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最後的筆觸有蒼涼之意：「孺人初生兒三十余歲，已列青衿。為娶婦、生孫。父子相見，膜不相識，瑞陽為置田宅。家居二十余年，裒然稱為富人。年踰八十，夫婦齊眉。」

陶淵明的《歸去來辭》成於公元405年，大約是張汝方發橫財的一千兩百年前，傳達了中國人辭官、回歸恬淡居家生活的心聲。雖然，陶淵明並無飛來橫財的記載，前後做過八年的官，但他對讀書做官的種種好處無動於衷，決心回歸田園生活。陶淵明跟張汝方一樣，都說當個農夫就已心滿意足。陶淵明就像張汝方，也想再見到孩子；同時，陶淵明和張汝方都花二十年（陶淵明花了二十二年，從公元405年至427年）的工夫，才返歸魂牽夢縈的故里。

張岱希望寫史，這個想法源自他展讀歷代節義之士的事迹，心頭總覺熱血慷慨，就如「肉視虎狼，冰顧湯鑊，余讀書至此，每為之頰赤耳熱，眥裂髮指，如羈人寒起，戰慄無措；如病夫酸嚏，淚汗交流」。

張岱還談了《古今義烈傳》的治史方法，他把要寫的人分為幾類。有兩種人值得稱頌，其行動遽然而發，慨然無我。第一種人「慷慨赴義，必于倉皇急遽之交，生死呼吸之際，感觸時事，卒然迸裂，如電光江濤，不可遏滅」。另有一種人的卓然氣節與這種人相關，「乃有為國捐軀，至死不悔，是蓋純任憤烈，非謂當然而然也」。果敢行動背後的力量勃然而發，令張岱動容，而這正是為什麼他不想寫荊軻之流、為「恩結」赴死的劍客，不寫「君臣之分，莫逃天壤，而有死無他」的大臣。張岱也不寫不值為之而死、或是出於「積處所成，非義憤所激」而死的人。

張家先輩的作風堪稱耿介，相較之下，張岱的父親在魯王府當差的時候，作風似乎就比較一派輕鬆，漫不經心。張岱寫道，天啟七年歲暮，此時父親就任不久，「山東妖賊猖獗，圍兗州城三匝，先子任城守，出奇退賊」。當地官員，例如監軍劉半舫——張岱曾於崇禎四年（1631）為他獻演《冰山》，「皆敬禮先子，稱莫逆」。

但是，千載難逢的機會送上門來：「一日晝寢方寤，聞樑上群鼠曳紙，〔𧾷宰〕〔𧾷察〕聲甚厲。急起叱逐，有文書一卷墮地，拾起視之，乃楚王府報生公移也。瑞陽（汝方之號）藏之簏底。」

張炳芳從中謀取的好處究竟有多少，張岱並未言明，但是大官收個一兩萬兩白銀，顯然不是新鮮事。這個數字對買賣、收藏古董的張家人——燕客、山民、張岱，其中又以張聯芳最出名——來說，也並不陌生。

六十年前，曾祖文恭拒不向權傾一時的大學士張居正獻媚，以示他的耿介。但張炳芳對大學士周延儒卻無此忌諱。周延儒在崇禎三年（1630）至崇禎六年這段期間把持朝綱，一般認為，崇禎在天啟皇帝之後繼任，仍由一群貪官污吏握有大權，頗讓改革之士失望，其中最為腐敗者就是周延儒。張炳芳似乎很快就成為這位權臣不可或缺的左右手，在亟欲爭取高陞的各省要員之間扮演中人的角色。張炳芳在紹興，約天啟至崇禎初年間，曾是出身合肥、官運亨通的許芳谷的心腹幕僚，如今人在京城的張炳芳，打算和已出任巡撫的許芳谷再續前緣。

祖父張汝霖似乎也是同樣不識時務，把心思都放在讀書上頭——或許他有心克紹箕裘，也想得意科場，所以完全不管家產的經營。雖然張岱的敘述簡練，措辭老套，不過從字裡行間，還是能見到張汝霖當年苦讀的生活細節：「文恭捐館（萬曆十六年），家難漸至。縣官修舊隙，魚肉人。大父讀書龍光樓，輟其梯，軸轤傳食，不下樓者三年。田產居積，多為人豪奪，不敢阻，直聽之而已。」或許張汝霖很聰明，知道若要金榜題名，就得遠離紅塵俗事——但也因他不涉庶務，導致家產為人所奪。

張岱在最後一段筆鋒一轉，出言有可能招來橫禍：「故凡豺狼當道，請劍無門，雖能以一身挫其鋒，以片言折其角者，並收列之，蓋欲以空言存斧鋮，不欲以成敗論英雄也。」如果張岱所提以前的議題與當前時事相關，就算有人說他信口雌黃、沒有根據，他也不會將之刪去，因為他希望他的文字能夠彰顯仁義道德。張岱在此的典範應是史家董狐，孔子贊其為人耿直及行事力求真相的作風。張岱最後以嘲諷的口吻作結，說即使馬、犬、鳥、猴也有懿行傳之於世，譬如救騎馬之人于溺水之中，或示警賊之將至，他也會予以適當的記載：「余特署之於簡，以愧世人之不知猴馬者。」

如果說張岱剖析先祖言行有月旦臧否之意的話，在此仍然看不出來。但是，張岱有兩篇長文提到伯祖張汝方與三叔張炳芳，就不是這麼回事了。這位伯祖比張岱的祖父張汝霖大了幾歲，不過，講到家產、學問，似乎就不及張汝霖或其他拔萃的先人了。張汝方可能是偏室所生，或是曾祖張文恭的表親所出——張岱對此並未細談。張岱寧可開門見山，直接就談起張汝方，以期其事迹能流傳下去。「族祖汝方，長余大父數歲，讀書不成，去學手藝經紀，俱不成，貧薄無所事事。娶某氏，不能養，為富家漿浣縫紉，藉以餬口。」九*九*藏*書

據張岱所言，張炳芳年少「機穎」，而且還有個少有的特質：「與人交，、輒洞肺腑，談言微中，無不傾心向之。」或許正是這樣的性格，才使得張炳芳和少年張岱一同摸索蘭雪茶的妙方。在紹興，無論是士紳之家或是在地官員，但有所請，張炳芳無不想辦法幫忙。譬如張炳芳自萬曆二十八年（1600）之後二十年間，便幫了幾位當地士紳建造府邸，不論造景或土木精工，「費且巨萬，皆赤手立辦之，不為苦」。

據張岱形容，張炳芳相貌堂堂：「三叔鬚眉如戟，毛眼倒豎，未嘗正視人，而人亦不敢正視。」但這顯然並無礙於張炳芳優遊官場：「三叔機警善應變，目所見輒終記不忘，凡台省部寺，朝上疏，夕必伺於三叔之門，探問消息，車馬填擁，行者不得路。而夜歸見客，必四鼓。旨一出，有喜事，即以赫蹏走報，時人稱之『張喜雀』。間日入直，則衙署稍閑；一出直，則蠅附蜂攢，撩撥不去矣。」

張岱此處所言顯然並不正確，張炳芳在北京冒著極大風險。他到了崇禎年間，作風更是大胆，利用職權警告有遭彈劾之虞的官員，甚至收賄而羈留參劾官員的上疏。最後張炳芳玩火自焚，東窗事發。崇禎十一年（1638），張岱的九叔張九山剛獲派任南京戶科，上疏彈劾巡漕史𡎊瀆職。張炳芳重施故伎，警告史𡎊並羈留上疏。史𡎊果然也饋以巨資，但沒想到的是張九山繼續上疏彈劾，措辭更為嚴厲，這回張炳芳也攔不下來。史𡎊入獄，咬出張炳芳納賄，從此斷了張炳芳的仕途。經此風波，張岱這兩位叔叔勢如水火，一見面就互相叫罵。

天啟七年（1627）九月底，明熹宗駕崩。皇帝登基駕崩，臣民繼續過著自己的生活本是常態，但因為天啟一朝腐敗的程度，歷朝歷代少有能及者，所以熹宗的駕崩勢必引起很大的反響。萬曆四十八年（1620），熹宗的父親光宗即位不足一月，便遭人毒死，廷臣倉促擁立未滿十五歲的熹宗登基，以免後宮妃嬪與閹官聯手攝政。但是廷臣錯估局勢，閹官魏忠賢入宮三十載，善於玩弄宮廷權謀，深受新太后與乳母所信賴，而少年熹宗也對魏忠賢寵信有加。

天啟七年（1627），張炳芳一如伯祖張汝方在隆慶年間的作為，「不攜寸鏹走京師」。但張炳芳跟張汝方不同，他從一開始就走對門路，輕易打進權力核心，很快就獲致要職。張岱是這麼說的：「至京師，以一席言，取內閣秘書，如取諸寄。炳芳曾語岱曰：『恩留三相，費省七千。』蓋實錄也。」

多年前，先楚王一姬妾之父就曾經舉報，說他曾送了數十萬兩白銀進楚王府，然後這筆錢就不知去向，遍尋不著，神宗也繼續讓繼任的楚王享有厚祿。年少的楚王納貢兩萬兩以謝皇恩，還重新粉刷幾年前大火受損的紫禁城三大殿。楚王之後又送了幾份厚禮，但其中有些進了一些皇族成員的私囊。最後，楚王公開謀反已是箭在弦上，神宗于萬曆三十三年（1605）下旨進行調查。兩名皇族成員被斬首，四人賜死（被視為比斬首輕的刑罰），四十五人入獄。最後一波的整肅發生在萬曆三十三年五月，自此之後，沒人再敢談論楚藩之事。

熹宗在位期間，魏忠賢的黨羽勢如中天，東廠錦衣衛的耳目遍布京城，官員若是有膽批評其個人或政策，就算是國之重臣，魏忠賢也能教他死在朝廷之上。最有名的案子發生在天啟五年（1625），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六名大臣遭到逮捕拷打。這六名大臣都有功名，其中又以楊漣為首。楊漣本為御史大夫，大胆諫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狀」，於是遭到醜詆納賄，在牢中被活活打死。其他五位大臣也被屈打逼供，慘死獄中。但竟然有官員阿諛奉承，極盡獻媚之能事。譬如浙江巡撫在天啟六年（1626）上疏，祈請在西湖湖畔為魏忠賢建生祠。朝廷准奏，結果各省官員爭相效尤。要等到熹宗于天啟七年（1627）賓天，魏忠賢才告失勢。因為熹宗的五個兒子都早夭，於是就由其弟繼承帝位，是為思宗。這年十二月，思宗將魏忠賢免職之後，旋即下詔逮捕魏忠賢。魏忠賢不想讓他加諸別人身上的手段還諸己身，於是自縊身亡。新帝行事果決明快，時局氣象似乎煥然一新。

在張岱的筆下，汝方還是個謎，雖不誠實卻忠貞，平時耐心觀望，一旦機會在手，也不怕賭。張岱把張汝方放在家族的邊緣，只是個名字，跟家族沒有什麼瓜葛，隨便哪個皇帝他都可以服侍。但張岱寫到生於萬曆六年（1578）的三叔張炳芳時，寫他如何致富以及在北京的情形，更是小心把他的性格和習性與張家隔開來。在張汝方與張炳芳這兩人眼中，北京極富吸引力；但在張炳芳的情形，成功來得比較快，也更和他的計劃有關，同時也跟政治腐敗更有關係。九九藏書

張岱把這件事記下，傳諸後代，無疑要延續劉安人在隆慶初年對高祖的忠告，人應該要能知足，切莫沾沾自喜，引來他人妒嫉而樂極生悲。就如張岱所寫，這麼些年來，北京一直有人勸張汝方用積蓄捐個更高的官，但這筆錢張汝方想望已久，所以行事也更為謹慎。張汝方嘆曰：「人苦不知足，視吾婦領上扣，相去幾何？將為田舍翁，苟得溫飽，足矣！足矣！」於是，張汝方戴上官帽，錦衣歸里。

從崇禎元年（1628）到二年，張岱多半忙著安排《古今義烈傳》的刊刻印行，並邀友人、當地文人作序。結果好評如潮，還有人把張岱的成就與漢代史家司馬遷相比。這年（崇禎二年）秋天，張岱啟程北上探望父親。這些讚譽猶在耳際，也不免有溢美之嫌，但無疑讓張岱更堅定撰寫巨著的計劃：一部上起1368年明朝啟建、歷經十五位皇帝，迄于熹宗駕崩的書。為求謹慎，張岱至此擱筆，不對思宗快刀斬亂麻、剷除魏忠賢之事妄下臧否。

如此驚天動地的消息總是傳得很快；張岱也受其影響，於是決心寫一部詳細的明朝史。說來也很巧，熹宗駕崩之時，張岱剛好完成他第一部著作。此書乃是古人事迹之合集，由張岱廣搜正史、博採野史，上起西周，下至蒙元。張岱最後整理出將近四百則，親手仔細抄錄。此書從萬曆四十六年（1618）開始編纂，當時張岱剛成婚不久，初刊題為《古今義烈傳》，搜羅歷來良將、碩儒、廉吏、明君，但出身卑微之人，如商賈、僧人、乞丐，也廁身其間。每個人物都立有小傳，後置贊語。各篇都會將作者與讀者相連。張岱繼續解釋著述動機，並提到宋代詩人蘇東坡，東坡曾說：「子無病而多蓄葯，不飲而多釀酒。」張岱引述蘇東坡的話：「病者得葯，吾為之體輕；飲者困於酒，余為之酣適。」所以對張岱而言：「使得同志如余者，快讀一過，為之眥裂，猶余眥裂；為之撫掌，猶余撫掌。」

張岱的父親張耀芳自魯王府去職后，于崇禎五年初返抵紹興，此地隨即遭逢旱災蹂躪，嚴重損害農作，有爆發飢荒之虞。對張岱與父親而言，生命開始顯露其常軌。我們可能會以為張岱又會忙著附會這兇險之兆。沒有能幹的官吏來處理飢荒，張岱說他就跟從村民的決定，祈求《水滸傳》中的人物相助。《水滸傳》成於張岱出生之時，人物刻畫栩栩如生，情節精彩絕倫，而其書名帶水，村民期盼能讓當地神明結束旱災。一如忠臣無懼於魏忠賢的閹官走狗，《水滸傳》里的人物也敢違抗朝廷的權威。一百零八條好漢嘯聚水澤邊（書名即由此而來），能令皇帝如有芒刺在背，也能替天行道。張岱跟當時許多人一樣，深受這類草莽英雄所吸引，並以不尋常的方式運用《水滸傳》中的人物。張岱以《水滸傳》中的主要人物寫了好些對子，也珍藏知交陳洪綬所畫的梁山泊好漢。張、陳二人都想捕捉這群草莽英雄身上那股變幻莫測的特質，而陳洪綬的畫技已是出神入化，張岱把他的成就與名畫師吳道子《地獄變相》相提並論。

張岱看出魏忠賢的故事蘊涵戲劇張力，甚至在事件爆發之初，似乎就已著手以魏忠賢一生起落為題材來寫一齣戲。魏忠賢垮台過了一年多之後，《冰山》在紹興公開表演，反應十分熱烈。張岱說戲台前擠滿圍觀人群，門外的廣場也全都是人：群眾對勇敢的御史大夫楊漣深表認同，當扮演楊漣的演員亮相唱出「某楊漣」時，在場觀眾開始高呼「楊漣！楊漣！」據張岱所說，乃「聲達外，如潮湧」。另外還有城中勞役顏佩韋，擊殺依附魏忠賢的當地貪官，他一登場，群眾也是「嘄呼跳蹴，洶洶崩屋」。

張汝方久居北京官場，雖說只是個小吏，但他這麼做並不悖于常情，也反映了他知道的事情——萬曆三十一年（1603）時，北京有很多人都知道楚王府內黑影幢幢。楚王是朱元璋的直系後代，家世顯貴，封在鄂湘，以武昌城一帶為主。當時的楚王是不是封地的合法繼承人，或是如政敵所說的，是王府中的女眷設法從外頭把嬰兒帶進府內，謊稱楚王的薄弱血脈得以延續，這牽涉到複雜的財政、法律問題。整件事千頭萬緒、錯綜複雜，牽涉到楚府諸王與其附庸之間的恩怨。朝廷至少派了兩位重臣秘密調查，而皇帝也知道這樁密謀的來龍去脈。ｈｔtpｓ://ｒｅad•99ｃsｗ.cｏｍ

曾祖張文恭雖然考場得意，卻是仕途坎坷，只因他不願逢迎當道，從俗向批閱試卷的座師獻媚。隆慶三年（1571），張文恭中狀元，拔擢他的主考官是最有權勢的大學士，張文恭卻不屑這入列大學士門生的天賜良機，堅稱他乃出於羅康洲門下——張文恭築室龍山時，羅康洲也在此共讀。根據張岱的說法，有人在這位大學士面前提到張文恭，他只說了一句：「是子病狂矣！」張文恭回應之道就是當大學士生病時，不願跟著趨炎附勢之徒去問候，大學士的族人去世時，也一概不去弔祭。張文恭寧可辭官返鄉，編修《紹興府志》。張岱寫道，曾祖張文恭「光明磊落，直以天下為己任。人且望其為救時宰相，而惜惟天下不造，乃不慭遺一老也」。

天啟初年，張炳芳把關注焦點從士紳之家轉到地方官員身上。當時律例規定，地方官員是由外省調任。張炳芳自願為之效力，而他通達民情，遍布人脈，用處極大，為官者「不諮詢，不敢理郡事」。

不久之後，張岱的父親張耀芳得令查核魯王府近來的刑案，結果他用自己的錢替拖欠庫銀的下屬保釋其家人，為死者買棺木，為返鄉之人提供盤纏。張耀芳還要求把監獄里關的人全放了，再重新發落罪名，這樣在更審時便能赦免其罪，以張耀芳的話來說，救人者稱「義士」，盜賊者稱「俠客」，報仇者稱「孝子」，結果把這「活地獄」鬧得天翻地覆。不管是因為這些古怪的行為或是其他我們無從得知的原因，張耀芳在崇禎四年（1631）離開魯王府。有關父親的去職，張岱只是一語帶過，父親重新審理完案件后，回到魯王府當差，「益究心沖舉之術，與人言多荒誕不經，人多笑之」。

張岱詳述張汝霖如何寒窗苦讀，求取功名，被派到江西任縣令，又如何有幹才。張汝霖一眼就能看出朝廷新征礦稅會造成礦民逃入山中，有害於地方，於是就串連鄰近縣令，一同向新任稅官力爭，以遏止稅銀流失。當地縣誌記載，閹官貪得無厭，課藥材以重稅而引發動亂，張汝霖也能成功平息。但是我們看不出來，這類舉措使張家得益。正如縣誌所言，天下以節儉是尚，張汝霖雖出身巨族之家，卻能安於簡樸的生活。

張岱向來著迷於官場的爾虞我詐與權力的冷酷無情，他對張炳芳令人嘆為觀止的謀算，自然也要繪聲繪影一番，其間細節縱使不見得全然正確，不過事情之梗概應是八九不離十。根據張岱的描述，崇禎三年，時任廣東巡撫的許芳谷，差人送白銀萬兩給周延儒大學士，並委請張炳芳充當中人。張炳芳點頭表示同意，但銀兩並未送至。許巡撫的差官個性卞急，遲遲等不到迴音，便徑直親自向周大學士探詢。周延儒雖認為這差官太莽撞，還是回復他銀兩未到。周延儒反問差官，是誰居間中介。差官回答：「張中書。」周延儒召見張炳芳，張炳芳即刻趕至。在一陣客套之後，周延儒問：「粵撫事果否？」張炳芳回說：「有之。」周延儒伸出大拇指，張炳芳重複說：「有之。」「不至何也？」周延儒問道。張炳芳請周延儒稍待片刻，打發隨從出去，然後答覆說：「太師何言之遽耶？粵差官不慎密，廠衛詗之急，伺稍閑，中書擲原物毆之去耳。」周延儒猛點頭說：「甚善。」周延儒結束這段會晤，還說：「中書君愛我。」

張岱說張炳芳離開太師府之後，找來差官並責備他：「暮夜金而欲相公當堂承認，有是理乎？無回簡矣，我一書亟報若主。」差官星馳回粵，巡撫許芳谷以差官壞事為由，立即將他處斬。張岱進一步道：「後有行金者，委之即去，無復敢問。」

張岱所引陶淵明的詩句，他的族人應該是讀過的：

照張岱的說法——他可能是憑空杜撰，或是從親戚那裡聽來的——伯祖張汝方直覺以為自己遇到千載難逢的致富良機：「又一日，無事晝寢，有數人扣門，急問之，則尋掾史查公案。瑞陽出見之，曰：『掾史焉往？』」汝方答：「我即是也。」來者說：「吾儕楚府校余，為承襲國王事，至宗人府，失去報生文書，特來貴司查取，乞掾史向文卷中用心一查。倘得原案，願以八千金為壽。」汝方回答說：「我向曾見過，不知落何所，第酬金少，不厭人意耳。」來者對曰：「果得原文，為加倍之。」張汝方遲疑了一會兒，聳了聳肩，微微搖搖頭，來者說：「如再嫌少，當滿二十千數。」張汝方心中暗自竊喜，左顧右盼，附耳說道：「莫高言，明蚤齋銀某處，付爾原案。」來者謝去。次日，張汝方「攜案潛出付之，得銀二萬兩」。九*九*藏*書

張岱面對魏忠賢的罪孽，道德立場顯然相當堅定，但對於其他人的過失，只要他們謹守《古今義烈傳》頌揚的宗旨，張岱也就不予深究，對自家族人怪異的金錢和政治做法尤其如此。張岱寫了一系列先祖傳略，用語看似坦率，實則頗經過一番斟酌。譬如高祖張天復一生的失敗，照張岱的推想，原因在於他無法順應西南邊疆的運作方式。張天復出任雲南要職，卻發現自己身陷當地官場與叛亂。雲南實際是由沐氏把持，他也願意出巨金賄賂張天復，以繼續把持雲南。張天復只消收下巨金，與沐氏分享平叛功勞即可。但是張天復以顧全廉節為由，嚴辭不受，結果他錢財功勞兩失。沐氏用這筆錢買通其他官員，找人抨擊張天復處置不當，然後再上疏彈劾張天復。後來因為天復之子文恭放下學業，急奔雲南，設法對簿公堂，張天復才死裡逃生，獲得緩刑——即便如此，張天復也已元氣大傷，前途全毀。

年少的熹宗喜歡做木工，也樂得放手讓魏忠賢處理朝政，自己則流連作坊，就連朝廷老臣也無緣見龍顏，只得聽任魏忠賢及手下爪牙決斷國事。等到魏忠賢掌握朝廷、宮中府庫之後，就指派親信閹官到各富庶省城任職，搜刮稅銀，畢集於戶部。此時國庫支絀，叛亂四起，西北蒙古各部蠢蠢欲動，東北關外又有滿族鐵騎窺伺，但朝廷官兵卻是錢糧俱缺。雪上加霜的是，朝廷政治黑暗，造成北疆戍邊良將死的死、含冤的含冤。滿人更是有恃無恐，于天啟六年（1626）加強攻勢，這從滿族籌劃全面興兵入關便可看出。

這類激奮張岱心志之士在古代可謂處處可見。他們生來便喜冒險患難，一眼就能認出同道之人：「天下有絕不相干之事，一念憤激握拳攘臂，攬若同仇。雖在路人，遂欲與之同日死者。」典範雖在夙昔，但卻有益吾人理解今日的局勢：「余見此輩，心甚壯之，故每涉覽所至，凡見義士俠徒，感觸時事。」時局愈是危厄，良方愈是難覓，事件的發展似乎也愈激蕩人心：「何者？天下事不痛則不快，不痛極則不快極。」所以在日常生活也是如此，猛葯才是良方：「強弩潰癰，利錐拔刺，鯁悶臃腫，橫決無餘。立地一刀，鬱積盡化，人間天上，何快如之！」

就如張岱最後的結論，張汝方起初一貧如洗，嗟來之食，還不足以餬口，但他一心想要致富，衣錦還鄉，照顧家人，而使他「赤手入都，堅忍三十余年，于故紙堆中取二萬兩，易如反掌。昔日牛衣對泣，今乃富比陶朱。入之名利場中，謂非魁梧人傑也哉？乃其厚資入手，遂賦『歸來』，鷗租橘俸，永享素封。霸越之後，不復相齊」。張岱還不想就此擱筆，繼續寫道：「其曠懷達見，較之范少伯，又高出一等矣！」

崇禎六年（1633）初，張岱父親張耀芳去世。十二月間，張岱表示，父親的身體仍然健康，卻突然說二十七日他將「去」。三日前即遍邀諸親友到府，一一辭別，張耀芳果然在二十七日午時逝世。張岱從未表示父親在辭世前，是否有機會在紹興向假扮的水滸好漢致禮。這對父子所見並非總是契合，但兩人對怪力亂神都有所偏好，進而為文傳達其蘊涵的魅惑和意義。如今，隨著父、祖俱逝，張岱面對迎面而來的種種過往，總得賦予某種秩序。

按照當時的演算法，銀三錢夠張汝方的妻子買幾天的菜，但當然不夠他進京的盤纏，對阮囊羞澀的人而言，若欲北行，最好是出紹興，過錢塘江往北走，前往省城杭州。杭州既是人文薈萃、享樂流連之地，也是在上海發展之前東南一帶的商業中心。更重要的是，杭州是大運河南方的終點，而中國的米糧要靠大運河運輸，供應北方的駐軍，以及朝廷與各部百官的胃納。大運河船貨來來往往，常有粗活，好幾千人就靠這攢取微薄日薪，維持生計。張汝方決意一試，張岱說這位族祖「擔簦即行，渡錢塘，至北關門，買一纖搭，應糧船募為水夫，數月抵京」。

崇禎四年（1631），張岱二度北上山東，這回他帶著戲班，為父親獻演《冰山》。當時看戲的人裡頭有不少在崇禎初年後在京為官，他們把親身經歷告訴張岱，張岱也將之寫入戲中。張岱說，加入親歷之人所提供的材料之後，《冰山》一劇更跌宕起伏，引人入勝。

對一個無親無故、學識有限，但又有大志的南方人而言，要在京城謀得差事並不容易。張汝方的辦法也很實際：投身報房抄《邸報》。《邸報》是京師官報，記載朝廷各部的重大政策和文件，再透過驛站系統傳遞至各地官府。報房的薪資微薄——根據張岱所述，除去住宿飲食之開銷，日薪僅剩幾個銅錢。這種貧苦生活張汝方過了二十年，居然還存銀百兩之多。有這百兩銀子在手，張汝方可以體面還鄉，投資做點小買賣，或是買下可觀的田產——從晚明地契看來，一塊不算小的田地轉手價格從三到二十兩白銀不等。但張岱表示，張汝方寧可利用這筆錢，在京城謀個小官，作為晉身之階，雖然在大多數人眼裡，張汝方此舉只不過是從一個死胡同轉到另一個死胡同而已。「辦事吏部，為王府科掾史。」吏部各司業務繁重，張岱說獨獨這王府科「為冷局，門可羅雀」。到王府科公幹的掾史，一個月不過數日，其餘時間則關起門來，各自忙碌他事。官府里通常不見人影，獨留汝方一人無所事事，加上他又沒有家累，所以每日賦閑在王府科內，「又十余年，為掾史長」。九_九_藏_書

張岱說他的族人也投入乞神的活動。五叔才從廣陵辭官歸來，在當地購得一批法錦宮緞，讓張岱裝飾表演用的八座台閣；其中六座祭祀雷神、一座祭祀大士、一座祭祀龍王。旗幟立於台閣之旁或之前，上頭寫著：「及時雨」、「奉旨招安」、「風調雨順」、「盜息民安」。雖然規模並不大，但已令觀者嘖嘖稱奇。不過張岱的叔公對整件事表示懷疑，直言問道《水滸傳》的綠林好漢究竟與乞雨有何相干？張岱說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合起來恰好就是梁山泊一百零八條好漢。

根據張岱所述，某日早晨，張汝方坐在地上，抱著長子守正，發覺自己沒東西給孩子吃，張汝方流著淚對妻子說：「我與若一貧如洗，若再戀棧豆，填溝壑必矣。欲北上，經營經年，以無路費輒止。今至此！出亦死，不出亦死，與其不出而死，吾寧出而死也。我身無長物，見汝衣領尚有銀扣二副，盍與我措置之。」婦人便把銀扣剪下交給張汝方。張汝方急忙前往當鋪，得銀三錢。張汝方與妻子各取其半，說道：「汝以是為數日糧，彌十日，仍往富家餬口，吾以是為路費，明日行矣。」兩人泣別，依依不捨。

張岱在此提到的范蠡與《歸去來辭》自是讀者所熟悉。張岱藉此巧妙揄揚了久歷窮困潦倒的張汝方，把握良機賣掉楚王府的報生文書——雖然這些文書並不屬張汝方所有——因而致富。范蠡多年來一直為越王效力，越國的都城就是後來的紹興。然而，范蠡目睹官場巨變，於是浮海揚帆離開越王，隱姓埋名，而開創人生又一春，成為史上有名的巨富，留給家族龐大財富。司馬遷對范蠡有過一番精闢評論，將之與其他富賈並列，稱之為「素封」。

紹興一帶有好些村落受旱災摧殘，農民競相乞雨，看誰最靈驗。四年之前曾有狂風大潮衝垮房舍，樹木連根拔起，紹興城裡也淹水。於是村民在崇禎五年（1632）扮成海神潮鬼，常常吐口水，企盼天降甘霖。紹興人則扮成《水滸傳》中人物，相信書名是個吉兆。張岱說他為了鼓勵同鄉盡心打扮，不僅以詩畫勾勒書中要角，還要友人、仆侍分頭四齣，到紹興和鄰近村子、山僻，尋求與小說相合的人物。張岱說他無從找到肖似之人，沒有面如黑炭、沒有虯髯美須，沒有兜鍪帶飾、刀杖如樹，也無姿態神韻，頂多隻得形似而已。所以張岱花了幾周的心力，還花了不少錢，才覓得三十六人而已，給他們盤資前來紹興城，扮演小說中的李逵、林沖、武松、孫二娘。這三十六人走在往紹興的路上，圍觀的人愈聚愈多，好似要讓這群假扮的綠林好漢也走上美男子衛玠為眾人所殺的命運。

張岱以「張喜雀」來形容張炳芳，意指他擅以言詞周旋于宮廷政治之間，不同於范蠡，並以誇張的口吻提到歷史上另一位名人：「三叔父其今之蔡澤乎？」「赤手入秦，立談間即取大位，又能于卿相之前，顛倒侮慢。」張岱所仰慕的司馬遷在一千七百年前就記載了中國第一個中央集權帝國的崛起，他為蔡澤寫了一篇長傳，以之為能言善道的例子，說明他如何靠著口才取得高位。張岱當然知道司馬遷對蔡澤和范雎的評價：「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等到他們遇到真正有權勢之人，便能「垂功于天下……」司馬遷又說：「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張岱藉著稱張炳芳為「賢者」，重重譏諷了時政，以及從中得到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