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時代，國力強大，政令暢通，西部疆域甚至一度達到葯殺水（錫爾河）和烏滸水（阿姆河）所夾的河中地區。更重要的是，唐王朝對西域進行了有效的控制與管理，這些都保證了絲綢之路的暢通無阻，當然也就保障了西域地區城市的興盛。

城市景觀受外國影響的另一個表現，就是道路的命名。在口岸城市中，道路多由外國僑民中社會賢達冠名，這一點就與中國的傳統城市區別開來。不過，上海租界區的道路命名，雖然不同租界並不一致，但卻是各成體系。

高昌城遺址地處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盆地中，位於吐魯番市東約50公里的哈喇和卓。這個城始建於漢代，魏晉時期稱為高昌壁，是為戊已校尉治所。北魏以後成為高昌王國的都城，唐代則是安西都護府的治所。再往後則為高昌回鶻王朝的王都長達五百多年。大約在元末明初時廢棄。現存的高昌古城遺址，是高昌回鶻王國在唐代高昌城基礎上改建增築的。

另一方面，列強們強行打開中國的大門，其目的當然是為了從古老的中國攫取巨額的財富。所以，他們也不得不藉助中國原有的經濟空間格局，才能深入到中國內地，獲得更多的利益。事實上，依《南京條約》最早開放的五口通商城市，分別是廣州、福州、廈門、寧波和上海。在這幾個城市中，廣州、福州和寧波分別是省城或府城，都是區域性的政治、經濟中心。只有廈門和上海是一般縣城，但這兩個城市卻早在明清時期的對外、對內貿易中佔據了重要的地位，成為典型的因商貿發展起來的地區性經濟中心。所以說，列強仍十分重視利用中國的傳統經濟地理資源。這樣我們就好理解為什麼除了沿海港口城市被闢為通商口岸外，長江沿線的許多重要城市同樣也被列入通商口岸。顯然是因為明清以來我國長江沿線經濟高度發達、人口密集，不僅是沿海城市的巨大腹地，而且還可作為國外商品的傾銷地。沿江城市也得到了列強們的青睞。

與此同時，由於黃浦江過於寬闊，依當時的技術水平，不可能在江上架橋，難以渡過，所以上海城區並沒有即刻沿黃浦江兩岸發展，而是北上，向蘇州河（時稱吳淞江）沿岸發展。這裏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蘇州河當時是蘇、錫、杭、嘉與上海聯繫的重要通道，其地位並不遜於黃浦江。甚至可以說，英國人之所以將上海列入通商口岸，更主要是因為上海所依託的江南地區。

在古代社會，「絲綢之路」無疑是溝通中西經濟、政治、文化和思想的一條大動脈。事實上，在地理大發現之前，在新航道大舉開通之前，東起中國，穿越西域、古印度、阿拉伯——波斯社會，一直通向希臘——羅馬世界的絲綢之路，幾乎成為聯接東方與西方的唯一通道。正是因為這一原因，絲綢之路上運送的就不僅僅是絲綢了，實際上，在這條通道上文化交流與物質交流是平分秋色的。

如果我們按口岸城市的分佈進行一個簡單的分類，則可以明顯看出它們的空間特徵：自北而南的口岸城市有，安東（今丹東）、大連、營口、秦皇島、天津、龍口、煙台、威海、青島、海州（連雲港）、上海、杭州、寧波、溫州、福州、廈門、汕頭、廣州、赤坎、淡水等20個城市，明顯地，這些城市都位於東部沿海地區；而自東往西計有上海、蘇州、鎮江、南京、蕪湖、安慶、九江、岳陽、漢口、沙市、宜昌、萬縣和重慶等13個城市，是為沿江城市。其中，上海兼具沿海與沿江城市兩種類型。

更為重要的是，浦東還陸續出現了一些工廠企業。由於貿易和航運的需要，外商首先在黃浦江邊建立了船舶修造廠。1859年由D.莫海德經營的浦東船廠有四五家之多。九九藏書此外，一些輕工業企業，如三井花廠、鴻源紗廠、英美煙公司浦東工廠、燮昌火柴公司、龍章造紙廠、長余肥皂公司等也出現在浦東沿江地區。隨著浦東沿江碼頭、倉棧、工廠的修建，一些通往江邊的道路發展起來，如東昌路、陸家渡路、楊家渡路先後建成。但總的來看，浦江東岸在二十世紀大部分時間仍以原始的鄉野景色為主。

但開埠后，各地的口岸城市隨著城市經濟的不斷發展，城市布局也有所改觀，其中最明顯的一點，就是雙岸城市不但開始出現，而且還漸漸多了起來。

而美租界雖與英租界合併於1863年，但它的道路命名卻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並不遵循這一規則。甚至在1899年公共租界新拓展的區域內，也不完全實行1865年英租界所制定的命名原則，而是較多地使用了英美人的姓名來命名道路。如現在的漢陽路，當時名為漢壁禮路。漢壁禮是一個英國商人，來滬后靠經營房地產業致富，曾在上海出資興建了一些學校，故用他的名字命名道路。另有一條蓬路，也稱為文監師路，就是今天的塘沽路。無論是蓬路還是文監師，實際都是指William Jones Boone.此人是奠定美租界的那個牧師，當然值得紀念。另外，還有戈登路，就是現在的江寧路。戈登，稍對太平天國歷史有了解的讀者大多也知道此人，就是那位參加鎮壓太平軍的常勝軍首領。再有現在復旦大學所在的邯鄲路，初時並不是此名，而是為紀念美國將軍魏德邁，故名為魏德邁路。

由於通商口岸的經濟已納入世界經濟體系，經濟多為外向型，所以它們的空間分佈原則就是對外交通便利，便於與海外國家，尤其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聯繫。而在十八、十九世紀，海外聯繫的主要交通方式為海運，甚至可以說，世界經濟的主要聯繫方式也是海運。因為海運具有運量大、運費低廉的突出優點，因此，在世界範圍內毫不例外的是港口城市獲得了空前的發展機遇。這也是為什麼通商口岸城市大都布局在沿海地區的原因。

通商口岸城市的崛起，改變了過去我國以內需為主的城市體系，也就是以大運河、長江為軸線的城市分佈狀況，奠定了現代城市分佈格局。通商口岸城市的出現，同時也轉變了中國傳統的城市布局方式，導致了城市景觀的改易。

這條從中國經西域到中亞，甚至到印度或地中海的陸路，自漢武帝經營西域以來就成為東西交流的通途，不僅是商品貿易，東西文化的交流也是通過這一路線進行的，唐代高僧玄奘在印度取經后，就是循著南道回國的。而法顯、曇無竭（法勇）、宋雲、惠生等西行求法僧也是由南道赴印度的。不僅中國僧人，西方高僧也是循著這條道路進入中國，如六世紀中葉致力於譯經事業的闍那崛多也是沿著南道從犍馱羅來到中國的。

具體而言，從漢朝赴西域的兩條道路，都是從敦煌出玉門、陽關，然後在羅布泊之北分為南北兩途：南道經鄯善、至莎車，越蔥嶺，到大月氏及安息；北道是從樓蘭北上至伊吾（哈密），由此西行到高昌（吐魯番），經天山山脈南麓，至龜茲，最後到達疏勒（喀什噶爾），從疏勒西越蔥嶺，到大宛（費爾干納）。若向西南行，可達罽賓。這條北道是通過天山山脈南麓的，所以也叫天山南路。

中城位於外城的中間，平面略呈長方形。西、南兩面城牆大部分保存完好，同樣是夯築而成，高與外城相當。中城的城門已完全沒有痕迹，城內主要是一些宮殿及寺院建築。另外，在中城中間偏北的地方有一個堡壘式建築，是為子城，當地稱為「可汗堡」，大概是高昌王國的宮城。子城的平面略呈不規則的橢圓形，周回約700米左右。結合《隋書·西域傳》中所記載的高昌王國「其都城周一千八百四十步」，即3415米，與考古實測相對照，看來中城很可能就是高昌王城，外城則是唐代擴建的西州城。

由於僑民的來源不同，所以不同口岸城市的建築風格迥異。如哈爾濱的外僑主要是俄國人，所以那裡的建築深受俄羅斯建築風格的影響，甚至有「小莫斯科」之稱。而大連則受俄國和日本的雙重影響，建築風格也兼具兩國的特九九藏書點。不過，儘管後來為日本所控制，但青島卻更多受德國文化的浸淫，嶗山附近有眾多頗具中歐風情的小別墅。

總的來講，殖民地的城市景觀一般會越來越接近宗主國的城市風格。這一點我們在上海外灘的浦發銀行營業廳內的天頂畫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特別是這些城市的標誌性建築，更具有異國情調。而像上海這樣有多個國家租界的城市，從其建築風格上也可以明顯地辨別出各國特色。如黃浦區的英租界的建築，明顯與虹口日人聚居區的建築風格不同。

開埠后，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上海首先因租界的設立，在租界內部形成了外商聚居區，而在各租界交界處，因人員往來頻繁，則形成商業貿易發達的工商業區。太平天國時期及其後，租界接納了大量的躲避戰亂的華人，中心區域開始人滿為患，有錢的外僑開始逃離市中心，向當時的城市西郊遷移，高級住宅區初具規模。現在徐家匯附近以及靜安區、長寧區那些風格各異的別墅，就是那時的遺存。

隨後，漢王朝在西部不斷取得軍事上的勝利，疆界逐漸向西推進。從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開始，先後在隴西地方設置了河西、酒泉、張掖、敦煌四郡。再後來，西域內屬，為統轄內屬的三十六國，漢王朝設置了使者、校尉等官員進行管理。宣帝時再改為都護。在漢王朝的有效經營下，西部邊境形勢大為改觀，茫茫沙漠地帶也隨著漢王朝在軍事政治上的勝利而成為商人和使者的通道，武帝多年渴望的西域貿易繁榮起來。《史記·大宛傳》記載：「漢始築城于令居（今甘肅永登西北）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使者相望于道。」

當時世界的交通網，以包括阿富汗、哈薩克、中國新疆的中亞地區為軸心，向東西伸展，形成一個大國際市場。在這個國際市場上，中國的絲綢是最大宗的貿易品，深受西方各國的歡迎。當時的羅馬貴族已作為絲綢的消費者而聞名，然而羅馬人所穿的絲綢全為安息（波斯）人所壟斷。安息商人為獲厚利，到印度西北部的罽賓國，越過高聳的蔥嶺，穿越大漠戈壁，千里迢迢到達中國。顯然，絲綢在這裏恰似一條綵線，將這一地區的城市串接起來，形成了一條光彩四溢的絲綢之路。

正如《漢書·西域傳》中所說，這是一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東則接漢塞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蔥嶺」的地帶。但後來，《漢書》又破例，把天山以北的伊犁河流域和蔥嶺以西的錫爾（Syr）河、阿姆河（Amu）流域一帶的國家也記入《西域傳》。這一地區因深居大陸內部，遠離能帶來豐富降雨的海洋，因此氣候十分乾燥，極少降水。面積廣袤的沙漠戈壁，為險峻的高山所分隔。不過，茫茫大漠四周的高山上有常年的積雪，這些積雪融化后形成的涓涓細流彙集成河，為乾旱的內陸帶去了珍貴的水源，形成了一些大型的內陸河流。而穿越這一地區的交通就傍依在因這些內陸河而形成的綠洲上。

英租界自1862年起，開始趨向于以中國各省的省名和城市名來命名道路。經過不長的時間過渡后，1865年起，英租界當局通過嚴格照行的議案，決定在原英租界內實行南北的道路以中國的省名來命名，東西向的道路以中國的主要城市命名的原則。為了統一，租界當局還特意將舊有的一些道路名稱作了調整和更改。這一命名系統在外灘以西的地區表現最為明顯，如南北向的雲南路、山東路、四川路、河南路、西藏路等，東西向的南京路、北京路、天津路、寧波路、漢口路等。

在蘇州河沿岸發展的同時，儘管黃浦江受到水面寬闊、交通不便的制約，但隨著上海城市經濟的不斷增強，對外部市場的依賴不斷加劇，上海也越來越倚重對外聯繫的主要通道黃浦江。因此，外商還是將勢力漸漸伸向對岸，在浦東搶佔岸線，建造碼頭倉棧，開設工廠企業。早在1866年，浦東沿江已有立德成碼頭、廣隆碼頭、李百里棧、端祥棧等碼頭倉棧11個。到了1921年，浦東碼頭甚至超過了浦西。

寧波也是同樣。從宋、元、明的城市圖中，寧波（明州）是建築在姚江和奉化江西岸的城市，雖然隨著城區的擴大，城市也在向江岸靠近，但一直位於兩江的西岸，而沒有跨過到江東去。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中將寧波定為五口通商城市之一，遂在寧波設置浙海關，對外商開放。自此，外商進入寧波，緊鄰奉化江在東岸建築商業、住宅區，即著名的江夏區，開展商貿活動，城市遂逐漸發展成跨江的雙岸型城市。

此外，通商口岸城市或因交通之便在鐵路沿線與火車站附近，或因土地價格低廉在城市外圍的鄉鎮形成新型的工業區，近代工業得以發展。如天津的河北新區，以1902年直隸總督袁世凱批准建設河北新火車站為契機，建設了新式的火車站、道路、工廠、學校和市政管理機構等，迅速發展成天津華界的政治、文化中心及現代工業區。

上海的法租界則使用的是另一套道路命名系統：在最初的租界範圍內，主要利用了中國街巷的名稱資源，如公館馬路（今金陵路）兩側由於毗鄰縣城，所以多採用與縣城立意相近的街巷名稱，如永安路、老北門大街（今河南南路）、典當街（今金門路）、帶鉤橋街（今山東南路）、磨坊街（今盛澤路）等等，以示尊重中國原有文化，這倒是法國殖民者一以貫之的文化政策。不過，在1900年第二次擴張的範圍內，也就是周涇以西的地區，開始實行以中國的山川名稱命名道路：南北向的道路用山名，東西向的道路用江河之名。如南北向的有天山路、泰山路、華山路、嵩山路、衡山路等，而東西向的有洋涇浜路（今延安中路）、吳淞江路、黃河路、珠江路等等。只是這一命名原則貫徹得並不好，因為後來法國人也在新擴張出來的租界內以法國人名命名道路。如今天的東湖路當時稱杜美路，是為紀念1896～1905年時任法國屬下越南的總督杜美將軍。此人對上海的法租界有過貢獻，曾派出安南巡捕充實上海法租界的巡捕房，後來又於1931年出任法國總統。今天香山路，當時稱莫利愛路，就是那位著名的、寫了不少喜劇的法國劇作家。今天的巨鹿路，當時名為巨籟達路，是紀念1901～1909年間任法國駐滬總領事巨籟達。民國時期著名的霞飛路，也就是今天的淮海中路，也是紀念一戰時一位法軍將領。甚至法租界當局還將原來以山川命名的道路改用法國人名，如雅礱江路改為葛羅路（今嵩山路），葛羅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國派華特使，曾與清政府簽訂了《中法天津條約》和《中法北京條約》。衡山路改為薩坡賽路（今淡水路），薩氏曾任法租界公董局的總董。

罽賓國在張騫通西域時還不為人所知，至漢武帝末年方始出現。罽賓國與中國的交通一直持續到王莽時代。不僅漢代，後世也被利用，入竺求法的諸高僧，大多遵循這條道路。

通商口岸城市固然根植于傳統的商業據點，但通商口岸的港埠設計及都市規劃，無疑是一種西方模式。德人在青島，英人在香港、上海、廈門等的都市設計都是顯例。這些新興都市與傳統城市景觀大不相同，它所代表的文化意義與傳統城鄉一致性的文化也特質不同。這就像R.H.Tawney說的：「是鑲飾在老式長袍四周的新式花邊」。

如前所述，中國古代的城市大多是沿江、沿河分佈。這些沿江、沿河分佈的城市大多位於河岸江邊，並且隨著城市的不斷發展，市區也會逐漸向河流處逼近，尤其是城市的商業區多依河岸發展，但是無論如何發展，這些城市總是位於河流的一側，沒有在河流沿岸形成對稱的市區。如開埠以前的上海、寧波、南京等這些城市都是這樣：上海只在黃浦江左岸發展，儘管它也利用黃浦江的水運，並且位於黃浦江岸邊的大東門（現十六鋪一帶）附近商業發展，熱鬧非凡，但從未有跨過江去發展的意圖。同時，開埠以前的上海縣城遠離後來的發展軸線蘇州河，當時叫吳淞江。因此，它在開埠之前始終是位於黃浦江西岸的一個城市；寧波也是同樣。它靠甬江與內陸聯繫，但也只位於甬江的一側。南京更是這樣，當時視為天塹的長江，自然限制了南京向對岸發展，不僅如此，長江還成為南京的一道有效防線，以成其「虎踞龍盤」之勢。

事實上，這樣的功能分區在近代開埠城市中非常普遍。如北方最大的城市天津，1860年被開闢為通商口岸以後，英、法、美三國援引上海等通商口岸的先例，脅迫清政府將天津城南沿海河的紫竹林地區闢為租界。以後德、日、俄、奧、意、比等六國也先後在海河南北兩岸分別建立了各自的租界。其中，紫竹林段的海河航道河寬水深，便於大型輪船進出與停泊，因此各國洋行和航運企業，爭相在這一河段建造倉庫和碼頭，奠定了近代天津港區的基本輪廓。

對於漢帝國時期的穿越內陸的東西交通路線，《漢書·西域傳》中的描述比較詳細。主要有南北兩條路線：

由於口岸城市便利的交通，它們很快發展成為各個區域的商業貿易中心，城市功能與傳統城市大為不同。也因之使得口岸城市的內部空間圍繞著商業貿易活動展開，而行政職能則退居其次，甚至成為城市空間中最不受重視的部分。在城市空間以工商業為主導的情況下，城市內部的功能分區逐漸發育，日益凸現。這一點以近代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上海表現得最為突出。

作為古代吐魯番盆地的中心城市，高昌城的重要性在於控制著從河西走廊西端敦煌西出玉門關，穿九_九_藏_書越莫賀延磧（沙漠戈壁）西進的來路。這條路在漢代稱為北道，魏晉以後稱為新道。《三國志·魏書》卷三十注引《魏略·西戎傳》中稱「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已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為新道」。

位於亞歐大陸東端、太平洋西岸的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物質文化交流幾乎與它的歷史一樣悠久綿長。在穿越崇山峻岭、越過茫茫大漠、橫渡無垠海域的同時，沿線也興起了一個個城市。所以說，中外商品流通對中國城市的形成，尤其是中國城市空間分佈的影響深遠。而這又以漢唐時期的絲綢之路和晚清以來的開埠城市最具代表性。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在英國的堅船利炮的打擊下，滿清政府被迫打開了國門。首先迫使我國沿海、沿江地區，以及南方珠江流域和東北黑龍江流域開港開埠，從而形成了一系列通商口岸城市（treat ports）。到清末，這些城市形成了以上海為中心，南北沿海、東西沿江兩條城市軸線，口岸城市共超過一百個。不平等條約、租界、治外法權、協定關稅、外資引入都對這些口岸城市的經濟與城市景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如果我們查看地圖，就會發現所謂的絲綢之路實際上是一束穿越了無數城市的交通網，東方的起點是當時中國最大的城市長安，經過河西走廊，再越過戈壁瀚海到達一個個綠洲，途經無數城市，最終到達西方的羅馬。來往于這條道路上的有士兵與海員、商隊與僧侶、朝聖者與遊客、學者與技藝家、奴婢和使節、得勝之師和敗軍之將各色人物，熙熙攘攘。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蘭教以及元代基督教的方濟各會與景教，甚至一些當時流行的地方性宗教——祆教、摩尼教、猶太教等，都是經過這條路傳入中國。中國早期的養蠶術、造紙術和印刷術，治國良策、倫理道德和自然科學等無數內容也是經由這條道路流向世界。

這裏需要說明的是，蘇州河之於上海的重要性，並不是開埠以後才有的。在明清時期蘇州河已是聯繫上海與太湖地區的重要通道。當時，蘇州河（那時稱吳淞江）上船隻往來熙熙攘攘，沿江興起了一些市集。據嘉慶《上海縣誌》記載，在老閘（康熙十四年修，位今福建路橋）、新閘（乾隆二年修，今新閘路橋）等津渡處都形成了較為繁盛的市集。尤其是新閘市，作為吳淞江下游航運的主要舶船地，鎮上有船作、鐵鋪和商肆，市面興旺。但僅此而已，那時的吳淞江北岸村舍稀疏，市廛瘳落，是江南地區常見的河港縱橫的農田原野。

而美租界的開闢全然改變了蘇州河沿岸的景觀。在這裏，城市建成區迅速擴展，並很快與南岸的英租界連為一片，因此英美租界在1863年合併，成立公共租界。到了這個時候，公共租界的蘇州河以北地區，北一直抵達虹口一帶，東到楊樹浦，西面到了周涇（今西藏路），真正形成了以蘇州河為軸線的雙岸城市。

然而，絲綢之路的最初形成卻是與絲綢毫無關係。公元前206年漢王朝建立后，由於重農抑商的政策，在不到百年的時間里，武帝時的漢帝國便已達到了空前的強盛，開始不斷地向四方開疆拓土。儘管受到壓制，帝國境內的工商業還是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特別是絲織業欣欣向榮。恰在此時，帝國西部邊疆因匈奴強大，常常受到騷擾，成為王朝大患。因此，武帝于公元前139年派張騫出使西域，欲聯合大月氏夾擊匈奴。儘管這一次張騫的出使在軍事上沒有取得什麼結果，但卻意外地打開了東西方交通的大門。

上世紀九十年代改革開放以後，上海政府大力發展浦東地區，用不到十年的時間把這裏建成了金融貿易區及出口加工區。所以，從現在的情況來看，上海已經是一個典型的沿黃浦江兩岸發展的雙岸城市。

傳統的中國城市幾乎無一例外的是為單岸型城市。更確切一些，就是城市雖然沿河沿江布局，但並不跨過河岸向對岸發展。

現在的高昌古城由外城和中城兩部分組成。外城略呈不規則方形，周回約5000多米，城垣基本保持完好。城牆殘高大約5～11米，基址厚達12米，城牆夯築，夯層為8～12厘米的薄夯層，牆體有弧線和內凹的現象。城牆外築有較密集的馬面，東、西、南三面保存完好。從外城城垣九_九_藏_書的缺口並結合吐魯番出土文書來看，高昌城外城共有九座城門：北面有兩門，是為北門和鹿門，文獻中稱為武城門和玄德門；東面兩門，故東門和新東門，文獻中記載為青陽門和建陽門；西面兩門，鑫福門和金章門；南面三門，新南門、故南門和大門。九門之制和城門的命名明顯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外城還殘存有寺院及民居的遺址。

宋元以後，隨著中原政權不再能有效地控制中亞內陸地區，絲綢之路則常常因政局的動蕩不安而阻隔不斷。與此同時，海上交通貿易的日益繁榮，東西方之間的貿易往來重心開始由中亞陸路轉向東南沿海，陸上絲綢之路不再成為東西方交通的唯一通途，但作為區域間的交通，這一路線仍得以持續，沿途的城市也因之繼續作為中亞內陸各國各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延續不替。

隨著京滬鐵路的通車，以及租界內部土地緊張，地價居高不下。上海老火車站附近的閘北區，因是新闢地區，地價低廉，併兼有水路之便，所以許多中外廠商在這裏挾資辦廠。如1904年商務印書館遷往閘北寶山路，開闢東、西寶興里。到了1909年，在新閘北面的久成繅絲廠已有工人600餘名，協和繅絲廠也有800餘名工人，頗具規模。大約在辛亥革命前後，閘北已有繅絲廠、布廠、印刷廠、製革廠、碾米廠、雪茄煙廠、礦質化煉廠、風琴製造廠、肥皂公司、麵粉公司、火柴公司等多種工商企業，並且成立了能供給部分地區水電的閘北水電公司。閘北區便成了近代上海最重要的工業區。而在閘北工業區的外圍，聚集了大批外地破產貧民，他們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生活水平低下，只能靠搭蓋窩棚藉以棲身，形成大片棚戶區。

最典型的仍然是上海。沿黃浦江的外灘，因有多家外國銀行在此修筑西式樓房，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建築風格，因此得了一個「萬國建築博覽會」的雅稱。大連也有這樣一個區域，那是在市中心的中山廣場周邊，西洋風格的建築群環繞四周，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城市風貌。

南道也是赴印度的交通要道。其中還有一條捷徑，即不經莎車，而在莎車東南的皮山折向西南「經烏秅，涉懸度，歷罽賓，行六十余日，行至烏戈山離國……復西南馬行百余日，至條支。」條支即今天的敘利亞。這條從烏戈山離國至條支的道路是由東漢時派往大秦國的甘英踏勘出的。而這條赴印度的捷徑就是研究中亞史地的學者熟知的「罽賓·烏戈山離道」。這條道路的路程是：

1843年11月17日，上海依約開放為商埠。開埠以後，作為通商口岸，上海地處長江入海口的地位得到加強。因此，城區最先在依黃浦江一側發展起來。1845年，將洋涇浜（延安東路）至李家莊的吳淞江南岸地區劃為英租界，西以今河南中路（界路）為界，東達黃浦江，即以小東門為起點，沿黃浦江西岸向北修建了一系列的店鋪洋行以及貨棧，形成了現在的外灘。

因為歷史原因，通商口岸城市大多都有一個相對集中並獨立的外僑居住區。那裡的建築風格往往與中國的傳統城市極不相同，帶有更多原住國的建築風格，這對口岸城市的建築景觀有很大的影響。

蘇州河對岸，也就是北岸的發展，是以美租界的興建為標誌。當時美國聖公會主教文惠廉見蘇州河北岸沿江土地遼闊，地價低廉，便擅自租賃土地，建造住宅。1848年文惠廉向上海道提出以此地作為美國人的居留地，竟獲得同意。當時的上海道官員認為，這不過是片荒曠的土地，又遠離市區，所以才會輕率答應。但不料，這卻成為蘇州河北岸發展的契機，更令人意外的是，上海竟因此成為一個沿蘇州河的雙岸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