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中都的外郭城東西南各開三門，北面是四門。東城牆自北而南是施仁、宣耀、陽春，西城牆北為彰義、中為灝華、南為麗澤，南城牆東為景風、中為豐宜、西為端禮；北自東而西是光泰、崇智、通玄、會城。皇城在外郭城中部稍偏西南處，正南門為宣陽門。宮城占皇城的三分之二，正南為應天門，正東為宣華門，正西為玉華門，正北為拱宸門。從外郭城正南的豐宜門，經皇城正南的宣陽門，宮城正南的應天門出宮城正北的拱宸門，直到外郭城正北的通玄門，是全城縱貫南北的正中的弛道，也是金中都城南北向的中軸線，所有的重要建築都安排在這條中軸線的兩側和正中。顯然，金中都無論是城市布局還是城市職能都承擔著首都的職責。

遼的西京大同府，在今山西省大同市，也是遼最後才設置的五京之一，遼興宗重熙十年（1044年）升雲州為西京大同府。其城市形制也是五京中最為簡單的一個，只在原雲州的基礎上加以增益為之。但其中也有供奉諸帝的石像或銅像的寺廟，所以與一般城市有所區別。

隨著契丹人軍事實力的不斷增強，遼太祖天顯元年（926年）東滅渤海國后，將原渤海舊地納入到自己的勢力範圍，並在此新建東丹國，以皇太子圖欲為東丹國人皇王。然而，當年太祖去世，次子耶律德光即位，為遼太宗，皇太子圖欲只得從海路出奔後唐。於是天顯三年，也就是會同元年（928年），遼太宗將舊渤海國上京龍泉府居民移住東平郡，並升東平郡為南京。天顯十三年（938年）再改南京為東京遼陽府。

也就是說，陵縣的設置並非僅僅劃出一塊地域和人民作為奉祀皇帝陵園之用，而且作了充分的考慮，將那些心懷不滿的關東舊六國貴族，還有一些桀驁不馴的豪富遊俠，從原居住地遷移到關中，集中在京師長安附近，一方面便於監視控制，防止生出新的動亂，以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另一方面也有利於帶動京師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一舉而數得。

金中都的皇城大體上沿用遼南京的皇城，其中主要宮殿依然是遼的舊殿。但是遼南京的結構，「子城就羅郭城西南為之」，皇城在外郭城的西南隅，要改成如同汴京三套方城那樣的格局，需要把外郭的西城牆向西遷移。金中都的皇城在外郭城的中部而微偏西南，說明皇城的西牆直到外郭城的西城牆之間的地段，都是金所擴展，同時外郭城的東面和南面在擴建時也有所拓寬。

周人滅商后，勢力迅速擴展到遼闊的東土，也就是黃河下游平原。國土面積的擴大，使得周人在滅商之後，立即感到在東方建立統治據點的必要性。這時地處天下之中的洛陽就成為武王的首選。洛邑建成后，成為與宗周鎬京並立的都城，含有陪都的意味。因此，終西周之世，正式都城一直在鎬京未遷，但成周始終是周人鎮服東方敵對勢力的據點。

在九個陵縣和兩個准陵縣中，只有宣帝杜陵是就秦代杜縣改名而來，其他各縣都是漢代新置。如茂陵邑本是槐里縣茂鄉，霸陵邑是芷陽鄉更名，雲陵邑則是割雲陽縣地置，而景帝的陽陵則是弋陽改名的。因此，這些陵縣比起正常的縣地域範圍相對狹小一些。或許是因為這些陵縣地位特殊，所以在地理位置上它們雖然位於關中，但在行政上卻統統歸太常管轄。太常寺是西漢時期中央政府設置的專掌宗廟禮儀的官署。而西漢時管理整個關中地區的地方行政機構是司隸、左馮翊、右扶風的三輔。顯然陵縣屬太常而不隸三輔，也就說明它們不受制於地方行政管理機構，這當然說明了在西漢王朝看來陵縣的功能主要是宗教方面。不過，這一制度後來有所改變。元帝以後不再設置陵縣，原有的陵縣也就劃歸三輔統一管理了。陵縣地位的特殊還表現在縣令的級別上。漢代一個縣有一萬戶以上的人口才置縣令，不足萬戶的稱為縣長。但陵邑一律置令，而且奉秩遠遠高出一般縣令的秩千石至六百石。如高后三年（公元前185年）增長陵令秩至二千石，這可是與郡守一樣的奉秩。另外，陵縣地位的重要還體現在修築有規模可觀的城垣。據《三輔黃圖》記載，高后六年（公元前182年）建長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但考古實測下來，規模實際上還要大一些：南垣長1245米，西垣2200米，北垣200米。惠帝的安陵城，北面的城牆實測下來也不小，北城牆也九-九-藏-書長達1223米。

在金的五京中，最重要的是上京和中都，其餘大都沿用遼的舊城，只是增建宮殿和宗廟而已。如東京遼陽府，金熙宗皇統四年（1144年）在那裡建嘉惠宮、寢殿和宗廟孝寧宮，皇統七年（1147年）又建御容殿。再如西京大同府，金太宗天會三年（1125年）在那裡建太祖的原廟，金世宗大定五年（1165年）再建保安殿。又如南京開封府，海陵王正隆四年（1159年）下詔營建已毀的宮殿。還如北京大定府，經過現代考古發掘勘測，知道金代只是在皇城內修築一個小城堡，疊壓在遼原來的宮殿基址上，四周每邊長約180米，東向開門，可能為金之重要官署所在。

遼南京城因中原舊都所建，所以明顯比地處燕山以北的上都和東京繁華，城市規模也較大，大約周圍二十六七里左右。城內分為皇城與外城，皇城在整個城市的西南隅，大約是沿用唐代幽州治所的格局。城內分為二十六坊，每坊建有門樓，標有坊名，大多仍然是沿用唐代舊稱。街市頗為繁盛，《遼史·聖宗紀》中記載了太平五年（1025年）因當地大獲豐收，「至夕，六街燈火如晝，士庶嬉遊，上亦微行觀之。」

西漢一代共有七個皇帝陵縣，也就是高帝的長陵、惠帝的安陵、文帝的霸陵、景帝的陽陵、武帝的茂陵、昭帝的平陵和宣帝的杜陵。皇帝陵縣外，還有兩個太后陵縣：一個是薄太后南陵，一個是趙婕妤雲陵。南陵是文帝七年（公元前173年）為他母親建立的陵園。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薄太后死，設置陵縣。本來按照西漢的制度，帝后合葬一陵，因此皇后是沒有單獨的陵縣的。但高帝已與呂后合葬在長陵，文帝只好另建南陵安葬他的母親薄太后。趙婕妤的情況略有不同，純粹是一個母因子貴的例子。趙婕妤本來已安葬在雲陽縣，昭帝即位后，尊她為太后，專門設置雲陵邑。另外，奉明縣也是一個準陵縣，是宣帝為供奉父親史皇孫的陵園所設置的。史皇孫是漢武帝戾太子的兒子，沒有機會當皇帝，後來他的兒子宣帝做了皇帝，於是專門設置奉明縣供奉他的陵園。雖然奉明縣不能稱為陵縣，可是性質與其他陵縣沒有什麼不同，因此我們認為它是一個準陵縣，有實無名的陵縣。

遼是東北部落契丹所建立的王朝。遼太祖耶律阿保機于神冊三年（918年）在臨潢開始築城，稱為皇都。天顯三年（928年）再升東平郡為南京。之後不久，天顯十三年（938年）遼太宗耶律德光因為後晉石敬塘獻燕雲十六州給契丹，並遣使奉表上尊號，於是依照漢制，登開皇殿，辟承天門受禮，改元會同，改皇都為上京。同時升幽州為南京幽都府，改南京東平郡為東京遼陽府，形成了一都兩京制。遼聖宗時，再改幽都府為析津府，又于統和二十五年（1007年）增建中京大定府。遼興宗更于重熙十三年（1044年）升雲州為西京大同府，合稱五京。遼五京制度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形成雖然不可否認是受到唐、五代、北宋中原都城制度的影響，甚至渤海國的影響，並對之後女真人的都城制度也有著直接的影響。

陵縣是西漢時期的一種特殊的縣，設置在皇帝陵墓旁邊，專門為奉祀皇帝的陵園而設置。陵墓的建築及供奉方式本是祖先崇拜的一個重要內容，西漢則把這種崇拜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在皇帝陵墓旁設置陵縣，也就是用一縣之人幫皇帝供奉祖先。這是西漢一朝的制度，空前絕後，以後及以前的歷代均沒有同樣的行政建置，因此是中國都城制度史上的特例。

女真完顏部從今黑龍江省阿什河、拉林河流域興起后，首先在今哈爾濱東南的阿城縣南設立國都，「國初無城郭，散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子庄。」顯然，這時還是沿用部落建置帳幕的方式。所以，金太祖完顏阿骨打在攻取遼的境地后，為了更好地對遼原有地區進行管理，接受了遼的五京制度。先是在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把原來金的國都稱為上京會寧府，改遼的上京為北京。之後，海陵王完顏亮殺金熙宗而取得帝位，他為了謀求向中原擴展，再於貞元元年（1152年）遷都燕京，稱為中都大興府。與此同時，廢除上京會寧府，改汴京為南京開封府、中京大定府為北京大定府，再加上原來遼的東京遼陽府和西京大同府，合稱五京。

我們今天的首都之所以名為北京，實際上也是兩京制的產物。當年明太祖定都應天，稱為京師。后其子朱棣將首都北遷，原來的京師只好改稱為南京。後來，仁宗意欲將首都遷回南京，所以把北京改為行在。儘管經宣德朝至正統朝，南遷始終未能實現，並在正統六年（1441年），北京官廳去「行在」二字，北京才算是最後正式定為首都。但從永樂元年開始的兩京制度卻從此開始。另外，相比起其他朝代的兩京制度，南京作為留都，比一般的陪都位置要高，甚至與北京一樣設有六部。這種情況為前朝各代陪都所不曾出現的。

完全是一幅大都市區的景象。

在中國歷史上，首都與陪都並存的情況並不少見，其中最著名的還是西周時期的宗周與成周。

位於今內蒙昭烏達盟寧城縣大明城老哈河上游北岸的遼中京大定府，始建於遼聖宗統和二十五年（1007年）。據說，當時遼聖宗過九頭山附近的老哈河時，望見有「郛郭樓闕之狀」的雲氣，決定在這裏建都。因此，他從燕京一帶找來大量的工匠，建成一個有郛郭、宮掖、樓閣、府宮、市肆、廊廡的「神都」。《遼史·地理志》中講到，所建的皇城中設有祖廟和景宗、孫天皇后御容殿，具有原廟的性質。而且還專門設有大同驛接待宋史，設有朝天館接待新羅使者，設有來賓館招待西夏使者。整個格局是以北宋東京為模式的，有三重方城，即外城、皇城和宮城。顯然，中京的地位即使在五京中也是十分顯赫的。

儘管我們前面已經說過，若王朝進取則定都長安，若守成則定都洛陽。但事實上，國勢強大的王朝在定都長安后，如果其經營重點是在東方，那麼，就只能用洛陽作為陪都。這似也是中國歷史前期的一個通識。

但是大長安地區的形成並不是經濟逐步發展和人口自然成長的結果，而純粹是由人為的行政措施所營造。所以，一旦政策發生變化，這種繁華景象就像海市蜃樓一樣煙消雲滅。元帝之後，不再設置新的陵縣，而且將陵縣歸屬三輔管理，表明了陵縣地位開始下降。平帝元始中，毀奉明園，撤銷奉明縣，南陵邑與雲陵邑也罷為普通的縣城。最後，雪上加霜的是西漢末年的動亂中，陵縣人口大量流失。新莽以後，長陵戶口已是十不存一。到了東漢光和間，領戶不足四千。這也很好理解，長安及其陵縣本來就是「浮食者多」，動亂之中糧食供應無法保證，人口流散是很自然的結果。東漢遷都洛陽，長安與各陵縣已經衰微，無復當日舊貌，連班固的《西都賦》也只是「觀跡于舊墟，聞之乎故老」的產物。

雖然東漢奉西漢為正朔，因此七個皇帝的陵縣仍然得到保留，但奉祀典禮已九九藏書很敷衍。高祖的長陵都因為戶口劇減，「園陵蕃衛粢盛之供，百役出焉，民用匱乏，不堪其事。」其他的陵縣更是可以想見。至於南陵、雲陵在東漢初則連縣的建制都已撤銷。萬年邑雖然沒有罷去，但其所處的櫟陽縣則省去，這時的萬年縣實為西漢櫟陽縣的地域，那就是說，萬年縣已不是專為奉太上皇陵所設的了。到了三國以後，七個皇帝陵縣全部取消，杜陵復改為杜縣，霸陵因為處於長安東大門的地位，改名為霸城。當年長安地區的十一個縣此時僅餘三縣而已，昔日的繁華自然也就隨風而逝了。

定都對於一個王朝來講，當然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人們在選擇首都時，往往十分挑剔，從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等等方面考慮，這就形成了上文所講的建都幾個基本原則。但現實的情況，並不總是遂人心愿。每一個地方總有不利之處。所以，即便是在中國歷史上已證明是首都最佳選擇的西安/長安和北京，事實上也總有這樣或那樣不如意的地方。比如西安在中國歷史上大部分時間是僻處西鄙，而北京也過於接近北方邊疆地區。所以，為了統治的方便，帝王們則會選擇在疆域內另一個適於控制全國的地方，作為首都的補充，以彌補首都的某種不足。這就是陪都。有時候，一個陪都並不能達到統治全局的目的，所以在東西南北中各設一個都城，這就是五京制度。

海陵王在奪取帝位后，為謀求進一步向中原發展，遷都燕京。因此，金的中都燕京是在遼南京的基礎上擴建的。中都燕京的擴建方案則是按照北宋汴京制度。天德元年（1148年）「乃命左右丞相張浩、張通、左丞蔡松年，調諸路民夫築燕京，制度如汴」。同時「遣畫工寫京師（汴京）宮室制度，闊狹修短，盡以授之左相張浩輩，按圖修之」。天德四年（1151年）燕京的擴建工程完成，貞元元年（1153年）以遷都詔中外，改元貞元，稱為中都大興府。

大長安的地域雖然如此狹小，卻集中了大量的人口。據《漢書·地理志》中記載，長安有戶八萬八百，口二十四萬六千余；長陵有戶五萬掛零，口約十八萬；茂陵有戶六萬一千余，口二十七萬七千余，以上三個縣合起來就有七十萬三千人。其餘的八個縣人口雖然沒有這麼明確，但也可以大致估計出來：茂陵至漢末有戶六萬余，戶數比初置時的三萬翻了一番。而平陵、杜陵也大致相當。安陵初置時有五千戶，估計霸陵、南陵、陽陵也差不多，則漢末這幾個陵縣應該有萬戶左右。奉明縣始置時只有一千六百戶，到漢末也就是三千戶左右。只有渭城縣完全無法估計。但就算不包括它，其餘七個縣大概也有十五萬戶之數。按每戶五口計，就有七十五萬人。這樣看來，最保守的估計是當時長安及其附近十個縣的人口在一百五十余萬人上下，平均每平方公里近1000人。這樣說也許還沒有什麼概念，但我們拿今天的數據做一個比較，這個人口密度就十分驚人了。上海直轄市是當今我國內陸地區人口最密集、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區。按2008年的數據，上海的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2931人，不過是二千年前長安地區人口密度的三倍而已。如果我們再考慮到這一百多萬人口，大部分是不事生產的城市消費人口，而且長安附近還有大面積的宮殿苑囿池沼，那麼這一地區的人口密集程度和所達到的繁華程度是可以想象出來的。

設立陵縣，最初是在高帝十年（公元前197年），劉邦將父親太上皇葬在櫟陽縣北原之上，設置萬年邑于櫟陽縣大城內，以奉太上皇陵。雖然萬年邑是第一個專門設置用於供奉陵園的縣，不過它不能算是真正的陵縣，因為沒有專門修築縣城，而是在櫟陽縣城中辟出一塊空間。不過，其功能與性質與後來的陵縣並無二致，所以也稱為準陵縣。真正設置陵縣是始於漢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這一年置長陵邑，正式建立了陵縣制度。此後，每read.99csw.com個皇帝即位，第二年起就開始修建陵園，並劃出一定的地域遷徙民戶設置陵縣。這就是本節開頭所引用《漢書·地理志》所描述的。

之所以宗周豐鎬與成周洛邑始終並存，是因為它們各有利弊：宗周雖然佔盡政治、經濟地位之優勢，但無奈地處西鄙，對東方行政治理不便，所以必須再有一個地理位置接近的據點，以控制東方。而洛邑地處天下之中，便於對全國進行行政管理，徵集各地貢賦、商業貿易也十分方便，但四戰之地無險可守，安全性較差，所以只能作為豐鎬的補充。

所以，東漢人班固在《西都賦》中追憶長安城內及近郊的繁盛景象時，是這樣描述的：

遼的東京遼陽府在今遼寧省遼陽市附近，從《遼史·地理志》中的記載知道，遼東京的城市結構大體是與上京相同，都以契丹城與漢城並立，即雙城結構。而契丹城內有宮城，甚至還有讓國皇帝，即遼太子圖欲的御容殿，可知確實與普通城市不同。但從漢城中的市僅為朝集夕散的集市性質來看，則明顯其城市還屬於早期形成階段。

據考古調查，金中都近似正方形、東西較南北稍長。目前外郭城東、南、西三面城牆斷斷續續的遺迹還存在。經實測，西城牆4530米，南城牆4750米，東城牆長4510米。今天北京還有一個會城門村，應當就是北面西邊門會城門所在。金中都城在明初時還在，稱為南城，洪武元年八月，大將軍徐達曾測量過，約為五千三百二十八丈，宋里三十五里。

西漢一代，陵縣的居民並不是關中當地的原住戶口，而是強制遷徙來的關東豪族、高貲商人以及遊俠豪傑。《關中記》中稱：「長陵城，……徙關東大族萬家以為陵邑」。這些集中遷移來的人口規模相當可觀，如《漢舊儀》中記載「武、昭、宣三陵邑皆三萬戶。」在漢代，萬戶以上就稱為大縣了。而這三萬戶還只是初置陵縣時的戶數，到了西漢末年時長陵已發展到了五萬戶，茂陵則達到六萬戶。所以說，象長陵、茂陵這樣的人口規模是屬於特大縣了。不過，也有人戶較少的陵縣，如奉明縣的戶口在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初置時，就只有一千六百戶，比起長陵、茂陵來，可憐得很了。這些規模可觀並且集中遷移來的陵縣居民，使得西漢時期關中地區的地域文化為之一變，長安及各陵邑地區因之成為「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甚至還形成了西漢關中地區遊俠之風盛行，並因此班固在撰寫《漢書》時，專門著有《遊俠傳》以彰顯這些特殊人物的性格特點及所行事迹。

隋代直到唐代中期以前，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雖然仍在黃河流域，但已經不佔有絕對的優勢。長江流域人口的增加，促進了經濟的持續繁榮，成為供給中央政府財賦的重要地區。因此，儘管隋唐定都於關中，卻都視洛陽極重。隋煬帝以居洛陽為常，唐高宗乾脆移居洛陽，稱為東都，形成了兩都制。武則天稱帝后，為了擺脫李唐宗室的干擾，遷都洛陽，把原來的首都長安改作了陪都。

金熙宗制度多採用中原的禮制，如曾親祭孔子廟，封衍聖公等。所以其都城建設也模仿中原都城的建設。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相當金天會三年，宋徽宗因賀金太宗即位，遣使許亢宗到上京。許亢宗著有《宣和乙巳奉使行程錄》，詳細地記述了當時所見上京宮城的情況，發現當時上京宮城的建設已開始在模仿中原的體制。只是金的上京限於原來所建城郭的規模格局，儘管想仿汴京改建，是不可能改建得像樣：「規模雖仿汴京，然僅得十之二三而已」。

但上京與中都不同，都是大事興修，完全改變了舊有的城市建制。阿骨打雖然立都上京，但對城市建設並無所創新，仍然沿用原有的部落幕賬制。到了金太宗時，才在天會二年（1124年）修築上京新城，名為會平州。此後的十余年間，金人不斷為這個新城增加新的宮殿以及各種禮制建築，如乾元殿、慶元宮，再建太廟、社稷，使之名實相符。而從現存的上京城九九藏書遺址來看，整個城市西靠山地，東有阿什河，由南北兩城相連合組成。因北城的南北略長，南城的東西略寬，所以象一把曲尺。北城南北長1828米，東西寬1553米，南城南北長1528米，東西寬2148米。城牆現存，厚約3米，高4～5米。城外建有圓形馬面，角隅有方形角樓址。全城現有九個豁口，估計是門，但不相對稱，門外設瓮城。南城西北角地勢高而平，上建有宮城，宮城正門向南，與城南門相對。整個南城實際上是皇城性質，還有一些宮殿、佛寺和孔廟在其中。而北城可能是郭城，有阿什河由西南流向東北，是為上京的水路。沿河兩岸是商業區和手工業區，有冶鐵遺址和陶窯等遺址。

在遼的五京中，上京是契丹人最早創建的都城，也始終是遼的政治中心。遼上京遺址在今天的內蒙古巴林左旗林東鎮南，周圍約有14公里，與文獻所說的幅員二十七里大體相合。從遺址來看，整個城市分為南北兩城，北為皇城，南則漢城，中相隔一道城牆，也就是北城的南牆同時是南城的北牆。從文獻記載來看，北城，也就是皇城實為契丹城，即為中央官署所在地，是契丹貴族的集居區。當時宋的使者薛映出使遼時，記載了在皇城內「有昭德、宣德二殿與氈廬，皆東向。」顯然，在這裏契丹人還保留著住氈廬的舊習。而東向也是契丹人的舊俗，以東向為尊。至於漢城，當然應該是外郭城的意思，所居住的是一些漢人和其他民族的居民。這樣看來，遼上京仍保留著契丹人原本的特色。

這十一個陵縣或准陵縣，除了萬年邑和雲陵邑距離稍遠以外，其餘九個縣都密密麻麻地分佈在長安周圍。尤其是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和平陵在長安以北的渭水北岸上一字排開，一縣緊挨著一縣，形成了「都都相望，邑邑相屬」的壯觀景象。除了這著名的五陵邑外，在長安的東郊還有霸陵、南陵和杜陵三縣，而奉明縣則緊靠在長安郊外。在渭河之北，長安與長陵、安陵之間還有一個渭城縣。這個渭城縣其實另一個名字更為有名，這就是秦都咸陽。劉邦定都渭水之南的長安后，罷秦咸陽，地屬長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又將渭北部分分離出來，更名為渭城。這樣十一個縣城密集在南北不過30餘公里，東西不過50公里的範圍內，加上陵縣的特殊職能和地位，以及高度集中的人口，就是現在的大都市區也難望其項背。班固的《西都賦》中盛讚其壯觀的景象：「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所以，周振鶴認為這個地域是由長安及10個衛星城所組成的大長安。

金上京在海陵王奪得帝位並將國都遷往燕京后被廢除。不僅僅如此，海陵王還在正隆二年（1157年）下令把原來上京的宮殿、宗廟、貴族宅第及儲慶寺，全部削平基址加以耕種。直到大定十三年（1173年），金世宗才又恢復上京，但已不復往日的輝煌了。

西漢時，陵縣的正式名稱是陵邑，比如漢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設置供奉高祖長陵的陵縣，名為長陵邑。不過，西漢的陵縣在名義雖為祭祀而設置，但從整個西漢歷史來看，它們所起的主要作用是拱衛京師。對於這一點《漢書·地理志》中說得十分明白：

周人為了向東開拓疆土，將政治中心從關中西部不斷向東遷移。在剿滅商王朝西部最重要的屬國崇國之後，周文王和他的兒子武王先後建立了豐、鎬二京。《詩經·大雅·文王有聲》中記載了這一事件：「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顯然，武王把都城再向東遷移是為了顯示其征伐商人的決心。不過，從文獻記載來看，豐、鎬二京之間雖然隔有灃水，豐在西、鎬在東，但總體上是一個城市，並在西周建立之後一直作為國都，稱之為「宗周」。

五代初期，幽州本屬後唐。后因遼太宗幫助後唐的河東節度使石敬塘反叛，石敬塘割燕雲十六州獻給契丹人。契丹人順勢把這一地區作為南圖中原的重要據點，升幽州為南京幽都府。後來在遼聖宗時再改名為析津府。又因是燕舊地，故也稱為燕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