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8年，趁北匈奴內外交困，實力大為削弱之際，南單于上書東漢朝廷，有意藉助東漢的力量，吞併北匈奴。在這份上書中，他表達了對東漢朝廷的感激之情：

在漢武帝即位后，漢朝國力已顯強盛，積極反擊匈奴人的侵襲。其中著名將領衛青、霍去病多次統率漢朝軍隊大舉北上，甚至深入大漠，登臨瀚海，給予匈奴部落以沉重的打擊，極大地鼓舞了漢朝軍民的士氣。但是，實力尚存的匈奴單于也不示弱，向漢朝邊境地區發動了更為頻繁的侵襲。激烈的征戰使漢匈雙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即死亡）亦數萬，漢馬死者十余萬。」

塞外匈奴民族的強大，對於漢族中原王朝的統治者來講，當然不是一個好消息。西漢初年，國力衰弱，無力北顧，漢高祖、漢文帝等只得被迫採取屈辱的「和親」政策，即將宗室公主許配單于作妻（即閼氏），並贈送豐厚的財物，以緩和匈奴人頻繁而兇猛的南侵活動。雙方約定：

民族政權的建立，應該是民族自立意識的充分表達，同樣也是民族文化素質提升的結果，而非華夏民族領袖在長城以南的中原地區創立政權，當然是一項了不起的創舉。西晉末年，爆發了所謂「八王之亂」，戰亂席捲大半個中國，政局動蕩，民不聊生。這給了雄心勃勃的南匈奴首領們施展的時機。江統的憂慮最終變成了現實，但是，這是難以逆轉的歷史發展趨勢。如果不了解匈奴族的遷徙歷史，也就不可能理解開啟「五胡十六國」時代的漢趙國的由來。

然而，值得特別關注的是，儘管南匈奴日趨強大，但他們自上而下卻沒有因此產生回歸塞外的願望，相反，南匈奴內遷的步伐進一步加快了。到曹魏時期，匈奴的核心部分已居住於今天山西省的中、西、南部，當時人們也由此稱內遷南匈奴為「并州胡」。因其主體分為五部，故又被稱為「五部胡」，《晉書·北狄匈奴傳》曾回顧當時其五部分佈格局為：

殘酷的現實讓更多的匈奴族首領體會到「和親」政策的可貴，促使他們更多地向漢朝靠攏。「前此（漢武帝統治後期）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墯殰，疲極苦之，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漢朝宣帝與元帝在位期間，漢匈關係發生了重要變化。匈奴聯盟內部發生內訌，五個單于爭立，其中呼韓邪單于毅然于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南下附塞，入朝漢朝皇帝，受到漢朝的隆重款待。以後，呼韓邪單于又多次入朝，漢元帝在厚賞之餘，還應單於之請，選取王嬙（音牆）賜配單于。這個王嬙就是青史留名的王昭君。

西晉名士江統在所著《徙戎論》中全面分析了西晉時期的民族發展狀況，其中特別提到了「并州之胡」的危險性：

漢朝為緩和漢匈關係而實施「和親」政策，付出了相當高昂的代價，我們可以從單于提出的和親條件中略窺一斑：

匈奴聯盟控制區域包括大量附庸小國，範圍是相當遼闊的，其中，最核心的部分還是匈奴族群所控制地域範圍。其分佈的大致範圍是：

後來，南單于又徙居西河美稷（今內蒙古自治區准格爾旗西北），南匈奴各部所入居的東漢緣邊諸郡，相當於今天內蒙古中西部及山西、河北兩省北部。為了回報東漢朝廷的厚遇，南匈奴單于主動要求與東漢邊防軍隊一起，共同擔負起抗擊北匈奴的重任。

古代社會素有重視血緣宗親的傳統，「和親」政策的一個核心內容就是建立了劉氏皇室與匈奴單於家族之間的姻親關係，即將劉氏宗親及其他漢族女子許配給單于為妻。這些漢族婦女遠離故土與親人，忍受著水土不服的痛楚，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她們為改善漢匈關係所做出的艱苦努力是值得後世人紀念的，她們之中的傑出代表便是王昭君。呼韓邪單于的親漢之舉在漢匈關係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後來親漢派匈奴首領的榜樣。

秦漢之際，一位傑出領袖的出現，揭開了匈奴民族歷史的新篇章。這位傑出領袖就是冒頓。當冒頓即位初期，匈奴人面臨嚴峻的生存威脅。rｅad.9９cｓw•ｃｏｍ「當是之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匈奴部族面對著東面的「東胡」部族與西面的「月氏」國的兩面夾擊。冒頓因此卧薪嘗膽，忍辱負重，逐漸積蓄力量，最終一舉摧毀了東胡王勢力，然後又大舉向西攻擊月氏國，逼使其向更遙遠的西北地區遷徙，國勢大盛，「控弦之士（即男性軍人）三十余萬」。冒頓在後來給漢孝文帝的書信中回顧了這段光輝的創業史：「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強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併為一家。」至此，強大的匈奴族聯盟宣告建立。

到東漢永平年間，南匈奴在反擊北匈奴的戰爭中取得重大勝利，北匈奴在東漢與南匈奴的聯合攻擊下，陷於土崩瓦解的狀態，大批北匈奴部眾也南遷加入到南匈奴之中，南匈奴部族勢力也趨於極盛。如永平二年（90年），「是時，南部連克獲納降，黨眾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可以說，此時南匈奴部眾的數量已毫不遜色于塞外時期匈奴聯盟的戶口規模。

必須看到，蒙古高原惡劣的自然環境與遊牧社會落後的生產力水平，造成匈奴部族各種生活與生產物資極度匱乏，這也是匈奴部落頻頻南侵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客觀因素。漢朝長期實行「和親」政策，屢屢派遣宗室公主北上，並通關市，厚賞賜，在一定程度改善了蒙古高原物資嚴重匱乏的狀況，取得了相當顯著的效果。這種措施不僅讓匈奴人體會到在和平狀況下改善物質生活的現實可能性，同時也在匈奴貴族階層中培養了一批親漢人士，「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這對於漢匈關係的改善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在眾多的邊塞詩hｔtps://ｒeａｄ.9９cｓw.com篇中，秦朝與西漢的歷史被描繪成了激烈征戰的歷史，迷漫著血雨腥風。而稍具歷史常識的讀者都會知曉，秦朝與西漢時期最大的外來威脅就是塞北的匈奴族人。

東漢初立之時，中原混戰，群龍無首，無暇北顧，塞外的匈奴乘機發動了相當猛烈的攻勢，邊塞地區損失慘重。但時至光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由於內部紛爭，匈奴分為南、北兩大部，故又稱為「北匈奴」與「南匈奴」，匈奴大聯盟從此宣告分裂。邊塞形勢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南邊八部匈奴族眾擁立首領比為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為名號，此為第二個呼韓邪單于）。這個呼韓邪單於是西漢末年呼韓邪單於之孫，嚮往祖父朝漢和親的故事，與東漢關係十分親近，主動要求歸款東漢的五原塞，拉開了漢匈關係的新篇章，也由此引發了匈奴族眾大規模的內遷運動。

古代羅馬史學家也在他們的著作里留下關於匈（奴）人生活狀況的描述，與中國古代文獻的記述極為接近：

匈奴與漢朝之間這樣的新約定，構建了中國歷史政治地理與民族地理上「南北相抗」的大格局，也從法規角度上確立了長城作為南北政權與民族區分界線的重要地位。當然，在實際上，這種約定並無法完全制約匈奴騎兵的南下殺掠。因此，在西漢文帝與景帝在位期間，為抵禦匈奴人的南下侵襲，在堅持「和親」政策的同時，在西北邊境地區駐守重兵，嚴陣以待，不敢絲毫鬆懈。

《史記·匈奴列傳》是關於匈奴民族歷史最早的漢文文獻之一，該《列傳》載稱：「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匈奴人自認為夏后氏（即夏王族）的後裔，在血緣上與華夏族並無大異。然而，從現有文獻資料分析，就其生產方式及風俗習慣而言，匈奴作為典型的北方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華夏（漢）族之間可謂相差懸殊。《史記·匈奴列傳》有關其生產生活特徵的記載有：

對於這樣一個變化，以劉秀為首的東漢朝廷真是喜出望外。東漢官府不僅允許南單于入居雲中地區，而且特別設置匈奴中郎將之職，其責任就是率領東漢官軍護衛入居的匈奴部眾。這也是南匈奴部眾第一次大規模向長城以南地區遷徙。其遷徙的規模與穩定性都是前所未有的。關於內遷匈奴人的分佈狀況，《後漢書·南匈奴列傳》載雲：

這片區域在長城以北，東起上谷，西至氐羌聚居區，這也就是日後文獻中經常出現的所謂「匈奴故地」的所在。

真是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無疑，生長於「漢地」的匈奴貴族與生長於塞外的匈奴酋長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差別，東漢朝廷給予南匈奴上層人物十分豐厚的待遇，並允許匈奴貴族子弟前往京師洛陽太學讀書，享有與漢族貴族同等的就學機會，這對於培養他們親漢的感情以及提高漢化水平是相當關鍵的。

從先秦時代開始，匈奴民族與華夏漢族國家逐漸明確劃分了各自的地盤。當時與匈奴分布區接界的有三個國家，即秦、趙、燕，為了抗禦匈奴的侵襲，秦、趙、燕三國都大規模地修建邊界防禦工事，這也就是北邊長城的前身。如秦國修建長城起於秦昭王時（公元前306年——前251年在位），在攻滅義渠國之後。「於是秦有隴西（治今甘肅臨洮縣）、北地（治今甘肅寧縣西北）、上郡（治今陝西榆林市東南），築長城以拒胡。」趙國於趙武靈王在位后實行胡服騎射，在國力充實后，大舉北伐，同時築長城以守。「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治今內蒙古托克托縣東北）、雁門（治今山西右玉縣南）、代郡（治今河北蔚縣東北代王城）。」秦統一六國后，不僅派遣大軍出擊匈奴，讓匈奴勢力遭受重創，還強征各地百姓，連接原來各國長城，築成萬里長城，從此，這條萬里長城就成為匈奴族活動區與漢族中原王朝轄區的分界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