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路之難開，難於上青天。太皇太后的權威要轉化為實際權力，影響改變朝政的走向，就必須對高層進行人事調整。太皇太后屬意的第一人選，是司馬光。她盼望司馬光早日回到開封，主持外朝政局。司馬光何時能夠到來？

詔書的態度非常明確，先帝的路線方針沒有錯，錯的只是某些部門、某些人的個別做法。先帝路線也就是王安石路線，必須堅持到底。這則詔書所傳達的，當然不可能是太皇太后的旨意。太皇太后在帘子後面、在宮殿裏面，前面的朝廷、政府在宰相的控制之中。當時的兩位宰相，首相王珪奉命擔任大行皇帝的山陵使，在鞏縣皇陵監工；次相蔡確主持大局。詔書所反映的，正是蔡確所代表的王安石一派的主張。四月十七日，同屬新黨的河東經略使呂惠卿對西夏發動了一次主動進攻，「破六砦，斬首六百余級」。這顯然也不是高太皇太后想要的。

自從王安石當政以來，打著「一道德」的旗號壓制異論，到如今十八年了。十八年間，范仲淹時代那種「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士大夫風骨，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浩然正氣，已被消磨殆盡。官員們習慣了把苟且偷生當作生存智慧，把危言正論當作狂妄自大。好不容易有個敢說話的出來，卻遭此當頭棒喝。這哪裡是求言詔？分明是禁言令！

應當是在司馬光的一再敦促、太皇太后的一再堅持之下，五月五日，御史台又在朝堂上張榜告示，貼出了一份新的求言詔書。這份求言詔，「出榜止於朝堂，降詔不及諸道」，能夠看得見這則詔書的，仍然只是那些有資格來上朝的中級以上中央官，也就是王諤、宋彭年的同僚們。王諤、宋彭年因言獲罪的事情剛剛過去半個月，雞血未乾，猴膽猶顫，縱然有詔書在，又有誰敢啟齒髮聲？而且，這是求言詔書嗎？一頭一尾是像的，可是中間卻白紙黑字分明寫著六個「必罰無赦」：第一，「陰有所懷」，私下裡有所企圖的，必罰無赦。第二，「犯非其分」，說的事情不在自己職責範圍之內的，必罰無赦。第三，「扇搖機事之重」，對國家大事妄發議論，企圖挑動不滿情緒的，必罰無赦。第四，「迎合已行之令」，對太皇太後上台以來的新做法吹捧迎合的，必罰無赦。第五，「觀望朝廷之意」，對朝廷動向心懷觀望，批評新法，企圖投機的，必罰無赦。第六，「炫惑流俗之情」，誇大民間悲苦情緒的，必罰無赦。這六個「必罰無赦」，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許說」。「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表面上是求言詔，實際上是拒諫書！ httｐｓ://ｒeａｄ.9９ｃsw•ｃｏｍ

上面這段話，是司馬光接到陳州知州任命之後給太皇太后的奏狀里寫的。在這封充滿感情的奏狀里，司馬光再一次大聲呼籲「開言路」。

處置吳居厚，自然是大快人心。把劣跡突出的個別官員抓出來處分示眾，這是相對簡單的事情。它並不能完全否定、動搖神宗時代的路線方針。關於吳居厚的行為，司馬光可以認為這是神宗時代政治路線的惡，「上有所好，下必從之」；那些新法的擁護者也可以認為這是吳居厚個人的惡，是他沒能正確領會、執行中央政策，是吳居厚辜負了神宗的信任！

這是一個多麼偉大的理財能臣，以一人之力，一路之大，竟然扭轉了整個國家的財政困境，真真是理財能臣第一名！吳居厚理財，「無黷乎上」是毫無問題的，問題是，他真的做到了「不擾乎下」嗎？如果此言不虛，那分明是王安石「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現實版和升級版。可是，神宗所言果然不虛嗎？

太皇太后還做了一樁大快人心事，這件事情，不止開封人跳起腳來叫好，消息傳到京東（今山東），京東人家家都放了炮仗，熱鬧得像過年一樣。這樁大快人心事，便是處分吳居厚（1039～1114）。

司馬光的建議，太皇太后欣然首肯，可是當太皇太后旨意通過宰相蔡確傳達到朝堂之上，成為行政命令時，卻大大縮水了。四月上旬，第一份求言詔書頒出，它沒有面向全國、全體官民人等，而是僅僅在朝堂之上、面向部分中央官員開放。太皇太后心裏著急，卻也無法可設。司馬光得知消息，心情焦慮。四月二十一日，司馬光在洛陽親書奏札，第三次強調求言的迫切性。然而，「無巧不成書」的是，就在同一天的開封，朝堂之上，卻有兩位中級官員因言獲罪。九_九_藏_書

司馬光離京之後，又有幾項新政策相繼出台，其中之一是斥退行為不端的宦官。熟知《水滸》故事的人都知道徽宗用童貫掌兵，是北宋破國的重要原因，殊不知，這根子卻在他的父親大人—神宗這裏。神宗後期，在西北戰場上最得神宗信任依賴的，其實是宦官。宦官是唯一可以在宮內宮外自由出入的人物，太皇太后以女子而掌大政，宦官是不得不依靠的力量。然而，越是如此，就越要格外約束宦官。這一點，高太皇太后最終做到了。這是后話。還有一項新政值得一提，那便是取消了政府對於某些商品的壟斷，恢復自由經營。神宗朝實行市易法、免行法，名義上打擊大商人的壟斷經營，實際上是取而代之，政府跳到前台來直接經商，一手買一手賣，以國家權力為後盾，說一不二。許多中小商人因此破產失業，開封城也被搞得市井蕭條。

而司馬光最關心的，仍然是開言路。三月三十日，他上《乞開言路狀》，再度重申開放批評的重要性，建議朝廷「明下詔書，廣開言路」。第一，在交通便利、人員密集的地方張榜告示，允許所有人—包括官員和百姓盡情極言。第二，所有批評文字一應「實封」，外地的由地方政府負責及時上報，但是地方政府不得審查，更不得要求上書人交出副本；在京的則由登聞檢院、登聞鼓院負責接收。第三，必須申明言者無罪的態度。意見建議合情合理，立即施行，對建言者加以提拔；其次，取長舍短；縱然一無是處，也不加罪責。

太皇太後上台之後，藉著老百姓造反的事機，有御史勇敢地揭發了吳居厚。這個神宗親自樹立的理財能臣，剝去華麗的光環，露出猙獰的面目，遭到了貶官處分，並且被一貶再貶。耐人尋味的是，就是這個吳居厚，在哲宗親政之後被重新起用，擔任和州地方長官的時候，卻創立了一種官營慈善醫療機構—將理院，免費提供醫藥，救死扶傷，全活數百人。吳居厚的將理院，後來成為宋朝中央創立安濟坊的雛形。吳居厚是「能吏」，這一點毫無問題。「能吏」之「能」，指的是超強的行政能力，特別是創造性解決問題的能力。而行政能力本身，是沒有道德指向的，可以之行善，亦可以之作惡。神宗時代以富國強兵為目標，單方面追求中央財政收入的增加—這才是滋養「掊克吏」的沃土。ｈtｔps://ｒｅａｄ.9９ｃｓｗ.com

吳居厚是誰？神宗親自樹立的理財能臣。吳居厚有多能？他擔任京東路的轉運副使三年，別的不說，單隻酒稅一項，比常規額度增加了175.9萬緡，而他前任的業績是什麼？虧損21萬緡！別人連正常額度都收不齊，吳居厚卻有本事多收175.9萬，上下相差196.9萬。這是什麼業績？什麼水平？神宗親筆批示：

不許人說話，對誰有好處？對掌權的大臣有好處，他們可以任憑自己的好惡作威作福，卻不會受到任何批評；對那些毫無關懷的小臣有好處，他們可以把國家朝廷百姓放在一邊，只管巴結上司，悶聲發大財。可是最後的結果要誰來承受？是皇帝國家，是列祖列宗留下的江山社稷，「民怨于下而不聞，國家阽危而不知，于陛下有何利哉？！」

一個言路堵塞，拒絕批評的國家，就像是一個人閉著眼睛、捂著耳朵，赤足狂奔，前路多荊棘險阻，能不受傷害嗎？司馬光痛心疾首。

如果是實際存在的真問題，為什麼不可以說？蔡確所掌控的朝廷給出的解釋很簡單：因為這不是你職責範圍之內的事情！對職責範圍之外的事情發表批評，宋朝的專有名詞，叫做「越職言事」。禁止「越職言事」，就是要讓人閉嘴，把士大夫的言論限定在職務的框架之內，讓官員成為不能思考的辦事工具。本朝有過禁言的先例。仁宗皇帝時，因批評宰相呂夷簡，范仲淹等人被貶官外放，朝廷同時下令禁止「越職言事」。然而，真正的士大夫，「居廟堂之高而憂其民，處江湖之遠而憂其君」，念茲在茲的是天下國家，他們的憂患關懷，又豈可以一職一位、一時一事束縛牢籠？勇敢的批評者前仆後繼，最終，仁宗朝的「越職言事」禁令被取消，只存在了短短四年。九九藏書

高太皇太后垂簾以來的政策，讓生活在天子腳下的開封人感到了興奮與喜悅。讓開封人拍手稱快的，是三項德政：第一，取消京城內的「詗邏之卒」。「詗」的意思是密告、偵查、探聽，「詗邏之卒」就是特務。他們在街頭巷尾偷聽人們茶餘飯後的閑聊、夜半三更的磨牙囈語，從中搜討、捕捉不滿的聲音，嗅探反對的味道。第二，叫停了城池加固工程，把服役的老百姓放回了家。第三，停止了部分宮廷奢侈品的製作。這三項德政，均發生在三月二十二日司馬光進京之前。

高太皇太后亟需政治主張相同的大臣在前台主持政局，對抗蔡確。四月十四日，在太皇太后的堅持下，朝廷發布了兩項任命，任命知揚州呂公著兼侍讀，任命司馬光知陳州。用呂公著給小皇帝當老師，是先帝的意思。蔡確當然不能攔阻。司馬光閑居已久，太皇太后堅持請他出山知陳州，蔡確也無法堅決反對。可是，蔡確心裏明白，知陳州絕不可能是太皇太后對司馬光的最終安排。司馬相公，只怕是呼之欲出了！

受到處分的官員是太府少卿宋彭年和水部員外郎王諤，處分他們的原因，是「非本職而言」，對於職責範圍之外的事務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宋彭年建議「首都的禁軍高級將領應當滿編製」，以儲備高級軍事將領。王諤建議在太學增置《春秋》學博士，以便學生學習《春秋》。的確，將帥人才不是太府少卿該管的；學術教育也不是水利局的事兒。但是，他們所提的，究竟是不是真問題？司馬光認為，宋彭年的建議屬於「不識事體」，老生常談，無關痛癢。而王諤的建議卻抓住了宋朝學術思想建設當中一個不小的問題。熙寧四年（1071）王安石科舉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便是將《春秋》踢出了官學和科舉的考場。儒家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樂》經散亡，剩下的五經一直是天下讀書人的必讀、必考書。王安石對《春秋》經的態度，究竟是蠻橫無禮的拋棄，還是理性思考後的放棄，可以討論。無可爭辯的事實是，到王安石這裏，《春秋》經以及所有與這部經書相關聯的著述、學問都被驅離了官方的主流知識體系，出現了瓦解消散的跡象。「考什麼就學什麼」，這句話放之四海而皆準，揆之古今都成立。誰控制了考試內容，誰就控制了考生的知識結構，進而控制他們的思想。王諤提出讓《春秋》經重返科舉考場，當然會讓蔡確們感到緊張，「罰銅三十斤」只是小懲大誡，相比之下，宋彭年更像是受了牽連陪綁的。九九藏書

在憤怒之中，司馬光接到了知陳州的任命狀。他隨即上狀，表示：「朝廷把陳州這麼重要的地方託付給我，我義不敢辭，已經發公文給陳州讓他們派衙役來接我赴任。到任之日，必當竭盡全力，勤于政事，恪盡職守。」司馬光絲毫沒有推辭，他「義不敢辭」，也勢不能辭，他不想再給對手任何順水推舟的機會。他要出去工作，要表達態度，要發聲，要為言論開一條生路。對於自己的價值，司馬光有著清楚的認識，他說：「我稟賦愚鈍，論文學論政事都不如別人，唯獨不懂得忌諱，不依附權貴，遇到事情敢說話，無所顧忌，毫不避諱，仁宗、英宗、神宗三位皇帝之所以賞識我，人們之所以稱讚我，都是因為我敢說話。如果連說話都不敢了，那麼我對朝廷也就沒什麼用處了。」

以上新政主要針對的是首都開封。如同春雨過後必然草長鶯飛，政策一旦鬆綁，困頓了許久的小商小販便迫不及待地恢復了營業。擺攤售貨的，提瓶賣茶的，一時之間，各種店麵攤販布滿了御街兩旁的商業區。傍晚，高太皇太后登上宣德門，望著寬闊御街上來來往往的人流，心中感到無比欣慰。堂堂首善之區，天子的立足之地，與民結怨如此深重，實在是自毀長城。

神宗御筆批示表彰吳居厚，是在兩年之前的元豐六年（1083）。現如今，剛剛兩年過去，京東就出了一夥強盜，規模多達幾千人，這些人的口號是什麼？要把「掊克吏吳居厚」扔進冶鐵爐里燒死。什麼叫「掊克吏」？就是搜刮民財的壞官。他們為什麼要把吳居厚扔進煉鐵爐里燒死？因為吳居厚發明出一種理財的好辦法，官府鑄造鐵鍋，逼著老百姓買，四口之家買一口，五口之家買兩口，按戶攤派，不得不買。吳居厚的冶鐵爐日日夜夜燒著，鑄出了鍋，鑄成了錢，鑄成了恨。走投無路的老百姓只得揭竿而起。吳居厚事先感覺風聲不對，提前溜走，躲過了京東百姓的復讎。

果然，就在吳居厚被處分三天之後，四月十一日，朝廷頒布了這樣一則詔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