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把自己比作什麼？「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其不危墜也？」烈風中的黃葉，離開枝頭、墜入塵埃是它不可避免的命運。司馬光所感慨擔憂的，是生命的行將終結，還是使命的無法著落？！他在內心深處所畏懼的究竟是什麼？

此時，范純仁正在陝西前線，擔任的是范仲淹曾經擔任過的邊帥之職。司馬光的動向，范純仁一直在關注。在從洛陽到京師的路上，司馬光兩次接到范純仁寄來的書信。敦促司馬光復出，應當是范純仁寫信的最主要目的。司馬光回信給范純仁，一方面希望范純仁回朝跟自己共濟艱難，另一方面則希望得到范純仁的幫助，「望深賜教，有不足之處，不吝督責」，聽說我有什麼短處、錯誤，隨時相告，千萬不要客氣。這一點，我唯獨敢寄希望于堯夫，不敢寄希望于其他人。

簡單地說，司馬光給太皇太后出了一道選擇題：要麼接受我的建議，力排眾議，真正打開言路；要麼我離開，不做這個宰相也罷；總之，不能再拿那種「六個必罰無赦」的偽求言詔來糊弄事兒了！類似的選擇題，熙寧四年，司馬光曾經把它擺在神宗皇帝的面前，神宗皇帝以樞密副使的高位誘惑司馬光向新法屈服，而司馬光則說，要麼陛下聽我一言，重新思考新法，要麼我離開。那一次，神宗皇帝選擇了讓司馬光離開。這一次，太皇太后又會做出怎樣的選擇？

太皇太后在等待機會。五月十七日，首相王珪薨逝。王珪「自輔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守成而已」，是神宗朝服務時間最長、最聽話的宰相。斯人已逝，宰相府空出了一個寶貴的位置，對於太皇太後來說，簡直是天賜良機。五月二十三日，司馬光抵京，三天之後，五月二十六日，司馬光被任命為門下侍郎，也就是副宰相。

升任首相十天之後，蔡確接任神宗的山陵使，暫時離開了中樞。六月十四日，司馬光再上札子，以副宰相的身份建議開言路，強調求言詔書必須「遍頒天下，首都開封要在尚書省衙門前面還有最熱鬧的馬行街張榜；外地，各州級單位都要在最熱鬧的通衢大道上張榜；允許一切官民人等討論朝政缺失、民間疾苦，密封上報朝廷」。六月二十五日，朝廷終於頒布詔書，下令「中外臣庶許直言朝政缺失、民間疾苦」。此時，上距司馬光三月二十三日建言太皇太后請求開放言路，已經過去了三個月。

四月十四日，在太皇太后的堅持下，朝廷發布了司馬光知陳州的任命。四月下旬，司九-九-藏-書馬光上書朝廷表示接受任命，同時發函要求陳州派衙役前來迎接上任。司馬光擺出了積極的姿態，而陳州方面的動作卻似乎有些不夠迅速，一直到五月中，還不見人影。

司馬光與范純仁都自認「愚直」，心意相通。因此，在給范純仁的信中，司馬光有更為深刻的自我剖白，他說：「我一向愚蠢笨拙，看事情不夠敏銳，待人太實誠，對任何人說話都不懂得要有所保留—這是個人才能和品性上的短處，我自己知道。」「我這樣的一個人，又在洛陽閑居了十五年，本來想混到七十就按制度退休的，早就沒有了上進心，不再管朝廷的事情；更何況這幾年以來，又越來越糊塗健忘，實在沒想到有一天會被抬上這樣的高位。然而，太皇太后和皇帝的賞識待遇超出一般，我義難力辭，只得黽勉就職。只是，舊制度我都忘得差不多了，新法度我也全然不懂。朝廷官員，一百個人當中，我認得的不過三四人。我就像是一枚枝頭的黃葉在烈風之中，怎能不岌岌可危，搖搖欲墜呢？世俗虛妄地把浮名加在我身上，他們不知道這裏面其實空空如也。上上下下對我寄予了極高的期待，我該怎樣才能應付得來呢？！堯夫，教我，鞭策我！」

蘇軾在《司馬光行狀》中說：太皇太後下詔任命司馬光知陳州，並請他到首都來面談。一路之上，太皇太后不斷派出「使者勞問，相望于道」。司馬光一到首都，就被任命為門下侍郎，官拜副宰相。司馬光極力推辭。太皇太后不允許，幾次頒下親筆詔書，最後說：「先帝剛剛駕崩，皇帝是個小孩子，這是什麼時候啊，您還要推辭嗎？！」司馬光這才不敢再辭了。照蘇軾的記載，司馬光本來是不打算接受門下侍郎任命的，要不是太皇太后極力相請，責以天下大義，司馬光也許會推辭到底。

在司馬光的心中，官職意味著責任，官職愈崇高，責任愈重大。他決定是否接受任命的標準，一是是否志同道合，最高統治者要認同自己的施政理念；二是是否德配于位，自己的能力要符合職務要求。仁宗朝，他先被任命為知制誥，后又得到諫官一職。知制誥人人羡慕，司馬光自忖文采稍遜，才思不敏，無論如何也不肯遷就；諫官以批評為職業，而司馬光自認無人能出其右，曾無一辭。神宗曾許以樞密副使的高官，要換取他對王安石新法的沉默，司馬光堅拒，神宗無奈，只得收回成命—二府大臣的任命覆水重收，這在宋朝歷史上是「破天荒」的。如今，能夠得到太皇太后的信任，出掌國政，撥亂反正，救民出水火，司馬光義不容辭。至於成敗，那要看老天的意思，非所逆料。既然如此，身為儒者，司馬光所能做的就是遵循「道」的指引，努力盡人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又何辭焉？！這段心曲，他在元豐八年（1085）正月寫就的《無為贊》中早已明白道出：「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夫復何為，莫非自然。」可惜蘇軾並不了解這些，卻非要繞了那麼大的彎子去編故事，竭力表白司馬光的謙沖。read•9９ｃｓｗ•ｃoｍ

「上下責望不輕，如何應副得及？」這是司馬光內心最深處的擔憂與畏懼，他深知責任的重大與形勢的複雜，也知道自己在政治經驗與政治資源方面的雙重不足。他因清醒而畏懼，因責任而畏懼，他「有懼而無喜」。在他的心裏，高位只是意味著更重的責任。在閑居中，他擔憂國家的命運，如今得上高位，他擔憂自己德不配位，無法給國家一個更好的未來。這兩封信中所展現的，是一個心懷畏懼的政治領袖，他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然而，畏懼並不等於軟弱，有所畏懼而不憚前行，這才是理性的勇敢。

這個答案就存在於那第二封沒有發出的辭職信中。在這封辭職信中，司馬光再度提到了五月五日那份「名為求諫，其實拒諫」的求言詔，他說「言路不通，新法為患，皆當今切務」，又說：「如果陛下覺得我的建議是對的，就請親自拿主意，予以推行，那麼，我可以竭盡疲駑之軀，為陛下提供微薄的幫助；如果陛下認為我的建議沒有任何可取之處，那就是我狂妄愚蠢，沒有見識，不懂得政治，如果是這樣，我又怎麼可以竊據高位，讓朝廷蒙羞呢？」

司馬旦與文彥博同庚，比司馬光年長十三歲。司馬光住洛陽，司馬旦在老家夏縣，司馬光每年回一趟夏縣給哥哥問安，有時候司馬旦也到洛陽來看弟弟，兄友弟恭，始終無間。《司馬旦傳》說：「凡司馬光平時所討論的天下事，司馬旦都有幫助。」從《司馬旦傳》的記載來看，司馬光在是否出任宰相的問題上是相當糾結的，如果沒有哥哥這一「推」，他也許就真的不會接受門下侍郎的任命了。

司馬光是當仁不讓的，他從來如此；然而，面對天降大任，他的內心又是充滿憂懼的。司馬光曾經用了一個比喻來描述自己剛剛就任門下侍郎時的心情。這個比喻，在千載之後讀來，仍覺驚心動魄。

這個比喻出現了兩次，一次是在給涑水親人的家信中，這封家信作於六月三日，收信人應當是他負責主持家務的侄子司馬育。家信的主要目的是告誡家人，切勿因為自己榮任宰相而驕傲，「不可仰仗我的聲勢，做不公不法的事情，打擾地方政府，侵凌小民」。南宋的汪應辰（1118～1176）認為，此信是高級官員約束家人的典範，「對家人的訓誡約束峻厲嚴密，凜凜然不可侵犯，這才是最真摯的愛」。在家信中，司馬光表示，榮任宰相是「出人意表」的事情，對於前路，他「有懼而無喜」。為什麼會這樣？「放眼朝廷，看不見一個老朋友，而那些對我心懷忌恨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像我這樣性格愚蠢剛直的人，孤零零地處身於陌生的充滿忌恨的官場，就像是一枚枝頭的黃葉在烈風中，怎麼可能不岌岌可危，搖搖欲墜呢？」九九藏書

持類似說法的，還有司馬光的哥哥司馬旦的傳，《宋史·司馬旦傳》描述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

一個新的時代終於拉開了序幕。司馬光心懷憂懼、戰戰兢兢地走上政治舞台的中央。

自從三月二十三日開封百姓喊出那一句「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司馬光必將入相已經成為一個公開的秘密，不滿新法的人盼之如甘霖，新法的支持者畏之如洪水，卻也無法阻擋太皇太后的心意。

天下人千呼萬喚的「司馬相公」終於要出場了！司馬光官僚生涯中最輝煌也是最富有爭議的最後時光即將展開—如果沒有這一段，那麼司馬光就只是一個被迫「在野」的批評者，是一個遭受排斥打擊「而不改其樂」的賢良士大夫，錚錚其骨，磊落其心，通體透亮，沒有任何瑕疵可供指摘。政治實踐錯綜複雜，思想交鋒、利益爭鬥、人事糾纏、風氣浸染，可能是這世界上最複雜、最難以黑白分明的事情。而司馬光脫離政治實踐已經整整十五年了，他又是一個有道德潔癖的人，自知「稟賦愚暗，不閑吏事，臨繁處劇，實非所長」，此番重返政壇，出任宰相，無異於以皎皎如明月之身投濁流而欲其清，他的內心深處，是否也有過猶豫、動搖？

就在司馬光在家中奮筆疾書、抄寫第二道辭職報告的時候，宦官梁惟簡送來了太皇太后的親筆手詔。太皇太后寫的是：「我將再次降詔大開言路，但要等大人就任之後親自來執行。」

憂心殷殷，卻不憚迎難而上，這應當就是司馬光當日心情的寫照。他知道有多難，可是他義無反顧。

得君如此，九*九*藏*書司馬光自覺可以為政了。五月底，新的中央領導班子正式亮相，宰相府這邊兩名宰相—首相蔡確，次相韓縝（1019～1097），三名副宰相張璪（？～1093）、司馬光、李清臣（1032～1102）；原副宰相章惇升任樞密院長官，樞密院這邊除章惇外，還有副長官安燾（1034～1108）。太皇太后對司馬光的倚重，是明眼人都看得見的。按照正常的排位順序，宰相、樞密院長官之外，副宰相、樞密院副長官級別基本相同，應當「以除拜先後為序」，按照任命順序排位。四位副宰相、樞密院副長官，司馬光入職最晚，應當排在最後。六月四日，中央領導班子集體在延和殿覲見，張璪等人卻共同請求讓司馬光排第一，而太皇太后竟然就允許了。

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新舊間暗鬥激烈，雖然許多人在呼喚司馬相公，但也有很多人不想讓司馬光回來，在這種情形之下，任何過分的扭捏作態都恐怕要授人以柄。這一點，司馬光很清楚。他沒有推辭陳州知州的任命，太皇太后請他「過闕覲見」，他也很乾脆地來了。太皇太后好不容易抓住王珪過世的機會，發表他出任副宰相，這一點，他十分清楚，可他還是老實不客氣地打了第一份辭職報告。這一份辭職報告，措辭簡單極了，寥寥數語，只說是年老多病，不堪重任，懇請朝廷收回成命，讓自己依舊「赴陳州本任」，與之前所表達的積極態度全然相悖，令人費解。在短短的幾天之內，司馬光的態度為何發生如此變化？

五月十五日「平明」，洛陽的司馬府上響起了敲門聲。這敲門聲在清晨的靜寂中顯得格外響亮。這麼早，是誰呢？難道是陳州的衙役？看門人揉著惺忪的睡眼開門一看，頓時醒了，來人竟是宮中內臣打扮，原來是太皇太后的特使！使者送來太皇太后御前札子一道，內容很簡單，命令司馬光赴任陳州之前，先往開封「過闕覲見」，太皇太后囑咐司馬光要「早至闕庭」。太皇太后的殷切期望之情，讓司馬光不勝感激。可是「早」還能「早」到哪裡去呢？無論如何，也是要等到陳州的迎接隊伍來了才能出發的。顯然，太皇太后是迫不及待了。

然而，這兩條記載，卻恐怕都有誇張的嫌疑。朝廷發表司馬hｔｔps://ｒeaｄ.９９cｓｗ•ｃｏｍ光為門下侍郎是在五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司馬光打了第一道辭讓報告，太皇太後接獲之後，於二十八日派宦官吳靖方前來，敦促司馬光接受任命。吳靖方的傳信，並未打消司馬光的辭職念頭。他隨即擬好了第二道辭讓報告。正在司馬光謄抄辭讓報告的當口，太皇太后的特使宦官梁惟簡送來了太皇太后的手詔。拜讀手詔，司馬光打消了辭讓念頭，所以這第二道辭讓報告並未發出。應當是在三十日，司馬光接受任命，正式出任副宰相。也就是說，從任命發布到司馬光就職，前後最多四天，司馬光只提交了一份辭讓報告，而太皇太后那邊，前後來了兩撥特使，一傳口諭，一送手詔。時間如此之短，遠在夏縣（或者洛陽）的司馬旦怎麼可能有機會勸說司馬光？《司馬旦傳》的記載不免失真，而蘇軾的文字文學色彩也未免過於濃厚了。

同樣的文字、同樣的比喻又出現在給范純仁的信中，這封信的寫作時間應當也是在六月初。范純仁（字堯夫）深得乃父范仲淹風範，正直敢言，不畏強權，不貪權勢。他比司馬光小八歲，二人政見相近，平輩相交，私誼甚篤；私誼之外，又為姻戚，范純仁有一個女兒嫁給了司馬光的侄子司馬宏。范純仁也曾在洛陽御史台賦閑，那時，他常在司馬光家留宿，他們秉燭夜談，彼此不時在心內驚嘆，兩個人的心意竟然可以如此相通。離開洛陽之後，范純仁寄詩給司馬光，表達思念之情：「何情堪久別，無翼不能飛。愚直相知少，非公誰與歸！」玉壺冰心，肝膽相照。

本朝慣例，老臣高官調任之際，奉旨「過闕覲見」，往往是入相的前奏。也有前任宰相千方百計謀求赴闕面君，以便營求復相的。太皇太后的心意已經十分明朗。鄭州知州、司馬光的老朋友孫固就已經把司馬光看作是候任宰相。司馬光途經鄭州，孫固殷勤送迎。二人促膝長談，縱論天下事。臨別之際，孫固長揖到底，鄭重地拜託司馬光，言道：「大人眼看著就要拜相了，請務必斟酌輕重緩急，審慎處置天下之事。」孫固的政治觀點與司馬光十分接近，是最初反對王安石參政的少數幾個人之一，並且自始至終對新法持保留態度，但他是神宗的潛邸舊人，所以神宗對他寵遇不替。孫固官至樞密院長官，在神宗晚年和司馬光一樣稱病退居，哲宗即位之後才又出來擔任鄭州知州。

然而，在接到副宰相的任命之後，司馬光還是寫了兩封辭讓報告。他究竟為何而辭？他的第一封辭讓報告是否屬於禮儀性推辭？又為什麼收回了第二道辭讓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