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由於山胡「居山谷間」，再加上當地屬於長城以南農耕區及華夏族聚居區，因此，稽胡部眾無論在生產方式還是在習俗上與純粹游牧民族已有相當明顯的差距，其文化屬性具有明顯的過渡性與交叉性的特色。崇山峻岭間的丘陵地帶缺乏從事遊牧業的客觀條件，同時，「又與華民錯居」，稽胡之眾已掌握初步的農業生產與紡織技術，如「其俗土著，亦知種田，地少桑蠶，多麻布」。長期與漢族居民共同生活，不可避免地受到漢族文化風俗的熏染。如「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殯葬，與中夏略同」，「其渠帥頗識文字」等。

南遷匈奴族的影響並沒有因為漢趙國的滅亡而煙消雲散。南北朝時期，北部中國「稽胡」族的強盛又是其影響的典型例證。匈奴人大規模南遷始於東漢初年，南匈奴首先入居的諸郡（即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等）就包括今天的雁門關以北地區。至魏晉時期，南匈奴的居留區進一步向南伸展，覆蓋了山西大部分地區，並形成幾大聚居中心，如茲氏縣（今呂梁汾陽）、祁縣（今晉中祁縣）、蒲子縣（今臨汾隰縣）與新興縣（今忻州市）等。其中今天山西呂梁地區與陝西陝北地區已成為南匈奴部眾聚居的最重要的區域，十六國初期，劉淵首先在離石（今呂梁離石）發難，顯然與這一移民運動的大背景直接相關。而在劉淵南遷平陽之後，這一區域似乎為世人所遺忘，直到「稽胡」出現之後。

經過細密的準備，劉淵首先在左國城（今山西離石市東北）被匈奴部眾推立為大單于，受到各部匈奴的積極響應。「二旬之間，眾已五萬，都於離石（今山西離石市）。」永興元年（公元304年），劉淵又於左國城即漢王位，定年號為元熙，並置百官，劉氏漢國正式創立。劉淵軍隊在較短時間內，先後攻陷太原、泫氏、屯留、長子、中都及河東、平陽等地，所向披靡。永嘉二年（308年），劉淵即皇帝位，並遷都平陽（今山西臨汾市）。關於劉淵漢國的早期疆域，《晉書·地理志》載：「及永興元年，劉元海僭號于平陽，稱漢，於是并州之地皆為元海所有。」晉建興六年（316年），漢國大將劉曜率領漢國軍隊最終攻克長安，俘虜晉愍帝，西晉王朝最終滅亡。

但至隋末唐初大亂之時，又有不少稽胡首領趁機起事，他read.99csw.com們甚至將塞外突厥作為後援，其影響及人口數量也無法低估。如《舊唐書·屈突通傳》載：隋大業年間，「有安定人劉迦論舉兵反，據雕陰郡（治今陝西綏德縣），僭號建元，署置百官，有眾十余萬。」與劉迦論相呼應，呂梁地區又有劉季真等也自立稱王。「劉季真者，離石胡人也。父龍兒，隋末擁兵數萬，自號劉王，以季真為太子。龍兒為虎賁郎將梁德所斬，其眾漸散。及義師起，季真與弟六兒，復舉兵為盜，引武周之眾攻陷石州。季真北連突厥，自稱突利可汗，以六兒為拓定王，甚為邊患。」雖然，稽胡首領們的起事最終均以失敗告終，但都較客觀地表現了稽胡區的規模與客觀影響。

劉氏漢國最終敗亡于內亂之中，當時鎮守長安的劉曜擁兵自立，並決定徙都長安，並於太興元年（318年）即皇帝位，改國號為趙，史稱前趙。關中本是氐、羌及西部各民族的聚居之地，因此，前趙國受到了極大的挑戰。與漢國相比，前趙國的民族成份相當複雜。「（劉）曜署劉胤為大司馬，進封南陽王，以漢陽諸郡為國；置單于台于渭城，拜大單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胡、羯、鮮卑、氐、羌豪桀為之。」前趙國最後被石勒的後趙國所吞併。

南北朝時期「山胡」或「稽胡」區的形成還有兩方面的客觀條件，一是呂梁地區自然環境狀況。這一地區農業生產條件較為惡劣，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當地經濟與文化的發展。呂梁山脈從北向南縱貫全區，適合農業生產的、較為平坦的地塊均在呂梁山脈東側，為太原盆地的邊緣。呂梁山脈以西至黃河一線基本上是丘陵山地。境內山勢險峻，道路崎嶇，與山西其他地區相比，人煙稀少，農業生產比較落後，在生產條件十分原始的古代更是如此。特別是呂梁山脈以西，由於群山環抱，與外界交通不便，形成相當封閉的自然小區，恰好為「山胡」提供了適宜的棲身之地。這絕非偶然的巧合。學者們對「山胡」的淵源尚有爭論，筆者同意這種的觀點：即「山胡」的來源是多元的，是多種內遷民族混同后的遺存，其中以匈奴苗裔為主。

從先秦到隋唐，匈奴族的發展歷史曲折而漫長。從秦與西漢時期的南北對抗，到東漢以後遷入塞內，以及至西晉時期形成九-九-藏-書所謂「并州之胡」，匈奴部族的大發展都與大遷徙有關。十六國時期劉氏漢趙國的崛起，與北朝時期「稽胡」區的強盛，都應該視為內遷匈奴勢力發展至極盛的標誌，他們的歷史已成為華夏歷史的組成部分。即使是在殘酷的屠戮之後，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匈奴人的後裔不會絕滅，而是深深融入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血脈之中。

中原漢族傳統士大夫出於狹隘的民族偏見，往往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極盡醜化之能事，然而，就在地位崇高的「正史」（如《晉書》）之中，後世的史官卻對劉淵等人的漢化程度作了十分肯定的評述。這也引起了眾多研究者的關注。

「五胡十六國」是指西晉末年出現的由各種非漢民族領袖所創立的割據政權，主要集中於北部中國，與由南遷而建立的東晉政權南北對應。「五胡」通常指匈奴、鮮卑、羯、氐、羌。其實，當時並不僅限於五種非漢民族，也並非只有十六個割據政權。但是，匈奴人所創立的漢趙國（包括劉氏漢國與前趙國）是「十六國」時代的開創者，則是無可置疑的。官修史書《晉書》為此特創一種體例——「載記」，來記述十六國開創者的事迹，漢趙國的開創者劉淵自然名列前茅。同時，漢趙國的創立及其歷史地位，也是與南遷的匈奴族在中國民族史的地位與作用相一致的。

數量龐大的「稽胡」（又稱「山胡」），長期居住在包括今山西西部、陝西北部、甘肅東部的遼闊地區，實際上形成了具有十分獨特風貌的「稽胡文化區」。關於稽胡文化區的主要特徵，《周書·稽胡傳》進行了十分精闢的概括：

東魏與西魏分裂后，以并州晉陽為根基的北齊政權向「山胡」進行了多次大規模的清剿，大肆屠殺之餘，將大批「山胡」部眾外遷。如天平二年（535年）三月，高歡潛師襲擊劉蠡升所在稽胡區，劉蠡升在內亂中被殺，高歡所率北齊軍隊取得大勝，「獲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公卿已下四百餘人，胡、魏五萬戶」。與此同時，西魏的宇文泰等人也出兵追討，解散其境內山胡部落。然而這些措施依然不能完全清除「山胡」的影響。

劉淵自認為在姻親關係上是劉氏皇族的外甥，匈奴單于曾與劉氏子弟約為兄弟，兄位弟承，有何不可！?儼然以漢室繼承人自居，以恢復劉氏王朝為己任，完全可與晉read.99csw.com朝司馬氏相頡頏，這也就是他將「漢」立為國號的原因。劉宣等人策劃的這一場宣傳攻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劉淵漢國創立之初，聞訊而來的「華、夷」人士達數萬人。劉淵任命著名儒士雁門人范隆為大鴻臚，上黨人朱紀為太常。從這個意義上講，將劉氏漢趙國完全歸為匈奴族的民族政權，也不是非常恰當的。

與其他文獻資料相參證，我們可以對山西境內的「山胡」情況有一個較全面的認識：

北魏前期，大批「胡人」的出現，震動了北魏統治階層，如數量眾多「河西胡」曾向黃河東岸地區遷移。如《魏書·太宗紀》載：神瑞元年（414年），「河西胡酋劉遮、劉退孤率部落等萬余家，渡河內屬。」二年（415年），「河西胡劉雲等，率數萬戶內附。」即使從這些簡略記載中，我們也可以想見當時東遷河西胡族人口的繁盛。然而，終北魏一朝，也沒有能遏制「山胡」人的反抗運動。

也許是受到劉淵等人開創漢趙國的啟示，「山胡」的首領們也崇尚自立稱王，試圖建立割據政權。如北魏末年，稽胡地區就出現了不少自立稱帝的酋長。如《魏書·裴慶孫傳》載稱：「正光末，汾州吐京群胡薛悉公、馬牒騰並自立為王，聚黨作逆，眾至數萬。……於後賊復鳩集，北連蠡升，南通絳蜀，兇徒轉盛。」又「時有五城郡（今山西吉縣北）山胡馮宜都、賀悅回成等以妖妄惑眾，假稱帝號，服素衣，持白傘白幡，率諸逆眾，于雲台郊抗拒王師。……又山胡劉蠡升自雲聖術，胡人信之，咸相影附，旬日之間，逆徒還振。」可見，這些山胡首領利用了宗教形式，得到了眾多稽胡部眾的響應，其中，劉蠡升的影響最為廣泛。人們甚至將當時的混亂局面稱為「胡荒」。

劉氏前趙國的創立者為劉曜。劉曜為劉淵的族子，由劉淵撫養成人，很早便以出色的文武才幹獲得了劉淵的寵信。「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善屬文，工草隸。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於時號為神射。尤好兵書，略皆闇誦。」他胸懷大志，常自比於樂毅、蕭何、曹操。劉氏漢國建立后，劉曜得到重用，屢立大功，頻任高職，率領重兵鎮守長安。

首先，山胡區範https://read.99csw.com圍相當廣，「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安定即今甘肅涇川，離石即今呂梁離石。顯然這種估計過於保守。如東魏孝靜帝在鼓吹高洋等人的功績時曾說：「胡人別種，延蔓山谷，酋渠萬族，廣袤千里，憑險不恭」云云。另外，各種史籍往往以居留中心地為各地山胡命名，而這正為我們確定其活動區域提供了方便。這類名號有「離石胡」、「西河胡」、「吐京（今山西石樓）胡」、「河西胡」、「并州胡」、「汾州吐京胡」等。又據《周書·韋孝寬傳》載：「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周書》所載是以北周轄境為限。以黃河一線為界，稽胡區可分為東、西兩個部分，而東部應為當時中國北方山胡或稽胡居留最集中的區域。這一區域又以離石、吐京為核心，完全覆蓋了今天的山西呂梁地區。居住于黃河以西的稽胡，又被稱為「河西山胡」。西部稽胡區則涉及今天陝西北部及甘肅東部地區。又據《周書·稽胡傳》記載，當時稽胡聚居的河西州縣有：夏州（治今陝西靖邊縣北）、延州（治今陝西延安市）、丹州（治今陝西宜川縣東北）、綏州（治今陝西綏德縣）、銀州（治今陝西橫山縣東）等，集中於今天陝西省境內。

西晉末年，劉淵曾任匈奴五部大都督，聲望更著，「幽冀名儒，後生秀士，不遠千里，亦皆游焉。」可以說，除卻其民族屬性，我們很難發現劉淵與一般漢族士人的差別。除劉淵外，劉氏漢國的後繼者及主要匈奴族官員也都具有較深的漢文化素養，如頭號功臣劉宣（字士則），也是匈奴貴族後裔，以儒生孫炎為師，好學精思，廢寢忘食，深受漢族友人的推重。晉末綱紀大亂，劉宣多方策劃，極力勸說劉淵自立稱王。劉淵之子劉聰的漢文化造詣較之其父有過之而無不及。他自幼聰悟好學，博通經史，廣涉百家之言，《孫子兵法》等書能背誦如流。精於書法，文筆暢達，創作述懷詩百余篇，賦、頌等50餘篇，稱得上是一位頗有成就的才子。弱冠后，劉聰遊歷京師洛陽，漢族名士爭相與之訂交。其出類拔萃的人格魅力顯然出於他對漢族傳統文化的極高造詣。

一般說來，以長城一線為界，歷史上南北主要民族關係的發展大致可分兩大階段：一是對峙時期，一是入居時期。比較而言，對峙是南北民族關係中最常見的態勢。然而，當北方游牧民族入居漢地之後，即成為真正的移民之後，南北民族的關係就進入了一個複雜而特殊的階段。籠統地說，南北民族融合的大趨勢是「漢化」，即非漢民族逐步接受農耕經濟及中原文化。南遷的匈奴族也在接受漢化方面作出了很好的表率。

劉淵等人經過深思熟慮，決定以打出恢復劉氏漢朝政權的旗號，他說：

劉淵，字元海，因觸犯唐高祖李淵名諱，故史書習稱其字。他是十六國時期最早出現的劉氏漢國的創立者。據載，他是新興（今山西忻州市）匈奴人，是匈奴單于冒頓之後代。因漢高祖將皇族女子嫁與冒頓為妻，故而，冒頓後裔都以劉為姓氏。劉淵之父為左賢王劉豹。劉淵雖出身於匈奴酋長之家，但自幼就以好學聞名，拜上黨籍儒士崔游為師，攻讀《詩經》、《易經》、《尚書》等儒家經典，尤其喜愛《左傳》、《孫子兵法》等書，博覽《史記》、《漢書》及諸子百家之書，學識大進，并州地區的漢族名士，如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師彧、太原王渾等人都與他有深厚的友誼。與此同時，匈奴上層貴族也積極與漢族士大夫交遊，與漢族朝廷及士大夫的關係日益融洽，深受漢族文化熏染。這一點在劉淵等人身上表現得特別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