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被逼無奈，只得提議派薛煥所部勇軍作為搪塞，他為此向老師請示，並大嘆苦經：「洋情詭秘，究不知其底細也。」曾國藩不同意以勇軍搪塞洋人，認為有悖誠信：「明知薛營為洋人所鄙棄，而以此愚弄之，可乎？」與此同時，他繼續堅持：「兵勇訓練未熟，人數未齊，目下斷不宜出戰。」

和李鴻章一樣，曾國藩所受的只是傳統的儒學教育，日常所讀之書絕大多數為國學，也沒有出過國，對外情的了解可以說極為有限，他的可貴之處，是能夠從自己所受的儒學教育中積極汲取思想資源，從而制定對策。

直到李元度用兵出問題，湘軍軍制仍存在將才太少，統領的責任又太大這一缺憾，胡林翼為此進行改革，設立了分統。分統介於統領和營官之間，它的主要作用包括：九-九-藏-書不打仗時，負責協助統領處理日常事務，統領如有事離營，即以大事歸於營務處，小事歸之分統；作戰時，可按照統領的調度，指揮四到五營人馬獨立作戰。

李鴻章贊同薛煥的氣節，然而如果洋人看到你都敬而遠之，那還如何涉足洋務？他一度不知道該如何下手，便常常寫信向老師請教。

初至上海，讓李鴻章最感頭疼的不是練兵，而恰恰就是洋務，具體來說就是如何與洋人洋兵相處。在李鴻章看來，之前的本地官員在處理洋務方面都不能算成功。吳煦、楊坊過於諂媚，總是把「洋兵遠過中華」放在嘴邊，顯得毫無民族氣節，但因為他們有錢有勢，洋人都樂意和二人打交道。薛煥是科舉出身的疆吏，比較注重氣節，可是在細節方面又總與洋人read.99csw.com發生齟齬，洋人也不愛和他交往。

根據曾國藩的意見，李鴻章一方面堅持淮軍在短時間內「會防不會剿」，即「會防上海則可，會剿他處則不可」，另一方面，為了不和洋人鬧翻，他也沒有完全聽從老師的話，雖然未派勇軍敷衍「會剿」，但還是答應了洋人要他撥兵交其訓練的要求，從薛煥的勇軍和上海本地練丁中撥出一批人馬，分別交給英法進行訓練。

1862年3月底，英國駐華陸軍司令士迪佛立率領由兩千名英軍士兵組成的部隊抵滬。英法聯軍數量的急劇增加，使得聯合部隊作戰規模的擴大成為可能，士迪佛立也從何伯手中接過指揮權，為即將開始的「三十英裡外圍戰」著手進行準備。

胡林翼先在李續宜軍中施行分統制，接著是多隆九*九*藏*書阿軍，最後曾國藩命令曾國荃、鮑超等軍也全部照此辦理，曾國荃軍中的曾國葆就是分統。

曾國藩承認洋務確實很棘手，但他認為只要將孔子所說的「忠信篤敬」四字貫徹始終，就不難處置。他告訴李鴻章，和洋人打交道最重要的是必須講信義，果決而不反覆，「今日說定之話，明日勿因小利害而變」。

可以說，湘軍和太平軍之間的爭鬥，很大程度上就是軍事理念及其制度的競爭，誰走在了前面，誰就可能比對手領先一步。在淮軍中擔任分統的李鶴章、李昭慶乃李鴻章胞弟，和曾國葆一樣，他們雖不及乃兄那樣出類拔萃，但也全都文武全才，有膽有識，在軍中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從這時候起，洋人更是頻頻要求淮軍參与「會剿」。4月22日，一名英軍頭目的翻譯官又來催九九藏書促李鴻章共同進攻嘉定，被李鴻章拒絕後，翻譯官十分惱火，當即拂衣而去。得知李鴻章觸怒了洋人，吳煦等會防局官紳趕緊從中轉圜，先對英軍頭目「再三開導」，勸其息怒，然後再來勸李鴻章，說英軍建議「會剿」是出於「至誠」，讓他多少做出一些讓步。

原則問題決不能讓步，但跟洋人徹底鬧掰也不對。曾國藩說，對待洋人態度一定要謙和，切不可把傲慢無禮當成風骨，要做到「以誠心待之，以婉言謝之」。他還讓李鴻章今後再碰到類似問題，盡可以把責任都推給他，就說淮軍須由他曾某節制，而他堅決不同意出兵和「會剿」，以此來分擔李鴻章身上所承擔的壓力。

在大沽口戰役中，郭嵩燾曾力持對外交涉應「循理」，勸僧格林沁不要破壞外交規則，實際和曾國藩的思路是很相似的九_九_藏_書。兩次大沽口戰役的先勝后敗也從反面證明了為什麼要這麼做：弱國與強國交涉，任何一個鑽空子的冒失舉動，當時看起來似乎佔了便宜，但過後一定會遭遇對方更猛烈更瘋狂的報復，最終將得不償失。

湘軍軍制至此基本臻於完備，從大帥、統領、分統、營官，再到哨官、隊長、士兵，環環相扣，猶如現代軍制中的軍、師、旅、團、營、連、排、班、士兵，儘管二者差距還比較大，但從當時來看已經是很先進了。

曾胡以往最頭疼的就是統領不好選。有了分統制后，優秀的營官就有了磨鍊上進的機會，把他們放在分統的位置上，如果確實能獨當一面，便可以在進一步歷練后，將其提拔為統領，而不用再賭博式地「選天才」了。反之，若證明難當其任，則分統之上尚有統領，也不會造成李元度兵敗那樣的事故。