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狄維士經營一間小店鋪，賣一些雜貨和乾貨，還替客人代購郵購目錄上的生活用品與服飾。店鋪櫃檯上還有零賣的糖果，而店鋪正對面就是學校操場。我記得那些學生進來後會專註地盯著玻璃後面一整排五顏六色的糖果，最後才決定掏出他們的一兩分硬幣。

1926年3月4日，我出生在大急流市，當時的大急流市是個毫不起眼的城市。因為城內有數不清的傢具製造公司，我們也被稱為「傢具市」（Furniture City）。我記得小時候見過一張明信片，上面寫著：「歡迎來到大急流市，世界傢具之都。」流經大急流市的格蘭德河（Grand River）兩岸林立著傢具工廠，煙囪上寫著每家公司的名稱：威帝康（Widdicomb）、帝國（Imperial）、美國座墊（American Seating）、貝克（Baker），等等。那時候，電車叮叮噹噹地開過蒙洛大道和富頓街等市區主要街道，馬路上還是T型車的天下，火車則依然會駛過河上的大橋。沿著富頓街由城區往東幾千米，你就會來到我住的地方：寧靜的林蔭大道兩旁豎立著雙層帶3間卧室的住房，零星散布著傳統的雜貨店，林木蓊鬱的阿奎納斯學院（Aquinas College）近在咫尺，還有許多可供玩耍的公園。

青少年時，我還在放學後到男裝店打過工，當售貨員。我其實是在做成年人的工作，但我很珍惜在比較專業的環境下與客戶交流的機會，我發現自己十分擅長銷售。當然，我也希望跟朋友一樣在放學後去運動，可是我需要賺錢貼補家用，每個家庭成員都需要幫忙維持家庭生計。我在中學的棒球教練有一次對我說：「我看你是個左撇子。你想來打球嗎？」我說：「我很想，可是不行。每天放學后我都要去打工，所以沒辦法練球。」

通過打零工賺錢回到大急流市基督教中學（Grand Rapids Christian High School）后，我變成了好學生。我懂得了一個道理，比起別人給你的，你會更加珍惜自己賺來的。我還學到，做出決策便要自負後果。我在學校混日子會帶來不良後果，而我決定重讀基督教中學，則為我這一生帶來了正面效果。

正是在這條路上，外祖父給了我完成第一筆銷售的機會。雖然我只賺到了幾分錢，但那股難以忘懷的成就感，決定了那是我成長過程中的一個關鍵時刻。

雖然我一直到成年以後才成為教會的一分子，但我確實體會到為何信仰及參与教會是荷蘭文化的重要一環，應受到重視。即便在還是個小孩子時，我也從未懷疑過信仰的重要性。我從未有過一刻不相信上帝。中學時，我漸漸感受到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之間的差異：基督徒之間有這樣一種氛圍——更加溫馨，有更強烈的使命感，擁有共同信仰的教友之間聯繫更緊密。我下定決心，認為基督教會才是我心之所屬的地方。

1941年12月初一個異常暖和的星期日下午，我的人生出現了急轉彎。我正騎著我的施文牌單車，一個鄰居男孩在街上叫住了我：「你聽說了嗎？」

或許因為我是長子，也是唯一的兒子，父親對我十分關愛，會陪我運動，讀書給我聽，外出時總愛帶上我。他在許多方面感染著我，對我的人生產生了極大影響。父親喜歡動手修理東西，我曾見過他在地下室修理各類器械。他也是位有遠見的冒險家，熱愛創意，夢想著去遠方。因為旅行費用的關係，他去不了那些在地圖上看過的地方，不過，我倒是記得有一次，全家擠進一輛車裡去了黃石國家公園，那可是我們家的一次大冒險。

外祖父會讓我坐上他的福特T型車，哐啷作響地開過我家鄰近的街道，車上載滿了他一大清早從農民那裡買來的新鮮蔬菜、水果，我們開著車挨家挨戶兜售。外祖父很受歡迎，家庭主婦一聽到他的汽車喇叭聲，便會暫停烹飪和打掃，用圍裙或抹布擦乾手，走出屋子。除了他新鮮好看的蔬果之外，她們同樣喜歡他的幽默、隨和以及閑話家常的輕鬆氛圍。

我們的社區緊密聯結，不僅是因為我們都有荷蘭血統，許多大家庭住在一起，更因為房屋外觀的相似性。房子又高又窄，多為兩層樓，在小小的空地上一戶挨著一戶，只隔著窄小的車道。狹窄巷弄上的房屋鱗次櫛比，大家甚至不必踏出家門就可以向鄰居借東西，他們只需把身體探出去，就可以從窗口遞東西。

父母的以身作則讓我把工作視為生活的一部分，這也是家庭和諧的關鍵。妹妹伯尼斯長大后或許記得，她小時候討厭為全部餐椅扶手撣灰塵，但她從未抱怨或拒絕身為家庭一分子該做的工作。

一天中最美好的時光就是聽廣播節目，比如《青蜂俠》（The Green Hornet）和《獨行俠》（The Lone Ranger）。星期天的午後，我們一家人會一邊玩拼圖一邊收聽電台的一個神秘節目。完成一幅拼圖后，我們就去跟親戚交換。我記得自己曾拎著5盒拼圖走了兩條街，到一個親戚家去換新拼圖。我的祖父母家裡有一張牌桌，上面總是擺著正在拼的拼圖。屋裡的人路過這張桌子時會停下來，拼一片上去，直到拼好全幅拼圖。我也讀書，可是由於新書太貴、數量又不多，所以家裡書架上有什麼我就讀什麼。書架上通常都是舊書，所以我讀的都是《湯姆·索亞歷險記》和其他一些經典文學作品。我最喜歡的事還是每個星期六得到的一分零花錢，我大多會拿去買糖果吃。

艾伯塔斯·范拉爾德（Albertus Van Raalte）牧師在18世紀中葉成立了霍蘭德市，當地居民九-九-藏-書至今仍會慶祝他們的荷蘭傳統，在一年一度的鬱金香節時穿上傳統服飾和木鞋。范拉爾德牧師在一封寫給荷蘭同胞的信里提到，到大急流市找工作的荷蘭人大多缺乏技能，也沒有受過良好教育。幸好，多數男人可以學著成為傢具工廠的熟練工匠，而年輕婦女則可以到富裕家庭幫傭。可是，還有許多荷蘭人展現了另一項荷蘭特質：創業精神。美國三家大型宗教出版公司都是由大急流市的荷蘭後裔所創辦的。荷蘭人在大急流市設立了歸正福音教會（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的總部，並創辦了加爾文學院（Calvin College）。賀克曼餅乾公司（The Hekman Biscuit Company）是在大急流市創立的，後來成為奇寶公司（Keebler Company）。你或許聽說過美國中西部的一個名叫梅傑（Meijer）的連鎖超市，以及我們的國際直銷公司安利（Amway），這兩家公司都是由荷裔美國人在大急流市創立的。因此，我非常感激自己的荷蘭血統：熱愛自由，踏實工作，擁有創業精神和堅定信仰。

父親對於營養的興趣，可說是走在時代尖端。在大家都不知道何謂有機園藝之前，他便開始倡導健康飲食的好處。我們的餐桌上只有全麥麵包，即使我的妹妹們都很不愛吃。他在營養領域的獨到見解及身體力行，對日後我跟未來的事業夥伴傑·溫安洛願意成為紐崔萊（Nutrilite）營銷人員有著直接影響。

我還保有與表親在街上打棒球的溫馨回憶。在不景氣的年頭，馬路上沒什麼汽車。我們的球被打得破爛不堪，甚至必須用紗布包起來，在裏面塞滿破布，因為在那個貧苦年代，我們籌不出買一個新球的錢。在街上打球難免會砸破鄰居的窗戶，我們可能打破過一兩次。我確實記得曾有一個怒氣沖沖的女人揮舞著一把切肉刀從家裡衝出來，大聲讓我們滾出她的草坪。我們當時一定玩得太過火了。

我就是這樣在12月7日知道了開戰的消息。當然，從那天起，我們會通過聽廣播和看報來了解戰事的進展。這方面的消息總是當天的頭條新聞。洛厄爾·托馬斯（Lowell Thomas）能成為知名記者，就是因為他每天晚上在電台播報15分鐘新聞，併為電影院放的新聞影片擔任旁白。我永遠都不會忘記他那獨特而美妙的嗓音為每一則報道增添了緊迫和激動的氣氛，也為許多美國人在「二戰」前從未聽說過的遙遠地方帶去了一絲浪漫。在我們因大蕭條所經歷的苦難過後，「二戰」又造成了新的物資短缺情況。福特在1941年的車款出廠之後，就再也沒有新汽車上市了。紙張、橡膠、金屬和食品等物資全部供給短缺，在戰爭中消耗了太多。我們開闢了「勝利菜園」（Victory Gardens），將農產品送到前線，購買日用雜貨和汽油都要用配給券。大家把自家菜園栽種的蔬果製成大量罐頭。我還記得幫母親做罐頭的經歷，一罐又一罐的西紅柿、酸黃瓜和其他罐頭食品擺放在我們蔬果窖的木頭架上。我們社區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戰爭，是鄰居一位醫生在前線擔任海軍機槍手的兒子為國捐軀的事。

我成長在還沒發明電視機的年代，父母晚上會讀書或看報，做些自己喜歡的事情，或者散步，孩子們則在街燈下玩耍。在後院的露台流行之前，人們會花更多時間在前院與路過的鄰居聊天。在發明空調之前，鄰居們講話的聲音和他們收音機的聲音都會隨著夏日微風從窗口飄出來。那個年代，你依然可以聽見馬車在街上發出的噠噠的馬蹄聲、福特T型車的轟鳴聲、小販的叫賣聲、送牛奶及送冰塊的哐當聲，還有煤炭從管道掉落煤倉的啪嗒聲。

我的外祖父德克是位老式的「貨郎」（huckster），這個詞源於一個古老的荷蘭詞語，意思是「叫賣」。他每天早上都開著T型車去公共市場買菜，然後沿著居民區附近的路線挨家挨戶兜售。每到一家，他會按門鈴、按喇叭或大喊：「馬鈴薯、蕃茄、洋蔥、胡蘿蔔……」家庭主婦們便會從家裡出來向他買菜。

雖然我們小孩子只用玩耍嬉戲，但我們也必須面對大環境的不景氣和父親失業的事實。為了養家，只要能掙錢，我父親什麼都做。工作日他在一家雜貨店的儲藏室里堆麵粉袋，星期六他在男裝店賣襪子和內衣，可是他從不抱怨。父親是個很樂觀的人，他相信積極思考的力量，並會宣揚這種力量，儘管他自己的人生並不如他期望的那樣成功。他喜歡的那些書籍作者和我現在所推薦的一樣：諾曼·文森特·皮爾（Norman Vincent Peale）和戴爾·卡內基（Dale Carnegie）。他的受教育程度只到八年級，但他會通過這些積極思考的書來學習。他總是告訴我：「你會成就大事業，你會比我更了不起，你會看到我從未看到的。」

我喜歡運動，卻沒有什麼資源，為了運動，我還得花心思。我自己做了個籃球架；冬天時我在一塊空地上澆水，做出一個結冰的池塘用來溜冰；我教妹妹在地下室舊煤爐旁邊的牆上打球，乒乓球在混凝土地板和磚牆上彈跳發出的迴音還隱約可聞。珍還記得我那討厭的左手旋球。

星期六一整天我都在洗車。那時還沒有洗車機，修車廠也沒有空調，客人在冬天時都依賴加油站幫他們洗ｈttｐs://rｅａd.99ｃsw•ｃoｍ車。洗車的費用是1美元，我每洗一輛車可以拿到50美分，所以即使是在冬天，每個星期六早晨我還是會穿得厚厚的，盡量多洗幾輛車。由於當時許多道路都沒有鋪路面，車的車窗和門框上往往積滿了塵土，而我都會仔細擦拭乾凈，並因洗車細心而獲得好評。我還會利用從父親那兒學到的知識幫技工找找汽車零件，偶爾做一些簡單的維修，比如更換髮電機。

在「大蕭條」最艱難的5年中，我們都住在那裡。我們很窮，但多數鄰居比我們更窮。當時，鄰居在自家的一間卧室里擺了一張理髮椅，我們並不覺得在鄰居家裡理髮有什麼奇怪的。那時候，10美分都算一筆大數目。我記得有一個少年在我家門口兜售雜誌，哭著說要是他沒有全部賣掉的話就不能回家。父親誠懇地告訴他，我們家裡沒有10美分。不過，對我這個孩子來說，那些日子並不壞。在我們那個關係緊密的社區里，我很有安全感。我們住在一個荷裔美國人社區中，因此，我還有一種歸屬感。我在城東一個名為「磚廠」（the Brickyard）的社區內長大，那兒的3座磚廠就蓋在一片黏土山丘的邊上。工廠僱用這些勤奮的荷蘭新移民，雖然他們大多還不會說英語，卻在「磚廠」找到了歡迎他們的、有親切感的社區。

在最早期的記憶里，我就已熟悉了教會木頭長凳的感覺。對一個喜歡運動、喜歡和朋友在戶外玩耍的調皮小男孩來說，端坐在教會硬板凳上試著聽懂牧師漫長的禱告和嚴肅的宣講並不容易。等我大到可以坐朋友的車一同去教會時，我們偶而會從教堂後面拿一份公告，不參加禮拜就離開，回家後會把公告拿給父母看，證明當天早上我們去過教堂。

回想我的童年生活，我真心認為，它從許多方面來看對我都頗為有益，環境迫使我動腦筋找樂子，並在這一過程中學會了與他人互動。它塑造了我創造性思考的能力，培養了我的社交技巧。現在的孩子，包括我自己的孫子、孫女，都在電子產品上花了太多時間而缺乏人際互動。

在大急流市基督教中學，我開始學習並培養領導技巧，為日後在商業上的成功奠定了基礎。雖然打工讓我沒法去打球，但我找到了另一個發泄渠道。學校的籃球賽沒有啦啦隊，我便決定要帶頭加油。我就站在場邊大喊加油，沿著球場做側手翻來帶動觀眾。從那時起，我開始穿我打工的店裡的衣服，所以有時我會穿西裝打領帶來加油。我的動作顯然給衣服的縫線造成了壓力，有一次，在所有學生面前，我做了一個側手翻，褲襠裂開了。我面紅耳赤地離開了球場。可是，我沒有因為那次的難堪就此怯場。

身為學生會主席，我將在畢業典禮上致辭。當時，美國剛脫離大蕭條，正在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將向數千人讚揚美國的偉大，這個機會千載難逢。即使當時那麼年輕，我依然充滿希望與樂觀。我將畢業致辭的重點放在美國這一國家的力量和樂觀的未來上。

父母在我早年時便灌輸給我堅定的職業道德。我在家中負責的一項雜務是每天早晚為火爐加煤。送煤的人會把煤堆在我們的車道上，所以我先要把又重又髒的煤一趟趟搬進地下室，打開已經裂縫的鑄鐵爐門，把煤鏟進火爐里，堆在猶有餘溫的餘燼上。這項差事讓我們在寒冷的密歇根冬天不至於挨凍，當然，以今日的標準來看，我家還是很冷。我妹妹伯尼斯還記得，由於當時屋子裡實在太冷，我們在準備上學時都得站在火爐通風口前取暖。暖氣依賴煤，冷藏則需要冰塊。鄰居們都會在自家窗口貼上字條，寫明他們需要多少冰塊。我還記得有一回我和朋友一起去送冰，要把23公斤和46公斤重的冰塊搬上樓，在冰櫃里騰出空間，放進冰塊。這些冰櫃都有一個滴水托盤，用來收集融化的冰水，我記得有好多次我和妹妹被叫去擦被水淹的廚房地板，因為我們忘記清空滴水托盤了。

我很幸運能在合適的環境中成長。我擁有一個親密大家庭的愛與鼓勵，有父親的積極態度做基礎，兩位祖父的銷售經營為模範。我承襲了荷蘭人的最佳特質：擁有信仰、節儉務實、遵守職業道德，以及追求自由和機會。我在擔任學生會主席時鍛煉了演講和領導能力；我在教堂和教會中培養並堅定了信仰；我在送報和打工賺學費時懂得了工作的價值。即便是在大蕭條最艱難的時期，我的身邊都圍繞著充滿毅力和希望的人們。有慈愛的老師鼓勵我，我還做了啦啦隊長，這是我直到今日仍在擔任的樂觀進取的角色。

我的第一個家在海倫街上，我是在家裡出生的，當時的大多數家庭都負擔不起到醫院生產的費用。我的第二個家在瓦林伍德大道上，我記得當時給地板打蠟是件令人高興的差事，因為我們對用上實木地板而不是普通地板感到很驕傲。樓上有3間卧室，唯一的浴室在樓下，當時，附近的房子都是這種格局。

在那個時代，為了賺錢，我開始送報，回想起來，這可算是我的第一份事業。為《大急流報》（Grand Rapids Press）送報讓我學會了負責任，懂得了盡職和努力工作reaｄ•９９cｓw.ｃｏｍ以獲得報酬等各種原則。每天早上，會有一大捆報紙被扔在我家附近，讓這個地區的報童去送。我計算好我的路線和要送的份數，然後和其他報童坐在街邊把報紙一一折好，塞進斜背在肩上的大布袋裡。我有三四十個客戶，而且將他們服務得很好。一開始，我走路送了好幾個月，沒多久，我便立下目標要存錢買一輛二手自行車，一輛黑色的施文（Schwinn），好讓我的工作更加輕鬆、更有效率。我至今還記得用自己賺來的錢實現目標、買下自行車時的快|感，這是我終身銘記的另一個與工作有關的寶貴心得。我從自行車上帥氣地將報紙扔上門廊，有時也必須下車把失手扔進草叢的報紙撿回來。我的貼心服務在每年的聖誕節都會獲得回報，許多客戶會額外給我25或50美分，偶而甚至能拿到1美元。

和大急流市的大多數人一樣，我們一家也是荷蘭後裔。在我家附近，現在仍可以聽到濃重的荷蘭口音：第一代移民依然會提及留在「鋤國」（原文為olt country，指祖國）的家人；還會把英文字母「j」念成「y」，把「s」念成「z」。這些荷蘭人最早移民到密歇根州霍蘭德（Holland），然後到附近的較大城市，如大急流市尋找機會，他們胼手胝足，節儉務實，篤信新教。他們來到美國的主要原因不是出於經濟考慮，而是希望可以自由地實現夢想。在一些至今仍留存的荷蘭移民寫給老家的信件中，移民們吹噓著他們在美國享受的自由，而那是當時的荷蘭人無法想象的。在荷蘭，如果你出生時是麵包師的兒子，那麼你很可能一輩子都要當麵包師。

除了祖父母，我的表親也住在附近。我記得家人們經常圍著餐桌討論事情，而我們這些孩子則在後院里玩耍。如今，很少有祖父母和他們的子女、孫兒住在一起了，但我對祖輩的愛和智慧充滿了溫馨的回憶。雖然當時生活艱辛，可我的回憶里愛多過憂慮。我相信家庭是對我們影響最大的一股力量。後來，我成為4個孩子的父親，當我回溯自己在家裡的成長和父母的影響時，我感到責任巨大。成年以後，當你終於了解到創造一個適宜孩子成長的家庭環境需要多少努力時，在看待那些兒時覺得自然輕鬆的事時就有了一個全然不同的角度。

回想起來，在我童年的艱難年代，父親必然承受著許多壓力，然而他從不表露。如今回想起他當年如何以積極、樂觀的態度來領導我們全家，樹立起傑出的典範，我多希望自己在年幼時便表達出對他的仰慕和敬佩。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自己也能成為子女的好榜樣。我們不該試圖永遠陪伴在子女及孫輩左右，但在有生之年，我都會努力協助我的子女及孫輩去過成功、有意義的生活。如今，我真切體會到父親當年對我有著相同的期許。

我喜歡為觀眾和球隊帶動氣氛，加油打氣成了我終身的工作。如今我依然自稱為「啦啦隊長」，因為我不斷鼓勵別人要有信心，要發揮自己的才華去實現夢想。這是我成功以及幫助別人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在我們這個荷裔美國人社區，星期日幾乎等同於上教堂及主日學。教堂是必須要去的。我們是加爾文教徒（Calvinist），隸屬荷蘭歸正會（Dutch Reformed）。我們遵守一套明確的教條：榮耀你的父母，為神的工作捐款，為他人奉獻，誠實，勤奮，追求心靈成長。我們三餐前都要禱告，用餐結束后還要再讀一段《聖經》。

她極富巧思，總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資源。例如，她每年都會重新布置傢具，因為我們買不起新傢具，而重擺一遍傢具至少可以讓起居室煥然一新。她對我對金錢的態度也極有幫助。她給了我第一個存錢罐，把我幫鄰居打零工賺來的硬幣存起來。我把攢下的硬幣全都投入了那個鐵制的存錢罐，每個月母親會帶我去一趟銀行，把這些硬幣存進我自己的賬戶。

我的父親西蒙失業后，我們和母親埃塞爾、妹妹伯尼斯只好全家搬回海倫街祖父家樓上的房間，我記得我睡在閣樓梁下。父親把瓦林伍德街的房子出租，一個月租金25美元。儘管父母對於搬家感到很難過，但我記得我把睡在閣樓當成一種有趣的冒險，而且，能跟祖父母共度更多時光也是珍貴的記憶。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那種體驗給了我一種信念，並讓我在日後功成名就、能為家人提供相當舒適的生活時更具感恩之心。

領我踏進商業世界的另一個關鍵人物是我的外祖父，他讓我感受到了完成第一筆買賣的興奮。祖父和外祖父都住在我們家附近，兩人都是商人。

因此，來年他送我去了戴維斯職高（Davis Tech），學習電工技術。在這所職業學校，我被貼上了「上不了大學」的標籤。那一整年我過得糟透了。一切宛如一記警鐘，讓我明白了在學校混日子所損失的一切。我告訴父親，我想回去讀教會高中。

他說：「誰來出學費呢？」

後來我受到倚重，老闆必須出城辦事的時候便會讓我管理加油站，即使我才不過十幾歲。知道有人如此信任我，讓我倍感振奮。我在年輕時便體會到了對一項事業負責的意義，這一重要心得讓我終身受用無窮。

失業之後，父親鼓勵我自行創業。他感覺自己無法掌控自己的職業命運，他的命運掌握在僱主的手裡。更重要的是，他讓我相信創業並非不可能的夢想，九九藏書總是讓我相信個人奮鬥的無限潛能。每當我說「我做不到」時，他就會打斷我，說：「沒什麼是做不到的。」他向我強調，「我做不到」是一種自己認輸的說法，而「我做得到」是充滿信心與力量的說法。父親總是提醒我：「你做得到！」這句話一直回蕩在我腦海中，終身指引著我。

我不能否認我的出身，我在「大蕭條」年代成長於密歇根州大急流市，是一個平凡的中西部小鎮上的孩子。若從金錢和擁有物質的角度來看，我們幾乎是一無所有，但是，我記憶中的童年卻是充滿豐富體驗的快樂時光。那時的生活充滿友善氛圍，舒適又怡人。甚至連那種困難年代必需的辛苦工作和犧牲都讓我受益匪淺，使我變得更加堅強，教會了我重要的人生課程。我很幸運能夠成長在合適的氛圍之中。

開始讀高中是我的另一個轉折點，它讓我學會勤奮學習、盡職盡責和正確決策。當我還是個15歲的高中新生時，父母送我去念本市一所小型的教會高中。和大多數青少年一樣，我不知道私立中學要花很多錢，也不感激父母為交學費付出的辛勞。我每天混日子、談戀愛，不寫作業也不管成績。不過，第一年我設法通過了所有考試。我的拉丁語老師讓我勉強及格，為的是不想讓我重修她的課！學年結束時，父親說：「如果你再鬼混下去，我不會再花一毛錢讓你上私立學校。你可以去公立學校混，不會花我一分錢。」

積極的環境能培養出積極的態度，而這需要採取積極的行動來獲取。正是我的環境使我在還是個高中生時便獲得了幫助，並相信自己有一天會達成目標。童年經驗對於塑造我的未來而言的確影響力巨大，更具影響力的莫過於我在高中畢業前認識的一個人，他用我未曾夢想過的方式改變了我的人生，而這一切源起於坐車上學途中。

這份工作也使我對自由和行動力有了新的體會，更別說賺小錢的方法了。雖然我會送報給附近的富裕家庭，可是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是這個「富裕」世界里的「窮人」，也從不憎恨或嫉妒這些客戶。我知道他們過得比我們家好，但我不羡慕他們，而是下定決心：有一天我也會擁有他們所擁有的一切。我相信憑著努力工作，有朝一日我也會像他們一樣。

每個星期六的早晨，我必須去每一位客戶家收取報費。收到錢以後，我就在他們家的大門上用釘子掛著的一張小卡片上打個洞。我的第一份工作教會了我所有的基礎事務，讓我明白必須出門去爭取業務，好好服務客戶，以及如何收錢和找零。

我把畢業致辭的題目設定為「1944年的畢業生未來將面對什麼」（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for the Class of 1944）。父親幫我在鏡子前練習，指導我的措辭、手勢、停頓的地方和需要強調的字眼。我十分努力地準備致辭，希望能激勵那些和我一同迎接新生活的同學——他們中許多人要去歐洲和南太平洋加入捍衛自由的隊伍。我在大急流市的冷溪歸正福音教會發表了致辭。我已不記得自己當時是否緊張，卻記得自認為講得很好，聽眾們都在鼓掌。致辭結束后，聽眾里有一名母親甚至告訴我：「你講得比牧師好太多了。」這在我們基督教社區里可是極高的讚美，因為大家唯一聽過的演講，就是每星期日的佈道。

在電視、計算機和電子遊戲等令人分心的現代產品得以發明之前，我們必須自己想辦法找樂子。我記得最快樂的活動之一就是為妹妹和玩伴們想一些遊戲來玩。我的小妹珍仍然記得我很會做牛奶軟糖，還可以做出許多不同口味。我甚至發明了一套繩索裝置，能將軟糖從家裡的廚房窗口送到鄰居家的窗口。

多年後，我在高中同學聚會上遇到了格林韋老師。作為那次同學會的主持人，我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問他，他是否還記得在我的畢業紀念冊上寫了些什麼。他站起身，在事隔多年後一字不差地背出了那句話，令我感動不已。他當年就在我身上看到了我自己還沒看出的特質。他極富智慧，了解一句肯定的話語具有塑造年輕人未來的力量。直到今日，我都記得他的親切面容。為了紀念他以及他對我的幫助，我不斷用正面話語的力量去鼓勵他人。

祖父就住在店鋪樓上，如果客人在他吃午飯或者忙別的事時進來了，他會聽見門鈴聲。如果他在做餐前禱告時有客人上門，他會停一下，喊一聲「等一下」，在念完禱詞后才下樓去招呼客人。他還會駕著馬車在附近收取訂單及送貨。

我出生在「咆哮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可是對於當時美國急速進步直至無比繁榮的那個動蕩年代已沒有印象。我的童年記憶屬於那個被稱為「大蕭條」的年代。在我10歲時，羅斯福總統（Franklin Roosevelt）獲取連任，他在就職演說里提醒美國人：仍有1/3的同胞沒有住好、穿好、吃好。當時有1/4的美國人失業，大部分家庭都仰賴一個人掙錢。我的父親也失業了，丟掉了電工的飯碗，有3年時間都靠打零工維持一家人生計。我們沒能保住他親手建造的房屋，我在那裡度過了幾年美好的童年時光。

可惜的是，我在課堂上的成績不九*九*藏*書如在球場上的表現。鼓舞他人、結交朋友和社交而不是坐在教室里更符合我的天性。儘管我的成績有所進步，卻還是不夠好，而且我沒有目標。我的腦海里仍存有自己當老闆的想法，可我不知道何時、如何當老闆。

「什麼？」

高中時經歷的另一件事永遠改變了我的一生以及我對自己的認定。畢業時，文質彬彬、具有學者風範的聖經老師倫納德·格林韋博士（Dr. Leonard Greenway）在我的畢業紀念冊上寫了一句讓我銘記在心的話，那只是一句簡單的鼓勵話語：「做一個在神的國度有領導才能的正直年輕人。」他的話語雖然簡單，但對一個不是好學生，而且被說成「不是上大學的料」的年輕人來說，卻是無比珍貴、令人感動的。我欽慕的老師視我為領導人！我從來不認為自己做得到。

外祖父的銷售本領，在我眼中猶如魔法一般。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天生的推銷員，但我從小便對外祖父和附近的小販感到著迷。在那個艱難的年代，他們的生計全維繫于自己銷售的本事。

我不記得自己是如何被提名的，但我參加了高三學生會主席競選。讀過一年戴維斯職高后，我以為大家都不記得我了，不過，或許靠著我當啦啦隊長的名氣以及擅長交友的性格，我的人氣直線上升。有些老師甚至還幫我拉票。有一天，我的老師離開教室幾分鐘后回來對我說：「你當選了！我太興奮了！我很希望這是真的，所以一定要自己去確認一下。」

我回答：「我來。」

我很幸運，我的母親也給我的人生帶來了好的影響。她是個家庭主婦，無時無刻不在照顧我和妹妹們。不像父親，母親說，她在那些艱難的日子里可沒有那麼樂觀。然而，她有一股安定人心的力量，把家裡整理得井然有序，準備三餐，以務實和節儉的精神讓全家安然度過了不景氣的年代。她是個親切慈愛樂於助人的人。是她教會我如何做牛奶軟糖，灌輸我和工作相關的道理，堅持每個孩子都要分攤家務事。擺餐桌、清理餐桌或洗碗，你必須選一樣做。通常，我會幫母親把碗盤擦乾，這個例行工作讓我和母親每晚都有時間在一起聊天，我想，這是現代文化所缺少的。

「開戰了！日本人轟炸了珍珠港！」

所有商家在星期日幾乎都會打烊。飲酒不受贊同，跳舞甚至看電影都被一些教友視為浪費時間。我們社區有兩大教派，一個是美國歸正會（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是殖民時期由荷蘭移民引進的；還有一個歸正福音教會，是從美國歸正會中分離出來的，緣由已不可考。我們家參加的教會是更正教會（Protestant Reformed Church），是從歸正福音教會中分離出來的，是這3個教派中最嚴格、最傳統的支派。教友通常會參加在紅磚大教堂中舉行的星期日早晚兩場禮拜。

那袋外祖父跑完路線后剩下來的洋蔥，是我第一次販賣的物品，當然，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之後，外祖父每次剩下的青菜，就由我拿去賣。這需要銷售技巧和毅力，可是我樂此不疲。我從送報和分擔家庭雜務中獲得的經驗和心得，在我幼小時便奠定了根基，使我最終成長為一名勤奮、有責任感、注意細節並懂得取悅客人的工作者。14歲時，我在家附近的加油站找到了一份工作。那時候的車主依賴附近的小型加油站，它們大多是由懂得修車技術的鄰居們開設的。這些加油站大多在前面有兩部加油機，還有一個修車棚。許多工作人員都穿制服，戴著很像警官的帽子，襯衫領口還系著蝴蝶結。除了加油，洗擋風玻璃和檢查油箱、水箱之外，這些加油站還提供其他保養服務，而這些我全部做過。

我的家和朋友們的家、大街和遊樂場、教室和一排排教堂長凳、我的父母和祖父母、老師和牧師，所有這一切奠定了我的基礎。從送報紙開始，我學習著該如何經營自己的事業。從外祖父登門兜售蔬果的過程中，我體會到了第一筆銷售帶來的成就感。在高中擔任高年級學生代表時，我撰寫並發表了我的第一次演講。我的基督教信仰啟蒙源自家庭的奉獻和主日學播下的種子。恩愛的父母讓我得以相信恆久的關係與成功的合作。父親的持續鼓勵使我自信、樂觀，同時，在一位睿智、體貼的老師的仁慈指導下，我開始思考自己能否成為一位領導者。

在我成為知名的勵志演講人之後，我的經典演說之一就是《行動、態度和氛圍》（The Three A's: Action, Attitude, and Atmosphere）。很多人無法採取行動，因為他們被恐懼和懷疑包圍了。可是，我們若不採取行動，終將一事無成。行動源於積極的態度，而積極的態度是在合適的環境中培養出來的。我的環境就是我的親密家庭與充滿愛的社區，大家通過信仰的力量和辛勤工作在大蕭條中獲得幸福，並緊緊懷揣擁抱美好明天的希望。不論是對我自己的孩子、我的奧蘭多魔術隊的球員還是數百萬的安利營銷人員，我都在不斷強調要有合適的環境。如果你身旁都是態度消極的朋友，那就離開他們去尋找態度積極的新朋友。遠離一切可能造成負面行為及意外的地方與狀況。如果你生活或工作的地方充斥著消極的氛圍，那就去別的地方，尋找擁有積極態度，和你有著共同目標和利益的朋友、事業合作人及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