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臨江仙》雲：

「靖康南渡」是北宋與南宋的分界點，這場大規模南遷運動，也是一場震撼力巨大的社會劇變，它影響到當時的絕大部分漢族人士，包括大批才華橫溢的文人墨客。南渡是他們生命歷程中的刻骨銘心的經歷，完全改變了他們的生活軌跡。南渡之後，以趙構、秦檜為首的南宋執政者被女真人的攻勢嚇破了膽，完全不理被擄的徽、欽二帝，滿足於東南一隅的偏安。面對被女真人侵奪的故國河山，無數富有愛國熱情的人士滿腔悲憤，扼腕嘆息，用詩詞來渲泄積鬱心中的亡國之痛、思鄉之情。「靖康南渡」對宋詞創作的影響是十分深刻的，就外在表現而言，主要體現於兩個方面：一是許多知名詞人改變了自己以往的創作風格，創作了一批直接反映家國之痛的佳作；二是一些詞人抱著昂揚的愛國熱忱，主張收復失地，指斥苟且偷安，形成了直面現實的豪放派詞人群體。

北宋一代才子柳永有一首《望海潮》詞，歷來被譽為刻畫錢塘（今杭州市）風景的上佳之作。該詞的首句便是：「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如果稍許了觧一下江南發展史，便可明白柳永在這首詞中犯了一個常識性的錯誤，因為說「錢塘自古繁華」，實在是言過其實。且不說先秦時期江浙一帶為「斷髮文身」的荊蠻之民所佔，就是至六朝時期，錢塘還遠不能與建鄴、江陵等南方著名都城相媲美。

杭州城中最搶眼喧鬧的娛樂場所是「瓦舍」，同樣是北方移民從汴梁城移入的。「瓦舍」起源於何時，已無法考定，但在汴梁城中非常盛行，燈紅酒綠，妓|女成群，既是文人墨九九藏書客放浪形骸之處，也是富家子弟流連忘返的好地方。南渡之初，杭州城駐守大批北方籍軍士，思鄉情切，又百無聊賴。為避免這些軍士無事生非，擾亂社會治安，在一些將領的主持下，杭州城內外創立多處瓦舍，招集妓樂，成為軍卒們閑暇娛樂的場所。後來，瓦捨生意紅火，數量急劇增加，富家子弟成為頻繁光顧的主客，揮金似土，逸樂無度。如《夢梁錄》卷一九《瓦舍》稱：「今貴家子弟郎君，因此盪游，破壞尤甚於汴都也。」

當然，在婉約派詞人極力渲泄家國之痛的同時，更有一些豪放之士積極主張恢復中原，他們用手中的筆抒發出激昂的鬥志與熱情，從而大大擴展了詞曲藝術的表現手法與內容，其中代表人物就是南宋詞壇豪放派領袖辛棄疾、張孝祥、陳亮等人。在這些作家的作品中，我們幾乎看不到多少離愁別恨，字裡行間只有對收復故國的熾熱渴望、對投降思想的無情抨擊、以及對生不逢時的強烈憤慨。如一代詞曲巨匠辛棄疾為山東濟南人，曾參加抗金義軍，失敗后南下。他文學造詣極深，詞風凝重蒼涼，大氣磅礴。很多作品膾炙人口，涉及內容十分廣泛，既有對山河破碎的感慨，又有收復故國的雄心，更有壯志難酬的悲愴。如《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雲：「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又如《賀新郎》雲：「我最憐君中宵舞，道男兒到死心如鐵。看試手，補天裂！」《破陣子》雲：「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辛棄疾的好友陳亮雖為浙江人，但思想認識及詞風與辛棄疾極為相似，他的一首《水調歌頭》堪稱是豪放派詞人的思想宣言：

除了南宋時代主戰派的激烈陳請與抗爭外，歷來有不少研究者與評論家對於南宋王朝屈辱偏安的情狀也頗有微詞。然而，苟且偷安也好，保存實力也罷，南宋時期，江南地區（狹義的「江南」主要指今天江蘇南部及浙江北部地區）的經濟與文化的飛速發展，則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如《夢粱錄》卷一八又載雲：

汴梁城市生活的靡爛奢華，是相當出名的。對此，趙氏皇族的奢侈行為難辭其咎。宋徽宗時期的「花石綱」行動最為臭名昭著，害得無數平民傾家蕩產，天下怨聲載道。在皇族成員的引導下，貴族官僚驕奢淫逸，揮霍成風。北宋大史學家司馬光曾在《論財利疏九九藏書》中對此提出強烈批評：「……然左右侍御之人、宗戚貴臣之家，第宅園圃，服食器用，往往窮天下之珍怪，極一時之鮮明。惟意所欲，無復分限，以豪華相尚，以儉陋相訾，厭常而好新，月異而歲殊。」

靖康南渡后，以杭州為中心的江南地區文化發展迎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南宋大理學家朱熹指出：「靖康之亂，中原塗炭，衣冠人物，萃于東南。」作為行在所（臨時首都）的臨安更是人才濟濟之區，「中朝人物悉會於行在」。衣冠人物而外，大批北方普通士民又避難入居杭州。南宋朝廷為安置這些中下層士民，特地在江河碼頭等交通要地設立接待處，當時臨安城內外這類接待處多達二十余個。又因為接待處多設於佛寺之中，當時人因此稱為接待寺。臨安最大的接待寺是今湖墅夾城巷附近的妙行寺。該寺地處運河碼頭，外來士民投奔者最多。南宋人吳自牧在《夢粱錄》卷一三指出：

南宋大詩人陸遊在《老學庵筆記》卷八中稱：「大駕初駐蹕臨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賈輻輳。」這句話準確地道出了南渡初期杭州城內移民構成的特徵。就遷入杭州的外來移民而言，人數最多又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來自故都（即汴梁，今河南開封市）人。高宗南逃之初，杭州城屢遭破壞，人口凋零，十存二三。可以說，南宋杭州城是在外來移民的推動下復興的，而大批汴梁移民的到來，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杭州城城市文化風貌的特徵。

朱敦儒在詞壇地位雖不及李清照，卻在描述亡國之痛的創作中獨樹一幟，留下了不少精彩的好作品。據載，朱敦儒是河南洛陽人，崇尚遁世離俗九_九_藏_書的神仙生活，詞風一貫洒脫飄逸。但在「靖康南渡」后，他流落南方各地，對遠離故國之痛楚感觸很深，他在詞作中表達出滿懷悲憤與哀傷。如《採桑子》（彭浪磯）雲：

正是在這種飛速發展的狀況下，南宋時期開始流行這樣的諺語：「天上天堂，地上蘇（州）、杭（州）。」也就是說，地處江南的蘇州、杭州兩地，已成為當時人們最為嚮往的富庶繁盛的都會。江南一帶也當之無愧地成為華夏九州之內經濟最為發達，文化最為先進的區域。又有研究者特別指出：「中國近八百年來的文化模式，是以南宋為領導的模式，以江、浙一帶為重心。全國政治、經濟、文化重心皆聚在一起，這是史所稀見的。」這種論斷雖然不免有所偏頗，但是，南宋時期經濟與文化的發展，以及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貢獻，則是無法否認的。而我們更應該清楚地認識到：這種飛速的進步與發展，與廣大北方移民的參与及貢獻是分不開的。

其實，當時杭州城內，盪游揮霍的遠不止於「貴家子弟郎君」。古語云：「心安即為家」。在上層統治者苟且偷安，屈辱求和的思想引導下，除少數稍有良知的人士外，大多數王公貴族、達官顯宦早已不再有「收復神州」的念頭，更把被擄北遷的徽、欽二帝拋在了腦後，抱定「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信條，在醉生夢死中消磨光陰。南宋詞家文及翁《賀新涼（郎）》一詞曾無奈而辛酸地吟道：「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石盡，煙渺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淚。簇樂紅妝搖畫舫，問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南宋學者周密也在《武林舊事·西湖游幸》中講到：當時杭州城內「貴璫要地，大賈豪民，買笑千金，呼盧百萬。以至痴兒騃子，密約幽期，無不在焉。日縻（糜）金錢，靡有紀極。故杭諺有『銷金鍋兒』之號，此語不為過也。」因此，杭州城內就出現了這樣耳熟能詳的諷刺詩：

又《沙塞子》雲：

定都臨安后，以趙構、秦檜為首的南宋君臣無復北還之思，醉心於西湖畔迷人的山水之中，大肆修建宮室、園林、豪宅，豪華奢侈程度比之汴梁，有過之而無不及。現代學者通過細緻考察后指出：「西湖綠水黛水之間，hｔｔｐs://reaｄ•９9ｃsw.ｃｏｍ『一色樓台三十里』，御園、王府，大小園囿不知其數；城內南北十余里，貴宅、宦居、幽園、雅舍亦不下百余處。南宋臨安園林，數量之多甲于天下，而奢侈之風，亦不亞於汴京。」據《夢梁錄》、《都城紀勝》諸書的記載，南宋杭州城中數飲食業與娛樂業中「汴梁遺風」最為顯著。如《都城紀勝》稱：「都城食店，多是舊京師人開張，如羊飯店兼賣酒。」又「南食店謂之南食，川飯分茶。蓋因京師開此店，以備南人不服北食者，今既在南，則其名誤矣。」仔細琢磨，杭州城內「南食店」的出現，也不完全是「照搬照抄」導致的錯誤。如果杭州城內遍布汴梁人開設的北方風味的飯館，自然有必要標明專供南方口味食物的「南食店」。《夢梁錄》卷一六也雲：「杭城食店，多是效學京師人，開張亦效御廚體式，貴官家品件。」又「汴京熟食店，張挂名畫，所以勾引觀者，留連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時花，挂名人畫，裝點門面。」

李清照正是體現前一種影響的著名詞人。李清照，號易安居士，原本生長於一個生活優裕的官僚家庭。后嫁與著名學者趙明誠，夫妻二人相敬如賓，在披覽文卷、品嘗香茶、賦詩填詞的雅趣中消磨時光。然而，「靖康喪亂」猶如平地升起的狂飆，將詞人拋入匆匆南奔的人流，徹底改變了原來的生活軌跡。痛失家國的屈辱與無奈，讓這位才女寫下了如此沉雄無比的詩篇：「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難。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後來丈夫趙明誠也不幸因病去世，孤苦伶仃的女詞人在無盡的苦痛中受盡了煎熬，無盡的心酸化為催人淚下的詞章：

應該指出：杭州城內的「汴梁遺風」的熾烈，不僅在於大批汴梁移民的到來，還在於人們的刻意營造。不僅飯館如此，當時杭州城內各式商店都竭力「效學汴京氣象」（即模仿汴梁城的特色），理由很簡單，當時杭州城內皇親國戚、達官貴人大都來自汴梁，飯館的汴梁風貌這些移民有如「賓至如歸」的親切感，自然會頻繁光顧，生意紅火。再加上高宗趙構及後宮人員，經常傳喚街上貨販，因而，所有商家不敢苟且行事，特別講究商品質量。否則，生意成敗事小，沖犯「天顏」就會大禍臨頭。《雞肋編》卷中還提到：為了讓皇室舒適地度過南方炎熱的夏天，杭州城內特地引進北方窖藏技術，以提供消暑的冰塊，「皆如京師（即汴梁）之法https://read.99csw.com。」

與那些醉心於江南美景與聲色享受的權貴們有霄壤之別，一批有良知重感情的文人士大夫卻為思鄉之苦所煎熬。他們把最深切的感情都傾注到了詩詞創作之中，從而將這一體裁的藝術成就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唐詩、宋詞是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兩座登峰造極的偉大豐碑。就宋詞而言，南宋在詞曲創作上的整體成就，要超過北宋。現代學者胡云翼先生指出：

錢塘城市馳名海內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五代十國時期錢鏐等人的苦心經營。在唐末五代的激烈動蕩之後，金陵（今南京）等江南大都會遭受嚴重破壞，平穩發展的杭州遂成為「東南第一州」。北宋著名文學家歐陽修對這一變化進行了較全面的說明：「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眾為一都會，而又能兼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于亂世，乃聖宋受命，海內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凄愴。獨錢塘自五代時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習俗工巧，邑屋華麗，蓋十萬余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泊出入于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宋仁宗就有這樣的詩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