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傳奇，從平凡起步
02 14歲的冒險，開車橫越美國
我與家裡的聯繫是靠著父母、家人和朋友寄來的書信，這讓我可以知道家鄉發生的事情；父母和我每星期至少寫信一次。年輕戰士莫不盼望收到家書，因為即使家鄉的人定期寫信，也不表示他們可以定期收到信。把信送到部隊是一項挑戰，因為朋友和家人未必知道自己想念的人駐紮的地方。他們只知道必須把信寄到太平洋或大西洋地區的郵局。
儘管戰爭結束了，我們還是被派到了海外。我在天寧島待了6個月，「艾諾拉·蓋號」（Enola Gay）轟炸機就是在這個小島裝載原子彈后投向廣島的。我的任務是協助拆除美軍從日軍手中攻佔這座小島後設立的一座機場。我在太平洋的一個小島上開著小卡車，完成了並不複雜的任務，我明白這份任務很重要，也很驕傲能參与其中。
那個時候，每個當兵的人都和我有著相同的想法：「我們一定要贏！我要去當兵！」因為健康問題而無法服役的男性都感到沮喪。如果你能通過體檢，便會非常開心，因為知道自己可以去從軍了。現在說起來，大家或許很難相信。經歷了越南戰爭的爭議和徵兵制取消之後，只有選擇當兵的人才會去打仗。我永遠不希望美國年輕人去參戰，但我認為我們已喪失了一些寶貴的愛國主義和願意為國犧牲的精神。在明白自由國家的未來維繫于打贏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年代，那種精神是如此鮮明及重要。
「嗯，」他看完一個整段后便回答，「好啊，你要去的話，我就跟你去。」
和所有入伍的人一樣，我想到了打仗和為國捐軀的實際危險。每天報紙都會刊出在戰場上受重傷或陣亡的戰士姓名，其中有些姓名是我熟悉的，甚至還有我認識的年輕人。我了解自己有生命危險，可能被派往危險的地區，或許再也無法回家了。那時，還有後來在戰時，我開始嚴肅地思考自己的信仰。信仰在軍營中有重大意義，因為你隨時可能性命不保，看到人們死去；今天你的弟兄還活著，明天可能就死了。生命與死亡隨時在眼前鮮明呈現。因此，宗教變得更加嚴肅，你必須決定自己相信些什麼，不相信些什麼。戰爭堅定了我的信仰，我明白上帝在眷顧著我，引領我的人生，使我得到安慰。
生日快樂！只想告訴你你對我有多麼重要。過去的25年裡，我們有過分歧，但之後總會發生更棒的事。我不知道是否有更簡單的表達方式，但這就叫做相互尊重，更適合的字眼叫作「愛」。這些年對我們來說是如此美好，很難一一說明，但所有的興奮與喜悅都是因為我們曾一起走過。這一切源於每星期25美分的便車，它開啟了一趟美好的旅程。
經過一年半的訓練，我在1945年春天接到命令，要前往一個位於日本以南的太平洋小島基地——天寧島（Tinian）。我接到命令時，德國已經投降，對日戰爭也已接近尾聲。1945年8月15日我開車前往鹽湖城時，從車上的收音機中聽到了太平洋戰爭結束的新聞。由於我們開到了山上，廣播信號很弱，又找不到任何加油站可以打電話，等開進山谷時才又接收到了信號，這才證實日本已經投降，大戰確實結束了。我在鹽湖城和全美國民眾一起慶祝。我們這批人尤其興奮，因為我們以為自己應該不會被派到海外了。
從男孩蛻變為男人
傑後來成為投彈瞄準器方面的高手，教導新兵維修和調整投彈瞄準器以及如何執行投彈。在執行投彈時，負責轟炸的軍官主控整架飛機。飛行員設定飛機航路，但抵達投彈地點之後，便交由負責轟炸的軍官負責。沒多久，傑便被送到耶魯大學接受軍官訓練，之後很快便晉陞為軍官。他很聰明，學這些東西很快。在服役期間的眾多往來書信之中，傑在一封由南達科他基地寫來的信里說道，那一天是他的生日，他正在辦公室值勤，主管整個基地。他只不過21歲，就負責起基地上所有的轟炸機、士兵和飛行員。唯有在戰時，國家才會把如此的重責大任交付給這麼年輕的人。
戰後回到家鄉時，我和傑像所有退伍軍人一樣，迫不及待地要在這個充滿希望的新美國把握機會，將我們在戰時早已開始謀划的事業付九-九-藏-書諸實踐。在我入伍以前，傑有一次休假回家，一晚，我們聊天時，我問他：「等戰爭結束以後，你要做什麼？回去讀大學？」以我們的背景和想要實現創業夢想的心，我想兩人都明白，大學並不適合我們。我們談得越多，越明白兩人應該合作創業。
我們剛認識時可說是陌生人，彼此極不相似，不僅在個性上，在體型上也是。我短小精悍，有一頭黑髮，傑則高大修長，有一頭金色鬈髮；我外向，他害羞；我會逗人開心，傑則富有機智，時常讓人會心一笑。我還在讀高一時，他已經上了高二。他話不多，不喜歡閑言碎語，不過人很有趣，因為他喜歡普通高中生不會感興趣的話題。我或許沒耐心成為學者，可是我想要擴大自己的眼界，所以我們逐漸彼此吸引，並能進行頗為有趣的對話。
狄維士的感悟
後來，我常向大眾談到「合作」的力量。單打獨鬥的企業家很難具備完備的智能、知識、技能和才華，很難只靠一己之力成就事業，我和傑一開始便明白這點。我認為他被我吸引，是因為我帶領他加入了社交活動的圈子，領略到了結交朋友的樂趣，用啦啦隊長的熱情去擁抱生活的美好與喜悅。而我敬重傑的智慧。他博覽群書，聰明絕頂，記得讀過的所有東西。單是在日常交談時，我便從傑那裡知道了許多那個年紀的孩子不會知道的事。他的父親經商，所以他也懂一些商業知識。每逢星期六，他都會在父親的汽車經銷公司修理汽車，這一經歷讓他具備職業操守，也掌握了一些機械技能。
我懷念那個所有年輕人都能經歷冒險的年代。現在的趨勢是，許多父母往往出於恐懼或擔憂而過度保護自己的子女。這些「直升機父母」盤旋在子女的頭上，想著只要孩子一跌倒馬上就可以把他們扶起來。事實上，如果我們不讓孩子在學會自己走路之前跌倒幾次，就等於是在害他們。在當下複雜不安的世界，根本不可能讓14歲的孩子像我和傑那樣開車去蒙大拿州。感謝父母的信任讓我完成了那次千載難逢的冒險。那趟旅程幫助我和傑由男孩成長為男人。現在想來，我和傑的父親當時就明白了這個道理。
電影院的電影新聞會播映戴著鋼盔的德軍和坦克橫行歐洲的畫面。傑對於戰爭的後勤與報道極有興趣，有自己的看法，熱衷於討論歐洲與南太平洋等對大急流市的男孩來說遙遠的異域中發生的戰事。美國為了維護自由而對抗德國與日本的獨裁體制，我們這兩個將來秉持美國獨特的自由與創業體系而創立一家公司的男孩對此有著獨特的興趣。在新聞影片中，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東條英機在瘋狂的群眾前昂首闊步，每個在星期六早晨去電影院看到這些影片的男孩都明白擊敗這些敵人的重要性。他們也渴望加入戰鬥，打贏這場戰爭。
愛你的理查
我和傑的初次合作，是在他父親的公司修理他的A型車。我喜歡傑，因為他是個聰明人，他喜歡我，必然是因為我逼他放下書本去享樂。在學生時代，他都是在家看書的。我會問他：「傑，你今晚要去看球賽嗎？」
為自由而戰
生命與死亡不斷交錯
我在1946年8月退伍，從日本航行到舊金山，再乘火車去芝加哥。我已滿20歲，戰時經歷和異國生活使我更加成熟。我迫不及待要投入這個因戰爭勝利而充滿信心的國家。美國經濟開始起飛，大家情緒高昂，那是我這一生中經歷過的最有信心的時期。我們證明了團結的力量，證明我們有能力克服逆境、創造偉大。美國人準備重新工作，購買新車、家電、房屋……一切曾因戰爭短缺的物資。我們樂觀地相信將過上美好生活，比以前要更好。返鄉的軍人要麼自行創業，開設加油站、商店等，要麼去找工作，努力打拚。美國打了一場勝仗，沒讓可怕的希特勒屠殺我們的同胞、佔領我們的國家，也沒讓覬覦世界其他地區的日本軍國主義擴大帝國版圖。美國現在九_九_藏_書將展翅翱翔。
戰事讓我接觸到了從全美各地到南太平洋的不同信仰及背景的人們。軍隊讓我學會了守紀律、做好該做的事、保持強健的體魄、指揮方法以及嚴謹作風——當你管理很多人時，一定要制定清楚的規則及方針。我那時並不知道，有一天我和夥伴會需要運用相同的原則來經營一家國際企業，管理數千名員工和數百萬營銷人員。
在母親極不情願的祝福下，如同現在的男孩跨上單車騎到街上一樣，我就要手握載貨卡車的方向盤，開上1600多千米的車到蒙大拿州了。這趟旅行展現了我在事業和生活中的冒險精神，也讓我和傑的友誼愈加牢固。我們相信，會是彼此一輩子的好朋友。
朋友的意義無遠弗屆
狄維士的感悟
戰事讓我接觸到了從全美各地到南太平洋的不同信仰及背景的人們。軍隊讓我學會了守紀律、做好該做的事、保持強健的體魄、指揮方法以及嚴謹作風——當你管理很多人時，一定要制定清楚的規則及方針。我那時並不知道，有一天我和夥伴會需要運用相同的原則來經營一家國際企業，管理數千名員工和數百萬營銷人員。
我已不太記得我和傑在開車上學的途中都聊些什麼了，但我確定，我們兩人的共同心愿是有朝一日能夠自己創業。不過，和那個年紀的男孩子一樣，我們比較常聊到的是運動、女孩或是學校的考試。我記得聊得最多的是戰爭，現在很難想象，但在當時，大家談論的話題都是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除了歐洲和太平洋的戰事，什麼事都不重要。我們拾起門廊上的報紙，頭版頭條都是打贏或打輸了一場戰役。黑白照片要麼是美國士兵在歐洲行軍，要麼是海軍陸戰隊搶灘登陸。所有的電台廣播的都是陌生地方的最新戰況，以及贏或輸了一場戰役帶來的影響。
我的母親對傑的父親說：「吉姆，他還沒大到可以開車橫穿美國。」
這趟旅程展現出了我和傑在事業和生活中的冒險精神，讓我們遊歷了美國，並且更加深愛自己的國家，而這將塑造日後我們創業的原則及風格。我和傑還學到了團隊合作、自立自強、負責任、互動信賴的道理，並體會到了做好工作帶來的滿足感。我們一直很享受旅行，例如後來做紐崔萊產品時，需要每年前往加州公司總部兩次。我和傑喜歡開車往返加州，總是順路前往國家公園並去山上滑雪。經歷了一同開車上學、放學后一起玩耍以及開啟了青少年夢想之旅的公路冒險之後，我們的友誼變得愈加堅固。等我高中畢業時，我和傑已親如兄弟，相當熟悉彼此的個性。我們相信，彼此會是一輩子的好朋友。高三那年，傑在我的畢業紀念冊上寫下：「真金不怕火煉。」
終身的合作事業是很少見的。而我和傑終身合作的理由是如此單純和自然，沒有經歷過這種獨特情誼的人很難用文字描述。這一切的開端是那麼微不足道：每星期付25美分搭便車上學的交易。不過數年後，傑在戰時寫信給我時，稱我為「永遠最好的朋友」。在還沒成年時，我們便在我家的車庫裡謀划著合作創業。
我需要更有效率的交通方式，由於早已具備創業精神，我很快便有了一個靈感。我注意到在我住的東富頓街，有一輛後座空著的1929年產福特A型敞篷車常會從我家門前開過，而同一輛車就停在學校的停車場上。我想，坐這輛車絕對比坐公交車或徒步上學好。所以有一天在學校里，我主動走上前與開那輛車的同校同學搭話。我告訴他，我就住在他家附近，希望可以搭便車上學。他也很富有創業精神，對我說：「你可以每星期付我25美分補貼油錢嗎？」當時每3.8升汽油大約是10美分，我同意了這筆交易。後來才知道，他向每位想搭車的同學都收取每星期25美分的車錢。這是我和傑·溫安洛的第一筆正式商業交易，他從此成了我的終身好友及事業夥伴。
我們說，異性相吸，「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我和傑是兩個非常不同的個體，https://read.99csw.com但在一起合作以後，什麼事都能做好。我需要坐車去上學，他有一部車，又剛好搬來我家附近。上帝為我開啟了一扇門。假如我沒有走過那扇門，我的人生可能會很不一樣。有人曾問過我，如果沒有傑，我同樣會成功嗎？我的回答很簡單：「不會。」我相信傑也會做出相同的回答。2004年他過世前不久，傑對他的小兒子戴維說：「你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維持這段合作關係。」
傑的父親後來與我非常熟悉，甚至給了我和傑第一個合作的機會，同時測試了我們承擔成年人責任的能力。當時我年僅14歲，傑16歲，不過，傑的父親一定很信任我們倆，認為我們擁有超出自身年齡的可靠度和能力。他問我倆是否願意把兩輛小型載貨卡車從大急流市開去蒙大拿州波茲曼市（Bozeman）的一個偏僻小鎮，交給他的客戶。這還用問嗎！戰時的汽車產業僅生產用於軍事的車輛，蒙大拿州大型農場的主人只好四處收購這種載貨卡車。如今，把這種責任託付給兩個毛頭小孩簡直是難以想象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大量年輕人都去海外打仗了，所以男孩們需要更快成熟。戰時的男孩們需要去做男人的工作，因此我才能在14歲就拿到駕照。
「合作」的力量
有一回坐他的車上學時，我忍不住問他：「你今晚要不要去看球賽？」我當時根本不知道他是否明白我指的是高中籃球比賽，也不知他是否看過，沒想到他回答說：「好啊，我猜一定很好玩。」於是，我們結伴去看了一場籃球比賽。後來，我們便不時去看球賽，當然，在球賽上會碰到其他朋友，賽后也會一起去喝可樂、吃漢堡。跟我交朋友之後，傑開始接觸到不同的人，也在學校里有了一些朋友。我們經常混在一起，還不時帶女孩出去約會。
傑的父親詹姆斯（James）和另一名荷蘭人約翰·菲利克馬一起經營著溫安洛與菲利克馬汽車經銷公司，該公司直到今日仍在營業，這也是為何傑還是個青少年時便能在大蕭條時代自己開車的原因。我剛認識傑的時候，他很好學、沉默寡言。他是家中獨子，跟我家相比，我很訝異他的家裡極為安靜，父母非常保守。我很外向，不是認真學習的好學生。而傑則保守、認真，在我眼裡他不用讀書就能拿到全科優秀。所以，我最初被他所吸引，不是因為我們彼此之間有任何共同點，僅僅是因為他的車。以前他住在城外，有幾個一同去教堂的朋友，後來他搬到了我住的東富頓街，在新社區並不認識什麼朋友。
公交車轟隆隆地停在我們街盡頭的那一站。我讀的教會中學離家有3千米遠，有時公交車司機看見我豎起外套衣領，帽子拉得低低的，黑色膠鞋深陷雪地里的樣子，便會讓我免費搭便車去上學。他一定是注意到了我要比其他同學走更遠的路去學校，也知道在寒風大雪之中走這段路的感覺更加漫長。我有時會坐市區公交車，可是公交車路線穿越大急流市中心，中途要停好幾站才會抵達大急流市基督教中學。想要按時到達學校的話，我在日出之前就得起床了。
入伍時，我曾希望成為飛行員。但1944年夏天，戰事已趨於尾聲，空軍決定不再另外訓練飛行員。他們分派我擔任滑翔機技工，負責用來空降部隊及設備到戰場上的飛機。我穿著便服到大急流市訓練站報到入伍，不多久便換上了綠色軍裝，口袋裡放著一張由政府出資的去往芝加哥的火車票。我記得和父母一起在月台候車時，他們努力不顯露出太多情緒，但他們擔心唯一的兒子將在異地身處險境。
後來在服役時，我坐火車去遍了全國各地，車上擠滿軍人，在這種行程中，同袍之間會自然而然地嬉戲打鬧。因為我天生外向，我覺得在客滿的車廂里，跟渴望去打勝仗的年輕戰士們擠在一起其實很有趣。坐火車去芝加哥是我頭一次長途旅行，目的地還是個大城市。聽著鐵軌的轟隆聲，望著窗外的中西部農場、小鎮和工廠，我一個人想著心事。在火車上的幾小時里，我想了好多。
「他們會沒事的，」傑的父親說，「他們是大孩子了。」
在高速公路出現前的年代，汽車限速大約是64千米/小read.99csw.com時，道路是雙線道，沿著縣界線鋪設。我們常常會開上好幾千米，在十字路口來個左急轉，沿著那個方向開一會兒，再向右轉，來回重複好幾遍。當時的公路就是這樣的，因為要優先考慮農場而不是道路的順暢。我們開過艾奧瓦州，又穿越了南達科他州。我記得我們在拉皮德城（Rapid City）著名的沃爾藥店停車休息，然後開到惡土國家公園（Badlands National Park），看到了在教科書上看過的經典石刻山：拉什莫爾山（Mount Rushmore）。
我在家裡裝了一個籃球架，有時和朋友們玩投籃時，會看到傑開車過來，他停好車后並不過來一起打球，只是在附近閑晃。他會跟我們一起進屋，我母親會拿些吃的出來。我母親非常喜歡傑——有哪個母親不喜歡兒子結交成熟、好學、有創業精神，還開著老爸車行汽車的朋友？我和傑的友誼日益加深。我帶給他一點生氣與活力，更從他身上學到許多，因為他很聰明。這真是再理想不過的組合了。
我就說：「來吧，一起去。」
因此，在我母親不情願的祝福下，如同現在的男孩跨上自行車騎上街一樣，我就要手握載貨卡車的方向盤，開上1600多千米的路到蒙大拿州了。我和傑不斷討論與規劃行程，因為太興奮了，上路的前一天晚上都沒怎麼睡著。我們醒著，腦海里浮現出大西部、高山、大草原和牧場的景象。我和傑手頭拮据，一路旅館也不多，所以就睡在卡車后的稻草堆上。車子有拖車桿，所以我和傑可以一起開車，用一輛卡車去拖另一輛。有些地方我們有熟人，便會停下來。在艾奧瓦州有一些歸正福音教會的人，還有一些比我們年長的孩子要去大急流市的加爾文學院讀書。我們在這些人家裡歇個腳，東道主便會招待我們。其中一戶人家可能是德國後裔，請我們吃了德國酸菜。我還記得，那家人因為看到我第一次吃酸菜時扭曲的表情而大笑不止，我討厭這個味道。
在我們合作超過1/4個世紀之後，我寫了一張生日卡給傑，他一直保存著。這張卡片總結了我們寶貴的友誼及合作關係，勝過所有解釋：
「荷蘭雙胞胎」
我們從大急流市出發時，卡車輪胎幾乎已經磨平。我記得在一個大熱天里爆胎了3次。我們用帶來的補丁修理車胎，但一個不知名小鎮的修車廠要收我們5美分才願意幫我們的車胎打氣。即使是5美分也超出了我們的旅行預算，我們只好在烈日下自己動手給車胎打氣，揮汗如雨。這是另一條我早早獲得的人生經驗：節儉和自立自強。
多年後，《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的一篇文章把我和傑形容為「荷蘭雙胞胎」。這種說法在很多方面都不正確，因為我們的外貌和性格都不同，但也不算錯，因為我們的世界觀和理念極為相似。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我們這份友誼從一開始就很成熟，因為現在有很多人從不曾彼此了解，就憑著外表以及彼此個性合不來，便對別人妄下評斷。我和傑原本不太可能走到一起，但倘若我們永遠不試著去跟外表和舉止看起來不像自己的人做朋友，就永遠不會知道彼此其實有多麼相像。
我和傑維持著書信聯繫，他寫的信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尤其是當我身處離家數千千米的一個太平洋小島上執行任務的時候。我寫給他的信中很多都例行報告式地描述一下自己的日常任務，可是傑寫給我的信都很深入，充滿哲理。他寫了很多東西，因為他思考了很多問題。他的信讓我安心，也讓我明白彼此友誼的深度。
戰爭結束時，我和傑都堅信彼此是最好的朋友和有成功潛力的事業合伙人。我們相信彼此的能力，明白彼此能取長補短，最重要的是，我和傑互相信賴。事實上，我把當兵存下來的所有錢都交給了傑，作為我們第一項事業的投資。我們將開創一項相當特別又冒險的事業，可是我們兩人都相信它的前途一片光明。
他會放下書本抬頭回答：「我沒想過這個問題。」
後來，我常向大眾談到「合作」的力量。單打獨鬥的企業家很難具備完備的智能、知識、技能和才華，很難只靠一己之力成就事業，我和傑一開始便明白https://read.99csw.com這點。我認為他被我吸引，是因為我帶領他加入了社交活動的圈子，領略到了結交朋友的樂趣，用啦啦隊長的熱情去擁抱生活的美好與喜悅。而我敬重傑的智慧。他博覽群書，聰明絕頂，記得讀過的所有東西。單是在日常交談時，我便從傑那裡知道了許多那個年紀的孩子不會知道的事。他的父親經商，所以他也懂一些商業知識。每逢星期六，他都會在父親的汽車經銷公司修理汽車，這一經歷讓他具備職業操守，也掌握了一些機械技能。
我很自豪能自願從軍，與國家有著一致的必勝決心。我們無法想象獨裁者佔領國家，每個人必須聽從希特勒的命令行事的情景。新聞影片中的獨裁者、納粹的「卐」字記號和踢正步的軍人行列把我們都嚇壞了。我決心要盡一己之力保衛國家。後來，我努力不讓死亡的想法在腦海里盤旋。戰場上永遠有陣亡的可能，可是年輕人總以為那種事只會發生在別人身上。時間很緊，我們不會沉溺在危險的念頭中，甚至不會去談論它，只做該做的事。在那趟前往芝加哥的火車上，我才驚覺自己已離開家，可能有好長時間都無法回去。
我帶著政府發的那張去往芝加哥的火車票和抵達后的報到單下了車。芝加哥火車站擠滿了穿制服的男人和奏樂的軍樂隊。我從那裡又坐上了前往得克薩斯州謝帕德機場（Sheppard Field）的火車，那是位於得克薩斯州及俄克拉何馬州邊境的大型新兵訓練中心。我被分派去維修滑翔機，這些滑翔機會從飛機上寂靜無聲地滑行出去，將部隊和補給空投到敵後。
沒多久，傑不僅結識了更多朋友，還發揮了他的創業才華，找到了更多付費的乘客。他的A型車有時載滿了同校學生，座椅都坐不下，有些人甚至站在車門外的腳踏板上，為了保住小命而用力抓緊車門。當時還沒有安全帶和行車安全準則，所以只要傑沒有超過本市時速40千米的限制，警察就會放我們一馬，他們可能心想這是孩子們在大蕭條時期負擔得起的最佳交通方式吧。
跟我一樣，傑也有思鄉病。他有一次寫道：「今晚我格外寂寞，理查。我想是天氣的關係吧，夏末這涼爽的日子，空氣里似乎有些什麼東西讓我想起了家鄉的秋天。如果今年秋天你、我和大夥們都能回家該有多好。」在另一封信中，他特別提到了我們的友情：「我們兩個人是如此密不可分，是無比完美的搭配，我們的堅固友誼是不會因為戰爭而被拆散的。我們將繼續先前被中斷的事業，去實現所有的夢想，去完成兩個默契的朋友所能做的無數事情。你最好的朋友，傑。」那些信件是我和傑的特殊友誼的最佳見證。我們總會在無意間提到「朋友」這個詞。現在，凡是認識的人就可以被稱為「朋友」，親近一點的，就得被稱為「好友」或者「知己」。有些人在Facebook上甚至有數千個「朋友」。在我們那個年代，朋友就是朋友，是很珍貴的關係。
對於沒能被派到海外，傑感到很失望。後來他告訴我，他們已經在紐約開始登船要前往歐洲，突然，部隊登船的行列停了。一名軍官大喊：「載不下，滿員了！從這兒開始到後面的人都回營部報到。」傑後來說：「等到姓氏由V開頭的人登船時，船就滿了。我去不了，都是因為我姓溫安洛（Van Andel）而不是狄維士（DeVos）。」
我後來才知道，對那些海外服役的人來說，最觸動他們心靈的一個字就是「家」。家有了一個嶄新、美妙的意義，成為一種生命價值。許多軍人想去見識這個世界，也很開心能離家遠行，但後來他們都慶幸有家可回。
1942年春天，傑高中畢業，我們不再只談論戰爭、在新聞影片中觀看戰爭，戰爭已成為事實。那年秋天，傑成為陸軍預備航空隊（Army Reserve Air Corps）的二等兵，後來成為少尉，是B–17轟炸機的訓練組員。傑去服役時，把他的A型車留給我，好讓我繼續開車上學。那是充滿友愛、樂趣和成就的快樂時光，但我心裏明白，一旦年滿18歲，和許多同齡的年輕人一樣，我也會被徵召入伍去保家衛國。1944年6月我高中畢業，7月初便加入陸軍，數星期之間便從學生變成了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