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世紀初，遼的部屬女真族繼起於東北，僅用了十幾年就先滅遼，再滅北宋，建立了橫跨北中國的金朝。金的南疆一直到了秦嶺淮河一線，遠過於遼，但由於根據地仍在東北，所以仍仿遼制，建遼南京為陪都，正式改稱為燕京。顯然是因為有鞭長莫及之虞，所以1153年，為加強對中原地區的控制，金將首都從位於今天黑龍江阿城的上京會寧府，遷到了燕京，改稱為中都大興府。這是北京第一次成為首都。十三世紀初，蒙古人崛起於北方草原，迅速橫掃北中國，滅金后不久，元世祖忽必烈就於1267年把首都從位於蒙古高原的開平府，遷到了金的中都城，隨後改稱為大都。從此以後，北京就從半個中國的首都到全中國的首都直到今天，其間雖有遷往南京的往複，但相對而言都比較短暫。

正是從上述幾個建都的一般原則考慮，中國古代統一王朝，甚至分裂時期以及近現代的首都，主要設在西安、洛陽、北京、南京與開封這五個城市及其附近。當然還有其他城市，但考量中國三千多年，大部分時間都是以這五個城市作為首都。而這五個城市中又有所區別，西安、洛陽、北京相對而言更重要一些，下來則是南京，為都時間最短的則是開封。因此，有學者認為開封不過是一個過渡性的古都。

洛陽處天下之中，優勢當然在於對全國行政管理十分有利，而且各地貢賦的調集，商貿上的往來也處於道里均衡的有利地位。優點突出，缺點也十分明顯：中州平原是四戰之地，伊洛小陳平原更是無險可守。後世所謂的東據成皋，西阻崤、澠，背倚大河，面向伊洛的形勝，只不過是主張建都洛陽之人的說辭。真正打起仗來，這裏就如張良所說的：「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比起豐鎬所在的關中來，無論是外禦敵侮，還是內控叛亂，洛陽的安全性差之千里矣。

在唐代以前，西安所處的關中平原居高臨下，對當時的山東地區可以起到明顯的控製作用。《鹽鐵論·非鞅》所說的「諸侯斂衽，西面而向風。」就是這個意思。正如前面已講過的婁敬所論述的四塞之固的地理優勢，關中地區即使控制不了東方，也能據險保守獨立。而位於四方之中的洛陽明顯沒有這個優勢，萬一四方叛亂，則難以保全國家政權。這是從控內的角度。而對於御外而言，唐朝以前中原王朝的主要外敵威脅來自西北，如西漢的匈奴，如隋唐的突厥。此時首都設在御外的前線，當然有利抗敵自保。如西漢、隋、唐的長安都有這樣的考慮。到了宋以後的外患則來自正北或東北，所以首都的定位也受到影響而發生變遷。

清人入主關內，出現的依然是遼金元以來不斷重複的政治態勢。清的龍興之地在東北，在建立了全國性的一統王朝之後，舍北京之外，可以說沒有其他更合適的地方作為首都。所以清朝選擇北京為首都沒有任何遲疑之處，這與金、元時期思路完全相同。事實上，由於清代所建立的多民族大帝國北部幾乎囊括全部蒙古人部落，西北包容準噶爾與回部，西南領有西藏地區，遠遠超過漢唐盛世，北京的地理位置也因此不像過去那樣偏向北部，而顯得相對比較適宜。而且這時的北京從遼代以來，已經有了近七百年的陪都與首都地位，除了中間明初的那數十年的中斷之外，氣勢早已養成。

今天的西安作為首都，始於周人。周的先人為了向東開拓，其政治中心從關中西部不斷向東遷移，到周文王終於定於豐。不過，這時的周還只是商王朝的一個諸侯國。隨後，武王再將政治中心遷到與豐隔水相望的鎬。不久，武王伐紂，周取代商朝，統治了中原地區。君臨天下的周武王，顯然感到鎬京作為首都過於偏西了，難以控制殷商舊地。而地處天下之中的洛陽，對控制東方更為有利，武王因此萌生了在洛陽建都的想法。《逸周書·度邑》中就記載了武王滅商后打算在伊洛一帶建立都邑的故事。不過，洛邑的建設到周公相成王時才全面完成。《周書·洛誥》曾記載了周公對營建洛邑的描述，他是這麼說的：「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這是說，他在營建洛邑時十分謹慎，為了獲得合法性，不斷向天求告占卜。

不過，與長安與洛陽東西徘徊相象的是，北京與南京也不是此起彼伏的關係，而是共生共長。典型的例子當然還是明代。1368年朱元璋稱帝，建立明朝時以南京為首都。可惜的是，這一局面並沒有維持多久。朱元璋之子朱棣從他的侄子手中奪取帝位后，思路卻與其父完全不同，他一開始就打算遷都北京，原因不外是這麼幾個方面：首先，北京是其龍興之地。朱棣封為燕王，在北京有比較牢固的政治基礎；其次，他的帝位按中國傳統觀念是篡奪而來，並不是自然繼承來的，所以避開先帝之都南京，也是遠離是非之地；但最重要的因素可能還是因為明朝的主要外敵是北逃的蒙古勢力，建都北京有利於抗敵。這最後一點從朱棣的經歷中可以得到證實：他六次親征蒙古，都是以北京為基地。所以，建都北京對鞏固明朝邊防有著十分積極的作用。

周秦隋唐如此，遼金元清其實也是如此。甚至後梁的朱溫，明太祖朱元璋與其子成祖朱棣莫不如此行事。再到後來，中華民國時期的南京國民政府也不能免俗。流傳至今的「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的說法，究其實，也是割據江東的孫吳政權不願離開政治根據地而泡製出來的。不過，政治基礎也有其兩面性。一方面是保證王朝長治久安，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妨礙當權者的革新行為。所以，有時候反而要靠遷都來避開守舊勢力的干擾。如秦孝公為了變法圖強，將秦國都城從櫟陽搬到咸陽，有擺脫反對變法的貴族們干擾的意圖。北魏孝文帝將首都從大同遷到洛陽，更是明顯地要減少漢化的阻力。

但從唐德宗的故事中，我們還可以看出，與都城經濟地理相關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交通條件。畢竟首都是全國範圍的政治中心，龐大的人口是無法避免的。再肥沃膏腴的土地也難以長期供應，所以必須位於交通樞紐處，這樣才能保證物質供應。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不過不是經濟考量，而是政治因素，即交通便利有利於對全國的政治控制。所以說，位於交通樞紐的區位，對首都來講，可謂是一舉兩得。這一點主要體現在北宋定都開封的決策過程中。

還有一個與地理中心區位有矛盾的首都選址因素，就是政治根據地的位置。這在古代有一個專門的名詞——龍興之地。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read.99csw.com五個城市從地理位置上又可以分成兩組：東西向的西安、洛陽與開封，南北向的北京與南京。這兩組城市作為首都的歷史恰巧也可以區別開來：前一組是中國歷史前半段的首都，后一組則是後半段歷史的都城。或者更明確一些，中國歷史上國都的遷移，並非像以前學者所認為的，是從西安到洛陽，從洛陽到開封，再從開封轉移到南京，最終落實到了北京。實際的情況更為複雜一些，往往在同一時期里有兩個位置幾乎同樣重要的都城並存，甚至在一個朝代有兩都並建的情況出現。如在西周到唐代長達兩千年的時間里是西安與洛陽，在唐末到北宋二百年間是洛陽與開封，最後則是從金朝到今天是北京、南京，長達八百年。

其實，以地理中心為首都的思想可以說是最簡單的思路，並沒有什麼玄虛的地方。而從中國都城建設的歷史來看，在唐代以前由於政治經濟重心統一在黃河流域，宏觀一點說，天下之中就在三河地區。如果學術一些，這就是政治地理學中的核心區。什麼是三河地區？司馬遷曾對這一地區有過解釋：「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也就是說，三河是現在的晉東南、豫西北一帶。如果更具體一些，天下之中就是指位於三河地區的洛陽。因此，從西周到唐代，歷代都有在洛陽建都的事實或打算，顯然是為了實現在天下之中治理天下的理念。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儘管王朝領土範圍的中心位置是建都的理想區位，但有時卻不一定是最合適的現實地點。因為理想畢竟是理想，現實的政治、軍事、經濟因素往往發揮著更為重要的實際作用。為了王朝的長治久安，一方面要控制內部的敵對勢力，另一方面要抵禦外部的侵略行為。在兩種勢力的平衡下，首都的選擇就可能偏離地理中心。

西魏政權的實際創立者宇文泰，曾隨賀拔岳轉戰于關隴各地，所部多為關隴豪右。後來宇文泰在洛陽北部的邙山一帶為實際控制北魏的高歡所敗后，也是通過廣募關隴豪右來增加自己的勢力。關隴豪右當然就成為宇文泰建立政權的重要基石，國力所寄。此後，北周取而代之，也唯有依託關隴集團的實力。北周之後，隋楊氏繼起，及於唐初，關隴豪右始終是這些王朝的主要支柱。然而西魏及北周初年，疆域局促于關西一隅，當然不能不以長安為都，論實力也不能不依賴關隴豪右。但楊氏代周后，形勢已大不一樣了。北齊已經滅亡，陳更是孤守江南。然而隋的國都卻仍因魏周舊貫，難以離開長安，其中最主要的考慮則是關隴集團的實力。浸假于唐初，這一景況也沒有大的改變。對此，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先生對此有過專論。

真正的將首都建在長江流域，應該說始自南朝。

事實上，在北宋建都之時，開封憑藉著發達的水路運輸已成為重要的經濟中心。「安史之亂」以後，北方一直是當時各政治勢力角逐的中心，黃河中下游地區的經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大量人口的向南流徙，促進了南方經濟的發展。因位於貫通南北經濟命脈的大運河中樞，開封則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到了五代時，開封已成為「控引河汴，南通淮泗，北接滑魏，舟車之所湊集」的北方大城市了。所以，開封取代長安、洛陽成為全國性的政治中心，便是必然的了。不過，開封的確是四戰之地，無險可守。所以，儘管後晉以降定都開封直至北宋末年，但同時洛陽仍一直作為陪都。

不料，劉邦此時卻有些猶豫不決。為什麼？原來定都洛陽固然可以憑藉交通便利管理疆域廣大的西漢帝國。但是，此時漢王朝立足未穩，天下未定，東有異姓諸侯，西有匈奴虎視眈眈，這時最需要考慮的是軍事安全。劉邦遲遲未決，顯然是考慮到了這一原因。

中唐以後，威脅中原王朝，甚至最後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主要來自於東北地區。比如契丹族就崛起於東北，先是建立契丹國，隨後，其軍事實力不斷增長，勢力逐漸進入中原，對中原地區的政權，無論是割據政權，還是統一王朝都造成了極大的威脅。五代時，後晉石敬瑭就迫於壓力把幽雲十六州的土地割讓給契丹，遂使契丹國的南界擴展到了今河北中部一線，並且把政治中心的一部分職能放在了幽州，也就是今天的北京。938年，契丹改國號為遼，同時所做的一項工作就是改幽州為南京幽都府，後來再改為析津府，作為陪都。因為這裏曾為戰國燕的地域，所以又稱燕京。今天我們把遼作為與北宋、西夏鼎足而立的中原王朝之一，所以北京作為有影響的都城就是從成為遼的陪都開始。

從西周到唐代大約兩千年的時間，之所以首都一直在洛陽與長安之間徘徊，是因為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一直到唐代中期之前，我國的文化、經濟重心一直都在黃河流域。所以，早期的首都自然也就落在黃河流域了。而相比起其他地方，洛陽和長安地區文化積淀深厚，之前不論，僅從西周開始便是政治中心與陪都所在，朝綱典制衣冠威儀，積漸而下，這是其他地方無法比擬的。

其實，關於定都的爭論與猶豫，不只出現在西漢初年，後代也有多次這樣的兩難。唐代初興，北方的突厥勢力正強，渭河岸邊常有胡騎巡睃。唐朝的一些勛臣策士對長安的安全沒有信心，提出遷都。唐高祖竟然接受了這樣的建議，打算遷到南山以南。這時秦王李世民站出來堅決反對，才最終打消了這一念頭。李世民之所以能力排眾議，除了考慮到自己的實力外，更多的也是考慮到關中的地利，並且只有積極組織抵抗，才能鞏固邊防，長治久安。

之所以宗周鎬京與成周洛邑始終並存，是因為它們各有利弊：宗周位於關中，自然條件優越，糧食供應充足，這是第一。第二是四塞之地，有險可憑，也可以就近抵禦犬戎等西北民族的侵擾。當然，更重要的一點是這裡是周人的發源地，是文化的淵源與政治的保證。儘管有這麼多的優點，但豐鎬也有一個致命的缺點，地處西鄙，行政治理不便。所以到了東周時期，王權衰落，內控外御力量削弱，就不得不將都城東遷王城，遠離外敵侵擾，就近控制內部。

魏晉南北朝分裂時期的都城建設開始有了離開長安洛陽一線而發生南北位移的現象，這可以算是後來首都偏離東西軸線之濫觴。當時對於北朝來說，依然有建都長安洛陽的可能，但南朝則只能建都於長江流域了。與黃河流域不一樣，在長江流域可供選擇作為首都的城市很少，幾乎只有一個城市無論是從地理形勢，還是從經濟考量都符合要求，這就是今天的南京。

這裏我們可以稍稍分析一下秦漢時的政治形勢，就知道婁敬、張良之流目光如炬，劉邦的從諫如流也著實讓後人欽佩。因為，從御外的角度，秦與西漢所面對的北面強敵都是匈奴，建都關中有利於抗擊強敵。事實上，秦正是憑藉關中而收復被匈奴佔據多年的河套地區，並將這一新收復地區建設成新秦中。漢初，固然國力不強，先是只能以和親政策與匈奴reａｄ•99csｗ•cｏm周旋。不過，到了武帝以後，國力強盛，以關中為基地打擊匈奴于西北，取得了壓倒性的優勢。不但西取河西五郡地，而且開闢西域地區，將今天的新疆地區的大部分納入版圖之中，遠遠超過了秦的疆域。這顯然是建都洛陽不可能做到的。到了這時，位於關中的長安自然就不顯得僻處西隅，而是幾乎成為全國領土的中心了。

所以，若王朝進取則定都長安，若守成則定都洛陽，這幾乎成為中國歷史前期的一個定律。比如，東漢國力遠遜於西漢，于匈奴于西羌均有力不能勝的難處，所以只能建都洛陽以求自保。隨後的西晉比東漢更弱，也只能定都洛陽。介於東漢與西晉之間的曹魏僅有半壁江山，自然以洛陽為都城。

其實，這之前的古人早已意識到地理形勢在國都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左傳》中就有「國之大事，在祀在戎」。這裏的戎就是指軍事安全，意思是只有用兵力才能保障社稷，這是與祭祀同等重要的大事。而《易·習坎》中也有「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其實都是這個意思。因此，歷來選擇都城，其附近的山川形勢自然也就在考慮之內了。

明代初年也曾有過這樣的游移。燕王朱棣久居北方，在對蒙古人的作戰中，深知北方的蒙古人是威及國家安全的主要原因。因此，在他與建文帝爭奪帝位成功后，毅然決定遷居北京。因為留在南京，一方面會受到帝都舊有勢力的制約，更主要是對北方邊防不再施行有效的控制。國都緊鄰勁敵，就不可能稍事麻痹，不敢有絲毫懈怠，以免養癰遺患，為害無窮。上面這些例子就引出了在國都確立中最重要的問題：在中國歷史上，國都選址大約遵循哪些原則？

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不過，用在中國歷史上，我們也可以生出同樣的感慨。數百年後，唐太宗又重演了當年漢武帝抗擊匈奴的故事，甚至發生的場景都大致不別，結果也幾乎一樣，將唐王朝的疆域一直拓展到了帕米爾高原，只是對手換作了突厥。但是，試想如果西漢與隋唐建都在洛陽，于匈奴或突厥必定有鞭長莫及之感，不可能取得如此輝煌的偉績。

今天看起來是首都的不二選擇的北京，在中國悠久的歷史上卻一直地處中原邊緣，長期以來只是一個州郡級的首府而已，輝煌一點的歷史是北京一帶在西周時曾做過燕國的都城。儘管燕國作為戰國七雄之一，但也只是北方的一個弱國。早期的北京之所以沒有受到重視，還是因為對於華夏文化的核心區來講，它的位置過於偏北，甚至在中國歷史上，那些只佔據北半個中國的分裂王朝都沒有考慮過用它作為都城。但是，隨著中國北方政治地理格局的改變，北京的地位也發生了變化，逐漸從一個邊城發展成為中原王朝的陪都以至首都。

西魏與北周下啟隋唐，其典章制度對隋唐多有影響。在都城方面，隋唐直接繼承了長安為都。事實上，西魏、北周乃至於隋唐之所以以長安為都，則與他們都依賴關隴集團建立政權有著極為密切的關聯。

金、元的情況大致相同，既要南取中原，又要照顧到本民族的根據地。於是位於蒙古高原與華北平原交界處的北京，就成為最合適建都的地方。北京山前小平原處於華北平原的最北端，從北方而下，經過太行山山麓通道，可以直達中原核心區域；從此往北，通過燕山山地諸山口就進入到蒙古草原，再往東北可沿渤海邊緣大路進入松遼平原。這種控扼天下的形勢，對金元以後蒙古高原以及東北地區已納入中原王朝控制的局勢來講，當然是建都的最佳選擇。這一點，金人梁襄早已揭明：「燕都地處雄要，北倚山險，南壓區夏，若坐堂奧，而俯庭宇也。又居庸、古北、松亭諸關，東西千里，險峻相連，近在都畿，據守尤易。」其實，他說的就是一種地理上的氣勢。

英國地理學家柯尼希（V.Cornish）對首都的地理條件作了詳細的研究以後認為，建都地點大致要具備三個條件：一是自然倉庫（natural storehouse），即首都附近資源豐富，糧食充裕，能滿足首都需要；二是交通樞紐（crossways），即首都應位於要道交匯處，交通便利；三是要塞（strongholds），便於防守。這三點對首都而言的確十分重要，放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如此。

再往後，北洋政府時期的中華民國以及1949年以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首都的定位無不依仗這一氣勢。可以說，除了西安/長安以外，全國再沒有第二個城市可以與之相比。兩個城市的區別僅在於，西安是以西駕東，而北京則是以北臨南。這當然也是中國歷史上的政治格局所決定。唐以前，山東地區，即黃河下游地區是可以與關西抗衡的政治與經濟力量所在，當時的政治格局是東西對峙。宋以後，發生了九十度的轉向，政治力量的對立是南北方向。當東西對峙時以西安為上，而南北對峙則以北京為上，形勢使然。中國歷史上的首都選擇，形勢往往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是一個極具影響力的傳統觀念。這一點有時要勝過經濟中心的重要性，也要勝過天下之中的實用性。西安與北京可以說是兩個最突出的以形勢取勝的都城。而對於北方民族而言建都北京，其實也有一定的實用性。比如蒙元王朝敗於明，退向北方以後，北元仍然存在了很長一段時間，而蒙元的後身韃靼瓦剌也始終對明王朝的安全構成巨大的威脅。

從最簡單最普通的思路而言，作為一國的政治中心應當位於國家的地理中心位置上，以便於對全國進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如戰國末年成書的《呂氏春秋·慎勢》就說：「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這裏的國就是都城的意思。這是天下統一之前人們關於首都定位的基本思路。類似於《呂覽》上述的話還有很多，如《荀子·大略》中也說：「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這又有所提升，也就是從禮制出發來說明天下之中的重要性。還有就是《管子·度地》中的話了：「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歸地之利。內為之城，城外為之郭」。

北宋建立之初，宋太祖趙匡胤雖九_九_藏_書以開封為政治中心，但當時並沒有決定建都於此。開寶九年（976），趙匡胤到洛陽巡幸，曾打算以洛陽為都。這時，他的弟弟趙光義與群臣都力主不可，極力諫阻之。趙匡胤只好退一步說，如果你們以為洛陽不行，那麼長安建都如何？趙光義問他：為什麼要選長安？趙匡胤說，他是想「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但不料，還是遭到趙光義等人的堅決反對，認為應該回到開封才是正理，因為開封雖是四戰之地，無險可守，不能仰仗自然形勢的優勢，但可以用大量的兵力守衛來彌補，更重要的是開封「漕引江淮，利盡南海」，所以是建都的最佳選擇。不過，這一選擇當然是有代價的，北宋開封地區的戍衛兵力為歷代都城之最，儘管如此仍在金人的鐵騎下，不堪一擊，最終導致了北宋滅亡。

儘管當時豐鎬與洛陽兩處對於定都而言，各有利弊，哪一個也不能說佔了絕對優勢，但相對而言，豐鎬還是略佔上風。

在中國古代，「京」特指的是大面積的向陽高地，「師」是軍隊的駐地，「京師」連稱，則是因為一般是在高地處駐有重兵。而把國都稱為京師，顯然是因為國都一般都駐重兵把守。可見國都的確定、防守，或軍事原因是十分關鍵的一點。事實上，古代都城的選擇，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選擇易守難攻之地。至於其他方面的考慮則都是在這之後。

東漢末年，孫權將當時稱為秣陵的南京改稱為建業，以此地作為吳國都城。除去其間曾有兩次短暫地遷都武昌，也就是今天的湖北鄂城，東吳在南京建都算起來也有六十年的時間，比明朝與南京國民政府建都南京時間還要略長一些。永嘉之亂后，衣冠南渡，晉室在由建業改名的建康立都，建立了東晉王朝。此後經南朝宋、齊、梁、陳四代不變，南京作為上述六個朝代，也就是孫吳、東晉及宋齊梁陳的都城的時間長達330年之久，統治著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史稱南京的「六朝古都」即是指這一段的歷史。

雖然我們也可以認為，後梁建都開封是一個以自己的根據地作為首都的典型，因為後梁是以開封為中心起家的。但實際上的原因，卻是開封利用運河更加方便，可以直接把江南地區的財富漕運過來，經濟上的優勢十分明顯。但是，由於洛陽長期為都，朱溫定都開封多少有些底氣不足，所以定都開封不過兩年，朱溫就西遷洛陽。只是洛陽為都至此時已是日薄西山，所以四年後後梁再次還都開封。這次只是五代時期首都在洛陽、開封之間徘徊的第一輪，之後又在後唐滅梁以後遷都洛陽，再之後，後晉滅唐兩年後又回到開封。從此，一直延續到北宋亡于女真。

楚漢相爭，漢王劉邦靠著良將謀臣的支持最終取得了全面的勝利，建立了西漢王朝。馬上得天下，自然不能馬上治天下。政權甫一建立，首要的任務自然是確定行政管理的中心。而助劉氏得天下的將士，多為山東人氏。秦漢時以崤山為界，其東皆為山東，與今天並不相同。他們當然願意衣錦還鄉。因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的洛陽自然成為將士們的首選：這裏既是天下之中，又離老家豐沛較近。看來，劉邦定都洛陽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

一個王朝建立之後，第一個要考慮的問題便是首都應該確定在全國範圍內的那一個地理位置或者說區位上。從宏觀的方面而言，這個位置必須是最有利的，其他地點都不如它。從微觀的方面而言，這個地點的地理環境又適宜建設都城。

不過，由於南京是父親明太祖欽定的首都，永樂帝當然不便馬上改變。所以，第一步是在永樂元年（1403年）改北平為北京，升為陪都。接著，在政權鞏固以後，朱棣在永樂七年、十一年與十五年三次巡幸北京，但第三次巡幸以後就再也沒有回到南京，而是駐蹕北京。這時，首都機能開始向北京轉移。到了永樂十九年（1421年）朱棣正式遷都北京，改稱京師，而把原來的京師改稱為南京。

從政治地理角度來看，適宜建都的地點一般有這麼幾個層次的考慮：一是在全國領土範圍內的地理區位如何；二是建都地點本身的地理環境，包括自然條件與人文基礎。事實上，在第一層次中的考慮又可以區分為兩個方面：一是選擇全國的地理中心或是有利的控內御外的位置，二是與統治集團的發源地是否相近的原則。

不過，有一點是柯氏沒有總結出來的，那就是在傳統中國，地理「形勢」也是建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所謂形勢，其實就是一種政治地理特徵。居高臨下，坐東鎮西，坐北制南，都是一種勢，一是氣勢，二是地勢，這種地理特徵用到政治方面，就成了一種政治地理要素。這在中國首都定位中是極其重要的，也可以說是一種中國文化與中國人文地理的特徵。這一點倒是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講過。他在分析順天府，也就是今天北京的形勢時說「關山險峻，川澤流通，據天下之脊，控華夏之防，鉅勢強形，號稱天府。」而首都需要的就是這種「鉅勢強形」。在分析陝西，也就是關中的形勢時，則說其「據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陝西而發難，雖微必大，雖弱必強，雖不能為天下雄，亦必浸淫橫決，釀成天下之大禍……蓋陝西之在天下也，猶人之有頭項然，患在頭頂，其勢必至於死，而或不死者，則必所患之非真患也。」所以，在中國的古都中，以西安與洛陽比較，西安的形勢勝；以北京與南京比較，北京的形勢勝。中國歷史上的首都也確實以西安及北京最為強勢。

民國時期，北洋政府的政治基礎在北方，定都北京自然是不二的選擇。但到了由國民黨建立的國民政府時期，其政治基礎是江浙財團，實際控制區域也沒有達到清代的範圍，所以自然是選擇南京作為首都。南京之所以被選為明初與國民政府的首都，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明代與國民政府的統一行動都是由南而北完成的。至於元、清兩代則恰好相反，所以作為軍事行動的策源地，也為定都加上了一個重要ｈｔtps://ｒｅaｄ•99cｓw.coｍ的砝碼。

與周人相似，秦人一樣是從西邊遷來，秦國的都城從隴山之西遷到雍，再遷到櫟陽，最後定於渭河之北的咸陽。秦國以咸陽為根據，一一擊敗東方六國，咸陽自然也就升格為統一王朝的首都。秦亡漢興，劉邦們與周、秦不同，他們來自東方，這樣就出現了本章最初的故事：定都何處的問題。其實，劉邦從東面而來，他的傾向是洛陽，這裏既是天下之中，又離老家豐沛較近。所以，劉邦在洛陽呆了三、四個月，後來是在聽了婁敬、張良的建議，才意識到要坐穩天下，只能西遷長安。

北宋之後，開封再作為首都則是在1214年，金宣宗貞祐二年。女真人為了躲避蒙古人的壓迫，將首都遷往陪都南京開封。此後，直到1233年（天興二年）金哀宗出走，南京陷落，開封作為陪都與首都的地位最終也結束了。如果說開封還有可能作為首都，最後的機會是在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同時以開封為北京。據說，這是因為他仰慕宋朝的制度，不僅明代的行政管理制度模仿宋朝，比如都、布、按三司分立就是仿效宋朝轉運、安撫、提刑諸監司分立，甚至還有過建都開封的想法。只可惜這時的開封周邊水道淤塞，交通優勢盡失，無法成為首善之區，朱元璋才打消了這個念頭。儘管如此，開封的北京之稱，在明初也保持了十年之久。

南京背依長江三角洲平原，農業發達，經濟繁榮，佔據著極為有利的經濟地理區位。而從軍事形勢來看，前據大江，南連重嶺，憑高據深，形勢獨勝。所以，諸葛亮對此地的形勢深加讚賞：「金陵，鍾山龍蟠，石頭虎踞，帝王之宅」。在得到這樣的評價后，歷代帝王也認同了在長江流域南京是最合適做首都的地方。因此，自東漢末年起，最適宜做半壁江山首都的地方，幾乎非南京莫屬了。

西安一帶作為首都，其地理區位與上述三點全部符合。雖然西安不處於天下之中的位置，于全國行政管理有其不便之處，但西安一帶還是位於交通要道上，西通隴右，南達巴蜀，東至中原，北抵塞外，均十分方便，可以彌補其不在地理幾何中心的缺陷；洛陽只符合三個條件中的一條，即交通樞紐，所以其建都優勢不如西安。而且，再推廣一些，無論西安還是洛陽，都只是在漢人為主的中原王朝，而且政治經濟文化重心都在黃河流域里才是合適的。待到經濟重心南遷長江流域，政治重心轉向北方后，首都自然就可能出現南北分化了，這就是北京與南京崛起的原因。而在政治經濟因素中，顯然政治因素更為重要，這是北京優於南京的地方。

正是因為關中地區有這樣的形勢，婁敬才提出這樣的建都建議。甚至婁敬還以與人搏鬥作為例子說服劉邦：

洛邑建成后，成為與宗周鎬京並立的都城。不過，建成后的洛邑，實際上由兩個城組成，一為王城，一為成周，其實是含有陪都的意味。因此，終西周之世，正式都城一直在鎬京未遷，但成周始終是周人鎮服東方敵對勢力的重鎮。

可謂是英雄所見略同，助劉邦得天下的張良對定都的看法與婁敬幾乎完全一致。甚至他勸說劉邦的話也與婁敬差不太多：「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張良這是指關中的南、西、北三面都有崇山峻岭，可以阻隔外來武力的侵擾。而留出來的東方，有黃河與渭河以通東方，既可以藉以供輸關中，又可以在危急時刻順流而下，平定諸侯。這樣的話確實很能打動對局勢了如指掌的劉邦。即日他便下令西都關中。

隋唐時期，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雖然仍在黃河流域，但已經不佔有絕對的優勢。在東晉南朝的全力經營下，長江流域已顯現出勃勃生機，江南地區成為平衡整個中國的重要法碼，隋煬帝的南巡江南，並非僅是為了淫樂消遣，另一個用心是仿效秦始皇，宣示國威。因此，儘管隋代定都於關中地區，並精心修建了一座美輪美奐的大興城，卻視洛陽十分重要，顯然是考慮到這裏控制長江流域更為便利。唐代也基本如此。所以，隋唐時期與秦漢已有所不同，洛陽與長安並肩，甚至還略佔優勢：隋煬帝以居洛陽為常，唐高宗乾脆移居洛陽，稱為東都。他的夫人武則天稱帝后，正式定都洛陽，長安反倒成了陪都。雖然，後來李唐復辟后，還都長安，不過洛陽仍是割捨不掉的至愛，玄宗前期就曾五次移居洛陽。顯然，這時長安的地理形勢已彌補不了它的區位缺陷，需要靠洛陽的居中地位來補救。這當然也隱隱露出長安為都的敗象來。果然，到了唐末，昭宗最終被朱溫逼迫遷都洛陽，此後長安便永遠失去首都地位，只有極為短暫地做過後唐的陪都西京。

因此，就在劉邦遲疑之時，婁敬就很巧妙地向他提出了建議。當時得知劉邦欲建都洛陽后，婁敬去見了劉邦。漢初並不像後來，劉邦雖已稱帝，但將士要想見他還是比較容易的。婁敬見到劉邦后，就問：「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高祖回答不錯，婁敬接著說：「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為什麼？劉邦不解道。婁敬接著分析。周室積德累善十余世，才有歷年久遠，而高祖您本人之得天下，靠的是「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屍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這樣的狀況下，劉邦「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不僅婁敬認為不可，劉邦自己也深以為然。話說到此處，那麼，不建都洛陽，哪裡又是最佳的建都選擇呢？婁敬接下來給出了答案：建都關中。

不過，此後的情形似有所改變。十六國之後統一北方的北魏，選擇了洛陽作首都，這倒不是為了自保，而是要進取南朝。因此，也就不可能以長安為基地，洛陽顯然有了極大的優勢。倒是只有分裂后佔據西部江山的西魏與北周只能再次以長安為都。不過，同時的東魏與北齊卻也是棄洛陽而改就鄴城。細想想，也很好理解。這幾個政權或是鮮卑化的漢人、或是漢化的鮮卑人執掌，自然需要把都城建在更靠近原來鮮卑族的根據地。不過，話又說回來，這一搬遷為時極短，影響也有限。再到後來，隋代北周而起，自然繼承了北周的首都長安。李唐再繼隋而立，仍然拿來主義，把隋的國都、制度一併照搬，省卻了不少氣力，效果卻出奇的好。但細比起兩漢，情形已有些變化。

因此，在中唐以前，除非偏安或其他特殊的原因，統一王朝首都只選擇在長安與洛陽之間。但中唐以後，隨著文化、經濟中心的逐漸南移，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尤其是經濟中心的南移，使得長安作為首都已極為勉強，上面所講的唐德宗的例子實在是很說明問題。不僅長安，從財賦所出的江南一帶來看，洛陽此時也不再是四方之中了，因此，再往東方的開封，地位也就漸漸的重要起來，到了唐末開封就真的成為了政治中心。不過，這一轉移並不是直接從長安到開封，而是借洛陽中轉了一下。當時控制了李唐政權的宣武軍節度使朱溫，先是強迫唐read.99csw.com昭宗遷都於洛陽，待後梁篡唐而立以後，就直接定都開封了。

在這裏婁敬所講的是關中的地理形勢，從經濟上這裏經過秦人的經營已有自足的可能，即「資甚美膏腴之地」；在軍事上是退則「四塞以為固」，進則「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

婁、張兩人的話都說明了定都關中則可以控制全國形勢，既使山東叛亂而失去控制，靠著關中的險固與富饒，也可自我保全。所以建都於西安一帶，優於洛陽。從西漢的歷史來看，他們的這個預測是正確的。果然，在其後不久的漢初異姓諸侯之亂以及劉邦的孫子景帝時爆發的吳楚七國之亂，都是起初叛軍聲勢很大，但不過數月，就被中央王朝徹底平定。可見，儘管秦漢的對手不同，但他們一致的是都要面對來自東方的威脅：秦國要對付的是東方六國舊貴族的潛在危險，西漢初期要對付的是東方各諸侯的割據勢力。以控內而言，建都關中是當時最合理的選擇。事實上，這一點不僅秦漢時如此，就是秦漢之際時也如此。當年項羽推翻秦王朝後，謀士韓生也對項羽說過婁敬類似的話。只可惜項羽目光短淺，仍然要回到離自己老家較近的彭城去建都，最終的結果是被從漢中起家的劉邦擊敗。

上述婁、張關於定都的議論還僅就關中內控全國的形勢出發。事實上，就御外的角度看，秦與西漢時期最強大的外敵是西北的匈奴。首都建在關中還有利於抗擊匈奴。秦代據之收復河套地區，又佔據黃河以南地區建設新秦中，深度打擊了匈奴勢力。漢初雖然國力不強，只能以和親政策與匈奴周旋。但漢武帝以後，國力強盛，以關中為基地而打擊匈奴于西北，取得了壓倒的優勢，不但建設河西五郡，超越秦國疆域，而且開闢西域地區，將今天新疆地區的大部分納入版圖之中。這時的長安就不再過於西偏，而比過去相對靠近全國領土的中心了。

但是，朱棣的子孫想法又與他不同，並不都認同北京為首都，而是想要回到南京去。所以明朝前期，在北京與南京之間就有過一場曠日持久的往複階段：永樂帝死後，洪熙元年（1425）仁宗就改北京為行在，準備還都南京。可惜他短命而亡，此事也就不了了之。經宣德朝至正統朝，南遷始終未能實現，於是在正統六年（1441年），北京官廳去「行在」二字，北京才算是最後正式定為首都。這就是說，從明朝建立到正式定都北京，大約經過了七十多年的時間。即使從永樂元年開始的兩京制度算起，也有將近四十年之久。明代前期北京南京之間的反覆，不但反映了選擇首都的各種外在因素交錯的複雜性，還體現了具有定都決定權的皇帝個人的心理狀態。永樂皇帝自然是一心要遷都北京的，但卻遷延了十九年之久，期間他有將近一半時間是呆在北京處理國事，或以北京為基地進行親征。但在他離開南京的時候，他的太子洪熙帝都是在南京監國，而且洪熙寬厚仁慈，對祖父朱元璋定都南京也有相當的感情，所以一心想遷回南京。只因他當皇帝只有一年時間，來不及完成這個任務。到了他的太子宣德帝時，想法又與他不同。雖然遵照父命有遷都的計劃，但他作為永樂帝的皇太孫，在祖父遠征蒙古時，一直隨侍在側，對殘元勢力的威脅認識更為深刻，所以對遷都回南京積極性並不高。當然，經過幾十年的經營，北京作為全國性首都條件的確比南京優越，所以，經過來回往複之後，明王朝的首都最終還是定在了北京。不過南京作為留都，比一般的陪都位置更高，與北京一樣設有六部。這種情況為歷代所無，這當然是出於對祖宗制度的尊重。

除了上面所說的各種政治因素，選擇首都還需要注意的是所在地的經濟地理條件。雖然在中國歷史上，首都地區的糧食與其他用品從全國調配已成為慣例，但當地還需要有基本的糧食供應能力，否則極易生成大亂子來。如安史之亂后，唐王朝的命脈懸于江南糟糧的供輸。唐德宗時就發生過一次糟糧遲遲無法運到長安，禁衛軍幾乎嘩變，要炒德宗的魷魚。好在，糟糧在最後的關鍵時刻抵達長安。據稱德宗父子相擁，熱淚盈眶，大呼「吾父子有救了！」。鑒於這樣的考量，於是都城所在地區要求有一塊能生產糧食的平原就不算是非分之想。當初婁敬一定要強調關中為天府之國就是基於這樣的考慮。而在以上所說的五大都城中，應該說都基本具備這一特點。

從中國歷史上來看，統治集團都力圖將首都定在與自己起家的政治根據地不遠的地方。這個因素十分重要，前面所講的劉邦之所以中意洛陽，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離他的老家豐沛較近，他的將士很多都是豐沛子弟。而最為突出的還是北朝及至隋唐的關隴集團與都關中的關係。

婁敬是這樣分析關中建都的有利之處。他說：「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也。」婁敬在這裏雖也提到關中是天府膏腴之地，實際上著重在講秦地的地理形勢。秦為四塞之國，早在戰國時，蘇秦已經提出這樣的看法。唐人張守節對此作過解釋，他說：關中「東有黃河，有函谷、蒲津、龍門、合河等關；南山及武關、嶢山；西有大隴山及隴山關、大震、烏蘭等關；北有黃河南塞，是四塞之國。」這裏所說的黃河南塞是指戰國時秦昭襄王所修築的長城。這條長城由今甘肅岷縣起，經今陝西北部，一直達于內蒙准格爾旗，正位於黃河北河之南，故稱為黃河南塞。

北宋以後，長安即使從理念上也永遠與都城地位告別了。儘管明初朱元璋在立都時，御史鬍子祺認為「夫據百二河山之勝，可以聳諸侯之望，舉天下莫關中若也。」朱元璋也頗以為然，還專門派太子朱標巡撫陝西，似有立都之意。但事實上，朱標回到南京后卻並無下文，看來，朱元璋對建都關中，也不過是一時的念頭而已。長安為都的最後一次迴光返照，是在國民政府時期。一·二八事變后，國民政府從南京遷到洛陽辦公。鑒於南京地處前線，一旦中日戰爭爆發，首都地位難以保全。因此國民黨於1932年3月在洛陽召開四屆二中全會，決定以洛陽為行都的同時，再行設立陪都西安，並定名西京。甚至還委派了張繼等人組成「西京籌備委員會」。這個西京籌備委員會從1932年3月至1945年6月，前後存在了13年之久。但最終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陪都選的卻是重慶，並非先前打算好的西安。

不過，南北朝以後，南京幾乎就喪失了作為首都的地位，與金對峙的南宋按照前朝的慣例似乎應該建都南京，但宋高宗卻沒有恢復全宋的雄圖，寧願躲到更安全的杭州，可以有長江與錢塘江兩道防線。所以，南京再次作為首都則是在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由南向北得天下的明初與民國年間，但也只維持了十分短暫的一段時間，而替代者都是地處蒙古高原與華北平原交界的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