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水陸通，貢賦等
——隋唐時期的海內外交通
2.廣州的「通海夷道」及與阿拉伯的交流
廣州港，即秦漢時期的番禺港。地處珠江三角洲北部的邊緣，自然條件優越，「負山帶海，博敞渺目，高則桑土，下則沃衍，林麓鳥獸，於何不有。海怪魚鱉，黿鼉鮮鱷，珍怪異物，千種萬類，不可勝記」。東漢建安十五年（210年），孫權派鄱陽太守步騭為交州刺史，佔領嶺南。步騭來到番禺，登高遠望，「睹巨海之浩茫，觀原藪之殷阜，乃曰：斯誠海島膏腴之地，宜為都邑」。建安二十二年（217年），遷交州治番禺。從此，番禺成為嶺南的交通中心。三國吳黃武五年（226年），嶺南地區人口有所增加，孫權考慮到嶺南地區幅員過大，將交州一分為二，新置廣州。不久，又合二為一。永安七年（264年），孫休再次將交州一分為二，合浦以北為廣州，治南海郡番禺縣（今廣東廣州市老城區）。此後，隨著國際航運業的發展，中國通往東南亞、南亞、西亞的海上航路逐步開通，東晉南北朝時期，廣州港已經呈現出繁榮景象。法顯等僧人從西域取經歸來，也是從印度通過海路回到廣州。
除了貨物外，隋唐文獻中也有奴隸輸入的記載。隋朝，陳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崑崙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這些崑崙人即「崑崙奴」，身高膚黑，多從事笨重的體力勞動。張籍《崑崙兒》一詩有著形象的描寫：「崑崙家住海中州，蠻客將來漢地游，言語解教秦吉了，波濤初過郁林洲。金環欲落曾穿耳，螺髻長拳不裹頭，自愛肌膚黑如漆，行時半脫木綿裘。」崑崙人來自於遙遠的殊奈國、甘棠國：「殊奈國。崑崙人也，在林邑南，去交趾海行三月余日。習俗與婆羅門同。絕遠，古未嘗通中國。唐貞觀二年十月，朝貢使至。」「甘棠國。在大海之南，崑崙人也。唐貞觀十年，與朱俱婆國朝貢使同日至。」這種現象至宋代還存在：「廣中富人多畜鬼奴，絕有力，可負數百斤。言語嗜欲不通，性淳不逃徙，亦謂之野人，色黑如墨，唇紅齒白，髮捲而黃，有牝牡，生海外諸山中。」這些崑崙奴，應該來自於非洲。
中國商埠為阿拉伯商人麕集者，曰康府。其處有回教牧師一人，教堂一所。市內房屋，大半皆構以木材及竹席，故常有火災。外國商船抵埠，官吏取其貨物而收藏之，一季之船既全入口，官吏征百分之三十關稅後，乃將貨交還原主發賣。國王有悅意之貨，則以現金及最高購價，付之商人也。各地回教商賈既多聚廣府，中國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風俗，治理回民。判官每星期必有數日專與回民共同祈禱，朗讀先聖戒訓。終講時，輒與祈禱者共為回教蘇丹祝福。判官為人正直，聽訟公平。一切皆能依《可蘭經》聖訓及回教習慣行事。故伊拉克商人來此方者，皆頌聲載道也。九九藏書
創立不久的伊斯蘭教，在唐代傳入中國。據明人記載，穆罕默德有四大賢人在唐武德年間來華，「一賢傳教廣州，二賢傳教揚州，三賢、四賢傳教泉州」。經考證，泉州的兩位賢人墓地是宋代的，但由於唐代揚州、廣州生活著不少阿拉伯人，伊斯蘭教在唐代應該已經傳入中國。大食商人蘇萊曼（Suleiman）在851年（大中五年）所撰的東遊見聞，記錄了阿拉伯人在廣州的情形：
廣州港的外港有屯門、波蘿廟兩處。屯門在今香港新界青山灣，港口坐北朝南，九逕山與青山分佈東西，大嶼山為其屏障。波蘿廟在今黃埔南崗廟頭村，又作古斗村、扶胥鎮，進出港的船舶均在此停靠，參拜海神，祈求神靈的保佑。內港有光塔、蘭湖等碼頭。光塔碼頭在今廣州光塔街一帶，靠近蕃坊。光塔就是為引航所建。清乾隆年間，曾在光塔南側地下挖出洋舶。蘭湖碼頭在今流花湖公園一帶，當時為廣州內河航運的重要碼頭，南海縣署就建在附近。
廣州與東南亞國家的傳統貿易也得到了加強。據考證，唐朝從廣州至南海各國的航線，主要有以下數條：1.從廣州經東南亞、斯里蘭卡、阿拉伯至波斯灣；2.從廣州經東南亞、斯里蘭卡至伊拉克；3.從伊朗經斯里蘭卡、東南亞至廣州；4.從斯里蘭卡經爪哇、越南到廣州；5.廣州至東南亞之間。當時東南亞與廣州有經常性貿易往來的國家有：林邑、真臘、丹丹、盤盤、墮和羅、赤土、驃國（緬甸）、室利佛逝、墮婆登（在今蘇門答臘）、訶陵（爪哇）、波斯、大食、婆利、印度、罽賓、師子國、大秦國等。天寶九年（750年），「江中有波羅門、波斯、崑崙等舶，不知其數；並載香葯、珍寶，積載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師子國、大石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干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
外國商船在廣州進行貿易，要履行「納舶腳」、「收市」和「進奉」等手續。「納舶rｅａｄ.99ｃｓw•com腳」就是徵收船舶的進口稅，據阿拉伯文獻記載，稅率高達百分之三十。這麼高的稅率，實際上是市舶使或地方官的暴斂，這在唐朝文獻中屢見記載。「南海有蠻舶之利，珍貨輻湊。舊帥（指節度使）作法興利以致富，凡為南海者，靡不梱載而還。鈞（指嶺南節度使盧鈞）性仁恕，為政廉潔，請監軍領市舶使，已一不干預。」韋正貫「俄擢嶺南節度使。南海舶賈始至，大帥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售以下直。正貫既至，無所取，吏咨其清」。由於節度使的收入很多，排場也很大：「州城三重，都督執六纛，一纛一軍，威嚴不異天子；紫緋滿城，邑居逼側。」乾元元年（758年）九月癸巳，大食國、波斯國商人武裝攻廣州城，搶倉庫，燒民房，刺史韋利見棄城而遁，說明外國商人與地方官員間的矛盾很深。為此，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不得不要求節度使們減輕稅率：「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來，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悅。如聞比年長吏多務徵求，嗟怨之聲達于殊俗。……其嶺南、福建及揚州蕃客，宜委節度觀察使，除舶腳、收市、進奉外，任其來往，自為交易，不得重加率稅。」
廣州有旺各師墓。相傳旺各師為穆罕默德母舅，護送《可蘭經》來華傳教，于貞觀六年（632年）到達長安，唐太宗准許他在長安建立大清真寺，後來還允許他在江寧、廣州分別建立清真寺。由於來廣州的外國人以阿拉伯人居多，一說居住在廣州的外國人達12萬人，「蕃坊」成為阿拉伯文化薈萃之地。「有蕃長為主，領市舶使，籍其名物，納舶腳，禁珍異。蕃商有以欺詐入牢獄者。」蕃坊位於廣州城外，有朝天街、瑪瑙巷、甜水巷等源於阿拉伯語含義或稱呼的地名。到了宋代時，史籍明確記載廣州蕃坊設蕃長一人，由外國人擔任，負責管理蕃坊內公事，招徠蕃商船舶。蕃坊內建有蕃宅、蕃市、蕃學、蕃倉等阿拉伯式建築，專供外商及其家屬居住、交易、學習等。
唐貞元年間，宰相賈耽整理了一份唐朝至周邊國家的路程記。從唐朝的邊境出發，通往各鄰國的主要路線有七條，其中第七條為「廣州通海夷道」，詳細記載了從廣州港出發，前往南洋、阿拉伯的路程（括弧內的文字為作者所加，下同）：
廣州東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門山（九龍西南屯門），乃帆風西行，二日至九州石（海南東北海上的七洲列島）。又南二日至象石（今名獨珠山，在海南東南）。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勞山（越南占婆島），山在環王國（即林邑，在越南南部）東二百裏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越南歸仁燕子岬）。又一日行，至門毒國（越南歸仁）。又一日行，至古笪國（越南芽庄）。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越南藩朗）。又兩日行，到軍突弄山（越南南部崑崙島）。又五日行至海硤（新加坡馬六甲海峽），蕃人謂之「質」，南北百里，北岸則羅越國（馬來半島南端及新加坡一帶），南岸則佛逝國（蘇門答臘東南部）。佛逝國東水行四五日，至訶陵國（今爪哇），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硤，三日至葛葛僧祇國（約今不羅華爾群島中的一島），在佛逝西北隅之別島，國人多鈔暴，乘舶者畏憚之。其北岸則個羅國（馬來半島西岸吉打）。個羅西則哥谷羅國（馬來半島克拉地峽西南）。又從葛葛僧祇四五日行，至勝鄧洲（蘇門答臘島北部棉蘭一帶）。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國（蘇門答臘島北部大鹿洞一帶）。又六日行，至婆國伽藍洲（尼科巴群島）。又北四日行，至師子國（斯里蘭卡），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南印度）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經沒來國（印度西南部奎隆一帶），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經十余小國，至婆羅門（印度）西境。又西北二日行，至拔䫻國（印度北部布羅奇），又十日行，經天竺西境小國五，至提䫻國（巴基斯坦卡拉奇東），其國有彌蘭太河，一曰新頭河（印度河），自北渤昆國來，西流至提䫻國北，入于海。又自提䫻國西二十日行，經小國二十余，至提羅盧和國（波斯灣阿巴丹附近），一曰羅和異國，國人于海中立華表，夜則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烏剌國（伊拉克巴士拉以東奧布蘭），乃大食國之弗利剌河（幼發拉底河），南入于海。小舟泝流，二日至末羅國（巴士拉），大食重鎮也。又西北陸行千里，至茂門王所都縛達城（巴格達）。九_九_藏_書
隨著廣州港海上交通的發展，嶺南與內地的物資交流日益增多，「海外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但廣州與內地的交通只有兩條路線，一條是通過騎田嶺至湖南郴州，另一條是經大庾嶺到江西贛州。秦在大庾嶺上設橫浦關，為內地通嶺南道路之一。但是這條道路險要難行，「初，嶺東廢路，人苦峻極行」。山路險阻，運輸貨物只能依靠最原始的人力背負，九-九-藏-書「故以載則曾不容軌，以運則負之以背」。唐開元十六年（728年）十一月，朝廷命張九齡開闢大庾嶺新路。新建的大庾嶺道沒有從秦漢的小梅關經過，而是在小梅關以東的隘口另闢新道，使得里程縮短，路況條件改善，可以容數輛車并行，「坦坦而方五軌，闐闐而走四通，轉輸以之化勞，高深為之失險。於是乎鐻耳貫胸之類，殊琛絕贐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沿途建有驛站、驛館，內地與嶺南的人員和物資得以較為便捷地來往和交流，構成了長安——洛陽——汴河——淮河——江南運河——杭州——錢塘江——常山——玉山——信江——鄱陽湖——贛江——大庾嶺通道——湞水——北江——廣州的南北水陸交通要道。這些因素，使廣州港成為唐帝國四大海港中的最大一個。
廣州輸入的物資有珠貝、象牙、犀角、紫檀木，以及各種香葯和植物：乳香、龍腦香、安息香、青木香、蘇合香、蘇方木、無石子、胡椒、白豆蔻、阿日渾、無漏子、沒藥、波稜菜、無花果等等。廣州輸出的物資，據阿拉伯人記載，有絲綢、寶劍、花緞、麝香、沉香、馬鞍、貂皮、陶瓷、圍節、內桂、高良姜等。近年來，在埃及開羅、東非、波斯灣的西拉夫、伊拉克的薩麻拉等地，先後發現了唐代的瓷片或唐三彩碎片，說明瓷器的出口也占相當比重。在大食有許多從中國來的工匠：「綾絹機杼，金銀匠、畫匠、漢匠起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泚，織絡者，河東人樂〈阝睘〉、呂禮。」
自婆羅門南境，從沒來國至烏剌國，皆緣海東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國，其西最南謂之三蘭國（約在東非海岸一帶）。自三蘭國正北二十日行，經小國十余，至設國（約今葉門一帶）。又十日行，經小國六七，至薩伊瞿和竭國（今阿曼東北沿岸一帶），當海西岸。又西六七日行，經小國六七，至沒巽國（阿曼蘇哈爾港）。又西北十日行，經小國十余，至拔離謌磨難國（約沙烏地阿拉伯東海岸）。又一日行，至烏剌國，與東岸路合。
唐朝管理廣州海外貿易的官員，最初為地方行政官員——都督或長史。隨著海外貿易的日益擴大，這種由地方官員兼職的非專業管理模式便顯得越來越不適合實際業務的需要了。開元十年（722年）左右，專門設立了市舶司。出任市舶使一職的，大多是皇帝的心腹太監，或者是嶺南節度使。有的宦官市舶使還擁有軍權，在代宗廣德元年（763年），九-九-藏-書發生了宦官市舶使呂太一率領軍隊驅逐嶺南節度使張休，讓下屬搶掠廣州城的一幕鬧劇。
唐朝的廣州港，已經發展成為全國第一大港。從公元7世紀30年代開始，阿拉伯人以伊斯蘭教為旗幟，發動了一系列對外戰爭，建立了一個橫跨亞、非、歐的大食國。大食國疆域遼闊，重視航海交通，海船能夠直接航行到中國沿海。公元9世紀，阿拉伯地理家伊本·胡爾達茲比赫記載了從沿海路到達中國，在中國境內從南向北的四大港口：「從栓府至中國的第一個港口魯金（Lūqin），陸路、海路皆為100法爾薩赫。在魯金，有中國石頭、中國絲綢、中國的優質陶瓷，那裡出產稻米。從魯金至漢府（Khānfu），海路為4日程，陸路為20日程。漢府是中國最大的港口。漢府有各種水果，並有蔬菜、小麥、大麥、稻米、甘蔗。從漢府至漢久（Khānju）為8日程。漢久的物產與漢府同。從漢久至剛突（Qāntū)為20日程。剛突的物產與漢府、漢久相同。中國的這幾個港口，各臨一條大河，海船能在這大河中航行。這些河均有潮汐現象。」文中的魯金，即唐代交州的龍編，在今越南河內一帶。漢府即廣州。漢久可能是福建泉州一帶。剛突即揚州江都縣。
唐代廣州港的對外貿易範圍已經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朝代，也超過其他各個港口，前來經商的外國商船日益增多。唐大曆年間，由於馮崇道之亂，每年至廣州的外國商船，一年只有四五艘。大曆四年（769年），李勉任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平定叛亂。李勉為官清廉，當有外國船舶入港時，並不上船「檢閱」。次年，來廣州的外國船舶增至四十余艘，一說增至四千余艘。「南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師子國舶最大，梯而上下數丈，皆積寶貨。至則本道奏報，郡邑為之喧闐。」這些外國遠洋船上專門飼養有信鴿，萬一船隻在海上遇難，就將信鴿放飛，通報信息。
這份路程明確記載唐朝通往阿拉伯的航線，是從廣州起航，向南經珠江口的屯門港，然後折往西南方向，經海南島東北角附近的七洲洋，到達今越南東南部的海面，再南經馬來半島湄公河口，通過新加坡海峽抵達蘇門答臘島。由此經爪哇、馬六甲海峽，橫越印度洋抵達斯里蘭卡和印度半島南端。再沿印度西海岸到達波斯灣的奧波拉港和巴士拉港。這條航線聯結了中國、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幾大地區，是唐朝通往外國最長的海上航線，約達1.4萬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