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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作為「文字」的史料

前言

三、作為「文字」的史料

我們所接收和使用的,就是這樣一批帶有強烈意圖的「文字」。我試圖穿透「字面」去努力接近真實。蘇軾的《司馬光行狀》《司馬光神道碑》《王安石贈太傅制》,蘇轍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書中都做了不同以往的解讀。執政初期即具呼風喚雨能力的司馬光,即出自蘇軾筆下,而那顯然是一個天大的誤會。蘇軾特彆強調的神宗對司馬光的特別知遇,同樣也無關事實,而是蘇軾的「建構」,這大概是蘇軾最具政治敏感力的文字了。《王安石贈太傅制》表面上看充滿了讚美,但仔細閱讀並與蘇軾同期的其他文字比對,便會發現蘇軾的皮裏陽秋。《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刻畫了一個剛愎自用、拒不接受不同意見並試圖打擊異議人士的「司馬相公」的形象,深刻地影響了後人對於晚年司馬光的認識,然而,聯繫寫作時間,便會發現蘇轍的真實用意—他要儘力撇清兄長與司馬光的關係,以求自保。排除「書寫九_九_藏_書」的偏見,才能接近真實。
研究宋代,所依靠的「史料」當然以宋人所遺留的「文字」為首選。本文所引的宋人「文字」,可以粗略地分為三類。第一類,南宋人編纂的北宋史,比如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王稱的《東都事略》。這類文字,雖今人以「史料」目之,在古人卻是史學撰述。第二類,宋代官私歷史記錄,官方記注比如皇帝的「實錄」、宰相的「時政記」、史官所修的「起居注」等,多已不存;大量存世的是各種私人記錄,比如行狀、墓志銘、神道碑。比如最早的司馬光傳—《司馬光行狀》是司馬光的學生蘇軾在司馬光死後不久受司馬家委託所作。相較於第一類,這類文字更接近「事發現場」, 理應存留更多的「原始信息」。第三類,當時人的詩文奏議,這類文字產生於「事發當時」,即便後來或有刪改,仍然保留了最多的「原始信息」。原則上,生產時間越靠前read.99csw•com,保留的「原始信息」越多,便越能傳遞真實。然而,事實上,「文字」與真實之間的關係卻要複雜得多。在很多時候,「字面所展現的」與「實際所發生的」甚至可以南轅北轍。堪破「文字」,方能接近「真實」。
作為「文字」的生產者、主要消費者和「文字」意義的闡釋者,宋朝的士大夫了解並重視「文字」的力量,「文字」是他們抒發|情感、表達思想、謀取功名、干預現實的工具。「文字」還是士大夫之間政治鬥爭的武器和戰場。哲宗朝以後,伴隨著士大夫的「惡性分裂」,「文字」中的戰鬥也越發慘烈。《神宗實錄》在太皇太后攝政時期已經修成。元祐六年(1091)三月四日,舉行進讀典禮,首相呂大防「于簾前披讀。未久,簾中慟哭。止讀,令進」,場面感人。然而,哲宗親政之後隨即推翻重修。紹聖元年(1094)四月,王安石的女婿蔡卞以為「《實錄》所紀,類多疑似不根」,請求重修;舊錄「盡書王安石之過」,新修則「請以王安石《日錄》載之《神宗實錄》」。「《舊錄》本用墨書」,紹聖年間重修,在《舊錄》上刪改,「添入者用朱書,刪去者用黃抹」,由此形成「《神宗實錄》朱墨本」—原本清楚的墨跡上朱書黃抹縱橫,就像是一場大戰之後屍橫遍野的戰場。南宋高宗時,在「朱墨本」的基礎上,再次重修了《神宗實錄》。三種《神宗實錄》,今皆不存。然而,透過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我們仍然可以清晰感知到「文字」中的刀光劍影。read.99csw•comhttps://read.99csw.com
2019年12月9日
是為序。
北宋政治的法家轉向隱藏在諸多偶然事件的背後,這些偶然事件和活動於其間的各色人等推動著北宋政治的走向,人物、事件構成了本書的主體。選取不同代際的代表性政治人物,以人物故事為線索探尋和描述北宋政治的演變軌跡,這是我為自己選定的北宋政治史研究路徑。北宋的政治代際可以粗略地分為五代:與太祖共同創業者為零代,趙普是其中的代表;掌政于太宗、真宗朝的政治家為第一代,代表人物為寇準和他的同年們;范仲淹及其同輩政治家為第二代,他們活躍于仁宗、英宗兩朝 ;司馬光、王安石屬於第三代,在神read.99csw.com宗朝接掌大政,主導了國家的命運;再往下是第四代,包括了著名的蘇軾、蘇轍兄弟和「奸臣」們—章惇、曾布、蔡京。我選擇的第一個研究和寫作對象是屬於第一代的寇準(已出版《千秋是非話寇準》,電子工業出版社,2011年),第二個就是司馬光(已出版《司馬光和他的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在寫作方面,我為自己設定的寫作目標是:第一,吸收融納既有的專題研究成果,體察「當時常識」,力圖構築整體性的歷史場景。第二,儘可能同情地理解、平實地敘述人物選擇及其命運。第三,文字敘述力求「光滑」順暢,內容的選擇則堅持「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的史學基本原則,史料依據、學術討論部分埋入註釋,以免影響普通讀者的閱讀感受。以上三原則,本書繼續貫徹。相較於前兩部,本書正文用了較大篇幅對「史料」進行辨析處理,因為這些辨析處理,直接關係到我們對那個時代、那群人物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