彈指一揮間，「文學講習所」將迎來六十年大慶，我在「文學講習所」的學員歲月也竟過去了三十年，而如今「文學講習所」早已更名為魯迅文學院，培養出了一批又一批作家群體，他們成為和正在成為中國文壇創作中堅和骨幹，成就斐然。這幾年來，我也有幸被聘為魯迅文學院指導老師。中國傳統文化尊崇師道尊嚴，但是，我以為在文學這條路上，只有志同道合者的共同尊嚴。我一向把學生看作文友，與他們進行真誠交流，我從他們身上也在汲取和學習新的東西。我相信所有與我有師生之緣的學員，都會把我視作知己朋友。這也是我的所求。

很快我就發現，這裡是一個十分獨特的學習環境。它既沒有學院派那樣煩瑣的基礎課程設置，也沒有過多的理論課程，而是以講座為單元推進的鬆散式教學體系。看似散淡的、毫不相干的一些講座，卻可以讓你眼前豁然開朗，不啻茅塞頓開。期間穿插著寫作和學員間的相互交流，真是一個絕佳的去處。尤其讓我感佩的是，在這裏可以不斷地接觸到久聞其名、久讀其書、不曾謀面的那些前輩大師和真人。看著他們活生生的形象，一個個充滿風采立於講壇，或談笑風生、舉重若輕；或正襟危坐、憂國憂民，均讓我生出許多激動和念想來。這激動和念想幻化為一種自身的內在力量，它就是一種自信的提升。應當說，一個缺乏自信的作家，其作品勢將缺乏迷人光彩和飄逸的魅力。「文學講習所」試圖為每個學員注入九-九-藏-書抑或強化這樣一種每位優秀作家本該具有的自信。我以為舉辦者的這一目標基本實現。

我第一次聽到「文學講習所」（魯迅文學院前身）這個名稱，是在1980年3月中旬的一天。那天，我正好到《新疆文藝》編輯部去拜訪各位老師，與他們分享我發在該刊的處|女作《努爾曼老漢和獵狗巴力斯》榮獲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喜悅。我得到通知赴北京領獎，便從伊犁趕了過來，準備第二天飛往北京。而就在編輯部，我才聽說我已被第五期「文學講習所」錄取。確切地說，我當時的感覺是一片茫然。我不知道「文學講習所」是幹什麼的，更不知道它的歷史。「文革」爆發時，我還沒有小學畢業。而「文學講習所」早在「反右」中壽終正寢，對此我毫無所知。十年「文革」期間更不可能有誰會告訴我曾經有過「文學講習所」（曾辦過四期）。現在，隨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撥亂反正，百廢待興，冤假錯案正在得到平反昭雪，「文革」極左錯誤正在得到糾正，文藝界迎來了又一個春天。於是，「文學講習所」得以恢復，「文革」后的第一批——也就是第五期學員正在錄取之中……我說，我不知道我被錄取，還沒有向單位請假呢（那時，我在伊犁哈薩克自治州黨委宣傳部工作）。他們說，你是新疆唯一一個被錄取的人，機會難得，這也不是你一個人的事情，也是我們新疆文藝界的光榮，我們會請有關部門向你read.99csw.com單位打招呼的，你放心去吧，要珍惜這個機會。就這樣，我滿懷喜悅與憧憬、茫然與忐忑，飛往北京，更不知道我的文壇之路日後將在北京鋪就。在頒獎會結束以後，我被接到了「文學講習所」。其時並沒有魯迅文學院現在的校舍，而是在香河園外左家莊朝陽區黨校租用了他們簡陋的校舍，一棟T字形排開的青磚灰瓦平房，后牆外便是一望無際的農田和菜地。在遠處的一條弧形公路（想來是現在的東北三環）那端有一兩座工廠。從18路車終點站還要走一段距離才能抵達。我的「文學講習所」學員生活就是從這裏開始的。

有趣的是，現在採取的辦法是由指導老師抓鬮，抓到誰誰就是你的學生；反過來說，你被誰抓鬮抓到，誰就是你的指導老師。大概這也是一種與時俱進，看上去很公平。連續當了幾屆指導老師后，我發現這種辦法也顯現出其某種局限性來：第一個抓鬮的指導老師選擇的餘地最大，學生們被選中的概率也最高，而最後一個抓鬮的指導老師，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抑或最後剩下的幾位學員也沒有絲毫的選擇餘地。所以，今年夏季，我曾在醫院看望大病初愈的白描院長時建議，今後如果繼續按抓鬮方式讓指導老師和學員互選，是否可以一輪一輪地抓鬮——每一輪每一位指導老師只抓一個鬮，如此往複，直至終結。這樣似乎對指導老師和學九九藏書員雙方機會均等，會更顯公平。他聽了就說，好，你這個辦法好，下一次我們就這樣辦。看來，有時候尋求一種辦法也需要六十年光陰。不過，六十年韶光依舊，忠實記錄著文壇風雲與輝煌歷程，我們欣慰地看到，在這個校園裡文學新人輩出，文學之樹常青。衷心祝願中國作家的搖籃——魯迅文學院在即將迎來新的一個甲子之際，桃李滿天下，走向新的輝煌。

那是一個解放思想的年代，我們當時的思想受到十年「文革」的禁錮，已經僵化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雖然作為一個初涉文壇的青年作家，自認為我們已經很有思想了，正在反思「文革」、反思歷史、反思文化、反思社會、反思被扭曲和異化的人性，在不斷地突破「四人幫」設置的種種文學創作「禁區」，但是，面對在這裏接觸到的思想的鋒芒和心靈的激蕩，依然感到振聾發聵、目不暇接、振奮不已。的確，這就是首都，這就是政治文化中心所特有的高屋建瓴的地位。把「文學講習所」建立在這樣一個高地，是多麼的具有深邃的歷史眼光！當這些從基層生活第一線而來的中青年作家們聚集在一起的時候，依託著這個特殊的時代，不斷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激發藝術的靈感，創作出了一篇篇、一部部及至今日依然新鮮而充滿活力的文學作品。文學史似乎已經繞不過它們的存在。更不要說從這一期學員中成長出了屹立於當今文壇的作家群體。我想，這就是恢復「文學講習所」的現實和歷史價值所在。

https://read.99csw.com更讓我喜歡的是，「文學講習所」還有一套特殊的導師制度。它不像通常的國民教育系列的導師制度需要去考進導師的門檻，而是由校方聘請一批著名作家來做導師，由學員自由選擇拜師。我記得當時校方宣布聘請了十幾位導師，請各位學員自己選擇願意跟隨哪位導師，我聽了不無驚訝，瞧，在這裏可以自己選擇導師！真好！於是，我就從十幾位導師中選中了王蒙先生做我的導師。我想這也是我和王蒙老師的緣分所在。記得1973年四五月間，我在新疆伊寧縣紅星公社（吐魯番芋孜）插隊后擔任黨委新聞幹事期間，就與作為自治區文化廳「《血淚樹》『三結合』創作組」成員——只有執筆權、沒有署名權的王蒙先生結識。當時由我具體接待這個「三結合」創作組，為他們協調安排深入生活採訪、「訪貧問苦」事宜，我還要兼著他們的翻譯。也就在那時，得知王蒙先生是一位作家，且因為一篇《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小說而受到毛主席點名，後來划為右派，後來摘帽，後來來到新疆，來到伊犁巴彥岱……我當時就對他肅然起敬，認為被毛主席點過名的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尤其我第一次看到一位活生生的作家，讓我的好奇與暗念一同萌生。從某種意義上說，我下決心要當作家寫出文學作品來，就與當時近距離接觸王蒙先生有直接關係。在粉碎「四人幫」以後，王蒙先生開始復出文壇，他的新作不斷問世。這一點更讓我激動——他就是我曾經見過的一個人、一九*九*藏*書位作家——他的創作激勵和鞭策著我。在他獲得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之後，1979年我和王蒙先生又同年獲獎。記得在頒獎大會後的座談會小憩期間，他對我說，人民文學出版社要結集出版獲獎作品集，責任編輯讓他對我的作品幫忙把把關，他就稍稍做了一些修改，不知道我能不能接受。我說這樣很好，感謝您。他又以試探的口吻對我說，其實，小說寫作不宜用太多的民間諺語，那樣會稀釋小說的感覺，還不一定能體現民族特色。我以感激的目光看著他點了點頭。古人說一字之師，這何止是一字之師，是點化之師，寥寥幾句話，使我對小說概念和民族特色的認知瞬間獲得升華，我忽然間一身輕鬆，如駕輕雲——似乎自此我就牢牢把握了小說命脈——當然，在今天看來那僅只是握住了我手掌心大的那一點命脈——小說的命脈比天還大呢。我覺得，我和王蒙先生在共同的地域生活過，他懂得和尊敬那裡的文化，精通維吾爾語，略通哈薩克語，我們之間交流起來會有許多共同語言，更何況此前打心底我已經認他為師了，所以，自然而然我選擇了王蒙先生做我的導師。記得我和師兄陳世旭一同到王蒙先生家拜訪時，王蒙先生不無玩笑地說，其實，你們的小說寫得都很好，我這個導師倒是個「摘桃派」。這就是他平易近人的風格，我很喜歡。一日為師，終身受益。我想，他這種平易近人的風格迄今一直在影響著我。為文首先要為人，這也是我作為「文學講習所」學員的一大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