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宰相大臣因素。宋朝以樞密院分掌軍政，宰相府只管民事，宰相府與樞密院合稱「二府」，二府長官構成了廣義的宰相群體。宰相「佐天子而理大政」，「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同時擁有參与最高決策的權力和監督百官執行的權力。因此，不管是對於國家政策的制定，還是對於批評機制的維護，宰相的想法、說法與做法都具有風向標的作用。作為士大夫集團的領袖，宰相代表群臣引導、規諫皇帝；作為政府首腦，宰相大臣本身也要有容納批評的雅量。

北宋政治的三項核心特徵—分權制衡的制度設計、追求國家—社會平衡的政策傾向以及實施有效的批評糾錯機制—之中，制度設計具有較強的穩定性或者說惰性；政策傾向與批評機制的穩定性則是脆弱的，影響其穩定性的主要是人的因素，可以分為皇帝因素、宰相大臣因素和士大夫因素。

第三，士大夫因素。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意識形態賦予了士大夫教育、引導、規諫皇帝的權力與責任，士大夫引用儒家經典、天意人心與祖宗法度對皇權施行約束。這種約束，就其本質而言，屬於非強制性的道德約束。因此，作為一個整體，士大夫必須展現出較高的道德水準；或者更確切地說，集體的道德敗壞會使士大夫喪失約束皇帝的力量。衡量士大夫集體道德敗壞的標準，不是個別人物的道德水平，而是這個群體是否陷入「惡性分裂」。所謂「惡性分裂」，指士大夫群體分裂成為利益集團，集團利益超越朝廷國家的整體利益，成為影響個人與群體政治選擇的決定性因素，集團之間黨同伐異，互相攻擊，甚而至於水火不容、你死我活，其表現形式包括政治清洗、政治黑名單等。一旦陷九九藏書入「惡性分裂」局面，「忠義廉恥」必然變成虛偽的口號，士大夫必將跌下道德制高點，淪為權勢的奴僕；而皇帝也將失去超越性，不得不與更善於玩弄權勢的集團結合。一個王朝也就距離滅亡不遠了。

最後，以逐利為目的的政策傾向，斤斤計較的賞格罰條，過度依靠法度、忽略道德、抹殺官員個人能動性的用人方針，培養出工具性極其突出的「新官僚」，他們服從、高效、無心肝，只關心上之所欲，不關心下之所苦，其極端典型是神宗御筆親題的「內外理財之臣未有出其右者」的吳居厚。如學者指出：「官僚像商人追逐利潤一樣將新法推廣到帝國的每一個角落。他們日常所面對的正是利益的算計和官位的升遷。在這種背景下，一種新的士風開始形成。」仁宗朝歐陽修那種「但民稱便即是良吏」的為官理念，和「不見治跡，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為意」的行政作風，一時煙消雲散。

神宗與王安石相得「如一人」的千古君臣知遇，被當時的宰相曾公亮嘆為天意。這天意的背後，是君臣間共同的思想基礎—王安石與神宗都受到法家的深刻影響。南宋的李燾作北宋編年史《續資治通鑒長編》，記錄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即位之前，神宗曾親自抄寫《韓非子》。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王安石和神宗共同造成了北宋政治的法家轉向。

其次，王安石破壞了寬容政治共識，釜底抽薪，撤掉了批評糾錯機制得以發揮作用的思想基礎。北宋士大夫群體的「惡性分裂」出現在哲宗親政以後，然論其根源，則必上溯至王安石變法。王安石本人反對「異論相攪」，主張「一道德，同風俗」。在王安石的縱容鼓勵下，神宗不再承認批評是一種正向的力量，斥之為「流俗」，理直氣壯地拒絕約束。王安石提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之說：天變沒什麼可怕的，「祖宗」也不再值得效法，而一切反對變法的言論都是流俗，不值得留意。那還有什麼是可以約束皇帝的呢？王安石還告訴神宗，「上身」即「祖宗」（第13章），「活著的皇帝本人」就是「祖宗」，可以自我作古，而不必聽命于太廟中的死人牌位—神宗被徹底「解放」了，皇權被從無形的籠子里放出來，北宋政治從寬容走向了專制。read.99csw.com

第一，皇帝因素，包括皇帝的思想、道德和心理因素。皇帝制度之下，皇帝「享有至高無上，超越一切制度、法律的權力。來自臣下的任何限制，如果他想拒絕，都有權拒絕；他的任何荒謬決定，只要堅持，臣下都不得不執行」。只要不打破君臣秩序，就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對皇權實施強制性約束。作為皇權的行使者，「皇帝」具有雙重性。一方面，作為時間序列中「列祖列宗」的延續，和空間秩序中「代天理物」的人間統治者，皇帝代表著包括朝廷國家和社會在內的「江山社稷」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他應當做出符合上述利益的選擇和決定—這是「抽象的皇帝」。另一方面，皇帝又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人，巨大的權力讓他可以任意妄為、打破一切制度和傳統的約束；當然，這樣一來，皇帝本人、朝廷國家以及整個社會，都將付出慘重代價—這是「具體的皇帝」。「抽象的皇帝」通過「具體的皇帝」來表達，行使皇權。如何讓「具體的皇帝」更接近於「抽象的皇帝」，是皇帝制度的最大挑戰。在北宋政治中，「抽象的皇帝」應當尊重政策制定中的國家與社會利益平衡原則，避免個人私慾的過度膨脹；「抽象的皇帝」還應接納士大夫對皇權的約束，對批評採取開放態度ｒeａｄ•99ｃsw.ｃｏm，承認這是一種正向的力量。那麼，怎樣才能讓「具體的皇帝」做到這些呢？歸根結底還是要靠教育，包括本朝傳統的熏染、儒家經典的學習和士大夫集團特別是宰相大臣的引導。當然，教育不是萬能的，「具體的皇帝」的具體遭遇所造成的具體心理狀態，會影響甚至逆轉政治的方向。

倘若只是揭露細節、展示「偶然」，本書傳遞給人的信息則未免太過悲觀，彷彿人只能做「偶然」的奴隸—當時人逆來順受，後來者徒呼奈何。「偶然」的背後，還存在著非偶然的結構性因素，這便是政治制度與政治文化。

王安石變法導致了北宋政治的逆轉。當然，這一切不能只歸咎於王安石，逆轉的根源在英宗朝就已經埋下。漫長而艱險的即位過程造成英宗心理扭曲，行為失當。神宗少年即位，力圖為父雪恥，「大有為」之心呼之欲出。皇帝因素髮生變化，王安石作為宰相，只不過是逢君之欲，順勢而為。

我希望讓學術的回歸學術，以樸素的歷史學態度來觀察「王安石變法」—把它「回放」到當時的歷史情境中去，看做法，看結果。王安石的新法中有很多從「現在」看過去顯得非常「先進」「具有現代性」的做法，比如青苗法像小額信貸、免役法像現代稅制，然其本質卻是似是而非的。倘若「混淆了歷史時代的界限，任意地把古今中外的事物拉扯在一起」，所得的解釋就必然是「不倫不類」的。把新法中的某些做法從特定的歷史情境中「抽提」出來，用現代的邏輯去解釋、包裝，這種做法，是打著歷史的旗號反歷史，必須警惕。新法是由朝廷制定的國家政策，政策要實現，必須作用於社會。因此，要評價新法，必須看它在當時的實施效果，包括對朝廷和對社會兩方面的效果。總體而言，新法具有強大的斂財功能，與民爭利，「富國強兵」。但是，綜合目前已知的材料和研究成果，似乎仍難斷言新法在多大程度上對宋朝經濟造成了毀滅性破壞；個人認為，王安石和神宗的做法對於宋朝最大的損害不在經濟方面，而在政治文化方面。北宋政治走向了皇帝和宰相的專制，士大夫參政空間被極度壓縮，批評糾錯機制失效，腐敗橫行，朝rｅaｄ.99ｃsw.ｃｏｍ廷國家因而喪失了因應內外打擊的能力。國破家亡的慘劇雖然發生在徽宗—蔡京治下，根子卻在王安石與神宗。

北宋政治是皇帝制度下的王朝政治。皇帝制度之下，王朝政治以一姓統治的長治久安為最高目標，追求一個「穩定」—整個社會生產生活秩序的穩定，兩個「安全」—朝廷國家的統一與安全和皇權的安全。為達此目標，王朝政治的「理想狀態」應當包括下列內容：第一，國家制度的設計傾向於地方、部門、機構、個人的分權制衡，以確保皇帝和中央的集權。第二，政策制定要避免對社會的頻繁騷擾和過度壓榨，以「不擾」為善政，皇帝與朝廷國家必須承認並敬畏社會所具有的「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集體力量。第三，在政治運作中，一方面，皇帝應當保持其超越性，克制私慾，不受制於任何利益群體（比如後宮、外戚、宦官、權臣、勛貴、強藩），並具有良好的判斷力，兼聽獨斷；另一方面，士大夫要能夠有效地輔助皇帝治理國家，這種「有效的輔助」不僅僅是作為行政官員承擔治理功能，更重要的是要及時糾正皇帝的錯誤缺失，提醒皇帝統治中可能存在的治平隱患，防患於未然，弭患于已發，消除小矛盾，避免大衝突。

首先，王安石變法改變了北宋朝廷國家的政策傾向。「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在朝廷國家的目標與社會利益之間追求平衡的政策傾向消失了。不管變法派如何標榜「摧抑兼并」「凡此皆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但是神宗的府庫里積攢下來的錢物是事實俱在的。哲宗即位之初，戶部尚書李常算過一筆賬，「今天下常平、免役、坊場積剩錢共五千六百余萬貫,京師米鹽錢及元豐庫封樁錢及千萬貫,總金、銀、谷、帛之數,復又過半，」總計達一億貫以上。而這是在神宗對西北用兵、開疆拓土、長期消耗之後剩下來的錢物。變法的斂財本質不容否認。至於新法推行人員的違規操作對當地社會造成的損害，王安石的態度基本上是置之不理，只問其「實利」多少，「功狀」如何。處理程昉淤田「廣害民稼」案，處理王廣淵在京東強制推行青苗貸款案，皆如此類。九*九*藏*書

神宗朝的專制，按照時序，首先表現為「皇帝支持下的宰相的專制」；然後表現為「皇帝的專制」，宰相淪為高級秘書。南宋政治中特別突出的「權相」現象，即濫觴於此。這兩種專制在本質上都是皇權的專制。正如劉子健先生觀察到的，「從北宋末到南宋，原本分享的權力逐漸被皇帝和權相集中起來，官僚參議朝政的空間近乎于無，沮喪越來越普遍地成為士大夫的典型心態」。

以上述標準衡量，截止到仁宗朝的北宋政治，已接近於「理想狀態」，取得了皇帝制度下王朝政治的「最好成績」：第一，國家制度設計精良 ，近乎完美地實現了分權制衡，基本消除了強藩、宦官、權臣、外戚等因素對國家統一和皇權穩定的干擾，做到了「百年無內亂」。第二，政策制定顧及社會的承受能力，在國家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尋求平衡，避免過度擾民，所謂「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第三，批評糾錯機制實施有效，這套機制包括複雜精密的輿論、監察、信息溝通制度，以及包容批評的思想基礎和政治風氣—「最好成績」的政治不等於沒有問題，而是有問題能夠被及時指出，加以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