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老家不久，劉恕去世，終年四十七歲。可憐他的老爹，白髮人送黑髮人，是怎樣的傷心！劉恕在病床上仍然堅持修書，「每呻|吟之隙，輒取書修之」，但凡有一點好時候，就要工作。後來實在覺得不行了，才讓人把所有資料打包送回洛陽的書局。始終如一，劉恕是真君子！

為一個人、一部書專設機構，賦予種種特權，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不曾有過的。自有皇帝以來，還沒有哪一個皇帝的恩典用在了如此正當崇高的文化事業上！這就是宋朝之所以是宋朝的原因！

主動要求解散書局這樣的氣話，三十三歲的范祖禹會衝口而出，五十五歲的司馬光則想都不會想。對於小人的誣衊攻擊，司馬光已經習得了最聰明的對策，「不若靜以待之」，不申辯，不抗爭，絕不以任何方式撩撥對手。那麼，神宗究竟會做出怎樣的裁決？

司馬光是個太過方正的人，履歷簡單，乾乾淨淨，就像是正午陽光普照的大地，找不到一絲陰影。貪圖筆墨絹帛、果餌金錢，事情不大，然而對於一向以清貧自詡、自律甚嚴的司馬光來說，卻已構成重大打擊。司馬光會不會主動提出解散書局，放棄皇帝和朝廷的支持？

劉恕的政治傾向也與司馬光相同。他和王安石是舊相識，王安石愛惜劉恕的才華，想要讓他進入制置三司條例司。劉恕反對王安石理財為先的主張，堅辭不受，又多次當面批評王安石的政策和作風，最終，二人絕交。熙寧三年（1070），司馬光離京外放，劉恕說：「我因為正直得罪了宰相，現在我的長官也要走了，我怎麼能安心留下呢？況且我父母都老了，我不能久留京師。」劉恕的父親是歐陽修的同年，性格耿介，不願委屈心志迎合上級，五十歲棄官還鄉，在廬山腳下隱居。劉恕主動請求回南康軍老家做了一個監酒稅的小官，一邊照顧父母一邊堅持修史。

書局風波，有驚無險，給司馬光猛敲了一記警鐘，政治上不得志，是可能會影響到修史事業的。從此之後，他「嚴課程，省人事，促修成書」，加快了修書的進度。

完成《資治通鑒》是司馬光的人生使命，而要想在有生之年完成《資治通鑒》，就必須依靠皇帝的支持、朝廷的力量。「私家無書籍、纂吏（抄寫員）」，1,362年的歷史，需要調動的史料浩如煙海，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都不是普普通通的個人可以應付的，哪怕這個人是司馬光。司馬光給范祖禹回信，明確告訴他：「今若付光自修，必終身不能就業。」為了《資治通鑒》，保留書局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如今《通鑒》成書，司馬光怎能不格外懷念劉恕？可是他所能做的，也只有一杯濁酒，向南而祭！ 《通鑒》不朽，則劉恕不朽！從孔子作《春秋》始，修史的大多是這樣一種人：他們的理想在現世中無法伸張，只能整理過去的故事，希望為未來提供借鑒。孔子的《春秋》，到了漢代被捧上了聖壇，說是孔子預先為漢代立定的法度。一部極致簡潔的編年史如何能成為法度，這中間經歷了多少添油加醋、拐彎抹角、牽強附會！司馬遷作《太史公書》，書成之後「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生前並未公之於眾。可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不同，他奉皇帝的命令編纂，受到兩代皇帝的直接關懷照顧，編纂的目的也是為了皇帝，要資皇帝的治。那麼，他的皇帝又將如何報答？hｔｔps://ｒｅａｄ•9９cｓw.ｃｏm

一部史書為什麼修了這樣久？最簡單的回答，兩個字就夠了—認真！司馬光要求助手儘可能搜集所有的資料，「遍閱舊史，旁采小說」，然後編輯草稿，起草的原則是「寧失於繁，毋失於簡」，不怕繁瑣，就怕漏落。司馬光給自己安排的任務是斟酌刪減，把草稿上無關宏旨的內容刪去，讓歷史敘述呈現出清晰的脈絡。《資治通鑒》的每一卷、每一行、每一個字都經過了司馬光的審定，他絕不是「空頭主編」。《通鑒》的敘事，說什麼，不說什麼，怎麼說，都經過了司馬光的思考。而《通鑒》直接表達觀點的議論部分「臣光曰」，更出自司馬光的手筆。《通鑒》所展現的是司馬光眼中的歷史和世界，以及司馬光的歷史思考，所以，雖然有劉攽、劉恕、范祖禹的協助，但是司馬光仍然是當之無愧的《通鑒》作者，《通鑒》是司馬光的書！

范祖禹是誰？范鎮的侄孫，司馬光最親密的助手。他嘉祐八年（1063）中進士，那一年的考官正是司馬光和范鎮。這一層師生之誼加上司馬光與范鎮之間的深厚友誼，讓司馬光格外看重這個年輕後生。而范祖禹對史學又有著特別的愛好。熙寧三年（1070），就在司馬光離京外放知永興軍前夕，范祖禹入書局，追隨司馬光修《資治通鑒》。從那時起，范祖禹就一直守在開封的書局。本來司馬光離開首都，書局失去領袖，日子就不好過。如今勢利小人又造謠誣衊，把髒水潑到了司馬光和書局頭上，這讓范祖禹感到憤懣委屈。一怒之下，他給司馬光寫信，建議「廢局，以書付光令自修」，解散書局，不要朝廷的經濟支持，依靠自己的力量修書。而范祖禹本人情願放棄官員身份，追隨司馬光，獻身於修史這一偉大事業！

最終，神宗保留了書局，並且允許書局遷往洛陽，去追隨司馬光。這一切，都要感謝那位擔任書局通訊員的宦官，他奉命暗查，hｔｔps://ｒｅaｄ.9９cｓw•ｃｏm結論是「初雖有此旨而未嘗請也」，也就是說，皇帝答應給書局御用筆墨絹帛和果餌金錢，但是司馬光並沒有領過。皇帝給的這項特殊待遇停留在口頭上。

司馬光還沒有做出反應，范祖禹卻沉不住氣了。

在將近一千年以後，我們回望那個時代，大宋朝堂上下的明爭暗鬥、喧囂紛擾早已沉入深不見底的歲月之海，而《資治通鑒》靜靜地陳列在岸邊高台之上，傳遞著有關華夏過往的消息，享受著人類文明的禮敬。作為政治家的司馬光被遺忘、被臉譜化，作為《通鑒》作者的司馬光卻因歲月的打磨，散發出瑩潔的輝光。《通鑒》不朽，司馬光不朽。從這個意義上看，洛陽的閑居歲月倒像是老天的一種成全—對中國史學乃至華夏文明的成全，對司馬光的成全。然而，所有這些，都是後來人的印象，是淡化過程、省略細節之後的美好想象。《通鑒》的史學成就，就像是擺在人們眼前的一顆珍珠、一枚琥珀，真實美好；然而，過程之中的痛苦、死亡、掙扎與忍耐都隱藏不見。關於司馬光，關於《資治通鑒》，有一些細節是不應當被遺忘的。

司馬光回到洛陽六年之後，劉恕終於得到朝廷允准，前往洛陽與司馬光討論修書之事。劉恕水陸兼程，趕了幾千里的路抵達洛陽。七年未見，當風塵僕僕的劉恕站到面前時，司馬光忍不住老淚縱橫。劉恕瘦得幾乎脫形，在那樣大熱的天氣里卻冒著寒氣，說話一點力氣都沒有，唯獨眼睛里閃爍著堅定的光芒。劉恕告訴司馬光，他知道自己來日無多，生怕就這樣走了，便再也見不到司馬光，所以才拚死走這一遭。

劉恕在司馬光的獨樂園裡住了幾個月，和司馬光、范祖禹一起討論《通鑒》的編纂事宜。到十月，劉恕假期已滿，不得不啟程回南方去。初冬天氣轉寒，司馬光怕劉恕瘦弱的身體受不了路途的寒冷奔波，特地為他準備了衣襪和一張貂皮褥子。司馬光也不富裕，這貂皮褥子是身邊僅有。劉恕推辭不過，帶在了身邊，可是走到潁州又讓人送了回來。司馬光擔心劉恕苦寒，劉恕卻擔心司馬光受凍。

有一段時間，書局的三員支柱分在三處，司馬光先在長安、后在洛陽，劉恕在南康軍，范祖禹在開封，所有的討論工作都必須靠通信完成，充當郵遞員的有時候便是司馬光的獨子司馬康。為了讓范祖禹早日入門，司馬光給他寄去劉恕的稿件作為範本，可是這稿件也不能留在范祖禹那裡，范祖禹要抄一份自己留著，然後把原稿還給司馬光。有三卷稿子就曾經在寄往南康軍的路上遺失，幸好司馬光手裡還有一份抄本，不然，那損失簡直無法彌補。這樣的艱苦在熙寧六年（1073）范祖禹隨書局遷往洛陽后得到很大緩解。可是，劉恕卻仍然被阻隔在南方。

唐代部分是《通鑒》中篇幅最大的單元，資料極其豐富。范祖禹是唐代部分的助手，他後來也因而成為唐史專家，人稱「唐鑒公」。司馬光讓范祖禹把所有資料按照年月日編成草稿卷子，一卷四丈長；然後給自己定功課，每三天刪定一卷；萬一有事耽擱了，後面就一定要加班補回來。

司馬光的生命和《資治通鑒》早已融為一體。他曾經因此辭任更加有實權的差使。他奉命出使河北，視察黃河水患，知道「為臣豈得辭王事」，努力完成本職工作，然而內心深處卻還想「只向金鑾坐讀書」。甚至神宗想要給他一個「史館修撰」的美職，他也拒絕了，理由就是「正在編修《資治通鑒》，萬一朝廷要修國史，那我就難以兩處供職了」。九九藏書

所有的歷史學家都同意，《通鑒》之所以能成書，除司馬光個人的努力之外，還得益於兩點：第一，是三位出色的助手，劉攽（1023～1089）、劉恕（1032～1078）、范祖禹（1041～1098）。第二，是皇帝—朝廷的支持。英宗特批，成立以司馬光為主導的專門機構—書局，這個機構的唯一任務就是編修《資治通鑒》。英宗給了司馬光兩項特權和兩項特殊待遇：特權之一是自主選擇修史助手和工作人員，所有書局工作人員由朝廷提供俸祿待遇，連續計算工齡；特權之二是允許借閱宮廷圖書館龍圖、天章二閣和國家圖書館三館秘閣的藏書。特殊待遇之一是「賜以御書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這就等於是從皇帝的私房錢里撥款贊助修史；特殊待遇之二是「以內臣為承受」，英宗安排了一名宦官在書局服務，以便溝通—宦官是能夠進入宮中走動的，由此來確保皇帝對《資治通鑒》編修工作的直接關懷。書局的所有這些特權，神宗即位之後都保留了下來，神宗還為《資治通鑒》欽賜了書名，作了序。熙寧三年（1070）司馬光離開中央、外放永興軍，熙寧四年（1071）離開永興軍回洛陽「靠邊站」，書局卻一直保留在開封。

司馬光親手改過的草稿，堆滿了整整兩個房間。後來黃庭堅參与《資治通鑒》雕版印刷之前的校對工作，翻閱過其中的幾百卷，他看到，司馬光在上面所作的批註，「訖無一字草書」，每一個字都是端端正正的，正所謂「字如其人」。那曾經堆滿了兩個屋子的《通鑒》草稿，到今天就只剩下了短短的一截，寬33.8厘米，長130厘米，29行， 465字，收藏在國家圖書館。國圖展出的時候，我曾經有幸隔著玻璃展櫃與司馬光的文字相親，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之一。

元豐七年（1084）十二月，《資治通鑒》正式完成，進獻給神宗。它的最後定稿，正文294卷，目錄30卷，《考異》30卷，共計354卷。囊括了1,362年盛衰的皇皇巨著終於成書。此時，距離英宗皇帝下詔開設書局，已經過去了十九年。司馬光捫心自問，「臣之精力，盡於此書」。對於英宗皇帝的眷遇，神宗皇帝的庇佑，他問心無愧。九-九-藏-書

宋朝優待士大夫，不殺大臣不殺言官，對於像司馬光、范祖禹這樣早年科舉成功、又得師友提攜的士大夫來說，生理上的饑寒疲痛基本與他們無關，他們人生最大的苦難來自心理上的挫敗屈辱，而克服這一點，需要時間的打磨和個人的開悟。這一年，范祖禹三十三歲。這樣的激憤之語，的確是一個三十多歲的人可以有、也應該有的。三十三歲不能忍的是委屈，不能放下的是面子尊嚴。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也就是知道了上天授予自己的使命。司馬光已經五十五歲，早過了知命之年。為了使命，又有什麼委屈不可忍，什麼面子放不下？

熙寧五、六年間（1072～1073），書局和司馬光經歷了嚴重的考驗。有人開始散布謠言：「司馬光這部書修了七八年了吧，為什麼還修不完？很明顯啊，書局的人貪圖官府的筆墨絹帛，還有皇帝御賜的水果點心和賞錢啊！」書局的特權是先皇御賜、今上恩準的，竟然敢有人挑戰？他們當然不敢挑戰先皇和今上，這些勢利小人、投機分子，從司馬光的外放與賦閑中嗅到了特殊的味道，他們斷定，司馬光在政治上已經被神宗拋棄，那麼既然《資治通鑒》是司馬光的項目，就必須予以打擊—落井下石正是小人的專長。怎樣打擊司馬光？就是要利用司馬光在道德上的潔癖，讓他主動放棄書局，切斷他和皇帝之間最後的直接聯繫。

《資治通鑒》成書之日，除了給皇帝上表交卸任務，司馬光還做了兩件事。一件是為范祖禹請求升遷。劉攽、劉恕、范祖禹三位助手之中，劉攽是最早完成任務離開書局的，范祖禹最後進來，司馬光手把手教會了他怎樣搜集資料、怎樣整理資料，為《通鑒》準備草稿。這個年輕人在書局十六年，跟隨司馬光在洛陽十三年，「安恬靜默，就好像可以這樣干一輩子一樣」。「如今所修的書已經完成，我竊為朝廷珍惜這個寶貴的人才」。司馬光希望神宗能夠讓范祖禹入朝供職。

是的，要完成《資治通鑒》，就必須保留書局、依靠朝廷，而要依靠朝廷，就必須忍受誹謗所帶來的屈辱。可是，這又算得了什麼？司馬光對范祖禹說：「如今我不得已保留的，又何止一個書局？我這西京留司御史台、提舉嵩山崇福宮的閑職，都是對時代一點用處也沒有的空頭帽子，朝廷因為找不到我什麼罪名，沒打算直接把我放回老家去種地，拿出這一點微薄的俸祿來養著我，這不是不得已的殘留又是什麼？」我親愛的小朋友，你覺得我們拿著朝廷的俸祿卻好像什麼都沒幹，你感到恥辱了。可是，不是每個人都像你的叔祖父、我的老同年范鎮一樣瀟洒，能夠直接退休。跟那些在第一線工作、直接奉行新法的官員相比，我們不用昧著良心殘害老百姓，也不用欺君罔上，這已經是不幸中之大幸了。在這個混濁的時代，做一個閑官，編修一部偉大的史書，這已經是最好的選擇，這叫做「避世金馬門」。

自從熙寧四年（1071）退歸洛陽，司馬光一住便是十五年。這十五年中，他最大的成就，便是編年體史學巨著《資治通鑒》。《資治通鑒》記載了1,362年的歷史，它的記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至宋朝建立的前一年（959），是宋朝人的古代史和近代史。直到今天，《資治通鑒》仍然是我們學習宋朝以前歷史的重要書籍。

另一件是思念，他比任何時候都想念早逝的助手劉恕。劉恕是司馬光曾經最倚重的助手。最初，英宗讓司馬光自己選助手。司馬光說：「館閣里的文學之士的確很多，可是對於史學有專門研究、精於此道的，我沒有聽說過。我所知道的，只有一個劉恕！」而劉恕不在館閣。歷代史書浩如煙海，「而於科舉非所急，故近歲學者多不讀」，大多數學者會寫漂亮的文章卻不懂得史學。劉恕是一個例外。他醉心史學，造詣精深，讀書廣博，記性又好。司馬光回憶：「坐在那兒聽劉恕講史，滔滔不絕，上下數千年間，大事小事，了如指掌，而且都有所依據可以查考，讓人不覺心服。」

學歷史的人都知道，資料太少是做不成文章的，資料太多則會讓人感覺迷茫，無所適從。而歷史資料從來都是越到晚近越豐富。唐代一共289年，前161年的草稿，范祖禹做了200多卷，加起來800多丈長。司馬光每天刪3卷，一共刪了兩年。後面的128年，草稿長度絕對在600卷以上，按三天一卷算，需要多少年？六年！可是《資治通鑒》定稿的唐代部分多少卷？ 81卷！這81卷是從接近800卷草稿中刪改出來的，草稿與定稿的比例接近10:1。那800卷草稿，一卷4丈，加起來就是3200丈。3200丈漫漫長卷，要一個字一個字看下來，想想都讓人覺得漫長，覺得不耐煩。可是司馬光卻在這漫長的工作中保持了始終如一的認真嚴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