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兩代，有些商業市鎮、手工業市鎮以及手工業——商業市鎮，無論是人口規模還是城市經濟職能都遠遠超過了作為傳統政治中心的縣城，甚至府城或州城。有些極個別的市鎮，竟然還發展成為全國性的經濟中心。當時曾流行著不同版本的「四大鎮」，其中的一個版本是河南朱仙鎮、湖廣漢口鎮、江西景德鎮和廣東佛山鎮。其中朱仙鎮和漢口鎮是因為地當交通要道而發展成為商業市鎮；江西景德鎮和廣東佛山鎮則是以陶瓷、鑄鐵生產起家，最終發展成為著名的手工業市鎮。另外，《廣陽雜記》中也有類似的表述：「天下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不管這種表述是否真實可靠，但是把作為市鎮的佛山和漢口與分別為南北經濟、文化中心的都市北京與蘇州並稱，足見得其市鎮規模不可小覷。前面我們提到過的清江浦，據記載，在清代乾隆四十一年（1775年）時人口增至54萬餘人，即使放在今天也是一個規模可觀的城市。

南宋以後，尤其元代以來，棉花、蠶桑、茶葉等經濟作物開始得到大面積推廣，作為農村交易中心和農產品集散地的市鎮隨之興盛，湧現出了大量以專業生產或手工業用品交換為主的專業市鎮，如紡織、印染、制茶等手工業、商業城市和市鎮。在這裏，農戶因為主要從事經濟作物的生產，或是依靠經濟作物進行副業生產，因此需要出售的是他們的經濟作物，如棉花、茶葉、蠶絲等，或是以這些作物生產的副業產品，如棉紗、棉布等，然後再換取每日所需的糧食。這樣，市場商品的流向完全顛倒過來。這種類型的市鎮我們稱為新型市鎮，或非傳統市鎮。因為它們是農副業產品的收購點，需要把這些產品運銷他方。同時，它們又是當地農民所需糧食的零售點，商人將遠方的糧食運來發售給附近的農戶。

正因為城廂制度的發展，城市空間突破了城牆的局限。與此同時，為這些城廂提供零售服務的附城草市也就自然形成了。如北宋汴京就因為都門之外居民頗多，而形成了十二市環城的局面。明州，也是今天的寧波，也因此而「四郭皆有市，……草市朝之合」。

早期的農村集市，性質上相當單純劃一，主要是為了無法自給自足的小農戶進行互通有無服務的。農民們首先要把他們的產品，主要是農副產品銷售出手，然後以所得的錢款購買他們需要的日用品和副食品。宋人曾有詩形象地描述了當日的農村集市：

與附城草市出現的同時，本以軍戍功能為主的軍鎮也開始向以經濟功能為主的市鎮轉化。

再到後來，人口漸漸增多，農業區也不斷擴大，開始有人在離城很遠的地方居住及耕作，再進城中去買賣所需的物品就很不方便了，而且不可能在當日趕回家中。於是，就有在城外農村裡設立交易物品的市場的需要。對於這一點，春秋戰國時期就有一些有智之士認識到了。《管子·乘馬》中有這樣一段話：「方六里為之曝，五曝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里是先秦時期的鄉村組織單位，這是說在150里的範圍內就應該設立一個農村集市。這當然是管子構想出來的理想狀態，卻也說明了在先秦時期人們已對農村集市的作用與空間分佈有了相當的認識。

在中央集權統治下的古代中國，自然生成的市鎮顯然與中央政府嚴格控制下的各級行政中心的空間布局不同。這種不同不僅僅是缺少一個作為城市核心的政府機構，更重要的是，這些以商業貿易為主的市鎮，在空間擴展上顯然是以交通線為主要軸線。

從南宋以來，傳統市鎮一直發展緩慢，遠遠落在新型市鎮的發展之後。這主要是因為農民的收入無法提升，購買力也很難增加，致使農村集市的交易量停滯不前。不但新的市鎮出現不多，舊有的集市也難以由定期集市改為常設的每日集市。幾乎可以這樣認為，傳統市鎮的停滯不前，是明清以來中國內地鄉村發展舉步維艱的一個縮影。

自北宋政府始，在城市的城區之外人煙稠密的地方設立城廂，與城牆之內的城區行政管理體制相一致。只是城廂不受城牆的限制，有足夠的發展空間以容納更多的人口與城市活動。最初是宋真宗時，在汴京城郊置八廂管理城外的居民：「置京新城外八廂，上以都門之外，成民頗多，歸例縣尉主其事，至是特置廂吏，命京府統之。」到了南宋臨安時期，這種狀況更為突出，紹興十一年（1141年）臨安知府俞俟奏請：「府城之外，南北相距三十里，人煙繁盛，各比一邑。乞于江漲橋、浙江置城南北左右廂。」江漲橋與浙江原是臨安兩個附郭市鎮，自此便成為與臨安城內一樣的市區。而次一級的城市中也採用這一制度，如建康府南門外有城南廂，福州城郊則有六廂。

在西周那個國野嚴格劃分的時代，城外的農村沒有可供商品買賣的市場，市場一律設在城內，鄙野之人要進城才能買到所需要的手工業品。而且為了要買日用品，鄙野之人首先要做的，是把他們僅有的餘糧運到城內的市場上出賣，換成貨幣。當時的制度對市場的設立有很嚴格的規定。一般來說，市場只能設在城裡，並委派專門的官員進行管理。這些都記錄在《周禮·司市》中：「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

草市經濟的日趨繁榮，必然成為中央政府覬覦的對象，從中獵取豐厚的賦稅。大約在北宋真宗末年（1020年前後），開始對草市徵收商稅。到了宋仁宗時期，草市不僅要征納賦稅，而且還設有專人監管稅賦的徵收。據不完全統計，宋神宗熙寧九年（1076年）府界及諸路坊場河渡等共計27,607處，九*九*藏*書總收入在4,203,189貫石匹兩左右。由此可見，草市在地方經濟中的實力已十分雄厚，甚至規模也十分可觀。比如位於湖北的荊州沙頭市因地處水上交通要衝，而成為「商賈輻輳，舟車駢集」的大型集市。不僅如此，有些草市由於正位於農副產品生產地，或地處工礦原料產地，因此開始向專業市鎮發展。如四川鹽亭縣雍江因產鹽而成鹽市。

在北宋重建中央集權統一國家之後，標志著長達兩個世紀的封建軍閥割據的局面得以結束。同時，作為軍事割據基礎的軍鎮也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前朝軍鎮中的駐軍大都撤走，鎮被改造為地方性的商業中心，設立文官進行管理。許多原是定期的農村集市，此時也已成長為規模不小的常設市場，宋朝政府再將它們正規化，設立稅場務，同時派有專人駐守，徵收商稅。所以說，宋代是中國市鎮發展史上的轉捩點，也正是從這時起中國的城市化過程開始從超大型城市的形成轉向中小城鎮的起步。不過，市鎮真正發展起來卻要到明清時期了。

附郭草市的發展，正如前文已提到過的，是城市發展的副產品。由於中唐以後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原有城牆之內的空間已不可能將這些人戶完全容納，因此大量的城市常住人口漫溢到城牆之外，如成都當時就是「負郭而漸家者溢千數」。甚至一些地方性的城市也出現了這樣的情形，象宿州城也是「諸處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謂之草市者甚眾。」城市空間的這種變化，直接導致了宋代城廂制度的形成。

唐前期所實施的均田制或租佃制，將大量的勞動力吸收到了農業生產之中，促進了農業生產的快速恢復與發展。與此同時，由於唐帝國疆域遼闊，為了統治的需要，政府對交通極為重視，在全國範圍內設有驛站1639處，並在荒遠險路擇衝要地點配置官馬，方便驛傳。在水路上也設立了水驛，也備有舟楫供行旅使用。

傳統市鎮與新型市鎮由於形成因素不同，因此，無論是功能形態還是空間分佈都有明顯的不同。傳統市鎮的基本功能是便利農戶出售剩餘農產品，以換取其他日用品，交易是由農戶主動。新型市鎮的功能是農戶在此出售農副產品以換取糧食，交易受市場影響較大，主動者往往是商人。

鎮戍所在的地點，往往是水陸衝要之地，目的當然是便於運兵，進退可依。但這也同時方便了貿易活動。隨著人口的聚集，商業的發展，曾經是戰馬嘶鳴、健兒唐突的軍鎮，成為商旅輻輳、市易貨買的商鎮。尤其是中唐以後，藩鎮利用軍鎮佔據地方，鎖河徵稅，回圖貿易，與地方政府相衝突，侵削中央政府的利益，客觀上加速了鎮由軍事據點轉變為商業中心的過程。到了五代時期，軍鎮完成了向商鎮的轉變。

但是，生產者小農戶自然沒有辦法把自己的產品遠銷到外地，因而以生產棉布為主的松江府地區，之所以能號稱「衣被天下」，就是依靠商販將布匹行銷到全國各地。同時，由於紡織品數量巨大，行銷距離遠，因此只有貲產雄厚的富商巨賈才能勝任這一工作。所以，新型市鎮的經濟有三個特點：一，必須依靠遠方市場；二，需要長途販運；三參与者是持有巨額資金的大商人。這顯然與傳統市鎮的區間性及小商販是截然不同的。這同時還帶來了新型市鎮的另一個特點，就是由於交易中的買方是少數大商人，賣方是眾多的小農戶，許多作為中介的牙行及牙人就應運而生。這種現象也是傳統市鎮中很少見的。不過，新型市鎮基本上仍是以鄉村中的小農戶作為服務對象，而這些農戶的出行同樣受到運輸方式的限制，不可能長距離遠行，所以新型市鎮的分佈與傳統市鎮並沒有本質的不同，只有一點是不同的，當手工業品或原料產量增加時，已有市場的規模也就是交易額也隨之增加，帶來的變化則是作為收購點的市鎮數目增長。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市鎮數量迅速增加了。

大城市裡消費者眾多，每項商品的消費量自然十分可觀，為專業化市場的發育提供了條件，尤其是為城市居民每日需要的農產品，如蔬菜、果物、花卉很早就有專業市場在北宋的東京和南宋的臨安出現，小農戶齊集專業市場上售賣他們的產品。因為有穩固可靠的銷路，很多近郊農民便逐漸走上專業生產的道路。北宋時的汴京以及南宋時的臨安郊區都有大量專門種植蔬菜、花卉和瓜果的專業農戶。這在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中都有記載：「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園圃，百里之內並無閑地。」而臨安的米市也在城外。附郭市集多是專業市鎮，這也是宋代以來中國城市經濟發達的表徵之一。

不過，儘管草市在南北朝時期已開始出現，但直到唐代前期草市的數量仍然很有限，這主要是李唐政府嚴格控制地方經濟的後果，因為當時有「諸非州縣之所，不得置市」的法令。也就是說，既使州、縣以上的治所所在城市的市場，其置廢也仍一秉于政府。不過，儘管唐前期草市的發展並沒有出現突飛猛進的勢頭，但這一時期卻為五代或宋代的草市興盛做好了必要的準備。

一字型市鎮是通過市鎮的河道比較順直，河道兩側夾岸成市，形成單一街市的市鎮。這種類型應該說是江南地區最常見的類型，而且無論規模大小，都可能形成這樣的平面形態。如嘉興縣的王江涇鎮規模十分可觀，在明末時就已號稱有五里長街。更多是規模較小的市鎮，如桐鄉縣屠甸鎮同樣是依河成市，中段雖有寂照、石涇兩寺，使鎮區向南北兩邊稍有擴展，但與商業活動無關，而市河東西兩端各設厘局，可以視作是一條直線形市街起訖的標誌，也比較典型。其他一些市鎮周邊河流雖呈現多種形態，但市鎮商業區的分佈仍然依直線狀的市河展開，如吳江盛澤、嘉興新塍等鎮，我們把它們都歸為一字型市鎮類型。

其實新型市鎮並不僅限於江南地區的棉絲紡織品手工業市鎮，在全國範圍內還有許多新型市鎮，比如「鬻於四方」的陶瓷市鎮景德鎮，「商販四方貨賣」糖製品的泉州與漳州，以及竹紙「行天下」的福建順昌和茶業專業市鎮的安徽霍山等，都是由於手工業發展而進一步發展成為商貿市鎮的。也有一些新型市鎮並不是以手工業產品興起的，而是靠優越的交通條件成為地區貿易中心，如江蘇的清江浦、山東濟寧的張秋鎮、武清的西河務等。其中，清江浦自明代在沙河以上開運河后，凡南北「貨船悉由清江過」，於是成為「千舳叢聚，儈埠羶集兩岸，沿堤居民數萬戶，為水陸之康莊，冠蓋之孔道，闤闠之沃區」的商業市鎮。

新型市鎮形成過程，我們可以用嘉興府的濮院鎮作為典型。這個鎮在宋元時期還是一個比較單純的商業性市鎮，但到了明代隆慶萬曆年間（1567～1619年）改土布為紗綢后，這裏的絲綢製品因製造極工，遂著遠近，「日出錦帛千計，遠方大賈攜囊群至」，開始轉向手工業生產作為主要產業。到了清初，濮院鎮已進一步發展成為一個有著「萬家煙火」規模的手工業市鎮了。乾隆年間（1736～1795年）濮院鎮一鎮可「日出萬綢」，綢製品遠銷「兩晉、山東、山西、湖廣、陝西、江西、福建以至琉球、日本，濮綢之名，幾遍天下」，號稱「綢市」。

北宋重建中央集權統一國家之後，重新統一起來的遼闊版圖，為晚唐五代以來逐漸勃興的商品經濟提供了資源、市場以及政策上的保證，當然也客觀上促進了草市的興盛。宋初的勸農制度與水利措施，給當時的國民經濟的恢復得以有力的推動。宋人曾對這一時期的經濟政策有過這樣的評述：「夫景德、祥符間，斯民富且庶矣，當是之時，人人樂業，廬里之中，鼓樂之音，遠近相聞，殆不知帝力也。」有利的政治經濟形勢，不言而喻，是宋代草市鎮發展的良機。不過，到了這時，草市基本上分為二途：一是附郭草市的興盛，另一就是鄉村草市或是稱為集市的繁榮。

這個故事講的是南齊東昏侯永元三年（501年），雍州刺史張欣泰等人劫持了蕭寶夤，企圖廢東昏侯。一行人走到杜姥宅時，因被守城的兵士發覺而潰散四逃，蕭寶夤才得以脫身。杜姥宅在台城南掖門外，是晉成帝杜后的母親裴氏的府第。暗夜驚擾，蕭寶夤只能在此躲避兵鋒，三日後才敢出門去見草市尉以通告消息。這個故事透露出當時建康城外有草市，更重要的是還有專門的官員——草市尉對其進行管理。《太平寰宇記》也記載了東晉咸和時（326～334年）建康七部尉中的南尉駐于「草市」以北，這些都說明草市之名至少在東晉時已出現了。

從西周開始，我國就有了明確的城鄉劃分。眾所周知，西周王朝的建立，實際上是以一個人數較少的部落征服了人數眾多的殷商帝國以及各地表示臣服的零星小部落。因此，周人必須採取一些手段才能鞏固其對這片廣袤國土的統治。於是，周室將自己族人與功臣分封到全國各個地區，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姬姓或異姓封國，對殷商舊地進行武裝殖民，統治各地原有居民，以屏藩周。於是，每一個受封的侯國在封地境內找一個合適的據點，築城來保衛並安頓帶來的本族人。住在城內的這些人就稱為國人。城外之地則留給當地的原住民和被征服者，供他們居住與耕種。這些居住在城外的人就稱為野人或鄙人。國人與野人的劃分，即是族裔的分野，也是職業的分野。國人在城內從事行政管理及工商業，也有少數從事農業生產；城外的鄙野之人則主要從事農業生產。這樣的城鄉劃分在西周時是很嚴格的，因為這是統治部族與被統治部族之間的政治劃分。但是到了戰國時期，這種嚴格劃分已漸泯滅，國野爭民，城鄉終於又可以自由交流了。

農業生產的發展，帶動了手工業、商業的興盛。而交通的通暢又為商品的流通提供便利。因此，中唐以後表現出來的經濟繁榮與社會穩定都是前期發展的結果。其中，經濟繁榮的表徵之一，就是在水陸交通線上形成了大量的市店。杜佑有一段話一直被用來作為這一時期社會穩定與經濟繁榮的證詞。他是這樣說的：在玄宗開元天寶年間，東起宋、汴，西至陝西的岐、涼，南自荊、襄，北達太原、范陽，在這一廣大的區域內，「夾路列店肆，酒饌豐溢，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里，謂之驛驢。」這段話確實十分形象地描繪了當時九*九*藏*書位於交通線上眾多市店繁忙而又興盛的景象。

鎮的名稱最早正式出現在北魏時期，是國家在北方邊境設置的軍事要塞，所以又稱為「軍鎮」。到了中唐安史之亂后，由於藩鎮割據，所以又在內地置鎮分戍各地。根據各自在軍事上的重要性，唐代的軍鎮有上鎮、中鎮、下鎮之別，並且不屬州縣地方政府管轄。軍鎮同時又兼治民，管轄境內的戶口、租賦等民事。其中上鎮設有倉曹，其職務管理中就有「市易」一項，中鎮則由兵曹兼掌。

十字型市鎮是市區沿十字交叉的兩條河流同時展開，平面形態上構成十字型。如吳興縣的南潯鎮，南北走向的市河與東西向的苕溪構成十字形狀，兩河對岸都形成了商業街，是一個比較典型的十字型市鎮。浙東紹興的柯橋鎮平面形狀與此類似，市區依南北走向的市河與東西走向的浙東運河伸展，構成十字形鎮區。十字型市鎮中比較特殊的是位於桐鄉與吳興兩縣交界處的烏青鎮。作為一個整體，烏青鎮是一個典型的十字形市鎮，南北略偏東西走向的京杭大運河與東西略偏南北的兩條市河共同構成一個典型的十字型市鎮，規模宏大。不過，由於大運河過於寬廣，且中間僅設一橋以便東西往來，加之從行政區劃上，烏鎮和青鎮長期分屬烏程和桐鄉兩縣，其實也可以將運河兩岸的鎮區分別視為兩個丁字形市鎮。

由於同一區域的小農戶生產的農副產品很少不同，他們並不可能從同為農戶的其他人那裡得到所需物品。所以鄉村草市中自然會有小商人出現。他們中有人是收購糧食等農產品運往城市中去銷售，也有人將城市中販來的小手工業品和油鹽等日用品在市集上出手。雙方都是零星少量的交易，也就不需要與中介商打交道。由於在鄉村草市上銷售的每種商品的總量有限，靠經營此類物品的小商販如果每日只在一地開市，當然不會獲得太多的利潤，難以維生。因此，早期的農村集市需要定期舉行，每隔固定的日數開市一次。同時，為了方便那些辛勤的小商販每日前往一地售貨，在一定的區域範圍內，集市的集期相互錯開，輪流開市，這樣小商販們就可以獲得足夠的收入以維持生計。而在中國的南方多以墟市一詞稱鄉村市集，就是取「有人則滿，無人則虛」的意思。

「草市」一詞最早見於南北朝時的記載，《水經注》肥水條下載有「草市門」。另外，在《南齊書·鄱陽王蕭寶夤傳》中有這樣一個故事：

新型市鎮自然以明清時期江南的太湖流域最集中，也最發達。這其中又以蘇（州）、松（江）、杭（州）、嘉（興）、湖（州）五府最為突出。這一地區當時是我國最重要的棉花種植區域和桑蠶養殖區域。因此，這裏的手工業市鎮主要是棉、絲市鎮，也就是以生產與交換棉、布絲製品為主要產業。當時享譽全國的棉製品或絲織品的生產中心，大多都位於這一地區。如湖絲貿易中心的菱湖鎮，蠶絲貿易中心的嘉興石門鎮，盛產「綾羅紗綢」的盛澤鎮，「綾、布二物衣被天下」的上海等。

所謂的丁字型市鎮，顧名思義即兩條市河呈丁字形交叉，市區就沿這兩條市河延伸。除上面所說的烏青鎮實際上是由分別位於運河東、西兩岸的烏鎮與青鎮兩個單獨的丁字形市鎮所構成的外，嘉興的王店鎮可作為典型。王店鎮的一邊是南北走向的大運河支流長水塘，另一邊是東西走向的梅溪，也就是王店鎮的市河。梅溪與長水塘正交形成丁字形，王店鎮就是沿長水塘和梅溪兩岸形成了一定規模的街市，其中梅溪沿岸是王店街市的主體。另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現在的旅遊重鎮周庄。周庄南為南湖，與淀山湖聯通。此湖向北延伸，形成一條南北向的河流貫穿全鎮，這是周庄的南北市河，另有一條東西向的河流名為中市河，通向鎮內，兩河在富安橋附近交會，形成一個丁字形的河道。在東西河流的北側沿河形成街市，南北向河流則形成夾河街市，共同構成了一個丁字形的街市主體。

自古以來，由於江南地區河網稠密，四通八達，水運便捷，因此舟楫一直是當地主要的運輸工具，城鄉交通大多是以水道為主，陸道為輔。因此，這裏的市鎮無不依河設市，以取運輸之便利。而江南市鎮與河網之間的這種依存關係也決定了市鎮的平面布局特點是因河設市，鎮區的布局或者說平面形狀是完全依照河流的走向延展。雖然在太湖周邊一些比較低平的地區，由於鄉村農田是從宋代以來不斷用圩堤——岸溝的方式開發形成的，河道曲折，使得這裏的市鎮的平面布局也因此形態各異。不過，大體上還是可以歸納出一字型、十字型、丁字型和環形市鎮四種類型。

草市既已收稅，又設有監稅專官，其地位自然同往常有所不同，開始升格為鎮市。《宋會要·職官》中有「諸鎮監官掌警邏盜竊及煙火之禁，兼徵稅、榷酤，則掌其出納會計。」一般認為，草市設監稅財政官吏是提升為鎮市的主要標誌。確切地講，正是在仁宗天聖年間（1023～1031年）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了草市升鎮，並成為經常性的普遍制度。

明清時期由於可墾荒地的減少，傳統農業資源業已充分利用，也就是形成了後人所說的地少人多的局面。再用更專業一些詞彙，就是人口壓力不斷加劇。因此，人們更多地把眼光投向尚未充分發展的商品生產與流通領域。事實上，明王朝建立以後，確實推行了一系列較為積極的政治、經濟措施，比如削弱農民和手工業者的人身依附關係，推行屯田，鼓勵經濟作物的種植和工商業的發展等，社會生產力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別是在手工業生產方面，紡織業、制瓷業、礦冶業和造船業都顯著地超過了宋元時期。加之，明中葉以後北部邊九九藏書防吃緊，對軍需物品的需求，促進了各地手工業的興盛，自然也刺|激了這一時期手工業市鎮與商業市鎮的發展。這樣的狀況幾乎一直維持到清中葉的乾隆時期。

新型市鎮是宋以後才開始出現的，到了明清時期則加速發展。在地區上，則是比較集中於江南太湖流域，所以又可以稱為江南型市鎮，以別於內地各省的傳統型市鎮。新型市鎮的出現，表面看來是導因於人口過剩與耕地稀缺，但實際上與中國的城市管理制度有著直接的關係。因為從宋到清，由於受種種因素的影響，城市人口的絕對數量大體未變，新增的人口全部留在了農村，導致了鄉村人地關係緊張。在人口壓力嚴重的地區，像太湖流域人多地少，農戶們完全沒有辦法單靠糧食生產來維持全家人的生計，於是以副助農便成為一個不錯的解決辦法。因此自明代以來，太湖流域的農戶主要是種植經濟作物或生產手工業品到市場上出售，然後再換取糧食。而在各種可能的副業中，棉紡織及絲織業相對最為合適家庭生產，所以這兩項產業就變成了江南農村最發達的產業，這就是明清江南地區新型市鎮形成的基礎。

事實上，之所以按鎮區的平面形態對江南市鎮的形態進行歸類，是因為位於江南水鄉地區的市鎮在規模、形制上雖然也有差異，但它們都依河流發育成形，依河設市、夾岸為街的特點是一定的，可變的只是河道與河道之間的關係。另外，作為江南農村地區傳統商業活動的聚集地，它們還存在一個十分突出的共性，即就發育水平來看，江南市鎮基本都處於單一街區的階段。再具體一些，就是指市鎮建築——無論是店鋪，還是民居——都沿市河平行分佈，屋與河之間是街道，屋與街隨河延展，縱向蜿蜒可達數里甚至更長，但橫向的規模基本不超過一個街區，也就是在沿河建築的背面，很少存在與臨河街道平行的第二層商業街道。

中唐以後，尤其是五代以來，隨著國土開發範圍的不斷擴大，地方經濟的勃興，原本以防禦為目的的軍鎮普遍向地方經濟中心的市鎮轉變，以及大城市外圍的草市大量出現。這可以說，是明清時期我國城鎮或市鎮繁榮的前兆。

在政治與經濟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從仁宗一朝開始，封建國家經濟、財政領域的商業化明顯加強。神宗在位時期，又由於新法的推波助瀾，因此建置新鎮市就成為宮廷行政的重要一環。據學者統計，這兩朝共置鎮137處，佔北宋總數226處的60%.正因為如此，官方文書中開始將商業「鎮市」與草市對稱，有時又將二者聯稱為「草、鎮市」。也大概正是到了這時，鎮市開始成為地方經濟的主體，並一直影響到明清兩朝經濟區域的形成與確立。

傳統市集既然是為了滿足鄉村消費者需要，就必須顧及到農民們的具體情況。這一點決定了傳統市集的典型分佈。在選擇地點時，交通的便捷顯然不可能是唯一的考慮因素，使四鄉的村民都能在一日之內來回則是其中非常重要的考量。因此，傳統市鎮要均勻規則地分佈於廣大鄉間。這一特點不足為奇，也絕非中國特色，德國學者克里斯塔勒在對農業發達的德國南部地區的市鎮分佈進行了十分嚴密而複雜的計算后，得出的結論也是基層市鎮均勻分佈在鄉村之中。不過，由於中國地域遼闊，各地經濟發展水平與地理環境不同，故各地的傳統市鎮的分佈密度也有所差異。據美國學者施堅雅教授的研究，成都平原地區農戶距離集市的路程平均約為4公里。而河北境內的農村集市密度，據日本學者石原潤的研究認為，在明代是每100平方公里約有1個市集，清代則是1.5個市集。到了民國年間則變成了2.5個市集。

造成這一特徵的基本原因在於交通的需要。當然，人們也可以靠肩挑人扛來解決不臨河街區的貨運問題，但權衡下來，街與屋都臨河顯然是更簡便的解決辦法。也就是說，市鎮經濟對船運的需要，制約了非臨河的第二層街市的發育，因此也制約了複式街區的形成。在此之外，從城鎮建設史的角度看，單一街區也是最適合於江南市鎮初步城鎮化發展水平的一種形制。在這種形制下，市鎮街道建設所佔土地比例最少，建設成本最低，尤其適合人多地少、土地昂貴的江南地區。同時，單街區對排污的要求較低：每單元建築除了一條通向河道的簡易水溝外，一般不需要其他更複雜的下水道系統。

當然，隨著市鎮經濟的不斷發展，江南地區的市鎮也逐漸由單一結構轉變為複式結構，所以現在的鎮區面貌已完全不可能再用上面所說的那幾種類型概括了。

與此同時，長期戰亂困擾下的黃河流域，北魏統一后，社會經濟又重新獲得了發展。特別是均田制的實施，對以小農經濟為主的鄉村社會更是極大的促進。儘管當時號稱「百姓殷阜，年登俗樂」可能為誇飾之語，但經濟的恢復卻是無疑的。這時，一個突出的現象是以「店」為名稱的各種鄉間小商品市場開始出現。晉人崔豹在《古今注》中就對店作過註解：「店，置也，以置貨鬻之物。」這些無疑都是草市興起與發展的歷史機緣。

明清時期，傳統市鎮仍然保留它們原有的特色。它們的主要功用是為農村消費者九-九-藏-書服務，參加集市貿易的人主要是附近村莊里的農戶，將自己家中的剩餘農產品，去與他人互易有無。同時也從小販手中買回一些農村以外生產的日用品以及婚喪嫁娶的特殊用品。這種情況，在明清時期的地方志中有大量的記載，如當時的陝西同官縣，也就是現在的銅川市，其市集上「布粟蔬薪而外，更無長物。」河南嵩縣也很明確，「市鎮非列貨若都會，只農器鹽米備民用。」參加傳統市集交易的人，除了當地村莊的村民外，就是一些小商販。因為這些市鎮上的商品交易量很小，無法吸引大商人，所以富商巨賈是絕足不來這些傳統市集的。陝西富平縣雖然是明清活躍在大江南北的山右商人的主要來源地，但當地的市鎮卻很慘淡，「市廛有地，交易有期，皆日用常物，無大賈也。」

較之宋元時期，明清時期的市鎮此時已形成明顯的功能分化。事實上，這種市鎮的功能分化發端于兩宋。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的，最初的市鎮是因為小農戶無法自給自足，必須要將手中剩餘的農產品賣掉，換取所需的日用品，於是農村集市應運而生。這種以農副產品及手工業品零售為目的的市鎮，我們稱之為傳統市鎮。傳統市鎮主要是糧食及少量其他農產品的收購點，以供應附近城市，同時也是手工業品的零售地，以供應周圍鄉村。傳統市鎮的盛期當然是在宋代，然而這一時期，另有一類市鎮初現端倪。

在江南一帶，則以水運為主。在水道運輸線上，也有許多草市形成。詩人筆下的江淮流域，是「草市盡近水際」的情景。事實上，我們從唐五代人的詩作中常有沙市、舟市、橋市、步市、津市、水市、海市等，就可以知道水運航線與市集之間的關係，而這方面的詩作更是不勝枚舉。

從春秋戰國一直到唐代，政府設立的市場只能在城中。城外農戶必須拿著他們的剩餘農產品進城來賣，並換取所需的日用品。幾乎與之同時，農副產品的交易也在城郊進行，這就是附郭市集。如鄭國首都郊外就有逵市，這應該是最早記載下來的附郭市場，而且此後這類附郭集市愈來愈多。個中的原因並不複雜，因為城市修建之初，主要是考慮供帝王貴族們的使用，沒有考慮到一般市民的需要。所以，等到城內人口增加，市場的交易量自然也就上升了，原有的市場空間當然也就不敷使用，只能到城郊接合的城門處去發展。另外，還有一個原因也很重要，這就是城市中城牆與城門的設置，主要考慮的是安全防衛，對於城市內部的交通與貿易更多的是起阻礙和限製作用。每個城市只有少數的幾個門，即便是北宋東京開封，加上水門也不過十數二十幾個門。以當時車輛或船隻通行的速度，每個城門每天能夠通過的貨物十分有限，更何況城門還是晝啟夜閉。因此，人們發現在城門處進行交易，讓城內的消費者出城來購買外地運來的商品可能比進城還略為方便一些。因此，草市的出現與發展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幾乎家家戶戶從事紡織業，其產品當然在本地不可能完全吸收，只能依靠遠方的市場，甚至國外市場。正因為要交通遠方，因此新型市鎮對交通的依賴仰仗較之於傳統市鎮更為迫切。它們大多位居交通要道，而且與所在區域的大、中城市聯繫密切。

在太湖——運河流域因歷代開發圩田，沿圩田開溝排水，形成了許多環狀河道，不少市鎮即位於這些環狀河流中間。這些市鎮的街市雖不一定形成完整的環狀，但鎮區平面布局的環狀特徵卻十分明顯，如嘉興縣洲錢鎮即因「其地周圍皆水，形如錢布，故名。」此外，吳江的同里、金山的楓涇、嘉善的斜塘、德清的新市、桐鄉的玉溪等鎮大都是如此。

什麼是草市？一般有三種說法：一是本為草料、草場堆集的地方，後來發展而成市場；另一種說法是「草」者，非正式、非常設，草創未完之義，這裡是城郊臨時的貿易之處，而不像城內正規的市有嚴格的管理制度，所以稱為草市；還有一種認為是取因草屋為市之義。

草市之所以在此時登上中國歷史的舞台，是因為東晉南朝雖然偏安江南，但由於中原地區較先進農作技術隨著永嘉之亂中人口的大量南移，使得江南地區的區域開發得以空前的速度進行。而江南也正是在此時第一次被認為是超越了關中經濟區的魚米之鄉。在這樣的經濟空間轉換背景下，江南地區的農村副業生產自然獲得了發展，瓜果、紵葛、陶瓦、漁獵、禽畜等各類農副產品開始成為經常交換流通的物資，「居肆」草市因而開始形成氣候。

大約在五代十國時期，草市的發展出現了一個新的特徵，那就是若干經濟中心城市的周圍繁殖出一批附城草市。如成都就有東門的草市，河南滑州城外有臨河草市，山西的汾州城下也有草市。不過，草市最多的還數當時最大的商業城市開封。當時開封城外草市繁多，以至於後周政府專門設立界標劃定草市的設置區域。

由於交通運輸主要依靠畜力而不是船運，北方的市鎮不僅比較容易形成多重的街區，街道規模也遠較江南地區宏闊。如天津的獨流鎮即是多重市鎮的典型。另外，一些由其他因素形成的市鎮往往也能形成複式街區。如慈溪縣觀城鎮地處海塘之上，源於明代的觀海衛。考慮到此鎮的設置更多是基於政治軍事因素，顯然是有組織有規劃建成的市鎮，因此直到今天看來整個鎮區仍是街區井然，形制規整，規模可觀，共有縱橫街道57條，儼然一個都邑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