奧的——這已經不是第一封這樣的信了。奈傑爾似乎正發動起一連串法務信函的持續攻擊。這些信都不是他自己寫的，因為語言不是他的溝通媒介。他從來沒有給弗雷德麗卡寫過一封信，所以就算弗雷德麗卡想要一盒奈傑爾寫給她的已死的舊情書來疑神疑鬼或悔恨嘆惋也做不到。貝格比隨信附上的便箋說奈傑爾通過律師發的這封信應當被深思熟慮。弗雷德麗卡當著利奧的面沒辦法明說什麼，她只好拿起那把她平時幫利奧剪小紙人的裁衣剪，假裝要遞給阿加莎，也順便舉起那封信，晃給阿加莎看，繼續壓低嗓門向阿加莎暗示這封信的毀滅作用。https://read.99csw.com

阿加莎和弗雷德麗卡對老師和孩子們說了再見。她們走到大街上，撞上一群飛奔向學校的孩子。阿加莎再次向弗雷德麗卡保證這是一所好學校：「學校建築可能有點不像樣，但你看到掛在教室外走廊上的學生手工作品了嗎？」那是一整班學生親手做的裝飾帶，主題是《霍比特人》：有正在行走的戴著兜帽的矮人一族，矮人比爾博光著他毛茸茸的腳，手持直笛；白巫師甘道夫的白鬍子飄飄揚揚，身後跟著一堆熱情洋溢的夥伴；整個畫面的背景是崇山峻岭，洞穴的入口處是正注目監視的獸人，天際線上是零星的狼；還有一根樹枝，被肥大烏黑的蜘蛛佔據，樹杈間是精心編織的一片片蛛網；在整幅畫面的最角落處，是藏匿在洞穴中的惡龍史矛革，它的鱗片是學生們別出心裁用牛奶瓶蓋組合而成的——不僅如此，史矛革躺卧在一堆用彩色糖紙和小塑料彈珠拼貼成的金銀珠寶中。整幅拼貼畫可說細膩精美，阿加莎跟弗雷德麗卡說：「你認真看看這幅作品，能看得出來學生們得研究樹木的生長方式和蛛網的編織原理等，還要掌握透視技法，在材料配置上也得有相當的創造力。」在拼貼畫的上方，是威廉·布萊克詩歌的插畫，比如《羔羊》《老虎》《小男孩的迷失》《土塊和石子》，以此來彰顯、讚美學校的名稱。弗雷德麗卡回想起自己小時候嘆服道：哪有這樣的學校啊？她的確覺得這種新式學校叫人精神振奮，但她不確定利奧是否能夠適應群體生活。瓷磚鋪設的長廊里冰冷的聲音迴響、綿延，令人心寒。當弗雷德麗卡還是個小學女生時，她在學校里不斷被同學排擠和針對——她自小就是個孤僻、慍怒的小孩。「這會不會遺傳給利奧呢？」她有點擔心。她和阿加莎說：「我完全沒辦法過群體生活，學校令我厭惡。」

「你怎麼說都可以。他當然也可以說自己是寵愛慈愛和寬容大度的。他畢竟連你的背棄行為都可以包容，他還說想讓你回到他身邊。你必須能夠證明他對你足夠惡劣，以至於離婚成為一個理智判斷下的要求。我會讓你的辯護律師格里菲斯·戈特利在庭上要像鬥牛梗一樣戰鬥、爭取。我們亟須能夠為你所遭受的虐待做證的證人，還有當你丈夫遠離你，做出那些苟且行為時的證人。你會不會考慮聘僱一個私家偵探？」

一個星期之前，恰恰是死刑廢止法案通過的一個星期之前，在柴郡的海德鎮，二十六歲的倉庫管理員伊恩·布雷迪和二十三歲的速記打字員邁拉·欣德利，兩人被控謀殺十歲的萊斯莉·安·唐尼。萊斯莉·安·唐尼的屍體在兩人被控前，在奔寧山脈沼澤地的煤堆里被發現。伊恩·布雷迪同時被控謀殺十七歲的愛德華·埃萬斯。如果事件發生的時間稍有不同，丹尼爾經常懷疑：自己是否還會有這樣一個靜夜？

「不，他根本是惱羞成怒、毫不退讓。」

接著這一段，弗雷德麗卡又有補充：

弗雷德麗卡又依循舊法，用講義剩下的部分，完成了另一篇拼貼文：

「我不想讓利奧住進一個預科學校的集體宿舍，那太恐怖了，那是非正常的，我無法想象——他還那麼小……」

利奧終於拉上了連帽夾克的拉鏈，大獲全勝般拍起手來。他和莎斯基亞跟阿加莎一起離開了。

弗雷德麗卡的引用源源不絕：

柏洛茲還說：「人人都看得懂拼貼文，人人都可以創作拼貼文。這很有實驗性，因為你終於有了還可以做這樣一件新鮮事的感覺。就在此際，開始書寫，這不是什麼需要被探討或爭論的東西。」

「拿出勇氣來！」阿加莎出門前撂下一句。

「對法庭來說，把年紀這麼小的一個孩子帶離母親身邊，把監護權判給父親，將會是很不尋常的一件事——相當不尋常。但如果真的發生了，也只能說運氣太糟。我們必須確保這種事情不會發生，我們必須正面迎戰，既然你丈夫顯然已經開戰，我們應當回擊。在我的預想中，我以為他至少會對通姦坦承不諱——如果我們放棄指控他虐待，他可能對通姦行為坦白——這才是文明人的做法，但是我們必須小心謹慎，不能顯露出共謀的嫌疑，或者顯現出默許、縱容他的通姦——因為我們的法律系統中，必須有對立的兩方。瑞佛太太，法律要求一定要有有罪的一方和無辜的一方，法律也對主張離婚那一方持負面態度，並會極力證明到底哪一方在捏造證據，或對原本咬定事實卻突然翻供改口那一方採取不信任態度——當然上述情況不是目前已經發生或需要應對的。不過你丈夫的確極力在塑造充滿慈愛和寬容大度的形象。」

「許多問題的來源說穿了是詞彙。」然後，沒有然後了，弗雷德麗卡寫不出下一句。就其本身而言，這是尚可接受的一句話，雖然這是關於「詞彙」的一點想法，但沒有「詞彙」將這句話接續下去。一個星期以後，像狗碰巧叼到了老鼠一樣，弗雷德麗卡得到了下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