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大城西南角的小城，從其城門和道路的布局來看，是坐西朝東的，以東門、北門為正門，尤以東門為重要。小城有城門五座，東、西、北三面各1座，南面有2座。其中，東、北二門是通向大城的通道，都有門闕建築。宮殿的基址在小城的北部偏西地方，以所謂的桓公台為中心。小城的交通大道也是以宮殿為中心構建的。小城除去宮殿建築的遺址外，還發現了很多為宮廷服務的冶鐵、冶銅的作坊遺址。更為重要的是還有為統治者所壟斷的鑄錢作坊的遺址。

顯然，明代時北京的商業活動是以棋盤街——前門「朝前市」為中心，東有燈市，西有西市（西四），加上東西單、東四、菜市口、崇文門外等街市等市場和以城隍廟會為代表的廟會及其他定期集市。這樣一套看似複雜，但實為有序的市場體系，組成了明代北京的市場格局。

上述三個市場是當時大都最重要的、也是規模較大的市場。但對普通百姓來講，還需要就近獲得日常生活所需的柴米油鹽。因此，在大都內部也大致均衡地分佈著一些小型的市場，為附近居民提供日常生活用品。如城東，相當於今天的東四一帶的十市口，有雜貨市、柴草市、車市等，在西邊的順承門（今宣武門）附近有草市、柴炭市、果市和窮漢市；而東部的文明門（今崇文門）一帶同樣也有草市、豬市、魚市等；在麗正門（今前門）內的中書省附近又有省東市，又設有文籍市和紙紮市。

西漢時期的長安城為規模巨大的皇宮、宗廟、官署、附屬機構以及達官貴人、諸侯王、列侯、郡主的邸地所佔據。用現在的觀點，長安城屬於內城性質。其大規模的市區、居民居住區都分佈在城外北面和東北面的郭區。從長安城門和街道的布局來看，整座內城也是坐西朝東的，這一點主要是由長安城的街道與城門反映出來的：長安城共有8條大街、12座城門，每邊城牆有3座城門，而根據考古發掘報告，只有東門兩側的城牆設有高大的門闕，已發掘的宣平門（東牆北門）和霸城門，門口兩側的城牆都有向外凸出部分，如同齊都臨淄小城的東門一樣，應當是建有門闕的。這說明長安城以東門為正門。另外，城內8條大街中，從東牆北門（宣平門）向西，直通到北牆中門（廚城門），與南北向的洛城門（北牆東門）大街、安門大街、廚城門大街相交接，是城內東北部東出的交通要道，也是長安最主要的通道。

通過照片我們就會發現外城城門的規模都不如內城的宏大，顯然表明它們的地位沒有內城的重要。只有位於南垣中央的永定門是整個外城最大、最重要的城門。原因十分簡單，永定門是從正陽門一直延伸下來的前門大街的終點，也是明清北京城中軸線的終點，自然要闊氣一些了。

而所謂的小城大郭，一些史學家認為是西城東郭，也就是王所居的城位居整個城市的西部，而普通百姓及工商業區則位於王城東邊的郭內。這一城郭布局形式實際上與春秋戰國時期周的宗法制度有著相當的關係。對於這個故事，我們還是首先從被認為是現今唯一能證明其為西周時代修築並且保存良好的魯國故城開始講起。

北京，這個最早由非漢族封建王朝建立的都城，卻成為中國都城制度史上最遵循儒家禮制的都城，也就是中國兩千年來最接近《周禮·考工記》的理想都城。其城市布局、規劃思想、平面設計等無不帶有《考工記》的印記。大都是如何將傳統設計理念和現實地理基礎有機結合，她的城址、布局又是經歷了怎樣的變遷呢？

晉室南遷后，拓跋鮮卑入居中原建立北魏王朝，並於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年）營造洛都，兩年後由平城遷都於此。

城市的整體南移，使得城市重心的宮城也必須有所改變，因此，明代北京修改的第二個重大舉措就是宮城興建。

洛陽城內有二十四街、三市。大市（金市）在城內，位於南宮之西北，馬市在城東，城南臨洛水處設南市。洛陽三市之制始於此時。主要官署在城之東南，近東垣耗門。城東北還建有太倉、武庫。

成周的營建，對鞏固周對東方的統治意義不言自明，影響亦十分深遠，前文已述，茲不贅言。成周與宗周鎬京東西對峙，不僅創立了東西兩都制度以加強中央集權的統治，為後世所效仿，而且開創了小「城」大「郭」的都城布局，成為先秦各國都城直到西漢長安一直實行的都城布局制度。

這種在國都南郊每年舉行祭天的禮制，正符合當時大一統的政治體制，所以到東漢就被光武帝所採用。光武帝于建武元年（25年）即位於鄗（河北柏鄉縣北），在南郊建壇，祭告天地，就是「用元始郊祭故事。」次年正月，「初制郊兆于洛陽城南七里」，仍然採用元始中故事。後來在洛陽城南面開平城門，既是為了便於群臣到宮中朝會，更是為了便於皇帝到南郊舉行郊祀。從此歷代皇帝就沿用這種禮制，成為定製。

我們引用一幅元代李好文繪製的唐代長安城市結構示意圖（圖5-10）。在這裏，唐長安城的空間結構清晰可見：內城位於城市的中北部，北為宮城，南為皇城；外郭城從東、南、西三面環抱內城。整個城市嚴格取中軸對稱格局，宮城、皇城均位於全城的中軸線上，而在宮城中軸線兩側分置宗廟和社稷壇。另外，城市道路採用非常規則的棋盤格式的經緯塗制幹道網，並且利用幹道縱橫交錯劃分出規模相同的坊，作為居民居住用地。

承天門以南就是所謂的外朝，太極殿是每月朔望舉行朝儀的地方，也就是所謂的中朝，而皇帝在兩儀殿（位於太極殿後）處理日常政務，即所謂的內朝。此外，慶功、宴客的典禮也常在兩儀殿上舉行。

失之桑榆，收之東隅。反之亦然。王府井與西單的崛起，對應的是明清以來北京最重要的商業中心東、西四市場及前三門市場的衰退。民初以後，原本封閉的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被打通，內外城交通聯繫的暢通，使得聯繫原來內外城之間僅有的通道——前門的交通樞紐地位下降，直接的後果就是前門商業區範圍縮小，前門一代商店「多遷王府井及西單牌樓」。而東西對應的菜市口市場與崇文門外市場的發展也陷入遲滯。只有天橋市場例外，反而獲得了發展的良機，迅速成為北京最大的平民市場。天橋市場的興起反映了近代北京的市場服務所呈現出明顯的階層分異：天橋市場的定位是為居住在外城的大多數下層平民提供商業服務，而這些服務顯然是一些王府井、西單無法或不願提供的低等級商業服務。

西漢以前都城布局坐西朝東，是繼承過去維護宗法制度的禮制，以東向為尊。然而，隨著中央集權制的確立並鞏固下來，推崇皇權成為國家禮制的中心需要。而皇帝祭天之禮逐漸替代了宗法制，成為每年朝廷舉行的最重大的典禮。而祭天規定在國都南郊舉行，這便成為都城布局改變的重要原因。

歸納起來，《周禮·考工記》中明確的儒家標準國都的設計，首先是確定宮城為全城規劃的核心。而其餘的重要建築，無論是祖（太廟）還是社（社稷壇）的空間位置都是以王所居的宮城為坐標的。都城內重要建築的布局原則是以宮城為中心，前為處理國家大事的外朝，後為經濟活動中心的市場，宗廟和社稷則分據宮城的左右兩側。對於城門、主要道路及居民區的布設，也是以宮城為中心對稱分佈。

宣武門——走囚車。宣武門在元代時稱順承門。明代就改稱玄武門。後來為了避康熙帝的名字玄燁之諱而改為宣武門。明清時期北京的刑場就設在宣武門外的菜市口，犯人經刑部審核確定，從宣武門出去，在菜市口問斬。據說當時宣武門的城門洞頂上刻著三個大字「後悔遲」，其寓意一目了然。據五行學說，西方為金，主死，所以死人出殯也要走宣武門，故又稱之為「死門」。

大都城新址的大致確定，進而需要明確中軸線的位置，以便為此為標誌營建新都。

臨淄故城東臨淄水，西依系水（今稱泥河），位於淄河沖積扇的前緣，地形向北方微微傾斜。故城由西南小「城」和東北大「郭」兩部分連結而成：小城呈長方形，嵌築在大城的西南隅，南北4里余，東西近3里。大城呈不規則長方形，多有拐彎，西牆南端與小城北牆銜接，南牆西端與小城東牆相接，南北近9里，東西7里余。兩城總面積60餘平方里。

正因為此，《考工記》關於「營國」的文字，實際上是三個等級：第一級是王城，即王國的首都；第二級為諸侯城，即諸侯封國的國都；第三級為「都」，即宗室和卿大夫采邑。《考工記》中對王城描述得較詳細，其他兩類城邑只是以城隅、道路為例，就營建制度來說明它們與王城的差別，而沒有直接敘述城市內部的具體規劃。因此，歷代學者的解釋也就都是以王城的規劃為基準，按照禮制，即按一定的差額依次遞減來決定這兩類城邑的各項具體規劃內容。

隨著大都城市中心的確定，接下來的工作是劃定城的四至：以中心台向西到積水潭西岸的距離為半徑分別修建了東、西城牆，以中心台向南恰好包括皇城在內的距離作為半徑來確定了南、北城牆的位置。

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礎上加以改造和擴建而成的。明朝是將封建禮制發揮到極致的一個朝代，都城的規劃設計也深受其影響，並奠定了今日北京城的基本格局。清朝統治者對北京城基本採取了繼承的態度，但在改造中也加上了本民族的一些烙印。

王府井地處皇城主要進出口的東安門和外國使館區的聯接地帶。這兩種性質完全不同、但又是當時北京最重要的政治勢力，合力打造出這一商業中心：一方面是封建統治者實施「新政」，辦起東安市場；另一方面是外國資本主義興建的北京飯店、協和醫院、洋行、影院等新式的公共機構。中西各方的投資，帶動了這一地區商業的發展，使得王府井迅速崛起，成為全市的商業中心。

但歷史與傳統在民國時期北京市場網路格局中的作用仍不可小覷：地安門、新街口、北新橋等傳統的中間市場繼續在區域商業網路中承擔著不可替代的職能，前三門市場的地位雖不能與明清時相媲美，可是商業基礎之雄厚使其依然有與新興商業中心競爭的實力，特別是前門市場，仍不失為那個紛爭年代里北京城重要的商業中心。

長安共有九個市，據《三輔黃圖》曰：「《廟記》雲：長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里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門。夾橫橋大道，市樓皆重屋。」橫橋大道就是從橫門（北牆西門）通到橫橋的一條大道，這是長安和渭水以北五陵邑交通的要道，因而成為商業發達之區，設有西市。而通過北牆東門城外的杜門大道一帶是居民聚集區，東市設置在這裏。這種東西兩市對稱並列在郭區的布局，對後世都城中「市」的建設有深遠的影響。

東漢光武帝定都洛陽后，繼承了西漢長安的內城九-九-藏-書制度，南北縱列的兩宮居於整個城市的中部，幾乎佔全城面積的三分之一。洛陽整個城市顯然是坐北朝南，這從以下幾個方面可以看出：

如前所述，從曹魏鄴都開始，中國都城的格局中開始出現了一條縱穿都城中部的中軸線，被認為是帝王居於天下之中在都城布局上的表現。因為其關乎於國家的禮制，所以都城的中軸線的確定至關重要。為了避免新都城的中軸線為金中都舊城所阻，可以十分順暢地向南北發展，故將宮城的具體|位置確定在原大寧宮南部湖泊的東岸（圖5-13）。相傳，大都的設計者劉秉忠以麗正門外第三橋南的一棵樹作為標誌，將穿過此樹的南北方向確定為整個大都城的中軸線，並將宮城首先置於其上。

在明代北京城市市場布局的基礎上，清代北京形成了以前門為商業中心，廟會市場與固定店鋪互為補充的空間格局。

位於降水並不豐富的華北平原北部的金中都城，城市生活所需的水主要依賴地表水資源，即今北京城西南郊的蓮花池。但蓮花池的水源，僅能滿足城市居民的生活用水以及城內宮廷園林的用水，而對關乎金王朝命脈及其官僚機構正常運轉的漕糧運輸，卻並無實效。終金朝一代，始終未能圓滿解決這一問題。所以，城市的水源問題，特別是南糧北調的漕運水道的用水問題，是擺在元朝統治者面前一個十分嚴峻的問題。

有學者認為元大都只有十一門是設計者取象于《周易》「天地之數，陽奇陰偶」的結果。天數為一、三、五、七、九，地數為二、四、六、八、十，取「天地之中和」，即天數的中位數「五」與地數中位數「六」合而為「十一」，其意義引申為天地合和，所以，南門三個，奇數，北門兩個，偶數，呈現陰陽對應之勢。

位於今山東曲阜的魯國故城，至今不少地段的城垣仍聳立著，尤其是城的東南角及其兩側，殘垣的高度在10米上下。依據這些城垣遺址及考古發掘報告，我們可以複原出當時城市的基本面貌與布局狀況。

另外，採用坐西朝東的布局，也就是說把宮城或者宮室造在西部或西南部，以東方、北方為正門，是依據周人的禮制而設計的。古代周人的禮制最突出的一點就是以室中西南隅為尊長居住之處。《禮記·曲禮上》說：「為人子者，居不主奧。」鄭玄注：「謂與父同宮者也，不敢當其尊處。室中西南隅謂之奧。」這是說，室中西南角，是尊長居住之處，小輩是不能居住的。在舉行祭禮時，周人還把室中西南隅作為神和屍的安坐之處。而神是指主人祖先的神靈，屍則是在祭祀時作為祖先神靈的代表，往往是選用族中孫子一輩的人充當。《禮儀》中的《少牢饋食禮》，是卿大夫祭祀其祖廟的儀式。整個儀式過程大致是以下這樣的：

早期的郊祀主要是在東郊，因為東郊與南郊同樣都是「陽地」，而且正東陽光更充足，太陽出於正東方。周室東遷后，天子權威下降，原有的宗教制度受到衝擊，諸侯不但在政治上向周天子鬧獨立，在宗教上也祭起自己的天來了。這一變化大概是從秦國開始的。春秋初年秦襄公列為諸侯，認為自己獨佔西方，應主少暤之神，故做西畤祭祀白帝。後來，隨著秦國的強大，再增加青、黃、炎三帝。天帝由一個變為多個，正反映了地上分裂的局面。秦德公遷都雍后，雍成為秦國的宗教中心，在此祭祀黃帝、炎帝、白帝、青帝。西漢初年也曾沿用這種禮制，漢文帝曾建渭陽五帝廟。不過，五帝說顯然是國家分裂時期的產物。天下統一后，為了適應這樣的政治形勢，便又產生了一個總領諸神的最高神——太一，並在武帝時設太畤于雲陽甘泉。

隋唐長安之後，中國的都城制度進入了另一個階段。這一時期統一王朝並沒有真正營建過新都，都城主要是在原有城市的基礎上因地制宜，因而沒有足夠的空間將《周禮·考工記》中的理想付諸實踐。弔詭的是，最終《周禮·考工記》中的理想之都，卻是由「只識彎弓射大雕」的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所實現，而這就是由元世祖忽必烈興建的大都城。

清初，清政府強制實行滿漢分居的政策，並將內城划為八旗營地，這嚴重摧殘了北京內城的市場。清中期后，隨著滿漢分居政策的鬆弛，北京城內的商業開始出現生機。與此同時，工商業會館和行會的建立，以及全國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得作為全國政治中心的北京，市場呈現出繁榮的景象，各類商品薈萃、市場類型多樣。

琉璃廠的情形反映了清代北京內城商業發展的基本路徑：即由早期的定期集市轉變為固定的商業店鋪，並形成了層級分明的城市商業體系。因為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東部最主要的商業中心的東大市，也就是設有京師「四大恆」錢鋪的東四牌樓市場。這裏最早是因鄰近貢院形成了一個定期的商貿集市，清中葉后則發展而成為北京內城東部的商業中心。其實，西城最主要的商業中心，西四牌樓市場也是從廟會發展而成。在這些區域性的商業中心之外，一些交通便利的地方則形成了基層商業中心，如新街口、北新橋、交道口、東安門、地安門等大街都成為內城熱鬧的市場，而朝陽門、安定門、德勝門、西直門等各門關廂處也形成了商業市場。

興起於東北地區的女真族所建立的金滅遼后不久，海陵王貞元元年（1153年）將都城從上京會寧府（今黑龍江阿城）遷至燕京，並改稱為中都大興府。自此至1214年為避蒙古兵鋒遷都開封，中都一直都是與南宋、西夏鼎立的金朝的首都。

與以往的都城營建一樣，明朝對北京城的改建，重點放在全城的中軸線上。雖然，明北京城繼續沿用元大都的中軸線，但對元大都城中心閣以南的全部建築物，重新加以規劃，增加了不少新的內容，意圖以宮殿建築的平面布局和造型，凸顯封建帝王「唯我獨尊」的主旨。

至晚清，北京的市場終於又形成了「正陽門街、地安門街、東西安門外、東西四牌樓、東西單牌樓暨外城之菜市、花市」的格局，加上定期的廟會和一些專業性的集市，構成了清末北京市場分佈的基本格局。

隨後的清朝基本繼承了明北京京師建築，不過清代在北京打下了幾個鮮明的烙印，一是八旗制度內外城的分治，一是西郊園林的營造。

朝陽門——走糧車。朝陽門是內城東牆的南門，元代時稱為齊化門。明清時期北京的糧食多是從江南地區沿大運河運到通州，然後卸船裝車運到北京朝陽門內，存放在官方的糧庫「海運倉」、「東門倉」和「祿米倉」。直到今天，這裏的地名中還保留著這些名稱，所以朝陽門也有「糧門」之稱。

據史料記載，西周初年呂尚（太公望）受封于齊，建都營丘，目的是為了控制東方的萊夷。史學界對營丘在今天的什麼地方一直有所爭議，有些學者認為營丘就是臨淄，有些人則認為在另外的地方。但是不管結論如何，有一點無疑，就是齊國建立后一直受到東方的敵對勢力的威脅，直到七世獻公東進，建都臨淄后，才重新確立了它在山東半島的霸主地位。此後齊國定都臨淄歷600餘年，直到公元前221年為秦所滅。正是因為臨淄作為齊國控制東方的重要據點，所以臨淄的城市布局當然也就體現了周禮與軍事防禦兩方面結合的特點。而經過考古工作者對臨淄殘存的部分城牆和地下的勘探，也使這座規模宏大的古城的範圍和形制逐漸清晰起來。

民國北京市場的最大變化就是，因政治因素，王府井商業中心一躍成為北京城內最大的綜合性市場和全城最重要的商業中心。

不久，永樂四年（1406年）朱棣開始著手營建北京的宮殿城池。限於宮城之南逼仄狹小，不足於安置中央官署，故又把南城牆向南推移了二里。這樣一來，和元大都相比，明北京城將北城縮減了三分之一，又拓展了南城，使得整個城池向南推移，並使得宮城位置更接近城市的幾何中心。顯然，明代的北京較之元大都來，「宮城居中」的思想體現得更為恰當。

所謂的「內九」，指的是內城東邊的東直門、朝陽門，西邊的西直門和阜成門，北邊的德勝門、安定門，南邊的崇文門、正陽門（前門）和宣武門。我們耳熟能詳的「九門提督」實際上就是掌管內城的負責人。內城九門地位重要，也各自有各自的用途，用老北京人的話說，就是「九門走九車」。

在《周禮·考工記》中，都城規劃有著具體而微的設計方案，如：朝、市規模為一「夫」，即佔地方百步；王城城垣高七雉（丈），城隅高九雉，每面城牆各開三門，共十二座城門；宮城城垣高五雉，宮隅高七雉，宮門門阿高五雉；全城採用經緯塗制（即棋盤格式）幹道網，由三條南北及三條東西主幹道（一道三塗）為骨幹所組成，順城加辟環城幹道——「環塗」，連接經緯幹道，構成一個幹道網，城外有「野塗」溝通內外，經緯塗寬九軌即周尺七丈二尺，環塗寬七軌即周尺五丈六尺，野塗寬五軌即周尺四丈；廟門寬周尺二丈一尺，廟中門（闈門）寬周尺六尺，應門寬周尺二丈四尺，路門寬周尺一丈六尺五寸等。

如前所述，元大都城的營造是第一次將《考工記》的理想付諸實施，並且結合地理現實加以創造性的發展。因此，元大都在中國的城市規劃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被視為中華帝國後期都城設計與建設的一個典範。所謂的典範其實主要體現在大都城的城址選擇和城市平面設計兩個方面。

金遷都汴梁的第二年（1215年），中都城為蒙古鐵騎所破，隨之改稱燕京。最初，蒙古人並無意於此建都，因此將城內宮闕盡行焚毀。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從漢臣劉秉忠之議，決定遷都燕京，復號中都，並在金中都城的東北郊外另建新城。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正式以「元」為國號，並將新營造好的中都更名為大都，意即以此為據點經營中原。從此，大都/北京正式成為統治全國的政治中心。

此外，東單、西單、東四、菜市口、崇文門外等街市，都分佈有很多店鋪，顯然也是從元代大都的市場體系中繼承下來的。

清代北京的市場體系經歷了前期的衰退和中後期的恢復與發展兩個階段。

然而，這一中國古代都城布局特點，到了西漢後期就開始發生變化，但都九*九*藏*書城空間格局由居不主奧的坐西朝東到承天之序的坐北朝南的轉變，卻是到了東漢洛陽才真正完成。

宮城前南北主幹道——銅駝街兩側，左建宗廟，右立大社，官署也沿街東西排列。這便是一組以宮城為中心的主體建築所構成的洛陽都市中心區。考古探測所知，處理朝政的太極殿在南部，寢宮及西遊園在北部，當是按前朝後寢的制度部署。城內幹道採用經緯塗制，市不在宮城北，分居外郭城的東、西、南三面。

根據記載，長樂宮共有4座宮門，但是只有東門和西門有門闕，說明宮殿雖然南向，但整個宮卻是坐西朝東的。估計秦代已經如此了，西漢只不過是沿襲原有的體制而已。未央宮作為新建的朝宮，同樣坐西朝東，以東門、北門作為正門，設有東闕和北闕。這在《史記·高祖本紀》有明確的記載：「八年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

至於大明門和正陽門之間的一小段距離，也被有計劃地保留下來作為連接東西城區交通往來的孔道，稱為「棋盤街」。這裏當然也就形成了明清北京繁華的商業街。

阜成門——走煤車。阜成門是內城西牆的南門，元代時稱平則門。因為京西的門頭溝一帶是產煤之地，北京城所用的煤皆從該地運來。老阜成門的門洞頂上刻了一枝梅花，取「煤」的諧音，以示此處為走煤車的意思。

外城的商業布局與內城稍有不同，這些市場大多直接承襲了明代的布局。如中部天橋市場是明代前門外大街商業中心的延續；外城西部的菜市口市場和外城東部的崇外市場都是繼承了明代外城的市場格局。

「皇四」是指皇城即紫禁城的城門，東有東安門（現為東華門），南有天安門，西有西安門，北有地安門。這些門都是封建時代統治者為保護自己而設立的，與北京的普通百姓關係不大。

如果拿《考工記》中的王城制度來衡量，除城址、市制因襲前代外，北魏洛陽城布局基本符合《周禮》中的規劃。所以，認為鮮卑族所營建的北魏洛陽是西漢末年以來，最接近《考工記》營國制度理想的說法，毫不為過。

根據試掘結果，位於古城東牆北門的向西通道中部偏東北部的地方，即今周公廟高地一帶為夯土基台，應該是當時的宮殿區。《水經·泗水注》中記載的：「周公台，高五丈，周五十步」，就是這裏。宮殿區以北，今盛果寺一帶，是城中最大的居住遺址。遺址西部文化堆積厚2米以上，從西周前期一直延續到漢代。魯城內早期的手工業作坊，也主要分佈在北部和西北部，大致在盛果寺以及西北部今葯圃一帶有冶銅遺址，而葯圃北部和彈簧廠則明顯是制陶遺址。

《周禮》是我國儒家的經籍之一，重點是對人們的道德、行為提出規範。而涉及到帝王修建都城的規定，則集中見於《考工記》部分。由於現在學術界一般認為《周禮》成書是在春秋戰國時期，所以《周禮·考工記》中關於理想都城的描述也就被認為是春秋戰國時期人們關於都城營建的理想或標準。在隨後儒學地位不斷提高，並演變為中國統治階級主流意識形態的過程中，《周禮·考工記》中的「匠人營國」也逐漸成為後世帝王營建國都的「玉律」。

隋文帝于開皇二年（582年）命高熲、宇文愷等人在漢長安故城東南的龍首原建設新都，稱為大興城。大興城分郭城和內城，內城又分宮城和皇城。這是一個先制訂規劃，然後修建的都城。

說起北京的市場，人們一定都會想到王府井、前門、東單、西單等耳熟能詳的地方，殊不知北京的市場經過了幾朝的更替變遷，才發展成為現在的布局狀況。所以，說起北京的市場，自然就得從元大都時期講起。

由於北京城市的整體南移，明王室的宮城也向南移了約400～500米，並在宮城四周開鑿了寬達52米的護城河以加強防禦。這樣一來，明宮的「前朝」正殿奉先殿，正好壓在了元大內正南門崇天門之上，而明宮的后朝三大宮恰好壓在元代大內的「前朝」正殿的附近。這是為了取壓制前朝，厭勝之意。當然，三大殿，也就是現在故宮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和三大宮，也就是乾清宮、交泰殿、坤寧宮，為宮城最主要的宮殿建築，一律建造在全城的中軸線上。至於其他次要的建築，則都嚴格遵守對稱排列的原則，配置在中軸線的左右兩邊。

崇文門——走酒車。崇文門與下面我們要講到的宣武門，是內城南牆東西對應的兩座城門。「崇文」是崇敬文化的意思，「宣武」是宣揚武威的寓意。兩座城門並列東西，是取「左文右武」、「文治武安」的含義。崇文門是明清時的稱呼，元代稱為文明門，寓意相近。崇文門又名「哈德門」，當年京城收稅的總機關即設立在此。明清時期京城裡的達官貴人享用的美酒佳釀大多是從河北涿州等地經大運河到通州，然後經過一段陸路從崇文門進北京城。在崇文門附近接受檢查，交納稅金。另外，按照陰陽五行的說法，東方為木，主生，所以當年進京趕考的士子也是從崇文門進入北京城內的。

德勝門——走兵車。德勝門為北城牆的西門，元代稱為健德門。北方按星宿屬玄武，故唐代長安的北門稱為玄武門。但玄武神據說因為在朱棣奪取政權時出了力，故在興建北京城時，朱棣特意將玄武門置於京城的南邊。不過，中國傳統認為玄武主刀兵，所以出兵打仗，仍從本應是玄武門的北門出城。此門稱為德勝門，據說還有一個故事：明初徐達率明軍進入北京后，發現元順帝早已從大都北城西邊的健德門逃走，遁入蒙古高原。徐達為紀念這次勝利，就將健德門改名為得勝門。再到後來，又改稱德勝門。此門是明清時期出兵征戰必走之門，故又稱為軍門。

古代都城的設計者，就是把整個都城看作一個室，因而把尊長所居的宮城或宮室造在西南隅，整個都城的布局坐西朝東，這顯然是周人的傳統習俗。因為當周的先祖公劉建都於豳時，就是「度其夕陽，豳居允荒。」夕陽就是指西部地區，把宮室造在西部，自然是以西為尊了。

所以，講到坐北朝南的都城格局，必須從東漢洛陽講起。

顯然，《考工記》所述的營國方略帶有濃重的禮制色彩，考慮到它是在春秋晚期各國工商食官制度瀕於崩潰邊緣時期的產物，也無怪乎有如此森嚴的等級了。值得注意的是《考工記》「匠人營國」構建的王城規劃，不是戰國人的封建帝都「理想方案」，而是周代奴隸制王國的首都建設制度。

由於明初將元大都空曠且難於防守的北城內縮，並相應將南城牆外擴，使得明代北京城較之元大都向南平移。南北城牆與宮牆改築的後果之一，是大運河不再直通城北的積水潭，而積水潭畔的鐘鼓樓地區也因僻居城市北隅，全城商業中心地位盡失。城市位置南移的後果之二是大大擴展了皇城南面和南城牆之間的空間，並因交通的發達而形成了「朝前市」。

位於華北平原與內蒙古高原連接處的大都，也就是明清時期的北京，其有文字可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當時這個名為薊的城市，是戰國七雄之一燕國的都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全國，分天下為三十六郡，薊城成為廣陽郡的行政中心。從秦至唐，薊城作為華北平原的門戶，成為經略東北地區的軍事重鎮。並且因為地處華北地區漢族和蒙古高原游牧民族交通的樞紐，隨後又發展成為中國北方的一個經濟中心。

然而，這樣的城市平面格局卻在現實生活中受到了挑戰。由於終明一代一直受到蒙元殘餘勢力南下的威脅。蒙古鐵騎常常迫近北京城郊進行掠奪，甚至兵臨城下。幸而有高大堅固的城牆，北京才在最後危急時刻得以保全。可是，生活在原金中都舊城的居民就沒有這麼幸運了。由於在元大都修建后，這裏仍然是大都郊外一個重要的居民區，而明代永樂遷都后，這一局面並未改變，反而由於天壇和山川壇（先農壇）等重要禮制建築的修建更形繁盛。蒙古人的抄掠，使得沒有城牆保護的這一區域成為受害最烈的地方。所以，土木堡之變后，明王朝決定在北京加築外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終於築成了包圍南郊一面的外羅城，並形成今天北京城標誌性的「凸」字形平面輪廓。

「外七」是指明世宗（1522～1566年在位）為加強城防，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增修的外城城門，共有七座。最北邊與內城的「前三門」平行的是東便門和西便門，東西兩邊兒分別是廣渠門和廣安門（原為廣寧門，為避道光皇帝的名諱改），南邊則是左安門、右安門和直通正陽門的永定門。

除了皇城北部的鐘鼓樓市場外，位於城市西南部順承門（今宣武門）附近的羊角市，是大都西部的商業中心。用今天的位置來看，這一帶就位於西四附近，可見西四商業中心的地位已有悠久的歷史。同樣，東部的商業中心是樞密院角市，相當於今燈市口一帶。

然而，就在金中都的東北郊外，原是一片湖泊沼澤。在金中都營建后，逐漸被經營成城郊風景區——瓊華島，上有金王室的離宮大寧宮。十三世紀初，蒙古兵破中都，由於起初並未有定都之意，所以中都宮城破壞嚴重，而大寧宮地處郊外倖免于戰火，后成為忽必烈臨時駐蹕之處。中統三年（1262年），著名的水利工程專家郭守敬提議改造中都舊閘河，引西北的玉泉山水以濟漕運水道。而改造后的通漕水道所經，正在大寧宮附近。所以，選擇以大寧宮的湖泊為中心而規劃新都，是新城規劃者為了解決水上運輸而作的明智之舉。也就是說，從金中都舊城遷至元大都新城，實際上就是把城址從蓮花池水系遷移到高梁河水繫上。這一點，是元大都城城址選擇中最值得稱道的地方，也是這一城址歷經數百年末再遷移的重要原因。

東漢末，洛陽宮室為董卓焚毀，曹魏重建時，先以北宮為宮室，后沿用曹魏鄴城布局，將大城北部划為宮禁區，南部為市裡，並規劃出一條中軸線，而宮城內正殿恰位於全城南北中軸線上。宮城正南門正對著大城的正南門，兩門之間辟九-九-藏-書有御道。

漢惠帝時修建的長安城牆，現在仍存有遺迹。整個城牆測量下來的數據是：東牆長5,940米，南牆長6,250米，西牆長4,550米，北牆長5,950米，總面積約36平方公里。而在《漢書儀》也說：「長安城方六十三里，經緯各十五里，十二城門，九百七十三頃。」

清代北京內外城商業市場之所以有不同的發展特點，是因為外城作為漢族官民所居、外地商人晉京的匯聚之地，市場在明代已有的基礎上穩步發展。而內城不同，直到清代中期的康雍時代，內城的商業才開始恢復，而在此之前，則是以東西廟——隆福寺和護國寺為首的廟會執行著商業中心的職能。

《考工記》中關於王城的規劃制度雖然講了一些，但歸納起來主要是以下三段：

民國，由於西方思想文化的傳播，城市交通的改進，以及各種經濟、政治因素的綜合作用，導致了北京市場重心的轉移，王府井商業中心形成和西單商業迅速成長，確立了今日北京城的市場體系的基本格局。

為了抵禦來自塞北的威脅，並進一步控制東北地區，維護全國統一，永樂元年（1403年），朱棣將其根據地北平升為北京，作為陪都。北京之名自此始。

清代著名的樸學家戴震則對此作了修改，在他的《考工記圖》中的「王城圖」中，將宗廟社稷統置於皇城宮寢的東西兩側。其實，這並不是戴震的創新而是宋代以來一個學派的主張。只是因為戴震名重一時，故這一王城圖在清代曾大行其世。

大城有城門8座，東牆有3座城門，南、北兩牆則有2座，而西牆僅1座城門。大城有橫貫東西兩條大道，偏於北部，縱貫南北的大道也有兩條，偏於東部。東西與南北要道交叉與河崖頭村、闞家寨村一帶的韓信嶺高地，文化堆積比較厚，出土了大量冶鐵、冶銅和制骨等手工業的作坊遺迹，說明這一帶是大城中最繁華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大城東牆與其他三面截然不同，它不是盡量取直，而是隨處凹凸，極不規則。事實上，這種不規則的凸出或凹入，並非漫無目的，而是有其設計理念的：由於威脅主要來自東方，整個城市防禦必須因東部的淄水設防。

明初對皇城的改造，除了原西牆位置未改變外，其他三牆均向外拓展。這樣一來，宮城與皇城南牆之間的空間得以擴展，並利用午門以外的紫禁城和皇城之間新開拓的空間，仿照明南京城的規劃，將太廟和社稷壇布置於中軸線的左右兩旁，即宮城之南的中心御道兩側。此舉無疑改變了元大都因大內前方空間局促，而將太社與太廟布局在靠近外郭城東西城牆的特點。這一改變確實使「左祖右社」的布局較元代更為緊湊，並且使原本孤立在東西兩城的兩大建築群與紫禁城取得了直接的聯繫，大大突出了中軸大路的重量，增加了天安門到午門之間的深度。但從另一方面來看，似乎又將元大都嚴格遵循《周禮·考工記》中「前朝後市，左祖右社」的平面布局特點化解了。除此之外，午門與承天門之間新建的端門，御道兩側修建的宮牆，則是將紫禁城的森嚴、神秘之感推到了極致。

由於長安的宮城緊靠城市北部，故其北牆同時也是外郭北牆的一部分，共用三座門：太極宮的玄武、興安二門，以及東宮的至德門。而皇帝的禁衛軍就駐紮在玄武門外，因此才有李世民的「玄武門之變」。

當年在宮城選址和中軸線走向確定之後，「宮城居中」的方案自然首先得到考慮，但結果是新都必然將與金中都舊址有部分重合。這意味著如果將宮城置於城市中央，就得拆除金中都的部分舊城。而這又是元大都設計者不希望做的。因此，他們只得放棄「宮城居中」的方案，將宮城置於整個城市的中南部。當然，這一舉措使得宮城南垣和皇城南垣之間過於局促，都城的中軸線在此也不夠突出，使大都與其前朝南宋的臨安有了一些相似之處。

而從整個長安城來看，由於這是為保衛宮室、官署、倉庫以及貴族官吏的住宅而建築的城，所以城內只能容納小規模的市區。大規模的市區及普通居民的住宅，都分佈在城外北面和東北面的郭區里。

首先，南北縱列的兩宮，均以南門為正門。其次，洛陽的城門，東、西兩面各三門，北面只有二門，南面有四門，且以南面偏東的平城門為正門。平城門直對南宮的南門（朱雀門），主要供皇帝出南門外郊祀之用，所以「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郊祀法駕所由從出，門之最尊者也。」平城門除了皇帝出南門郊祀使用外，也為群臣前往南宮前殿參加朝會之用。此門在洛陽的12城門中，唯一有衛尉管理，設有司馬主管，秩千石。

東漢都城洛陽遺址，即所謂漢魏故城，在今河南省洛陽市以東15公里。洛陽古城呈不規則的長方形，南北長約當時9里多，東西寬約6里多，被稱為「九六城」。

元代，依靠大運河和發達的水陸交通，各地商貨可直達大都城內。據學者研究，大都城內各種專門的集市有三十多處，形成了以鍾、鼓樓和積水潭北岸的斜街一帶的鐘鼓樓市場為中心的市場布局，這一布局特點甚至影響到了後世。

第二個改變是，皇城北、東兩面城牆稍向外移，目的也是為了解決居民區噪音對宮禁區的干擾問題。然而皇城北、東兩城牆的外移，卻將通惠河的河道包圍進皇城，加上拓展南城又把元大都文明門以外的一段通惠河故道也包入內城中，於是元代通往積水潭的漕運通道被徹底切斷，失去了運河的作用。因此，元代積水潭東北岸斜街一帶商業的繁華，到了明朝便不復當年之盛。再到後來，積水潭本身也日漸淤淺了。

正陽門——走「龍車」。北京內城的南牆中門元代稱為麗正門、明清改名為正陽門。這是屬皇帝專用的城門，又稱「國門」。皇上每年兩次出正陽門，一次是冬季，到天壇祭天，另一次是驚蟄，到先農壇去耕地。因為正陽門位於皇城的正前方，所以又叫前門。人們所熟悉的「大前門」香煙，就是由此而命名的。

第三個改變，就是明朝利用承天門和大明門之間擴建的部分形成了一個宮廷廣場和集中布局的中央官署區。

西直門——走水車。西直門是內城西牆的北門，元代稱為和義門。因當時北京城內的水井水質不佳，宮廷內的飲用水要從西郊玉泉山用專門的水車運到宮內。所有的御水車都走西直門進入城內，而西直門的城門洞上面也因此象形地刻著水的波紋。

西周時期其實就有了祭天于郊外之禮，叫做郊。所謂「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殷周以來，人們認為天帝（帝、上帝）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主宰，國王是天帝在人間的代表，接受天命，行使統治權。因此周代只有天子——王才可祭天，諸侯是無此權利的。《尚書·召誥》中講到，周公營建東都成周，就曾「用牲于郊」。

城市北部則有地安門市場。這裏包括地安門外至鼓樓下大街一帶，也就是元代最繁華的商業中心鐘鼓樓市場的遺迹。雖然明代因北城牆的南縮，這裏不復昔日盛況，但仍是北城區的商業集中區。

清代北京商業活動繁榮的另一個特徵就是廟會市場的興盛。清初，城隍廟南移到慈仁寺，也就是現在的報國寺，並很快就形成了一個熱鬧非凡的集市。到了康熙時期（1662～1722年）這裏竟已成為全城最大的廟會集市。而明代就已形成的土地廟會、南藥王廟會和靈佑宮廟會，在清代也十分繁盛。此外，在東直門內、舊鼓樓大街、天壇東北的東、北藥王廟等處都有廟會的分佈。而雍正初年（約1723年）興起的隆福寺、護國寺兩大廟會，更成為清中期以後北京最大的兩個綜合性廟會集市。由於內城在晚清以前少有固定的商業店鋪，因此廟會就成了為市民們提供日常生活用品的主要場所，承擔著內城主要商業中心的職能。不過，隨著晚清內城固定商業店鋪的逐步發展，廟會也隨之退居到了附屬的地位。這一特點可以用琉璃廠市場的發育作為代表。

顯然，大都城的營造在中國都城史上的重大意義，就在於它第一次把中國古代關於營造國都的理想設計，在最近似的程度上，創造性地表現在實際生活中，併為明清北京城所繼承。

當主人要祭禮祖先的時候，先要派司宮陳設神筵于廟中室內的西南隅，同時由祝在神筵的東南陳設一個長的几案，作為神的安坐之處。在西南角陳設好神座后，祝把屍請進廟來，升登室中。這時，代表神靈的屍就安坐在位於西南隅的席位上，面朝東北，祝和主人就立於西面祭拜。由此可見，無論宗廟中的室，宮殿中的室，都是以西南角的奧作為尊長安居的地方，坐西朝東，以東向為尊。

明中期以後，北京城再從原來的長方形變成了內城、外城結合的「凸」字形，同時也使得城門也從原來的十一個發展成「內九外七皇城四」的格局，並延續五百余年未有大的改觀，甚至大多數城門的名稱也沿用至今。

夏商距今久遠，其都城制度幽暗不明。最早明確記載的都城營建卻是周初周公所營建的東都成周。

清初燈市一帶先是有定期廟會在南邊的慈仁寺一帶興起，但不久即走向衰落，其商業職能為更南一些的琉璃廠所取代。隨著書肆陸續集中到琉璃廠，商業活動也由最初的定期舉行，到了晚清時期固定店鋪的增多，最終形成了聲名遠揚的琉璃廠文化商業中心。

長安的宮城前設計了五座城門，其中最重要的當屬正中的承天門。承天門北對太極殿，南通皇城的朱雀門和郭城的明德門，形成了長安城中軸線上的三個節點。承天門前的橫街寬三百步，約合411米，是長安城內最寬的大街，具有廣場性質，俗稱天街。每逢元旦、冬至和千秋節（皇帝壽辰），朝廷都要在承天門舉行盛大的朝賀禮節，並在橫街上按官品順序集合排班。而頒布大赦和迎接朝貢的儀式也要在承天門舉行。事實上，長安民間的許多重大活動也安排在這裏，如白行簡《李娃傳》中記載的長安東西兩市的輓歌大賽即在天街舉行。承天門前橫街及其相連的朱雀大街形成的宮廷廣場對後世都城設計影響很大，如明清兩代天安門廣場即是秉承這一理念設計的。

西漢這種「城」和「郭」連結的布局，還是沿襲了先秦和秦代都城制度而有所發展。長安的城位於整個都城的西南部，郭位於整個都城的東北部，依然是沿用春秋戰國中原地區各大國都城流行的格局，甚至可以說，依然是沿用西周初年東都成周的布局。所以張衡《西京賦》說西漢長安的營建，「乃覽秦制，跨周法。」

可是，這樣混亂的神祇體系及其禮制，顯然不符合大一統的政治體制的需要。於是，漢成帝即位后，大儒匡衡提出了一個整頓宗教體系的方案，即九-九-藏-書把長安變成規範化的宗教中心，祭天在南郊，祀地在北郊。這個建議的理論根據是「天地以王者為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王之居。皇天所觀視也。」但這一祭天地于長安南北郊的規定，不久又被廢止。直到平帝元始年間，王莽才又規定合祭天地于南郊。

改造后的皇城基本上呈正方形，但西南一隅內收。這是因為皇城西南原為密集的居民里坊，為了減少拆遷擾民而做出的讓步。同時還在社稷壇以西，也就是新拓的空地太液池南端新開鑿了一個湖泊擴大皇城的水面，增添自然風光，這就是今天的南海。南海的開鑿還有一個優點，就是將一般居住區與宮禁區隔離，便於宮禁區防禦和減少鬧市區的噪音干擾。可謂一舉數得。

清乾隆年間（1736～1795年），再把天安門前宮廷廣場的東西兩翼，繼續向外延展，增築了與皇城南牆平行的宮牆，把長安左、右門外大街的各一段也分別包入了廣場的兩翼，進一步增強了廣場的封閉程度，成為唐宋以來宮廷廣場發展的最高形式。

明代將承天門與大明門之間的廣場沿東、西、南三面修築了宮牆，形成了一個「T」字形的封閉廣場。在這個封閉的廣場東西兩翼以及南端凸出的一面各開一門，分別是長安左門、長安右門以及大明門（清初改大清門）。自大明門內沿東西宮牆的內側修建了千步廊，而宮牆以外則遵循唐、宋以來的傳統，把直接為封建帝王集權服務的中央官署，沿著中軸線，對稱排列在東西兩邊。這一布局，既徹底改變了元大都城中央官署分散城內各處的狀況，又進一步強化了中軸線。

眾所周知，為了便於提供貨物和服務市場，商業點一般位於區域的幾何中心，因為這樣一來就可以用最短的距離到達商業點，給交易雙方都提供了便利，位於積水潭東北的鐘鼓樓市就是處於這樣一個有利的位置。如前所述，元大都的鐘鼓樓基本上處於城市的幾何中心，這裡有數條主要幹道交匯，還有積水潭作為通惠河和壩河兩條漕運水路的終點碼頭，水路和陸路交通都極其便利，因而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大都全城的商業中心。這也使得大都成為中國歷史上最遵循《周禮·考工記》中所描述的理想都城制度「前朝後市」的都城。

西漢初年，西漢王朝政權初立，百廢待興、一切從簡，天子也不能具「均駟」。所以，營建都城長安也主要是在秦代離宮的基礎上稍做修繕。漢高帝時，先把秦的離宮興樂宮改建為長樂宮使用，接著在周圍建未央宮、北宮、武庫等。直到漢惠帝時（公元前194～188年），才開始建築周圍的城牆，建設西市。到了漢武帝時，整個社會由於休養生息得到全面恢復，經濟力量雄厚，加上漢武帝個人窮奢極欲，因此這一時期在長安又營造了很多宮廷建築，如在西城外造建章宮，在長樂宮以北建明光宮，未央宮以北建桂宮，增修北宮等等，大興土木。

城西部的主要市場是西四牌樓市場，這也是在元代羊角市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明代北京人把這個市場稱為「西市」。永樂時在此修建廊房，可知其市場的重要性。另外還有馬市、羊市、果子市等集市，西院勾欄衚衕甚至形成了一個娛樂區。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這是《周禮·考工記》中關於都城設計的記載。拋開具體的描述，《考工記》本身實際上反映了戰國時代中央集權制思想漸趨成熟，人們企圖通過建築藝術的手法來突出表現封建帝王的統治中心的理念。不過，雖然這一想法出現很早，事實上差不多用了近二千年的時間，才最終在元大都完整地將這一思想貫徹到都城設計中。儘管如此，但在中國歷代封建王朝所營建的都城中，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周禮·考工記》中所構建的理想都城的影響。換言之，中國歷史上都城形態的演變，基本上就是一個因地制宜與理想都城之間不斷平衡的過程。

明初建都南京。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大舉北伐，攻下元大都，改稱為北平。在對元大都城進行了一番改造后，將其定位為防禦蒙元殘餘勢力的軍事重鎮，並將其最驍勇善戰的四子朱棣分封於此。「靖難之役」中，朱棣成功地從侄兒建文帝手中奪取帝位，改元永樂。永樂十九年（1421年）朱棣將自己的龍興之地北京升為京師，定為首都，改原來的京師為南京，降為陪都。在此期間，明王朝對元大都進行了一定的改造，基本上奠定了北京城現今的布局。

根據考古發掘報告，魯國都城的平面是一個南北稍長的長方形。在城址的西北兩邊曾利用洙水的自然水道作城壕，東南兩側則人工鑿有城壕引洙水，構成一個環形的防禦系統。城牆上共有城門十一座，東、西、北三面各三座，南面兩座。其中，北部的城門分佈較密，間距較小，約半公里左右。貫通全城的大道位於城市中、南部，都是東西向。城門的設置和交通大道的布局，證明城市的布局是東西方向。

蒙古族起於朔漠，憑藉著金戈鐵馬逐步統一中國，結束了一百多年南北對峙的分裂格局。在此期間，蒙古統治集團內部發生矛盾，分化成守舊派和革新派。元世祖忽必烈反對守舊，主張採用「漢法」，實行政治革新。至元元年（1264年），為了抗拒守舊派的頑固勢力，忽必烈聽從劉秉忠等人的意見，決定自上都遷都於金中都。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再次做出決定，放棄金中都故址，而以金中都東北郊的大寧宮為中心，興建新都，即後來的大都。

東漢著名科學家及文學家張衡，在追憶西漢長安繁華的《西京賦》中，曾敘述蕭何營建長安是「覽秦制、跨周法」。事實上，我們認為西漢長安的營建是一個因地制宜、簡便從事的作品。

由於《周禮·考工記》只是關於古代都城的規劃思想，在宋代以前並沒有真正實現過，故後世碩儒多借題發揮，因此出現了多種多樣的《周禮·考工記》的空間表達形式。如聶崇義《三禮圖》中的「王城圖」中依據《考工記》勾勒出了一個十分直觀的形象。只是聶圖著重於繪製出道路、城門之間的空間關係，而都城中極其重要的標誌性建築——宗廟、社稷及市場的位置卻含糊不清，當然不能令人滿意。

「匠人營國」一節專述城邑建設制度。所謂「國」，意即指「國都」，營國就是營建國都。西周有封國建侯制度，封國意味著首先建立統治中心，即作邑作邦，從而建立城邦國家。營國的具體內容不僅包括建置城池、宮室、宗廟、社稷，同時還要規劃所屬的田地和屬邑，即所謂治野，有國有野是西周城邑建設的體制。所以，那時的營建國都，實際上是建立一個以城為中心連同周圍田地所構成的城邦國家。因此，建城實為建國。從周王到諸侯再到卿大夫，都各有自己的城邦國家。

東直門——走磚瓦、木材車。東直門是內城東牆的北門，元代時稱崇仁門。這個門是九門中最貧窮的門。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過去的磚窯都設在東直門外，從南方運來的木材也從東直門進城。實際上，東直門大街在明清時期就是提供百姓日常生活所需用品的集散地，是最能反映京城下層老百姓生活狀況的地方。

當然，或許景山作為風水象徵意味的「鎮山」，更加為明代統治者所津津樂道，因為它不僅代表了全城的中心，同時正好被布置在元朝宮城北部正中的延春閣舊址上。明王朝或許希望以此來象徵前朝的覆亡和本朝的長治久安。但可惜的是，它並沒有保佑明王朝千秋萬代的統治，反而在無力鎮壓各路起義之後，明朝末代皇帝崇禎自縊於此，成為明王朝的終結之地。這實在是歷史與明朝統治者開了一個不小的玩笑。

其實，城市內部商業網點均衡分佈的原則之外，城市人口的社會階層也影響著城市商業網點的布局。由於元大都城的主要官宦富族集中居住在城內的南部和中部，所以大型的、可提供高級商品的市場主要布局在城市的中部；而生活貧困的下層居民主要居住在金中都的故址處，也就是大都城外的西南郊。因此，這裏形成了一個專為窮人服務的窮漢市。

如果說王府井商業中心的成功打造，是中外各方勢力的共同努力，那麼西單商業中心的形成，則是西方經濟影響下中國民族經濟興起的產物。20世紀30年代開設的西單市場促進了長安街一帶商業活動的興盛，而長安街的貫通，又帶動這一地區各種商店的設立，使得西單在民國年間取代了西四的商業地位，成為北京西城最大的商業中心。相應的，東單市場則多受外國資本的影響，商業服務比較「洋化」，這或許是因為更臨近外國使館區的緣故。

為什麼元代的統治者會做出最初決定遷都中都而後放棄中都城、重新營建新城的決策呢？難道僅僅是中都城因戰火受到破壞嗎？那為什麼偏偏會選中位於其東北郊的大寧宮作為新址呢？其間有種種原因，但最為重要的是城市水源問題。

當然也有學者認為此現象與元大都城的設計規劃者劉秉忠不無關係，劉少時為僧，后飽讀儒、道經書，儒、釋、道的思想都對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大都城門規劃建設以及命名上就可以見一斑。大都城之所以北面少一門，是因為劉秉忠奉邵雍之說，以示「北不全見」，並且據《易經·說卦》北暗含「隱伏」、「重險」的意味，所以不開正北之門。實際上，這也符合北京大陸性季風氣候冬季多西北風的特點，正如中國北方民居，北面山牆不開窗是為了講求嚴實。

元末明初，戰亂頻仍，大都城內居民稀少，尤其城市北部顯得十分空曠。此時，蒙元貴族雖敗走蒙古高原，但對中原仍虎視眈眈，伺機南侵。明取得大都之初，便因防守之故，決定放棄原來大都城北較為荒涼的部分，在原北牆南五里處另築新牆，並因其西段受阻於積水潭，順勢用作護城河，形成切角狀。

元大都城門的命名也都取義于《易》卦，蘊涵著深邃的文化意義。國都的正門——麗正門，是從離卦中「日月麗乎天」中得名，以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結合學者的研究，通過《易》卦與元大都城門命名示意圖，我們似乎可以參透個中的奧秘。

唐代長安城的前身，是隋代的大興城，所以唐長安的規劃實為隋代所奠定的。

五代後期，遼興起於北方，與北宋相對峙。在向中原擴展的過程中，遼太宗耶律德光從石敬瑭手中取得燕雲十六州后，于會同元年（938年）將幽州改稱南京，又稱燕京，為遼的五京之一，並以此作為進攻中原的據點。學術界認為，正是從這時起北京從華北平原的北方門戶，一個地區性的中心城市，逐步發展並最終成為中華帝國晚期的全國性行政中心。

明代北京城市商業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廟會市場在商品經濟發展的刺|激下應運而生。廟會市場是在傳統廟會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定期集市，其特點是以商業貿易為主，附以民間娛樂活動。廟會和其他集市一樣成為前面所說的那些固定商業市場的補充形式，在城市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中，城隍廟會就是明代北京最大的廟會市場，每月的初一、十五、二十五都要定期舉行。

上述示意圖都是對《周禮·考工記》中的規劃思想的一種高度概括，而《周禮·考工記》，也就是儒家禮制對中國都城制度的影響，實際的情況卻要複雜很多。

從西周到春秋戰國時期，一般的都城大多是由一個城發展為城和郭連結的結構，這首先九-九-藏-書應該是由於政治上和軍事上的需要。西周初期東都成周，在王城以東建設大郭，主要用來安置國人、遷居殷民和駐屯軍隊，是為了鞏固新建立的周朝對於四方的統治，加強政治上和軍事上的統治力量（見圖5-5）。春秋戰國時期中原許多諸侯中的大國，先後採用這種布局，同樣具有加強統治力量的目的。建設大郭的另外一個原因，是為了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特別是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需要。隨著社會經濟制度發生變革，手工業與商業越來越發達，小城內已無法容納日益擴大的手工業工場和商業區，郭區成為居民集中的居住區、手工業和商業發達之區。因此，這種小城連結大郭的布局也就逐漸擴展到中原各國。

長安城的宮城設計，對後世的影響也十分深遠。其中部是太極宮，為皇帝處理朝政的地方，所謂的外朝即是。太極宮東是東宮，為太子所居，西為掖庭，居住著宮女。太極宮的正殿為太極殿，殿前東廊有門下省，西廊有中書省，這些都是幫助皇帝處理日常事務的中央政府部門，而將中央政府部門集中置於宮城南部，長安開其先河。

除此之外，其他市場大多因襲了元代的舊址，如東安門外燈市，因每年元宵節期間，白天為市，晚上放燈而得名。此處原為元代樞密院角市的所在地，明代時整條市街長達二里，並開設有寶和等六家著名的皇店。每月初五、初十、二十還定期舉行集市。明末又將每月在東華門內舉行三日的「內市」，移到燈市舉辦。

中軸線和宮城的位置確定后，另一個重要的標誌是中心台。劉秉忠將大都中軸線北延伸段位於積水潭東北岸處選定為全城平面布局的中心，並在此立了一個石刻的測量標誌，題為「中心之台」。在台東十五步，約23米處，又建立了一座中心閣，其位置相當於今北京城內鼓樓所在的地方。這是首次將實測技術應用到城市設計中，同時也確保了大都城市平面的規則方正。

明代北京城內的市場雖然是在元大都市場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不過因明初對北京進行了大規模的城市改造，所以昔日元大都城內的市場分佈也隨之發生了一些變化。其中之一，或者說最重要的變化就是產生了以「朝前市」為中心的市場體系，改變了元大都「前朝後市」的市場分佈格局。（圖5-24）

正是基於這樣的規則，春秋戰國時代諸侯的都城，幾乎都是由西「城」和東「郭」結合，坐西朝東。這從目前保存較完整，且經過初步調查的齊都臨淄（今山東臨淄）、鄭韓都城新鄭（今河南新鄭），晉國都城新田（今山西侯馬），魏國都城安邑（今山西夏縣），趙國都城邯鄲（今河北邯鄲），楚國都城郢（今湖北江陵），秦國都城雍（陝西鳳翔）的情況來看，大都如是。而這種城市布局特點似一直持續到西漢時期的都城長安。

不過，具體到整個修建過程還是有許多故事可講。比如，我們仔細地觀察明中期以後的北京城平面圖，就會發現很多平時忽略的細節。其一就是新拓展的南城城牆並非直線，而是呈略為向北的弧形。對此，各家學者看法不一，黃建軍在其論著中提出風水之說。因為風水中有「直升煞，麴生吉」的觀念，所以在規劃城市時，避免方形、長方形幾何形狀的單調重複，而是追求方中有圓、圓中有方，方圓的結合，達到美學的平衡；其二，外城東南呈切角狀。據說，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和內城西北隅的切角狀取得呼應，達到平衡的效果。

由於明宮城並皇城、大城的南移，使得北京中軸線向南延伸。明代在相當於元代中心閣的位置上，分別建築了鼓樓和鐘樓，作為北京城中軸線的新起點，並向南延伸經過承天門、正陽門。及至嘉靖年間修築外城之後，全城的中軸線再經過天壇與山川壇之間，筆直延伸到外城南部正中的永定門。這樣，北京清晰可見的中軸線，南起永定門，穿越紫禁城的正中心以及景山中鋒，最後止於鐘鼓樓，全長達8公里。這在中外的城市規劃史上是極為罕見，也是明清北京城在平面設計上最為突出的一點。

之後，劉秉忠嚴格按照《考工記》「前朝後市，左祖右社」的原則，規劃宮城與宮闕及其他功能性建築：市場位於宮城之後的積水潭與漕運水道相連的碼頭上；太廟位於東城牆南門的齊化門的北邊；社稷台在外城西牆中門和義門內稍南，即今西直門內大街的南邊。太廟和社稷台分別建置於外城東西兩面靠近於城牆的地方，這和北宋汴京分別把太廟和郊社建置於里城東西兩面靠近城牆的地方有相似之處。

朝前市是由皇城南門大明門前的棋盤街一帶和前門外大街組成，是當時內城最繁華的地帶，也是全城的商業中心。據統計，這裏店鋪約有1100戶以上，且上等店鋪在320戶以上，其市場規模之大、職能之高由此可見一斑。

安定門——走糞車。安定門位於北城牆的東面，在元代稱安貞門，此門本與德勝門一樣，是為征戰得勝凱旋而歸的將士們返城時所進的門，與德勝門相對應。但事實上，安定門因為以前靠近城門的地壇附近是北京主要的糞場，所以此門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糞車出入的通道。不過，老百姓還是把這個門稱之為兵車回城，顯然是一種文雅的說法。

長安的居民區，在班固的《西都賦》也有描述：「（長安）內則街衢洞達，閶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帝流百廛，經麈四合，煙雲相連。」賦中的閶是里門，閻是里中門。「閶閻且千」是說大小里門之多，也就是說居民的里分佈很廣。這時長安的居民區和市區，從城內北部擴展到城外的北郭和東北郭，所以《西都賦》才會講「闐城溢郭。」

儘管說，明清北京繼承了元大都的城市布局，但仍有諸多的不同，其中之一，就是明清北京城址的南移。

當代學者賀業鉅則對《考工記》營國制度有過深入研究，繪製了具體而微的示意圖。

從魯國故城的城門和交通大道布局來看，主要居住區原來在西部和中北部，整個布局也是坐西朝東的，宮殿區在中部偏東北地方。

然而，我們仔細觀察元大都城的考古複原圖就可以發現大都城的宮城雖然位於中軸線上，卻並非嚴格居於城市中心，而是位於中軸線偏南的部位。這一布局特點與傳統的「尚中正行」、「中庸」等禮制觀念相背離。事實上，這是大都規劃者權衡利弊后所作出的選擇。

明初定都南京。攻取大都后，為了破壞前朝的「王氣」，遂將元大內的宮殿盡行拆除。靖康之難后，永樂帝決計遷都北京，才舉一國之財力、物力、人力營造新都，並且借鑒興建明南京和明中都的經驗，將北京打造成為封建王朝的中心。

通過對元大都考古複原圖（圖5-18）的觀察，我們可以直觀的感受到大都城基本遵循《考工記》關於王城規劃「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的設計理念而建，然而大都城的設計者在規劃城門的時候卻沒有嚴格按照此原則，北牆僅開兩個城門，形成了元大都共十一個城門的格局。

這一特點為當代考古所證實。根據考古挖掘報告，隋唐長安城郭城呈長方形，東西寬9,721米，南北長8,651米，周圍共長36.7公里，面積約87平方公里，內城處於郭城正北的中間，東西兩市對稱部署在城市的東西兩側。從文獻資料中我們還得知，長安城不僅在城市平面布局上取中軸對稱，而且在城市管理方面也以中軸線所在的朱雀大街為界，東為萬年縣所管，西為長安縣所轄。

不僅祭祀祖先如此，平時在室內舉行的禮節都是以東向為尊的。當時殿堂雖是南向的，但是室內的度次以東向為尊。直到秦漢之際，還是盛行這種禮制。例如鴻門宴，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樊噲後來也是西向立。韓信攻破趙的陳余軍，生擒廣武君（李左軍），「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這裏的鄉等同於向，所以韓信是尊敬廣武君，讓其上座。還有一個例子就是劉漢匡正後，當漢文帝（代王）被迎入長安，群臣勸請即帝位時，他「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西向讓是表示不敢居尊長之位，南向讓是表示不敢居君上之位。代王先西向讓，無非是表示他在皇族中不敢居尊長之位。因為在宗法制度下，宗統，也就是宗族長對成員的支配權，和君統，即君主對臣下的支配權，是合為一禮的。

從北魏洛陽城規劃示意圖可以看出，洛陽原有的都城布局大規模調整：南宮被省去，以北宮為宮城。宮城位於在城市的中部偏西北，宮牆呈長方形，南北長約1,398米，東西寬約600米，面積約為1平方公里，佔全城面積十分之一。此時洛陽城的規劃主軸線因宮城偏西北而稍許西移。這條中軸線從城北，過宮城，經銅駝街，出宣陽門，南渡洛水，直達外郭南門外的寰丘。

前門商業區是在明代「朝前市」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規模宏大。這一商業區北起大清門前的棋盤街，南達珠市口一帶，東抵長巷二條，西盡煤市街，是清代北京城的金融中心，是全城最奢華繁盛之地。由於棋盤街地處東西城、內外城之間，交通十分便利，但又受到附近官署密布、交易空間局促的限制，因此商業活動不得不向南延伸，與前門連為一片，形成了雄冠全城的商業中心。著名的大柵欄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此外，明初利用新開鑿的南湖和護城河的泥土在紫禁城的北面，在距離大城南北兩牆的中心的中軸線上，堆築了景山，形成了全城的制高點。景山，後來又稱萬歲山，或稱煤山，它的堆築取代了元大都中心閣的位置，成為改建后北京城的新的幾何中心，從而確保了全城布局勻稱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