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以後，宮中貴族的住處就有稱為坊的。如東漢洛陽城內就有太子坊之名。「洛陽城故北宮有太子坊。」但這還只是孤例。到了後來，坊顯然已成為洛陽的一種居住區名。《太平御覽》中的《晉宮閣名》就說：「洛陽宮有顯昌坊、修成坊、綏福坊、延福坊、休徵坊、承慶坊、桂芬坊、椒房坊、舒蘭坊、藝文坊。」事實上，從語義學上，坊與防是通用的，如《禮記》中有《坊記》一篇，坊即讀作防。坊原本是指四周有圍牆的區域，但到了北魏建都平城時開始將都城中居民的里稱為坊。

後周的東京開封府，原為唐代汴州的州城。因為是州城，所以開封的規模遠較以前的都城為小，街道當然也不寬闊。再加上唐代後期和五代時，居民不斷侵佔街衢修建房屋，所以街道更加狹窄。隨著人口的急劇增加，與經濟活動的不斷發展，已有的城市空間遠遠不能適應其都城的地位。於是，周世宗柴榮于顯德二年（955年）四月下詔，在原有州城的外圍，另築外城。這個被稱新城或羅城的外城，比原來的汴州州城幾乎擴大了四倍。

北宋洛陽的情況基本相同，南市改成東成坊和通利坊，北市改為鄰德坊和北市坊，西市改為通濟坊。雖然仍然保留有通商得利的意思在內，但形式與內容卻都已完全不同了。

五代後周時期的開封，由於駐軍眾多，人口急劇增長，糧食及日常必需品的供應，主要靠水路運來。大量南來北往的客商麇集在開封城內，以至於供他們臨時居住以及儲存貨物的邸店已不敷使用。因此，周世宗採取了兩項措施——拓展外城和增建邸店來改造開封城。不料，這兩項舉措整個改變了中國古代都城制度。

御街北段，相對來講著名的店鋪較少，唯有眾安橋西南的下瓦子值得一提。因位於杭城北部，所以下瓦子又稱為北瓦子，是臨安最大的瓦子。這裡有勾欄十三座，是當時著名的民間藝人會集之地。

需要指出的是，上引這段記載中的「合有二百二十里」，應當是「合有三百二十里」之誤。按照當時的規定，這三百二十個裡的面積應有320個平方里。洛陽城北靠邙山，郭區自然主要分佈在東、西、南三面。著名考古學家宿白先生繪有一張《北魏洛陽郭城設計複原圖》，把洛陽的內城繪成東西6個裡、南北9個裡，把包括城區和四周郭區的整個洛陽畫成東西20個裡，南北15個裡，並在南邊中央畫成長方形的凸出部分，計東西4個裡，南北5個裡，這樣正好是320個裡。顯然，這320個裡大部分位於城外的郭區。這一畫法被公認為關於北魏洛陽城的最準確的複原。

然而，中唐以後由於城市人口的急速增加，對日常生活必需品的需要也日益增長。這時的城市就不僅僅是一個統治中心，更主要的功能是經濟活動的中心。隨著城市經濟功能的不斷凸顯，與城市經濟活動密切相關的各種社會組織也成為城市生活中的組成部分，如城市各行業商人的聯合組織「行」、「市」在唐宋之際得到了充分的發展，並刺|激了繁華街市的形成。不知不覺中，漢唐以來封閉的城市景觀開始發生變化。

南宋臨安的御街，從大內的和寧門開始，由南往北，直到北段的觀橋一帶。在這一段御街兩側是形形色|色的各類商店，以及各種不同的行市組織：「大抵杭城是行都之處，萬物所聚，諸行百市，自和寧門杈子到觀橋下，無一家不買賣者，行分最多。」話雖如此，事實上，我們按照文獻中的記載，根據商業活動繁盛程度的差異，可以把整條御街分為三段：和寧門到朝天門是南段，朝天門到壽安坊，也就是官巷是中段，壽安坊到觀橋是北段。

瓦子與勾欄的出現使得城市中居民的娛樂生活大為活躍起來，同時也促進了戲曲和各種技藝表演的發展。據《東京夢華錄》卷五《京瓦伎藝》中北宋年間流行在京城中的各種伎藝，有小說、講史，嘌唱、小唱、諸宮調、雜劇、雜班、傀儡戲、影戲、喬影戲和雜技等等。其中，講史是源自唐代寺院的俗講，主要是以歷史故事為題材。嘌唱和小唱分別是以打鼓或執板作節奏的清唱形式。諸宮調比上述演唱形式要複雜得多，是一種集合眾多「宮調」組成的各種「短套」，專門用來說唱長篇傳奇、靈怪故事等，可以說是由小說和樂曲的結合發展而形成的表演形式。雜劇是以唱、念、應對的方式表演故事情節，內容往往引人發笑並且兼以勸誡為目的，雜班則是雜劇之後的散段。由此可見，戲曲表演形式到了北宋時期已相當豐富，並對元明清三代的戲曲有著極為重大的影響。不過，瓦舍與勾欄的出現，並沒有完全斷絕城市流浪藝人的生路，直到南宋臨安時，還有大量被稱為「路歧人」的街頭藝人存在，他們的演出場所還是「路歧」，也就是街市中的空地。

西漢繼承了秦代的里制，如《三輔黃圖》卷二講到長安的閭里時，是這樣表述的：「長安閭里一百六十，室居櫛比，門巷修直。」事實上，除此之外，關於漢代城市中里的形制，沒有可靠的資料可以依據，因此，後人也依據間接資料進行種種不同的推測：里和市一樣，四面有牆和出入的門；或者更具體一些，認為里的平面形態是南北向的狹長形，南面和北面各有一個通往外部的正門，也就是前面提過的「閭」，此外還有中間通道上的中門，叫作「閻」。從文獻中看，有閭有閻可能是當時的實情。因為《春秋繁露·求雨篇》中講到了里的南門和北門。另外，張衡的《西京賦》以及不少漢代文獻也講到閭閻。如《漢書·張敞傳》中講到這樣一個故事：「偷長以赭汗其（指的是小偷）衣服，吏坐里閭，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這個故事講的是，當時長安城內小偷很多，管理治安的小吏就守在每個裡的大門口，只要發現有標記者就捉捕住。這說明當時長安一般居民的住宅都建造在里的裏面，任何人出入居民區都必須經過正門——閭。

以沿河近橋以及城門外的新行市、新街市代替原有封閉式的市的中國城市制度的這一重大變化，不僅發生於都城中，在一些較大的城市中也普遍存在。以平江府，也就是今天的蘇州為例，根據范成大的《吳郡志》和現存的《平江圖碑》，原有封閉式的東西兩市和大市在南宋時期已改變為坊，大市改為綉錦坊，西市改為西市坊。此外，還有魚行橋、谷市橋、絲行橋、果子行橋等名稱，說明沿河近橋的新行、市也已興起。另外，還有米行在和豐坊，果子行在館娃坊，說明了原來封閉式的市已被打破，而形成開放性的經濟活動空間。不過，需要說明的是，這一變化雖然是保留在南宋的著作和圖碑中，但實際上應該早在北hｔtｐs://rｅａd•９9ｃsｗ•com宋時期已經完成。

在臨安，行市的布局還呈現出一定的規律：凡運輸量比較大的手工業產品的行市，大體上都設在城門外沿河近橋的地段。如柴市設在東南候潮門外柴市橋，布市設在東南便門外橫河頭，鮮魚行設在東南候潮門外和城東東青門外壩子橋，魚行設在餘杭門外水冰橋，鯗團設在便門外渾水閘頭，就是這個原因；而運輸量小的或需要加工的商品的行市，大體上都設在城內沿河近橋的地段，如花市及方梳行、銷金行、冠子行就位於御街中段的官巷，珠子團在融和坊到市西坊之間的御街中段，生帛市則在大河北段的鹽橋，柑子團在御街中段的後市街。我們甚至都無法判斷臨安城內原有的封閉式市區是在何時消失的。但是從御街中段有市南坊和市西坊之名，以及市西坊「今為市曹」等記載來看，這裏可能原來是封閉式市區，只是隨著城市的不斷發展，這裏早已變成普通的居民坊了。

古代民間群眾性的娛樂活動，只有在春季社祭和冬季臘祭的時候舉行。社祭是祭祀社神，也就是土地之神，以祈求豐年。臘祭，是酬謝鬼神，慶祝豐收。這時要舉行酒會，開展各種娛樂活動，常常是「一國之人皆若狂」。但城市中因為有大量的消費性人口，因此除了上述舉國皆慶的年節活動外，還有一些日常的娛樂活動，如齊國臨淄「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築、彈琴、鬥雞、走犬、六博、蹹踘者」。事實上，這些活動在秦漢以後長期流行，甚至宮中也舉行這樣的娛樂活動，並向民眾開放。漢武帝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夏，「京師民觀角抵于上林平樂館。」

東漢以後，隨著佛教的傳播，許多寺院在迎佛賽會中用「角抵奇戲」來吸引群眾。到了北魏時，洛陽各寺院在每年四月八日釋伽誕辰日常常舉行「行像」賽會活動。這是一種用車載著佛像出寺巡行的活動，其中就有「角抵奇戲」的表演。如宗聖寺「妙伎雜樂，亞於劉勝，……城東士女多來此寺觀看也。」這裏所說的劉勝是指劉騰創立的長秋寺。除了寺院有歌舞表演外，還因不少寺院建有園林，常常成為城市中居民遊樂之處。北魏洛陽寶光寺就因為「園中有一海，號咸池，……京邑士子，至於良辰美日，休沐告歸，徵友會朋，來游此寺。」可見，這時，城市居民的娛樂活動主要圍繞著寺院。

事實上，除了通過徵收地稅與民爭利外，官府還曾一度在這些沿河近橋地段設置官營的果子行、面行、肉行等行市。元豐八年五月乙未的詔書中，提到修完京城所管屬的「萬木場、天漢橋及四壁果市、京城豬羊圈、東西面市、牛圈、垛麻場、肉行、西塌場俱罷。」從這條記載中我們知道，官營的行市幾乎包括了所有日常用品的經銷。

東京外城的布局，凡是四面設有城門的地方，都有大街通向城中。此外，還有一些為方便水運的水門布設在各處，其中以汴河下游水門東水門最為重要，也最為有名。汴河東水門兩岸有通津門和上善門，西水門兩岸則有宣澤門和大通門，它們都有沿汴河的大街通到里城中心，是水陸兩路運輸重要物資進入城中的主要交通線。這當中以從州橋向東，經相國寺橋，穿過東角子門，經上、下土橋和便橋而到達通津門和上善門的沿汴河大街最為繁華，甚至遠遠超過了東面的御街。《東京夢華錄》中稱：「大內前，州橋之東，臨汴河大街，曰相國寺，有橋平正如州橋，……東去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員商賈兵級皆於此安泊。」這是說，在這條水陸通道上，修建有許多官府的倉庫、接待客商堆貨、寓居以及進行交易的邸店和客店。尤其是官府的米麥倉庫集中在此處：「諸米麥，自州東虹橋元豐倉、順成倉、東水門裡廣濟、里河折中、外河折中、富國、廣盈、萬盈、永豐、濟遠等倉」。《清明上河圖》中所描述的正是汴河入城的東水門虹橋一帶，其所反映的百貨輻輳、人員混雜的景象，可以說是東京城市商業發達的真實寫照。

關於隋唐長安，由於文獻記載較多，所以我們對城市內部的布局及其具體的細節更為了解。唐代長安各坊四周築有夯築的坊牆。而根據考古發掘的情況，這些坊牆牆基寬2.5～3米。不過，從整個長安城來看，坊的形制還是略有差別，皇城以南朱雀大街兩側的四列小坊，內部只有東西向的橫街，而沒有南北向的通道，所以坊只設有東西兩個門。除此之外的坊，內部有東西、南北兩條通道，呈十字交叉，並將整個坊分成四個獨立的小區。這每個小區內又都有一個十字形的小巷直通各個住宅。這種小巷在當時有一個專門的名字，稱為曲。如唐長安著名的娛樂區就是平康坊的三曲。另外，每個坊都設有東西南北四個門，和十字街貫通。

西漢長安並不是有意識規劃后才修建的都城，所以宗廟、官署與居住區的里並沒有嚴格的界限。到了漢魏洛陽城，也是廟社、宮室、府曹與居住區域雜錯分佈，這樣的城市空間特點就是到了北魏洛陽時期也沒有完全改觀。儘管當時的洛陽相較過去的都城，已是一個規劃極為嚴整的城市，一切都十分井然有序，甚至居民們是按不同職業居住在不同的坊中，以至於坊名也十分有特色。如在洛陽大市附近，東有通商、達貨二里，南有調音、樂律二里，西有退酤、治觴二里，北有慈孝、奉終二里。從這些坊名就知道這些地方按職業居住著商販、樂師，或以釀造、處理喪葬為職業的人們。但是，我們從《洛陽伽藍記》中發現，仍不免有在宮殿區中混雜有官署和府第的情況，而在內城中更是平民的里與官署及官吏府第雜錯分佈。但到了唐代，情況就完全不同。無論是官吏私邸、還是平民住宅，一律建造在外郭城的坊內。而中央官署隔離在高高的皇城之內，帝王所居的宮城更是壁壘森嚴，使得城郭的封閉性更得以加強。

在《東京夢華錄》中敘述街市的分佈情況，常詳述各種商店所在的街或巷，卻沒有一處談到坊的。但是，在一般敘述中常是坊巷連稱，比如說「每坊巷三百步許，有軍巡鋪屋一所。」或是「坊巷橋市皆有肉案」，還有「其餘坊巷院落，縱橫萬數」等等。這都說明到了北宋末年，民間所利用的城市公共空間是巷而不是坊。其實，「巷」在唐代就有，原來是坊中的通道，並不是公共活動的場所，所以在唐代在敘述城市活動時，常常是以坊或大街為活動空間。但到了宋代以後，卻是以坊巷作為描述城市活動的重要空間，這自然表明北宋時坊內密布的商店和住宅已為巷所串聯，城市空間的利用程度大大提高。

到了隋唐時期，這種娛樂活動的場所開始發生變化。雖然唐代長安居民仍然以寺院道觀作為節日及休閑時的最主要的遊覽場所，但大規模的娛樂九-九-藏-書活動已開始在寬闊的大街上舉行了。隋煬帝大業二年（606年），突厥來朝，召集四方「散樂」到東都洛陽表演，在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亘八里列為戲場，百官起棚夾路，從昏至旦以縱觀，至晦而罷。」這次參加歌舞表演的有近三萬人，並從此開創了隋唐時期每年正月皇帝在朝見國賓時都作大規模歌舞表演的先河。對城市發展尤為重要的是，以大街為舞台表演歌舞的風氣，對唐代及其以後的城市空間布局有很大的影響。

坊作為城市居住小區雖形成於北魏時期，但其形制達到頂峰則到了唐代，而唐代城市中的坊制留給後人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封閉，而這一特點表現得最為典型的就是唐都長安。

春秋時期，也還有把里的長官稱為里君的。如《管子·小匡篇》說管子對齊桓公說：「為高子之里，為國子之里，為公里，三分為齊國，以為三軍，擇其賢民，使為里君。」戰國時代中原各國大體上都沿用這種里制，所有的行政系統仍然以里作為基層單位。《墨子·尚同上篇》和《尚同中篇》講到行政系統，都是「國」、「鄉」、「里」三級，鄉有鄉長，里有里長。戰國時代秦國的里長官叫「里正」。戰國時各國的縣、鄉所屬的里，包括都城中的里，都設有看管里門的官，叫做監門。如秦武王丞相甘茂的老師下蔡史舉，就是下蔡里巷的監門。又如秦漢之際酈食其「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為里監門吏」。里閭的監門是最低級的小吏，也被看作是一種低賤的職司，所以《戰國策·齊策四》中記齊宣王的左右說：「監門閭正，士之賤也亦甚矣。」不過，從這段記載中，我們還可以得到一個信息，那就是里是封閉的，因而有監門。

唐代長安城的前身，就是隋代的大興城。隋文帝開皇二年（582年）命高熲、宇文愷等人在漢長安故城東南的龍首原建設新都，稱為大興城。大興城分郭城和內城，內城又分宮城和皇城。與北魏洛陽一樣，這也是一個先制定好整個規劃，然後陸續建成的都城：先建宮城，再建皇城，最後建成郭城。唐代隋后，同時繼承的還有隋都大興，只是將名稱更為長安。

由於西漢長安基本上是在秦代舊有宮殿的基礎上不斷修建完善的，就連皇帝所居的宮殿也是後來不斷擴充的，所以普通居民居住的里也不可能是一次建成。直到西漢晚期，長安還有新建的里，如《漢書·平帝紀》載：元始二年「起五里于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

由於破除了坊牆，東京開封的居民可以沿街開店。因此，商業區不再像唐代以前固定在城市的一處，而是隨處皆是，與居民區交錯分佈在一起，在許多重要的交通便利的街巷中，都出現了繁華的新街市，其中尤以南、東、西、北四條御街最為繁華。此外，宮城宣德門前大街、宮城東華門前大街、景靈宮東門大街和相國寺東門大街也非常繁華，新興的行市、酒樓、茶坊、食店、瓦子以及其他日用品商店，在這裏構成了一幅生動鮮活的都市生活浮世繪。

北魏在建設平城的時候，模仿鄴和洛陽建設外郭城。道武帝天賜三年（406年）「規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裡，經塗洞達，三十日罷」。這時還僅僅是規劃，是準備修建外郭，分別用來布局作為商業區的市和作為居住區的里。平城外郭是在十六年後建成，也就是明元帝泰常七年（422年）才「築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當時，平城外郭城的結構是「其郭城繞宮城南，悉為坊，坊開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閉坊搜檢，以備奸巧」。這樣郭城環繞于宮城以南的區域，把郭城完全劃分為坊里的辦法，顯然是沿用東漢以後洛陽和曹魏鄴的制度。而且這段記載中，我們可以獲知平城之所以建坊以居民，更多是從城市治安的角度考慮的。坊用作普通居民住宅區，可以說是拓跋魏對中國城市發展的一大貢獻。

馬行最初只有酒樓庄樓作為行頭駐在地以及交易之所，人們稱之為馬行市。再到後來，因此酒樓較多，就成為開封城內人們邀約和飲宴的地方。由於形成一定的規模，不斷有行市形成，最終整條街店鋪連接起來，就形成了「人煙浩市」馬行街。馬行街很長，而且是北宋東京四條御街中最繁華的一條。整條街上酒樓、茶坊、飲食店很多，據說整個東京城內只有馬行街上沒有蚊子，就是因為「夜市酒樓極繁盛處」，「燈火照天」，而「蚊蚋惡油」所致。馬行街的商業還形成了一定的集聚效應，在附近的巷子里也形成了不少工商業經營場所：向北穿過馬行街有作為大小貨行的東西兩巷，是許多手工業作坊的所在地；再往北又有小貨行的時樓、藥鋪、香藥鋪，「兩行金紫醫官藥鋪」。

北魏在遷都洛陽后，把這一城市居住方式帶到了中原：在對洛陽進行了統一的規劃后，景明元年（502年）徵發五萬人，一次性築成了洛陽三百二十個坊。北魏洛陽城的貢獻還不僅僅是坊的修建，還有一個重要的貢獻是，在中國古代都城建設史上第一次有計劃地把居民區整個建成，並作出了整齊規範的布局。

在唐以及之前，都城中設有封閉式的市，將城市商業活動集中在一個固定的區域。與坊一樣，市也是定時啟閉的，而市中交易的貨物主要依靠同住在市中或住在市附近的坊中的行商和客商提供。這種形式甚至早在先秦時期就是這樣了，如春秋時期齊國臨淄的市中，既有開設商店的坐賈，又有「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的行商。到了西漢時期，長安的行商集中居住在城內西北角靠近「九市」的雍門一帶。即《廟記》雲：「九州之人在突門。」九州之人就是指奔走全國各地的行商。北魏洛陽的行商，主要住在西面郭區大市以東的通商、達貨二里。不用多說，僅從坊名就知道這裏主要居住著行商。唐代也同樣，西市東南的興化坊住有「以販繒為業」的客戶。但是，這種情況到了五代開始變化，到了北宋時期則完全改觀。

居民居住的坊不僅僅有圍牆封閉，而且唐代還規定，無論都市還是縣城，坊門早晚都要定九*九*藏*書時開閉。在大的城市，如長安、洛陽等都城，坊門開閉以擊鼓六百下為號。長安城內通知坊門開啟與關閉的擊鼓最初是設在宮城的南門承天門處。另外，還專門布置一些騎卒在各條大街上傳呼。不久，貞觀十年（636年）根據馬周的建議，取消騎卒傳呼，改為在各條街道上設鼓敲擊。這種鼓在當時稱為「鼕鼕鼓」，俗稱「街鼓」。如果我們生活在唐代的長安，就會發現每當天色微明時，承天門處首先擊鼓，長安各個城門隨即開啟。幾乎同時，街鼓也跟著擊打六百下，坊門隨之打開，城市這時才從一夜的沉睡中醒來，開始了一天的喧囂；日落時分，同樣是承天門擊鼓，各城門關閉，緊接著街鼓擊六百下，坊門關閉，整個長安城隨著夜色的來臨歸於寂靜。

秦代的里制，我們現在也沒有太多的資料可以描述。不過，有一條記載值得注意，這就是《史記·陳涉世家》中的「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這是說徵發的是閭左的居民。由此可見，那時里的居民有閭左與閭右之分。閭，就是里的正門，因此，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推測，秦代的里也和先秦時期一樣，內部有一條通道和一個正門。

除了這些繁華的街市外，在一般的街市中，也有賣柴米油鹽的商店。即使是府縣官署周圍也有街市。「府治前市井亦盈，鋪席亦多，蓋經訟之人往來駢集，買賣要鬧處也。」所以，《都城紀勝》中稱臨安城內「其餘坊巷市井，買賣關撲，酒樓歌館，直至四鼓方靜。而五鼓朝馬將動，其有趁賣早市者，復起開張。無論四時皆然。如遇元宵尤盛，非門和買民居作觀玩幕次，不可勝紀雲。」

後周對開封的改造基本上是分兩步完成：首先，政府組織修築羅城；之後，在新建的城區內，官府按計劃分划街巷、軍營、倉場、官署所用的地段以後，「即任百姓營造」。這顯然是與隋唐長安的營造不同的。

如前文所述，開封作為四戰之地，並不是都城的最佳選擇。然而，自中唐以後經濟中心的南移江淮，中央政府的統治，相當程度上是仰賴東南的漕運。而開封正是依靠水陸交通樞紐這一區位條件，成為五代以至於北宋時期首都的必然選擇。由此可知，開封的首都地位是繫於汴水的。對於這一點，北宋統治者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宋太宗晚年曾說：「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這裏的渠水就是指連通中州與江淮地區的汴水。

與此同時，城內遠離主要交通幹線的地方則隨著新的行市的興起和繁榮形成了新的街市。開封城中有許多街市都是在一個新行市的基礎上發展形成的，如牛行街。甚至在連接幾個重要的新行市的交通要道上也形成了繁華的街市，如馬行街就是這樣。

如果說唐代城市是封閉的，那是指當時城市坊市的安排還有另外一個特點。

唐代時，長安天門街上常常有一些「廣較勝負」的音樂曲藝比賽，而天門街就是長安皇城前的朱雀大街。段安節的《樂府雜錄》「琵琶」條中就講到了這樣一件事：「始遇長安大旱，詔移兩市祈雨。及至天門街，市人廣較勝負，及斗聲樂。」這是長安東西兩市的百姓，聚集在天門街上進行琵琶演奏比賽，作為祈雨活動的一部分。這種在大街上舉行音樂會的情況在白行簡的《李娃傳》中也有描述，當時鄭生作為西市的歌手，就是在天門街表演中一舉奪冠。同時也正是在這裏，被進京上計的父親發現。隋唐時期這種以城市街道作為娛樂活動表演場所的情況，正為宋代的瓦子做好了準備。

都城這樣的安排與設計，當然主要目的是便於維持治安和警衛。所以，雖然唐代規定，三品以上的高官可以向街開門，但直至唐後期，許多高官，甚至宰相也還從坊門出入。唐憲宗元和十年（815年），藩鎮就是利用這一居住特點，安排刺客埋伏在宰相武元衡所住的靖安坊東門，當他清早從坊門出來準備入朝時，刺客先放箭把侍從嚇走，然後抓住武元衡將他殺死並割取頭顱而去。還有一個例子，也是刺客在坊門處伏擊：唐文宗開成三年（838年），宦官對宰相李石不滿，欲除之。正月甲子李石上朝中途，宦官用刺客射擊不中，李石左右奔散，自己騎馬驚馳歸還府第。不料，又有人邀擊于坊門處，「斷其馬尾，僅而得免」。這又是刺客等候在坊門行刺的。

街坊橋市的形成，完全改變了北宋東京的城市景觀。新的街市的形成，意味著舊的封閉坊市被淘汰。據學者研究，東京里城東西兩市的消失，大約是在北宋中期沿河近橋以及城門口的新行市興起並達到一定程度的發展之後。也就是說，原有的舊的封閉式的市不起作用后，不得不自然淘汰。與此同時，為城市居民需要的各種餅店、小酒店更是可以在城市中到處開設，而不是像唐代那樣僅僅設在坊內。東京內的一些酒樓甚至成為重要街市中的主要店鋪，有些街市上還有夾街相對的酒樓，「九橋門街市酒店，綵樓相對，綉旆相招，掩翳天日」。

這百萬之眾的開封人口，其日常所需物品的供給，主要依靠眾多客商從汴河源源不斷地運來。先是存放在沿汴河一帶的邸店處，然後再從這裏批發到全市各處的店鋪里。顯然，原有交通不便的封閉的市中行市，已不能很好地完成這樣大規模的商九-九-藏-書品營銷。很自然地，同行業的商人組織起來，形成行會。這些行會在沿汴河一帶的空地上，專門經營所銷售的日用必需品。這樣，新的行市就在北宋東京開封產生了。

《洛陽伽藍記》卷五末記載：

外城擴建以及邸店修建完成後，後周政府還疏通東京對外的水道交通。顯德四年（957年），「詔疏汴水北入五丈河，由是齊、魯舟楫皆達于大樑」。次年三月再「浚汴口，導河流達于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疏通了開封與東南和東方的水上交通，大批客商挾帶著大量的商品可以極其方便地進入到開封新擴建成的外城裡，更進一步刺|激了東京的城市發展。到北宋初年，東京的城市景觀完成改觀：在沿汴河地帶不僅有大量的邸店，同時還興起了一些日用必需品的新行市。

與東京開封相似，臨安城內最繁華的街市還是首推御街。雖然臨安御街的布設，是為了政治禮儀的目的，特別是為了適應元旦和冬至大朝會以及四孟駕出朝獻景靈宮的需要，但是由於有利的區位條件，同時也成為都城中最熱鬧繁華的商業中心。

但是，政府對新行市的管理如同其他很多政策一樣，不但效果不佳，最終甚至淪為擾民的苛政。因此，元豐八年（1085年）七月殿中侍史黃洚，看到官府對許多新興行市抽地稅為害嚴重，上奏請求罷免這項政策。不過，他在奏書中講到了這樣一句話：「沿汴河堤岸空地，先有朝旨許人斷賃」卻頗耐人尋味。這也就是說，許多新行市最初是從沿汴河堤岸空地上興起的。這當然是因為客商為了方便，就近租賃沿汴河旁的空地，以堆放貨物進行交易。顯然，在沒有被官府拘攔空地或強制「就官地為市交易」以前，這樣的經營方式有一段時間了。

御街中段是從朝天門到壽安坊的一段。壽安坊，俗稱冠巷或官巷，是臨安街市中最繁華的地段，特別是中瓦子前一段的夜市尤其熱鬧。《都城紀勝》「市井」條中描寫道：「其夜市，除大內前外，諸處亦然，惟中瓦前最勝，撲賣奇巧器皿、百色物件，與日間無異。」除了這些臨時攤販外，這裏也是臨安城內大酒樓、茶坊和著名歌館的集中之地，還有一些重要的商業組織市、行和金銀鹽鈔引交易鋪也設在此地。所謂的鹽鈔引，就是當時政府發給特許商人支領和運銷鹽茶等類管制產品的證券。當然，這裏最多的還是供應居民日常需要的商店，如食品店、衣料服裝店、書店等等。

擴建外城的目的或者說必要性，不僅是為了解決軍營和官署的用地不足，還在於解決原有「坊市」中「邸店有限」的問題。同時，由於人口的劇增，城市居民的生活環境也大為惡化。因此，在解決外來工商業者所需邸店不足和租費增漲的問題的同時，還希望能改善開封市民的生活質量，尤其是于消防安全是十分必要的。

瓦子，或者稱為瓦舍，或是瓦肆、瓦市。據《都城紀勝》「瓦舍眾伎」條曰：「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夢梁錄》也在卷十九《瓦舍》中作了解釋：「瓦舍者，謂其來時瓦合，去時瓦解之義，易聚易散也。」可見，瓦子或瓦市，原是臨時集市的意思。因為這種集市常以演戲的勾欄為中心，習慣上也就把以勾欄為中心的集市稱為瓦子或瓦市。事實上，勾欄就是欄柵或欄杆的意思。我們前面曾講到北宋東京的牛行、馬行和果子行原設在沒有拘欄的空地上，後來官府強制他們加以拘欄，並按佔地多少來抽稅，稱為「拘欄牛馬、果子行」就是指此。再具體一些，就是簡單圍起來的臨時集市。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可以理解東京當時最大的桑瓦子，「瓦中多有貨葯、賣卦、喝故衣、探搏、飲食、剃剪、紙畫、令曲之類。」而不僅僅是娛樂表演活動。不過，隨著早期到處流浪的街頭藝人用欄柵或繩子圈圍起一塊空間作為表演場地，從此將演出場所固定下來之後，人們漸漸習慣用「勾欄」或「瓦子」指稱有歌舞戲劇表演的娛樂場所。

詩中的望海樓在鳳凰山上，沙河應當是指鹽橋運河。詩中反映了當時沙河塘一帶商業繁榮，夜間燈火宛若繁星的景象。

不過，這種新行市起初帶有臨時的或定期的集市性質，上市時集合，市罷即散去，並不長期佔用土地。有的商人甚至直接在架設在河上的橋頭作起了臨時生意，這些臨時性的集市再後來就慢慢變成了定期的。當時開封人將這種設在橋上的市集稱為「市橋」。由於這種新的行市不斷形成，並逐漸固定，大約是在北宋中期，新行市多到官府感到有必要對其進行管理了，於是制定政策，從中抽取地稅，同時還規定「須就官地為市交易」。也就是必須租借用官地修建的鋪屋，以便設立永久性的固定行市。如宋神宗元中二年（1079年）九月，由修完京城所申請批准，租官地與民「創屋」而「為面市」。事實上，沿汴河新設立的行市經官府抽稅的，除了面市外，還有斛豆斗行、菜行、果子行、牛行、馬行、紙行等，顯然主要是經營日用必需品的新行市，用以供應日益增長的都城居民的需要。

東京開封新興的行市，由於受到運輸條件的限制，不再局促在封閉固定的市坊內，而是向交通便利的河岸、橋樑地區集中，並因此形成新的城市經濟中心。根據《東京夢華錄》，商人和官營的果子行都設在州橋（天漢橋）附近。不過，從整個東京來看，它的商業貿易活動主要布局在城內從州橋沿汴河到東水門水陸兩路并行的交通線及其街市上。

御街南段因緊鄰皇宮大內，所以這裏的街市主要為了供給宮內和主要中央官署日常生活的需要。清晨，宮中官僚和宮女派人爭相購買應時的蔬菜、時鮮食品和新上市水果。到了午後，飲食店開始唱起了主角，為大內和三省六部官僚以及往來官府的人們提供膳食。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這裡有不少頗負盛名的飲食品，如「六部前丁香餛飩，此味精細尤佳」。此外，由於來往者多為文人墨客，這裏也經營書籍鋪rｅaｄ.９９cｓw.ｃoｍ、裱褙鋪和藥鋪。比如太廟前尹家文字鋪，又稱為尹家書籍鋪或經籍鋪，就曾刊行了不少重要的筆記小說，如《北戶錄》、《述異記》、《篋中集》等書就是在這裏發行的。

對於開封外城拓建的必要性，在周世宗的詔書中有明確的說明：

所謂的「方三百步為一里」，就是說洛陽每個坊正好一個平方里，因此人們也多將里坊是互稱。當時一般居民居住的坊，都是正方形的，四面各開一門，設有里正2人和里吏4人主管坊中事務。為了加強治安，坊中還設有門士8人，監督觀察由坊中四門出入的居民。

御街之外，臨安城內商業活動最興盛的地方是沿市河、鹽橋運河、清湖河的近橋街市。這三條河是當時臨安城內主要的水上交通線，上面的許多橋樑又是城市陸上交通的樞紐所在。當時臨安城內居民日常所需的物品，先用船舶從外地載入臨巡，再使用人力搬運到城內各處。因而許多日用品商店就開設在沿河近橋的地方，並形成了一定規模的街市。事實上，臨安這種沿河近橋的街市，在北宋時就已經形成。北宋著名詩人蘇軾分別在熙寧四年到六年（1071～1073年）任杭州副知事、元祐四年到五年（1089～1090年）任杭州知事，因此有許多詩作都反映了當時杭州城市的市民生活。其中有一首《望海樓晚景》是這樣描述沙河塘景色的：

唐代定時啟閉坊門的制度十分嚴格。坊門關閉后普通百姓不得再在大街上行走，否則就是犯禁，或者也叫作犯夜。犯禁按唐律要抓起來打二十下，這一制度在整個唐代都是嚴格執行的，直到唐末還是這樣。我們從晚唐小說如沈既濟《任氏傳》、白行簡《李娃傳》中都可以發現這一點。在《李娃傳》中，當鄭生身無分文後，鴇母與李娃設計，利用坊門定時啟閉成功地擺脫了鄭生。也正因為此，才有在特殊情況下皇帝特詔開放坊門的制度。例如為了慶祝上元節，唐玄宗特許正月十七、十八、十九三天夜間坊市門開放。不過，這一制度還是可以通融的，凡是家中舉行婚禮，並拿到了縣衙頒發的通行證的人家可以夜間通行。另外，如患有急病，或者家有亡者，只要持有坊的文牒就可以夜間出行，不算犯夜。所以說，唐代的城市並不完全是一座睡城。

唐代以大眾為對象的歌舞戲劇表演，或者設在坊內空地上，或者設在大街上，或者設在寺院門前，但有一個特徵是共同的，那就是表演場地是臨時布置的，沒有專門的建築。但自從北宋出現以勾欄或棚為中心的瓦市后，固定的、專為群眾演出的戲場才正式在中國歷史上登場。

這樣安排居住的模式，還導致了城市居住方式的另一個特點，就是一般百姓的宅門不會直接對著大街。這是由於里用牆圍合成一個封閉的居住區域，居民必須通過里門出入，這樣也方便管理。正因為此，所以高官貴族的宅院可以臨街開門、不由里門出入就成了一項特權，而人們稱這種住宅為「第」。因此，《初學記》中講到漢魏制度時，專門有一條：「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爵雖列侯，食邑不滿萬戶，不得作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稱第。」。實際上，現在人們稱大宅院為「府第」就是從這裏來的。

唐代城市的夜生活主要是在坊中。夜晚坊門關閉后，人們就在坊中進行各種活動，也可以宴飲聚會，但絕不能越出坊牆。尤其是到了唐代晚期，長安由於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許多坊中已設有小規模的餅店、酒店和食店。如沈既濟所作的《任氏傳》中就講到韋崟與其妹婿鄭六齣游，「將會飲于新昌里」。鄭六走到宣平坊南時，請求暫時離開，約好一會兒后「繼至飲所」，也就是宴飲的酒樓。再到後來，鄭六在天將破曉時，走到位於東市以南第三個坊的昇平坊坊門處，其時坊門尚未開啟，但「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炭熾爐」，已開始為坊里居民準備早點了。由此可見，當時長安的許多坊里中，都已有小的餅店、酒店的開設，以供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

北宋東京所發生的這一重大變化，在南宋臨安繼續發揚光大。臨安原是北宋的杭州，當時人口密度還不高，「四隅皆空回，人跡不到」，西南多山的丘陵地帶則是「林木茂密，何嘗有人居」。但南宋定都臨安后，大量南遷的人口，使得臨安的城市規模急劇擴大，對日常生活用品的需求劇增，城市內部也因此形成了各種行、市：「自大街及諸坊巷，大小鋪席，連門俱是，即無虛空之屋。每日清晨，兩街巷門，浮鋪上行，百市買賣，熱鬧至飯前，市罷而收」。

既然是城市居民的居住單元，必然需要一定的管理機構。在西周時代，都城中貴族聚居的里，一般設有長官，叫做里君。這是西周王畿內最低級的官員，大約相當於我們現在的居委會主任。《書·酒誥》中說：「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這裏的里居按著名學者王國維的說法，是里君之誤，內服是王朝內部的官員，百僚即為百官，庶尹是眾多的長官，惟亞是次等的副官，惟服是一般的官吏，宗工是宗族的官員，百姓里君即為貴族裡的長官。由此可見，里君是最小的官員了。

宋代瓦子的出現以及城市民間藝人的活躍，使得過去沉悶的都市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城市日常生活變得豐富多彩，城市景觀也呈現出開放的特點。

從西周直到秦漢，城邑中居民聚居的基本單位，叫做里。顧名思義，里就是一平方里的面積。這種里直到北魏都城洛陽時，還是「方三百步為一里」，北魏的方三百步就是一平方里，所以里一直是早期城市的典型居住單元。

我們仔細觀察上面唐代長安與洛陽的示意圖的話，就會發現長安和洛陽不僅皇帝所居的宮城與中央官署所在的皇城分隔開來，而且皇城與居民的坊所在的郭城也是隔離的。這一特點就決定了唐代市民的日常生活較前期的都城受到更多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