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你那麼晃動幹什麼？夢見婆娘了？甚至還放肆地大笑。」

斯捷潘諾夫扭過自己長著翹鼻子的大寬臉，用鸚鵡般的大嗓門回答剛才那套做作的漂亮話：

「我想讓小夥子成長為一個好黨員。我想，同他相會時，我要對他說：記住，你父親的命運是偶然的，小事一樁。黨的事業才是神聖的！合乎時代的最高規律！」

他來到倉庫，知道巴爾哈托夫不會問他什麼。巴爾哈托夫將一個勁兒地盯著他，注視他的一舉一動，留意他的眼神和不時的咳嗽，逼他說出實話。

「今天佩列克列斯特對我說：『記住，俄國佬，我要用拳頭揍你腦袋。我只要值班時一報告，就會有人感謝我的。因為你是最後一名叛徒。』」

「沒有。」阿巴爾丘克回答說，「我認為，用我的姓將使他成長為一個小市民。」

他又轉身回到莫尼澤床邊，坐下，留心聽他們的談話。

「對不起，巴爾哈托夫公民，我擾亂了您的寧靜。」阿巴爾丘克說。

阿布拉沙·魯賓坐在鄰床說：

夜晚，勞改營犯人阿巴爾丘克煩悶大發作。這不是勞改營那種習以為常的、愁眉苦臉的煩悶，而是坐卧不安的煩悶，有如發瘧疾，迫使人大聲叫喊，從床上滾下來，用拳頭打自己的太陽穴和頭頂。

「不會放你的。」

阿巴爾丘克覺得自己是行屍走肉，同時覺得巴爾哈托夫也是行屍走肉。他們並沒有叫他，叫的是涅烏莫利莫夫。這位騎兵旅長、兩枚紅旗勳章獲得者正露出一排褐色的牙齒，微笑著往他們的床鋪那邊走來。這個滿臉笑容，來到小偷桌子跟前的人，二十年前曾率領騎兵團投入戰鬥，去獲取和平的公社……

阿巴爾丘克來到工具庫幹活。他的助手巴爾哈托夫因為搶劫而殺死了一家六口，當他在用雪松劈柴——鋸下來的下腳料生爐子時，阿巴爾丘克把放在箱子里的工具重新放了放。他覺得，涼颼颼的銼刀和車刀那尖刃傳遞出他晚上體驗到的感覺。

「坐著吧，教授，既然你怕著涼。」

前天他就說：

「去他的吧，告密是最不光彩的事情！」

他開始提出頭幾個問題，這些問題經常能從政治犯那裡得到迅速準確的回答。

「您必須明白，犯人，您不應當談什麼黨員的資格。您被禁止用同志的稱呼。我對您是首長公民。」

前天夜裡，他思念著柳德米拉，想見到她。他找到一些殘缺不全的莫斯科報紙，說不定會突然讀到「阿納托利·阿巴爾丘克中尉」。於是他便會明白，兒子想姓父親的姓。

「政治犯不讓入伍。我們的礦工多出煤，戰士們將為此說聲謝謝，這才是你的命運。」

他的精神力量，他的信念，在於司法和法律。他懷疑妻子，便同她斷絕了關係。他不相信她會把兒子培養成一個不屈的戰士，他不許兒子用自己的名字。他痛斥那些不堅定分子，鄙視愛發牢騷和意志薄弱、缺乏信心的人。他曾把那些在庫茲巴斯懷念莫斯科家庭的工程技術人員提交法庭審判。他把四十名在社會上有欺騙行為、從建設工地跑回農村的工人定了罪。他宣布與小市民父親脫離關係。

他接過遞給他的煙捲說：

「我想參軍。」

多爾戈魯基是從瑞典回到蘇聯的。去瑞典前，他長期寄居巴黎，苦苦思念著祖國。回到祖國一周后他被捕了。他在勞改營里祈禱，同教徒們交朋友，寫帶有神秘主義內容的詩篇。

當然，玉米稀糊是令人討厭的。多少天來他一直在猜測十月革命節那天吃什麼：辣汁菜丁，艦隊上的那種通心粉，露酒？

在一張安置牢房頭頭們的床上，採煤隊隊長佩列克列斯特、牢房領班扎羅科夫和巴爾哈托夫正在舉行聚餐。替他們跑腿的是佩列克列斯特的走狗——編製生產計劃的熱利亞博夫。他在床頭柜上鋪上毛巾，擺上腌豬油、鯡魚、蜜糖餅乾，這些都是佩列克列斯特從在他隊里幹活的人們那裡撈來的外快。

「對，對，」阿巴爾丘克說，「你看，當他們邀請旅長時，他多高興。」

「無論平時還是節日都是紅甜菜湯加豬肉。」

「請原諒，首長公民。」阿巴爾丘克說。

這時傳來領班扎羅科夫刺耳的聲音：

「我真不明白，為什麼他說『你可以成為一個作曲家』，可他這指的是告密者，那是專給刑事部門和偵緝人員寫告密信的。」

「你簽不簽？」

他找到一些不需報銷的紙。在文化教育部門，給紙都是上賬的，日後得講明這些紙的用處。

「寫信？」

「你總是這麼不聲不響地走路，我甚至都讓你嚇得直哆嗦，突然間你已經站我邊上了。」

「昨天到的一列軍用列車上有個夥計說，有些勞改營比湖泊區的還慘。犯人帶著鐐銬，剃光半個腦袋。沒有姓名，號碼縫在胸口上、膝蓋上，背上還縫上塊紅布。」

失去審判的權力，他便失去了自我。魯賓察覺到了這一點。幾乎每天他都要暗示悄悄潛入那個勞改營囚犯靈魂里的軟弱、怯懦和可悲的願望。

他們中有人走到斯捷潘諾夫邊上說：

阿爾巴丘克在勞改營的第三個朋友九*九*藏*書阿布拉沙·魯賓醫士什麼也沒發現。當他們來到嚴寒的黑暗中時，他說：

他嘶啞地說：

「為什麼你不簽字免除我的工作？」

「差點把上你這兒來的正事給忘了。請給我幾張乾淨紙。瞧這記性。」

洗臉時，巴爾哈托夫同阿巴爾丘克並排站在木槽邊上。巴爾哈托夫把自己濕漉漉的臉扭向他，抹掉嘴上的水滴，輕聲說：

為什麼他今天要對涅烏莫利莫夫講托利亞，講自己的道路？

「他幫不了忙？開玩笑，他可是布瓊尼！也許你捨不得給紙吧？我最好不求你，可是勞改營文化教育部門是不會給我紙的。我自己的那份配給額又用完了。」

年輕的小偷科利卡·烏加羅夫纏著阿布拉沙·魯賓，勸他用皮鞋換他那雙掉了後跟的破便鞋。

巴爾哈托夫想入非非地說：

「這時候布瓊尼也幫不了忙。我給斯大林都寫過信。」

「你這頭虱子，閉上你的嘴，要不然就讓你嘗嘗厲害！」

但是，要知道他也沒有睡著，要知道他也沉默來著，也用棉衣蒙住了腦袋。但他十分明白，俯首聽命不是因為不屑理睬，而是出於經驗，出於對勞改營規矩的了解。

兇手在魯賓熟睡時用一根大釘子頂著他的耳朵，然後猛一擊把釘子砸進了他的大腦。五個人，其中包括阿巴爾丘克，他們被召到偵緝人員那裡。看來，刑事部門感興趣的是釘子的來源。這樣的釘子前不久才入庫，生產部門還沒有填寫過釘子的請領單。

做個毫不動搖的人是幸福的。作出判決時，他堅信自己的內心力量，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純潔。這就是他的樂趣，他的信念。他從不迴避黨的各種動員。他自願放棄1934年前的黨員最高月薪。在他的忘我精神中有他的自我肯定。他穿著自己一成不變的軍便服和靴子去上班，去參加人民委員部委員會議，上劇院，在黨送他去治病的雅爾塔堤岸街散步。他想與斯大林相似。

「嘿！」阿巴爾丘克叫道，「難道是馬加爾？」

「聽著，我們衛生所進了一個囚犯，他請您到他那裡去一趟。」

阿巴爾丘克想指責某個人時，他感到自己也是被告，便開始動搖，絕望困擾著他，他失去了自我。

沒有一絲笑容的巴爾哈托夫關切地說：

「乘昨天的軍用列車來的，把他們分到了作業班。有個人向我問起你，我說：『我正好認識，我同他湊巧在一個鋪上睡了三年多。』他把名字告訴了我，可我給忘了。」

可是米沙寧大尉卻說：

不怕刑事犯的還有白俄羅斯人科納舍維奇，進勞改營之前他曾是遠東的一名航空機械師，在太平洋艦隊獲得過重量級拳擊冠軍。刑事犯都尊敬科納舍維奇，但他從不為那些受小偷們欺負的人打抱不平。

但阿巴爾丘克並不需要叫醒。

魯賓又用猜疑惹怒了阿巴爾丘克，這種猜疑比不公正的指責更令人感到受了侮辱，更讓人心情沉重。他說：

這一天同以往毫無區別。會計一早就派人送來經技術科批准的遠處幾個勞改營居民點的領料單。得把材料和工具挑出來，裝箱，列一張隨同發出的清單。有些不配套的，還需要開特別交接單。

涅烏莫利莫夫憂鬱地微微一笑，但他的牙齒並沒有閃閃發白。他長了滿口壞牙，顏色上同煤融成一片。

「您怎麼啦，睡著了，那麼現在我就把您叫醒吧。」

交班時，被煤灰弄得渾身漆黑的涅烏莫利莫夫走進倉庫。

阿巴爾丘克憤懣至極，這種憤懣同因為受到公正的指責和猜疑所產生的痛苦是一樣的，他說：

「你身體健康，我無權這麼做。」

阿巴爾丘克慢慢地在兩層床鋪之間的狹窄通道里走著，煩悶重新襲擾著他。遠處百米長的棚屋的盡頭浸在馬合煙的煙霧中，每次都使阿巴爾丘克覺得，當他走到棚屋的那頭，彷彿將見到新東西，但一切依然如故：囚犯們在洗臉木槽下洗包腳布的外部，靠在灰泥牆上的拖把，油漆水桶，床鋪上露出刨花的褥墊，閑聊時那平和的嘈雜聲，囚犯們相同顏色的枯瘦的臉龐。

涅烏莫利莫夫顫抖著嘴唇說：

坐起來，用警報集合全棚屋的人有什麼難的？上百個身強力壯的人團結一致就能在兩分鐘內製服兇手，拯救同志。但誰也沒有抬起頭，沒有叫喊。一個人就像綿羊一般被殺害了。人們躺著，假裝睡著了，把棉衣拉過來蓋住腦袋，極力不咳嗽，不去聽死者在失去知覺時如何拚命掙扎。

阿巴爾丘克嘆口氣說：

阿巴爾丘克沉默了一陣兒。

莫尼澤繼續補襪子，同時說：

托利亞會擁抱他，他會把頭擱在兒子的胸前，哭泣起來，沒有羞慚，只有痛苦，痛苦。他們就那麼久久地站著，兒子比他高一頭……

他重新獲得了審判權。想起魯賓，阿巴爾丘克懊悔自己沒能對他說出昨天想到的有關他的壞印象。

「親愛的，我向你發誓，我非常樂意，可我不能。」

巴爾哈托夫回答說：

人群從食堂出來時讓開了道，佩列克列斯特走進食堂。跨過門檻時，他彎下腰，勞改營的頂棚沒有考慮到他的身高。

巴爾哈托夫走到他們跟前，阿巴爾丘克回頭說：

阿巴爾丘克把肩膀靠在釘在一層和二層床鋪之間的十字形木板上，聽他朗讀。多爾戈魯基半閉著眼睛，用凍裂口子的、顫抖的雙唇吟著。他那不大的聲音也顫抖著，像凍裂口子似的咔吧咔吧地響著：

「你要知道，得寫寫勞改營的憂愁。一種憂愁使人感到壓抑，第二種往人身上猛撲，第三種讓人喘不過氣，沒法呼吸。可還有這樣一種特別的憂愁，既不使人感到壓抑，也不讓人喘不過氣，也不往人身上猛撲，而是從心裏把人撕碎，就像大洋的壓力把深處的巨大動物撕碎一般。」

「我？我甚至都不敢傷心。我是最低檔次的人，誰都敢碰我。聽到我與科利卡的談話了嗎？」

「他長得什麼樣？」阿巴爾丘克問。

阿巴爾丘克來到莫尼澤床邊，正在補襪子的莫尼澤說：

「知道，宰偷來的母雞。一輛克伏坦克就能把你們的第一騎兵師打得人仰馬翻。您別拿國內戰爭和衛國戰爭相提並論。」

「納蒂的情況只是看似沒有希望了，但藏醫往她半張著的嘴裏灌了幾滴名貴的汁液，那是從藍色的高山草本植物里提煉出來的。由於他的努力，她起死回生了。清晨她的健康已經恢復，不用別人攙扶便可以在屋子裡走動。她的體力又恢復了。」

「這是我的一個老同志，我的老師，他介紹我入的黨！他問什麼了？說了些什麼？」

但沒有進行搜查。兩個戴紅道藍底大檐帽的年輕衛兵穿過床鋪，四下打量囚犯們。

「這還不算最糟。」

科利卡走開后，施泰丁對魯賓說：

「胡扯！」阿巴爾丘克說。

他這輩子頭一次有些可憐自己，他想象自己走到兒子跟前，停止了呼吸，於是他用手指著喉嚨說：「我不能說話。」

「您那神秘主義的蒙昧，同這個勞改營的組織者一樣令我厭惡。無論是您還是他們，都忘了俄羅斯第三條最必然的道路——民主自由之路。」

他突然離開坐的地方，在棚屋裡走起來。

「我去趟給養庫，你不反對吧？」

當他說「他們不該關押人」時，他認為只有一小部分人，其中包括他自己是關錯了的，而其餘人都該被鎮壓，伸張正義的劍必須懲罰革命的敵人。他見到阿諛奉承、背信棄義、俯首聽命、殘酷無情……他稱這些是資本主義的遺毒，認為它們是那些失勢的人、白匪軍官、富農、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所固有的。

接著他小聲說：

「您怎麼啦，聾啦？」

特留費列夫補充說：

他了解到軍列的規矩和流放犯人的輪船船艙的規矩。他見到刑事犯打牌時輸掉的不止是別人的東西，而且是別人的生命。他見到可鄙的道德敗壞和變節行為。他發現刑事犯們的「新大陸」——他們歇斯底里、血腥得令人難以置信。他見到「狗雜種」（幹活的人）和「惡棍」（拒絕幹活的實權派）之間可怕的血戰。

三天過去了，馬加爾並沒有出現。阿巴爾丘克在礦井管理處打聽過他，所有阿巴爾丘克熟悉的文書都沒能在花名冊里找到馬加爾的名字。

「你就知道婆娘！」阿巴爾丘克回答說。

即使他們晚上起來，把兇手制服，帶刀子的還是強過沒刀子的人。棚屋的力量是一時的力量，可刀子永遠是刀子。

阿巴爾丘克在食堂把自己的那盆玉米稀湯給了涅烏莫利莫夫。

晚上，棚屋裡發生了非常事件，魯賓被殺害了。

當然，許多事情都取決於偵緝人員，當個澡堂管理員、切麵包師傅，這樣一條通往生活之巔的道路神秘莫測、煙霧瀰漫。要知道他是可以在化驗室工作的——白大褂，編外的管理員，不再受刑事犯們支配。他也可以在計劃科工作，管理礦井……但魯賓太不仗義。魯賓想貶低他。魯賓動搖人的力量，專在人身上尋找從潛意識中偷偷出現的東西。魯賓是破壞分子。

「行啦，給你一張。」阿巴爾丘克說。

阿巴爾丘克往門那邊瞧了一眼。馬加爾將要上這兒來，他要說服領班，把他們倆安排在一個鋪上，晚上他們兩個共產黨員，老師和學生，將坦率真誠地交談。

阿巴爾丘克思考著即將面臨的審問，偵緝人員要的是證詞。今晚他不能在棚屋裡睡，他不能到外屋洗臉，不能把背放到易受攻擊的位置，不能到礦井的縱面去行走，不能上棚屋的廁所，那些地方都突然會有人猛撲過來，把布袋套在人的腦袋上。

「明白了……接著吹吧。」他們說。

朗讀完，他依然半閉著眼睛坐著，嘴唇依然無聲地顫動著。

「不是。給謝苗·布瓊尼的申ｒｅaｄ•9９ｃｓｗ•ｃom請書。我要求上前線。」

大尉提出了那個之所以把囚犯召來的問題，在阿巴爾丘克之前已經有三個受審者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應當把所有法西斯分子政治犯集中到那裡，首先得把你弄去，免得來吵醒我。」

「你還記得嗎，我們說過，勞改營里的共產黨員應該建立組織，幫助黨，可阿布拉什卡·魯賓卻問：『誰來當書記？』瞧，就讓他來當。」

他的解釋令聽眾很滿意。

俄羅斯化的瑞典人施泰丁（有人說他是真正的間諜），正於文化教育部門在他的硬紙板上作畫，突然把目光從畫上移開，瞥一眼科利卡和魯賓，搖搖頭，重新關注起他的畫來。畫題名為「原始森林——母親」。施泰丁不怕刑事犯，他們不知為什麼不招惹他。

他朝涅烏莫利莫夫俯下頭。

「行啊，就這樣。」

所有人都從座位上跳起來，牢房裡有首長光臨。阿巴爾丘克斜著眼睛，看到雙手貼著褲縫站著的精疲力竭的多爾戈魯基那蒼白的長臉。他的嘴唇顫動著，大概還在重複自己的詩篇。斯捷潘諾夫坐在邊上，同往常一樣，出於無政府主義的動機，他不服從明明白白的內部規章。

「你知道我們用自己的馬刀在1920年做了什麼嗎？」

「在衛國戰爭時期偷緊缺的金屬怎麼就不害臊？」

「你知道嗎，我今天夢見了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布哈林，彷彿他來到了我們的紅色教授學院，笑眯眯的，生氣勃勃，對恩奇曼的理論進行了猛烈的攻擊。」

偵訊時，給他吃了三天鹹得要命的東西，不給水喝，打他。

老近衛重騎兵團軍官通古索夫眨巴著眼睛，在講述他那沒完沒了的浪漫故事。刑事犯專心聽著，不時輕輕地搔搔癢，搖頭晃腦以表讚許。

接下去的句子更使聽眾們笑得不亦樂乎。患疝氣的莫斯科記者兼作家，一個善良、聰明、畏怯的人，慢慢嚼著妻子前天寄來的白麵包干。麵包乾的味道和酥脆的響聲，顯然使他記起了過去的生活，他眼睛里噙著淚花。

「你簽不簽？」

魯賓像公雞那樣半閉著眼睛說：

阿巴爾丘克繼續不吭聲。

「首長公民，請對我稱『您』，我是個政治犯。」

但隨著時間的推延，他發現，問題並不僅僅在於這些暴虐者。

米沙寧對他說：

「她有乳|房，你別不信。」

「可你因為他們沒邀請你傷心啦？」魯賓說。

「瞧，這頭野獸，把我們的阿布拉沙給殺了！什麼人哪！」他把阿巴爾丘克的稀湯移到自己跟前。

涅烏莫利莫夫打算離開倉庫，他突然說：

晚上，當阿巴爾丘克明白，命運已經把他們分開時，棚屋裡來了滿身雪花的衛生員特留費列夫。他一邊抖掉睫毛上的小冰花，一邊對阿巴爾丘克說：

「哦，你知道嗎，長得極丑，鬢角上有道刀疤。」

通古索夫沉默了一會兒，溫和地望著叫喊者，然後機敏地說：

清晨，當囚犯們急急忙忙同時又極不樂意地準備去上工時，阿巴爾丘克的鄰床、瓦斯班長、國內戰爭時期的騎兵旅長、長腿的涅烏莫利莫夫問：

「搜查，要搜查。」囚犯們喃喃地說。

巴爾哈托夫像往常一樣什麼活也不幹，強迫他幹活是辦不到的。他上庫里來，關心的只是飲食問題。今天一早起他就忙著在手提飯盒裡用土豆和圓白菜葉熬湯。一會兒哈爾科夫藥學院的拉丁語教授、第一行政區的通信員就跑來找巴爾哈托夫，用顫抖發紅的手指往桌子上倒出一點臟黃米。巴爾哈托夫因為一些什麼事情從他那裡撈取外快。

「我還以為你在夢中哭了呢。」傻頭傻腦的第二個鄰居莫尼澤說，他曾是青年共產國際主席團成員，「我想把你叫醒來著。」

「他在哪兒？」

「我認為向您報告這些情況是自己黨員的職責，偵緝員同志。魯賓同志也是個老黨員。」

多爾戈魯基用沒有血色的蒼白的手指指著自己的周圍。

阿巴爾丘克同樣盯著他，端詳著大尉年輕的臉龐，端詳著他的頭髮、眉毛和他鼻子上的雀斑，心想，大尉比他的兒子大不了兩三歲。

米沙寧大尉讓他對上火，開始默默地迅速寫起來。然後他用柔和的聲音說：

「晚上我想起了前妻的兒子。他可能上前線了。」

「正是，正是。」

「打住，打住。」一個聽眾說，「她怎麼又穿過了波斯邊界，你昨天不是說，密探把她毒死了嗎？」

「沒關係，我們能找到他，咳，馬加爾，馬加爾。就是說，他問起我了？」

阿巴爾丘克慢慢走著，聽著隻言片語的閑聊，覺得成千上萬名犯人在羈押站、在軍列、在勞改營的牢房裡進行的是千篇一律、沒完沒了、持續許多年的交談，年輕人聊的是女人，老年人聊的是食品。尤其令人不快的是，老人們貪婪地談起了女人，而年輕小夥子們談起了可口的沒有限額的食品。

「問題並不在是否是共產黨員。一天三頓玉米泔水令人膩煩，這種湯我看都不想看，但誰都喝，沒人說個『不』字，誰也不願晚上給人做手腳，就像奧爾洛夫那樣早晨在read.99csw.com廁所里被發現，給人推進了下水孔里。你聽到我同科利卡·烏加羅夫的談話了嗎？」

他非常怕巴爾哈托夫，但有時又無法控制自己的不忿。

「唉，請你明白。難道你以為，要是我能簽的話……」

他的信念是不可動搖的，他對黨是無限忠誠的。

「記住，要是你向刑事部門告密，我無所謂。可今晚我就把你打死，這樣全勞改營都將震動。」

「隨意問問，你判了幾年？我說判五年，結果是十年。我說，你現在開始咳嗽，將提前釋放。」

真可怕！幾十個人聽到了晚間的迫害，看見了走到魯賓床前的人。

經過加修欽科坐著的床鋪旁，阿巴爾丘克加快了腳步，這個兒孫成群，都管他妻子叫「媽媽」和「奶奶」的老人，竟會有如此可怕的變化。

「等等，等等，請搞明白我的意思。」

「我不是過去的共產黨員，你也不是。」阿巴爾丘克說。

涅烏莫利莫夫同一個出於卑鄙動機而殺人的坦克手發生了爭執。坦克手為了取悅聽眾，正在嘲笑過去的騎兵。涅烏莫利莫夫氣得臉色煞白，對他大聲嚷嚷：

偵緝員米沙寧大尉把阿巴爾丘克叫到自己辦公室，關上門說：

阿巴爾丘克不敢直接叫醒巴爾哈托夫，便弄出響聲。他移動帶鋸，咳嗽，把鎚子往地上摔。巴爾哈托夫醒了，用平靜而不滿的目光盯著他。

「巴爾哈托夫把倉庫里的金屬提供給罪犯，可我們的羅伯斯庇爾卻沉默不語。雞雛同樣想活命啊。」

「已經開始了。每一小塊煤都用作軍需，這大夥全明白。今天給勞改營的文化教育部門捎去幅海報：我們用突擊勞動支援祖國。」

「你怎麼，你以為支配我的是動物本能？」阿巴爾丘克問，他有一種想揍魯賓的歇斯底里的衝動。

但他參加戰鬥是為了公社，而自己離開庫茲巴斯建設工地的辦公室卻是去向斯大林彙報。當他低垂眼睛，裝出一副漠不關心的樣子，從鋪著骯髒繡花毛巾的床頭櫃旁走過時，他還在激動不已，不知他們會不會把他叫住。

他走了，阿巴爾丘克對自己的朋友說：

「可我投你的票，」涅烏莫利莫夫說，「我不了解他。你到哪兒去找他，十輛汽車滿載著人上勞改營居民點，大概他也在車上。」

他明白，問題並不在於逼他寫出有關進行破壞活動和從事間諜活動的供詞，也不在於讓他誣陷別人。主要是要讓他懷疑他曾為之獻身的事業的正確性。偵訊時，他感到自己落到了一幫匪徒的手裡，只要他得以見到部門首長，土匪偵訊員們就將被捕。

「他姓你的姓嗎？」

現在他正在給斯捷潘諾夫吟詩。

「當我沒有結束初步調查之前，您在這裏還將待幾天。然後您知道的，可以把您轉移到另一個勞改營去。」

「你的態度極不明智，阿布拉沙·葉菲莫維奇。」

魯賓覺得倒霉，神經質地打著哈欠，朝鄰床張望，想尋求支援。

當他從財務科回來，巴爾哈托夫把頭枕在氈靴上睡著了，顯然那氈靴是哪個刑事犯給他送來的。他腦袋旁放著空飯盒，脖頸上粘有進貢的黃米粒。阿巴爾丘克知道，巴爾哈托夫有時從倉庫里偷走工具，很可能，氈靴就是用倉庫的物品交換的。當阿巴爾丘克有一次查出短缺三把銼刀時，便說：

很快就將響終止號，到時往床上一躺，用棉衣把腦袋一蒙，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聽不見。

科利卡接著說：

「哦，忘了，有個人在打聽你。」

他感到幸福，他戰勝了自己。

「同你一樣，過去是。」莫尼澤回答說。

「頭朝地，腳衝天！」莫尼澤說著便笑了起來，也許是因為實在沒有什麼可笑的了。

阿巴爾丘克這一生對機會主義者毫不妥協，他憎恨兩面派和社會異己分子。

晚上，棚屋裡仍是往常的生活。

「不，我不怕，首長公民。」阿巴爾丘克說。

「今天我過生日。大夥去盡情高興一番。伏特加管夠。」

「可我簡單，羊肉稀粥，我幹嗎要你們的沙拉涼拌菜，公民們……」

他回頭張望，朝涅烏莫利莫夫俯下頭。

他用毛巾擦乾臉，用自己平靜的、洗凈的眼睛瞥視阿巴爾丘克的眼睛，在他的目光里探尋到自己想弄清的東西，然後握了握阿巴爾丘克的手。

斯捷潘諾夫用教訓的口吻說：

「怎麼會告密？」阿巴爾丘克說，「你是個共產黨員。」

「胡謅！」斯捷潘諾夫說，「頹廢派。」

涅烏莫利莫夫說：

兒子經常思念著父親。他找到父親的戰友們，了解到父親怎樣為革命參加過許多戰鬥。托利亞會說：「爸爸，爸爸，你的頭髮全白九*九*藏*書了，你的脖頸那麼細瘦，有那麼多的皺褶……這些年你一直奮鬥著，你進行著一場偉大而孤獨的鬥爭。」

多麼可鄙的行為，多麼綿羊般的馴順！

「你瞧瞧，吝嗇鬼，」像頭機靈的淡眼珠野公貓的科利卡說，「你瞧瞧，殭屍，你把我最後幾根神經都挑起來了。」

在叫作集體農莊地段的角落裡，人們正在哈哈大笑著聽老傻子、當過德國人工長的加修欽科拖長聲調唱風流的坊間小調。

接著他朝阿巴爾丘克抬起疲憊的眼睛，他早就明白，經驗豐富的囚犯害怕棚屋裡不可避免的懲罰，永遠不會說出釘子是如何落入兇手之手的。他盯了阿巴爾丘克好一陣兒。

阿巴爾丘克從頭頭們的床鋪旁走過，覺得心臟彷彿完全停止了跳動，似乎他們突然會把他叫住，邀請他入席。真想吃點好吃的東西。巴爾哈托夫這個下流胚！要知道他在倉庫里做了他想做的一切，阿巴爾丘克可是知道，他偷走了釘子和三把銼刀，不過阿巴爾丘克並沒有在值班時吭過一聲……他也許會打招呼：「喂，管理員，跟我們一起來坐會兒吧。」阿巴爾丘克一面鄙視自己，一面感到激動不已。令他激動的不止是想吃點東西的願望，而是一種別的感覺，一種能在強者的圈子裡待一會兒，同那個使整個勞改營戰戰兢兢的佩列克列斯特隨便聊會天的庸俗下流的感覺。

「讓我最好現在就領你去。你跟領班請個假，否則你知道，我們犯人沒有什麼覺悟，他轉眼就會把自己連頭蒙上的，他想尋短見時，你勸勸他。」

通古索夫編造著他那雜亂無章、別出心裁的故事，在裏面加上許多熟悉的芭蕾舞演員、著名的勞倫斯、三個火槍手的生平事迹和儒勒·凡爾納關於鸚鵡螺號的航行。

「馬加爾，馬加爾……他有段時間在全俄肅反委員會工作。這是個很特別的人，你知道嗎，很特別。他可以把一切都獻給同志，冬天可以從自己身上脫下軍大衣，可以把最後一片麵包給同志。但能幹，有學問。純粹的無產階級血統，刻赤半島的漁民。」

阿巴爾丘克不聽涅烏莫利莫夫絮叨，重複道：

他多麼希望偵緝員哪怕不能坦誠相見，但只要採取規定的偵訊方式說：「聽著，阿巴爾丘克同志，要知道你是個共產黨員。今天你在勞改營，明天我們就將在一個組織里交黨費。請幫幫我，就像同志幫同志，黨員幫黨員。」

「釘子是巴爾哈托夫從倉庫偷走的。此外他還從庫里拿走了三把銼刀。我認為，殺人是尼古拉·烏加羅夫乾的。我知道，巴爾哈托夫把釘子轉交給了他，烏加羅夫已經幾次威脅要殺死魯賓。昨天他又起誓，如果魯賓不准他因病免除工作的話……」

阿巴爾丘克已經不止一次同斯捷潘諾夫發生爭論，但此刻他不想干擾他們的談話，不想給斯捷潘諾夫扣上敵人和國內僑民的帽子。他走到浸禮派教徒正在祈禱的角落裡，聽了一會兒他們含糊不清的嘟噥聲。

是的，是的，他晚上見到一個人朝熟睡的魯賓那邊走去。他聽到魯賓怎樣發出呼哧的響聲，臨死前手腳怎樣踢打著床鋪。

「你們看，車爾尼雪夫斯基和赫爾岑把俄羅斯人領到了何處。你們記得恰達耶夫在自己第三封哲學書信中寫了些什麼嗎？」

「還是摸摸自己的內心吧，別忙著往我的心裏鑽。」

「坐下，犯人。」

「謝苗記得我。」

阿巴爾丘克默默地從桌子後面站起身。

「不完全是，不完全是。」阿巴爾丘克不耐煩地揮了下手，站起身，重新穿過床鋪，往床頭櫃方向走去，那些漫無邊際、沒完沒了的閑聊又傳到他的耳邊。

下午，阿巴爾丘克被叫到財務科，報表上有些數字對不上。財務科副科長朝他大聲嚷嚷，威脅要給領導打報告。因為這通威嚇，阿巴爾丘克變得十分煩悶。沒有助手，他一個人無法勝任工作，但又不敢告發巴爾哈托夫。他疲憊不堪，但又怕失去倉庫管理員的差使，只得重新回到礦井裡去幹活或是去伐木，他已經頭髮花白，全身乏力。也許就為這件事，煩悶攫住了他，讓他感覺生命已經埋進了西伯利亞的冰層底下。

「起立！」

阿巴爾丘克停在一個床鋪旁，老伯爵多爾戈魯基正在那裡同經濟學院的青年教授斯捷潘諾夫說話。斯捷潘諾夫在勞改營顯得十分傲慢，當牢房裡進來哪位首長時，他拒絕起立。他公開說明自己的非蘇維埃觀點。令他自豪的是，他與那幫政治犯不同，他被關押，是因為他撰寫了一篇題為「列寧——斯大林的國家」的論文，並且讓大學生們傳閱，不知是第三個還是第四個讀者告發了他。

「哎，競賽怎麼樣？」阿巴爾丘克問，「有人參加嗎？」

魯賓說：

大部分等待著夜間終止號的囚犯，坐在床上，聊著湯、女人、切麵包師傅的不老實行為、自己給斯大林的信和給蘇聯檢察院的申訴書的命運、落煤運煤的新定額、今天的嚴寒和明天的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